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視閾下的資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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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空間中性論源于將經濟空間予以絕對外生化考察的經濟學理論，將經濟空間予以“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使經濟空間陷于中性的境地，割裂了空間與經濟學的內在聯系，拘囿了經濟學范式的空間維度，滯緩了空間經濟學理論的演進。關于經濟空間如何非中性，應通過豐富其內涵———判定和概括經濟空間的社會性，來確立起經濟空間能夠非中性的基本前提，并從動態的角度來展現外在表征，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根本邏輯。內生化邏輯決定了經濟空間的非中性。在社會性的前提下，經濟空間非中性的根本邏輯是經濟空間的資本化，這不是絕對地由理論推演而來，而是從普遍的區域經濟發展中歸納、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其對于空間經濟學實踐維度的現實問題亦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經濟空間;非中性;社會性;資本化

人類的經濟生活充滿空間維度。然而，空間因素在早期的經濟思想史上并不是研究的主題，即使是后來的主流經濟學，也因在其建模方法上無法納入空間變量而選擇對其忽略［1］。區位理論的興起，雖然將經濟空間作為所研究的主要范疇，但是完全將其置于外生化的境地。這些理論在研究范式上構成了經濟空間的中性論。本文所界定的經濟空間，是現實中的經濟地理空間，亦即一種社會實踐的空間，包含其內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的相互作用，決定了經濟空間的非中性。研究范式是“某些科學家共同體所普遍接受程度思維定式，亦即共同接受的信仰、目標、基本假設和方法”［2］，其演進是一個遵從歷史和邏輯雙重維度的過程，盡管經濟空間中性論影響廣泛，但空間經濟學發展帶來的理論創新、理論積累，已經為經濟空間非中性成為主流研究范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基于政治經濟學的視閾，就經濟空間的非中性展開論述。

一、何為經濟空間的中性

貨幣中性論忽略了貨幣變化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經濟空間中性論亦是如此。經濟空間中性論源于將經濟空間予以絕對外生化考察的經濟學理論，具有代表性的如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區位論等，其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曾推動了經濟思想史中關于增長理論研究的發展，但卻將經濟空間“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使經濟空間陷于中性的境地。

