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環境管理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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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環境管理論文范文
1.1電力市場與電價電力市場空間的最重要參數就是發電設備利用小時，在上網標桿電價確定的前提下，發電設備利用小時直接影響火電機組的運行方式和經濟效益，還決定了對煤炭的需求量。火電企業的發電設備利用小時需要從系統需求出發，通過電量平衡加以確定。在目前的電力調度體制下，同一區域、同一類型機組的火電企業利用小時差別不大。一般來說，經濟發達、電力需求旺盛地區的火電企業利用小時較高，經濟落后、電力需求疲軟或水電等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較多地區的火電企業利用小時較低，跨區消納的區域性電廠比本地消納的地區性電廠利用小時高，“以熱定電”的熱電聯產電廠比同容量等級的純凝電廠利用小時高。對于具體某個火電企業，則可根據其機組特性、煤質、到廠煤價和發電廠與負荷中心距離等因素分析運行的經濟性和競價能力，在平均利用小時基礎上適當上下波動。目前我國火電企業分省區實行區域標桿電價，由國家發改委統一制定，并根據“煤電聯動”政策適時調整。
1.2熱力市場與熱價熱電聯產機組是為了滿足集中供熱需要而建設的，采用抽汽式或背壓式機組。熱力市場的重要參數就是熱負荷，主要包括居民和非居民熱負荷。北方寒冷地區的采暖機組以居民熱負荷為主，工業園區以非居民熱負荷為主。新建供熱機組投入運行前幾年的熱負荷一般達不到設計值，隨著熱用戶的增加，熱負荷逐漸增加。按照我國目前的政策，熱電聯產機組在供熱運行時，依據實時供熱負荷，按“以熱定電”的方式優先上網發電，在非供熱運行時，按同類純凝機組能耗水平確定其發電調度序位。因此熱負荷落實的機組，特別是具有常年穩定工業熱負荷的供熱機組，比非供熱機組具有一定的優先上網發電權。目前我國熱電聯產電廠的熱價主要由地方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制定。不同地區熱價有一定差異，經濟發達地區熱價相對較高；同一地區非居民熱價一般高于居民熱價。
1.3煤源與煤價火電企業燃煤發電成本占總成本的70%左右，因此選擇相對質優、價廉、供應可靠的煤源至關重要。一般來說，大中型火電企業的布局，應考慮區域的燃料平衡及合理流向；電廠應盡量靠近煤礦或來煤的港口、路口，以便于利用當地煤炭和減少運輸量；電廠應有可靠的煤源，煤炭供應量應與電廠的壽命年限相適應；坑口電廠應與礦區的建設進度和規模相適應。從煤礦歸屬看，分為系統內煤源和系統外煤源，系統內煤源供應較為穩定，煤價受市場波動相對較小，在煤價較高時可以發揮平抑市場煤價的作用。從合同簽訂方式看，分為長協煤和市場煤，長協煤供應相對可靠，價格相對穩定。從國別來看，分為國內來煤和海外來煤，海外來煤對沿海火電企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1.4交通運輸方式煤源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運輸方式的選擇，同時運輸條件也影響著煤源的選擇。靠近港口的電廠一般選擇國內下水煤或海外煤，采用水路運輸送達電廠；靠近路口的電廠來煤根據交通運輸條件采用鐵路或公路運輸；靠近礦區的坑口電廠一般采用公路運輸或直接采用皮帶來煤；距離礦區較遠的內陸電廠一般采用鐵路運輸方式。
1.5環保容量隨著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出臺，環保壓力給火電企業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以及內陸大中城市對環保標準的要求越來越高，大氣污染防控重點區域的燃煤機組要逐步達到燃機排放標準。火電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脫硫、脫硝和除塵等環保改造壓力，部分電廠甚至被要求限期關停或異地搬遷。環保要求提高已成為增加火電企業投資和運行成本的重要因素。
2燃煤火電企業經營管理對策
燃煤火電企業經營管理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影響火電企業經營效益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是“三價一時”，即電價、煤價、熱價和利用小時。由于區域標桿電價由國家發改委制定，熱價由地方政府制定，且二者相對穩定，因此控煤價、搶電量、拓市場、爭政策成為提高火電企業盈利水平的重要抓手。
2.1嚴格控制煤價
2.1.1科學研判市場煤價走勢建議燃煤火電企業至少每月召開一次燃料工作專題會，根據當前煤炭市場形勢及公司生產需求，抓好市場預測、制定調運方案，通過詳細測算初步擬定分礦調運數量、調運價格，測算次月標煤單價，在煤炭市場形勢振蕩下行時期，采取靈活多變的操作方式，充分發揮競標采購對挖掘潛在質優價廉煤源的作用，加大降低價格籌碼。此外，適時捕捉價格升降拐點，調劑調運吞吐數量，合理利用價格峰谷差異和錯峰調節庫存儲備，降低燃煤采購價格。
2.1.2實現廠礦直接對接采購模式在煤炭采購過程中，過多中間商、商的參與，使燃料成本大幅增加，同時存在摻雜使假，擠占了電廠的利潤空間。火電企業應根據地理位置和交通運輸條件，合理選擇鐵路來煤、汽車來煤、海外來煤或海進江來煤，適時調整來煤結構。堅持“保量、抑價、提質”的前提下，推進廠礦直接對接采購，并根據廠礦對接單位，合理布置運輸網點，定期反饋各網點運價，將運價制定納入月度調運會議范疇，形成規范的運輸定價模式，進一步規范煤炭承運管理，降低燃料成本。
2.1.3推進燃料“三大項目”建設按照相關技術標準，啟動建設火電企業燃料自動監管系統、數字化煤場和數字化標準化驗室“三大項目”，采用國內領先的設計理念和技術手段，實現燃料全流程閉環管控，有效指導采購及存取煤方案，促進精細化管理、精準化挖潛，節約燃料成本。
2.1.4科學做好配煤摻燒方案根據電網負荷情況，積極與煤礦、鐵路溝通，提前做好煤源結構調整，合理安排輸煤方式。在滿足機組負荷的前提下，制定不同工況下的科學摻配煤方案，科學混配、合理摻燒，避免因煤質原因造成的電量損失，并確保度電效益最大化。
2.1.5積極實施煤電聯營和煤電一體化加強與煤礦企業的合作力度，通過采取相互參股等方式進行煤電聯營，推進資產重組，落實電廠煤源。根據電力及煤炭市場變化，條件成熟時通過收購電廠周邊煤礦方式，解決現有電廠的電煤需求，促進煤、電產業協同發展。對具有煤炭資源的企業，積極實施煤電聯營或煤電一體化，保證電廠的煤源和效益。
2.2積極搶發電量
