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性開放型經濟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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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開放促進發展，地區開放經濟發展促進中國經濟騰飛，中國開放型經濟高水平發展有賴于地區開放經濟發展來實現。中國改革開放伊始一直到目前形成全面開放格局過程中，地區經濟發展最先由沿海帶動內陸，到各地開放型經濟高質量發展再到全面優化發展;不同階段不同地區面臨不同瓶頸、不同機遇和挑戰，國內學者們針對研究對象的發展現狀、問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發展開放型經濟的路徑和對策。

關鍵詞:地區開放經濟區域開放型經濟全面優化發展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從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發展開放型經濟”到十五屆五中全會把“發展開放型經濟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目標”，再到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發展開放型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成功轉型、大國迅速崛起的主要動力。許多學者對中國開放型經濟深入研究，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獻計獻策。同時一些學者也投入區域或市域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探索當中，結合國家相關開放政策，充分發揮當地的要素稟賦優勢，將地區經濟和國內國際市場聯系起來，融入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中，大力發展地區開放型經濟。

一、地區開放經濟布局以梯度式推進

(一)梯度開放政策穩步推進地區開放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作為基本國策開始，開啟了中國開放的大門。如何開放?根據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對中國發展分兩步走的總體構想，中國對外開放從區域布局上是從沿海經濟特區開始，逐步擴大到沿海開放城市及經濟開發區，采取了地區傾斜政策，逐步推進，形成了改革開放的多層次格局。順應國家開放梯度政策和改革熱潮，中國學者們從特區經濟發展研究開始，從沿海、沿江到內陸、沿邊的開放經濟研究逐一推開。潘恩琦(1986)指出，深圳的發展表明，特區的對外開放基本上是成功的，它走在全國最前列，對特區內外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姚士謀等人(1989)提出，廈門應加強與東南亞各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各方面的往來，成為出口產品及吸收、消化國外先進技術的生產基地，并強化經濟輻射作用。孔繁濤(1985)強調，重慶要學習沿海，涉足深圳，聯系香港，面向世界，力爭建立第一個內地經濟技術開發試驗區以及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新體制。耿香玲(1986)指出，西藏可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外引內聯的成功經驗，實現自治區經濟從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迅速轉化。陳琳等人(1988)說，貴州改革開放九年與經濟發達省市的差距還很大，應擴大開放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依靠科技進步，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逐步改變貴州落后面貌。至此，從改革開放十多年間，我國在沿海地區試點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逐漸形成一個由沿海到內地、從東向西、由點到線再到面多層次逐步推開的開放格局。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熱潮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并把自己推向國際市場，勇于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并由此帶動內地經濟的發展，這是關系到中國經濟全局的戰略，無疑為以后我國發展開放經濟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地區典型開放經濟模式發揮引領和示范效應在中國改革開放和開放經濟推進過程中，地區開放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同模式。在我國市場經濟最活躍的東部沿海地區，出現了“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和“浦東模式”。并隨著我國深化開放和融入全球化速度加快，發展成“新蘇南模式”“浙江模式”“廣東模式”和“上海模式”。郭顯光(2003)比較了蘇州的“引進來”和溫州的“走出去”兩種模式，對它們的特點、成因和利弊對比分析，提出蘇州要采取多渠道、多元化招商引資，同時提高投資環境法制化;溫州要將“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不斷優化投資環境，為“溫州模式”注入新的內涵，從而贏得可持續快速發展。汪素芹(2005)對江浙滬三地開放模式進行比較，指出三種模式各有優勢也有不足，應相互取長補短，共同打造長三角的未來。白素霞等人(2017)比較了蘇南、溫州和珠江三個典型區域，將蘇南模式歸納為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區域國際化模式;溫州模式為立足于區域內本土民營企業和傳統制造業模式;珠江模式則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并分析這些區域未來將在全球化、產業集聚、制度層面等表現趨同。屈宏斌(2012)通過比較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后認為，它們在經濟增長動力和結構方面明顯差異。政府主導的投資是重慶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廣東，市場機制對經濟增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全球化帶來的外資、技術、市場和管理推動了廣東的經濟增長。地方各具特色的地緣經濟催生了各地發展模式，這些典型模式在探索和實踐中形成，并在國家的政策扶持和刺激下發展，成為地方開放經濟騰飛的一塊亮麗招牌，也為其它地區經濟發展起到表率和示范效應。

二、地區開放型經濟高質量深度發展

各地依靠自身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改變原有落后的局面，但依賴內生資源粗放型發展方式帶來了眾多諸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低效率等問題。必須要改變以往依賴傳統資源投入，轉向注重無形要素如技術、信息、制度創新的引入，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地區開放經濟發展質量、效益和開放度。學者們順應黨的十七大提出“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發展要求和趨勢，以某區域或市域為研究對象，分析他們的經濟開放水平、要素稟賦優劣、發展目標和定位，來構建該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和測度方法，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和發展路徑，提升當地的開放型經濟水平。