(一)關于經濟空間的外生化考察

1.古典經濟學:“容器”化的經濟空間。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古典經濟學曾考慮到經濟空間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但總體上僅是考慮到經濟空間的一些基本使用價值對生活的作用，如可利用性、可承載性、可分割性等，潛移默化地將經濟空間視為一種“容器”。威廉•配第提出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著名論斷，僅考慮了經濟空間中土地資源對于財富創造的作用，與此類似，薩伊在“三位一體”理論中也僅考察了經濟空間中土地對創造價值的作用。亞當•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論中，僅考慮到經濟空間的可承載性、可分割性對生產的作用，跨空間的生產分工類似于在一個“容器”空間內不同專業生產活動的局域分布。大衛•李嘉圖提出的國際貿易比價優勢理論中，假設生產要素不能跨國流動，也是僅考慮到經濟空間的可承載性、可分割性對各國生產的作用，也類似于具有相對勞動生產率差別，即具有不同比較優勢國家的生產活動在一個“容器”空間中的分割與分布。盡管古典經濟學考慮到經濟空間對于增長的作用，但是假定空間是既定不變的，是由經濟以外的純粹自然因素決定的，視經濟空間為一種外生因素、外生變量，關于經濟空間是一種外生化的考察。2.新古典經濟學:“黑箱”化的經濟空間。與古典經濟學考慮到地理空間的資源可利用性、可分割性等使用價值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不同，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將經濟空間“黑箱”化。正如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物保羅•克魯格曼所指出:“關于經濟體如何安排空間利用問題，經濟學家通常是怎樣處理的呢?答案很簡單，他們一般根本就不涉及這個問題。”［1］新古典經濟學在嚴苛的基本假設的前提下，采取了“奧卡姆剃刀”①的方式，以數理工具使其理論模型化、普世化，把經濟關系、經濟作用轉化為由符號和公式構成的精密數學邏輯［3］，確保理論范式整體上的清晰與系統，拒絕考察其他力量對產出的影響，不僅摒棄了以往經濟學分析注重價值判斷的傳統，而且也完全將經濟空間“黑箱”化，即僅將經濟空間視為投入—產出的“黑箱”，完全不考慮空間維度下資源如何配置。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范式下的均衡分析，供需函數、幾何曲線刻畫出的市場出清，將經濟空間絕對“黑箱”化;邊際分析對于變化率的研究盡管更精確化，但也完全剔除了空間因素的影響;生產函數Y=F(K，L)，僅考察了既定技術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對產出的影響，假定廠商在短期內無法對各種生產要素進行調節，將增長過程視為各種生產要素進入“黑箱”相互作用后轉化為產出?？臻g，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具有使用價值的經濟空間，被“奧卡姆剃刀”剔除后，完全地“黑箱”化，乃至絕對地外生化，直接導致新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中空間維度的缺失。3.傳統區位論:“工具”化的經濟空間。傳統區位理論基于經濟最優化分析，從“選擇”的角度，將經濟空間視為一個能夠促進產出、增加利益的“工具”。傳統工業區位論的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韋伯曾指出:“今天，我們目睹了經濟力量的巨大更替，資本和勞動力的遷移，這在過去任何時代都不曾看到的。我們親歷‘帝國的興盛，帝國的衰落’，這顯然是區位變化的結果。”［4］杜能的農業區位論，界定了選擇特定空間的利益———成本節約，即不同農業生產方式如何選擇由運費和地租相權衡的成本最小化空間作為區位［5］;韋伯的工業區位論，仍區分了選擇特定空間的利益是成本節約，即工業企業如何選擇如運費、工資、集聚等因素相權衡的成本最小化空間作為區位;勒施的均衡區位論，進一步考慮到消費市場的因素，提出選擇特定空間的利益是利潤的增加［6］，即廠商如何選擇競爭條件下的利潤最大化空間作為區位。基于此，傳統區位理論視閾下，所選擇的經濟空間是一種能夠帶來利益的工具，即實現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的工具。空間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亨利•列斐伏爾認為，“工具性的空間具有一種‘特定的功能’?！保?］奧古斯特•勒施認為，“找到正確的區位對于人生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對于一切企業的成功，對于一個永久性居住點的建立———總之，對于人類一定集團的生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合適的區位必然是一個能保證事物會最妥善發展的區位?！保?］選擇最優區位就意味著選擇最好的工具。經濟空間區位本身是由自然、社會等外部因素決定，是被視為不變的，僅是被視為靜態視域下被選擇的工具，如列斐伏爾所言，“資本主義是通過對空間加以征服和整合來維持的。很長時間以來，空間都不再是一個被動的地理學的中心，或者一個空洞的幾何學的中心。它變成了工具性”［7］。盡管沒有將經濟空間忽略，而是考慮到經濟空間的作用，但這種工具理性下的靜態空間視閾，仍未擺脫外生化的局限。

(二)外生化所決定的中性論

經濟學中最具代表意義的中性論是貨幣中性理論。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一般把貨幣作為與實體經濟沒有內在聯系的“外生變量”，強調貨幣的中性，即貨幣的供給增長將導致價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長，不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變量［3］，從而形成了貨幣中性論。與經濟學中的貨幣中性尚考慮到貨幣變化不同，經濟空間中性論則完全將經濟空間外生化、靜態化，完全不考慮經濟空間的變化及其對于增長的影響。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認為，空間具有物質性，有其物質屬性;空間是物質運動的存在方式，沒有脫離空間的物質運動存在，也沒有脫離物質運動的空間存在;空間和物質運動不可分離，兩者之間相互依存、緊密結合。經濟空間中性論則僅是在物質屬性上來審視經濟空間，即物理的空間，立足于空間的物質形態，從長度、高度、寬度三個維度展現出來，是物質存在和運動的一種客觀形式，具有中立、純粹的性質。這是經濟空間中性論的基本視閾。無論是完全忽略經濟空間影響的“黑箱”化，還是僅考慮既定經濟空間固定使用價值的“容器”化、理性選擇中的“工具”化，都源自經濟空間中性。總結起來，經濟空間中性論從中立、純粹的視閾來看待經濟空間，視經濟空間本身是靜態、不變化的，僅是由長度、寬度、高度構成的物理形態及其使用價值，由自然、社會等外部因素決定，而自身對于產出、增長不會產生影響。這導致了在對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中把經濟空間“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

