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環境問題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全球環境問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根據研究，環境服務貿易的談判應從明確環境的內涵和范圍著手，環境服務范圍要從傳統概念分別向微觀和宏觀擴展，從微觀擴展到室內環境服務，從宏觀擴展到全球環境服務。

特別重要的是，環境服務貿易談判中必須區分并協調好全球環境服務需求與中國環境服務需求的關系。從中國和全球的共同利益出發，談判中需要：盡快重新定義環境服務；提出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環境服務清單；建議WTO應該明確將環境改善，至少是全球環境改善，作為WTO環境服務談判的目標，而非僅僅靠成員自己的貿易利益驅動談判。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的前世今生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已經成為WTO以及雙邊和區域自貿區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WTO希望促進貿易與環境中環境貨物和服務的談判以反映所有成員的需求，最重要的需求是WTO成員如何應對全球的環境挑戰。中國進行的區域和雙邊自貿區談判中，環境服務貿易經常被作為核心要價，很多涉及到與氣候相關的全球環境服務。

中國如何在談判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以維護負責任大國形象又最大限度維護自己的利益？其中，首要問題是要清楚認識中國在環境服務貿易中的利益，并找到全球的共同環境利益，以“共同呵護”我們的地球家園。

環境問題與環境服務的優先領域

中國對環境服務的巨大需求首先是因為其嚴重的環境污染。中國目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

未來15年中國人口將繼續增加，經濟總量將再翻兩番，資源、能源消耗持續增長，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有效解決這些環境問題，迫切需要量大先進的環境產品和服務。

探秘環境的真實內涵

我們傳統上理解的環境保護或環境治理的概念一般包括室外環境、當地環境、國家環境和區域環境，而較少關注室內環境和全球環境。

隨著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快速發展和以人為本理念的不斷深入，對環境的定義、內涵和范圍也必須進行擴展，從微觀擴展到室內環境服務，從宏觀擴展到全球環境服務。

室內污染：人類的第四大殺手

對人類而言，一生中80%-90%的時間在室內度過。室內環境污染容易引發呼吸道疾病、心臟病及癌癥，人類68%的疾病都與室內環境污染有關。

世界衛生組織（WHO）研究發現，許多發展中國家，室內空氣污染是位于艾滋病、瘧疾等之后的第四大殺手。而且，兒童是室內空氣污染的首要受害者。保守估計，全球每年由于室內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數達200多萬人，其中，100萬是由于引發了急性呼吸道疾病的5歲以下兒童。中國大陸每年因室內空氣污染超額死亡11萬多人 。

室內環境服務可以減少、消除、解決室內環境污染問題。以中國每年新增16-20億平方米住房為例，室內環境污染也為環境服務提供了更多機會，包括室內景觀和園藝設計服務、室內污染消除和預防服務等。

室外污染：熒光屏下的人類之痛

一般屬狹義的環境問題，具體指由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使自然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反過來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問題。具體類型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生態系統破壞、噪聲等。這類環境問題也是我們環境保護工作具體和重點的對象。

“十一五”（2006-2010）規劃所提的單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COD降低10%、污水處理率達到70%、工業固體廢物處理率達到60%的環境目標為環境服務提供了巨大機會。這些目標的規定特別是對能源和溫室氣體、二氧化硫等的減排方面的環境服務需求是非常大的。

全球環境：守候人類共同的家園

全球環境問題是最近二、三十年最新認識到的環境問題，主要包括氣候變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POPs、危險廢物越境轉移以及其他國際環境公約所針對的全球環境問題。

這些國際環境公約的簽署和實施也將為全球環境服務提供很大機遇，例如：節能和其他溫室氣體控制方面的環境服務進出口；為消減影響臭氧層的ODS物質的無氟碳化物的環境服務貿易；實施POPs公約有關的環境服務進出口等等。

環境服務的優先領域：橫看成嶺側成峰

環境問題解決的優先領域設置原則應該是：健康影響優先于其他影響；直接影響優先于非健康影響；不同級別的政府和組織根據不同授權有其不同的環境優先領域。

從原來中國狹隘的國家利益出發，環境問題優先順序是：室內環境問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從中國當前戰略來看，環境問題的優先順序應該是室內環境問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

對于國際組織而言，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首先是多邊環境協議所關注的全球環境問題，其次是其職責范圍內的室內環境問題，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并非他們關注的重要問題，因為這是國家政府的職責。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講，環境問題優先順序應該是：全球環境問題>室內環境問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

從服務提供模式來看，全球環境服務需求優先領域順序應該是模式4>模式2>模式1>模式3；而中國的環境服務需求優先領域順序應該是模式3>模式4>模式1>模式2。

可以看出，不論是從環境服務類別上看還是服務貿易提供模式上看，中國和全球的環境服務需求優先領域都有很大的不同。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凸顯中國利益

根據如上分析，環境服務貿易談判中必須區分并協調好全球環境服務需求與中國環境服務需求的關系。從中國和全球的共同利益出發，談判中需要：盡快重新定義環境服務；提出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環境服務清單；將環境利益作為最重要的利益。

環境服務的重新定義

當前，WTO中進行環境服務談判的機構主要在服務貿易理事會而非貿易與環境委員會。談判仍然停留在環境服務的定義和分類方面，而且這是一個主要問題。與此對照，中國正在開展或已經完成許多關于環境服務的雙邊自貿區談判，例如中國-智利、中國-新加坡、中國-澳大利亞、中國-新西蘭等，環境服務的定義也是談判的焦點。

當前中國在環境服務貿易談判中仍然使用其在入世承諾時采用的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CPC），也部分考慮了歐盟的定義，向談判方作出比入世更多的出價。

基于相關研究，當前環境服務的定義不能滿足環境質量的需求，尤其是對全球環境質量和室內環境質量的需求。基于對環境譜帶和范圍以及中國的環境問題優先領域新的理解，需要從環境需求的角度在整個譜帶范圍內重新定義環境服務，如上所述，將環境服務分為室內環境服務、當地環境服務和全球環境服務。

室內環境服務：用于改善室內環境的環境服務；

地方環境服務：用于改善室外、當地和區域環境的環境服務，即傳統環境服務；

全球環境服務：用于改善全球環境的環境服務。

該定義引入了全球環境服務和室內環境服務兩個新的分類，范圍要比OECD、APEC及WTO使用的范圍寬。它清晰地顯示了人類對全球和室內環境的需求。微觀層次上，它與聯合國禁煙公約相一致；宏觀層面上，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臭氧層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多邊環境公約相一致。

在WTO中使用該定義進行談判，將會與多邊環境協議實現很好的協調一致。另外，根據該定義，全球環境服務是為了保護全球環境以及通過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措施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地方環境服務是為了保護當地的環境以及通過貿易措施在當地、國家和區域層面上促進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室內環境服務是保護室內環境以保護人類健康并通過微觀層面上的貿易措施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環境服務清單也應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

為更好滿足環境服務需求，建議基于環境服務貿易的四種提供模式，并以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為基礎，進行環境服務的重新分類。所建議的環境服務清單基于中國自己的利益應該包括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方面：室內環境、當地環境和全球環境的環境需求；擴大就業；環境服務出口；環境技術研發；總體環境外交戰略。

通過SIA方法，重新發現中國的利益，應該包括可持續發展的幾個方面：環境利益：進口環境服務以滿足中國和全球的環境需求；出口服務以改善中國和全球的環境質量。經濟利益：出口貿易利益；國內環境服務業發展利益。社會利益：就業利益，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就業；外交利益，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和發展中成員的國際政治利益。

在可持續發展的幾個方面，利益的優先領域是：現階段，環境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會利益。經濟利益并不是一個最優先的領域，這是因為：第一，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是國家戰略；第二，“十七大”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社會戰略；第三，“十一五”規劃中提出了環境目標；第四，中國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希望平衡貿易；第五，就業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因素。

第2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關鍵詞：環境外交；環境安全；立場；原則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1-0053-02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全球性的問題，也已經成為世界政治議題的重點之一，環境問題的合作已成為促成國際交往的一個重要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環境外交應運而生。所謂環境外交，是指各國家及非國家行為體運用談判、交涉、協調等和平的外交方式來調整國際環境關系的外交活動，以達到加強國際環境交流與合作，保護全球環境的目的。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環境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開展好環境外交對于維護中國的環境安全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是我國實現環境安全的一個重要途徑。

