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養成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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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清朝皇帝養成計劃范文

[關鍵詞]徽商；訴訟；好訟

[作者簡介]王亞軍，安徽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安徽合肥230039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2)01－0205－05

“無訟”僅僅是官方主流思想的一個價值判斷，不盡然符合傳統社會的實際情形。傳統中國在明清時期的訴訟風氣到底是什么狀況，檢討目前中國法律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學界對此尚無一致意見。但徽州地區歷來就是一個“好訟”之地。早在北宋時期，當地百姓已經養成了“習律令，性喜訟”的民間習慣。曾被宋仁宗時被列為“民事繁劇”的18州之一，由朝廷中央重點委派官吏加強治理。到了明清時期?；罩菝耖g“健訟”之風愈演愈烈，時人曾謂：“小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時猶在郡邑紛呶，受其累者不過守令諸公而已。近來健訟之民，皆以府縣法輕，不足威攝同輩，必欲置之憲綱。又慮我控於縣，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競走極大衙門，自處於莫可誰何之地?！?/p>

一、官府“抑訟”的措施

面對徽州地區民間日漸盛行的好訟之風，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地方各級官員無不采取以教化與打壓并用的手段，造成民眾“恥訟”或“懼訟”心理，以此達到減少民眾的訴訟活動，實現“無訟”的境界。

1、推行鄉約制度，定期宣講圣諭，以德化民

明初，太祖朱元璋強調：“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特別重視對民眾的教化，諭令天下“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引，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竭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只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督勵各級地方官吏奉行教化百姓為己任。

“康乾盛世”的奠基者康熙，作為滿人入關后的第二代皇帝，堅持傳統儒家“明刑弼教”的思想，重視以德化民，強調“有天下者，唯貴以德化民，使之無訟?！庇诳滴蹙拍觐C行“圣諭十六條”，告誡全國上下民眾息訟止爭：

敦孝悌以重人倫；敦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做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身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彌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為了落實明清最高統治者的圣訓，徽州地方各級官府重視提倡建立鄉約，明嘉靖五年(1526)，應天巡撫陳鳳梧行文徽州府各縣，率先在徽州地區推行鄉約制度?；罩莞骺h紛紛響應，在當地士紳的大力支持下，一時間，徽州府成為全國鄉約建設得最為發達地區。《徽州府志》載：“明太祖有《勸民六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令木鐸于朔望向民間宣之。今圣上(指康熙皇帝)有十六條勸民，命鄉約時時宣講。更為明詳。”嘲徽州各級官吏札令“鄉約大意，惟以勸善習禮為重。不許挾仇報復、假公言私、玩褻圣諭”，“慎舉紳士耆老足以典型閭里者一二為約正，優禮宴待，頒發規條，令勸宣化導。立彰善癉惡簿，俾民知所勸懲”。以鄉約為陣地，通過道德教化人手，匡正民風，革易陋習，以期從正面消除民眾爭訟之心。這類鄉約不僅是指導民眾行為的準則，而且也成為地方司法官審斷民事案件，教民息訟的原則。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州縣放告收呈，須坐大堂，詳察真偽，細訊明確，如審系不實不盡者，則以圣諭中息誣告以全良善教之；審系一時之忿，及斗毆并未成傷者，則以誡仇忿以重身命教之；審系同村相控者，則以和鄉黨以息爭訟教之；審系同姓相控者，則以篤宗族以昭雍睦教之”。網

2、設置訴訟障礙，使民眾產生“畏訟”、“懼訟”心理，以達到減少民間訴訟活動

為了實現“無訟”的價值目標，明清統治者幾乎動用一切手段來限制和禁止民間訴訟，人為地設置各種訴訟障礙，造成民眾產生“畏訟”、“懼訟”心理，以達到減少民間訴訟活動?？滴跣Q：“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門，且信公道易伸，則訟事必劇增。若訟者得利，爭端必倍加。屆時，即以民之半數為官為吏，也無以斷余半之訟案也。故朕意以為對好訟者宜嚴，務期庶民視法為畏途，見官則不寒自栗”。正如美國一歷史學家所述：“假如人們不害怕法庭，假如他們抱有信心，覺得在那里總是能得到快捷、圓滿的審判，那么訴訟勢必會增加到一個可怕的數量。由于人在涉及自身利益時容易自欺，紛爭于是就會漫無止境，帝國的一半人會無力解決帝國另一半人的訴訟。因此，我想，那些訴諸法庭的人不會得到任何同情，這樣一種對待他們的態度，使得他們厭惡法律，并且一到司法行政官面前就渾身哆嗦?！钡@僅僅是官方一廂情愿而且不切實際的期待而已。