2.2.1加大電量營銷力度“度電必爭”積極做好與地方政府、電監辦、電網公司的溝通協調工作，及早掌握各方面信息，全力爭取基數電量；密切關注電網供需變化趨勢，及時收集系統用電負荷及其它電力企業的生產信息和設備檢修狀況，分析應對電力市場環境變化的策略，為多發電創造有利條件；盡最大可能保持機組在網時間，搶發每一度電。熱電聯產機組應發揮“以熱促電”的優勢，抓住供熱季的有利時機，搶發增供，提高發電、供熱綜合效益。
2.2.2有條件的情況下積極爭取替代電量和外送電量對于發電集團來說，從集團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加大火電企業大小機組電量轉移力度，通過與電網公司和政府部門溝通協調，將部分小機組計劃電量轉由大機組，既可增加小機組的盈利水平，又可使集團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并根據市場形勢及內外轉移效益變化，及時調整轉移策略。利用供熱機組供熱期能耗水平低的有利條件，環保排放指標滿足國家最新排放標準為突破點，積極呼吁采暖供熱機組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主管部門做深入溝通，爭取供熱季參加外送電量交易，增加電廠利潤。
2.3拓展供熱市場
2.3.1積極開拓有效益的供熱市場在熱電聯產機組設計供熱能力范圍內，積極開拓優質供熱市場，加大優質非居民用戶和直供用戶比例，在經濟可行的條件下開拓夏季非居民供熱或供冷市場，提高機組熱電比，增加供熱邊際利潤。同時積極探索熱源、熱網、換熱站一體化經營，甚至直供到戶的供熱模式，增加機組直供比例，提高供熱效益。
2.3.2適時開展純凝機組供熱改造和余熱利用改造積極跟蹤落實現役電廠周邊熱負荷發展情況，綜合考慮投資、效益和未來供熱市場潛力，適時開展對現有純凝機組的供熱改造，以熱促電，提高發電、供熱綜合效益。在進行充分技術經濟論證的基礎上，根據供熱市場發展情況，采用熱泵或低真空供熱改造技術，提高余熱利用效率，增加企業供熱能力和效益。
2.4爭取有利政策
2.4.1積極爭取環保電價補貼面對國家日益嚴格的環保減排標準，火電企業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加大環保建設的資源投入，下足功夫開展環保減排治理工作，實現廢水“零排放”，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達標排放。在此基礎上第一時間爭取通過環保部門組織的環保電價驗收，盡快獲得除塵、脫硫、脫硝電價補貼，增加火電企業度電利潤。
2.4.2在保本微利的情況下積極爭取供熱政策支持建議熱電聯產電廠積極向國家和地方能源、價格主管部門爭取相關政策支持，并加強與地方熱力公司的合作共贏，在保障民生和保本微利的前提下，向政府建議出臺熱價、補貼、熱費回收、熱網配套費和稅收優惠等支持政策。
3結語
①影響燃煤火電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條件主要包括電力市場與電價、熱力市場與熱價、煤源與煤價、交通運輸方式和環保容量等。
第2篇：企業環境管理論文范文
雖然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已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普遍趨勢，但這并不等于世界各國的企業制度都必然會趨向于同一種模式。這是因為，企業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環境當中的，企業制度變遷不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邏輯，同時也是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這就是說在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假設前提下，企業制度必然也是異質性的。據此，可以對中國制度環境條件下的獨特企業共同治理機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歷史地考察發現，在企業治理的角度，企業制度安排經歷了一個：
單邊治理雙邊治理三邊治理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過程。（1）所謂單邊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業所遵循的物質資本邏輯而言，個人業主制和合伙制企業是其典型代表，企業契約中物質資本所有者對于雇傭工人的絕對優勢和支配地位是其顯著特征。（2）所謂雙邊治理，是就企業作為物質資本與（異質性）人力資本的合約性質而言。人力資本職能開始從古典企業家當中分離出來而開始成為企業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顯著特征。（3）所謂三邊治理，主要是就企業“員工參與”亦即“同質性”人力資本擁有者參與企業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員工參與”的邏輯起點，是企業員工對其自身人力資本的產權；“員工參與”的現實狀況，取決于企業契約中其人力資本所決定的談判實力。三邊治理的顯著特征，是企業員工、經理人員、股東之間的博弈制衡關系。（4）所謂共同治理，是就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企業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為現代世界各國企業制度演進的共同趨勢。
企業不同制度形式之間并非全然的縱向替代關系，也大量并存于現代經濟社會當中。結果，在企業治理結構的爭論中，形成了以物質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委托理論和以利益相關者博弈均衡邏輯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論兩種主要觀點。一般來說，在現代社會，人力資本構成企業的制度性要素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純粹的物質資本邏輯已經不能解釋現代企業的治理結構。另外，事實上如科斯所說的，影響他人損益的行為也可視為生產要素和權利［2］，結果凡是能給企業帶來損益或其行為受企業行為直接影響的行為人均有可能參與或影響企業契約、企業所有權的分配進而企業制度的設定，也就是說成為了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因此，單從理論邏輯上推斷，企業制度就是在企業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合理配置；進而，企業治理也就應當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當然，企業利益相關者也有“潛在”與“真實”之分［3］，在一般情況下，對企業投入了專用性資產的產權主體可視為企業的直接利益相關者，而其他利益相關者角色如顧客、其他企業等則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質，往往處于潛在狀態。