一、環境安全是實現我國新安全觀、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全球性問題的凸顯，傳統的安全觀已經不適應時展的需要，在軍事安全、領土安全、安全等被列為高級政治的同時，以往被認為是低級政治的，諸如環境問題、人口問題、生態問題等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成為國家新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環境安全已經成為重中之重。所謂環境安全，是指“人類在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生產活動和其他一切活動中，根據生態學原理，維護生態平衡，避免生態系統破壞，以使人類的健康和生活不受威脅，處在自然與安全的狀態中”[1] 環境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組成部分，這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由于近年來各種全球性環境問題如溫室效應、酸雨、森林資源枯竭、淡水資源減少等日益突出，已經嚴重影響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以把環境安全納入到國際社會總體安全的范圍內，并協力解決，已經不是一國內部的事情，它已經滲透到國際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

環境安全不僅從我國對外關系的層面，是我國維護國家綜合安全的重要環節，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它也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途徑。黨的十進一步把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提高到新的歷史高度，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新的戰略目標。國內政治是國際政治的基礎，外交活動最終是為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服務的。因此，在全球環境合作的層面上加強交流，維護我國環境安全，這也是實現國內政治目標的重要途徑，對于建設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共同發展的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意義重大。

二、保障我國環境安全不能依靠軍事手段

“量變是質變的必要前提，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環境因素對各方面產生的影響亦如此。當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對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而這一影響主要集中在消極方面，如造成經濟破壞、引起社會緊張、引發政治對抗等，這也是國內或者國家間沖突的根源所在，而沖突必然會引起一國內的動亂或者國家間的對抗和戰爭，在歷史上，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戰爭屢見不鮮，中東爭奪水資源的戰爭就是其中一例。可以說，國家安全不僅與軍力和武器有關，還與農耕地、森林、集水區域、生物遺傳資源、氣候等環境與資源狀況等密切相關。因此如何保障一國的環境安全成為各國首要考慮的問題。

因傳統安全戰略思維的局限所在，人們在探討如何應對環境威脅時，首先想到的是能否用軍事手段來加以解決。一種理論認為，環境問題既然被界定為是一種“威脅”，那么就存在被軍事化的可能性。但事實證明，依靠軍事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保障環境安全的，反而出現的是更為嚴重的后果。因為戰爭大規模地消耗稀缺的資源，毀滅利用資源生產出來的財富，破壞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戰爭中所使用的武器不僅直接破壞地球表面的土壤結構、污染河流，而且還有大量包括生化武器在內的武器將遺留在陸地和水域中，形成持久而可怕的環境隱患。而戰爭造成的大量環境破壞迫使居民逃到其他地區去尋找食物、住處和燃料，形成大量環境難民。因此軍事手段不但沒有解決環境破壞問題，反而使其進一步惡化。

由此看來環境威脅應屬于“非軍事化威脅”，不應使用武力來解決。在環境安全中，“軍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在實現“經濟福利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等目標時，“武力往往不是一種恰當的手段”[2]。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明確指出：“不能用軍事手段解決環境威脅”[3]。但是在冷戰結束后，仍有一些西方戰略學家在進行軍事戰略調整的過程中，將防治環境威脅作為軍隊新的任務。對此，很多人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992年夏，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再次重申，環境惡化只是對國家與國際和平安全構成了“非軍事”威脅，這一定性的目的是排除用軍事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

與其他安全概念相比，環境安全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代際轉移”性，即環境安全帶來的效益或產生的成本可能在下幾代、甚至幾十代后才得以顯現。環境危機的生成、作用和消除時間，比起政治、軍事、經濟安全來說都要長得多。因此，解決環境安全問題必須具有前瞻性，它直接關系到整個人類社會能否持續存在和發展，也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環境安全這種時間上延續性的特點決定了在解決環境問題上各國應避免意見分歧、孤注一擲，而應采取極力合作的態度，應以整個人類的幸福為目標。因此軍事手段不可能保障中國的環境安全。

三、開展環境外交是我國實現環境安全的最有效途徑

在處理全球環境問題上，解決環境糾紛、維護國家環境安全，最重要的就是要通過外交手段。歷史和事實告訴我們，用武力或者軍事的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是行不通的，往往是和平的外交手段能夠收到良好的效果。具體的外交手段可以采取談判、協商、制定環境規則、搭建環境合作平臺等多種多樣的方法。由于環境是人類共有的，空氣、水是流動的，所以一國環境問題往往并不完全是由本國國內造成的，而是由鄰國或者他國造成的，因此在實際的環境問題中就會出現很多環境糾紛。和平解決環境糾紛是環境外交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實現環境安全的主要方式。比如在世界環境外交中的突出例子美國和加拿大的酸雨外交，就給我們很多啟示。加拿大和美國是鄰國，由于季風的影響，加拿大上空出現的酸雨有60%是由于美國引起的。導致加拿大人口的80%生活在受到酸雨嚴重影響的地區。酸雨問題是自1977年以來一直困擾兩國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經過15年的交涉和談判，1991年加拿大和美國達成協議，簽訂《空氣質量協定》。雖然協定簽訂的過程異常艱難，其中不乏美國以強壓弱之處，但是畢竟兩國通過和平的外交手段解決了鄰國環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使兩國，尤其是加拿大的空氣質量得到改善，不失為國際環境外交中的一次成功范例。相反，如果加美不通過這種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國關于環境的糾紛，而動用武力或者采取其他激烈的方式，則不僅不會解決兩國的環境問題，反而會給雙方帶來更大的損害。因此，在國際政治中，環境安全是一種關乎全球或者區域的集體性安全，對環境問題的挑戰人類應該做出的選擇是合作而非對抗。中國只能是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通過參與環境法規的制定、參加國際環境組織、加強國家間環境對話等外交手段，達到維護本國環境安全、促進全球環境合作的目的。

四、我國在開展環境外交中遵循的立場和原則

1.我國應根據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特點采取靈活多樣的環境外交政策。我國應以地域為主要依托，根據各個地區和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的特點，以及對我國環境影響程度的差異，采取不同的環境外交政策。首先在東北亞地區，由于我國地處東北亞，該地區的環境問題是對我國影響最大的地區，所以應該格外重視。針對東北亞地區復雜的政治、軍事形勢，以及各國間巨大的經濟差異，我國應積極促進東北亞六國間的環境合作，并力爭在該地區的環境外交中起主導作用，在解決地區環境問題的同時，為高一級的政治問題諸如領土、等問題的解決創造良好的溝通契機。比如對日本，日本是世界上較早重視環境問題并開展環境外交的國家，這也是日本努力實現其政治大國的重要途徑。日本與我國一衣帶水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環境問題自然成為兩國重要的議題。與經濟、政治等領域相比，中日在環境合作方面是一種比較穩定的關系。中國應繼續加強中日之間的環境合作，消除南北隔閡，以帶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環境合作。其次，對于歐盟。歐盟長期以來一直十分重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基于歐盟環境政策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的特點，中國應繼續發展長期的中歐環境合作關系。亞歐會議為中國與歐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臺。雙方應遵循亞歐合作原則，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中歐環境合作推向新的高度。再次，對于美國。美國的全球戰略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領域的領導權，在環境外交領域也不例外。基于政治霸權需要而形成環境外交政策，顯然具有不穩定性。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會服從于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甚至短期內會發生根本性轉變。以本國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環境政策，也導致美國在全球環境外交中經常不遵守承諾，并強調發展中國家應對環境問題負主要責任。鑒于此種情況，我國在對美的環境外交中，要小心謹慎、靈活應變，要善于抓住機會，高效務實地推動中美實質性環境合作的進展。

2.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推動構建新型南北關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合作領域內的主要分歧在于誰來承擔主要責任。雙方能否消除分歧是中國環境外交能否起到良好效果的關鍵。中國應積極開展南北對話，加強溝通。一方面，要堅持平等原則，不能因環境外交而影響到國家，安全仍然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申明在環境問題上發達國家應該負有歷史責任，在治理保護環境方面發達國家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同時，中國應致力于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從根本上解決南北矛盾，消除南北分歧，構建新型南北關系。

3.抵制環境殖民主義，推動建立全球環境合作新機制。發展中國家由于科技、經濟等方面落后于發達國家，所以在環境治理方面一直在發達國家已經構建好的現有的環境治理機制中進行，無形中受到諸如生態侵略、污染入侵、環境壁壘等方面暗藏的環境殖民主義的影響。這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參與環境治理、開展環境外交的積極性。因此，中國在全球環境外交中，應堅決抵制殖民主義，通過談判、協商等和平手段推動建立新的全球環境治理機制。中國應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系，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力爭改變全球環境治理規則，重視各種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間組織，建立環境治理機構。積極參加國際環境會議，參與國際條約的制定和修改，主動為各國環境問題的解決搭建交流與合作的平臺，促進全球環境合作新機制的建立。

參考文獻：

[1]吳根，宋存義，李天昕.強化環境安全意識，促進可持續發展[J].中國基礎科學，2003 （5）： 47.

