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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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1、1956年初，全國范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

2、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并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3、為著鼓勵和指導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業轉變為公私合營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逐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制定本條例。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新加坡共和國

（RepublicofSingapore，簡稱：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政治體制實行議會制共和制，是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是全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模式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

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為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相望，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國土除新加坡島之外，還包括周圍63個小島。[1]

第3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一、資本主義新發展的具體表現

20世紀以來，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動和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相對的穩定與繁榮。所謂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新發展和新變化。這些新變化及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 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

新科技革命是新變化的主要內容，而且也是導致其它新變化的主要原因。20世紀初到50、60年代，半導體、合成化學、核能等技術接踵誕生并得到初步發展；80年代后半期，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新材料技術、計算機和網絡技術迅速發展。所有這一切，使人類從機器大生產時代提升到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自動化生產時代。伴隨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進入了以高消費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會”，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也有所緩和，社會相對穩定與繁榮。

（二）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企業組織形式發生變化

銀行信用體系膨脹，金融組織不但有商業銀行，還有大量的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金融資本與工商資本融合，擴大和加深了金融資本的統治。股份公司進一步發展，吸收更多的社會資本。企業組織管理更加嚴密，壟斷資本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個公司，進而壟斷市場，榨取更多的利潤。公司兼并之風此起彼伏，資本日益集中和壟斷，跨部門、跨行業的超級企業集團和巨型跨國公司大量涌現。從某個方面來看，企業組織形式的這些變化，增強了壟斷資本抵御風險、增殖自身的能力。

(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而且對經濟社會生活宏觀調控的作用越來越大

二戰后，政治上的危機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動和資本主義自我調整的需要，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與私人壟斷資本相結合的壟斷資本主義，也可說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機制和市場調節機制相結合的壟斷資本主義。在這種機制的運行過程中，形成了龐大的國家壟斷資本，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內在機制”，其規模與程度越來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和手段。例如，國家可以把部分生產資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主要指國有企業），也可以利用經濟、行政或法律手段，對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干預、管理和調節。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于縮小收入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彌合資本主義經濟無序發展的狀況，克服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政治與經濟危機，保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新科技革命促進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和經濟的快速增長。這種發展和增長過程表現為社會財富的增加，也表現為包括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在內的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從產業結構來說，第一產業即農業的比重不斷縮小；第二產業即工業的比重由20世紀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漸下降，總的發展方向是縮減傳統工業，發展新興的尖端工業；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到了20世紀末，從第二產業中崛起的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群逐步成為主導性產業。與產業結構變化相適應，就業結構依次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和信息產業傾斜。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化表明，當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開始向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科技產業傾斜與過渡。這種從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的過渡，使當代資本主義從發達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增強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模糊了階級矛盾，縮小了社會差別，對于遲緩資本主義變革，具有難以估量的作用。與此相伴，藍領工人減少，白領工人增多；非知識型工人減少，從事信息處理的知識型工人增多。工人階級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

（五）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的變化

階級結構方面，20世紀下半葉開始，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動，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變化，生產力水平與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都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具體地說，資產階級表現為復雜化和多層次化。戰后形成了幾個新的階層：代表壟斷資產階級被稱之為“行動的資本家”的高級經理階層和高級專家官員階層；以巨額股息、利息為生的食利者階層，中等資產階級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表現為擴大化與多層次化。當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開始向高科技產業過渡，伴隨從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的過渡，非知識型藍領工人減少，從事信息處理的知識型白領工人增多。無論在物質生產部門還是在非物質生產部門都出現了新階層與新集團，例如以工程技術人員為主體的工程技術人員階層，以熟練工人與技工為主體的新型工人階層，以“藍領工人”為主體的體力勞動者階層，以及以“白領工人”為主體的職員階層等。伴隨著以小商販、小業主、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為代表的傳統中間階層的萎縮，以文藝工作者、科研人員、教師、醫生、社會福利人員等為代表的新中間階層崛起。新中間階層的地位與作用在擴大。其它的階層與集團，如知識分子社會集團迅速擴大，流動階層、邊緣階層等的作用也日益顯現。在階級關系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實施“人民資本主義”、“混合經濟”和“福利國家”等手段和措施，調整了階級利益，緩和了階級矛盾，在階級利益與階級意識方面所謂的“一體化”和“趨同化”在加強。

