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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百家講壇》 大學語文教學改革 學術;
一、大學語文教學現狀
大學語文作為非文學專業的公選課，擔負著傳承民族文化、弘揚人文精神、陶冶審美情操等多項重任。從實際授課效果來看，卻并非盡如人意，處境非常尷尬。很多同學認為大學語文內容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文本資料，其中所涉及的人與事以及作者所使用的語言距離我們現在的生活都很遙遠。學習這些對我們意義不大。他們覺得大學語文可有可無，學習興趣日益低下，許多學生對其存在一些偏見，甚至把大學語文課堂作為專業和外語學習外的“休息”場所。
筆者為了配合學校項目化改革的需要，曾在大學語文課堂上對大學語文授課情況進行調查。采用問卷調查法，輔之以訪談法，共抽取300名我校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采用的是自制調查問卷、隨機調查的方式，共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75份，有效率為91.7%。為使本次調查更具代表性，在學生抽樣的選擇上，力求覆蓋我校開設大學語文的所有專業。調查內容主要涉及大學語文的地位、作用、最喜歡的授課方式及大學語文的建議與意見。
從調查的結果來看，被調查學生68.8%認為大學語文的學習對專業學習無直接幫助;73%的學生希望通過大學語文的學習對自己所學專業有所幫助、能力有所提高;在授課方式上，89.6%的同學不滿足于傳統的“黑板+粉筆”的授課方式，而是傾向于有自己更多參與的授課方式。
《百將講壇》是央視十套于2001年開播的一檔講座式節目。欄目開播之初邀請了許多學術權威來進行課程的講解，如楊振寧、葉嘉瑩、周汝昌等，但節目收視率不甚理想。后經過新導演郭巧紅大刀闊斧地改革后，重視文史類的節目講解，特別是河南大學王立群老師講授的《史記》、北師大康震老師講授的《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蘇軾》及“唐宋家”相關系列，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與大學語文相關授課效果形成了強烈反差。分析《百家講壇》成功原因，為大學語文教學改革提供借鑒，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百將講壇》成功原因
1.首先，主講人的講演風格大眾化，詼諧幽默
通常在人們的印象中，文史哲類的學科是枯燥乏味的，學術研究更是抱著書本啃讀，學術性極強，遠離普通大眾的生活需求。《百家講壇》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貼近大眾貼近生活，語言的大眾化程度比較高。比如在易中天教授《品三國》的時候把劉備比作一名“民營企業家”，把諸葛亮比作是“職業經理人――CEO”，把公司運營的概念和理念融入文學講演中，十分罕見，但是效果非常好，民眾很快就對這一觀點有了平民化的認識。主講人語言風格幽默風趣、平易近人，拉近了觀眾與學術權威的距離，使得講座取得的效果愈發明顯，達到了知識的普及目的，也讓民眾對于學術神壇上的權威們有了較新的認識。
2.其次，講座有目的性地選取講座話題
在對《百家講壇》開播以來做的調查發現，其中歷史文學類題材的話題占45%左右，中外文學占了34%，其他占了22%。調查可以看出，《百家講壇》欄目的篇幅多數都用在了歷史文化和中外文學的講座上，這里的原因是很明顯的，因為歷史文學類題材具有較強的可讀性、觀賞性和趣味性，適合作為講座的內容進行講演;而且在民眾中具有極高的認知度，比如一些細說演義的歷史故事，一些廣為傳頌的詩詞歌賦和民間美德佳話等等，都為講座題材的選取奠定了一些知識基礎，使人們在聽取講座的同時可以聯系到自己所了解的內容進行評論和探討，具有極強的回味感覺，而且對于民眾的知識構成要求也是不高，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結合電視媒體的現代化制作手段的應用，使觀眾愿意接觸和樂于聽取講座，這就保證了節目的可持續性。
3.再次，學術“枯燥”與故事“生動有趣”之間的平衡
《百家講壇》不是高深的學術講座，也不是電視劇一類的泛娛樂化影視節目，它是通過較為平易近人的方式理解復雜的文學歷史問題，以大眾熟知的問題為講座主線，并闡述了一般的學術觀點和認識，使觀眾在嬉笑中了解學術發展的動態，并有興趣進一步深入了解，可謂是引人入勝。融合了學術的權威性、知識性、嚴謹性，以及電視媒體的可視性、觀賞性等特點，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正是有了這些專家學者以及節目組的努力，才有了這樣一個成功的普及優秀傳統文化的節目。