第3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摘要：黃愛寶教授在《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發表《“生態型政府”初探》一文，從內涵定位與基本特征兩個方面初步提出并闡述了“生態型政府”新理念，令人甚感鼓舞。

但筆者以為，在支持這一新理念的同時，仍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關鍵詞 ：生態型政府；內涵定位；廣義上世紀70 年代以來，由于環境問題的彌散性，環境因素已成為關涉和平、發展與安全的新變量，生態環境治理被逐步納入政府管理重點范疇。在此背景下，南京農業大學黃愛寶教授在《南京社會科學》2006 年第1 期上發表的《“生態型政府”初探》一文，從內涵定位與基本特征兩個方面提出并闡述了“生態型政府”新理念。以謀求“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促進政府自身的改革與發展，建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令人甚感鼓舞。但筆者認為，在支持這一新理念的同時，卻仍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所支持者，把生態問題納入政府重點治理范疇乃全球環境治理大勢所趨；所商榷者，生態型政府的內涵定位則不應限于狹義。

一、大趨勢：全球環境治理中的政府參與

關于全球環境治理，學界目前尚無明確一致的界定。但根據聯合國1992 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文件,可以認為，所謂全球環境治理，主要是國際社會通過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關系，經由條約、協議、組織所形成的復雜網絡來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以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由條約、協議、組織所形成的復雜網絡就是全球環境治理機制。

在全球環境治理中，國家（主要指各國政府）是最為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為體，各國通過加入政府間國際組織來影響全球環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在作用渠道上，在涉及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壤退化與沙漠化防治、危險廢棄物處理、污染防治、水域保護、資源能源開發與利用等較為廣泛的議題領域，各國通過雙邊、多邊對話以及全球環境會議，形成相應的合作體制，簽署國際公約，以促進各國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解決。

在原則規范方面，國家環境主權原則、責任原則、風險預防原則、國際合作原則等已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同時，各類涉及環境發展問題的國際法律規范也已通過國際公約或會議宣言得到闡明，比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防止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處置巴塞爾公約》等。

在操控方式上，主要包括環境立法、經濟措施、政策調控、資金援助、技術轉讓、建構信息知識網絡、監督評價等，都已在環境治理中得到應用。

在全球環境治理大趨勢下，一方面，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國家紛紛制定相應的國內環境規劃。通過國內環境立法，在政治決策與社會發展中貫徹環保理念，比如“環境友好”概念以及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城市、生態社區等新理念的相繼提出等。另一方面，一大批環保NGO在民間社會自發成立，包括綠色和平組織、地球之友國際等，他們通過發動不同規模、不同類型（如呼吁、示威游行等）的環境運動，既推動了生態環境理論層面的思考，又促進了國內環境治理進程。

中國作為大國，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采取多種參與方式，包括參加國際環境發展會議或論壇，出席有關國際公約締約方大會，簽署、批準或加入國際環境發展條約、協議、修正案，參與國際環境治理項目合作，主辦大規模高等級的環境發展問題國際會議或論壇。因此，從全球環境治理背景看，把生態環境問題納入政府治理重點范疇已是大勢所趨。

二、內涵定位：從狹義淺生態到廣義深生態

對“生態”一詞的內涵界定，就目前研究而言，在范疇上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在層次上有深生態與淺生態之別。狹義界定主要指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廣義界定則指任一主體與周圍環境趨向生態化的動態平衡與綜合協調的哲學思維。淺生態側重于對環境問題的技術性解決，深生態則傾向于對自然內在道德價值的思考，進而主張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全方位的生態化。黃愛寶教授把生態型政府中的“生態”內涵定位于狹義的淺生態，即追求實現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那么，“生態型政府”的內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實現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的政府，或者說是以保護與恢復自然生態平衡為根本目標與基本職能的政府”。

狹義的淺生態定位本身并非錯誤，可能有利于突出對自然環境的純粹保護議題。但從深生態哲學、生態政治乃至系統論的角度來說，狹義的淺生態定位并不一定有利于環境治理的實踐進程。

從深生態哲學角度分析，深生態哲學的生態主義思考與我們平常所討論的環境主義思考有所區別。一般的環境主義僅“主張一種對環境難題的管理性方法，確信它們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變目前的價值或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情況下得以解決”。而生態主義則認為：“要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和使人滿足的生存方式，必須以我們與非人自然界的關系，我們的社會與政治活模式的深刻改變為前提。”明確“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一體共生、內在統一關系，從而“遵循生態學原理和系統科學方法論，針對人類面臨的以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等危機狀態為主的各種危及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尋求戰略層次的根本性、長遠性解決”。否則，生態環境危機將在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模式下重復發生，人類社會就將處于循環往復的生存危機之中。

從生態政治角度觀察，生態政治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以系統論為認知方法，以綜合協調與動態平衡為理論內涵，從而成為把政治、社會與自然視為三位一體化、緊密聯結的有機系統。要求實現政治與社會的生態化，不僅力求政治體系內的協調與平衡，更謀求政治體系外政治、社會、經濟、自然之間的共生共榮。在“強調社會民主、政治民主和權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種族和性別的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主張建立一種“符合生態的分散化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模式”。因此，或許可以通過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城市、生態社區等概念往上推延。那么，一種環境友好型政府進一步說是一種“生態政府”的理念呼之欲出。即：政府不僅是對生態環境問題保持高度關注與關懷的政府，而且應當是貫徹生態原則——協調、平衡、多元化、開放性、兼容性、非集中化的政府。如此，則可以首先從行動理念上縮小甚至避免單方面推進生態環境治理所造成的局限，擴大并深化全方位推進環境治理的有益成果。

從目前環境治理實踐看，單純以環境技術方法推進環境治理進程并不能取得較大成效。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已普遍認識到，環境治理是一項浩大長遠的系統工程，必須在環境與發展、環境與社會之間綜合協調。

因此，生態型政府的“生態”內涵，如果定位于廣義的深生態層面，則更為恰當。尤其在新世紀初葉，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經濟轉型乃至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處于大力推進“和諧社會”構建進程之中，在公民社會尚未充分發育，仍然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帶動引領作用情況下，面向未來應當構建一個什么樣的政府，仍然應該是值得學界與社會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就全球范圍而言，21世紀將明顯是一個“治理”的世紀，而治理的內涵即多元互動協調。定位于廣義深生態內涵的“生態型政府”理念或可作為一種有益于新探索的新啟示。因為，只有具備生態思維的政府，才能引領出一個具備生態思維的社會。

參考文獻

[1] 黃愛寶“. 生態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會科學，2006(1).

[2] 黃愛寶“. 生態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會科學，2006(1).

[3] [英]安德魯·多布森.綠色政治思想[M].郇慶治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2.

[4] 張連國.生態文明視野中的政治文明[J].社會科學戰線,2005(1).

