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向與特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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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以習關于“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講話為主線，系統論述了新常態的概念、內容、標志及新常態經濟的本質與特點。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深刻認識新常態，主動去適應新常態，特別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當下，GDP增長下行壓力增強，宏觀政策需做出調整。引領新常態要求對宏觀調控政策作相應實時的調整；注重宏觀經濟調控指導思想、手段、方式的實踐與創新；把握宏觀經濟調控的新特點、新變化、新思路，適應宏觀調控的轉變。
一、認識新常態
（一）新常態的概念
“新常態”是近年來全球經濟學界的一個流行詞。“新常態”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貸危機后，世界經濟不再可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速增長狀態，而會陷入長期低速增長和高失業并存的狀態。國內學術界對“新常態”的提法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國經濟即將進入中高速增長狀態。隨后，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也使用了“新常態”的概念。他說：“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此后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新常態，并明確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什么是新常態？所謂常態，就是正常狀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不同于以往的狀態，即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
（二）新常態的時間節點和經濟新常態的本質
新常態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我國GDP增速從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與改革開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長率相比落差較大。據此可以認為，我國經濟新常態開始的時間節點應該是2012年左右。新常態經濟的本質可以簡單概括為：提質增效。具體來說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增強“幸福感”、“獲得感”，穩定物價和就業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體系。如同在地方考察時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壞要看普通老百姓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這意思是說新常態下的政府要更多關注基層、關注民生。
二、適應新常態
2017年我國GDP總量首超80萬億元，但是增長速度減低到6.9%，相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現下滑趨勢，預計2018年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降為6.7%，引發“增長過緩”的擔憂。加上外部環境惡化，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這引發了人們對2018年及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擔憂。 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降。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率將出現明顯減緩趨勢。有跡象表明，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大體維持在6%-7%左右；調結構成為拉動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過去，驅動增長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產業。而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多來自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則主要是汽車、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產業。過去，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人力資本配置結構的優化，而在新常態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主要來自人力資本配置結構的優化和技術水平提升；創新成為競爭力的主要來源。過去，企業競爭力的來源，主要是低成本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大規模投資帶來的規模經濟。在新常態下，企業的競爭力則主要來自高附加值的研發和創新活動。跨國投資、全球化經營、技術創新成為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風險因素增多，經濟下行壓力大。當前，我國正處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縱觀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一時期也是矛盾多發、風險累積的時期。處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國而言，目前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產業結構調整陣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穩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疊加階段，使經濟運行面臨錯綜復雜的局面，宏觀調控政策抉擇難度明顯加大；多種宏觀組合政策會出現。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增速回落，各類風險重疊。雖然總體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要想徹底解決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先前刺激經濟的宏觀政策邊際效果在逐漸下降，必須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種風險突發。綜合而言，新常態時期的中國經濟，經濟發展方式會從快速粗放增長型向質量效率增長型轉變，經濟結構也由增量擴張為主向調整存量兼顧增量的階段轉變，經濟發展的主體轉向尋求新的增長點。
三、引領新常態
引領新常態要求對宏觀政策做出實時調整。總體思路是必須以提質增效為中心，牢牢把握“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總格局，把保增長與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把擴大內需與改善供給有機結合起來，把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具體要做到如下幾點：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8年經濟工作主要任務時，將“推動高質量發展”放在首位，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實施宏觀調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我國制造業雖然在“十二五”期間取得長足發展，甚至一些領域處于世界前列，但是整體上大而不強。2018年我國人均制造業增加值是美國、日本、德國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國制造業處于“工業3.0”（信息化）階段，“工業4.0”還在示范。因此，黨的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在中高端領域做到創新引領”。廣東、浙江、江蘇等省紛紛出臺相應政策，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建立現代供應鏈、發展共享經濟，努力培育新增長點。 其次，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把實體經濟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發展是國家發展的根基，產業發展關鍵在于優化升級，我國已經出臺相關政策，構建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產業新體系，布局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形成優勢突出、創新驅動、區域協調、綠色低碳發展新格局。同時加強航空、高鐵、公路、管道、電網、信息、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使之能夠有效滿足行業發展需求。再次，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關鍵在于人才。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人才，是我國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的關鍵所在。目前高技術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報告強調優先發展教育業，加快教育現代化，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校企合作，推進產教融合。增長目標從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的宏觀調控新思路。經濟進入新常態，追求效益增長和質量提升才是關鍵，隨著經濟高速增長30年，期望增速繼續保持兩位數已不太現實，適時的調低增速目標，更多關注就業水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環境保護才更重要。不唯GDP論，是宏觀調控目標的一大進步。不過政府應該制定相應的政策以提供競爭激勵，重啟地方競爭，引導政府主動作為。還需要在增強正向激勵上下功夫，特別是理順中央地方權責關系，建立激勵相容的機制。保持宏觀調控政策定力，穩定和完善宏觀政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實施定向調控。