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下的中文科技期刊社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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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相關理論，緊密結合中文科技期刊的社會認同現狀，找出主要原因，從制度性、媒介賦權和心理隱喻等方面找出社會認同上的偏差，權威價值重構離不開制度性接納、媒介的傳播和塑造，以及價值主體的身份認同。中文科技期刊的社會認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僅僅從制度源頭進行改變尚不能完全扭轉群體認知上的偏差，還應從制度性包容、自我認同激勵和價值重塑上重新評估。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一個國家創新力的重要源泉，科技期刊作為整個科技研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推動科技創新、培養創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在知識創新體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的趙紅州等人于1987年在《科技日報》上發表以SCI平臺為評價標準的科研機構排行榜，從此SCI平臺進入中國科技研究人員的視野。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17年10月公布的統計結果，截至2016年我國學者以第一作者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已連續8年世界排名第二[1]。但是隨著中國科研人員的快速成長，中文科技期刊卻沒有贏得相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8）》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科技期刊數量為5052種，其中，英文期刊為330種，中英雙語期刊為138種[2]，在數量上僅次于美國，但是被SCI收錄的期刊只有400多種，中文科技期刊不足200種。種種跡象表明，雖然中國科技論文數量和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但是中文科技期刊的發展卻面臨重大變革，與國外期刊的差距逐漸拉大。
1社會認同：概念、認同過程及影響
社會認同理論源于泰費爾的最簡群體實驗范式的靈感。20世紀前葉，歐洲不同語言族群間產生紛爭，優越族群甚至號召消滅劣等族群，使得戰后歐洲“書不同文”“語不同音”的現象比較突出，通過一系列群體實驗，泰費爾發現不同群體間傾向于給自己群體內的成員較高的評價和評分，從這種傾向可以看出，社會身份對個體行為的重要影響。他又提出，“人們傾向于將自己分類到一個或更多群體，在建構群體成員資格壁壘的基礎上確認其對某些事物的認同,同時堅持明晰該群體與其他群體的邊界；這種將自己與其他群體區分開來的個體行為具有獨特的意義,能夠讓他們自發形成一種積極、有價值的群體身份。”[3]泰費爾在《群際關系的社會心理學》中提出，社會認同有很多內在動機，比如通過建構成員資格壁壘來建立其社會身份，從而通過所在的社群提高自尊、培植聲譽、建立優越感等。這樣，社會認同的產生就必須經歷社會分類、社會比較和積極區分等三個基本的心理過程。對客觀事物進行分類是為了更好地掌握它們共同的部分，同樣，將人和人進行分類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社會，了解其歸屬。目前在社會分類過程中彌漫著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那就是把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問題簡單化，通過夸大不同類別間的個體差異，使學術和利益相互作用，創造出一種最普通的、迎合大眾、平衡利益的信息傾向。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比較的概念，解釋了團體動力學：他指出團體中的個體具有將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并從中確定自我價值的心理傾向[4]。群體中的人們習慣用積極的因素來評價群體內部，從而獲得自尊；同樣，習慣于以“客觀”的因素來評價群體外部，以此獲得差異化的比較和評價，從而期望獲得積極的和差異的自我概念。群體中的人們習慣用積極的因素來評價群體內部，從而獲得自尊；同樣，習慣于以“客觀”的因素來評價群體外部，以此獲得差異化的比較和評價，從而期望獲得積極的和差異的自我概念。但是當群體內部被群體外部質疑或威脅，群體間的敵意和排斥就會相伴而生，造成群體認知上的偏差。
2中文科技期刊社會認同的現狀
從根本上講，科技期刊的繁榮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技術無論是質量還是體量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農業、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等領域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但中文科技期刊距離世界一流還有一定差距。2019年9月，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聯合下發通知，啟動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該計劃以5年為周期，面向全國科技期刊系統構建支持體系，是迄今為止我國在科技期刊領域實施的力度最大、資金最多、范圍最廣的重大支持專項。這項“國字頭”的計劃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核心目標，覆蓋率最大的梯隊期刊，中、英文資助期刊各占100項，而國內中文科技期刊的數量是國內英文科技期刊數量的十數倍。可想而知，中文科技期刊的認同現狀非常尷尬。