(六)國家職能與上層建筑的變化

當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私人占有制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一方面，國家從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干預者，國家的經濟職能也大大加強。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國有企業，還通過經濟、行政、立法和金融等手段來調節經濟。例如，國家利用各種財政和貨幣政策來調節國民經濟的運行；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范圍內實行一定的發展計劃；直接投資某些產業特別是公共設施，交替實行國有和私有，以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效益。另一方面，隨著一般壟斷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轉變到非強制性的政治職能和意識形態職能上。國家通過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宣揚資產階級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優越性來維持與鞏固他們的階級統治。在上層建筑和法律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制比較完備，資方階級通過多黨的議會民主制度來保持政權的民主性與穩定性；在社會管理領域，實施一定的稅收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限制過高收入和過度壟斷，國家管理機制比較成熟，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較完備。當達資本主義的國家職能和上層建筑的這些變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與“長治久安”起著重要的保護與推動作用。

二、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分析

由于分析的視角和側重點不同，大致上可分為三種觀點：

（一）現代科技革命推動論

這種觀點認為，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產力飛躍是當代資本主義種種變化的根本原因。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資本主義調整生產關系和社會矛盾。

（二）國家干預和自我調節論

這種觀點認為，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在相當程度上推動并決定著其他社會變化的性質。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強了“國家干預”，這對延緩資本主義衰老起了關鍵性作用；其次是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通過反對壟斷，鼓勵和保護自由競爭，使社會生產力仍能獲得較快發展。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不斷自覺地進行自我調節和調整是資本主義世界出現新變化的內在動因。

（三）資本主義發展潛力論

奚廣慶、鐘沛璋持此觀點。他們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并未像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估計的那樣已經“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較強的社會適應性和發展潛能。當代資本主義盡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術發展使其仍有很強的發展潛力。

三、如何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誰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埋單

筆者認為，現有的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分析都未觸及其實質，當代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生產高度社會化和資本高度國際化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資本的全球擴張，憑借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轉嫁國內矛盾，由此看清發達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持續性。這就源自一個根本問題――誰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埋單？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不可避免的趨勢，它為資本的擴張和增殖開辟了新的天地。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繼續存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還未建立的情況下，全球化雖有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面，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經濟、科技乃至軍事優勢，控制和操縱世界貿易組織、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鞏固它們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通過資本全球擴張和不平等貿易，進行不等價交換，賺取了更多的利潤。

（一）資本全球擴張路線

當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外向型經濟，通過跨國公司和直接對外投資，資本得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變成它們獲取高額利潤的投資對象，為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利潤。通過國際擴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發能力和資本增值能力大大加強，有效拓展了其生存空間。

（二）不平等的國際貿易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工業現代化的國家，他們通過高價出口工業品、低價進口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變成它們的廉價資源供應地和推銷剩余產品的市場，從而造成了西方財富的不斷增加，維持其發達的生產力和高水平的生活質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也成為對外經濟中的受益者。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通人民的生活質量比不發達國家高很多。一方面，資本家通過資本全球擴張得到更多的利潤，為了緩和國內矛盾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安撫工人階級；另一方面，國家在資本全球擴張中得到更多財政收入，可以用于社會保障改善，加上進口的生活用品價格低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高。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變化，企業大多只保留研發和管理階層，生產多轉移到國外不發達國家，所以企業一般工作人員也參加分割了企業利潤，間接地剝削了不發達國家的勞動人民。可見，相較于不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資本家”。在自己本國內，資本主義講民主，講人權，甚至一些高福利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被稱為“社會資本主義”。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國外，資本盡可能地壓榨勞動工人，根本不講公平，人權。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豐田汽車工人罷工等，都是工人階級忍受不了資本家的剝削而奮起反抗。可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是建立在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削的基礎上的，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在為資本主義繁榮而埋單。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不可模仿，而且不可持續。當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橫征暴斂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必將在全球范圍內爆發。在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也顧不得“慈善家”的偽裝，削減工人數量，降低工人工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也遭到極大破壞。這讓我們堅信，人類社會的未來與發展前景絕不是資本主義，我們要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第4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它屬于新興發達國家。它的經濟模式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以其穩定的政治，清潔和高效政府而聞名。

