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醫生工作總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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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監獄醫生工作總結范文

與“不能提供上門服務”相對應的，便是遺體捐贈數量的稀缺。在專業機構記者了解到，被用于移植的人體器官除來源于親人的相互捐贈外，相當一部分來源于遺體捐贈。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約有100萬尿毒癥患者，每年新增12萬人，每年約有50萬患者需要腎移植，而每年全國可供移植的腎源僅有4000個。尿毒癥患者中的多數人，或過早地離開了人世，或依然只能依靠透析來維持生命，在苦苦地等待期間，每月的治療費用高達7000～8000元。我國患角膜病的500萬人中，有400萬可經角膜移植重見光明，但每年只有700個角膜供體；角膜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實際的需要。還有我國每年有33000多名白血病患者掙扎在死亡線上，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骨髓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之一，而其前提是在骨髓庫中找到相匹配的血液配型，但我國目前唯一的中華骨髓庫所能提供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000人次的登記。專家告訴記者，對于那些急等著救命的患者來說，當前最缺的不是技術。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郝林娜曾在全國人體器官試點工作總結會上直言：“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器官來源嚴重短缺已是不爭的事實。

捐獻的遺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用處就是用于醫學院的解剖課，遺體的稀缺嚴重影響醫學教學質量。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于恩華曾說，“現在學校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生大概平均每10人只能解剖1具遺體，一些非臨床醫學專業的醫科生則根本沒機會動手操作。理想狀態下應該4～6人解剖1具遺體。而在醫學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一個醫科學生本科階段至少要解剖過一具遺體，一名醫生從學生到成長為教授要解剖10具遺體。”而目前我們國內的情況是，平均20～30名醫學院學生，才能實習到一具遺體。

面對這一窘境，一些醫學專家憂心忡忡。他們認為，醫學的發展離不開人體研究，而從事人體研究首先要了解人體的結構。學醫的學生首先要學人體解剖學。由于缺乏人體標本，有的學校退而求其次，干脆靠人體掛圖和模型來教學。

捐獻有點“亞健康”

目前，我國的遺體來源主要是志愿者捐獻、無人認領的尸體（意外事故死亡、監獄犯人）這幾種渠道。而據本刊了解，2000年，太原市紅十字會率先在山西省展開遺體捐贈工作。從太原市紅十字會獲悉，截至2013年3月底，有遺體捐獻志愿者266例，實現捐獻46例，角膜捐獻登記115例，實現捐獻16例。這個數字與我們龐大的需求群體之間，依舊隱藏著很大的鴻溝。在56歲的下崗女工王阿姨的身上，始終揣著那張遺體和眼角膜志愿捐獻卡。2008年，她成為遺體和眼角膜志愿捐獻者，兩年后，她的愛人也成為志愿者之一。王阿姨和丈夫把遺體捐獻看作一件很值得驕傲的事。她說，“我把死看得很淡，不想占用國家土地，不想兒女為我哭。如果能為醫學做貢獻，那是最有意義的。”據專業人士講，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其一是：封建思想觀念作祟，人們對死后身體的“完整性”看得很重，以致自愿捐出遺體供醫學研究的人不多。即使有人愿意捐獻遺體，并在生前立下遺囑，但家屬意見不一，捐獻后又反悔。或是家屬得知遺體被解剖后于心不忍、心生不滿，從而引發糾紛。其二是：宣傳力度不夠，還不能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其三是：缺少具體捐贈法規，不利于保護捐贈者其親屬的合法權益。

呼喚用完善法律，來救治受冷的心

11月24日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報道： 在國家級技術和產業創新的基地、倚山傍海的大連高新技術園區內，一座投資1500萬元美元的“尸體工廠”，4年來利用我國法律上的空白，將中國人的尸體標本販賣到世界各地，獲取上億美元的暴利。多年來，社會輿論一直大力提倡遺體無償捐獻。“尸體工廠”的曝光不僅僅給遺體捐獻工作帶來了陰影，也反映出相關法律和行政管理的缺失。“尸體工廠”的曝光，使捐獻者的知情權和遺體捐獻立法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當以人的尸體和器官為原材料的生物塑化技術已經飛速發展的時候，中國的相關立法卻遠遠滯后。

一方面是供體嚴重短缺，一方面是捐贈遇冷，有鑒于此，一些有識之士指出，要想方設法擴大人體標本的渠道。對于遺體捐獻迫切需要規范化，要為遺體捐獻立法。目前，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已普遍開展并制定了法律法規，日本則已成為公民的習俗。這些國家的教學尸體來源充足，滿足了醫學教學、科研的需要。其他國家的成功做法我們可以借鑒，結合我國國情，因地制宜把好事辦得更好。

目前全國各地開展的遺體捐獻工作，大多也屬于是剛剛起步階段，時至今日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相關負責人介紹：“因為我國還沒有形成統一的遺體捐獻法規，使得遺體捐贈雙方權利和義務往往難以界定。同時，缺乏法律規范也將不少的志愿捐獻者擋在門外，因為他們多數因沒有立法而心存顧慮，擔心遺體捐獻后不能真正用于醫療教學、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

據了解，不少志愿者咨詢時，首先是問遺體捐獻立法了沒有，要等到立法了再來。與此同時，因為沒有法律依據，醫學院面臨這樣的尷尬：有捐獻者與接收單位簽訂了捐獻協議，并進行了公證，但捐獻者去世后，其直系親屬卻又反悔。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此類問題處理起來非常棘手。

面對如此窘境，專家則建議應學習發達國家關于遺體捐獻移植的先進立法經驗，盡早制定我國的遺體捐獻移植法。以推動和保障我國遺體捐獻移植事業的健康發展。

在美國，成年人幾乎都有駕照，它不僅是開車的執照和身份的證明，還是一份捐獻器官的同意書。這就意味著，駕駛員一旦在車禍中被確認死亡，若駕照上有“donor”（器官捐贈）字樣，醫療機構就可以對其施行器官摘除手術。

西班牙可謂是器官捐獻領域的“領跑者”。它的器官捐獻法規定，所有公民都被視為器官捐獻者，除非公民本人在生前表達了相反的意愿。與中國目前愿意捐贈則公證的做法相反，西班牙的這種意愿必須通過口頭或書面進行表達。

讓大愛的旗幟高高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