第4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關鍵詞 日本環境外交 興起 實踐

中圖分類號：D830 文獻標識碼：A

一、日本環境外交的興起

日本作為一個面積狹小的群島國家，自然資源匱乏。20世紀初，日本連續十幾年實施發展重工業、化學工業戰略，忽視環境保護，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造成大規模的產業公害，使得東京灣、瀨戶內海等工業集中的沿海地區和附近海洋污染十分嚴重，居民健康也受到損害、威脅。環境污染逐漸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駭人聽聞的公害事件相繼發生。從60年代起，國內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公害浪潮，日本開始重視環境問題，扭轉了重發展輕環境的政策基調，針對環境問題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法律、行政體系、環境政策評價體系，有效地抑制住了環境的繼續惡化，并逐漸向好的方向發展，日本也由此演變為當今的環保先進國。

日本提出并推行環境外交也受到了諸多國際因素的影響。第一，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環境問題逐漸從地方性和區域性問題演變成全球性問題：溫室效應與全球變暖、臭氧層損耗、大氣污染、土地荒漠化、水資源匱乏與水體污染、森林銳減、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一系列全球性環境問題已經開始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使得世人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第二，國際環保意識與合作快速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先后舉行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顯示了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環境挑戰的決心。第三，東北亞區域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東北亞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加快，工業化水平躍居世界前列，與此同時這一地區的環境狀況不斷惡化，主要包括大氣污染和海洋污染。區域內的中國、日本和韓國是全球較大的廢氣排放國家，持續不斷超量排放的污染物使空氣質量下降、酸雨頻繁發生和溫室效應明顯；東北亞諸國大多瀕臨海洋，所臨海域多是半封閉的、極易受到化學污物的污染；此外本地區還存在嚴重的核污染問題。

1989年，日本外務省發表了《外交藍皮書》，第一次將環境問題作為日本的外交課題之一。同年日本外務省設立了有關環境問題的特別小組，研究在環保領域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開展國際合作等問題，這是日本推行環境外交的開始。此后日本在環保領域表現日益活躍，日本外交路線逐漸向氣候問題傾斜。

二、日本環境外交的實踐及評析

日本作為發達國家積極參加或主持有關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會議，廣泛簽署國際環境條約，目前日本已經簽署了國際上已簽訂的150多個多邊環境條約中的絕大多數條約。2002年8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上，日本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環境養護倡議。2008年10月在東京主辦了“世界大都市氣候先導集團”氣候變化會議，商討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影響和對策。日本也很重視國際環境條約的履行，積極參加了許多環境組織，包括關于氣候變化的政府間小組、聯合國環境計劃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全球環境組織等，并積極在其中發揮作用。

同時，自1954年日本正式參與到國際ODA中，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開發援助捐助國，日本在2005年的官方發展援助達到4850億美元，約占世界官方發展援助總額的1/5。除了中央政府之外，由地方自治體開展的環境領域國際協作已在許多城市展開。例如北九州市利用自身在消除公害時積累的經驗，與相關國家和國際機構合作，開展國際研修活動和召開國際研討會，進行了廣泛的環境領域中的國際合作。

對日本而言，環境外交是其爭取未來國際社會的主導權、改善自身國際形象、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的便利途徑，同時也可促進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有利于其作為資源匱乏國家的生態安全，更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隨著國際環境談判向縱深發展，環境問題直接觸及到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環境利益。日本積極開展環境外交意圖之一就是爭取在國際環境領域的主導權，借此爭取在21世紀發揮大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作用。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進而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直是日本追求的政治目標。由于環境保護領域和節能技術領域的國際協作是一種非軍事性的、技術性協作，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其周邊國家的認同。增強日本在國際環保事務中的發言權和主導權，有利于日本以環境為基軸參與其他國際事務。

日本政府積極開展環境外交，是基于國際形勢和自身優勢的基礎上，實現國家利益的戰略性選擇，日本在推動區域內的雙邊與多邊環境合作，推進亞太地區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也存在借環境合作爭奪地區主導權，將環境合作政治化，向周邊國家轉移污染等阻礙地區環境合作進一步深化的消極行為。因此，客觀地分析日本的環境合作政策，將有利于更好地解決面臨的環境問題，實現亞太地區及全球的生態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法學院 國際關系）

參考文獻：

第5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環境問題不是從20世紀才開始出現的，而是始于人類社會形成之時，環境破壞與人類文明相伴始終。恩格斯說:“文明是一個對抗過程，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為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地不能產生其最初的產品，并使氣候惡化。”回溯文明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在漫長的農耕社會，由于人類活動的規模小、生產力低下、對環境破壞程度很小，環境能自我恢復平衡，人們對環境利益的獲取并不會對他人產生影響。嚴重的環境破壞始于近代。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科技水平大幅度提高并應用到生產領域，給人類帶來了強大的建設與創造能力的同時也賦予了人類同樣強大的破壞與毀滅力量，工業文明在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物質滿足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給人類帶來了各種環境災難:環境污染、資源匱乏、土地沙漠化、臭氧層破壞、森林面積銳減、生態失衡等等。由于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一部分人獲取大量環境利益的同時，將成本轉嫁給社會與他人，使他人蒙受環境利益損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碳排放與溫室效應導致國家之間利益失衡，一國因為碳排放獲取環境利益的同時，他國遭受了巨大環境或者經濟利益損失，甚至是滅頂之災。溫室效應引起全球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給太平洋與印度洋里的一些島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典型的例子是馬爾代夫，馬爾代夫平均海拔只有1.5米，如果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持續不變，馬爾代夫將面臨滅頂之災。而馬爾代夫的“碳足跡”幾乎為零，但是隨著人類無節制的破壞環境，災難卻向無辜的馬爾代夫襲來，其遭受滅頂之災的原因是別的國家恣意獲取碳排放的利益而給他帶來了災難性后果。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如今人類已經品嘗了自然對人類活動強烈反作用力的惡果。面對愈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我們如何協調與平衡環境問題中利益關系，將決定人類是否順利走出環境危機。

二、環境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含義

面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人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環境問題的根源，只有科學的揭示它的根源，才能探討有效的解決途徑。在這里，筆者主要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探討環境問題的原因。

(一)人類對經濟利益的無限追求導致環境不能承受其重

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是緊密相關的。生產過程中獲取的環境利益可以轉化為經濟利益。環境利益包括環境為人類提供生產生活資料，環境容納轉化污染物的能力，環境提供人類舒適的生活空間，環境作為自維持系統提高生存環境與生命支持系統，這些環境利益中的絕大部分可以轉化為經濟利益。

1.資本邏輯是導致環境問題的直接原因

資本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是無止境的。資本的本性是不斷增殖的，資本邏輯在于利潤。資本尋求在不斷運動中增殖，為了增加利潤，利用各種手段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式的開發，向環境中大量的無休止的排放污染物。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盡量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來追求盡可能多的利潤，他們將“成本外在化”，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轉嫁給不發達國家，甚至轉嫁給后代，讓社會與他人承擔環境污染的負的外部性后果。資本生產首先考慮的是對人的剝削和對自然環境的全面掠奪，從不考慮社會的對立與環境的破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為了增殖，資本敢于采取任何手段，而環境責任與公共利益不在資本邏輯之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資本和環境是對立的，資本與他人的利益是不相容的。

2.消費異化是環境問題的重要推動力量

生產決定消費，而消費又是生產的動力。沒有消費就沒有人類社會的存在，也就不需要人類生產，從這一意義上看，消費是生產的動力。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階段，生產的商品有限，人類消費一般是為了滿足物質生活需要和基本的生理需要。隨著科技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傳統的以商品匱乏為特征的社會轉變為商品大量過剩的社會，如果生產的商品賣不出去，社會產品的價值無法實現，投入的資本不能實現補償，經濟將會處于停滯狀態，資本無法實現價值增殖。這種情況是資本所有者絕對不能容忍的。于是各種時尚系統、廣告系統、商品包裝與設計等手段都被運用起來，以強烈刺激消費觀感、吸引消費者注意，達到刺激消費擴大生產的目的。此時，消費者接受的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消費品，消費和需求背離起來。人們的消費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滿足基本需要，而是為了體現自己的存在與價值。人們把購買和使用貨物變成了一種宗教儀式，并從中尋找精神滿足與自我滿足。這就是消費的異化，消費的異化促進了消費主義的生成。“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用過即扔”的消費主義消費方式在西方國家盛行，他們消費者世界上大多數的資源，享受世界上大部分環境利益。并且消費主義消費方式被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消費者所效仿，在西方已被普遍接受的“不消費就衰退”的神話也正侵蝕著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與發展觀念，發展中國家的富裕階層依同樣方式享受本國大部分的環境利益。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在全球擴散，使其一方面成為實現資本增殖的手段，另一方面加速了全球資源枯竭、生態破壞與環境問題惡化。“生物學家認為瀕危物種名單上超過1/3的脊椎動物主要是由于貿易而被捕殺的，富裕消費者的需要刺激了這種獵殺。”消費主義加速了物種滅絕的速度，強化了世界性生態環境破壞的程度。正是消費主義突破了人的需要的有限性而向無限擴張，從而造成大量的有害的無意義消費，其結果一方面導致資源浪費與環境惡化，另一方面給他人帶來環境上的與經濟上的利益損失。

