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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房屋拆遷 現代制度經濟學 產權 交易成本 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擴張了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已成為一種能更準確和全面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工具。盛洪（1993）用兩個詞概括了其理論核心，一個是“產權”，即受制度保護的利益，產權制度既涉及對產權的界定，有涉及對產權的保護；另一個是“交易費用”，即指達成契約和保證契約執行費用。
眾所周知，房屋拆遷工作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更新及國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拆遷工作又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對于被拆遷者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拆遷補償標準的確定機制不完善，進而降低了拆遷工作效率，嚴重增加了拆遷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發了大量拆遷雙方的矛盾糾紛，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措施，以圖為建立健全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處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質量與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關系提供借鑒。
二、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問題交互性質的認識將有利于人們更理性地判斷某一行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行為時深刻指明損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質，即外部侵害不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對受損害方的損害將會使實施損害的一方遭受損失，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因此，在分析拆遷行為給房屋所有權人帶來損失的同時，更應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給社會凈收益帶來的損失，唯有權衡兩者輕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實施拆遷行為增加社會總價值的戰略意義。
實施拆遷行為給被拆遷者帶來的損失方面，暫不考察拆遷者（損害方）對于被拆遷者（受損害方）是否補償及補償是否合理，需考慮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命脈，承載著太多的東西，當拆遷方實施拆遷行為時，大多數被拆遷者將只能選擇放棄原來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設施和交通條件，到城市邊遠地區購買一套住房，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業和物業區域內土地使用權喪失，以及因搬遷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學習成本增加等損失。
此外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損失，亦即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收益。由于拆遷制度的實施，我國許多城市實現了住房資金的良性循環，加快解決了住房困難，大部分危房、棚戶、簡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因此，拆遷行為是我國進行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遷制度也使中國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鎮住房以公有制逐漸轉化為非國有為主，為房屋的市場交易奠定了基礎。因此，比較實施與不實施拆遷行為的各自損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拆遷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詬病，但是放棄拆遷制度而將城市更新重新放歸私法領域也是不現實的。
為了更好地分析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意義，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這一概念，即有些行為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損害，只要該行為的當事人采用了適宜的技術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即他們只能忍受。這是法律根據對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的考慮，作出的對私有產權適當削弱的調整。于是，從提高社會凈收益的角度出發，受侵害一方應當允許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眾應當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報以支持和配合的態度。另外，由于相對于實力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遷方及地方人民政府顯然具有談判優勢，這使得擁有“合法的妨害”權利的當事人，會降低技術的適宜水平，從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予以承認及不明晰界定導致被拆遷者損失加重的現象，便是拆遷方提高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表現。
三、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
土地使用權是憲法確定的私有產權，在涉及對這種私人產權的征收、征用、拆遷時，就應當考慮補償。然而近年來，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往往只是對房屋進行補償，不對土地進行補償，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糾紛時有發生，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遷補償標準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后人會以此為依據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致使拆遷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財政負擔。
1、城市房屋拆遷的本質及其所涉及的土地問題
為了考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必須理解什么是產權。阿曼?阿爾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資源的個人使用權（即產權）都能得到解釋，產權意味著對于其他人在資源使用方面做出的違背我意愿的選擇的一種保護”。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權雖然是不完全物權，但仍然是獨立的財產權利，具有對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權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數人發生法律關系，也都可以獨立地行使物權請求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可以自主決定將該權利轉讓、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權利上設定其他性質的物權。土地使用權人實施上述法律行為時，不受土地所有權人即國家及社會任何其它個體或組織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權是其使用權人的一項獨立產權。