新加坡是亞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根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新加坡是繼紐約，倫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

第5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關鍵詞】西方資本主義 經濟虛擬化 政治民粹化 社會貧富兩極化

自2008年至今，美國次貸危機已惡化為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影響早已超出金融領域、經濟領域而蔓延至政治領域，對各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均產生了影響。當然，由于各國的現實國情及發展程度不同，對經濟金融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的承受能力、應對能力、處理結果也是不同的。作為此次經濟危機始作俑者的西方國家，除了經濟衰退、失業增多和民眾較大規模的抗議與罷工外，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尚未出現“嚴重”的危機，其基本政治制度的運行似乎依然是穩定和有效的，但若我們認真分析與思考會發現，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體制存在著深層的內生性困局，只是由于西方國家長期經濟優勢所積累的社會財富基礎更雄厚及相對完善的政治架構、政治游戲規則導致的社會抗壓能力更強，所以在可預見的短時期內是不會出現相應的社會動蕩、政權危機的，但長遠預期卻未必能一直保持這種“臨界穩定”狀態。

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傳統上的核心優勢

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較于其他政治制度，傳統上擁有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核心優勢：

首先，經濟層面上的優勢表現為自由市場經濟和經濟資源最優配置的全球化。自由市場經濟追求絕對的效率和利潤，能夠最大限度地刺激人們追求和創造財富，而且資本本身具有無限的擴張性，能夠為實現利潤而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優化經濟資源配置，而技術革命所導致的交通通訊革命，又使得資本家得以在更廣闊的地理范圍內，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從而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率，兩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其經濟運行成果的質量、長期活力遠非單一計劃經濟或者其他經濟模式可比。

其次，政治層面上的優勢表現為民主化的大眾政治、多黨政治與分權政治。進入20世紀以后特別是二戰后，在東西方制度競賽的刺激和美國價值觀傳播的雙重作用下，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自身）民主政治的發展逐漸完善，普通民眾的普選權和公民權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實現與保障，政黨政治的逐漸成熟和現代選舉手段、大眾傳媒的普及使得民眾能夠更加有效地參與政府的選舉和日常監督，政府對民意的“依賴性”顯著增強，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內容上更多地傾向普通民眾的利益，政府內部的分權制衡體系在民眾外部監督壓力下也運行得更為明晰和有序，這都使得西方民主政治在理論和實踐上達到了更高程度的協調統一，而冷戰的結束則進一步強化了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和“普世價值”地位。

再次，社會層面上的優勢表現為相對成熟的市民社會和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市民社會的存在使得政府活動的邊界更加明確，國家、社會和市場之間得以形成相對穩定的力量平衡架構，20世紀后半期西方國家的NGO組織大量涌現，市民社會的發展進一步成熟，社會活力進一步提高。在前蘇聯的示范效應和福利經濟學的推動下，西方國家二戰后普遍建立或完善了社會福利體系，使民眾生活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民眾便有了更強的消費意愿與能力，信用消費和借貸消費逐漸興起，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強動力，也為社會增置了一個“穩定安全閥”。

這些優勢既保障了當代西方國家最終“打敗”前蘇聯，同時又幫助它們克服一次次經濟危機，并在調整中取得進一步發展。但所謂“物極必反”，西方對這些制度手段的過度迷信與僵化使用，導致在此次危機中這些傳統優勢的正面作用不僅沒有發揮出來，甚至隨著危機的深入逐漸走向反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對危機的持續與惡化起了推波助瀾作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困局也逐漸形成。

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困局的具體表現

經濟完全自由化、市場化導致的經濟金融化、虛擬化、空洞化。客觀而言，現代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必須要有完善的金融經濟作為支撐，因為現代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劑”和“血液”，英美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這方面的典范。但問題在于，自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主義改革推動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經濟向完全市場化、自由化轉變，對銀行和工業集團實施大規模私有化后，國家干預經濟的能力大幅降低，資本力量脫離了“國家束縛”，在效率提高的同時也逐漸滑向了失控狀態。

