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福澤諭吉教育思想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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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張之洞和福澤諭吉都是著名的教育家，都形成了獨特的教育思想。但兩者的教育思想因其各自的文化傳統、個人經歷、個人立場、個人觀念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明顯的差異。本文擬就從這些差異探詢其教育思想的差異的原因。

關鍵詞：張之洞;福澤諭吉;文化傳統;個人經歷;階級立場;個人觀念

作為教育方面的巨擘，張之洞是晚期“四大名臣”之一，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杰出的教育家，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他們的教育思想有許多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本文擬就對他們教育思想的不同的原因進行簡要分析。

1文化傳統

“中國文化是自生、內發性的文化”[1]。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因為中國“自始即走向獨立發展的路徑，”并能夠“迅速完成國家內部之團結統一，因此對于外來異族之抵抗力量特別強大，得以不受摧殘，而保持文化進展之前程，逐漸發展”’[2]，而且“從來都不是被動吸收外來文化，而是把外來文化加以‘中國化’”[3]，最后形成“中華文化”觀，即使偶爾與西方文化相互融合，也堅定地認為西方文化的根源是中華文化，一致把西方文化當成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特別是在1840年以后“天朝上國”的思想是阻礙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傳統的觀念當中堅持“夷夏之辨”，強調“嚴夷夏之大防”，只可“夏變夷”，不可“用夷變夏”，“用夷變夏”就是賣國。而張之洞是在這個思想下成長起來的，受到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無法從根本上做到跳出這一文化傳統的影響。日本則不同，一直處于世界文化的邊緣地帶，并沒有形成固定了傳統思想，所以其文化是外生、吸納性的文化。這種差異使日本在19世紀之前，能夠有效吸收中國文化，例如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來中國，廣泛學習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儒學、藝術、佛學、醫學、天文歷法、建筑工藝技術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文化，甚至采用了漢字，而在其19世紀中期之后日本人謙虛地學習西方的文化觀念，而且在學習西方這一方面，日本不但開明的領導人很積極，一般老百姓也認同，采取了“欣然引進西方文明的態度”。所以日本“能以實用理性的態度進行取舍，當他們覺得西方文化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4]，當福澤諭吉發現“中國的儒學只是“半開化”半落后的文化”時，福澤諭吉便輕松地脫掉來自中國儒學的“長袍”，換上當時剛剛引進的西方文化這套“西服”[5]。這樣，日本的文化傳統并沒有阻礙其對西方文化的傳播。

2個人經歷

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在個人經歷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處，比如出身的時代大致一致，所處的歷史時期具有相似之處，但是張之洞與福澤諭吉的個人經歷還是有很大差別，而個人經歷的差別必然導致其在教育方面的思想有明顯差別。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清代直隸南皮人。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張之洞前期是清流派健將，后期成為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熟讀經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具有深厚的中學功底，直到步入中年出任陜西巡撫時結識了傳教士李提摩太，才逐漸了解西學，一生從未跨出過國門，缺乏對西方社會的親身感受，他“中體西用”的思想是在現實影響下加上具有務實的學風而產生的，他對西學的認識較為間接。也就導致其在實行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僅僅是從西學表面學習，無法觸及到根本內涵。福澤諭吉于天保5年（1835），出生在大坂的藩邸。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的是福澤諭吉出身下層武士，思想獨立，反對封建等級制度，他處于社會底層，自下而上宣揚其主張，壓力和顧慮較小。福澤諭吉可稱為一位得風氣之先的洋學者，他19歲就赴長崎修蘭學，翌年去大阪，進入緒方洪庵舉辦的“適塾”繼續學習蘭學，頗有成績，后來在蘭學塾中又親授蘭學，在26—34歲之間三次出訪歐洲和美國，親眼目睹了歐美國家資本主義文明的船堅炮利、國富兵強、工商繁榮和文明良善的政情民俗，眼界大開，對照之下，可謂有廣闊的西學背景。游歷歐洲之后，對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之路中的文化、制度和技術因素有比較多的了解。對西方文明更加贊嘆不已，深刻認識到取長補短，趕超歐美的重要性。福澤諭吉則自然要反思日本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首先在精神層面向西方學習的對策，占領了建設新文化的制高點。在西學背景的影響下，福澤諭吉能夠抓住西學的核心內涵也就不足為奇了。

