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安全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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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國際政治理論 現實主義 發展脈絡

一、現實主義的思想底色和理論淵源

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深受西方國家歷史和傳統的影響，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淵源和文化土壤。從古希臘時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紀的馬基雅維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們都對戰爭、權力、利益、沖突、和平等現實主義論題進行過獨到而精彩的論述，后來的現實主義者們繼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賢們的智慧結晶，并提出分析國際政治現象的假設。

（一）修昔底德的權力政治論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歷史學家，被譽為現實主義之父，更有甚者將修昔底德稱之為“國際政治學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臘城邦時期兩個強盛的城邦斯巴達和雅典的戰爭沖突，為我們揭示了勢均力敵的城邦爭權奪利的斗爭本質。在分析戰爭起因時，他說：“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了。”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國家間關系的表述中應該包括這兩個意思：第一，人性（恐懼），這也是國家本性，一方恐懼另一方實力的增長，導致了戰爭；第二，國家追求權力，新生大國、后起之秀渴望權力，守成大國、老牌霸主要保持權力，繼而引發沖突。

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雅典作為當時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與當時的弱小國家的米洛斯人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這場辯論突出了“勝利即正義，強權即公理”的理念。“整個辯論中，雅典人因為擁有強大的權勢，根本不將資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們極其冷靜地只考慮一種邏輯，這就是實力和強權。” 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從古至今一以貫之的國際政治的邏輯，即追逐權力和利益，這為后來的國際政治思想家們特別是現實主義中權力政治理論和國家利益論的提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二）馬基雅維利的道德觀

歐洲中世紀晚期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想家，當屬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時代正值人文意識萌發、神權光芒大打折扣的時代，這一時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君權神授”已經失去它的光澤，如何加強和鞏固君王實力，成為了馬基雅維利所要回答的問題，現實主義學派吸取了其道德觀念和自我利益說。

在其最為人熟知的《君主論》里，馬基雅維利提出了一套增強君力和加強國家集權的政治學說，宣稱君主的道德即是捍衛國家，為了國家可以不惜一切。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獅子和狐貍的結合體。君王必須像獅子一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和統治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應當像狐貍一樣靈活變通。馬基雅維利并不區分君主與國家的利益，在他的論述中，君主必須代表國家，二者是一體的。“只要君主認為是國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無顧慮地背信棄義。同樣，如果他的承諾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君主就沒有必須遵守的義務……君主的行為之遵從國家利益的要求，無須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標準。在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從國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

霍布斯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哲學家，西方政治學奠基人之一。他對國際政治的主要貢獻是他的自然狀態說。霍布斯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私利己的，每個人對權力永不滿足，有著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個人都要追求權力，那么互相競爭、互相猜疑、彼此為敵就不可避免，從而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即戰爭狀態。” 為了避免人在這種戰爭狀態中，相互毀滅、走向滅亡，霍布斯提出人們讓渡自己一部分的權利，訂立契約，建立利維坦式的公共權力機構，以此來保障人的安全。在國際層面，霍布斯認為：“現實主義所描述的世界類似于自然狀態，但他又對建立世界帝國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對于現實主義者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他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種等級秩序，在這個等級秩序中，最高權力屬于君主。”

二、現實主義理論的建構及其嬗變

（一）卡爾：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奠定現實主義基礎

一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從人性善的價值判斷上出發，認為人是樂觀向上的，強調普世的道德原則。他在對一戰的反思中提出了實現人類和平的十四點計劃，“重視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作用，主張自由貿易、民主體制和民族自決，由此主張建立國際聯盟。” 威爾遜認為，正是權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則，成為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為了避免出現一戰慘劇，必須“以新代舊”，倡導在普遍道德指導下、以集體安全原則來處理國家間的安全問題。

1939年，愛德華·卡爾針對當時西歐戰爭烏云彌漫的氛圍，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機》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機》旨在反擊1919-1939年英語國家國際政治思想中明顯且危險的錯誤，即幾乎完全無視權力在國際關系中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卡爾還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普遍的道德原則很難界定，國際輿論也沒有統一標準，國家間利益沖突更是國際政治無法回避的問題，無法通過道德途徑來解決。他清醒地認識到，威爾遜學派的理想主義思潮“掩蓋了國際關系的實質，將‘應然’誤認為‘實然’，將理想的世界當作現實的世界”。 卡爾的國際政治思想是符合當時國際關系學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義的過程中形成的，但這些思想只是卡爾在實踐基礎上的經驗總結，沒有提出理論體系，因而只是說他奠定了國際政治學科現實主義的基礎。

（二）摩根索：構筑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

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是漢斯·摩根索。其《國家間政治》一書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認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精髓。他提出，國際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國家利益只有通過獲取權力才能得以實現。尤為重要的是，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摩根索提出了經典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分別從人性、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權力的特性、國家的道德法則及其特殊性和論述現實主義的學派建立的角度，構建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這六項原則成為了現實主義看待國際社會和行為體關系的基本原則。