盡管城市的土地按照憲法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但這些國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種不同所有權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因為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遷的直接目的在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被拆遷人的財產價值構成不僅涵蓋房產，更應當體現出土地的價值。從表面上看，拆遷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質卻是在公權力干預下的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其流轉交易應依法實行有償轉讓，房地產開發及拆遷行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城鎮拆遷費等相關費用，以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上取得土地使用權。
然而無論是相關法律理論，還是拆遷補償實踐，大多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拆遷的本質。長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宣稱拆遷方產權人購買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利用地方規章和政策無視、模糊以至于抹殺公民合法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不能給予被拆遷方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對于受損失方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進而引發拆遷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致使矛盾糾紛頻繁涌現，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2、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綱（1992）對交易成本的具體成本支出內容進行了劃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則主要涉及其中的議價成本，即為確定買者和賣者的真實要價而進行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還應包括因無法達成合同而產生的訴訟賠償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交易與交換，無論是物品的交換還是勞務的交換，說到底都是一種權利即“產權”的交換，也就是放棄對某一物品的產權換得對另一物品的產權。產權不明確，事實上從兩個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對象之間發生議價博弈，雙方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產權會阻礙交換行為的發生，導致交易規模的縮小，使人無法通過交易行為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由產權不確定造成的效率損失，也被稱為“無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對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進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遷方對其所致損失（包括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負完全責任，被拆遷方就沒有任何理由修改他們的安排，因為對被損害權益的賠償總是能夠替代他們損失的市場價值。但是，如果拆遷方抹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即不用負完全賠償責任，他們就會堅持這一安排，這樣輪到被拆遷方設法減少損失，采取與拆遷方進行議價博弈的形式。進而，在議價過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資本，由于一旦對某個地塊進行拆遷，這個拆遷的程序是不可逆轉的，政府和開發商無論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須將這個工作完成，此時，居民就不會擔心因為自己要價過高而使得開發商知難而退。因此，在后一種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遷補償標準名存實亡，被拆遷方不合理地提高補償要求，使拆遷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預算范圍的有形交易成本。
無形交易成本方面，當拆遷雙方就補償標準進行議價談判陷入僵局而無法達成拆遷協議契約，甚至引起雙方法律糾紛時，就產生了無窮大的無形交易成本。即當我們以“機會成本”的觀點來看該問題時，產權界定不清楚，事實上阻礙交易的實現，使任何交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使潛在無形的交易成本無限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確界定產權，不僅是減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減少了“無形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們分析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帶來的借鑒意義便是：承認并明晰界定被拆遷方應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并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以保護公民的私人獨立產權，將會大大降低拆遷過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權明晰界定為被拆遷居民獨立產權的意義
明確的產權界定，提供了人們進行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它能有效減少和節約交易成本。進而，不同的產權界定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一種界定可能比另一種更有效率或更無效率，并且存在著最佳產權界定。盛洪（1992）認為，“誰的行動給他人的既定經濟利益帶來損失，誰就要負賠償責任，這便是達到最佳產權界定的簡化了的經濟學規則”。
對于房屋拆遷問題而言，要達到最佳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應當要從遭受利益損失的使用者的產權角度去考察，由于拆遷方的行為改變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了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受影響，必須負完全賠償責任。即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脫離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分離的思路，土地所有權公有化，并不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產權的公有化，應當按照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完全市場價格，將其基本或完全界定為居民的獨立產權。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方式，有效減少拆遷過程中因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使拆遷交易活動更容易、更順利、更高效率地進行。