現代企業理論把企業看作為一系列契約的聯接，其內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則。這就是說：企業制度安排的具體情況取決于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實力對比格局；企業的技術性特征、以及企業生產要素各自的特性是決定利益相關者談判實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從理論上說設計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機制必須遵循同權原則、均占原則、市場原則和邊際調整原則。［4］所謂同權原則，是說企業各利益相關者均擁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所謂均占原則，是說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也都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所謂市場原則，是說企業制度的達成應該堅持通過談判達成不應有不合理的人為干擾；所謂邊際調整原則，則是就企業的再談判機制和企業所有權的“狀態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環境變量的引入及其對企業共同治理機制的影響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對等的原則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產權進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企業治理權利都可以在現實當中得到實現。這是因為企業的技術特征以及生產要素的特性決定了企業利益相關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談判實力。但是，考察各國的企業制度發現，即使企業在技術特征和生產要素特性等方面幾乎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企業制度之間仍可能存在顯著的差異。西方發達國家公司存在的兩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就是一個例證。這種現象如何解釋？
有學者對美國、日本等國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行了歷史比較制度分析［5］發現，企業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適應的統一。［6］這就是說，企業制度不僅僅是在效率追求邏輯下對自身內在因素的調整，而且還要同外在的制度環境盡量達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說企業制度不僅是（狹義）效率原則的體現，而且也是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由此可以推論，在對企業制度進行價值判斷的問題上應該堅持“存在即合理”原則；制度環境必然會給其中的企業制度打上自己獨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種企業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應制度環境下才有意義而不可能具有普適性。由于技術特征和生產要素特性對企業制度的影響一般不以國別而不同，并且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技術和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已經大大減弱了其在國家之間造成企業制度顯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說不同國家制度環境的“異質性”是形成多樣化企業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見，有必要拓寬視野引入外在制度環境變量的因素，以使我們對企業制度的研究進而對企業共同治理機制的設計更加趨近真實。
盡管制度環境的異質性是企業制度多樣化的真正根源，但現代企業理論作為西方企業理論所本來固有的“一維性”色彩，以及眾多國家迷惑于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經濟績效的眩目光環而對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隨，卻嚴重影響了經濟理論對制度環境與企業制度安排之間的契合關系以及異質性制度環境條件下企業制度不同模式的關注和考察。經濟學領域的這一缺陷，被新經濟社會學（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銳的感知并捕捉，并運用“嵌入性”和“社會建構”理論對其進行了修正［7］。
新經濟社會學認為，從宏觀方面看，經濟組織都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的，經濟制度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從微觀方面看，現實的人都是帶有歷史和社會屬性的經濟人。可見，如果說傳統經濟學主要遵循了個體主義的方法論的話，那么新經濟社會學則依據現實整合了整體主義的方法和個體主義的方法。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使企業研究更加逼近現實。