三、《百將講壇》給大學語文改革的啟示
1.首先，了解各專業職業能力，尋找大學語文與職業能力的“對接”
電視節目《百家講壇》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節目制作方和推廣單位對于市場的準確把握和熟知，對于觀眾的需求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為了提高授課效果，在大學語文的授課過程中，授課教師先要對各專業職業崗位所需能力進行分析，確定各專業的職業能力，尋找大學語文與專業能力的對接，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制定相對有個性和創意的教學內容，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他們是真正被理解的。教授給學生的知識不應該是理論和技巧，而應該是以方法和能力的培養為基礎的學習能力，注重學生對于文學理論的收集處理，隨后是分析和論證的能力的培養教育，甚至是交際能力的培養也要好過純知識的灌輸。這樣才能讓學生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而不是只是知道老師教的東西，而不去懷疑、不去論證教師的“克隆”。
2.其次，給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兼容并包
《百家講壇》通過各種觀點的集合，把學術自由、百家爭鳴之風重新帶入了觀眾的視野。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中關于秦可卿的相關論述曾引起較大的爭議，甚至有專家和學者認為，他們是在對觀眾進行誤導。但是作為普通觀眾來說，學術觀點固然重要，如果是正確的觀點可以有理有據地進行解釋和論證，我們是可以接受的。從這一點上看，國人對于學術觀點的包容之心是出乎意料的，而在現實中的大學語文課程中論資排輩，對于已經進入教材的觀點不容許質疑和評論，拒絕思考，蓋棺定論的方式生硬地阻撓學生能力的發展，這對于學生學術研究能力是一種無形的損害。古代文學學科中更有“資質”一說，阻礙新學說的發展和應用，思想上教條化十分嚴重，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在作品的選擇上，當代學生喜歡的網絡小說如懸疑類、盜墓類小說，很少出現在大學語文的教材中。基于學生的現實情況，在對課程教學體系進行設計時，必須充分考慮學生的興趣和接受能力，避免授課內容偏深、偏難，影響學生的學習信心和積極性。同時，通過分組學習、個別指導，利用分組學習中其他組員的示范作用，激發學生學習和探索的興趣，激勵大家在競爭中提高學習能力、協作能力，通過由易到難的課程內容設計，使學生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從而提高他們的興趣，使他們快樂學習，提高授課效果。
總之，《百家講壇》的成功，讓更多的國人產生了對文史哲的研究興趣和參與熱情;從側面印證了不是我們傳統文化沒有魅力，而是我們的教育教學手段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從《百家講壇》的成功中學習經驗，準確定位，激發學生興趣，使優秀的文學能夠再次換發新的活力，切實提高大學語文授課效果，無疑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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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老板們也會有自己鐘情的興趣愛好，甚至是與自己賺錢的老本行八竿子都打不著的興趣愛好。事實上，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慣于“三心二意”，不僅在生意場上長袖善舞，在自己的興趣愛好上也頗有小成。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個另類老板的另類追求吧。
羅紅：愛攝影的“蛋糕王”