同時，不能執行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貫徹和保護的產權，只是“口頭”的產權。因此，為使界定產權不流于形式，還必須有效地保護產權，即能對破壞產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既然產權的概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概念，是在人與人之間才能劃定的社會關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國家機器為物質基礎的社會契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護，而產權制度便是這樣一種社會法律契約形式。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指出：“產權制度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產權制度的價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為爭奪產權而付出的代價和因產權未定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機會損失。因此，產權制度較之沒有產權制度是優越的，有關拆遷立法和監督執行部門要在行政法規、地方規章和具體行動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護居民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加快建立起將土地房屋共同界為私人獨立產權的公民產權制度，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更好地為城市建設服務。
五、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對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遷者土地使用權產權為基礎對拆遷法規進行修訂
國家應當盡快出臺《房屋拆遷管理法》，確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時，能夠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而不是依據現行的行政法規。修訂法規的核心任務是明確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屬民事范疇，應遵循“有償”、“公平”、“平等”的原則，充分保護被拆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改變對依附于房屋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被無償征收的不合理狀況。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補償制度
應當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增加對土地使用權剩余年限補償以及區位變動補償的具體規定，這既是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體現，也是市場經濟中土地資源市場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通過設定較為科學完善的價格評估程序，合理確定被拆遷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貨幣補償金額，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由于作價補償時，必須考慮土地的價值因素，置換地段區位，應以合理的土地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場化評估，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場化評估要符合國家房地產評估規范的要求，緊跟動態的房地產市場。對于被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評估，要參照同區位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采用同一的市場化評估方法，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原則。最后，具體費用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應該通過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來加以規定和明確。
3、政府應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職責
在土地管理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理順這兩種角色的關系，若要有效推進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土地使用權產權有償轉讓制度，政府必須正確行使土地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職責。拆遷是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拆遷補償應由雙方當事人依法平等協商確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遷外，政府應保持中立。當然，由于土地的國有性，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存在管理服從的行政關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嚴格區分其作為土地管理者與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至于在實踐中出現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 的情況。具體到拆遷補償問題上，政府應謹守其財產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權人的私人獨立產權，做到“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自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的依法裁決；同時作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協調關系、制定優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務工作，做到不從拆遷中牟利，不充當市場競爭的主體，不與投資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或親緣關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為超脫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踐行上述職責，才能使其重新樹立群眾公信力，更好地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遷人參與機制：對擬建項目的社會評價制度
城市發展項目是引致城市拆遷的動因所在，因此，必須要做好項目評價工作，把好城市項目審批關。然而現有的城市建設拆遷制度似乎在引導公眾參與、協商、促進信息公開、減少負面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對擬建項目進行必要的社會評價，難以識別開發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擬定項目進行社會評價可以在拆遷戶與拆遷人之間建立一種協商機制，賦予拆遷戶協商權、發言權，把拆遷戶的意見體現在拆遷協議中，確保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達到城市發展以城市居民為本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上下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 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 & Economics，1960．
[3] Armen Alchian.“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J]． Politico，1965（30）．