二、經濟空間中性論何以局限

經濟空間中性論完全將經濟空間外生化、靜態化，完全不考慮經濟空間的變化及其對增長的影響，割裂了空間與經濟學的內在聯系，拘囿了經濟學范式的空間維度，滯緩了空間經濟學理論的演進，具有很大的理論局限性，更難以解釋現代區域經濟發展的事實與績效。

(一)割裂空間與經濟學的內在聯系

空間與經濟學是密切聯系的，這源自空間的使用價值。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經濟系統要落實到具體的經濟空間區位。經濟空間中性論僅是從純粹的、中立的視閾來看待經濟空間，是一種唯“物質性”下的空間觀，直接導致了空間因素在經濟學中的“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經濟空間中性論的這種唯“物質性”忽略了人類經濟所占據空間的社會性。正如區域科學的創始人沃爾特•艾薩德所指出:“在經濟學領域里，區位理論距離經濟學中心的距離就象最遠的行星距離地球那么遙遠……?！保?］經濟空間中性論將經濟空間的使用價值，與社會中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對產出與增長，即人類的主體活動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分割開來，而未將其融合起來作為整體進行考察。對社會性的忽略，使得上述空間經濟理論未能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增長。物質性是經濟空間的自然屬性和基本屬性，體現出經濟空間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而社會性則體現出經濟空間在生產關系中的作用。經濟空間中性論僅基于客體空間，其對社會性的忽略，正是對生產關系的忽略，排除了人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割裂了空間與經濟學的更深入的內在聯系。

(二)拘囿經濟學范式的空間維度

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來都是沿著兩個最重要的維度展開的，一個是時間維度，表現為經濟的長期增長與周期性波動，一個是空間維度，表現為經濟的空間集聚與發散［8］，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范疇。經濟學范式的空間維度，是經濟學的整體發展、經濟學家的規律性共識中對于經濟空間的考察視閾和理論依據，應是一個隨著學科發展和原理形成而不斷擴展的范疇。一旦經濟學范式的空間維度被“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等傳統理論所拘囿，不能與時俱進地得以擴展，則必將影響到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也難以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而唯“物質性”的經濟空間中性論中，空間維度僅是由長度、高度、寬度三個維度展現出來的物理形態，僅是表征物質存在，并未基于社會性而詳細剖析經濟空間內在因素，如經濟空間結構等，對增長的更廣泛影響。盡管空間是廣袤的，但經濟空間中性論卻將經濟空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潛移默化地限定為“容器”“黑箱”“工具”，這些固化、模糊化、靜態化的范疇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嚴重限制了人們研究空間經濟問題的思路與方法，拘囿了經濟學范式的空間維度。

(三)滯緩空間經濟學理論的演進

理論的演進意味著理論在更深層次上的創新與發展。反之，如果一種理論僅在表象亦或淺層次停留，則會導致其自身演進的停滯，失去發展前景。經濟空間中性論源自對經濟空間在經濟學范式中的外生化考察，“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僅將空間因素停擺在經濟學范式分析的表象或淺顯層面，這種外生化視閾的局限會約束空間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空間，將導致理論發展的固化、僵化。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因其社會性，可以是內生因素、內生變量。經濟空間的內生化分析不是不可實現，而是被中性論所忽略。從現代經濟學理論發展趨勢和現實空間經濟增長問題來看，空間經濟學的內生化研究范式將在理論界定、模型構建、歸納概括、解釋現實、政策建議等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如果仍然僅僅從經濟空間中性論下的“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的視閾來考察經濟空間，那么必將滯緩空間經濟學理論的演進和發展。

三、經濟空間如何非中性

所謂非中性，就是經濟空間以其自身變化參與、影響和決定經濟增長，超越了經濟空間中性論下的“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關于經濟空間如何非中性，應通過豐富其內涵———判定和概括經濟空間的社會性，來確立起空間能夠非中性的基本前提，并從動態的角度來展現外在表征［9］，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根本邏輯。這三方面可以簡明闡述經濟空間如何非中性，是一個依次遞進、辯證統一的過程。