對資本家而言，賺取利潤才是其唯一目的，實物生產只是手段。當通過金融信貸和金融衍生品的短線操作就能獲得利潤的時候，繞開生產環節直接“錢生錢”是最好不過的選擇，這是市場規律的必然結果。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逐漸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越來越多的資本和人才從工業生產領域轉移到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導致實體經濟萎縮而虛擬經濟膨脹。除了一些軍工復合體控制下的高技術產業外，很多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近幾十年來都在不斷向外轉移，其經濟形態越來越多地呈現出金融化、虛擬化、空洞化的特征，美國政府和民眾一起長期借貸消費、超前消費，美國成了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和貿易逆差國。美國的情況只是西方國家經濟病態的一個縮影，除德國、日本外，其他西方國家基本情況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政治過度大眾化導致的政治民粹化、低效化、金權化。選舉政治越來越成為西方國家政治運行的核心環節，各個政黨或政治派別在競選活動中競爭激烈，政治人物越來越政客化、明星化。在競選時對選民進行不切實際的政治承諾，其內容大多數為承諾自己上臺執政后會增加公民福利同時對民眾減稅讓利，也就是實行“開流節源”式的政策。但這樣的政策方案意味著讓本已處于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中的政府，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時又減少政府收入，這對克服危機、恢復經濟是不可行的。但在民粹式的選舉政治氛圍中，倘若某一政黨或候選人提出要適度削減福利支出以增加政府收入、減少政府債務或者加強政府對經濟調控能力的競選方案，則立刻會被對手抹黑為侵害民眾利益的“惡魔”和左派分子。姑且不論民眾是否真會相信這些“詆毀”，但已經習慣高福利生活的民眾有可能會投票支持將削減自己福利的人上臺嗎？民粹化的政治選舉的結果往往是“劣勝優汰”。

贏得競選的政黨上臺后就面臨兩難選擇，遵照競選承諾無疑會加重危機，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私有化浪潮改革后已經基本不掌握經濟生產部門，其主要收入來源只能是稅收，兌現競選承諾、提高社會福利的錢還是要從老百姓身上找，這不僅會削弱民眾的購買力而且必然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導致其民意支持率快速降低，處于危機中的民眾對政府的忍耐度往往是比較低的。此時競選失敗而淪為在野黨的政黨就會趁機攻擊執政黨“欺騙、愚弄”民眾，要求其下臺，或者在議會中對其正確、合理的政策方案進行立法阻撓與掣肘，卻將本政黨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這將導致整個政治運行的有效性和效率明顯降低。2011年美國兩黨關于債務上限談判便“不太恰當”，之所以說“不太恰當”是因為政府企圖增加國家債務上限的作法不能算作正確。

虛擬經濟發達使財富集中到了少數金融利益集團手中，政黨在競選時的活動經費無疑主要還是依靠這些大金主們提供。他們的政治捐款當然不是無償的，他們是在進行政治投資，確保無論任何政黨上臺都能繼續維護這些集團的既得利益，整個民主政治體系在內涵上逐漸金權化、寡頭化。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公司和團體可以投入無限量資金影響選舉，富人和金錢在總統大選中獲得了空前的決定力量，這一舉動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巨大爭議甚至是批判。其實，對這項判決結果不應過多進行道德評價或批判，因為現代選舉活動的成本飆升，能提供充足有效資助的團體和個人越來越少，在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大背景下，要使得選舉政治的游戲繼續運轉下去就必須對規則進行必要的、哪怕是“不合道德”的修改。

第6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由于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所導致的權貴資本主義給中國的國企改革形成的陰影，以及中國在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國企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一個敏感話題，以致于國企改革的方向在六七年前出現了方向性調整。然而隨著“國進民退”和國企壟斷地位日益增強，要求改革國企的聲音日漸響亮，國企的產權改革已經無法回避。國企近年來形成的諸多弊病以及對國民經濟的嚴重負面影響，使得眾多學者和企業認為，國企的私有化改革不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相反，國企本身就是權貴資本的典型，消除權貴資本主義恰恰需要對國企進行改革。改革的路徑有多種，核心的思想在于還富于民，鼓勵競爭，為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真正實現市場經濟。同時，要保證改革取得較好的成效，還需要同時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