摩根索從人性本惡的哲學判斷出發，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總是希望通過權力控制另一個人，來滿足他的私欲；國家遵循同樣的邏輯，對外具有擴張性。在他看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特性，是現實主義學說的前提。一般來說，國家在各自領土范圍內都是至高無上的強制力機構，但在國際社會，卻不存在一個公認的賦權的中央權力機構，這種權力真空類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身處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它造成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性，在這一無政府狀態中每個國家都尋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種依靠自我保護的自助體系。國家的利益體現為追求權力、保持權力和擴大權力。一國要追求與其實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則將為危及國家安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因此被稱為“權力政治理論”。此外，摩根索總結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第一次論戰，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沃爾茲：對現實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進行“科學的修正和補救”的基礎上產生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學界的新寵，其代表作為肯尼思·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

沃爾茲吸收和繼承了權力政治說的相關論點，其理論的核心仍然圍繞權力展開。只不過在理論假設上，沃爾茲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認為，人性是無法來進行衡量和推測的，因而他摒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有關人性惡的哲學分析，轉而以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前提。這就淡化了國際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學意向，開始從體系層面中的現實來看待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斗爭。第二，權力并非是國家的目的，而是國家為了達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的論斷中，權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現實主義國際利益圍繞權力展開，追求權力、保持權力、擴大權力是國家的利益所在，而現實主義指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尋求安全，注意和應付可能的威脅，因而有可能運用權力。這是新現實主義對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體系結構的新概念。在沃爾茲看來，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單位層次，實力強勁的大國構成國際體系的結構層次，國際體系是國際結構層次與單位層次的互動。國際體系是否穩定、國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動，與國際體系結構有關。在國際政治互動當中，體系層面的結構是自變量，國家行為是因變量。也就是說，結構層面的大國實力大小影響著每個國家的對外行為。

沃爾茲對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修改和補充，尤其是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方法，使現實主義理論成為了一種科學化程度較高、高度簡約的理論，因此也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他的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法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對后來的科學行為主義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運用產生了很大影響，激起了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場大論戰。

（四）現實主義的新氣象

現實主義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防御性現實主義。以米爾斯海默為首的國際政治學者結合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斗爭和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體系的觀點，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是一國最重要的目標，國家為了謀求生存力圖最大限度地增強實力以確保安全，實力越強，其自身感到越安全。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相對的是防御性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并不是尋求權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與對手的競爭力中力求使權力損失最小化，即國家采取對外戰略來防止他國權力的增長，以減少對己威脅，保障自身安全。

第2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方式建立起國際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霍布斯無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的特征。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如果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待身份和進程有不同理解，這種追問就變成了對國際政治的本體論思考：國際體系是什么構成的，結構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物質主義，權力和利益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是一種物質事實，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有目的的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國家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類別。它不僅僅是事物，而且還是進程。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作用，是觀念使然。單純的物質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

第3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網絡外交；中國網絡外交戰略；中國網絡外交政策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冷靜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維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3、要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爭取網絡外交信譽。政府要盡可能地加快發展民間網絡外交力量，努力建構和諧網絡社會。根據網絡外交本身的特點，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導。

第4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一)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展戰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規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境

宏觀環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4)替代能源引發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主要表現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展潛力仍很大；(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3)里海地區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展趨勢

1.現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其分布規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亞太地區，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角度，從能源發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出發，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000，合計為9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3.和諧發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定性。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我國應該繼續發揮能源外交優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體制，推進石油產業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管機構統一監管、企業商業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了規范的能源產業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石油企業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參考文獻：

[1]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

棋局[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2]蔡睿彥.中國對外貿易流向問題研究[D].福州大學2005年

碩士論文.

第5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1 IPE英美學派之爭

 

在本世紀初，國際政治經濟學(以下簡稱IPE)界曾掀起一場大討論，議題是關于IPE英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之間的差異和優劣，以及這兩派間是否存在“架設橋梁”[3]開展對話的可能性。這場大討論由美國IPE學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發起。他于2007年發表了論文《跨大西洋分歧：為何英美IPE學派如此不同?》[4]，隨后在2008年出版了專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思想史》。在這些著述中，科恩明確劃分了IPE的英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并對兩派的優劣進行了深入剖析，就此拉開了這場跨大西洋大討論的序幕。緊接著在2009年，英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5]把當年的首刊作為特刊專門探討這個議題，這標志著IPE的英美學派之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本次跨大西洋大討論有力推動了英美學派之間的學術交流，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雙方“聾子間的對話”[3]狀態。

 

自此以后，英美學派差異就成為了IPE研究中無法繞過的話題。本文主要探討英美兩派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并以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背景和學術傳統作為切入點，擬對該議題提供新的認識和見解。

 

2 英美學派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

 

IPE英美學派的差異眾多，本文主要關注兩派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

 

2.1 研究范式差異

 

在研究范式上，英國學派趨向多元，包容性更強，而美國學派則相對單一狹窄。此外，英國學派具有多學科或跨學科的學術傳統，能對不同學科的觀點和研究成果包容并蓄。而在美國，至少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自由主義學派就開始長期占據主導。

 

英美學派研究范式差異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對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持有不同態度。在英國，一直是IPE研究的重要學術思想來源，階級關系常被當作研究權力與財富互動關系的分析工具，很多著作都體現了“資本作為一套社會生產關系的概念”。[6]因此，始終是英國學派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與此相反，及其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徑，在美國卻遭到長期漠視甚至不予置信。按照科恩的說法，在美國，“處于受人尊崇的主流學術研究之外”。[4]究其原因，這主要由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背景和學術傳統所決定。