(一)前提:空間的社會性

經濟空間非中性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空間是一個可以變化的范疇，但唯物質性下的空間是既定不變的，只有充分納入人類經濟活動因素的經濟空間才是可以變化的。也就是說，只有基于經濟空間的社會性這一前提，才可以考察經濟空間如何變化來影響經濟增長，即考察經濟空間非中性?？臻g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亨利•列斐伏爾則認為，經濟空間具有多重屬性，忽略了經濟空間的社會性，而只把物質性作為經濟空間的唯一屬性，是片面化的。在哲學本體論上，列斐伏爾構建了三維空間理論，即:(1)物理的空間，包括自然和宇宙，立足于空間的物質形態，屬于物理空間。(2)精神的空間，來自于思辨或大腦的抽象，包括邏輯抽象和形式抽象。(3)社會的空間，空間中的社會主體、社會行動和社會關系，屬于社會空間。在第三個維度上，即社會空間上，其是現實中的經濟地理空間，是一種社會實踐的空間，包含了它所處社會的生產力、生產關系［10］，其本質是社會性。經濟(地理)空間意味著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占有的空間范圍，是由規模、結構、功能、邊界等要素構成的空間實體。從這一維度考量，物質性并不是經濟空間的唯一屬性，而僅是客體空間的特征，會對經濟空間產生“中立的”“純粹的”性質認識。社會空間是自然空間中有人類存在、占有、活動的地理場所，空間中的社會主體、社會行動、社會關系，即社會實踐的空間，決定了空間的社會性。只要與社會實踐相關聯，經濟空間就不是中性的和純粹的，而是非中性的。經濟學范式中的經濟空間具有“二元屬性”，即有物質性和社會性雙重屬性，物質性是社會性的基礎。但是，經濟空間的本質是社會性。人化的空間隨著人類經濟活動擴張而被生產出來，又形成新的生產關系，并被作為社會工具。經濟空間既是社會存在，又是社會工具，這是經濟空間的社會性的基礎所在。經濟空間的社會性，意味著對經濟空間的考察擺脫了基于唯物質性的外生化，賦予了經濟空間以內生化的因素，是經濟空間非中性分析的前提。

(二)表征:空間自我生產

經濟空間非中性不是一個僅存在于抽象意義的內涵范疇，其必然要有外在、動態的表征。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區位論等經濟理論顯然無法展現這一表征。經濟空間非中性的表征，可以用空間政治經濟學來詮釋，即空間的“自我生產”。傳統意義上，物質屬性下的經濟空間僅作為社會存在，是中性的、純粹的。然而，社會屬性下，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空間既是社會存在，又是社會工具，是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填充物，具有社會性。人類的經濟地理空間因其社會性，即不是中性的、純粹的，經濟空間自身是影響到經濟增長的。關于經濟空間在經濟增長中的動態表現，空間政治經濟學派提出了經濟空間的“生產與被生產”，認為經濟空間不僅作為社會工具用于社會生產，也作為社會要素、社會產品被經濟關系所生產，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生產出不同的社會空間(經濟空間)，這是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用原理而總結出的變化規律，能夠詮釋經濟空間非中性的外在表征。列斐伏爾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一個不斷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空間的“自我生產”的過程，而從區域發展的視閾審視，自我生產出來的“空間”就是新形成的經濟空間結構，其符合資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也就是利潤最大化的需要，這一過程外在地展現了經濟空間在經濟增長中的非中性。此之所謂的經濟空間“自我生產”，實質上就是經濟空間結構作為集聚與擴散的均衡所形成的分布形態發展和演化的過程，是經濟空間非中性的外在、動態的表征。