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國企的私有化不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恰恰相反，他認為國有企業如果私有化，會逐漸開始接受高度競爭，效率不斷增大，并且將會逐步學會如何更好地利用資本。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陳志武認為，不存在私有化是否會造成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還沒有私有化，中國就已經滑入權貴資本主義，國企的存在恰恰是權貴資本主義滋生的溫床。“實際上，保留國有企業反倒更方便權貴資本主義的快進，因為國企集中了社會資源，給權勢階層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陳志武對《環球企業家》表示。

著名精品投行美馳集團（Moelis & Company）中國區總裁周凡的觀點與陳志武相似，周凡曾任國內某大型國企首席財務官，對于國企改革有很深的體會。他認為，權貴資本已經形成，和私有化與否沒有必然聯系。“公有和私有的問題核心是其實質，而非形式。治理權貴資本關鍵是如何將錢和權分離，而許多國企恰恰就是錢和權的結合體。”

陳志武認為：“國企變成真正的商業企業的唯一辦法是它們不再是國企；只要國企還是國有的，就不可能改革成真正的市場化商業企業，國企的最好定位是讓自己盡快退出。”

去年兩會前夕，天則經濟研究所曾發表一份名為《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的報告。該報告的執行負責人趙農研究員表示，只有讓經營性的國有資本從營利性行業當中退出來，政府才能實現對公益事業和公益行業的國有資本進行更好的監管或者如何處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就在于，國有資本在營利性領域的營利行為，居然已經被法制化和制度化。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幾乎全都認為，國企改革的關鍵的問題已經不是是否應該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去國有化。由于蘇聯和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的前車之鑒，“私有化”在中國仍然是一個具有別樣政治含義的詞。陳志武用“民有化”這個詞來替代“私有化”，也有學者用“社會化”來替代“私有 化”。

在霍德明看來，國企根本不符合標準的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即使考慮到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對國企進行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應該清晰地界定只有某些特殊的行業才能由國企主導，其他行業均向民營和私人資本開放，同時將這些行業的國企進行私有化或社會化改造。第二，嚴格限定國企的業務范圍，以防國企的觸角到處伸展，攜壟斷優勢與民爭利。如此一來，央企中大約有一二十家得以保留，其余的都應該轉換身份。

《2030年的中國》報告認為，大型國有企業在中國的能源、交通運輸和自然資源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并常常擁有房地產和其他業務。這類國企應該交由專業資產管理公司來運營，資產管理公司負責出售國有企業的無關業務，并對企業進行商業化管理。

該報告的主要撰寫人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對報告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過去30多年的經驗教訓充分說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不能回避。改革的路徑應該是，將中小型國有企業整體出售，在大企業和特大型的企業中實行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而對于一些自然壟斷、關系國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承擔普遍的國有企業，暫不適宜產權改革，但應該著力于加強政府監管和改善公司治理。

與8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出現了一些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可以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可以到國外去收購跨國公司，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怎么就不能收購國企呢？”張文魁反問。在他看來，現在國有產權轉讓的技術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政府依法辦事，嚴格監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國資流失和產權改革中的腐敗。

第7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經濟：投資過高惹人怨

實際上，巴西人并非不愛足球，他們只是覺得世界杯不值得政府投入這么多錢。“看看這里的窮人，政府更應當把錢投入到改善民生上，而不是什么國際足球比賽，”一位參加4月17日抗議活動的圣保羅居民表示。

巴西政府為世界杯的預算額是13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新建或改造12座足球場以及機場、碼頭、城市交通等設施的升級改造。這筆預算比南非2010年世界杯35億美元的投入要高得多。而根據美國著名評估機構穆迪的估算，這130億美元的投資僅僅是巴西2010―2014年總投資的0.7%。真正的“大頭”是為了世界杯而進行的基礎設施升級等其他準備工作。

民眾并非覺得130億美元舉辦世界杯不能承受，至少在2011年前不是如此。這是因為那時的巴西經濟一片欣欣向榮。2007年，身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GDP增長率達到6.1%，2010年更是達到7.5%，當時的巴西總統盧拉認為國際足聯將世界杯的舉辦權交給巴西是對拉丁美洲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信任和肯定。