3個人立場

張之洞深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而其能宣傳其思想與其身處高位密不可分，張之洞是政府高官。張之洞為同治二年探花，張之洞的存在決定了他必然要極力維護君主專制政治，維護君主專制政治的理論基礎———以三綱為核心價值的綱常名教。他代表的是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他推行洋務的目的“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竭誠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僅僅把把接受西方的‘文明開化’作為馭民之術，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挽救社會。”而張之洞的思想“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于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9]可以看出其思想是在維新派與守舊派斗爭中產生的，力圖尋求解決這一矛盾的第三條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10]，而從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高興的態度看出，張之洞的想法得到了統治者的肯定，才為其實行打下了基礎。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的杰出思想家。福澤諭吉本來也可做官，但是他福澤諭吉選擇了做知識分子。他出身于德川時代末期下級武士之家，深刻體會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在其小時候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后來三次留洋，對本國文化的局限性與西學的先進性有深刻的認識。福澤諭吉認為“學者”“志趣要遠大，要通曉科學的本質，要有獨立不羈的精神，不要依賴他人。如無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單人匹馬，也要養成擔負國家興亡重責的氣魄，以獻身于時代。”[9]福澤諭吉在宣傳其思想時階級束縛較小，顧慮與擔憂較小。

4個人觀念

張之洞原來是清流派，后來被迫從清流派轉變為洋務派，他的本質是對于傳統綱常名教和社會政治秩序采用堅定不移的“衛道”立場；極力捍衛孔儒之學的至尊地位，闡述王道之綱的社會政治意義，積極維護封建綱常思想。雖然一定程度上主張改革，但實際上這是一種被迫的變革，所以他的改革和西學是被動的，所以他的西學只能是表面的技術層面的，缺乏文化、制度層面的必然要求。張之洞極力贊成“中體西用”的主張，在他看來，西方文化只有“用”的意義，對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層面和倫理層面一律排斥。張之洞認為“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1]。其培養的人才認為“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12]，也是培養維護維護封建統治的人。福澤諭吉的文化觀繼承并發展了日本幕末荷蘭學家兼朱子學家的佐久間象山（1811-1864）在1854年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觀點，并以“文明開化”理論沖破其限制，主張西化。在對待日本傳統文化上，福澤諭吉積極明確地批判日本傳統的文化和制度，他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儒學，認為儒學是日本文明道路上的障礙。承認歐美為文明國家，主張脫亞入歐，堅決主張效法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建議從最基本開始仿效，加上政府也有這種西學的動力，于是福澤諭吉的西學成功了，日本走向了現代化。所以福澤諭吉認為教育是為了最終實現個人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并且，教育要造就有獨立人格的人，而且，人要具有遠大理想抱負、知識淵博、具有吃苦耐勞精神；再次，教育要培養具有獨立分析、獨立判斷、理論聯系實際、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精神，只有在教育過程中注意培養人的獨立能力和獨立人格，才能實現教育的社會價值，進而最終推動國家的強大與富強。

參考文獻：

[1]三石善吉.傳統中國的內發性發展[M].中國翻譯出版社.

[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頁.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4]葉國文.中日《勸學篇》西學比較[J].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7期.

[5]戴建業.文化認同與文化轉型———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勸學篇>的比較研究[J].中華人文論叢，2010年第2期.

[6]郭德昊.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勸學篇》之比較[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7]陳山榜.福澤諭吉《勸學篇》與張之洞《勸學篇》之比較研究[J].外國教育研究，1984年第4期.

[8]張之洞.勸學篇•勸學篇書后[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9]福澤諭吉，群力譯[M].勸學篇.商務印書館，1984.

[10]張之洞.勸學篇[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135

作者:劉開春 單位:四川省綿陽普明中 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