總體上，新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經濟社會學首先提供了一個宏觀制度背景的維度，這正是對經濟學自身所固有一維色彩的揚棄或有益補充；其次，修正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整合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和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狹隘的“利益最大化”，實現人的選擇集或效用函數的多元化，就可以對現實人的選擇過程展開微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平臺上，在對經濟生活的分析中把社會性變量納入進去，就可以對現實的多樣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釋。就是說，與傳統經濟學出于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和對經濟人的單維度界定而對制度創新的：
單維度經濟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優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徑不同，現實經濟組織制度創新的路徑事實上是：
多樣化制度環境不同經濟人行為特征多重均衡樣式多樣化次優制度安排
這就是說，給定不同社會制度演進路徑和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區別，經濟主體之間交易的博弈可能會存在多個均衡點或者多重的均衡樣式，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雖然不一定臻至那種理想的最優效率的境界，但在相應的制度環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適應性效率”[8]的，也就是說特定情境下“次優選擇”即是“最優選擇”。
對于西方社會而言，由于其制度變遷的自然演進性質，也由于其許多國家都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文化淵源，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不涉及“異質性”制度環境之間的碰撞和摩擦問題。因此，雖然事實上其制度安排僅僅代表了特定制度環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樣式，其企業制度也僅僅意味著“企業制度特殊”，但在其發達經濟的眩目光環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負”以及后發國家的盲目崇拜，卻被不恰當地賦予了普適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對于許多后發轉軌國家，一方面其制度演進路徑就與西方社會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業制度建設必然是一種“過程”的創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環境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的差別，與此適應，企業制度創新也必然是一種“目標”的創新，也就是說只可能有一種與特定制度環境高度契合的企業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決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經驗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來為我所用。事實上，雖然后發國家企業制度建設對西方經驗的借鑒不可避免，但是引進來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發揮作用，其一般也要經過一個特定的制度創新過程：首先，附著其上的那些與西方制度環境相適應的制度特征將被逐步剝離；其次，引進制度也必然會逐步打上本國特定制度環境的烙印從而逐步實現企業制度安排的“適應性效率”。
具體來說，不同企業制度模式的宏觀制度根源，主要是通過對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博弈格局的影響來體現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企業的真實利益相關者及其談判實力和博弈均衡狀況會有顯著的不同，并進而體現在企業契約和企業制度安排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在東南亞一帶普遍存在著的家族制企業。東南亞各國或地區的家族制企業與一般所說的家族制企業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體現了一種純粹的交易成本節約的邏輯，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創企業都可能會采用；而前者則主要是一個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潛藏著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層根源。這就是說，在家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東南亞一帶，經濟行為人所擁有的家族、血緣關系以及忠誠、信義、情感這些特殊“人力資本”的“質”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業真實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標準，也是決定其在企業利益相關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體現于企業契約、企業制度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方方面面當中。這一邏輯也可以對其他的企業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釋。
三、中國制度背景下企業共同治理機制的若干特征