但是到了2011年羅塞夫接任總統時，巴西經濟卻風云突變， 2011到2013年，巴西的GDP年增長率分別為2.7%、0.9%、2.3%。巴西央行預計今年的巴西GDP增長2.5%，2015年的增長率則為2%――不出意外的話，巴西經濟將連續五年陷入增長緩慢的尷尬境地。

巴西經濟的不景氣在國內的表現之一就是龐大的貧困人口。雖然盧拉和羅塞夫已經在削減巴西貧困人口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根據路透社2月份的報道，目前仍有70萬巴西家庭生活在極端貧困中，并且沒有納入政府的社保體系中。同樣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2年巴西2億人口中有15.9%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因此，反對舉辦世界杯的人都表示政府更應該將13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到提高社會福利、改善民生等方面來，而不是來舉辦一場只有32天的足球賽事。

政治：失敗的國家資本主義

巴西政府的說辭并不能讓民眾滿意，實際上，他們對于世界杯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對巴西政府的不滿意。

“效率低下一直都是巴西政府和社會的一個通病。”巴西前總統盧拉表示，“在我上任之前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沒有興建或發展公共基礎設施。”

盧拉任期內巴西開展了多項投入巨大的基礎設施工程，但是他在2014年3月份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其中有很多工程面臨著長時間的延期。分析家認為巴西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導致巴西政府和社會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巴西政府給予國家控制的企業、銀行和基金太多的影響力。”當地媒體報道說，“這樣的模式導致了競爭的缺乏和效率的低下。在過去的很多工程中，一些投資實際上毫無必要，它們被完完全全地浪費掉了。”

這次的世界杯籌辦過程也不例外，有關場館建設延后的消息時不時傳出，國際足聯多次對巴西發出警報，甚至有人開始擔心世界杯能否在6月12日準時開始。而場館之外的配套設施建設更令人失望：德國隊在考察了小組賽城市后，干脆做出了自己與當地德國企業合作修建一個球員住處的決定；英國球迷團體在參觀了當地的機場后悲觀地表示，計劃從英國到巴西來為英格蘭加油的6000多名球迷可能要經歷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看球經歷。“從機場到酒店再到球場，每一個地方都在維修，到處都是工地，坑坑洼洼的情況隨處可見。我簡直不敢相信世界杯在兩個月之后就要開始了。”一位球迷團體負責人表示。

如果說延遲的場館建設和不如人意的基礎設施損害了巴西的形象的話，那么路透社有關“4-8座球場在世界杯結束后會變得毫無用處”的報道無疑引起了人們對于巴西政府更多的質疑。

以瑪瑙斯和庫亞巴為例，這兩座城市各自修建了價值2億多美元的新球場來迎接世界杯小組賽，但是人們都不明白巴西政府為何要在這兩座人口稀少又沒有本國頂級聯賽球隊的城市修建新球場去舉辦幾場比賽。

“毫無疑問，巴西世界杯后的球場設施重復利用率無法與德國世界杯和北京奧運會相比。”路透社報道說，“很顯然，政府沒有充分考慮這一點，這也證明了羅塞夫政府并沒有改變巴西政府效率低、目光短淺的毛病。”

盡管瑪瑙斯市長維爾吉利奧?內托強調說“瑪瑙斯會在世界杯后變得舉世聞名”，但有批評家嘲諷說：“順帶也讓全世界知道這兒糟糕的道路和公共設施吧。”

“世界杯效應”難以實現

內托與批評家之間的意見相左代表著不同人之間對于巴西世界杯能夠給巴西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有著不同的理解。巴西政府和國際足聯認為“世界杯將成為巴西經濟的引擎，能為巴西帶來大量的游客，促進當地的消費”。

根據巴西旅游部門的預測，2014年世界杯能夠為巴西帶來621億雷亞爾（約277億美元）的收入，是去年聯合會杯時期旅游收入的三倍。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認為世界杯能為巴西帶來如此多的收入。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丹尼斯?科茨就是其中一位，他指出像世界杯這樣的大型活動并不會給主辦方帶來大規模的旅游人數增長，因為盡管有很多球迷會被吸引而來，但也有一般的游客為了避開人流或升高的酒店價格選擇不來。