(二)環境殖民主義加重了發展中國家與全球的環境危機

環境殖民主義和環境問題緊密聯系。在舊殖民主義時期，殖民主義者通過軍事鎮壓在經濟上掠奪與控制被殖民國家，他們在殖民地國家發展單一的經濟作物，開發礦產，對自然資源進行大量的掠奪而無視當地的資源保護與環境破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到:“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灰作為肥料足夠最能盈利的咖啡樹施用一個世紀之久，至于后來熱帶的傾盆大雨竟沖毀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么想干呢。”這充分反映了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環境利益的殘酷掠奪與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二戰以后，原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了民族上的獨立，這些國家雖然形式上擺脫了舊殖民主義統治，但實質上仍然受發達國家的控制與盤剝，并衍生出一種新的殖民主義———環境殖民主義。發達國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出口高附加值的工業品進行資源掠奪;通過環境污染物的越境轉移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環境污染;通過環境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通過貌似“善舉”的國際援助來剝奪發展中國家，并且援助是附有苛刻的經濟政治條件的，少得可憐的援助難以改善欠發達國家的環境狀況。

(三)發達國家獲取巨額環境利益的同時卻拒絕承擔相應的環境責任

如今，發達國家是全球資源最大的消耗者與環境的最大破壞者，卻拒絕承擔相應的責任。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其人口占全世界總人口的19%，卻擁有世界財富和收入的85%，消耗全球自然資源的約85%，制造的污染和廢棄物占全球總量的75%。發達國家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者，尤其表現在溫室效應、酸雨和臭氧層破壞等方面，因此，理應承擔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責任。但是，發達國家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拼命夸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本國經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以此為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進程進行各種阻撓。與此同時，他們又尋找借口來推脫自身對全球環境問題的相應責任，拖延治理環境的進程。比如，2001年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主要理由是: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和增量都很大，但這些國家未列入承擔減排責任的名單。現階段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是經濟欠發達、科技水平落后、貧困、人口眾多、生活環境狀況差，這些國情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必須把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放在優先的地位。因此，如今要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履行同樣的減排義務并不現實。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完全是為了本國的利益，以上述理由退出《京都議定書》毫無道理。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奧巴馬政府雖然宣布了減排目標，但其減排的目標與應承擔的環境責任不對等，仍然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個沒有誠意的目標。至今，美國仍然是游離于《京都議定書》之外的唯一的發達國家。

(四)發展中國家貧困加劇了環境危機

世界人口增長的大部分集中在南半球，而地球上大部分財富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的國家曾經是較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如今，原殖民地國家雖然已經獲得政治上的獨立，但是他們的“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來的殖民地當局決定的———被證明要想改變非常困難”。埃里克.S.賴納特指出:“財富一般都只在不存在農業或農業作用不那么重要的地帶出現，”經濟結構決定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貧窮的位置，并且，在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主導下，財富總是流向富國，而貧困總是困擾窮國，“對殖民主義和貧困兩者間關系缺乏了解，對我們理解貧困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舊的殖民體系造就了發展中國家貧窮的經濟結構，而新的經濟殖民主義與環境殖民主義導致了發展中國家依然處于經濟貧困與環境貧困狀態。巴里•康芒納對此提出了嚴正的批判，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不但被富裕的發達國家剝奪了應該屬于他們的財富，而且忍受著發達國家生產財富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所害，受全球氣候變暖與臭氧層消耗所害、受北半球國家有毒出口物所害。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貧困是一切問題的根源。“貧窮是迄今為止發展中國家人口無法穩定原因，貧窮是造成這些國家挨餓的原因，貧窮還是他們在取得有利于生態的經濟發展時遇到重重困難的原因。”在康芒納眼里，貧困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是人口過多的根源，是環境問題的根源。貧困迫使人們濫用自然資源，為了解決食物、燃料、住房等生活問題，人們往往濫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生態失衡。貧困也迫使發展中國家為了增長不惜進口發達國家有害廢棄物、有毒產品，引進污染項目，這進一步加劇了環境問題。貧困使發展國家缺乏資金，為了經濟增長而顧不上環境保護。我們不能據此指責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保護是為了未來，很難想象一個為眼前衣食發愁的人會顧及到未來，對一個饑餓的人來說，在面包與環境保護之間，首先選擇的是面包。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責任者是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工業化期間，大肆消耗全球的資源，污染全球的環境，在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把工業生產中的額外的社會成本與生態成本轉嫁給別的國家，發達國家將財富留在自己國家，而將污染留給了全世界。

三、思考

環境問題的產生是由于人類對環境利益的攫取而忽視環境保護與他人利益的惡果。要解決環境問題，關鍵是平衡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與責任問題。第一，發達國家應該承擔資源最大消耗者與環境最大破壞者的責任。發達國家從環境中獲取了最大份額的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如今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對環境破壞所致，根據利益與責任對等的原則，發達國家應該承擔全球環境責任的絕大部分。同時，由于其環境殖民主義行為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環境災難應該予以補償，發達國家應該給予發展中國家資金與技術援助，幫助發展中國解決環境問題。第二，發展中國家也要根據本國情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著力解決本國的人口、環境與貧困問題，并在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上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同時，發展中國家應加強南南合作，爭取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盡早擺脫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經濟殖民地與環境殖民地的地位，力爭改變自己被剝奪的地位。第三，全球應該反思資本邏輯下的生產方式與消費主義消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在資本邏輯下，資本將利潤視為唯一目標而將環境責任置之不顧。這一行為給他國與他人帶來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巨大損失。因此，資本邏輯引導下的生產方式與經營方式應該改變，在獲得一定利潤目標的情況下兼顧環境責任與社會責任，達到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雙贏。消費主義消費方式導致資源大量消耗與浪費、環境容量嚴重超過閾值。如果按照消費主義消費方式消費下去，《增長的極限》的研究結果并非危言聳聽。事實上，如今人們的消費并不是為了滿足實際需要，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消費與實際需要相背離。正是不適當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方式的存在，造成資源浪費，加大了資源環境的壓力。因此在全球范圍內倡導一種與可持續發展相適應的適度消費觀念與消費方式。

四、結語

第6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引 言

 

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已從區域性轉變為全球性、從暫時性轉變為長遠性、從潛在性轉變為公開性，以至于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切實解決這一問題。因此，環境保護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而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它對現代國際法提出了新的挑戰;對傳統國際法原則尤其是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影響特別突出。

 

一、環境問題的突出與環保意識的增強

 

何謂“環境”?根據我國環保法規定：“環境主要是指人類生產與活動所牽涉的所有天然的及人工的因素集合，其中有水分、大氣……天然遺跡、鄉村城市等”。i而環境問題則產生于“大自然本身的變異和人為因素引發的環境損害及其質變”。[1]一旦生態系統的平衡和承載極限被打破，就會導致其急劇退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工業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人類對資源無限制地索取都一再挑戰生態系統的承載極限，加之環境本身所具有的流動性使得環境問題延伸至世界各地，最終引發了全球環境危機。而且，環境問題還在繼續惡化，例如沙化侵蝕著越來越多的沃土，海洋、空氣和水體污染正繼續剝奪人類的美好生活;此外，溫室效應還是導致厄爾尼諾、拉尼娜等災害性現象頻發的主要禍首。

 

然而，對環境進行保護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興起。1962年，來自美國的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中呼吁人們重新仔細對待環境問題，并對環境危機加以警醒。[2]十年后，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全球環境保護的開端，會議誕生的《人類環境宣言》對“環境保護”進行了定義，同時制定了環保的全球戰略。1987年，“可持續發展”的觀點出現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作品“Our Common Future”中，ii意味著人類環保意識又上升了一個高度。90年代后，環境保護發展為當今世界的三大主題之一，而《21世紀議程》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的通過更具有劃時代意義，其中貫穿著“可持續發展”的主要觀念。隨后，世界各國相繼以該文件為藍本，制定符合各自國情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規劃。