考慮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和文化傳統的深遠歷史淵源，中國企業的共同治理機制可能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會主義的和諧競爭理念與企業利益相關者“共贏”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環境“決定”企業制度特殊的“消極”含義相比，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建設應當內涵一種特定的“積極”意蘊。就是說，居于后發轉軌國家的位置，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應當也可以用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和政府主動的制度創新，來盡量避免馬克思所嚴厲批判過的，那種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曾嚴重存在的種種緊張、矛盾、沖突所付出的巨額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災難，比如說古典企業當中勞資雙方之間的種種斗爭現象，而應當反過來主動地倡導一種和諧的理念，通過相關的制度設置，在中國現代企業當中形成一種各利益相關者共贏的利益格局。這是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那里，由于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沖突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這種自斯密以來逐漸形成的“競爭”的經濟學體系，在較大程度上包含著霍布斯所謂“個人永遠處于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之中”的悲觀主義理念。而事實上，不僅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之間的“合作”同“競爭”同樣的廣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們之間展開可持續性競爭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類的終極價值追求。［10］
第二，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與企業治理的“勞動者參與”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對我國企業制度將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尚處于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還不能達到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個人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對生產條件的社會的直接的結合，勞動還是人謀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畢竟我國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的現階段，企業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勞動者主導的理想境界，也必然會因由公有制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關心勞動者的訴求、關照勞動者的命運、關注勞動者的地位，從而促進勞動者對企業治理的參與，形成“勞動者參與”的鮮明企業制度特色。
第三，我國文化傳統與企業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突出特征，幾千年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積淀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環境對嵌入其中的經濟行為人進而企業制度都產生著重大影響。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動著的經濟人其選擇集是不同，對于侵家文化傳統幾千年的中國人來說其選擇集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內容就是信任、忠誠、情義，或者說是家族范圍內部的利他主義世界觀，這是一種內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業，其經濟行為人所擁有的家族關系，以及所擁有的信任、忠誠、情義這樣一種特殊人力資本的質和量，是企業據以判定自身真實利益相關者的一條重要標準，也是一種據以分配物質資源、經濟利益和企業剩余的重要標準，由此成為影響企業利益相關者談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決定性因素，使企業治理打上鮮明的家族烙印。顯然，這種意義上的家族企業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業發展初期階段為了節約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質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認，家族式企業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業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節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績效等方面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內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這只是說明我們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對既有的家族制度進行創新以提高其“適應性”，而決不意味著我們對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視而不見甚至否定。我們認為，從總體上講，在正處于新舊制度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種異化了的方式引進西方那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結果形成社會普遍信用缺失的情況下，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發揮著一種積極的作用。
注釋：