面對徽州日益盛行的“好訟”之風，為官一方的父母官一方面頒行大量的官府告示。加強對民間訴訟的規范管理。在徽州各地官府規范民間訴訟的官府各類告示中，尤以徽州知府吳宏頒布“詞訟條約”最具有代表性，現摘錄如下：

為曉諭事：照得本縣身為膺民牧，原欲為爾民伸冤理枉，除暴安良。凡職分之所當然，未嘗少憚勞瘁。但刁健之風雖所在有之，從未有如從未有如休邑之甚者。每見爾民或以睚眥小怨，或因債負微嫌，彼此相訐，累牘連篇，日不下百十余紙，及細閱情節，又并無冤抑難堪。本縣逐加裁決，有批示不準者，亦念爾等不過一朝之忿，且冀少逾時日，則其氣自平，誠欲為爾民省爭訟，以安生理之至意。不料爾等囂競成風，無論事情大小，動稱死不離臺，固結仇連，不準不已，風何薄也。諸所由，必因刁惡訟師，專在衙門包告包訟，幸準則彼自居功，坐誣則與彼無涉，置身法外播弄愚民。每一念及，輒為發指。此輩若不早知斂跡，一經本縣廉訪得實，定當詳究。按以重典，斷不姑容以為民害也。今農事少暇，開忙例屆，誠恐好訟之徒，仍蹈故習，所有條約，合行開示。為此示仰代書及投詞人等知悉，嗣后民間訟牒，務照后開款式，恪守遵行，如敢仍前混瀆，除以違示不準外，仍拿代書究責。凜之。

――凡民間口角細事，親鄰可以調處，些微債負，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詞誑告。其有戶婚、田土不明，必待告理者，代書務宜問明原告。照依事情輕重，據實陳述。如隱匿真情，移輕作重謊告者，審實，拿代書嚴究。

――所告事情，務必開明起事年月，不得混寫上年、先年等字，希圖含混。

――詞訟止許一告一訴，臨審再各投到呈一紙，不得重復瀆陳。詞內務要遵用新頒副狀格紙，照式譽寫，附入正詞之內。正狀批發，副狀存宅，以便不時查閱。如無副狀者，不準。至各訴詞并到呈內，必開明某月某日某人具某事詞，奉批云云字樣。不開者，不準。

――婦人必真正孀婦無嗣，及子幼而事不容緩待者，方許出名告狀，仍令親族弟侄一人抱告。如有夫男之婦，擅自出頭者，定拿夫男重責。

――詞內不許混引遠年及赦前舊事，摭拾人罪。違者，不準。

――告詞投到正副各詞，俱要代書戳記。如無，不閱。

――關系錢糧并編審之事，俱開手本具稟，亦不得混寫無益不關緊要之話。

以上條約，務宜遵守，如敢故違，決不輕恕。

另一方面，徽州一府六縣都無一例外的依照國家律法嚴懲“教唆詞訟”的訟師活動。訟師的存在并非是產生“好訟”的根源，但是訟師的大量出現卻是“好訟”的現實反應，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對徽州的“好訟”之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罩菰A師廣泛參與了包括徽州地區田土、商業、戶婚、繼承等民事訴訟案件，促成了徽州地區的“好訟”之風愈演愈烈。因此，官府想要遏制“好訟”之風，就必須依法嚴厲打壓訟師包攬詞訟的活動，正如日本學者夫馬進指出，如果承認了訟師，也就不得不容忍“好訟之風”和“健訟之風”。

二、徽商“好訟”的成因

明清統治者雖采取一切手段防范和抑制徽州地區民眾的爭訟，但人與人之間的糾紛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即便官府人為設置重重訴訟障礙，只要民眾對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切身利益的糾紛還抱有一絲的希望，訴訟活動就不可能根除，“在中國農民眼里，每一粒谷子都是珍貴的”。公權曾說：雖然中國鄉村的農民以性好“和平”而著稱，可是一旦基本利益發生危機。或者人身受辱、家族聲望受損，個人情緒將被激發起來，他們仍然會為任何一種想象得到的事情進行爭執和斗爭。是故，身處四民之末的徽商公然違背官府倡導“無訟”價值觀，屢屢涉訟不止，究其原因，這完全取決于徽州地區的“好訟”的社會背景。

1、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方面，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明初，作為遭受元末戰亂重創的徽州地區，各縣地方官恪守明太祖頒布的《圣諭六條》，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致力于戰后社會經濟恢復和秩序重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但如此以來，伴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的激烈變遷之中?；罩莸貐^原本淳樸的民風和社會價值取向發生了質變，評價人的標準已從單純的重道德、仁義轉向重利輕義了。正如《徽州府志》記載：“自古各郡俗以不義為羞，衣冠不變，士多明理之學，鄒魯稱名。顧承平日久，日異而月不同。污俗相傳，上行而尤效”