 

二、環境保護對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影響

 

(一)可持續發展戰略弱化自然資源永久主權

 

早在1962年，聯大就通過了題為“經濟發展和自然保護”的決議，并首次提出了不應浪費自然資源的目標。十年后，《人類環境宣言》則指出：要周詳地計劃保護地球自然資源的工作，以便為這一代和下一代謀福利。此后，《地球》和《21世紀議程》都敦促國際可持續發展法的深入發展。《21世紀議程》明確指出，“國際可持續發展法將更加關注‘環境與發展’的平衡，要求各有關國家采取有效措施評估、檢查過去的行為和現存的國際文件及相關制度，同時要未雨綢繆，優先考慮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可能性立法”。[3]鑒于對發展與環保的并重，自然資源永久主權難免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在環境和發展領域，聯大通過了一系列有關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決議，例如，1982年產生的《世界自然》不僅要求“不準浪費自然資源”，還對其利用規則進行了細化：“利用生物資源，不可超過其再生力;采取措施防止一切形式的土壤退化，并保持或提升其生產率;對使用后零消耗型資源應將其循環利用;對使用后不可再生的消耗型資源，應綜合考慮進行保護性開發。”iii

 

就全球性國際公約而言，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指出：各國對本國領土范圍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明確、保全及傳于后代負有主要責任和義務;任何致使其他締約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受損的行為都是禁止的。至于區域性國際公約，如《養護自然和自然資源非洲公約》、《西半球自然和野生物保護公約》、《歐共體關于保護自然生境和野生動植物種的指令》等，這些都為該區域的生物資源保護提供了國際法律框架。 [4]

 

總而言之，國際法的發展已證明，各國有義務保護其自然資源和財富，以確保為世界各國人民及下一代的利益而能持續地利用自然資源;各國還有義務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以維護和改善野生動植物、各類瀕危物種的生境，從而保護生物多樣性。因此，根據現代國際法，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不再是一國專屬的國內管轄權。

 

(二)保護人類共同利益高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

 

國際環境法的迅速發展對國際法上的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原可以說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隨著對自然資源的本身價值及其開發對環境影響的認識，各國開始放棄傳統手段而采用一種新的結合生態系統的開發資源方法。這種方法是認識到全球環境問題嚴峻性和“環境利用空間”有限性后的升華，其結果就是限制各國對自然資源和財富的管轄，并要求其承擔一定義務。另一方面，就目前國際環境法律文件來看，雖然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得到了進一步重申，但有關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義務也備受凸顯，例如在《人類環境宣言》和《世界自然》等國際軟法中都強調了此點;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開放簽署也必將對自然資源永久主權這一原則產生深遠影響。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在重申一國國內的生物資源屬于該國主權范圍的同時也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涉及人類共同利益的問題。[5]此外，在國際貿易領域，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指出：“一國可基于社會公共利益或道德、國家的安全，……保護環境或稀有自然資源而采取相應措施限制或禁止進出口。”iv可見，一國管理其自然資源對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綜上，社會的整體利益、人類的共同利益在國際層面的法律文件中愈發受到關注。鑒于此，各國有義務站在宏觀角度上合理行使其對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

 

三、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對環境保護的制約

 

(一)主權國家有權自由處置、勘探和開發自然資源

 

1960年聯大通過了關于自主管理國家自然資源和財富的第1515號決議，并要求各國承認和尊重主權國家這一不可剝奪的權利。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也重申“各國有權自主自由地處理其自然資源”。此外，1952年國際法院以其無管轄權駁回了英伊石油公司通過英國政府對伊朗石油國有化提起的訴訟，1977年利比亞美國石油公司仲裁案中適用了利比亞國內法和一般法律原則，[6]這些都表明國際司法機構已認可“自由處置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對于自由勘探和開發自然資源的權利，其被普遍認為是由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引申而來的核心權利之一，聯大的第626號、1803號、以及3171號決議都提到了這一權利。不僅如此，一些國際條約、仲裁決議及國際法學家著作都無一例外地承認各國有自由地勘探和開發自然資源的權利。例如，1978年《亞馬遜流域合作條約》中指出：“締約國在各自領土范圍內享有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固有權利。”另外，1982年科威特石油國有化仲裁案的裁決也顯示：“科政府決定終止美國獨立石油公司勘探和開發石油與天然氣的特許協議的行為是合法的，鑒于其需要全盤接手管理石油資源的所有權并處置之。” [7]

第7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關鍵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世界糧農組織 世界氣象組織 生態監測網絡

中圖分類號：X8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08-132-02

1 前言

當今世界環境問題不再是各國小區域范圍的問題，而已經演變成了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生態環境監測是人類認識環境，研究環境，管理環境以至于解決世界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聯合國作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參與者，建立了十分龐雜和巨大的全球性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在這其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全球環境基金（GEF），是該監測網的主要倡導者，其主導的網絡有十余個全球和區域性體系；世界糧農組織（FAO）在農業、林業、漁業、土地管理和植物保護等領域開展了環境保護和監測的項目；世界氣象組織（WMO） 關注大氣和氣候，與UNEP聯合建立了著名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并與之完成了全球氣候觀測系統（GCOS）等。接下來，我們重點介紹UNEP、FAO和WMO主導的幾個著名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

2 UNEP主導網絡

UNEP由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發大會上建立的，總部設于內羅畢，該機構用于整合和協調聯合國各機構的有關環境的議題，為聯合國體系內的全球環境事務提供一個中心平臺，匯集、協調、調動現有的一切專門技能以解決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

全球環境監測系統/水項目（GEMS/Water）在一系列國家和國際伙伴之間發展和維持了一個全球淡水質量信息系統。該計劃的目標在于對全球、區域和國家尺度的環境評價、淡水資源的過程和水質利用狀況的報告提供支持，主要的方式為全球淡水生態系統提供高質量的數據和信息。

本項目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發大會上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建立，后期根據發展的需要逐漸由UNEP逐漸統管。本項目是通過和地方水權利和行政機構共同組建網絡，并且設計一些國家重點（NFPs）和協作重點項目（CFPs）來運行的，前者由是與各國政府合作的項目，后者則是與非政府組織，如大學和非營利組織合作。該項目中心設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伯靈頓。

本項目所用的監測站點，是依附于聯合國全球環境監測網絡站點（GEMStat），該網絡現包含全球范圍內的超過3800個監測站點，接近430萬個數據記錄，標準監測變量超過100個。整個網絡數據庫現存有1965年到2012年的觀測資料，分為物理/化學、營養、主要離子、金屬、有機物質、有機污染物、微生物以及水文學樣本8個監測目錄。成員國包括18個非洲國家、16個美洲國家、26個亞洲國家、21個歐洲國家、5個大洋洲國家和39個觀察成員國，供125國。通過不同活動對水生態環境的需求的不同，又在人類飲水健康，農業，城市/工業，生態系統穩定性、結構和健康，旅游業和娛樂，五大領域選取監測變量。

3 FAO主導網絡

FAO成立于1945年，是聯合國體系中最大的自治機構宗旨是提高人們的營養和生活水平，改善農業生產力，更利于農村人口。其中收集、分析和傳播信息是該機構的重要職責之一。因此，FAO為主導與ICSU、UNEP、UNESCO和WMO等機構組建了巨大的全球陸地觀測體系（GTOS）使得對人類對地球系統的變化有更為深刻的理解。GTOS主要關注全球五大領域的變化：土地質量變化，可以用淡水資源，生物多樣性的遺失，氣候變化，以及污染和毒素。GTOS的體系十分龐雜，包括技術平臺、項目活動和合作關系三大部分。

