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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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了完善,但該項制度適用并未達到預期立法效果,各地法院對涉及食品安全類案件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有很大爭議，本文在分析先行審判特點及問題基礎上，從立法統一、誠實信用原則及比例適當原則的引用方面探索制度彌補辦法,以解決司法實踐面臨的問題,緩解我國食品安全嚴峻的形勢。

關鍵詞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誠實信用比例適當

一、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法律規定及性質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賠償金；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為一千元。但是，食品安全、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除外”，即為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的法律規定，而且可以看出，食品安全法屬于懲罰性賠償的范疇，行為人除了要承擔相應的合同法上的責任外，還需向受害者支付的、超過實際財產損害范圍外的金錢責任。可見，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與填平責任相對。

二、法院審理涉及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適用案件特點及問題

為較為快速、深入掌握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案件情況，筆者以B市S區法院某一派出法庭近兩年審理的涉及產品質量案件為檢索條件，發現案件有以下特點和問題：

（一）訴訟原告人數較為確定,集中訴訟情形明顯

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案件中原告人數較為確定。例如該法庭受理的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件，涉及“職業打假”的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件占比92%。在因網絡購物糾紛向法院起訴的案件中，5個當事人起訴數量占比90%，集中訴訟情形明顯。

（二）被告多為外地小微企業,且多數不愿意參加訴訟

案件被告多為外地小微企業，其對訴訟管轄相關法律規定缺少足夠的認知。原告往往以《民事訴訟法解釋》第20條規定，來主張其長期居住地作為收貨地，在雙方無明確管轄約定情形下，收貨地法院有案件管轄權。作為被告的非本地小微企業，往往認為應依照“原就被”原則，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從而對原告所在地法院的送達活動產生質疑,對送達標準有意見，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被告公司主體適合，給其注冊地郵寄材料，郵件回執上顯示“簽收”，即為送達；另一觀點認為，要以有效簽署法院的送達材料才能作為合法送達。目前兩種觀點并行，無統一實踐做法。由于上述原因，在審理該類案件中存在直接送達少、公告送達多、需要多次郵寄送達的現實困難。

（三）訴訟請求均以要求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為基本訴求，職業打假情形突出

消費者通過訴訟維權的行為逐漸增多，但部分人員利用《食品安全法》中十倍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以向商家要求索賠為目的，“知假買假”，持續不斷地提起訴訟，從而形成一批“職業打假人”。具體體現為：第一，注重較高賠償數額，以要求貨款十倍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為基本訴訟請求，而對于涉及合同內退款、退貨等相關補償責任不為訴訟重點。第二，相應涉案較為固定的原告均無穩定工作和固定的職業，在日常生活主要尋找和研究目標貨物存在的問題，進而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索賠。第三，熟悉相關領域內的法律、法規以及相應的程序性規定，訴訟索賠成功率較高；第四，原告均常年均有多次訴訟行為。

（四）以涉案商品所標示的食品安全標簽是否違反國家強制性規定為案件焦點居多

不同于一般產品責任，以食品包裝、標識不合格作為提起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事由，其舉證難度較低、訴訟成本低，以文義分析、字體外觀等視覺觀感即可完成舉證。故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案件多以是否涉及食品安全標簽違反國家強制性規定為案件審理焦點。同時，涉案的商品均為預包裝食品，《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通則》對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進行系統全面的規定，包括規定了“本標準適用于預包裝營養標簽上的營養信息的描述和說明”。《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通則》（GB28050-2011）（問答修訂版）也強調“營養標簽標準是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屬于強制執行的標準”。

（五）撤訴結案占結案方式的絕對比

以撤訴結案占收案的81%，主要原因：一是起訴主體名稱錯誤，如要求網購平臺承擔連帶責任網絡購物合同案件中，應當起訴天貓網絡有限公司，而有部分人員起訴天貓技術有限公司。二是原告在立案后與被告在訴訟外達成調解協議，通常最后以原告撤訴結案。三是部分原告通過變更訴訟請求而將案件撤訴，部分原告通常會根據案件進展情況，在欺詐性賠償與懲罰性賠償之間進行選擇，因為法律基礎不同，故而以撤訴后重新立案的方式作為過渡，這個過程中會有一定比例的撤訴案件。