 

一方面，從歷史發展看，雖然英美兩國都經歷過“體系變革”危機，但是其所處的歷史時期以及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都截然不同。英帝國的崛起發端于工業革命，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聯系雖開始加強，但是彼此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并不深。而在當時的英國學術界，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的政治經濟學都是主流學說，因此學者們自然傾向于運用這些學術思想來解釋世界體系的變化，且這種學術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而美國所經歷的“體系變革”時期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世界的政治經濟聯系已經非常緊密，其表現是眾多世界性國際組織的存在，美國通過這些國際組織維系全球秩序。此外，當時世界深處冷戰危機，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國學者的學術范式選擇。再次，美國的霸權雖然遭到挑戰，但是其霸權地位并沒有被它國取而代之。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美國的學術研究范式一直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所主導。而，自然被隔絕到了主流的學術路徑之外。此外，英國對于美國取代其成為世界霸權的心態非常復雜，所以科恩指出：英國學術圈存在“故意與美國唱反調的心態”[4]。

 

另一方面，英美兩國的學術傳統也不同。首先，IPE在英美兩國的學科歸屬不同。在美國，IPE隸屬于國際關系學科。在美國IPE的初創期，政治學家們嘗試運用國際關系的理論來解釋經濟現象，美國IPE所關心的議題如權力與安全，都與國際關系學科的關注點一致。與此相反，IPE在英國被認為是一門獨立的與國際關系平行的學科。英國學派的領軍人物蘇姍·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甚至認為，國際關系應當隸屬于IPE，而不是恰恰相反，因為英國的IPE研究借鑒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知識，有著更為豐富的學術內涵。正如本·克里夫特(Ben Clift)和本·羅森孟德(Ben Rosomond)所說，“(IPE的)多學科性意味它并不緊密依附政治學科的傳統。行為主義革命在英國，從沒有像在美國一樣站穩腳跟”。[7]

 

此外，在英國，關于政治與經濟互動性研究的傳統早就存在。十八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對道德哲學的研究，都是英國IPE的重要靈感來源。政治與經濟的勾連，以及對世界進行描述并做出價值判斷，對于英國學派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帝國主義》的作者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很好繼承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并將之發揚光大。霍布森贊同拉斯金對(新古典主義、邊際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控訴，認為“把‘財富’，‘價值’，‘利潤’這些名詞僅限于商業領域使用，是蓄意和系統化地貶損了這些名詞真實和已被認可的意義。”[6]他認為，政治和經濟關系錯綜復雜，根本不可能對政治與經濟進行分離和專門化研究。霍布森完全反對“當前采納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專業化了的政治科學。”[7]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正是通過這些學者得以不斷傳承和發展。這也是斯特蘭奇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重新發現”或者“重新強調”的政治經濟學傳統。

 

要理解英國IPE學派的特有傳統，還應當把它置于英帝國衰落的特定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同克里夫特和羅森孟德所說，“貫穿于整個二十世紀關于英國經濟的爭論都是與帝國的衰落交織在一起，(這些爭論)是為了總體的英國經濟和具體的英鎊，在這個過程中找尋一個合適的角色和定位。”[7]因此不難理解，英國的IPE研究特別注重國際和國內因素的緊密勾連。斯特蘭奇后來延續了這種研究路徑，并將它用于對英鎊的研究。而斯特蘭奇本人作為IPE英國學派的奠基人，她的研究路徑選擇也對英國的IPE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而在美國，由于IPE從創立以來就隸屬于國際關系學科，其研究視野也受到了學科限制。美國IPE更多關注的是公共政策和國家安全領域，對于跨學科研究也并不熱衷。此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由于擔心純經濟學的研究會受到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斗爭的影響，有意摒棄了對美國霸權衰落的研究。與此同時，越戰暫時緩和了美蘇關系，政治學家得以把注意力轉向衰退中的美國經濟并因此創建了IPE的美國學派，而其方法論也和其他社會學科一樣，受到了當時科學行為主義革命的深刻影響。現今，自由主義學派始終占據主導的根本性原因，是因為其學說能更好地服務于美國在全球推行的經濟自由主義。

 

2.2 認識論差異

 

認識論關乎研究方法和認知立場，雙方的本質區別在于：英國學派主張多科學的兼容并蓄，而美國學派則倚重科學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依靠演繹性邏輯和致求精簡的形式化建模，把事實還原為基本要素。”[8]此外，在方法論層面，英國學派長于質性分析，強調規范性，更關注整體性的理論構建;而美國學派則偏好量化研究，更關注中觀和微觀層次的理論建構。

 

英美學派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科學研究是否應當遵循簡約的原則。英國IPE學者認為美國學派的還原論方法排除了太多因素，這些因素對于理解政治經濟的動態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為了實現簡約而犧牲了描述性的事實和可信度”[3]。而美國的IPE學者則認為，英國的IPE研究過于偏重體系及歷史性分析，闡釋性太強，且因為過于包容萬象而喪失了研究重點。

 

此外，雙方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英國的IPE研究一開始就注重從其他學科吸收不同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而美國的IPE研究從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第二代IPE學者開始，在研究方法上趨于單一。而至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半葉前，美國IPE也是以其豐富的方法論著稱。但是，當政治科學家們設置了IPE的研究議程后，在研究方法上卻偏好使用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熱衷于實證分析，形式化建模以及對于經驗數據的系統性搜集和評估”，被貼上了“蹣跚學步的經濟主義”[7]的標簽。