聯合國陸地生態監測網絡（TEMS）是由國際站點和互聯網絡組成的，能夠執行長期陸地生態監測和研究活動的網絡名錄。該生態監測網絡是全球觀察系統（GSO）的一部分。該網絡現在覆蓋全球，擁有2060個監測站點，44個觀測網絡，1200個聯絡人。在觀測的過程之中，需要監測超過180個環境指標和55個社會經濟指標。在組成該網絡的次級網絡中比較著名的有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網絡、國際林業研究中心、森林生態系統監控、熱帶林業中心、英國環境變化網、歐洲森林生態系統研究網絡、國際森林合作計劃、長期森林生態系統研究網絡等。該網絡同時擁有水文、山地、生物多樣性和海岸等多種專題模型。并且做到了全球范圍的網絡數據和信息的共享與更新。TEMS自2006年起就一直致力于升級其數據庫數據，并整合了DEM技術，將觀測數據進行3D處理，從而全方位的展現數據。

此外，網絡還不斷擴充自己的觀測數據和服務站點，新近加入的站點有CarboAfrica，PLaNet等站點。近年來，聯合國系統的各監測網絡業正在整合，其中將TEMS數據整合入全球變遷總目錄資料庫（GCMD）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4 WMO主導網絡

WMO成立于1950年，1951年成為聯合國專門負責氣象的專門機構。氣候的變化是無國界的，因此建立起全球氣象觀測網絡至關重要，現在WMO下面有兩大監測網絡全球氣候觀測系統（GCOS）和全球綜合觀測系統（WIGOS），其中GCOS已經發展的比較成熟，是現在負擔主要功能的監測網絡；WIGOS為2007年世界氣候大會上決定建立的其成長仍需要一定時間，下面著重介紹GCOS。

全球氣候觀測系統（GCOS）是國際間協調的觀測系統網絡，以及一系列能夠支持并提升該網絡的計劃組成。該系統是設計用來實現并發展國家和國際對于氣候變化的觀測標準。GCOS是在1992世界第二次氣候變化會議上建立的。GCOS致力于為所有對氣候變化相關問題關心的研究者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數據、觀測記錄和信息。研究領域橫跨大氣、海洋和陸地領域，包含水文與碳循環以及冰凍圈。

GCOS是由WM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UNEP以及國際科學協會理事會（ICSU）共同出資建立的。本檢測體系是由各種檢測網絡組成，其中包括各成員國天氣預報和空氣質量檢測網絡，IOC主導的全球海洋檢測系統（GOOS），FAO主導的全球陸地觀測系統（GTOS）以及WMO主導的全球觀測系統（GOS）和全球大氣觀察（GAW），專家隊伍是由各科學學會和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共同提供的。

5 結論和建議

綜上所述，聯合國組建的這些環境監測網絡有著其他網絡難以超越的優勢：

（1）聯合國主導的環境監測網絡，匯集了大批世界頂級的科學家，大批對于環境監測的標準和研究具有世界先進水平，從而為各國完善和建立自身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提供了模板。

（2）一個國家的國力很難做到覆蓋全球的水平，聯合國站在全人類的角度對生態環境進行的監測是迄今全球水平上最為全面的。從而使全球性的現象得以體現，使人類能夠更好的了解自然的規律，從而進行大規模的環境管理。

（3）監測網絡有明顯的交叉性。環境問題本身就是跨多個領域的綜合性問題，對于多方面的監測數據，最終都可以在UN System-Wide EarthWatch中集成，為氣候變化等綜合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契機。

但是環境問題自1972年人類環發大會后仍然繼續惡化，作為主要問題解決者的聯合國也應負有很大的責任。單就環境監測網絡就有不少缺陷，在此提出幾點建議：

在整理與考察過程中，明顯能感到聯合國系統的監測網絡并沒有很清晰的脈絡。各監測網絡的功能常常重合，這與聯合國內部官僚機構的權力爭奪有重要關系，各機構常常獨立運營自身機構所管轄領域的監測，從而使得監測網絡的建設有些混亂。

聯合國各環境管理機構，特別是UNEP存在比較大的資金短缺問題，2007年其全年的預算僅有2.7億美元。這與其巨大的歷史使命是不相稱的，這就造成了有些生態監測網絡因為資金短缺而無以為繼，或者發展緩慢。

由于大部分全球監測網絡的建立都是和各國自身的監測網絡相重合，這就導致了監測網絡數據不標準，質量差別比較大。因此應當進一步敦促發達成員國對發展中成員國的幫助，從而整體提升生態監測網絡的數據質量。

參考文獻：

[1]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GEMS/Water：About Us[EB/OL].http：///gemswater/，2013-6-9.

[2] UNEP，GEMS/Water.National Focal Points Specifications[C].National Focal Points Specifications，UN，2010.

[3]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lob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Water Programme.Operational Guide for Data Submission[M].Burlington，Ontario，L7R 4A6 CANADA：UN GEMS/Water Programme Office，2005.

[4]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GEMS/Water：Global Network[EB/OL].http：///gemswater/GlobalNetwork/tabid/78238/Default.aspx，2013-6-10.

第8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關鍵詞]環境科學基礎；教學探索

為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這兩大國民經濟發展面臨的根本問題，國家教育部于2010年批準設立了一個新興交叉學科專業——資源循環科學與工程專業。環境科學基礎是資源循環科學與工程專業的重要基礎課，該課程涉及面廣，既有化學、生物學、生態學、工程學、法學、社會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又有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知識[1]。而且由于該學科發展極為迅速，課程內容的理解差異較大，如何緊跟時展的步伐，全面體現該課程的科學內涵，是環境科學基礎教學中應該時刻思考的問題。

1教材的選擇

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內陸續出版了多部關于環境科學的教材，比如北京師范大學劉培桐主編的《環境學概論》、清華大學何強主編的《環境學導論》、中山大學唐永鑾主編的《環境學導論》、東北師范大學盛連喜主編的《現代環境科學導論》、南京大學左玉輝主編的《環境學》等。其中劉培桐主編的《環境學概論》被多家院校選為教材，因為該書理論體系較完整，既包括環境污染，環境評價、環境規劃，又涵蓋人口、資源、能源與環境的關系等內容。何強主編的《環境學導論》是以環境問題為導向，更偏重于環境問題的具體解剖和解決技術。唐永鑾主編的《環境學導論》比較重視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有一定深度，較適合研究生教學。盛連喜主編的《現代環境科學導論》則以生態環境為主線，淡化了環境污染問題。左玉輝主編的《環境學》引入了人居環境和景觀環境，在基本原理上有所突破[2]。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后，可持續發展思想得到普遍接受。關于環境科學的一些教材也比較重視人口、資源及其生態問題，涉及面更廣。通過考察國內的多本教材，結合資源循環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特點，我們最終選定的教材是南開大學鞠美庭教授主編的《環境科學基礎》。該書教學內容以環境基本規律為主線，分別從全球環境問題、資源與環境、人口與環境、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固體廢物處置與管理、物理環境、生態城市建設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多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地闡述了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原理。本教材中添加一些環境科學基礎理論的近期研究成果，同時重要概念均配英文解釋，這更加適應21世紀社會經濟發展對環境類人才培養的需要，也能為后續專業課程的學習打下必要的環境研究技能基礎。

2教學模塊的構建

以鞠美庭教授主編的《環境科學基礎》為基本教學內容，我們設置了三個教學模塊，第一大模塊包括緒論、全球環境問題、資源、人口及生態系統與生態保護；第二大模塊分述大氣、水、土壤、固體廢物、物理污染等方面的環境保護問題；第三大模塊是生態城市建設以及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探討與實踐。通過第一模塊的教學使學生對環境科學學科有綜合、系統的認識，明確環境科學的研究范疇、任務和當前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通過第二模塊的學習使學生進一步了解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的機制以及污染物的危害，了解環境污染防治的基本途徑和環境管理體系。通過第三模塊的探討進一步提升學生對環境科學的認識，增強學生對資源循環科學與工程專業的認識，激發學生的環保使命感。此外，我們在教學內容的選擇和呈現上有深有淺、有詳有略。比如，考慮到本專業學生后續課程中會深入學習固體廢物資源化，因此講授固體廢棄物時資源化部分則略講。鑒于學生對資源和生態系統等方面的部分知識已在中學掌握，這些方面的部分內容也略講。而對全球環境問題的探討，則不僅限于教材內容，還就書本上未涉及的海洋污染等問題進行了闡述。