科茨說，“2002年韓國舉辦世界杯期間的旅游人數幾乎與2001年同期差不多，由此可見世界杯并不會對當地旅游業帶來很大的刺激。更何況，巴西落后的基礎設施以及之前反對世界杯而發生的暴力事件可能讓很多球迷選擇在更舒適、安全的地方看球。”

科茨觀點的對錯現在還無從考證，但是即使巴西真的從世界杯獲得了270多億美元的收入，對于巴西經濟的現狀來說也毫無用處。“對于巴西這個年GDP達到2.2萬億美元的國家來說，270億的世界杯收入真的算不了什么。”穆迪圣保羅投資服務部高級咨詢師芭芭拉?馬托斯說。

在她看來，巴西世界杯的確能夠讓巴西獲得很高的曝光率，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曝光率并不是意味著利益。除了各支球隊外，只有國際足聯和可口可樂、阿迪達斯等贊助商才有可能成為世界杯的贏家。

因此，巴西經濟真正地想要擺脫泥潭，還是要看政府的作為。巴西經濟學家、巴西前財政部長梅爾森?達-諾布雷格認為羅塞夫的經濟團隊將之前巴西經濟的三大法寶――制定通脹目標、降低負債率和浮動匯率――扔進了垃圾箱，導致了巴西目前的經濟增速減緩。

第8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IMF和其他機構最近再一次調低了全球增長預測。這毫不奇怪：世界經濟幾乎沒有亮點，并且許多方面在迅速惡化。

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前兩季度增長率平均只有1%。進一步貨幣寬松刺激了歐元區周期性復蘇，但大部分國家潛在增長率仍大大低于1%。在日本，“安倍經濟學”動力告急，2015年中以來的經濟減速眼看就要演變為衰退。在英國，關于6月是否繼續保留歐盟成員資格的全民公決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凍結了招聘和資本支出。而其他發達經濟體面臨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的不利局面。

新興經濟體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在金磚五國中，巴西和俄羅斯進入衰退，南非幾乎沒有增長，中國正經歷急劇的結構性減速，而印度表現出色只是因為矮子里拔將軍。許多其他新興市場自2013年以來也出現了放緩，原因是外部環境疲軟、經濟脆弱，以及常常從市場改革轉向各種國家資本主義。

更糟的是，發達和新興經濟體的潛在增長也有所下降。首先，高企的私人和公共債務水平約束著支出，這一投資下降意味著更緩慢的生產率增長。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老齡化降低了投入生產的勞動力。

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性加劇了全球儲蓄過剩。收入從勞動力手中通過再分配流入資本手中，也從邊際支出傾向中低收入家庭流入邊際儲蓄傾向更高的群體（高收入家庭和公司）。

此外，漫長的周期性下跌可能導致更低的趨勢增長率。經濟學家稱之為“滯回”：長期失業侵蝕工人技能和人力資本;而由于創新總是伴隨新資本商品，因此低投資導致生產率增長的持久性下降。

最后，多種因素拖累著潛在增長，因此需要結構改革來提振潛在增長。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改革都遠低于最優水平，因為結構改革的成本和混亂是前置的，而收益要到中期和長期才能顯現。這就讓反對改革者占了政治上風。

與此同時，實際增長仍低于受抑制的潛在增長。去杠桿化過程意味著私人和公共支出需要下降，而儲蓄必須上升，以降低高企的赤字和債務。這一過程始于房地產泡沫破裂后的美國，然后蔓延到歐洲，現在則在新興市場進行。

政策組合也不理想。大部分發達經濟體過快地將重心轉移到財政緊縮，重振經濟增長的負擔幾乎全部壓在非常規貨幣政策身上，而這些政策的回報是遞減的。

債務經濟體和債權經濟體之間的不對稱調整也破壞了增長。前者支出過度，儲蓄不足，必須在市場迫使它們減少支出增加儲蓄時照辦，而后者沒有被迫增加支出減少儲蓄。這加劇了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投資減少。

最后，滯回進一步削弱了實際增長。周期性下降拉低了潛在增長，而潛在增長前景的下降導致進一步周期性疲軟，因為當預期調低時，支出也下降了。

對于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沒有政治上易行的方案。不可持續的高負債必須迅速有序地降低，以避免長期而漫長的去杠桿過程。但有序減債機制對于國家來說難以獲得，在政治上也難以為國內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實施。類似地，結構和市場改革是提振潛在增長的必要條件。但考慮到成本和收益的時機，當經濟已經處于衰退時，這些措施特別不受歡迎。