開個蛋糕店，就像開個豆腐房，誰都可以開，誰都可以賣。不過，一開開了800多家，一賣賣到近10個億，全中國只有一個羅紅。除了麥當勞、肯德基和星巴克這三大洋品牌，“蛋糕王”羅紅旗下的好利來集團正無聲無息地成長為中國第四大、本土第一大烘焙連鎖食品企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國內已經沒有品牌能和好利來一決高下，“只在區域層面有一些競爭，作為全國性的品牌，好利來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對手。”
照理來說，這樣的一個老板，應該一心撲在事業上才對，可羅紅偏偏就是個甩手掌柜，早在7年前，他就將集團交給他的團隊打理，自己則“閑暇”地擺弄起他心愛的攝像機來。
其實，羅紅本是個攝影青年，若干年前就有自己的攝影棚。18年前，為了給媽媽過生日，羅紅跑遍了整個成都，也沒有找到一個樣式新穎、口味鮮美的生日蛋糕。就是這件事，讓他破釜沉舟，下定決心創立自己的蛋糕店。
即使在創業之時，羅紅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老本行。公司上軌道之后，他培養了五大區域總經理，并且選定了接班人謝立任總經理，自己則將更多的時間“揮霍”在另一個夢想之中。
十幾年來，為了攝影，他長途跋涉達9萬多公里，幾乎走遍了中國西部所有的省份，并多次進入新疆、等地的無人區域，那些人際罕至、甚至連越野車都很難通過的地方都留下過他的足跡。作為第一個航拍非洲大陸的中國人，他十幾次到非洲，用相機捕捉這塊大地的美麗瞬間，觀賞火烈鳥的火焰之舞，感受百萬角馬的生命贊歌，和坦桑尼亞馬賽人一起狂歡起舞，也經歷直升機的驚魂之旅。他的非洲作品被譽為“非洲大地的史詩”。
“做甩手掌柜，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我重新找回了我的第一個夢，從終點回到了起點。”羅紅如是說。
如今，在商業和攝影的雙重世界里，羅紅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人生軌跡，他一邊在攝影的夢想里遨游，另一邊致力于環保和慈善事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己回頭看走過的路，是追求夢想的過程。做蛋糕也好，攝影也好，都是兒時的夢想。當夢想照進現實的時候，人的存在就會格外地真實。”
黃怒波：愛寫詩的地產商
詩人、地產商，這兩個看起來不相干的身份，卻都指向同一個人，他就是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
在黃怒波的名片上，除了董事長的頭銜之外，還有中國登山協會副主席、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中國航空運動協會副主席。其實他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北京大學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新詩研究所副所長、同濟大學兼職教授。
事實上，畢業于北大中文系的他，出版過好幾本詩集，寫詩的時候，他用另一個名字：駱英。
這領帶像枷鎖拴我在都市的監房／心兒在一座座大廈間流浪／每一個目光又像冷漠又像渴望／每一扇門兒都讓我彷徨／這明凈的玻璃讓我無法穿越／網線像鋼索緊緊捆住我的心房
這是他2005年出版的詩集《都市流浪集》部分內容。很難想象，這種洋溢著對都市失望和無奈情緒的詩作竟然出自一位資產超過100 億元人民幣的企業老總之手。
一面是理性到底的商業行為，一面是激情澎湃的感性表達，這兩種身份的重疊似乎讓黃怒波的身上具有了某種“雙重性”。譬如他會在企業家聚會的場合，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名詩人，盡管會聽到一些譏諷的笑聲，卻依然故我。
“我首先是一個詩人，只是后來從商了，才是商人。詩對我來說從來不是展露才華，從來都是寄托。”黃怒波自喻作詩如“困獸沉沒在陷阱”，盡管他在努力地建設著城市，卻“日日想從這城市逃亡”。
黃怒波不但寫詩，也為詩歌業的繁榮盡自己的一己之力。他多次捐助母校北京大學及青春詩會、艾青文學獎等其他文化事業。2006年，他更是斥資3000萬元捐助北大新詩研究所等三家詩歌研究機構，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
除寫詩外，黃怒波也愛登山，因為他最想做的還是一個“天涯孤旅的詩人”。2005年年初，他登上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2007年7月，他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頂峰。
詩于他，是一種精神追求，亦是一種生活方式。
周嶺：搞紅學的董事長