3教學模式的探索

環境科學是一門多學科交叉滲透而成的新興學科。由于本課程是在學生大一第一學期開設，所以整個內容的講解既要考慮到學生的學習背景，又要激發學生的專業認同感，還要讓學生掌握環境科學的基礎知識及其應用研究的發展領域，了解環境學科發展的新動向和新成果。針對上述基本要求，為了實現由“專業對口”觀念向“專業適應”觀念的轉變，由“應試教育”模式向“知識、素質、能力”并重教育模式的轉變，我們在本課程的教學別注重對學生科技素質的培養，從以下幾方面做了有效地探索。首先，注重學生專業興趣的培養。備課過程中我們廣泛收集、篩選、歸納相關材料，通過列舉大量的案例來吸引學生的關注力，通過案例分析梳理專業知識，通過分享國內外前沿的科研動態讓學生了解環境科學領域最閃光的前瞻性思想和環保領域尚未解決的難題，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激發學生的專業熱情，使學生真正感受到學習這門課的意義。其次，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手段。課堂講授中充分運用多媒體的優勢，通過圖片、動畫和視頻展現案例。注重課堂互動，將案例分析、專題討論、項目調查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師生互動、教學相長的作用。可以設置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辯題，通過辯論的方式激發學生去查閱資料、深入思考，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團結協作的精神。再次，角色互換模式。分配部分章節讓學生搜集資料，分組講解。通過收集資料、甄選資料、制作課件、講解闡述等環節，鍛煉學生制作PPT課件及口頭表達的能力，激發學生對課程的興趣。通過角色互換模式，在培養學生個人素質的同時還有助于增進班級團結，有助于建立更融洽的師生關系。綜上所述，環境科學基礎的教學須不斷探索，優化組合教學內容，充分利用多種教學手段，從而進一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實現環境科學基礎的教學目標。

參考文獻

[1]梁紅，郭碩．當代高等院校環境科學專業教學改革[J]．教育教學論壇，2015(51)：93-94．

第9篇：全球環境問題范文

1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與環境問題

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逐步提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真正起步是從改開開放以后才開始的，但是在短短的30年里，中國的對外投資卻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和成就。

1.1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長明顯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2002年起呈現出一個高速發展的態勢，如圖1-1所示，2002~2008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高達65.7%。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進入低谷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雖然增速減緩，但是仍然再次突破了歷史最高值。

1.2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大

中國對外直接投的規模不斷擴大（見圖1-2），到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已經超過兩千億美元，覆蓋了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行業分布也很廣泛。

1.3對外投資發展潛力大

雖然我國對外投資增長迅速，流量屢創新高，但是投資量占世界的比例仍然與中國整個經濟在世界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中國的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從圖1-3可以看出，雖然近兩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全球流量的比例有所增加，然而對外投資存量占全球存量的比例卻仍然只有1%左右。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全國GDP的比例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GDP的比例還遠低于美國。

1.4對外投資存在環境風險

近幾年來，國際上對中國企業的海外行為關注得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水電、采礦、砍伐等行業，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環境保護方面進行批評，個別媒體還存在惡意歪曲中國形象的嫌疑。通過對中國對外投資環境問題進行反思，我們確實發現了一些存在的環境問題和潛在風險，比如：環境敏感度較高的行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高；對外投資缺乏全面的環境政策指引；中國海外企業社會責任感有待提升；銀行對外投資缺乏操作性較強的環境保護標準等。而這些問題都可能會給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正常經營帶來巨大的風險。

2國際對外投資環境保護的理論和實踐

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明顯的特征之一，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則是其兩大支柱和主要推動力。在國際投資領域，對自然環境影響最深遠和最直接的就是國際直接投資。發展中國家由于較低的環保要求和較弱的監管力度而為這些外國企業提供了污染的便利，成為它們的“污染避難所”。同時，東道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迎合這些跨國公司降低環保成本的需要，紛紛進行“競爭性環保降級”，從而進一步擴大了這種趨勢，最終使國際直接投資成為加劇全球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使用的更先進的生產和環保技術及其在東道國的外溢效應，卻對環境有著明顯的積極影響，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對環境的總體影響及其程度日漸成為人們討論和研究的熱點問題。

一些國際組織已經開始展開對國際投資與環境的關系的研究，聯合國環境署金融計劃項目了一份題為《指點錢途：聯結環境、社會、治理因素與公司價值》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通過案例分析研究了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簡稱ESG因素）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呼吁那些為投資者服務的金融中介機構將ESG因素整合到他們的業務中去，從而幫助投資者關注環境、社會與治理問題（聯合國環境署，2007）。世界自然基金會貿易與投資政策項目對中國境外投資進行重新思考，認為全球工廠正在改變地球的面貌，并且中國境外投資成為全球可持續性的一個指標，它還提出我國缺少相關的政策指導或企業可持續/綠色投資指南，成為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放大中國對外投資環境問題的重要口實（世界自然基金會，2007）。除此之外，地球之友、國際河流等NGO分別對中國跨國公司的環境影響、銀行信貸的綠色化程度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評價。

經濟合作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出臺一系列指南或規定，對國際投資提出了環境上的要求。對于環境，OECD制定了跨國公司環境管理指南和方法，鼓勵跨國企業通過改善內部環境管理、完善環境影響應急計劃來提高其環境績效，鼓勵企業信息公開和積極主動征求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等。OECD在對外融資信貸上也有統一的環境標準。赤道原則是目前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綠色信貸標準，加入該原則的金融機構已達60家。但是中國目前只有興業銀行加入該原則。世行把實施和完成環境影響評價作為其批準貸款的先決條件，制定了有關環境評價政策和項目環境審查程序及步驟并頒布了有關環境評價的工作指南，規定環境評價應綜合考慮自然和社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自然環境（空氣、水和土地）、人類健康與安全、社會因素（非自愿移民、少數民族和文物）以及跨越國境的環境問題和全球環境問題。

3中國對外投資的環境管理狀況

隨著對外投資規模和水平的日益擴大和提高，走出去的企業越來越多，中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海外業務對環境政策的需求并有所行動。在國家的宏觀戰略方面，黨的十七大提出關于建設和諧世界的指導思想，提出“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提高綜合統籌能力，完善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強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宏觀指導和服務；要求“走出去”的企業和境外合作項目履行社會責任，造福當地人民。總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加強對外投資的宏觀指導，健全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防范投資風險。

在法規政策層面，目前我國還沒有特別針對對外投資環境保護問題進行規定的法律法規，只是在一些相關的對外投資法律法規和政策中有籠統的表述。商務部是中國對外投資事務的主管部門，國內企業境外投資創辦企業，商務部和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從多方面進行審查與核準，并且逐制定政策來引導和規范中國對外投資的健康發展。目前有關對外投資的政策主要是由商務部制定和、或者與有關部門聯合的。

與中國對外投資環境保護問題相關的政策主要有：商務部于2005年的《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工作細則》中環境條款的規定，體現出了對東道國環境問題的關注（2009年被《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取代）。2009年商務部相繼出臺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第一批和第二批，加強了對外“走出去”企業的引導服務工作，將有利地促進國企業積極穩妥地開展境外投資。2010年，商務部《關于2010年全國對外投資合作工作的指導意見》，督促、引導走出去企業樹立互利共贏的理念，遵紀守法，尊重當地宗教習俗，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構建和諧關系，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2010年，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以完善境外安全風險控制體系，指導企業加強境外安全風險防范。商務部還會同國家林業局于2007年8月27日了《中國企業境外可持續森林培育指南》，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本國企業境外從事森林培育活動的行業指導性規范和自律依據，此舉開創了我國海外森林采伐的新模式。2009年3月31日兩部委又聯合了《中國企業境外可持續經營利用指南》，積極指導和規范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可持續林業活動，促進東道國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并維護我國政府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4加強對外投資環境保護的政策建議

加強中國對外投資的環境管理，積極制定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對于中國企業走良性發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維護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意義，對于避免走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老路、避免對東道國環境造成破壞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應盡快制定和出臺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環境行為指南，引導中國對外投資企業更好地規范自己的環境行為，為全球生態保護做貢獻，也利于防范環境風險，實現中國對外經濟的國際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第二，我國有關部門和媒體應更多關注中國企業的海外生存狀況和需求，對海外企業的環境行為進行監督和鼓勵，努力提高海外企業的環保意識。對于環保工作做得好的單位以及與當地社區關系處理得好的單位給予宣傳、表彰等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