(三)邏輯:空間的資本化

繼對經濟空間非中性的前提、表征進行闡述之后，必須歸結出其邏輯才能形成系統的理論框架，進而指導實踐。從政治經濟學的視閾出發，經濟空間非中性最根本的邏輯在于經濟空間在經濟增長中的資本化。政治經濟學中，擴大再生產是其闡釋經濟增長的代表性理論，而擴大再生產的核心就是資本積累和剩余價值資本化。在經濟空間社會性的前提下，空間“自我生產”形成了經濟空間結構，其發展與演化決定了經濟空間的資本化。具體來看，經濟空間以其使用價值而被直接投入經濟增長過程，與諸生產要素一起形成經濟空間結構。經濟空間結構演化對增長的影響是空間資本化的核心內涵，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單資本”。在單一的經濟空間結構組成的經濟體系中，正如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物保羅•克魯格曼所指出，空間集聚就是經濟活動在特定空間的集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進一步集中，這就可以類比于:作為空間極化結構的集聚不斷自我強化意味著經濟空間結構作為資本的投入不斷累積，這直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二是“多資本”。在多個經濟空間結構組成的經濟體系中，某些類似“中心—邊緣”增長極系統(這種增長極系統存在層級性，可以是園區、區域或是地區、國家)這樣的經濟空間結構被逐個投入到經濟運行過程中，這就可以類比于:經濟空間結構被作為資本而依次投入到經濟活動中，直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以上兩個方面決定了經濟空間如何“資本化”，其歸納起來的綜合性機理在于:在空間內生作用過程中，在集聚力和擴散力兩種力量作用下，由點、線、網絡、域面、層級等基本要素組成的經濟空間結構在演化中，實現了集聚與擴散之間的均衡，并不斷演化，影響到最終產出和經濟增長。這一“空間資本化”就是類比于一種經濟空間結構作為資本投入到經濟運行中，以其自身演化促進產出增加和經濟增長，是經濟空間非中性的最根本邏輯所在。

四、經濟空間非中性的實踐維度

經濟空間的非中性，不是絕對地由理論推演而來，而是從普遍的區域經濟發展中歸納、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其又將反作用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對于空間經濟學的實踐維度，譬如全球經濟板塊發展差距問題、各國內部的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特定微觀地區的轉型發展問題等現實問題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對認識經濟全球化不平衡發展的實踐價值

從經濟空間非中性的視閾審視，經濟全球化就是一個經濟空間結構全球轉移和替代的過程［11］，即空間資本化后的全球擴張過程。全球化首先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中的要素自由流動不僅不會造成區域發展均衡、消除貧富差距，反之會將空間資本不斷積累在少數區域，既強化了原有的發展差距，又造成了新的發展不平衡［9］。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依靠長周期積累起來的存量，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依靠短周期快速積累的增量，能夠促進空間資本在少數發達經濟地帶的持續積累，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難以達到這樣的效果，進一步擴大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二)對指導國家內部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踐價值

從經濟空間非中性來考察，落后地區之所以落后，就是因為缺乏空間資本———空間經濟增長極。因此，對于一國內部的協調發展而言，就是要形成新的空間資本，即以更具效率的空間結構替代落后地區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空間結構，形成新的空間經濟增長極系統。當前中國正在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無論是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還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這些地區要實現后發趕超，就必須依托城市群、產業帶的集聚作用的進一步強化，形成更具經濟帶動性、成長性的增長極，經濟空間布局更加優化，提高區域經濟的效率，構筑高質量的地區經濟發展格局。

(三)對指導具體地區經濟轉型發展的實踐價值

從經濟空間非中性的角度看，一個具體地區經濟轉型發展，就是在地區的范圍、功能、邊界不變化的既定情況下，僅是經濟空間結構中核心要素———產業形態、產業布局變化，如近期中國重點建設的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等，行政、地理空間范圍邊界以及經濟區功能的定位，都是既定不變的，如果要實現地區經濟的增長，就必須依托具體的產業形態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具體而言，我國重點建設的雄安新區立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應建設好內外交通網絡布局;率先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立足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應促進產業集群在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后發崛起的海南自貿區立足發展現代服務業，應實現產業沿港口線的圈狀分布。通過以上路徑可以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以經濟空間結構優化來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與轉型發展。綜合而言，內生化邏輯決定了經濟空間的非中性。在社會性的前提下，經濟空間非中性的根本邏輯是經濟空間的資本化。從政治經濟學的視閾審視，由社會性決定的經濟空間結構演化，作為空間內生化力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亦是經濟空間作為資本的形成、投入、變化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范式演進的角度來看，經濟空間非中性論對經濟空間中性論的超越，既是歷史演進的必然，也是邏輯演進的結果，具有重要現實應用的實踐維度，必將為經濟增長理論、空間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奠定新的理論基礎，推動新研究范式的構建與成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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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浩進 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