隨著經濟增速的下滑，相當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慮”，開始懷疑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游說政府出臺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實，目前首要做到宏觀調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穩定。其次，圍繞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的目標轉變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當經濟運行接近下限時，政策的著力點是穩增長；當經濟運行接近上限時，則注重防通脹；當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內，就要實行定向調控，抓住經濟中的突出問題，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準發力。近年來，針對經濟結構中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央行實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定向再貸款、非對稱降息等措施，加大對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加強小微企業、“三農”貸款審批傾向。完善金融監管，堅決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些舉措體現了定向調控的政策取向。增強宏觀調控的靈活性、針對性、有效性。保持宏觀調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調整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并不是強刺激，而是靈活有效的預調微調。從2014年11月以來，政府連連頒布實施降息、降準、財政赤字規模增加等政策，導致一部分人認為宏觀調控已經轉向，形成了事實上的強擴張、雙刺激。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觀調控沒有轉向，已出臺的政策并非要讓經濟重回粗放式增長的老路，而是為了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尋求更佳平衡。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體現”。綜合而言，宏觀調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針不變的前提下，適當增強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總理指出：“改革是經濟發展的最大紅利”。事實證明，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深化改革從頂層到底層已經形成了最大共識。由于改革可以在多個領域展開，而不同領域的改革對經濟有不同的影響，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強供給，有的拉動投資，有的激勵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顧宏觀調控的多個目標。同時通過改革可以強化市場力量，加強市場競爭，淘汰落后產能，減少無效供給。過去一段時間，政府重拳出擊，改革舉措頻繁出臺。比如行政審批項目的簡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審批事項減少1/3，簡政放權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業減免稅、民營銀行試點邁出新步伐，“滬港通”試點啟動，上海自由貿易區范圍進一步擴大，增設廣東、福建、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這些改革舉措為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礎。鑒于改革不僅涉及長遠發展，也關乎短期經濟增長，接下來，圍繞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抓好各項改革方案制定，將成為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紅利。
（一）新常態下宏觀經濟調控方式的創新與完善
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是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根本要求，是促進“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的強有力保障。黨的報告指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據經濟發展形勢做到相機微調，定向調控，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主要創新有：1.革新宏觀調控目標。以高質量發展為基本要求，首次將宏觀調控目標擴展為穩增長、擴就業、防風險、調結構、護環境，統籌各類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2.創造性實施區間調控。放棄西方強刺激的調控模式，實施區間調控，確定經濟增長合理區間，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采取定向調控、相機調控、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精準調控等新舉措。3.重構宏觀調控政策新框架。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創新貨幣政策工具，近年來央行創新采用常備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礎貨幣投放，力求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流動性。將社會融資規模納入中間管控目標，對地方債務融資總額設定上限，加強影子銀行監管，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宏觀調控創造良好環境。4.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積極。調整財政政策方向，將過去由側重政府投資轉變為減稅降負。通過減輕企業負擔，保持經濟發展后勁。2018年，國家降低增值稅稅率，由原來的11%和17%各降低一個百分點，并將原來的三檔并作兩檔，預計減輕企業稅收負擔1.1萬億元以上，極大釋放市場活力。財政政策的投資方向也發生轉變，更多是加大對高質量發展、動能轉換的支持力度。此外，國家計劃2018年全年發行1.35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以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使得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
（二）新常態下宏觀經濟調控的新特點、新變化
黨的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在對待和運用宏觀調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點。第一，宏觀調控從“點調控”轉變為“合理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第二，從由經濟形勢惡化后被動調控到主動出擊，進行前瞻性、預防性、導向性調控。第三，從用簡單的一兩種政策手段調控到綜合應用復雜多樣的“組合拳”手段進行調控。第四，從政策的“忽冷忽熱”到政策的連貫性、穩定性、配合性和時效性，應用多種手段來引導宏觀經濟健康、穩定、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第五，從“直接調控”、“間接調控”為主轉變為利用“市場機制調控”為主轉變。宏觀調控要尊重“市場決定論”。要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邊界和范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優化產業布局、促進結構調整、保持經濟平穩發展，防范各種突發風險，實現經濟持續向好發展。第六，從一國“單打獨斗”的調控向與國際社會聯動協作調控轉變。第七，從單純追求GDP高增長調控向GDP中高速增長，實現經濟、社會、文化、城鄉、環境等綜合、全面發展與提升調控轉變。第八，從促進國民經濟非均衡發展轉向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包括體制結構：國有與非國有、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等關系的調節與處理；還包括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增長結構、城鄉二元結構、人口年齡結構及素質結構等。第九，從用幾種簡單的宏觀調控手段和措施調控向科學運用各種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來引導宏觀經濟的健康、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第十，宏觀調控要從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逐步邊緣化向回歸本位轉變。新常態下宏觀調控呼吁《資本論》回歸，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事實上的回歸。宏觀調控要始終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第十一，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把反腐進行到底，凈化宏觀調控的政治與經濟生態環境，促進改革開放向縱深擴展，促進公平和正義，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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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斌，吳振宇.中國經濟新常態與宏觀調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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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俊生.2014年經濟最大紅利是改革[N].北京青年報，2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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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百珍 王德高 單位：廣東財經大學華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