[4] 樊綱：有關交易成本的幾個理論問題 [J]．經濟學動態，1992（5）.
[5] 楊衛國、程承坪：所有權、財產權及產權新辯――兼論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現代產權理論的異同[J]．經濟財政，2007（1）.
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一：發展經濟學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探析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參考文獻】
[1]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譚崇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3]鄭長德.世界不發達地區開發史鑒[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4]齊良書.發展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5]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對發展經濟學的反思[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7
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
摘要：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
關鍵詞：新時期;發展經濟學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新突破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觀念發生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從全球來看，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國家與國家間的各項貿易數量和金額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發展經濟學理論也開始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各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作用的逐漸凸顯，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全球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斯特里頓((Streeten,P)就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及早地從全球的視角去考慮各國之間政策的相互影響力，從而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害同盟關系。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今時代，從全球范圍去考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所必需的新視角。
(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出現新發展
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從過去同類型的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的對比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分析，這就意味著發展經濟學家放棄了對普遍理論的研究而關注個別理論研究，具體來說，就是開始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組分析或個別分析，從而改進了研究的范圍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來說，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研究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以地區的差異來分類，主要是依據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業績來分類，參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點等;最后一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條件，這一種分類主要是考慮了地區居民的整體素質、當地外部資源等。根據這種分組研究，不但對研究的范圍有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同一組內，也方便對各個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促進了發展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結語
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因此，通過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危機及新發展趨勢的分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進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又是通過這些分析，尤其是未來發展趨勢的分析，能更好地為發展經濟理論的豐富發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據。
參考文獻
［關鍵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互補性制度
［作者簡介］李玉珠（1981- ），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政策與管理。（北京100875）韓春梅（1975- ），女，山西定襄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系，講師，研究方向為教育經濟與管理。（北京100038）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制度創新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3YJA88025，項目主持人：和震）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4）17-0012-03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職業學校與行業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開展的一系列和人才培養相關的合作。在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發展頗具困難，存在多層面的問題，然而各種跨部門、跨領域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從制度建設上著手。目前，我國政府正大力在制度層面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政策，但校企合作制度建設工作進展緩慢，缺乏實質性的突破。本文試圖從互補性制度理念，分析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構建與完善的互補性制度問題，以期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一、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補性制度
（一）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互補性制度理念