 

美國學派的研究方法之所以發生了轉向，可歸結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學里的學術訓練更偏向量化研究。其次，美國社會科學的期刊編輯們對于數理與統計技巧更為偏好。再次，經濟學的復雜公式和形式建模總讓外行望而生畏，因此在解釋經濟學現象時，政治學家們總感到力不從心。還有，經濟學在美國的社會科學領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美國，經濟學因其善于以小見大而被尊為“統領社會科學的國王”[9]，正因為如此，美國的IPE學者也想運用“硬科學”的建模來增強IPE分析的形式力度，降低政治分析過程的不確定性。按照科恩的說法，這是因為“IPE的專家們也想贏得尊重。”[3]因此這種“仿效式科學主義”[10]的方法也得到了重視和強化。

 

英美學派對待價值判斷也持有不同態度。美國學派認為研究者應當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以確保研究的客觀性，而英國學派則認為價值判斷必不可少。在英國學派看來，研究者理當置身于研究對象之中，發現問題并匡正錯誤，以此不斷改善世界。總體而言，英國學派更具開放性，其核心研究問題更具普世關懷，涉及所有社會和道德領域，其目的是實現對世界的改造。此外，英國學派還認為“實證研究無法解釋類似于情感、恐懼、迷信、欲望、貪婪等這樣無形之物的決定性作用。”[11]

 

英美兩派在價值判斷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場也與兩國的學術傳統緊密相關。美國學派從“發展于十九世紀末期的傳統社會科學規范中汲取靈感。傳統社會科學并不否認社會道德的重要性，但卻堅持首先要進行客觀地理解，其目的是為了給下一步的變革打下堅實基礎。”[11]而英國學派的學術根源更為久遠，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對于道德哲學的研究。如馬修·沃森(Matthew Watson)所稱，英國IPE“根植于以價值為基礎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12]正因如此，英國學派“不僅要進行價值判斷，又兼具很強的包容性，這無可避免。”[3]

 

3 英美學派的學術對接可能性

 

有鑒于IPE英美學派在研究范式和認識論上的差異，對于雙方能否如科恩所說通過“架設橋梁”實現學術對接，學者們的觀點也不盡相同。

 

3.1 積極的觀點

 

以科恩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英美學派的差異性也是雙方能夠實現學術互補的前提。一方面，科恩認為英國學派過于兼容并蓄，并且“理論建構和驗證的方法不夠嚴格縝密，這使得知識的普及和積累幾無可能。”[3]而另一方面，美國IPE學派過于倚重標準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致使研究議題的設置過于狹隘。因此雙方如果積極開展學術對話，可互為取長補短，更好促進IPE的發展。

 

3.2 消極的觀點

 

但不少學者質疑兩派實現學術對接的可能性。理查德·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和馬修·沃森(Matthew Watson)認為，英美兩派的認識論存在本質差異，因此雙方無法比較，更無可調和。[13]戴維·萊克(David Lake)對此表示認同，他對科恩所倡議的“雙方應當在彼此的認識論鴻溝上架設起一座穩固結實的橋梁” [14]的說法深表懷疑。而且萊克認為，無需擔憂英美學派的差異性，相反，應鼓勵這種差異的繼續存在，這更有利于IPE的發展。

 

除了本文所專門討論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之外，IPE英美學派之間還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別。比如在本體論上，美國學派以國家為中心，把國家置于其他利益單位之上。而英國學派僅把國家視為利益單位之一，并不把國家凌駕于其他利益單位之上，有時甚至不把國家納入分析之中。因此，兩派之間要實現學術對接，徹底結束“聾子間的對話”狀態并不容易實現。

 

作者簡介：朱振華(1982-)，男，浙江永康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美國研究方向博士生，浙江傳媒學院國際文化傳播學院講師。

第6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國際合作原則;國際環境合作;途徑;主權

    一、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及有關規定

    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是《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和《里約宣言》。

    《聯合國》的序言宣布各成員國為促成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第一條死三款規定聯合國的宗旨為“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人類環境宣言》第7條規定:“種類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為它們影響共同的國際領域,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此條款尤其強調為實現環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展中國家完成它們這方面的責任所需要進行的國際合作”。第22、24、25條都有關于這一原則的規定。

    《里約宣言》中,有9項原則規定了加強磋商、合作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類環境宣言》的有關內容,是它的具體化。如原則24,關于戰爭破壞問題,規定各國“應遵守國際法關于在武裝沖突期間保護環境的規定,并按必要情況合作”最后一項原則明確規定:“各國和人民應誠意地本著伙伴精神合作”,將這一基本原則概括升華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國際合作原則的必然性

    首先,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體問題與局部問題交叉和互相促進,既有當前癥狀又有滯后效應等。環境問題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的解決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單獨勝任的。

    其次,國際社會由于在政治、經濟、科學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國家所組成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這些差異導致了各國之間存在很多利益沖突,尤其是經濟和正式利益的沖突,這就反感了各國在國際環境保護領域中的協調行動。各國唯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克服這些利益上的沖突,共同致力于國際環境的保護。

