生態文明建設語境下的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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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生態文明，可以從兩個維度加以理解:從歷史的維度看，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之后新的文明階段和形態;從現實的維度看，生態文明是社會文明的生態化表現，以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前提和基礎。與“自然”共生是生態文明的題中之意，而“文化”從誕生伊始更是天然地與“自然”、“生態”緊密相連，“文化”本質上體現著人類對于生態環境的適應性生存。也就是說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中，人類以文化的方式生存，主要是通過勞動，以求得在自然界中的存續與發展。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文明形態，以生態文化作為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理論基礎。生態文化的定義，因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定義繁多，大致可將其歸為兩類:一類是將生態文化當作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用以區別以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為主的舊的文化形態;另一類認為，生態文化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類在認識生態、適應生態、影響生態的過程中的一切成果。生態文化的定義各有側重，各有所長，但均包括以下內涵:生態文化是以自然生態為主的文化形態，是遵循自然生態規律，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為目標的文化形態。從這個意義而言，生態文明與生態文化是一個交往互構的關系，生態文明是生態文化的訴求，生態文化是生態文明的靈魂。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具有鮮明少數民族文化特征的生態文化，是我國少數民族在與自然交往的歷程中，以特有的生態觀為指導，以本土生態知識為基礎，以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落腳點而形成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是我國生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具有傳統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生態世界觀，提供了適合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倫理觀，是我國生態文明發展的驅動力。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蘊藏于特定的人文生態環境中，彌散于少數民族整個文化現狀下，不僅以一種可感知的符號化的形式存在，還以人為載體，以一種思想化、智力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對自然界的思考和認識，又包括少數民族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習慣法。可以這樣說，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遠離大都市的少數民族更懂得尊重、順應與保護自然，其深層含義更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建設的定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意義、方針、目標均已明確。從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來看，生態文明建設“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通過生態意識、價值取向等要素維持、改善自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從而實現了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生態價值，關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來。從生態文明建設的方針來看，生態文明建設以“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少數民族對“節儉”和“自然”的崇尚折射出一種生態智慧，從而規范了人的行為，有效地保護了本民族生存區域的生態環境，是對生態文明建設方針的自然踐行。從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來看，生態文明建設是為了“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生態環境良好，社會可持續良性發展，是廣大人民的生活訴求，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有利于我們認識自然本質、處理天人關系、維系社會良性互動，從而構建“美麗中國”，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態文化都符合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內涵，蘊含著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通相承的價值訴求:
1.1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體現了與自然共生的生態理念。
少數民族經濟文化類型表現出對自然環境較大的依賴性，其與自然共生的生態環境塑造了少數民族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念。少數民族多通過自然崇拜、圖騰信仰的精神路徑，培養了與自然的親近情感，建立起了與自然共生的和諧秩序。在許多少數民族看來，其所處地域的任何生命形態都與其有著親緣關系。他們對自然的親近與崇拜，更使少數民族地區形成了一個個環境優美的自然生態群落。例如南方少數民族的建筑多為就地取材的木、竹一類的干欄式建筑，如土家族的吊腳木樓、傣族的竹樓、壯族的麻欄木樓、瑤族的半邊樓等。又因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空間與自然貼近，少數民族的交通設施也體現出生態特質，如壯族的石板路、藏族的溜索、四川羌族的棧道、侗族的風雨橋、佤族的竹橋、獨龍族的藤橋等。
1.2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體現了適度開發的生態思想。
我國許多少數民族都是背山而居，臨水而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為生存于該時空的少數民族的慣性思維，對自然的依賴和親近養成了他們適度開發的生態觀。例如我國西南雷公山麓的苗族在采伐樹木時要注意留好樹苗，不允許給山坡“剃光頭”，而且還將最老、最高大、結籽最多的“母樹”保留下來。在他們看來，保留了母樹的存在，也就保留了山林自然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自我修復的功能。一些山地少數民族并不肆意捕殺獵物，在動物的生長期，禁止上山捕獵。正是因為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思想對適度開發利用做出了要求，才使少數民族豐富多樣的生態系統得以保護，獲得了可持續的發展。
1.3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體現了制度化的生態要求。
我國的很多少數民族出于對自然的敬畏，出于天然的生態保護心理，產生了一整套民族生態倫理制度和相關道德規范，形成了與現代環保理念有關的習俗、禁忌乃至習慣法。云南納西族的《東巴經》中記載了一套保護自然的習慣法和生態保護規則:禁止向河里扔廢物或倒垃圾;禁止堵塞水源;禁止向河里吐口水，水源地禁止殺牲宰畜;禁止毀林開荒;禁止砍伐捕獵等。生活在云南貴州湖南廣西的一些少數民族，都有各自的“神林文化”，形成了對“神林”的保護與禁忌，不允許在里面打獵、放牧牛羊，更不準砍伐樹木。少數民族對待自然的禁忌與習慣法，雖然大都較為原始和神秘，但其生態倫理意蘊卻十分明顯。
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特質