(一)區域開放型經濟深入發展典型綜述谷卓越(2008)采用外貿依存度、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等指標對我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進行因子分析。提出挖掘東北三省的對外開放潛力，加強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軟環境建設，加強各地區之間的合作與協調發展等措施，以此促進我國各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陳子曦(2010)從開放基礎、開放程度和開放潛力三個層面，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出我國各省市區開放型經濟水平。提出沿海地區要更加注重引智，大力引進技術、管理和人才、研發機構，引進全要素，培育高科技戰略型產業。內陸省市不僅要向國際市場開放，同時向東部以及內陸地區開放，主動承接東部地區以及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技術擴散，鼓勵自主創新，發展智力密集型產業。何劍、劉琳(2013)從國際和國內經濟開放兩個維度，運用熵權TOPSIS法對西北五省經濟開放度展開研究，得出開放度由大到小依次為新疆、陜西、甘肅、青海、寧夏。針對在經濟基礎、政治因素和區位條件三方面的差距，提出增強經濟發展實力、合理利用政策優勢、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等對策。黃偉新、龔新蜀(2014)從開放基礎、開放程度和潛力三個方面，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沿邊各省區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分析并探討影響因素。針對開放程度不同，指出繼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深入西部大開發，對沿邊地區給予政策傾斜，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需要進一步增強沿邊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實現開放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何計文、鄧玲(2016)從開放基礎、結構、規模、效益、潛力五個層面，運用改進的TOPSIS法測度長江經濟帶各省市開放型經濟水平。研究發現，其中湖北、重慶等中西部省市取得較大的突破，由此重點提出中西部省市要充分發揮自身勞動力、資源和政策優勢，利用國際產業分工和對外開放由沿海向內陸縱深的機遇，促進要素流動，以價值鏈高端為方向，加快區域產業結構調整，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

(二)地域開放型經濟深入發展研究綜述龐躍輝(2001)說，在改革開放的巨大推動下，重慶對外經濟開放度已明顯提高，然而與發達地區比較，開放水平依然較低、經濟競爭實力較弱，因此，必須進一步強化重慶對外開放和提高經濟競爭力的主體地位，實施新一輪“走出去”、“引進來”和“科技興貿”戰略舉措，以大力提高重慶經濟的開放度。李樂、劉俊芳(2009)則是從重慶的基礎條件和制約因素入手，提出發展開放型經濟的路徑，提高對內開放度，切實加強同周邊區域尤其是四川的經濟合作，共建川渝經濟區;同時積極探索中國經濟未來的第四極———“西三角”。王鵬(2007)選取外資依存度、外貿依存度和實際關稅率等指標，運用指標體系法和模型構建法對廣東省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經濟開放度各項指標與經濟增長均存在正向的協整關系，并提出大力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和水平，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全面發展。姚宜(2013)進一步提出，廣東要加快外資投資模式、對外貿易模式、市場結構、招商引資模式和發展動力機制的轉型升級，進而實現質量效益轉型;國內外市場并重;要實施招商引資、招商選資、招才引智并重的原則，“引進來、走出去”并重轉型。歐陽琳等人(2017)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湖南2012年以來開放型水平，發現湖南開放水平從西向東逐漸遞增，開放型水平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刺激作用;提出繼續加大交通設施建設，不斷推進友好城市建設;通過完善營商環境，擴大與“一帶一路”國家互聯互通和交流合作，提升經濟開放水平。曹揚(2018)從對內和對外開放、金融基礎、政府干預、開放潛力五個維度研究比較我國中部六省的開放型經濟水平，發現山西省六項指標落后于其他省份，面臨發展瓶頸問題，提出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盤活金融資本，整合開發區資源，破除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等建議。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所依賴的物資基礎、要素稟賦、政策條件不同，具備的優勢與存在的軟肋差異，且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定位各異，建立的開放型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則不同，選擇的開放發展路徑也不完全一樣。但打破傳統的發展路徑，在發揮本地自身資源優勢和政策優勢的基礎上，揚長避短;以更開放的創新理念和模式促進全要素自由流動，促進地區開放型經濟快速高質量發展。

三、地區開放型經濟全面優化發展

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開放廣度涉及全領域、大范圍，開放深度更加透徹更有影響力，要從領域上拓展到各行各業各層次，地域上體現為陸海內外貫穿聯動、東西南北互動互通的協同發展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充分考慮西部、沿邊、東北、中部、東部共同發展，并與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呼應，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齊頭并進。