    最后,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要求各國進行合作。國際合作是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的必要條件。唯有通過國際合作,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制定表現為各國之間的協調意志的國際環境法規則。所有國際環境法律文件的形成過程都是國際合作或經過斗爭達到合作的過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有效的實施國際環境法。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小。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關系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加之危機意識的增強、安全概念的擴展,使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權利分配問題敏感而又復雜,體現出一種無法形成“合力”的“離心”傾向,各國均有意強化政府職能,捍衛主權獨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導致國家間的聯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發的公共問題——無論是金融危機、跨國犯罪、瘟疫流行、環境問題,都使國界形同虛設。這些問題單憑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努力是不能解決的,無論他們有多么強的實力。為了生存,國家之間需要聯合起來,共同應對這些問題,他們由此產生一種“合力”。

    三、國際合作原則的實施現狀

    (一)在環境問題上采取自掃門前雪的態度許多國家和地區不關心其他區域或其他國家的環境整治只關心自己領域范圍內的環境保護。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有可能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環境治理上來,這樣就導致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緩和的同時,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尖銳。這樣全球和地區性的環境問題與矛盾也就往往通過發達和不發達區域顯示出來。

    (二)南北雙方在承擔環境保護責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發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終釀成了當今世界的重大環境問題,如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酸雨等全球環境問題,都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發達國家利用地球資源的人均數量高出發展中國家幾十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雙重挑戰,發達國家理應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提供資金和技術。然而,多數發達國家非但沒有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反而回避和推卸責任,甚至利用環境保護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就形成了南北之間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雙方環境權益的斗爭異常尖銳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一直是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是一種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分工、國際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斗爭,特別是關于環境權益的斗爭非常激烈。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片面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環境與發展割裂開來;利用環境保護干涉別國內政,要求各自放棄一些主權,尤其是在國家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國際環境合作上缺乏誠意。發達國家在上述問題上采取的立場觀點是與發展中國家對立的,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對此,發展中國家從促進發展、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有效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出發,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

    四、推進國際合作原則實施的途徑

    (一)推動全球環境法制化環境問題對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的影響正在逐步加深,環境問題將會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沖突。面對環境安全對國際政治的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已認識到環境問題不能停留在各種論壇上的一般性討論,必須尋求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確保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國際立法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無論哪一國家加入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他就在法律上承擔了相關的義務與責任;否則,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在國際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近年來,新的全球性、區域性和雙邊環境保護條約不斷出臺,領域不斷擴大。國際環境法的迅速發展增強了國際環境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和強制性,同時也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二)開展環境問題上的南北對話和東西協商我們共享同一個地球,任何一個局部地區的環境惡化都會對全球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因而,不發達國家在改善環境時遭遇到資金、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的障礙時,發達國家基于歷史和未來的考慮,應給予大力幫助。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環境治理基點的不同,在發展中國家環境投資的邊際成本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可見,從全球來看,環境保護和投資的重點應放在生態環境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應支持發展中國家改善環境的各種努力。盡管在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始終存在爭議,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環境保護領域特有原則的最終確立,使國際環境合作具有了更加靈活的實現方式。這一原則號召各國積極應對環境危機,克服環境合作中的分歧與困難以達成共識。

第7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2002年11月，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執政以后，土耳其對自身重新定位，推行“東西并重”的外交戰略，深化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發展同中國的文化關系，也加強與中國在安全、反恐領域內的合作。新疆“七五事件”后，土耳其反應過激，粗涉中國內政，中土關系一度出現障礙，但土耳其很快改變對中國的態度，積極增強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努力推動兩國關系的全面發展。本論文將重點介紹正發黨上臺后土對華政策調整的背景和特點，并進一步探討土中之間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正義與發展黨；土耳其；對華政策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 A

外交政策是一個國家的政治行為和公共政策，受到國內結構與國際體系雙重互動的塑造。[白云真《當代中國外交的歷史經驗：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解讀》，載國際展望2010年第1期37頁]要真正理解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必須研究其政策產生的原因與背景。

1當前土耳其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背景

1.1國際背景

土耳其和中國相距較遠，一直以來，雙方在彼此的對外關系中無足輕重。中國的外交重點是周邊和大國，土耳其優先考慮的也是美、俄、歐以及中東國家。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以及兩國自身地位的變化，中土兩國都越來越看重對方，雙邊關系也日趨緊密。中國是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發展中國家，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積極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在不斷提高，一些具有戰略視野的土耳其觀察家在思考中土兩國的雙邊關系時，意識到崛起的中國在各個方面對土耳其的重要性。對土耳其的國家利益來說，當前與中國發展一種良好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1.2國內背景

土耳其擁有突厥語言文化和世俗伊斯蘭主義優勢，經濟相對發達，政治比較穩定，軍事勢力較強，與美國等西方盟國關系緊密。

1.2.1土耳其經濟發展的需要

土耳其經濟嚴重依賴外國資本，土耳其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工業投資推動的，而是由借貸刺激的私人消費和房地產投資推動的，這會導致土耳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脆弱性增強。不穩定的貨幣體系、日益上漲的物價和失業率使得土耳其的經濟問題雪上加霜。有土耳其評論員指出，“土耳其現在應當重視中國、俄羅斯和其他亞洲伙伴。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外交政策一直忽略了西方，僅僅關注歐洲和美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對土耳其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的盟國需要多元化。我很高興我們的政府現在意識到了這點。”