制度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認為：“制度是由一套表現為規則和準則的對人類行為的約束所構成，是由一套對偏離規則與準則的行為進行探測的程序所構成，是由一套倫理道德行為規范所構成，這種行為作為一個輪廓約束著規則與準則如何被詳細規定以及如何被實施的方式。”①日本學者青木昌彥指出：“一個域的制度之間存在互補性，制度的互補性存在意味著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構成一種連貫的整體，任何單個制度在孤立情況下都不會被輕易改變或設計。而為了改變一項帕累托低劣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時改變互補性制度。”②西方學者也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或多或少地是一種綜合體系，其中各種各樣的制度安排（勞資關系制度、金融制度、職業教育和培訓制度及企業治理制度等）通過種種途徑密切地黏合在一起。”西方政治經濟學者“霍爾和金杰里奇通過分析不同發達國家的數據，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制度體系之間相互匹配的確是存在的”。③
因此，從歷史上來看，對于一個領域定制度安排，如果在相鄰領域中存在一套與之兼容或匹配的制度安排，那么將會“提高制度的回報”。也就是說，在某一領域內，不同制度之間呈現出一種互補狀態，具有整體性和協調性，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而與某項制度相互配合和相互補充的其他制度，稱為這項制度的互補性制度。
互補性制度意味著教育制度變遷最終必須實現制度結構的整體變遷，只對個別具體制度而不對其關聯的其他制度安排和相應的制度環境進行改革，新制度將因缺乏相應的互補性制度的配套改革而處于失衡狀態。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一項基本制度訴求，近年來人們采取了多種措施來促進其發展，效果都不理想，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與我們只關注了校企合作制度自身的發展，而忽視了其互補性的制度建設有關。解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多層次問題，需從互補性制度理念出發，制定完善的、與校企合作相互匹配的制度結構。
（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補性制度框架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種以培養人才為目的的合作制度，其制度框架的確定是一個復雜問題，可謂見仁見智。布斯邁爾和特蘭普施在對德國、瑞士、奧地利、丹麥和荷蘭的職業教育體系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技能形成的四個因素：誰投資（Who pays）、誰提供（Who provides）、誰主導（Who controls）以及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關系處理（Relationship of training to general education）④。四因素模型因其對技能形成的“合作方”分析得較為全面，在國際中頗具影響力。四個因素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技能形成制度的互補性制度。
筆者認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作為技能形成的關鍵，其制度框架除了自身的制度建設外，也應包括相應的互補性制度，參照布斯邁爾和特蘭普施技能形成的四因素模型，即職業教育的投資制度（解決誰來投資的問題）、合作培養制度（解決誰來提供培養的問題）、資格認證制度（解決誰來及如何監管的問題）和技能人才成長制度（解決誰來學習，及如何保障學習者權益的問題）。投資制度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基礎制度，合作培養制度是核心制度，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是重要制度，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四者相互影響，成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互補性制度。
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互補性制度的問題
在我國校企合作制度發展的過程中，其互補性制度的建設，有的尚不完善，有的嚴重滯后，有的甚至處于缺失狀態，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校企合作制度實施的效果。為了解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補性制度問題，筆者對中高職院校的校長、副校長和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其中，共發放問卷80份，回收企業和學校有效問卷均為32份；訪談74位，其中學校領導32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者42位，本文所用數據均為此次調查結果。
（一）投入制度不完善，投資主體單一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作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其投資主體包括個人、企業、學校、政府等。目前，我國職業教育投資主要是政府承擔，教育投資主體單一。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例，其經費來源在我國以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和學雜費投入為主（占90%），其中，2005～2009 年，國家財政性投資占到其經費來源的一半以上。⑤雖然職業教育具有公益性，國家對其進行投資義不容辭，但是國家并不是唯一的承擔者，企業作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培養人才的最終使用者和受益者之一，具有相當大的職業教育責任。我國于2007年頒布的《就業促進法》也明文規定，“企業應按規定提取職工教育經費；企業未按規定提取或者挪用職工教育經費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并依法給予處罰。”然而，目前這一政策的落實情況較差，我國企業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養的投資嚴重不足。調查顯示，在企業員工的培訓經費中，培訓經費在50萬元以上的企業僅有21.4%。有近乎一半（48.4%）的企業沒有培訓部門或相關機構。企業對現有員工培訓的投資尚且如此，更何況投資于與學校合作的人才培養項目了。
（二）培養制度主體缺失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種學校和企業合作的教育，學校和企業共同作為教育的主體，這種模式――“雙元制”已經在德國非常普遍。但是在我國，多年來，校企合作一直處于“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狀態，企業在合作中的主體作用缺失。調查發現，大部分企業只愿意提供實習崗位（65.5%）或者提供實訓基地（53.1%），很少有企業愿意參與校企合作的課程開發（28.1%）或者提供資金（15.6%）。這種校企合作，企業只是起到了輔助作用，處在校企合作的表層，并未深入校企合作的內部，承擔校企合作的育人主體責任。
企業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主體作用缺失的原因，一方面與企業自身的人才培養意識淡薄有關，另一方面也是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收效甚微所致。從企業的人才培養意識來說，我國于1996年頒布實施的《職業教育法》規定：“企業依法履行實施職業教育的義務；企業未按規定實施職業教育的，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收取企業應承擔的職業教育經費，用于職業教育。”但是，多年來企業一直從學校直接招聘人才，殊不知企業自身也有培養和培訓員工的職責，這種人才培養意識的淡薄，自然導致其履行職業教育義務不容樂觀。
從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收效上來說，筆者調查顯示，企業面臨著“挖人風險”，由于我國大環境所致，其參與職業教育有時不但不能收回成本，反而要承擔因自己培養的人才被同行挖走而產生的競爭成本。有的企業反映：“我們和學校訂單培養的人才，畢業時違約者大有人在，我們根本沒辦法，反而為別人培養了人才。”調查也顯示，企業的人均培訓費用與離職率成反比例相關，也就是說企業在每個人身上花費的培訓費用越高，員工離職比例也就越高，這種狀況使得企業沒有勇氣承擔職業教育的職責。