①⑦參見：張其仔，《新經濟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會成本問題》，載《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p191。
③楊瑞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應用》，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參見：《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機制設計》，張立君，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2年第三期。
⑤參見：王東，《美國日本企業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載《經濟評論》2002年第二期。
⑥參見：孫早，《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經濟效率與制度適應的統一》，載《湖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六期。
⑧“適應性效率”是說，當某一種制度能在不同的環境下得以生存和發展，那么該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產費用不變，一個具有適應性能力的制度從投入來看就是最能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由于一種有效率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作出的；同一種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會有不同的效率表現；制度安排只有“適應”制度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因此動態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對制度的“適應性效率”作此理解。
第3篇：企業環境管理論文范文
管理信息系統網絡精細化管理是指在環保監督經濟化的基礎上，在國家宏觀調控、政府統一領導和基礎部門配合下，運用網絡對大環境下“環境評價、監測、評估和驗收，水、氣、聲、渣、環境風險”等進行精細化管理，該模式是一種新的環保管理機制和手段，可全部實現網上上報、評審、審批、驗收、異地協查等費時工作，若資料齊全，3分鐘可受理完畢，實現上報、組織專家技術評審只需3個工作日，15個工作日完成審批或驗收，大大節省企業辦事時間和成本。通過網絡精細化管理，為企業快速提供亟需服務，創建一個政企協和的發展環境。第一，建立環境基礎數據實時監測制度，成立環境監測領導小組，由環保廳、環保局、企業安環科三級組成，由企業安環科成立實施組，根據各企業實際情況，布設環境基礎數據實施采樣點，對規模以上企業所有重點污染物全部自動采樣，對中小企業總量控制污染物實施自動采樣，其他主要污染物定期報各市縣環保局備案錄入系統。第二，加強環保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力度，成立信息系統領導小組，利用廳、局、企業各級資源，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多彩、寓教于樂的培訓活動，如信息系統大練兵、數據質量比趕超，統計分析大比拼，結果輸出大交流等與企業密切相關的活動，并給予優勝者一定的物質獎勵。第三，將企業環保系統納入系統中管理，既為企業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又要吸納企業職工的“能工巧匠”，讓企業職工樹立“我為環保，環保為我”的環境保護意識，讓他們為環保貢獻自己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他們保護環境的自覺性。
2管理信息系統提高環境影響評價技術評估工作方法
寧夏鼎興環境工程評估咨詢中心在多年的企業環保工作基礎上，依托全區的環保資源，以管理信息系統為支撐，以企業環保管理為主導，以“基礎數據”為核心，依托環保系統網絡平臺，逐步形成以環保、企業兩級為主要數據來源的分布式數據庫，該數據庫可實現與省、市縣同步聯網，迅速采集和完善環境基礎數據，提高了企業環保管理和服務水平。實時監測可自動將信息快速高效地傳遞到管理信息系統中，實現環保公共服務和其他民生服務的銜接，通過系統規范管理實現環境保護與國土開發、水土保持等數據對接，通過數據共享交換機制，實現與其他民生業務系統的數據整合，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通過快捷有效的定量、定，使領導及時了解環保形勢，將有助于穩定環境質量，發展環保事業，提高政府環保管理和服務水平。
2.1信息公開制度對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本、技術評估流程、行政審批進程、環保批復全過程實施信息公開，對環評文本實現全文公示，技術評估登記、評審、結論全過程公開，行政審批受理、評審、審批進程公開，環保批復全文公示。
2.2公眾參與制度按照公共參與管理辦法，以環保管理信息系統為依托，要求評價單位在接受環評委托7日內，對所承擔的環評工作進行第一次公示，公示時間不少于10日，在完成環境評價報告后，對環評問題、污染防治措施及環評結論進行第二次公示，在公示期間以發放公眾參與調查問卷、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向項目周邊的公眾征求意見及建議，對不采納的公眾意見向環保部門進行說明。
2.3環保臺賬制度利用管理信息系統，對開發建設項目立項批復、環評報告、行政審批申請、總量申請、專家意見、評估意見、環保批復建立環保電子臺賬，定期對環保臺賬進行跟蹤調查，動態完善，利用管理信息系統進行統計分析行業發展趨勢，為環境保護管理決策提供技術支撐和科學依據。
3環保運行機制
為保證環保的順利進行，實現“高、精、效”的環保思路，環保開展了“政府主導、環保搭臺、部門配合、獎罰結合、科學管理”的運行機制，這樣干部能帶頭，企業能上線，職工傳幫帶，環境改善快。寧夏地區企業重發展、輕環保的思想根深蒂固，監管部門以罰代管、以企代監。致使企業及職工不理解、抵觸甚至粗暴妨礙環保人員正常工作，為尋找企業經濟與環保和諧發展的契機，寧夏環保廳從經濟發展角度研究環保問題，采用經濟手段和技術措施相結合的辦法開展環保工作，達到企業發展、環境改善的目的，促進了我區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4結語