1.2.2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上臺

2001年5月，軍方以宗教意識濃厚、挑戰世俗原則為由取締了宗教政黨“土耳其美德黨”，埃爾多安在此之前宣布退黨，并于同年8月另組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并任主席。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后，全力推動入盟進程，主張“零問題外交”和多元務實外交，在外交舞臺上日益活躍，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李智育《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權的外交政策及成因分析》，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9月第5期第57頁]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正義與發展黨也越來越重視中國對土耳其各方面發展的影響力。

1.2.3 土中之間關系源遠流長

現在的土耳其人是從中國西遷突厥中的一支塞兒柱突厥和小亞西亞半島的土著居民混血的民族,而現在的維族就是當時把突厥滅掉的回鶻人的直接后裔，也包括突厥滅亡后融合和同化入回鶻的突厥人。歷史上的突厥、回紇都是一個民族，他們的語言，信仰都一樣，祖先也一樣，只有名字有區別，屬于不同的部落。他們之間曾發生過戰爭，回紇人滅掉突厥后，回紇人控制了整個當時的突厥領地，建立了回紇汗國。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族跟土耳其人在語言、文化方面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對一個維吾爾族來說土耳其語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種語言，有很多共同的詞匯，語法規則都一樣。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民眾出國留學或出國旅游的第一選擇就是土耳其，新疆民眾在土耳其居住的甚多，土耳其和中國新疆聯系緊密。但是，土耳其一直都在期待和西方接軌，它推進了其國內政策和國際安全政策的西方化，將自己從東伊斯蘭中孤立開來。[宋健生《土耳其對外政策的特點及對華政策的影響》，載《社科縱橫》2010年12月總第25卷第94頁]土耳其將自己作為西方國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土耳其看待這個世界的角度，也影響了其對中國的看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土耳其忽視了東方，推遲了土中兩國關系的進步。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以及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入人心，土耳其也越來越重視與中國的關系發展，再加上土耳其國內的維吾爾組織活動等因素都令土耳其不得為應對中國做出決策。

2當前土耳其政府對華政策的特點

土耳其對華政策的最明顯特點就是它的兩面性，也就是說土耳其對華友好合作是主流，但是也夾雜著兩國之間的摩擦和矛盾。土耳其對華政策發展到當前是受到兩國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利益訴求的改變、國際環境變化以及綜合實力等因素的影響。土耳其根據不同時期國家利益的變化逐步改變著對中國的態度。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上臺以來，土耳其和中國的關系基本是友好合作狀態，但是，土耳其和中國新疆的特殊關系、經貿方面的一些不平衡問題以及土耳其自身對其他大國和國際組織的期待等因素導致土耳其對中國的態度偶爾模糊不清。一方面土耳其積極表現想利用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身份提高自己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又想借助中國的地位加入上合組織，但是它本身又是北約成員國，又想積極的向美國靠攏。土耳其一直徘徊在對中國的態度上，“七五事件”后，土耳其立馬跳出來向中國叫囂，譴責中國，可是很快便又改變態度主動同中國緩和關系。土耳其的對華態度說明土耳其在追求國家利益的過程中，一直在積極的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考慮越多，需求越多，在某些問題上導致自身矛盾至極。因此它的對華政策表現出了很明顯的兩面性。

當前中土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經貿不平衡問題，涉疆問題以及部分問題上有一定的分歧。中國與土耳其利益的分歧是在中亞地區能否穩定獲得能源資源。土耳其試圖以其經濟優勢，一舉占領中亞市場，形成以土耳其為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權。但是中國的目的也是在積極尋求中亞地區穩定的能源供應。而且，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和烏克蘭問題上同中國也有不一樣的看法。可以說，未來的十幾年正是土耳其對華戰略的形成期，其中充滿了很多不確定性，并將隨著中國實力的消長而變化。

土耳其對中國政治的不同方面，如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濟發展以及軍事現代化都越來越感興趣。土中兩國關系復雜，對兩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有深遠意義。未來兩國關系的發展不僅取決于兩國政府的行動與反應，也取決于其他利益相關國，特別是歐盟與美國的行動與反應。因此，土耳其在自身的發展進程中需要努力的方面還很多，在國家交往問題上還應該進一步明晰自身的態度和追求。

參考文獻

1、李秉忠《土耳其“寶貴孤獨”外交及其走向》，載《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3期。

2、肖憲《土耳其對外政策與外交關系：變化與演進》，載《西亞非洲》，2011年第9期。

3、周術情《試論軍人政治與民主化進程― ― ― 以土耳其 1980年為例》 ，載 《西亞非洲》，2008年第8期。

4、劉云《全球化背景與當代土耳其伊斯蘭主義的社會基礎》，載 《西亞非洲》 ，2006年第2期。

5、王林聰，《中東國家民主化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第8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國家經濟主權主要體現在自然資源維護權、經濟發展權、經濟安全權等方面。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的經濟主權受到了國際經濟組織、跨國公司的挑戰。國家必須從經濟安全、化解外資風險、加強國際合作的角度維護經濟主權。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給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帶來了新的挑戰。如何認識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主權的內涵，正視其面臨的挑戰，采取措施維護經濟主權，成為當前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此，本文以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主權的體現為切入點，探討經濟主權面臨的問題。

