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互動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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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各個國家都在優化經濟結構，以科技創新、生產技術創新為經濟增長的依托，形成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國際競爭。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國主要依靠煤、石油等自然資源，依靠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來發展經濟，這種經濟發展方式會造成環境污染、資金投入過高等問題，發展效率較低，難以滿足時代發展需求，所以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非常關鍵。本文深入解讀了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提出了經濟法對經濟發展方式的促進，探索了二者的相互作用。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經濟法；互動

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不斷改革，經濟發展方式也在以較快速度發生轉變，依靠消費的拉動型經濟已經有了雛形，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區域經濟發展更加注重綠色、協調、可持續。經濟法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有效指導，與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相互依存、相互適應。在我黨制定的國家發展報告、經濟發展規劃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多次被強調，經濟法必然需要做到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經濟法理論，優化經濟法的實施。

一、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

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是指為經濟發展提供多元化的指導方法，運用一系列的經濟調控手段促進經濟發展，具體包括合理分配經濟收入、高度重視經濟發展效益、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等。傳統經濟增長方式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通過消耗資源、增加物質生產總量來拉動經濟增長，發展模式比較被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依靠“三駕馬車”，協調好投資、消費、出口的關系，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創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我國需要打破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更新經濟管理理念，采用高新技術，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在傳統發展方式中，我國經濟屬于片面地追求“量”，通過創新和轉變，需要做到“量”和“質”同步推進，注重以人為本，實現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1］。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互動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通過經濟法和經濟發展方式的互動，我國經濟能夠實現健康有序地發展。在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區域經濟失衡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包括沿海城市與內陸城市經濟失衡、城鄉經濟失衡等，部分地區在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模式上互相排斥，不利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法能夠結合國家的大政方針，根據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作出先導性指示，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向好的方向轉變，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引導作用。政府有關部門可以通過經濟法進行參與和監管，全面實施對經濟活動的優化和調控，解決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推動區域經濟長遠發展。當前我國在改革文件中明確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與其他國家競爭的唯一途徑，所有的國家發展戰略、經濟發展政策都需要將方式轉變放到突出位置，促進企業等經濟主體應用先進科技以及智能化技術，實現生產效率的快速提升，讓經濟得到大發展、大繁榮。國家可以通過經濟法對利益主體進行改動，讓更多人享受改革開放的果實，讓私營企業在當前時代充分發揮價值。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我國必須找準經濟發展的難點和重點問題，全面實現經濟統籌發展［2］。

（二）有助于全面提高社會效益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上來說，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相對稱的，包含了生態環境、思想文化等多個方面，企業發展需要平衡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缺乏創新力，經濟發展體系不夠完善，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實現經濟效益，經濟發展缺乏長期規劃，可持續性較低，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例如投資成本較高、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枯竭、能源消耗較大等，是一種不協調的經濟發展方式，容易衍生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將貧富差距進一步拉開，難以實現經濟發展同步。低層級的發展方式所帶來的后果，需要運用較長時間、較多資本進行補救，得不償失。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非常急迫，只有全面優化并調整經濟結構，著重把握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增強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才能逐漸改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將可持續發展落實。經濟法屬于指導性綱領，能夠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基礎，讓社會上的經濟主體不斷朝著節約、低碳、環保、低耗的方向發展，通過引進新技術、新設備來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提高社會效益［3］。

三、經濟法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指導作用

經濟法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之間存在著不可替代的關系，經濟法的完善必須要建立在長期性戰略的基礎上，并且還需要法律先導，提前規劃出經濟法的計劃、執行策略，抓準我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全面提高經濟發展的創新力。經濟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它不但可以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整，還能通過實踐應用規范市場行為，形成集約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資源的優化整合。

（一）推動以消費為主的拉動型經濟

消費能夠有效拉動經濟發展，以消費為主的拉動型經濟模式能夠突破以往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助力產業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發展效率的提升。伴隨著互聯網技術以及科技水平的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受到了互聯網的影響，人們可以通過網絡渠道完成消費，參與各種各樣的網購活動，追求新型的消費欲望。在實體消費層面，人們追求服務和產品質量的升級，傳統的消費需求結構面臨著嚴峻挑戰。目前消費端升級，為供給端創造了發展壓力，這會進一步刺激供給端，有利于供給端引入創新科技，迎合大眾的消費口味，滿足多樣化的市場需求，在生產方式、生產效率等方面獲得提升。消費能夠對價格機制的調整和改變產生重要作用，市場能夠調整價格，而價格的改變能夠間接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創新，生產者能夠快速捕捉到市場信息，了解人們對產品的需求，掌握市場中某類產品的生產成本［4］。以消費為主的拉動型經濟本質上是通過擴大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能夠有效增加人民的收入，提升民眾的消費水平。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下，企業可以有效處理過剩產能，市場自身的淘汰機制可以得到完善和優化。從經濟法的層面上來說，我國已經從拉動消費的角度上出臺了眾多法律，包括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并且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高度重視維護消費者權益，這些都能展現經濟法對經濟發展方式的保障。