（三）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改革滯后
職業技能鑒定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我國創建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一種適用于工人的技能鑒定和認證制度，近年來，有不少職業院校引入了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實施“雙證書”教育。但是在此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對于現有職業資格證書制度，59.4%的學校校長認為證書考核內容和形式滯后，應根據產業和技術發展情況適當調整，主張對一些特殊行業要獲得職業資格證書后上崗；53.1%的校長認為職業資格證書的頒發權統得太死，希望非強制性職業證書考核和頒發工作由有關行業協會組織企業、學校共同完成。筆者對企業的調查結果與院校調查基本一致：75%的企業認為職業資格證書考核內容滯后、重知識、輕技能，不適合企業，還有10%的企業認為職業資格證書的等級劃分不合理。在訪談中，有校長還提出“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應該與學歷證書制度融合，二者的分離，使得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及其質量鑒定成為兩張皮，拿到了學歷證書，還要另花時間和精力考取職業資格證書”。目前我國職業資格認證制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及其改革的滯后，不僅阻礙了其自身的發展，作為一項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息息相關的制度，也阻礙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沒能很好地發揮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成果的鑒定平臺作用。
（四）技能人才成長制度缺位
一直以來，在我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制于人”的傳統思想觀念影響下，我國技能人才都沒有良好的職前與職后成長環境。在技能人才的職前培養方面，我國承擔技能人才培養的職業教育幾乎未曾得到過與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職業教育被認為是“二流教育”，職業教育的學生也被認為是“二流學生”，我國的各項制度，包括高考制度等都沒有平等地對待職業教育的學生，中職生升學受到嚴格的限制，高職生升入大學也阻礙重重，這種處處受限的技能人才成長制度，嚴重影響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發展。
在技能人才的職后發展方面，我國技術工人的職稱由低至高，分為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最高的高級技師與其他行業高級職稱的待遇、地位相差很大，而且技術工人的工作環境也較差。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國家沒有一個紅頭文件規定技師與高級技師待遇問題，目前國家也沒有取消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的區別，在很多人看來，技師和高級技師是工人的技術職稱，不能與干部的技術職稱相提并論。這是導致我國現在“技工荒”的深層次原因，也是阻礙職業教育以及校企合作發展的深層次原因。
三、構建與完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互補性制度
（一）構建責任分擔的投資制度
責任分擔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投資制度是校企合作的基礎制度。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耗時耗力的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而目前學校和企業開展校企合作的經費不足、投資主體與渠道單一已成為制約校企合作順利發展的瓶頸，應建立以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為主，學校、企業、政府、社會、學生多元投資、責任分擔的投資制度。
1.政府應加大職業教育投入并設立校企合作專項資金。政府應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提高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用于職業教育的比例，逐年按比例提高職業教育生均公用經費水平，從專業、規模、資源的需求以及人才培養的數量等方面綜合考慮，明確經費的用途，加強導向性，逐步優化校企之間的資源結構。政府可設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專項資金，并鼓勵多渠道籌集，用于補貼校企合作期間產生的費用，資助“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教材開發、實訓基地建設，獎勵新產品研發轉化等，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和學生生活補助制度。政府還應建立校企合作經費引導機制，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學生提供引導性的專項經費、補貼等政策支持和經費保障，而且并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所需的全部經費都由國家財政承擔，應研究制定支持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各種切實可行的經濟手段，使校企發現和培養其合作的利益共同點，逐步引導行業企業成為承擔校企合作經費的主體之一⑥。
2.鼓勵企業履行投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責任。企業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培養人才的最終使用者和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企業具有投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德國，由企業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有很多種形式，如職業教育基金、培訓基金、行業基金等。職業教育基金是所有企業必須向政府交納的，基金由政府統一分配和發放，只有具有培訓資格的企業才能夠獲得職業教育基金，否則不能獲得。培訓基金是簽訂了勞資協定的企業要提供的費用，用以培訓，費用由勞資雙方基金會管理。行業基金是有些行業為了滿足特殊需要所設立的，行業內的所有企業向該基金交納一定費用，作為本行業職業培訓的共同經費。⑦可見，在德國，企業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資主體之一。我國完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資制度，應鼓勵和約束企業履行職業教育的投資責任。可以參考德國的經驗，在企業繳納的稅收中單列一部分作為職業教育基金，由政府統一分配和發放。對實施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事業單位進行資格認證，并進行質量監控，只有獲得職業教育資格的企業才可以獲得政府補助，否則不能獲得政府補助。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中關于“一般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1.5%足額提取教育培訓經費，從業人員技術要求高、培訓任務重、經濟效益較好的企業，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開支”的規定，形成中央基金。成熟的行業可試行行業基金。
（二）完善技能人才的合作培養制度
技能人才的合作培養制度是校企合作的核心制度。學校和企業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雙主體，任何一個主體的缺失都不能發揮校企合作的實際效果。針對我國校企合作中企業這一責任主體的缺失狀況及其原因，應提高并明確企業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責任，并建立學校、學生、企業之間的可信承諾關系。