一、 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主權的內涵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的條件下，國家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隨之而來的是，經濟主權這個新概念得到廣泛傳播，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給予這個問題以高度的重視。在傳統的政治安全以外，經濟主權的提出表明國際關系的重點開始向經濟領域轉移，國家經濟安全顯得日益重要。

經濟主權出現以來，對于其體現及其內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主要有四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從國家經濟自然資源的角度來認識，具體表現在以下兩種觀點：一種是20世紀60年代聯合國的提法，即經濟主權是指“所有公民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自由地處置他們的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權利”…；另一種是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的觀點，即經濟主權是指“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權”，“它包括擁有權、使用權 和處置權在內，并可自由行使此項主權”。二是從經濟發展權的角度來認識，認為它是指“經濟繁榮、科技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權益”。三是從國家處置內外經濟關系的角度分析，認為“經濟主權主要體現的是發鈔、征稅和各種經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_4 J。四是從保護民族經濟能力、保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談經濟主權問題，認為“國家經濟主權主要是指國民經濟完整權及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自主管理權。比如，如何調適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個人之間、國家與國際巨型投資之間的諸種關系等，都需要相關法律規范的確立、健全、完整和切實踐行”。

以上人們對經濟主權的認識，從不同側面揭示了經濟主權的表現及其內涵，它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人們對國家主權認識不斷深化的產物，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筆者認為更為完善的提法應是，經濟主權是國家主權歷史發展的產物，是國家主權在經濟領域中的體現，是一國“所有公民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自由地處置他們的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權利”，“它主要體現在發鈔征稅和各種經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等方面”。筆者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主權的思考，也正是以此為基點，著重探討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問題。

二、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經濟主權面臨的問題

經濟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是多領域的，最重要的是體現在經濟主權方面，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面臨更為嚴峻的問題。肯尼亞總統莫伊說：“經濟全球化削弱了發展 中國家確立宏觀經濟政策 的自主權。”首先，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影響力上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越來越多地涉足各國國內經濟問題，這一切向國家經濟主權提出了挑戰。例如，一國的發展規劃、債務、貧困、資源生態環境等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組織的干預。其次，國際經濟機制的建立限制了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例如由于當前國際上普遍采用市場經濟體制，因此，絕大多數國家也必須在國內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否則，就會受到國際社會的限制和排斥。中國加入 WTO談判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 國家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市場經濟的國家。同時，國家在決定本國經濟體制時的決策權受到限制，要對同國際體制不相適應的外貿、金融、稅收體制進行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再次，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就必須對外開放跨國公司如果投資于土地和資源，就會侵蝕一國的“自由處置他們天然財富和資本”的經濟主權。另外，引進的資金技術也會影響一個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力，從而影響國家經濟的宏觀決策權力。最后，隨著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出現了“無國籍論”，再加上民族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多元化，使國家經濟主權保護本民族經濟發展的能力弱化，國家經濟主權 日益受到新的國際生產和國際分工的潛在威脅。此外，目前世界上大量人口的貧困化大范圍的糧食危機，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超出了一個國家或部分國家的能力范圍，必須通過所有國家的努力，包括“讓渡”“自由處置天然財富和資源”的絕對經濟主權。

三、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主權的維護

經濟全球化給國家經濟主權提出的挑戰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主權已成為國家主權的主要內容之一，維護國家主權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首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經濟安全概念出現于 20世紀80年代，到了20世紀90年代，伴隨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 ，經濟安全引起全球各國的重視。一般認為“所謂經濟安全，指的是在與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相區別的經濟領域 里，各國為實現本國的經濟獨立、內部發展的可持續 、各個部門的平衡等 目標所確立的保障和過程，涉及金融安全、貿易安全、投資安全，避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沖擊，本國經濟開放的速度和范圍等內容”。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經濟安全，國家的經濟主權就無從談起，維護經濟安全就成為維護經濟主權的重要任務。各國不僅在維護經濟主權的考慮中，重視把經濟安全戰略納入統一的國家整體安全戰略之中而且都對經濟安全保持了高度的戒備和警惕。越來越多的國家清醒地認識到“保障國家安全應把保障經濟安全放在第一位”。參與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本國經濟發展處于國際動態環境之中，政府調控難度加大，受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更深，不注意經濟安全，世界經濟動蕩就會使國家經濟陷入混亂。因此，各國都注意采取措施防范經濟風險，維護經濟主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更應注意防范外國資本投機，以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其次，化解外資風險。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國際資本流動量增大，各國都堅持對外開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資。外資的大量涌入，為本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解決了資金問題，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效應，往往是一國的經濟速度是數量型、粗放型增長，結果導致國家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流入量，宏觀經濟決策力下降，使本國經濟形成虛假泡沫，使國家陷入經濟困境。爆發在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就與外資的流動有關，這個慘重的經驗教訓，使許多發展中國家認識到，在引進外資時，要重新審視經濟增長方式，采取措施防止對外賢的依賴，盡量避免泡沫經濟的出現。再次，注意進行國際合作。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國際間的經濟聯系不斷增強，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事情，單靠自己一國的努力難以實現。經濟安全往往和政治軍事安全相互交織，日益成為跨國界的世界性的綜合因素構成的復雜的整體。這就需要通過全世界不同發展程度、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共同合作，達成一致共識，共同努力。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必須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是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密切相關的，如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得不到保障，也會影響到發達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應注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相互依存性，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機制的重建和改革，加強南南合作，促進南北對話，不斷提高維護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的能力。總之，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日益重要，成為各主權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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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人;貿易