2、徽州地區民眾法律意識的提高。明初，明太祖為了“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之弊，十分重視法制，相繼制定和頒行了《大明律》、《御制大誥》四篇和各種榜文等，以求“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為使人們知法守法，明太祖還鼓勵和倡導人們學習法律。在《御制大誥》頒行后，他即要求全國“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并將《御制大誥》“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罩菟赜小皷|南鄒魯”之稱，具有良好文化底蘊的徽州民眾的法律意識也得到了增強。到了明中葉后，隨著徽州經濟文化的發達和經商社會風氣的形成，徽州各種訴訟案件日益增加，“片語不合，一刻顏變，小則斗毆，大則告狀不休”，導致于“訟案山積”非常普遍。

3、宗族的大力支持，也是徽州地區“好訟”之風盛行。宗族“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施，無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構祠宇，歲時俎豆”；舊一旦宗族利益受到侵害，便會形成訴訟，一些強宗大族為贏得訴訟，甚至不惜以族產作為支持訴訟的資本。明代嘉靖年間歙縣呈坎羅氏宗族為與侵其祖墳的楊干寺僧進行訴訟，就曾動員全族力量。前后訐奏7本，歷時8年才最終勝訴，是明代徽州宗族卷人民事訴訟典型代表。

另外加上大量無良訟師的教唆詞訟，徽州地區儼然一幅“訟案山積”的“好訟”景象，“我們必須明確地舍棄一種所謂‘常識’或‘偏見’，即：由于明清時代基本上是農業社會，所以對于一般民眾來說應該距離訴訟相當遠，或者當糾紛出現時，應該付諸審判前，在村落、宗族、或行會等小范圍的團體或集體內部調解解決。實際上，對于當時的民眾來說，涉及訴訟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作為以經商逐利為業的特殊群體――徽商，自然而然會成為徽州地區最主要的“好訟”力量。小本起家、辛苦經營的徽商在生活方面較為節儉，“在外者苦掙，在家者勤儉，叫他吃著，尚且惜費焉”。但經營致富后，受到光宗耀祖心理等宗法觀念的影響，往往將千辛萬苦經營所獲得的巨資投向故土，購置田地和風水墳場，修建祖墓和祠堂。部分富可敵國的徽商還染上奢侈的惡習，為了顯示富有和名聲，特別看中面子而與人爭訴，正如王士性指出：“新都健訟，習使之然。其地本勤，人本儉，至斗訟則傾資不惜，即官司笞鞭一二、杖參散，便以為勝負……若巨家大獄，至推其族之一人出為眾死，或摸額叫闕，或鎖喉赴臺，死則眾為之祀春秋而養子孫。他方即好訟，謀不至是……至于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己身地也?！?/p>

三、徽商“好訟”的弊害

徽商迫于生存艱難的社會環境下養成“好訟”的風氣，一方面促成徽商更加不遺余力依附封建政治勢力，另一方面也將徽商深深烙上封建性商幫的色彩。為其進一步發展帶來了諸多潛在的弊害。

1、經營活動的成本加大。帝國官僚機構和對商業活動的介入和滲透。不可避免將官僚作風帶入商業領域，導致正常商業經營異化，加大商人的經營成本，尤其是國家對特定物資進行經濟管制的流通領域體現的最為明顯。明清時期，徽商的龍頭行業是鹽業，在兩淮眾鹽商中占有絕大多數席位，故以明代開中制的“鹽引”制度為例證：

一旦從南京戶部得到鹽引。運司就把持有者(鹽商)的名字填在空白處，商人憑此下場支鹽。所有的鹽場被分為三類，即上、中、下三等。下等鹽場生產的優質鹽較少。離批驗所更遠些，這樣就包括額外的運輸費用?！瓌t上，鹽商不會得到全是上等或全是下等的食鹽。

鹽課司按鹽引支鹽，撕下鹽引的一角。然后商人運輸食鹽到批驗所向運司報告。他已經完成支鹽。于是運司撕去鹽引的第二角。這時食鹽被暫扣，在官方檢查之前，商人必須等到運送到批驗所的全部食鹽到達規定的數量批驗。……當達到這一水平時，運司要求巡鹽御史批準核查和稱量。……核查人員通常是當地通判和主簿，由巡鹽御史委任。當每包鹽被稱量且付清額外稅費后，鹽引的第三角被撕掉，這時商人能夠把食鹽裝船運輸到指定碼頭。這些碼頭由鹽運司決定而非商人。全部分配依照一個總的計劃，按照各府的人口精確地規定應該行鹽引數。當食鹽運抵指定碼頭，商人要向地方官員報告。在完成出售時，已經被撕去三個角的鹽引，要送到最近的府州縣衙門，由官員撕掉最后一角，上繳給戶部與最初的期號相符。即使是在理想的條件下，一個商人要完成這一交易也需要大約兩年的時間，記錄顯示這有可能花費五六年，或是更長的時間。

