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環境治理特點下的新時代中國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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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歐地區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協調同步的經驗，對我國在“新時代”背景下同步建設“現代化強國”和“美麗中國”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體現在戰略、治理、驅動和文化四個層面。中國的環境治理應該在政府的引領下走一條“科教‘美’國”的道路。

關鍵詞：北歐經驗；環境治理；環境友好；美麗中國；環保教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北歐國家逐漸意識到工業化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因此轉向了環境治理與保護的道路。如今，北歐地區成為了全球最發達且環境最好的地區。北歐地區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協調同步的經驗，對于我國在“新時代”背景下同步建設“現代化強國”和“美麗中國”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v覽國內文獻中關于北歐社會的研究，大多分布在教育模式、社會福利等方面，關于環境治理的文獻相對較少。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一些介紹北歐環境治理經驗的文章，但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里似乎存在著某種“拒絕北歐模式”的人為斷層。自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介紹和研究北歐國家環境治理的文獻又多了起來，并在近幾年國內環境問題熱度上升的趨勢下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本文基于上述現實背景和文獻基礎認為，在新形勢下，應重新審視北歐發展經驗，從戰略、驅動、體系和文化四個層面出發，探尋其對于中國環境問題社會治理的有益借鑒。

一、戰略高度：國內發展和國際合作

作為2011年達沃斯世界論壇的主題之一，北歐經驗（Nordicexperience）已成為全球綠色發展的典范。北歐國家強調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發展已經滲入其國內和國際政策中。上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使北歐經濟受到巨大沖擊，從而促使北歐各國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進行了反思。此后，北歐國家著力調整其能源戰略，逐步趨于多元化，并重點轉向了清潔能源。例如，挪威政府出臺了宏觀政策，借助法律、行政和經濟等一系列手段，從完全依賴水力轉向同時開發風力和生物能源。有研究將北歐的經濟發展模式稱為“深綠色”模式，以區別于英美等國堅持過度消費卻把環境污染產業轉移到其它國家從而可能造成更嚴重環境問題的“淺綠色”模式。[2]1988年，北歐部長理事會制訂了北歐國家間環保協作的長期規劃。這個規劃“強調協調政府所有部門環境考慮的必要性、政府中每個部門和社會各方面在其影響的那些環境方面承擔責任的必要性，規劃還強調從國際橫向觀點觀察環境問題的必要性以及積極尋求一個有關越境性環境問題的共同解決途徑。”[3]環境考量不僅是北歐國家國內戰略的組成部分，同時成為其國際關系特色。北歐國家致力于在氣候與環境問題的國際合作及全球框架建設方面起到積極引領的作用，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北歐國家簽訂了很多環境保護國際條約，如1989年“海牙宣言”等。[4]此外北歐國家還熱衷于區域戰略的推進，典型如挪威早在2006年就已提出的北極戰略，目標是要使挪威處在國際社會有關北極知識的前沿，成為北極環境和自然資源最好的管理者，為在北極的所有活動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

二、治理體系：法制保障與積極施政

立法先行是北歐環境治理的基礎，早在1886年9月3日，芬蘭就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有關環保的法規——《森林法》。推崇北歐環境治理的研究文獻大都會對其環境法制持贊賞態度。北歐環境立法范圍極其廣泛，涵蓋了大氣、水土、森林、垃圾、毒害物等環境問題以及環境信息等多方面，而瑞典、挪威和丹麥的環境相關的法律、法案均有十數部之多。在環境立法之外，北歐各國政府也采取了積極型的政策與措施來達到對環境問題的有效治理，包括傳統的燃油排放限制、機動車使用限制、綠色稅收改革等，也包括一些創新性的制度設計，如綠色政府采購、信息公開制度、生態服務付費等。如果說綠色稅收是北歐環境治理的重要經濟杠桿，那么細致、全面的環境執法與管理工作則是環境治理的關鍵保障。各國均設固定的環境機構，擁有明確的職責分工；環境司法、環境統計等方面也都相當完備。此外，北歐國家環境信息制度發達，往往與補貼、立法等其他政策工具共同運用，發展了“產品溝通”（product－relatedcommunication）、“公共信息運動”（publicinformationcampaigns）、“媒體溝通”（communicationviathemedia）等多種交流方式。