一、《國富論》產生背景及其理論內涵

1.重商主義為何已不能適應1776年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的開展推動，追求商業資本的迅速增加和貨幣資本的不斷積累引起了西歐經濟形式和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進而引起社會各階層的變化，生產力的大幅增長使舊有的經濟體系無法適應現實狀況的發展。這點在身為工業革命中心的英國體現的最為明顯，重商主義的弊端顯而易見，改革勢在必行。2.斯密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斯密認為，重商主義把金銀財富和真實財富混為一談了，金銀并非財富的唯一形態。衡量一國是否富裕的標準不是該國擁有的金銀數量，而是其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而且，出于對政府的不信任，斯密反對政府對于商品經濟的強加干預，對重商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3.亞當斯密理論概述。斯密主張自由主義經濟，指出政府必須減少其經濟作用，國家主要應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保衛國家不受外來侵略，他反對政府實行保護貿易政策，主張以自由貿易政策來擴大對外貿易。4.亞當斯密的貢獻。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成為眾多國家經濟體系的指導，其所著的《國富論》更是成為了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他將個體放在經濟的首要位置，一直堅持維護其利益。同時第一次具體闡釋政治經濟學的內涵，為日后經濟學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經濟現狀概述

1.無政府狀態下世界市場中的經濟人假設

斯密的自由競爭、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理論是以其人性論為基礎的。斯密從“經濟人”的“利己心”出發,把“經濟人”的“利己心”看作是一切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本源。斯密認為，為了利己，每個人還必須考慮利他，損人利己不能達到利己的目的。而且只有激發他人之利己心，才能使之為自己提供某種利益。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資本家在從事投資時，所考慮的只是個人利益，然而結果卻是最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人們出于利己心的這種利人的考慮，就會使人類產生一種交換傾向:人們都以利人之物來換取利己之物的。由于人們這種利己主義的交換傾向，斯密認為滿足人利己心的最好途徑就是實行經濟自由。斯密作為一個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者，卻信奉國際關系學中現實主義的人性論，即性惡論。因此其在國際層面上一定程度上的矛盾也就在所難免了。首先正如前文論述的，國際關系處于無政府狀態，并不存在一個中央政府以及其帶來的政治壓力。可以說是一個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由于并不存在一個管理者的角色，國家只能向自己尋求救助而很難相信他國。因此每個國家都力圖尋求利益最大化。相信他國是十分困難及危險的。因此造成了國家間合作的困難。這種困難具體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國與國的背叛與欺騙。正如現實主義者指出的，多數國家都陷入一種囚徒困境之中。而在這個博弈中，選擇背叛將會使自己方的利益最大化。而顯然的，這種利己行為并不是利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很難解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自由放任主義的背后必然需要一個最終仲裁者，在國家層面，它是政府及其代表的司法仲裁體制；而在國際層面上，我們只能寄希望與重復博弈以及國際制度保障，但很顯然，這種制度建設本身就是很脆弱的。（2）國家所期許的是相對獲益而不是絕對獲益。如果說第一點欺騙與背叛還能靠國際制度來解決的話（隱形的政府），而相對獲益卻是更難解決的。在國際層次，國家不僅關心自己的收益增加，同時也關心他國收益是否超過本國。舉一個例子，對于個人，甲出售木材給乙，交給乙加工出售。甲并不擔心乙之后賺得錢超過自己所獲得的利潤。這樣使商品流通起來，社會總財富增加。而國家很多情況下并不如此考慮，譬如中國的稀土資源如果出售給日本的確會帶來高昂的利潤。但是中國相比這利潤更擔心日本通過這項合作所獲得的收益超過本國，因此并不會促進這項合作。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本身的目的就是損人的。每一個合作對象都可能是潛在的競爭者。（3）國家利益的綜合考量。國家作為一個綜合體，其利益并不是單一的經濟利益。在交易中它很可能會綜合考慮所有國家利益而做出結論。以上文提到的例子為例，中國之所以不向日本出售稀土，不一定是經濟原因，也很有可能是擔心日本的軍事實力，甚至擔心自己的國際形象。這些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國家間的交易要比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復雜的多。因此，我們發現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其實必須需要一只看的見的手作為支持。在絕對的無政府狀態下，反而會一定程度上失靈。在世界市場這個競爭與合作共存的舞臺上。僅僅靠市場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是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結果的。當然，我并不是說市場機制是完全失靈的。一定程度上，國家的利己行為當然是會帶來利他的結果的。比如霸權國家為了穩固自己的霸權必然會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開辟新航路，完善國際制度，維持世界安全與穩定等等。這些公共產品當然也方便了世界各國，提升了公共福利，促進了他國的發展。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事，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以上所提到的益處其實都存在著類似政府的陰影（國際制度，霸權國家）。所以斯密的經濟人及其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在國際層面上所能產生效用的地方十分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