（二）逐步實現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方式

在粗放型經濟模式中，經濟發展片面追求數量和發展速度，生產企業不斷增加投入，加大資源和能源的消耗，生產效率較低。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下，社會中的各類經濟主體主要依靠擴大生產規模獲得經濟收入，生產廠家不斷擴建廠房，增加勞動投入。這種經濟增長屬于“外延擴大再生產”，屬于比較低級、低層次、低階段的發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采用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雖然獲得了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后果，礦產資源被開發殆盡，淡水資源、土地資源大量被浪費，人均資源越來越緊缺，資源消耗量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都排在前列。集約型的發展方式可以實現低投入和高產出，有效提高經濟發展效益，其核心思想是“內涵擴大再生產”，是一種較高階段的經濟發展方式［5］。不同類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國家政策、國家經濟發展基礎有較大關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優先發展重工業是與當時的國情相適應的，能夠快速強大國家實力，增加供給，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效果。當前我國已經在經濟規模上達到較高水平，需要逐漸轉變為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國經濟法與經濟發展方式同步推進、協調發展，正在向著綠色、法治的方向進步，例如我國的《環境資源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土地管理法》《稅法》等，都能為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

（三）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優化整合

我國經濟發展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包括人力資源素質、區域經濟的發展基礎、產業特點和產業規模等，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中，我國城鄉經濟差距較大，城市和農村在經濟總量、教育條件、醫療水平、居住環境、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方面有著天差地別，這一直都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痛點，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加強調節和控制，經濟平衡發展幾乎不可能實現，經濟發達地區擁有較強的人才吸引力，這就會造成欠發達區域的勞動力外流，會使落后的區域更加落后。針對這種情況，政府需要加強對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城鄉經濟發展的干預，與市場的協調功能相互配合。例如說在城鄉經濟發展的協調方面，政府可以實行鄉村經濟振興戰略，解決農民工、低保人口的就業問題，全面加強社會保障，打通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通過培訓等手段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素質，補齊當前農業農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短板，將進城和下鄉協調起來。針對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政府需要秉持著陸海統籌、山海共濟的原則，著重發展海洋經濟和山區經濟，不斷縮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在經濟法的角度上，政府可以通過法律對經濟發展進行協調，借助《企業所得稅法》，為不同區域的企業發展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全面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

四、經濟發展方式對經濟法的帶動作用

正所謂理論來源于實踐，社會經濟發展與經濟法的理論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能夠讓經濟法在實踐中得到應用，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新問題也能在經濟法理論中得到展現，這些可以促進經濟法理論的完善。經濟法能夠對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活動實踐進行全方位的總結和歸納，理論內容具有先導性和全局性，能夠為經濟發展指明道路，對經濟活動進行密切協調、跟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國家有關部門能夠及時了解經濟發展動態，完善經濟法中的相關理論，通過實踐調查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增強經濟法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當前我國經濟法理論在研究內容上比較先進，但創新性有所不足，法律內容與實踐存在脫節，絕大部分的經濟法內容更加側重于對經濟領域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缺乏對法律實踐之后的反饋，存在總結和更新不到位的問題，很多實施過程中的矛盾、新問題等沒有凸顯在法律當中。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能夠有效帶動經濟法理論的完善，讓經濟法做到以理服人，充分體現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法律的客觀需求［6］。中國經濟法與經濟發展一直處于同步推進的狀態，我國的經濟法經過了多個發展時期，在不同階段指導著中國經濟向前發展，解決了不同階段的突出矛盾，屬于相伴而生的關系。我國在1980年頒布的《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該規定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態，能夠有效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規范市場運作。法律提出要反對壟斷行為，并作出了相應的處罰規定，企業獲得了經營自主權，合法、合規的經濟主體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社會經濟得到發展。在1984年，我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自此以后，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不再是對立的關系，很多市場主體的行為從“不合法”變為“合法”，政策的枷鎖被進一步打開，經濟發展的活力被釋放出來，這充分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經濟法的帶動作用。經濟法的實施需要在實踐中進行完善，只有不斷提高執行力和反饋力，經濟法才能得到官方認可。當前我國經濟法正處于完善時期，經濟法能夠根據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制定相應的規則，例如2017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就充分考慮到網絡環境對市場競爭行為的影響，進一步明確了執法機構在進行管理和查處中的職責，增加了很多實質性的處罰措施，明確了違法者所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細致規定了罰款金額，這就屬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經濟法的影響。

五、結束語

在當前這個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以科學和人才為支撐，不斷創新經濟發展方式，增強經濟發展的影響力。經濟法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之間具有密切關聯，經濟法的相關理念必須要從宏觀角度出發，實現國家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法之間能夠從內容上和外在表現上實現互動，二者是一種相互契合的關系，經濟法需要以社會人類的發展為主體，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脈絡，實現標準化建設，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參考文獻

［1］嚴正廣．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及其與經濟法互動分析［J］．現代經濟信息，2020（2）：141-142．

［2］劉祥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互動之間的相關性分析［J］．智庫時代，2019（9）：37，39．

［3］李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J］．全國流通經濟，2018（25）：112-113．

［4］王小元．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研究［J］．納稅，2018（3）：173-174，177．

［5］宋清宇，張卉，李悅寧．探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J］．現代營銷（下旬刊），2017（11）：189-190．

［6］吳芳芳．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及其與經濟法互動的研究［J］．中國商論，2017（19）：148-149．

作者:倪榮 單位:江蘇謀盛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