第9篇：國家資本主義范文

關鍵詞:產權結構;全民持股;法人資本化

一、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產權結構演變的趨勢

(一)全民持股

二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企業,在適應于生產社會化,適應于科技革命對資金的大量需求的過程中,實現了股權的高度分散化,即實現了全民持股。1953年,美國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數是649萬人,占全國成年人口的4.2%;1985年為4704萬人,占20.1%;1995年為5130萬人,占31%。如果加上間接持有股票者,到1996年,美國共有占成年人口43%的人持有股票。1989年,美國有32%的家庭直接或間接地持有股票,1995年,上升到42%。到2007年,美國人口3億,股市開戶人數8000多萬,開戶人數占總人口的近27%,全美50%以上的家庭都涉足股票市場,股票價值占美國家庭財產的1/3以上。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政府上臺時,英國的股東人數約為300萬人,1993年約為1200萬人,占全國成年人口的22%。截至2008年,在人口超過6000萬的英國,七成以上的家庭都承認自己有這方面的投資,并且是家庭收益的重要部分。日本在1999年有3022萬人持有股票。法國在2005年有670多萬股民。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德國的情況比較特殊,到2007年股民總數僅占本國人口總數的7.1%。

(二)法人資本化

二戰以后,在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中股東的身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法人取代個人或家族而成為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個人股東退居次要地位。這里講的法人既包括公司法人也包括機構法人。統計數據顯示,1987-2000年,美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持續大幅攀升,持股數占總股數的平均比例從46.6%增至61.4%,截至2007年底,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空前的76.4%。日本在1949年股市重建時個人持股比例高達69.1%,此后隨著日本股市節節攀升,散戶持股比例不是進一步提升,而是持續下降。到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滅前,散戶持股比例降至22.6%。這表明資本所有制從個人或家族股份資本所有制轉變為法人股東與個人股東并存,以法人股東為主的資本所有制,法人已經高度資本化了。如果說個人股東占主導地位的股份資本所有制是一種個人股份資本所有制,那么法人股東通過持股或稱法人資本化后而形成的財產所有制關系就可稱為法人資本所有制。

二、原因分析

(一)創業門檻的不斷提高

勞動力、資金和科學技術一直是企業發展的三大要素,而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金和技術越來越顯示出其在制約企業發展中的作用。同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生產日益社會化,使得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開辦一個企業所需要的最低資本額不斷提高。一些部門中的企業更是需要巨額資本才有可能建立。單個私人資本數量有限,獨資和合伙的企業組織形式已經不可能提供這種巨額資本。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國家少數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部門蓬勃發展,尤其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制造業迅猛發展,這些部門的企業規模一般較大,此時單個資本家所能提供的資金和技術就顯得很脆弱,所以股份制得到了十足的發展。當代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和合并公司的大量涌現,對資金和技術的要求進一步提高,一些機構法人紛紛介入資本市場,它們資金實力雄厚,并且十分重視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因而逐漸取代個人成為股東主體。

(二)分散投資降低風險的需要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投資環境不斷復雜,特別是經濟大環境是個人所無法控制,甚至有時是無法預料的,因此投資策略選擇錯誤往往會造成很大損失,這是所有投資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法人取代個人成為股東主體,一方面更加拓寬了股份公司的籌資渠道,推動了生產和資本的進一步集中,另一方面,在二戰后,除了傳統的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以外,諸如年金基金、保險公司、基金會、共同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也獲得了長足發展。這些機構的業務內容廣泛,經營方式靈活,經濟效益可觀,因而吸納了大量社會閑散資金。在掌握和支配巨額貨幣資本的基礎上,這些機構紛紛介入資本市場,進行證券投資,從而成為大公司的主要股人。機構法人與個人相比,資金實力雄厚,有專家管理投資,因而投資能力強大,抗風險能力強大,這是個體投資者無法做到的。

參考文獻:

1、徐崇溫.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M].重慶出版社,2005.

2、,陳為漢,王小琪.戰后西方國家股份制的新變化[M].商務印書館,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