三、社會驅動：科技與教育的先進性

環境問題的確認及治理與科技密切相關，北歐國家在將環境考量納入國家戰略之前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工作。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蘭特朗夫人領導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了題為“我們共同的末來”的報告，對人類社會與環境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國家政治高層的協商認同和不斷推動下，報告的原則和建議得到了北歐政府與社會的一致歡迎和采納。北歐的清潔能源技術持續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包括：挪威水電建設經驗豐富，太陽能晶體硅技術世界一流；瑞典在環境技術領域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集群，擁有大量環境高科技企業；芬蘭在生物能源和熱電聯產領域的技術為世界最高水平。2015年挪威和瑞典之間“垃圾爭奪戰”登上中國報端成為奇聞，側面反映了北歐國家在能源科技方面之于中國社會的超前性。環保教育是北歐國家教育體系里的重要內容。挪威上世紀90年代教育改革的新大綱中包涵了跨學科的環境教育，這種環境教育并不是額外設立的負擔或任務，而是作為教學大綱的根本性要求之一，旨在使人建立起時時處處為環境著想的品格或素質。此外，北歐國家還會在環保教育和污染研究等方面投入巨額資金予以支持。

四、文化根植：自下而上的環境友好

平衡經濟與環境的發展理念在北歐地區的政府與民眾層面已經達成較大程度的共識，這種共識根源于北歐社會文化，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另外一個版本”的“現代性”——或許是人類真正應該走向的“生態現代化”道路。以挪威為例，挪威愛國主義自19世紀起“把自然歌頌為國家認同的來源”，自然因此內化為國家性格的重要內容，維持著挪威“政治上正確”的形象。挪威屬于國家友好型社會，環保行動傾向于務實和溫和，并且毫不猶豫地和政府機構合作；環保主義者比普通大眾更相信國家政治體制和政黨。[6]比起人為制定的法律、政策、規定來，日常生活具有更為持續穩定的環保力量。節儉與珍惜資源是北歐居民日常生活的常態，在挪威、瑞典和芬蘭，紙張回收利用的比例超過60%，處于世界較高水平。由此可見，北歐社會的環境友好是自下而上的，基于實踐而非理論驅動的。

五、經驗借鑒：政府引領下科教“美”國

環境友好的北歐并不僅僅是國家政府的功勞，一方面，特殊的環境造就了北歐人的自然觀和場所認同感，另一方面，區域國家間的共識和努力也不可或缺。但國內大多數相關研究對于北歐單獨一國政府治理的偏好追逐和過度贊譽，可能會引導中國的戰略政策陷入誤區。一項蓋洛普全球民意調查顯示，在環境問題原因方面，發展中國家民眾選擇環保教育、環境技術和政府強調三類因素比發達國家分別高出18％、10%、10%，是所有8類因素中兩者差距最高的。[7]這三個因素也應該是當前中國亟待解決的。在指引的新時代背景下，“政府強調”的聲音已經發出，接下來還需要著力以教育喚醒民眾的環境意識，以科技解決實際的環境與發展問題，在交流和共識中治理環境建設“美麗中國”。

參考文獻：

[1]盧洪友,許文立.北歐經濟“深綠色”革命的經驗及啟示[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3):84-94.

[2]包錫南.北歐國家的環境問題和農業環境保護概況[J].環境科學動態,1989,(12):10-17.

[3]AlanBurnett.DefenceoftheEnvironment:TheNewIssu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AustralianQuarterly,Vol.61,No.4(Summer,1989),pp.428-438.

[4]曹升生.挪威的北極戰略[J].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143-147.

[5]周珂,林瀟瀟.環境生態治理的制度變革之路——北歐國家環境政策發展史簡述[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1):35-52.

[6]克雷斯丁,佩爾塞爾,格林德.挪威綠色和平組織不得力之原因探析[J].鄱陽湖學刊,2014,(5):114-124.

[7]DavidE.Bloom.InternationalPublicOpinionontheEnvironment.Science,NewSeries,Vol.269,No.5222(Jul.21,1995),pp.354-358.

作者:張琪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