2006年9月，轟轟烈烈的“紅樓夢中人”選秀活動啟動。鎂光燈的聚焦下，一夜紅遍大江南北的，不僅僅是參賽的選手，還有主席臺上“指點江山”的評委們。
有一位評委酷愛用《紅樓夢》特有的判詞來點評選手，如他對海選黛玉的選手程媛媛所做的判詞，“分付東風莫浪吹，葬花溪畔浣花遲。前身合是瀟湘月，灑向人間知不知。”這些個文采斐然的判詞在網上很受追捧。
這一位評委便是周嶺。細心的觀眾很快發現，他的身份很傳奇，既是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名紅學家。既成功操作過中國境內資源性項目在北美上市及境外融資、受托管理、重組過國內大型主板上市公司，也曾做過87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編劇，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處講課或講學。
“我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人，既是做企業的人，又是做投資的人，又是文人。”周嶺曾這樣介紹自己，事實上，《紅樓夢》于周嶺，是一生割不斷的“姻緣”。
1981年，31歲的周嶺參加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他關于賈元春判詞的理解，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隨后，周嶺就被調入了紅樓夢研究所，開始從事專業的研究工作。當王扶林導演籌拍電視劇版《紅樓夢》時，周嶺作為編劇之一負責《紅樓夢》后40回和整個劇本的統一定稿。
即使在商界，《紅樓夢》也沒有離開過他的生活。在香港，大大小小的聚會上，大家都會逼著周嶺談《紅樓夢》。“和很多國內的企業家在一起的時候，本來是談業務，可話題不知怎么就會轉到《紅樓夢》上去了。”
2008年，周嶺在百忙之中，居然抽出時間，登上央視《百家講壇》，成為繼劉心武、周汝昌、王蒙、馮
其庸之后登錄《百家講壇》講紅樓的第五位主講人。節目播出后，很多觀眾紛紛在網上留言表達對周嶺先生的喜歡與欽佩，更有網友留對聯評價周嶺的講演為“引經據典數處，揮灑自如有余。橫批‘最脫稿先生’”。同年，重慶出版集團以開機30萬冊的條件簽下了《周嶺解密曹雪芹》一書的圖書出版權。
對于旁人多少有些詫異、驚羨的眼光，周嶺對自身的定位倒是非常謙虛，“我不是一個紅學家，不是一個企業家，不是一個藝術家，也不是一個教育家，我只是一個紅學愛好者，一個做企業的人，一個寫過劇本的人，一個教過書的人。”
楊子：CEO演員
2005年5月14日晚，第12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在北京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揭曉，最佳新人獎由《青花》的男主角楊子摘得。楊子在這部戲里一人分飾三角，與之對戲的女主角是香港女演員李若彤。
這部戲最大的八卦不是男主角拿獎，而是拿獎的男主角竟然是某家族企業年輕的執行總裁。在娛樂圈撒錢的富豪從來都不少，但像這樣放著“大腕背后的大腕”不做，反倒身先士卒地輾轉片場的倒不多見。一時之間，楊子成為媒體娛樂版跟蹤的熱點。
大眾很快發現，這位叫楊子的年輕人，還真是一位不缺少新聞的主，一手握亞洲惟一的超長悍馬車，一手握價值不菲的青花瓷（楊子收藏瓷器時間長達15年，并且在北京的家中擁有一個私人瓷器博物館），身上揣著的是價值22萬美金的VERTU手機，手上戴著的是據說46億年才出一塊的祖母綠戒指，連送人的名片每張都要42美金。這邊廂和玉女黃圣依戲里戲外剪不斷理還亂，一頓飯吃了兩萬多，那邊廂又帶著對雙胞胎美女亮相江湖；這邊廂將做演員進行到底，一股腦的接拍了十余部戲，那邊廂又組建了經紀人公司，當起了幕后老板。
正當媒體將他視為新時代公子哥的典型時，楊子卻高調地自我辟謠，用博客、電視、報紙向公眾展示他生活的另一面。
原來這位張揚的年輕富豪，竟然也是“苦孩子”出身，按家族傳統，從小便接受了嚴格的教育和訓練。“六歲以前，我生活在河北農村，那段經歷讓我對泥土產生了難以割舍的眷戀。從初二開始，我在家族企業的工廠勤工儉學。車間里人很多，誰也不知道你是誰，沒有人知道我是老板的兒子。每逢寒假暑假，我就跟工人們一起干活，車工、銑工、刨床、磨床、鉗工都嘗試過，并且都拿到上崗證。”
工廠的打工經歷一直持續到他讀大學二年級，那年他成為巨力集團駐上海公司經理，每個周末飛往上海處理報表、賬目和合同。
不拍戲的時候，他的生活完全圍繞著工作轉，參加會議，在公司處理各種事務。“我一度是個‘雙腳不著地’的人，不是在飛機上，就是在汽車里，有時候早晨在廣州吃早餐，中午在上海開會，晚上又去了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