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高校管理模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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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時期高校在新文化思潮影響下，展現出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中國高校管理模式。民國時期高校在參照西方民主國家高校管理機制，并結合中國現實特色，成為對現代高校教育管理產生深遠影響的一段歷史時期。
關鍵詞：民國高校；民主自由；管理思想；教育啟示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推翻統治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帝制后，中國傳統高等教育行政體制也發生巨變，高等教育迎來嶄新生機。民國政府成立后，以蔡元培先生為首的中國近代教育家，受政府之邀成立民國大學院，取代北洋政府的教育部，蔡元培先生為第一任大學院院長。在民國初期扭轉舊習革新思想推動下，高等教育和院校管理也開始進行新的嘗試。蔡元培仿效法國教育體制，采取獨立教育行政制度，反對官僚、政客對高校教育的把持。在高校設立學術研究和教學行政管理機構，力圖將傳統高校“教育官僚化”，變為“教育學術化”。創立中國高校“教育獨立”理念[1]56。蔡元培力主提倡的高校教育在最初實行過程中并沒有見到成效，一年后，大學院被民國教育部代替，蔡元培先生和教育學者又開始了新的教育嘗試。盡管近代中國高校管理發展歷程艱辛、曲折，但其通過教育摸索，將世界現代教育和傳統教育銜接融合，最終開啟了高等教育中國化之路。
一、民國時期高校管理思想的確立
1.在學術、教育思想上更體現出獨立、民主、自由。民國時期，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對中國教育造成革新式的沖擊。在蔡元培等新興教育整改倡導者的推動下，教育獨立、倡導民主自由成為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石。這一觀點也成為近代中國高等教育一直著力推行的路線。高校教育獨立并非尋求政治、法制獨立，而是要求教育在執行過程中脫離政府黨派，將教育交給教育家來辦。當時提出的這一提議有著劃時代意義，體現了中國教育真正走向新時代。
2.以民主形式管理高校。民國建立之初就宣揚要以民主自治建國，這種民主正切合大學管理階層。“高校自治、自立，唯有民主之風”，才能徹底根除高校積存極深的封建傳統教育模式。因此高校內部建立評議會、教授會、校務會等高校管理組織，這些高校內部組織責權分明，相互牽制監督，改變以往高校領導為政府大員擔任，工作中獨斷專行現象，充分體現高校民主管理特色。這一高校管理政策的實施推廣，為民國時期高校北大、清華、西南聯大在教育教學上的崛起，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3.重視人才培育。民國成立后，傳承千年的科舉制度被徹底廢除。新文化思想教育、西方先進教學理念的傳播，使高校教育以育人為本，崇尚自由，展現個性、順應本意成為發展共識，得到教育家重視。但民國期間社會動蕩，國家始終處于內憂外患之中。在生存難保的現實境況中，這些教育理念難以有效大規模實施。只有少數人能夠在高校中接受現代高等教育洗禮，成為民國期間現代教育幸運兒。
4.尊師重教，塑造優質教學環境。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對高校師資教育有其經典論述：“大學并非大樓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對大學教育內涵的深刻理解。民國高等教育在面對新時代和世界教育潮流面前，感受到教育環境和教育質量對高等教育的影響，能夠充分體會到與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差距。為此民國期間各大高校千方百計提升教育質量，網羅各類人才。改善教授、教師生活待遇，減免優秀學生學費，大幅增加學生助學、獎學金。在全社會重教氛圍影響下，清華、北大、南京、同濟等大學在同類高校師資力量和教學環境對比中脫穎而出，每年培養出很多政府、社會急需的優秀人才，成為民國時期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民國期間，從政治高層到國民，對高校教育寄予希望。在重視教育、以教為主前提下，高校盡可能為學生創造良好教學條件，在與政府溝通中，盡可能代表高校協調立場，保護師生合法權益。在民國期間，社會持續動蕩造成民主運動頻繁，高校師生憂國憂民，在愛國激情感染下，經常走上街頭參與游行表達心聲。高校管理者經常親自參與師生游行，與民國軍警協商，保護師生人身安全。
二、民國高校管理與時代特色