少數民族為適應資源狀況和環境變化的形勢，在不同的環境資源條件下，逐漸形成了較為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長歷史過程中，產生了具有體現本民族生產、生活內容，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態文化。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文化系統，其系統內的各種民族生態元素相互制約，相互依賴，交往互構，構成了不同的民族生境。民族生境的不同造就了民族生態文化的多樣并存。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多樣性表現之上，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包含地域性、建構性、珍稀性等特質。
2.1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具有地域性。
生態文明建設，必須認識到特定地域范圍內的生境特征及其規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一種地域性資源，這里所說的地域性是一個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相結合的概念。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特征通過民族性、區域性特點表現出來，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有機統一。任何文化形態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間里得以生發，人類在地方中生存，在地方中進行文化實踐，在地方中求得認同。例如武陵山區因其地區大部分地處武陵山脈而得名，又因為這一特殊地區里長期居住著以土家族、苗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性生態文化，自然成為一個區劃概念。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地域性顯示出邊緣性的特征，少數民族地區相對偏遠、閉塞、貧困，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正是因為較少受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浸染，少數民族地區大都景致優美、民風酣醇，表現出人與生態的和諧共生。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地域性還顯示出差異性的特征。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與主流現代文化有著眾多差異的文化形態，而正是這種差異顯示出了強大的吸引力，使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具有了巨大的文化資源價值。其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具有建構性。恩斯特•卡西爾把人界定為符號的動物，認為人類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他自身的符號化活動創造出來的產物。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化本身即是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建構行動。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同樣需要在不斷的建構實踐中獲得新的內涵與形式。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歷史遺存，同時還是一種進行著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活態的生命實踐，是一種可以生長的文化形態。少數民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無疑需要兩重途徑，一為自身的調適發展，一為外力的干預補給。但在文化的建構中，當地“人”無疑擁有著更多的話語權。“賦有民族文化性格的生態智慧在‘當地’具有合法的解釋力，它能夠通過當地人民的運用，而達到保護地區生態的目的，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本土建構能夠給民族帶來更多關于自身文化獨特性與稀缺價值的認知，能夠為民族文化帶來新的、存在的意義與經濟支持，進而使得地方性得以喚醒和重生。其三，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具有珍稀性。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更多地體現出一種“自然生態”的特質，這種“自然生態”顯示了人對自然的一種適應狀態，這種適應狀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生活的自為狀態，一為文化的自然形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自然生態”正一步步被現代化與全球化所消解，越來越顯示出珍稀性的特征。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的珍稀性主要體現在自然生態環境被破壞，文化生態資源在減少，民族文化傳統被割裂。例如吊腳樓為土家族人居住生活的場所，是我國南方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民居之一。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土家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日益提高，現代化的鋼筋混凝土建筑林立，原有的吊腳樓形制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傾力打造的土家女兒城，體現出了較為濃郁的土家族民族風情，但其吊腳樓等仿古建筑卻只能以鋼筋水泥為原材料，這就難免使其失了意蘊。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珍稀性還表現為一種脆弱性特質，這主要體現為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擁有者普遍缺乏一種文化自信。少數民族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對本民族文化特質肯定性評價的基礎上，是民族自我意識里最為積極和活躍的成分之一。而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少數民族普遍認為本民族文化落后愚昧，情感大都趨向于現代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都市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生存根基已經不再牢固。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珍稀性特征呼喚著我們重新審視其資源價值，使其在建構實踐中不斷完善其價值與意義，并成為社會主義現代生態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三、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資源價值所謂“資源”，《辭海》將其界定為“資財的來源”，《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則是“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天然來源”，強調的是其天然屬性。如今資源的概念已被泛化，凡可供人類開發利用且能產生效益的所有來源，都被視為資源。從自然資源來看，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統計，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草原面積占全國比重的75%，森林積蓄量占51.8%，水利資源占66%。而良好生態環境孕育下的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同樣是一種可供利用和開發的資源，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審美價值。其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經濟價值。在商業語境中，消費主義帶來價值的重估，文化正自覺不自覺地以商品的形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作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能夠通過培育、開發利用實現增值。一方面，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資源。在商業語境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觀念的改變，人們的消費意識與生活意識的中心轉向了精神領域，文化信息成為了新的消費增長領域。