三、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完善

（一）現行法律規范具體適用之明晰：食品安全標準與懲罰性賠償關系的確立

目前對于食品安全標準與懲罰性賠償關系未得到明確，首先，司法實踐不統一。有觀點認為，依據《食品安全法》第十九條，食品安全標準是強制性執行標準，標簽不符合有關國家標準，即便產品本身質量合格，也屬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因此，對于標簽缺失或標示不當均適用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該觀點在司法實踐具有很大影響力，部分法院就認為包裝標識標準本身就是食品安全標準的一部分，包裝標識不合格是食品不安全的一種情形，少數法院基于個案中包裝標識與食品質量間的關聯性認可，判定適用消法的懲罰性賠償。但多數法院以包裝標識不合格與食品不安全間并非必然關聯為由，駁回原告懲罰性賠償的請求。其次，現行法律不統一。《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條看，“對與衛生、營養等食品安全有關的標簽、標志、說明書”作為食品安全標準應當包括內容之一，即如果食品標簽、標準存在錯誤，應為不符合食品標準的食品，進而決定應適用食品安全法懲罰性標準，但第一百四十八條表述“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因此包裝、標示與食品不安全間的關聯性并不必然一致，存在法律上的使用空白，司法解釋也沒有充分說明，同時，在食品安全領域，我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仍不健全，尤其是我國初級農產品與預包裝食品界定不清，相應的國家標準、地方標準、行業標準數量較多、層級不清，沒有得到統一。上述問題，仍需立法、司法、食品安全監管等部門溝通和統一。

（二）現行法律規范適用之路徑：誠信原則的運用

《民法總則》第七條明確了民事主體應遵守誠信原則這一民法上的“帝王條款”。針對上文總結的“集中訴訟”“職業打假情形突出”的情況，筆者以為，對于打假不能一刀切，雖然知假買假屬于“以惡抑惡”的自力救濟方式，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客觀上打假群體利用法院成為其謀利的工具，消極影響更為突出，但如何在審判中適用誠信原則來決定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可作如下考慮：一是區分以生活消費為目的的知假買假和以索賠為目的的知假買假，對于前者而言，一般為個人日常，消費所用在通常情況下，往往不會主張索賠，而后者則是以索賠為對象，故應受誠信所調整。二是區分同一類型商品多次購買而要求索賠情形，應當以其發現涉案商品問題的次數節點，例如第一次購買即發現涉案商品的問題，依據誠信原則，則后面的購買同一類型商品情況而要求索賠，不應得到支持。三是區分不同類型商品存在同樣問題的購買，應以涉案商品存在的問題作為區分，例如，以某商品存在能量標注錯誤問題而提起訴訟，法院如查明為起訴方為第一次發現該涉案商品能量標注錯誤問題，應支持其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訴求，但對之后，就同樣的能量標注問題提起訴訟，雖是不同商品，亦不應支持其食品法懲罰性賠償訴訟，對于其產品問題，應建議相關監管部門處理。

（三）現行法律規范適用之展望：比例適當原則的引入

比例適當原則，一方面強調實行行為與所承受的行為后果需相統一，另一方面該原則也是公平原則適用具體體現。我國《食品安全法》未引入比例適當原則，僅規定“損失或價款”的10倍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雖對消費者有充足的保護，但對具體事實過程缺乏足夠考慮，未區分經營行為的善惡，因此，應依照比例適用原則增加懲罰性賠償金的減免事由的條款，將經營者績效與懲罰性賠償是否適用、倍數進行掛鉤，適用中應注意以下問題：一是對有食品標簽瑕疵問題，且在沒有導致消費者損失條件下，不應適用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但應責令改正，如果消費者以產生誤導、欺詐為由，要求法院判決賠償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則應當釋明應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為依據而提起訴訟。二是對于已經對消費者產生損失和危害的條件下，應當適用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三是如果在食品安全事故發生后，商家能夠主動積極承擔責任，且能主動、積極召回、銷警示信息等行為，可以作為法院酌定減輕其責任的事由。四是建議修改我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根據商家具體違法情形，在價款作為賠償的依據條件下，課處以相對應的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數額，不完全以價款10倍賠償金作為唯一處罰后果。

作者：王利俠 程珊珊 陳志博 單位：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