民國期間高校建設在新思潮涌動下，有了更高的辦學目標。民國政府制定的《大學令》中就明確提出辦學宗旨，“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這使得高校辦學有了清晰明確的定位目標。不同高校都根據自身優勢特點，相繼提出辦學長遠規劃，如浙大想以綜合性為辦學特色，達到文、理兼容的綜合標范大學。從浙大建成到解放前，浙大在辦學理念指引下，已經建立工、農、商、法、文、醫等七個學院三十多個學科、九個研究所在內的亞洲著名綜合性大學。民國時期政局、經濟不穩，高等院校辦學經費難以保障，開源節流、注重效益成為高校領導者特別看重之處。在當時，很多大學開辦校辦工廠，以各種方式保障教育投入，一些有責任心的大學校長如南開的張伯苓、北大的胡適、南開的嚴修在資金緊張之際紛紛降薪以減少行政開支支持教學，將經費用于關鍵之處。當時各大高校都以學術特長為己任，加強辦學以增加社會影響力，這使得各個高校都以重視加強科研為辦學重點。但在當時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后期日軍侵華后，全國經濟出現嚴重崩潰情況下，高校科研工作很難有序進行。一些大學隨著抗戰而四處遷徙，如浙大更是隨著戰局遷移而不斷后撤。但即使如此，每到一地，即使是臨時辦公教學場所簡陋，浙大都會最先將科學實驗室布置完畢，并立即開展科研實驗。在這一時期的艱苦歲月中，國內其他大學也遭受浙大在教學科研上的困境，在逆境中，這些大學仍以嚴謹的科研教學，培養優秀人才，展現出頑強的生命活力。
三、從民國高校管理得出的啟示
1.政府重視和加強與高校的溝通。辛亥革命勝利促成民國建立，新的教育在新政治體系中得到重視，高等教育將為新政府輸送建設精英，將極大改善新民主政府人才需求。正因如此，高校教育管理得到民國政府垂青寵愛理所應當。從當時高校自身發展理念上看，教育革命需要高校有更多更大自主權。而民國政府重視高校教育管理的同時，也希望加大對高校的監管控制。這就形成了高校與政府之間既依存又博弈的一種態勢。從歷史角度看，不論是放任高校自由發展，還是高校與政府產生對立，對高校自身成長都極為不利。這很容易使高校在發展過程中走入極端。而與政府加強聯系溝通，進行雙向交流，使政府制定法規在高校實行，同時高校在政府法規下自主施行教育權力，一些自身不能解決問題由政府疏導解決，這樣的交流合作才是高校發展的方向，也能為國家輸送更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
2.民國高校科學管理與經營理念。在民國期間成名的高校教育中，領導者科學經營理念深入校園建設中。很多高校校長在平生都能勤儉持家，做廉潔表率，同時將現代企業管理經營理念加以引入，對高校管理效益提升十分有益。梅貽琦之于清華，郭秉文之于東南，竺可楨之于浙大，張伯苓之于南開。這些有作為的民國校長，并沒有受到傳統思想束縛，以現代經營意識和科學嚴謹的管理，成就了民國高校教育科研水平，為學校建設帶來聲譽[2]77。高校辦學并不排斥經濟效益，沒有經濟基礎，科研教學難以實施。改變經濟效益入不敷出狀況，就應當發揮高校科研能力，除了勤儉之外，多渠道創造經濟，可以開辦校辦工廠，也可以為企業進行科研設計，發揮自身知識力量，將知識轉化為財富。與此同時，高校建設還要考慮社會效益，要在專業科研團隊帶領下，提高學生知識水平、道德素質穩步提升，從而成為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使學生成為未來社會急需的各類人才資源。
3.完善的高校內部權力組織班底與工作效率密不可分。民國時期高校內部成員主要以教師、學生、行政、工作、服務人員為主，這與現代高校內部人員結構有相似之處。在民國期間當時高校內部權力劃分主要有學術和行政兩種。在權力使用中，對學生和服務人員的正當權力并沒有給予應有重視。如果僅僅以學術、行政這兩種權力來操控高校，會在日常教學工作中難以解決一些復雜情況。為此成立高校復合權力機構可有效解決這些矛盾和利益分配，充分發揮全體意識和積極性[3]108。對于學生和其他服務者要給予更多話語權和參與權限，讓其能夠明確表達各自思想，并能夠將自身訴求以正當形式提交校領導階層。校領導要重視這些人的思想表達，要關心他們的生活。這樣就形成良好的校園文化，能夠增強這些人對學校的認同和歸屬感，有利于高校開展學術與教學研究。
4.塑造新人，營造高校文化。民國期間的高校注重本校大學生文化素養的培養，這種教育理念使每個在校大學生在學習之余，都在向社會展示本校特有的學生特質，成為彰顯校園文化的傳播者。浙江大學就將古代思想家王陽明“君子之學，惟求其事”作為追求知識、真理的校訓。這種唯才是舉的辦校方針得到教育家竺可楨教授的高度認可。在他看來，高校學子求學要不盲從、不附和，有一顆真誠感恩之心，面對新知識要養成虛懷若谷、精益求精的求實作風。竺可楨提出的求學理論，在民國期間高校教學中產生巨大影響，其真理至今仍有著強大生命力，值得現代高校學生學習。在民國時期，每個高校都在力主營造自己的校園文化，以向社會展示自我。高校文化生活也從封閉邊緣化走向社會中心，被媒體大眾所認同。在這些高校文化中，開放的思想觀念和革新思潮在這里融合、碰撞，在交融中去掉陳舊，新的開放觀念得到提升，使高校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承擔起造福社會啟迪人生的歷史使命[4]92。民國時期高校教育管理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當代高校教學管理雖然存在很多差異，但正是因為有民國時期高校在教育管理上的成功經驗，才為當代高校管理做了很好的鋪墊，作出了歷史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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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恩榮.中華民國教育法規選編(1912—1949)[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
作者：蘇錦霞 魯云生 單位：湖南安全技術職業學院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