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開發和利用，無疑是民族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源泉。例如楊麗萍文化公司將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融入其文化產品之中，將其歌舞劇《云南映象》打造成展示云南民族生態的一張名片，并以此成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利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發展文化產業，能促使企業在占有市場份額實現經濟利益的同時，提高文化品位，為自身的特色發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民族旅游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加拿大社會學家馬尼克拉•普朗特認為旅游是向基本東西的回歸，旅游是一種穿越，是一種形式的啟蒙，不論以何種形式，旅游都是朝圣，朝著更高遠的地方。作為一種地域符號的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正是現代人心向往之的“回歸”，是吸引人們進行旅游的重要資源。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作為一種差異化的文化符號，被發現、建構、呈現、轉換，成為旅游業發展的動力和泉源。例如湖北省2008年著手打造的“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現已成為國內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不僅激活了鄂西地區豐富的生態、文化等資源優勢，還破解了交通、體制、機制等瓶頸障礙，推進了鄂西地區經濟社會更好更快地發展。
2.2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精神價值。
從某種角度而言，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生態文化是一種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文化，是一種致力于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作為我國生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一種獨具特色，包含少數民族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從而創建了一個個少數民族的集體人格。從某種角度而言，少數民族相較于漢族，其集體人格更具生態意識，他們更加親近自然、節約尚簡。在少數民族生態觀念里，自然界是一個有機統一整體，人類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非絕對主體，人類必須依靠自然才能得以生存發展。《列子•天瑞》有云:“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人類只有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維護自然，才能與之和諧共存、協調共生。陽光照耀下的藍天白云，湖水掩映下的青山綠水，是我國少數民族熟悉的生活環境，也是現代人的生活訴求，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為這種訴求提供了精神指向。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那種親近自然、空靈高尚的精神境界定然可以超越時空、地域，使人類與自然心心相印，共生共存。其三，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社會價值。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有利于我們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各少數民族在與自然長期相處中積累了豐富的利用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化，這無疑會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推動力。一方面，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本身即是一個巨大資源寶庫，它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生態系統，自覺而持久地維護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平衡。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處、良性互動的系統工程，是一個互利共生、互惠共存的統一體，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第二，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貫穿于整個民族發展的全過程，體現了一個民族獨有的精神特質，是民族識別和身份認同的重要特征，更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生態文化幾乎滲透于我國所有的民族地區，植根于各少數民族生活中，是推動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源泉。例如云南麗江、湖南張家界、四川九寨溝等全國知名的旅游景區均處于少數民族地區。它們之所以能夠譽滿天下，成為人們心向往之的旅游勝地，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密不可分。而且若沒有深受生態文化陶冶和浸浴的少數民族世世代代保護自然環境，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也就沒有這些極富魅力的美景佳地。
2.3有利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各少數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不斷積累、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是這個民族的靈魂與精神坐標，也是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及社會穩定的重要文化基礎。其四，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審美價值。生態文明的理想境界包含著人與自然、身體與心靈、自我與他者、世俗生存與精神信仰的和諧，而這種理想境界同時也是一種高邁的審美境界。建立在生態平衡基礎上的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體現了一種藝術性靈智。它充盈著少數民族與自然萬物的共感與歡歌，展示了一種超越邏輯和知識的靈性，給人以愉悅的情感體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少數民族與自然生命的最親密最深刻的一種表達，是一種本真狀態的最自然描述，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支撐的生態環境里，人與生物圈的整個生命相連，與所有的生命同流，心源與造化、人生與自然、內根與外境不可分割、渾然相通，人們沉浸于自然之中并欣然享受生命創造之美的無窮喜樂。作為現代文明基石的科學技術是調節和變革人與自然關系的物質力量，直接參與對自然的改造，進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急功近利的傾向和機械論科學技術觀的影響，科學技術成了一把雙刃劍，它加快了現代化的進程，也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分離和對抗，造成了所謂“生態異化”現象的出現。所幸的是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依然保留了最初的原真性，它與科學技術的疏離使人與自然的生命關聯和生命共感得以存續，這必將豐富我們的審美經驗，并推動生態異化下人的理想、情操和人格的完善。在科技發達、物資繁盛、文化狂歡的年代，高樓大廈、通衢廣陌、人聲鼎沸，我們一面感受著疏離與焦慮，一面渴望著“詩意地棲居”。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無疑可以喚起我們對生態觀念的認同和生命真諦的感悟，它既是一種審美的方式和途徑，亦是一種審美的理想和境界。
作者：畢曼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 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