食鹽專賣制度將一個簡單的交易行為拆為若干個環節，由政府對各個環節施加嚴密的監控，以致食鹽交易過程被拖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由此可知，官方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造成商業機構臃腫、

運作程序繁瑣、辦事效率低下、人力物力資源浪費嚴重，大大加重了徽商經營的商業成本。

2、公平競爭秩序的失落。國家本是公權力的行使者，負有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的職責。一旦介入到經濟領域內，兼領經濟壟斷特權時，毫無疑問，會造成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失落。運用公共權力人為的劃定經營范圍，將壟斷國家特定物資的專賣權賦予某些特定商人，從而變相限制、剝奪了另一部分人能夠通過公平競爭而發財的機會。

面對國家嚴苛的管制，無利可圖的商人們或者被迫歇業轉行，或者在利益的驅使下，違例私販。但是“賈而好儒”的徽商則是國家眷顧的幸運兒，他們千方百計巴結仰攀上政治勢力，輕而易舉獲得壟斷特權。尤其是兩淮鹽場的徽商，憑借壟斷食鹽專賣的特權，獲得了巨大壟斷利潤，財富之多是其他各行各業的商人無法比擬的。但是從官方獲得壟斷特權的徽商，往往要以犧牲其作為商人的獨立性和市場競爭力為代價，無形之中大大削弱了徽商的競爭能力，一旦失去官方的庇護，憑借壟斷特權獲利的徽商，也就沒有能力繼續生存下去?；罩蓰}商之所以最終敗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清朝鹽法改綱為票，使其失去世襲的專賣特權。

3、加大經營之外的不確定風險?！暗墓倭艡C構盡管精致復雜。但他從未確立過幾項有助于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政策；他從未制定過全面的商業法規；也未確立過旨在保護私人財產的司法制度；他從未發展過一種用以減輕商業風險的保險體系”。如前文所述，在權力至上的帝制時代，徽商不僅面對“天災人禍”，還有一個潛在的經營風險，也是徽商最無法預測的防范的，就是不得不時刻準備迎接未知的官方意旨。官方的公權力如同達摩克里斯之劍時刻高懸在徽商的頭上，說不準什么時候就會掉下來。官方的一紙令下，就可使徽商千辛萬苦經營所得的萬貫家財在頃刻間化為烏有。其興也速，其敗也速。明代官員顧起員曾說：“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孥而遠逃者，比比是也?！?/p>

徽州鹽商憑借壟斷食鹽專賣的特權富可敵國，同時也是封建政治勢力層層盤剝的重點對象。康熙九年十月，巡鹽御史席特勒、徐旭齡總結兩淮鹽商的六大苦，一語道破表面上風光一時的鹽商所遭遇的經營艱辛：

其一為輸納之苦。商人納稅，例將引數填注限單，謂之皮票，所以便商下場也，而運庫扣勒皮票，每引科費數錢不等，方得給單。而胥役又有使用，謂之照看；綱總又有科斂，謂之公匣。除正納外，必費一二錢始得筑一引之鹽計歲費約數萬金。

其二為過橋之苦。鹽商出場，例將艙口報驗，謂之橋掣，所以便商放橋也。而關橋扣勒引票，每引科費數分不等，方得掣放。而面鹽、底鹽又有搜鹽之費，斤多斤少又有買斤之費。出溢斤外，必費七八分，始得過一引之鹽，計歲費有約數金。

其三為過所之苦。商鹽呈綱，例必造冊擺馬(碼)，謂之所掣，所以便商驗斤也。而未經稱掣，先有江掣之費，一引數分不等；又有茶果之費，一引數分不等；又有緩掣之費，又有加寓之費。除割設外，每引必費一二分，方能過所，計歲費又約數萬金。

其四為開江之苦。引鹽既掣，例必請給水程，每引數分不等；又請給桅封，每張數兩不等。以至報狀撲戳，引各錢余不等；封引解捆，引各數分不等，每引約費二三錢方能放行，計歲費又約數萬金。

其五為關津之苦。鹽船既放行矣，而所過鹽道有掛號之費，營伍有巡緝之費，關鈔有驗料之費，計歲費又數萬金。

其六為口岸之苦。船鹽既抵岸而江(西)、(湖)廣進引，每引道費錢余不等，樣鹽每包數厘不等，查批收房，每船數兩不等，計歲費又數萬金。此六苦者，實為淮商切骨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