(一)搭乘“一帶一路”建設快車，推進地區開放經濟全面發展曾經幾時，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長期以來，西部內陸地區交通閉塞、經濟落后，與改革春風無緣，與開放紅利無份。而“一帶一路”倡議開啟了沿線和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快車。自然而然，國內學者在“一帶一路”大背景下探索沿線地區開放經濟快速高質量發展，獻計獻策。劉剛(2016)對貴州借助“一帶一路”戰略，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深入研究，概括出三大制約因素為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政策效率;提出貴州要營造良好的開放環境，強化人才培養和引進;加快產業融合，承接國內產業轉移，打造國家級重要的產業基地;構建“一帶一路”物流大通道等建議。肖林林(2016)以新疆為典型，歸納其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優勢與瓶頸，明確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時代背景下新疆東連西出的戰略樞紐地位;提出提升新疆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構建和諧的地緣政治關系，擴大開放領域，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開放型經濟產業優勢。孫桂里(2017)說，邊疆民族地區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要牢牢把握戰略契機，充分利用區位優勢，加強同我國其他省份和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實施更加主動積極的開放政策;要利用沿邊口岸優勢，推動國際通道建設，改革通關體制，全面推動自貿區建設，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仇燕蘋、張紀鳳(2017)提出連云港市要發揮好的東橋頭堡作用，利用好“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機遇，疏通好亞歐大陸橋國際物流大通道;積極同蘇北腹地及沿線城市跨區域口岸合作，并強化與中西部地區對接，促進發展。張玉、任建蘭(2018)指出山東省開放型經濟發展有賴于“兩區一圈一帶”戰略同“一帶一路”倡議融匯貫通，提出完善交通運輸條件和運輸網絡，并發揮地緣優勢，加強同日韓之間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六年來，中國國門越開越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越穩越堅定，實現了東西中地區開放經濟步伐一致、協調發展，同時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水平。海上絲綢之路圈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圈輻射的各省市充分利用本地自身要素優勢、地理優勢，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促進東中西地區合作，全面提升本地區開放型經濟水平。

(二)借助自貿區政策優勢，大力推動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報告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給予地方更大的改革權利，讓自貿試驗區在制度創新上先試先行，并復制推廣開成功經驗。由此，探索和建設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作為全面開放新格局另一個重點抓手，給予地區發展更多機遇。2013年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體現出我國融入全球規則的關鍵選擇，樹立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風向標，成為我國經濟體制創新的一個突破口，示范、引領各地區開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薛冬(2014)指出，我國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眾多戰略意義: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新環境，應對國際貿易新規則;制度創新，金融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等等。至此，上海自貿試驗區已取得巨大的成效，實現投資、貿易、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制度創新，營商環境大大提升，為其它自貿區建設復制和推廣提供可借鑒的作法。賈蕊(2015)提出鄭州市要充分利用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抓緊建設鄭州航空港和鄭州國際陸港，加快建設鄭州自貿區和新鄭綜合保稅區，打造國際網購品分撥中心;增強技術、品牌多核心的出口競爭優勢，搶占內陸開放型經濟新高地。溫映雪(2017)指出福建要突出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優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與優進優出戰略推動福建海洋經濟發展;發揮華人華僑的重要作用，吸納人才，積極同海上絲綢之路國家間的開展經濟文化交流，構建開放型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等等。姜巍(2018)說，廣東要以“互利共贏”開放觀為指導，以“一帶一路”建設、自貿區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抓手，重點轉變政府職能，率先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楊清安(2019)提出，海南要著眼于地緣戰略特點，從中國特色的實際與世界發展前沿出發，實行與全球最高水平開放形態相適應的制度、體制、機制、政策，實現貨物、服務、資金、人員、信息等要素流動的“高度開放、高度自由、高度便利”;打造海南自由貿易區(港)高水準的開放平臺。國內學者借助開放度更大的自由貿易區框架下提出開放型經濟發展路徑并重點聚焦在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營商環境、創新制度體制、投資方式多樣化、建全安全保障體系、借鑒學習等方面有所為。目前我國有18個自貿試驗區，每個自貿區爭相發展，搶占先機，都在積極開展貿易、金融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積極發展開放型經濟，積極探索適合本地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新體制。

四、結語

四十年來，地區經濟的開放和發展，與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分不開，更與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與實踐分不開;各地城市建設和經濟騰飛對中國構建高水平的開放新格局有著重要意義。國家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自由貿易試驗區(港)建設這些頂層設計，也是為更好地發展地區開放經濟，形成區域協調開放、全面發展創造機會。國家通過加大中部直至西部開放力度，推進沿海和內陸開放，協調東部和西部開放，有利于我國區域開放經濟更加均衡和高效發展。

作者：韓余靜 張堅 單位：海南經貿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