1.明確企業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責任。企業轉型升級的起點是人才素質的轉型升級，因此，企業應明確自身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地位，重視企業技能人才的培養和發展，主動承擔職業教育的育人主體責任，提高經濟競爭力。政府和學校也應明確企業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地位，不能僅僅將企業視為校企合作的參與者，應讓企業承擔育人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并賦予育人主體應享的權利。
2.建立可信承諾的職業教育合同制度。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收效甚微，甚至要承擔風險，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可信承諾關系缺失導致的。為規避企業間“挖人效應”，提高企業承擔職業教育的收效，應建立可信承諾的職業教育合同制度。制定一個培訓合同以保證企業與受訓者相互間達成可信承諾關系，保障企業很好地開展培訓工作并阻止他們剝削學徒工，也保證學徒工為企業服務足夠長的時間以補償企業的投資成本。
（三）完善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
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制度。多年來，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更新和完善比較慢，針對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問題，早就有學者提出了制定職業教育與資格證書銜接制度，以彌補現有制度的不足。該學者認為職業資格證書與職業教育存在互動關系，職業資格證書有利于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加強與就業市場的聯系，提升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而職業教育也能夠促進就業準入制度的推行與完善。⑧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已經是大勢所趨，然而，應如何銜接？筆者認為應該在更新和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職業教育課程與職業資格證書的銜接制度。
目前，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很多考核內容并不符合企業的需求，技能認證等級也并不科學，應該依據行業企業發展需求與趨勢，以職業能力標準為基礎，更新現有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當然，職業教育也要做出一些調整，改革中職和高職院校的課程結構和課程內容，使其建立在職業所需的能力標準上。這樣無論是職業資格證書，還是職業教育的課程均以職業能力標準為基礎，在職業能力標準的基礎上實現二者的長期、穩固、有效銜接。
（四）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
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不可或缺的制度，沒有良好的技能人才成長的環境與保障技能人才發展的制度，作為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職業教育就很難擺脫“二流教育”的負面形象，因此，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刻不容緩。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的制定，一方面要考慮技能人才的職前培養階段，制定普職融通制度，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技能人才在職的發展階段，制定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制度。
1.普職融通的教育制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版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將教育分成了9個等級，兩種類型，其中0～5級分成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6～9級分成了學術教育和專業教育，分別對應前面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而且各級各類教育之間以課程為基礎，是互通的。我國可以借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教育的分類，制定以課程為基礎的、普職融通的教育制度，保障職業教育的學生和普通教育的學生能夠依據自身興趣和條件在二者之間自由轉換、自由發展，使職業教育的學生選擇的職業教育不再是“斷頭教育”，保障學生的發展權益。
2.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制度。盡管近幾年由于“技工荒”，高技能人才的工資有所提高，但技術工人的整體發展環境、工資待遇、社會地位等仍然不樂觀。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保障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長久發展，需要制定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制度，實現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與其他類型人才的職稱晉升基本對等。例如，技能人才的最高職稱的社會地位、待遇與教授、工程師、研究員等職稱的社會地位、工資、待遇、福利等基本對等，從實質上提高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保障技能人才合理發展。
［注釋］
①（挪威）埃里克?S.賴納特.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卷［M］.賈根良，王中華，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1.
② （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M］.周黎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229.
③ （美）凱瑟琳?西倫.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經濟學［M］.王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2.
④Marius R.Busemeyer，Christine Trampusc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
⑤李艷紅.我國中等職業教育投資體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1&recid=&filename=1012446226.nh
&dbname=CMFDLAST2013&dbcode=CMFD&pr=&urlid=&yx=&v=MTg1ODhZK
1J0Rnlua1c3N0xWRjI2SExlOEdOUE9xWkViUElSOGVYMUx1eFlTN0RoMVQzc
VRyV00xRnJDVVJMNmY=，2012-06-01.
⑥和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的問題與促進政策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13（1）：92.
⑦耿杰.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體制機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1&recid=&filename=1012007606.nh&
dbname=CDFDLAST2012&dbcode=CDFD&pr=&urlid=&yx=&v=MjY0MThSO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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