2.1制度性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社會認同和排斥理論中延伸出的概念，它主要從國家制度層面揭示資源和利益的安排，通常是不平等參與者間的斗爭,參與者都希望將權利的天平傾向自己的一方。從這個角度來看,制度性排斥扮演著利益集團爭取社會中思想和資源分配的重要角色。一方面是認定標準的“合理性”排斥。正如E.Archambault等所指出的，SCI核心期刊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明確為美國科學圖書館服務，并非是為了評選公認的最好的國際刊物，所以其選擇的初始文獻全部是美國的英文期刊。雖然其后的SCI供應商為了打開國際市場而補充了一部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刊物，但是其滿足美國科學家的文獻需求以英文期刊為主的特色一直沒有改變[5]。這種從語言方面進行限制的SCI選列制度造成全國5020種科技期刊被列入SCI的中文科技期刊數量僅100余種。另一方面，中文科技期刊在發展過程經常面臨作者利益表達通道的“缺位性”排斥。無論是人才評價還是各級別的成果報獎，以英文科技期刊為主的SCI陣營占據了絕對C位。非SCI的中文科技期刊“話語權”被剝奪，當作者辛苦的成果被判“無效”，在遇到質量上乘的科研成果發表平臺時，首先會選擇投稿到SCI刊物，甚至無視中文科技期刊的約稿。這種差別性對待導致主管部門和主辦單位簡單以是否入選SCI序列為辦刊質量的準繩，對中文科技期刊重視不夠，導致辦刊經費和高素質人才投入不足；加之同類同質期刊無序競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未根本改變；評價政策導向對中文科技期刊不力，科研人員投稿意愿不足，稿源質量堪憂；規模化集約化水平較低，國際競爭力不強……長此以往，中國科研人員的SCI論文數量巨幅提升，但中國科技論文的和發表卻跟在西方學術圈的背后亦步亦趨。
2.2媒介賦權
公共空間中的可見性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而該資源在一定程度上由媒介掌控。宏觀制度的虛擬化過程因媒介的介入使得個人的參與和分享不用受制于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可以說，媒介是制度傳播和衍化過程中一種極其重要的推動力，它無時無刻不在激發著受眾的權利和利益意識，并不斷推動權利的轉移和傳遞。在媒介不斷增長的復雜與包容影響下,社會呈現出一種復雜的互聯性。媒介不僅創造了共同經驗的參照體系,同時還建構了一個語境,個體在其中可以從新的角度觀察和體驗社會。媒介化交往不斷增長的復雜性也見證了跨越制度和文化界限的互動成為可能。總而言之，媒介賦權主要有3種功能：首先,它構建了一個經驗分享的領域，這意味著媒介提供了對“制度”理解的持續關注,并借此構建認同感；其次，媒介扮演著群體內部與外部之間的交互平臺，在這個傳媒現實中意象會逐漸變成現實；最后,媒介創造了政治公共領域,各種制度群體在其間追求其自身利益,并建立其合法性。在媒介的賦權下，權力的天平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權力形象建立在人們耳熟能詳的象征性符號、公式化和標準化口號，以及一致語言風格的基礎之上，在多種因素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實現了從媒介賦權到社會賦權的跨越。簡言之，過去一般都是某些特定的社會機構或組織對個體進行賦權，在媒介環境下，技術作為重要的媒介和手段，可能在復雜的條件下激發各種能量，重構社會關系，最終實現從“技術”到“現實社會”的超越。媒介賦權的目的在于增強個人或組織社會政治參與的能力，進而影響制度結構的權力分配，影響社會政治資源的分配[6]。在媒介現實里，現實其實是一種意象的構建，只要這種意象在各種主流傳播渠道一直處于控制地位，它就變成現實，這就是所謂的“媒體邏輯”。
2.3心理隱喻：想象的微共同體
隱喻是一種認知方式，其本質是通過概念化的事件來理解和體驗事物，并依此構建世界觀和價值觀。Lakoff在其合著《MetaphorsWeLiveBy》中指出，“隱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而且是人們感知世界、認識世界，對周圍世界進行概念化的手段，隱喻無處不在，它不僅僅存在于人類的語言，而且存在于人類的思維和行動中”。[7]師曾志教授觀察到，“……想象……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與思想，公民社會中的理性、信任等與之相關的公共精神在這里生發，圍繞公共利益各行業間的邊界在打破和超越”。首先，開放空間的隱喻具有其客觀現實性。在布迪厄看來，社會是由場域構成的。在這場域中，公眾、意見領袖、媒介都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傳播中的公式化的意象嚴重阻礙了公眾的批判性思考，滋養了現存的話語資源。科學研究的現實使得開放空間的各種隱喻成為現實，所思與所見的同時性將隱喻的上下文語境在同一時間節點表現出來，從而為更多的隱喻產生提供了便利條件。其次，想象具有個體的主體性。通過想象所產生的名望、聲譽和可信度代表著一種象征資本。這一象征資本有著其自身的媒介邏輯。想象個體在開放空間發表的言論與意見領袖相比，更多的是一種就事論事。這些個體開始參與社會實踐，從不確定性種找到身份，并開始有意識地參與、有意識地追求，身份認同感不斷加強，認為他們可以把握科研的發展、政策的走向。
3總結
面對中文科技期刊國內外學術界的認同現狀，必須有針對性地實現中文科技期刊話語權的提升，從制度上改變失序的評價傾向。首先，要從供給側切實提升我國中文科技期刊生產力，提升我國中文科技期刊內涵建設，提升中文科技期刊的人才培養能力，保證研究質量、提升關鍵影響力。其次，增加國家投入，以“把文章寫在中國大地上”的戰略為時代契機，構建中文科技期刊智庫體系，多元化提升我國中文科技期刊結構性發展力和擴散力。最后，中文科技期刊的權威價值重構離不開媒介的傳播和塑造，權威價值直接指向人的主體性，主體性和身份認同往往相互作用，特別是基于社交網絡的新媒體時代，必須將價值認同與媒介信息凸顯深度融合，實現中文科技期刊的主體性身份認同，及其在權力體系中的社會認同。
參考文獻
[1]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1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自然科學卷[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8.
[2]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
[3]文新良.“意見壁壘”：社會化媒介傳播中的聚積效應與化解之道[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1）：138-143.
[4]劉蒙之.美國的人際傳播研究及代表性理論[J].國際新聞界，2009（3）：123-128.
[5]王善平.“SCI核心期刊”政策推進還是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J].科技導報，2011（28）：15-19.
[6]黃橙橙.微博對我國民間公益組織的增權作用研究[D].成都：電子科技大學，2013.
[7]王璐.“圖說我們的價值觀”系列公益廣告中的多模態隱喻分析[J].大眾文藝，2019（1）：195-197.
作者：江津 單位：湖北大學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