第4篇：企業環境管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綠色信貸，可持續發展，環境風險管理論文本科論文畢業論文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改變以往過度透支環境和能源的粗放發展模式，“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資金是經濟活動的血液，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社會資金融通樞紐的銀行業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把履行企業的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統一起來，努力推進生態文明，為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2007年7月，國家環保總局和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推出的“綠色信貸政策”，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確立環境準入門檻，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資金來源，正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為此，有必要從理論上對我國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綠色信貸及綠色信貸產品
所謂綠色信貸，指的是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依據國家的環境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對研發、生產治污設施，從事生態保護與建設，開發、利用新能源，從事循環經濟生產、綠色制造和生態農業的企業或機構提供貸款扶持并實施優惠性的低利率，而對污染生產和污染企業的新建項目投資貸款和流動資金進行貸款額度限制并實施懲罰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目的是引導資金和貸款流入促進國家環保事業的企業和機構，并從破壞、污染環境的企業和項目中適當抽離，從而實現資金的“綠色配置”(鄧聿文，2007)。國際上普遍認同的綠色信貸規范是2006年7月重新修訂的赤道原則，該原則適用于項目資本成本超過1000萬美元(含1000萬美元)的項目，這也將是我國銀行業綠色信貸標準的藍本。畢業論文
綠色信貸要求商業銀行采取“三重底線”的方法管理其業務，即商業銀行開展業務不僅要滿足合作伙伴(客戶、股東、員工、供貨商、社會)的需要，同時還要意識到自身的行為必須對社會以及生態環境負責。從國際經驗來看，綠色信貸產品一般包括(UNEPFI，2007)：
1.住房抵押貸款(homemortgage)。如花旗集團旗下的FannieMae于2004年針對中低收入顧客推出的結構化節能抵押產品(EnergyEfficientMortgage)，將省電等節能指標納入貸款申請人的信用評分體系；再如英國聯合金融服務社(CFS)自2000年推出生態家庭貸款(Eco-homeloan)以后，每年為所有房屋購買交易提供免費家用能源評估及二氧化碳抵銷服務，僅2005年，就成功地抵銷了5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2.商業建筑貸款(commercialbuildingloan)。如美國新資源銀行(NewResourceBank)向綠色項目中商業或多用居住單元提供0.125%的貸款折扣優惠；美國富國銀行(WellsFargo)為LEED認證的節能商業建筑物提供第一抵押貸款和再融資，開發商不必為“綠色”商業建筑物支付初始的保險費。
3.房屋凈值貸款(homeequityloan)。如花旗集團與夏普(Sharp)電氣公司簽訂聯合營銷協議，向購置民用太陽能技術的客戶提供便捷的融資；美洲銀行則是根據環保房屋凈值貸款申請人使用VISA卡消費金額，按一定比例捐獻給環保非政府組織。畢業論文
4.汽車貸款(autoloan)。如加拿大VanCity銀行的清潔空氣汽車貸款(CleanAirAutoLoan)，向所有低排放的車型提供優惠利率；再如澳大利亞MECU銀行的goGreen汽車貸款，是世界公認的成功的綠色金融產品，也是澳大利亞第一個要求貸款者種樹以吸收私家汽車排放的貸款，此項貸款產品自推出以來，該銀行的車貸增長了45%。
5.運輸貸款(FleetLoan)。如美洲銀行的小企業管理快速貸款(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Expressloans)，以快速審批流程，向貨車公司提供無抵押兼優惠條款，支持其投資節油技術，幫助其購買節油率達15%的SmartWay升級套裝(SmartWayUpgradekits)。
6.綠色信用卡。如歐洲的Rabobank推出的氣候信用卡(ClimateCreditCard)，該銀行每年按信用卡購買能源密集型產品或服務的金額捐獻一定的比例給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再如英國巴克萊銀行的信用卡(BarclayBreatheCard)，向該卡用戶購買綠色產品和服務提供折扣及較低的借款利率，卡利潤的50%用于世界范圍內的碳減排項目。
7.項目融資(Projectfinancing)。對綠色項目給予貸款優惠，如愛爾蘭銀行對“轉廢為能項目(energy-from-wasteproject)”的融資，給予長達25年的貸款支持，只須與當地政府簽訂廢物處理合同并承諾支持合同范圍外廢物的處理。
二、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已是大勢所趨
1.推行綠色信貸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商業銀行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中介角色，決定了其在可持續發展中的特殊地位(UNEP，1997；EuropeanCommissionDGXI，1998)。商業銀行根據持續期、規模、剩余額度和風險等要素進行資金的配置，其高效的審貸體系使其在風險衡量和定價方面具有突出優勢，因而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通過差異化定價引導資金投向有利于環保的產業、企業和項目，可有效地促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以幫助企業提高經濟和環境效益為重點，使企業努力達到環保法律法規的要求。而自覺地進行無害環境的實踐，增強控制風險的能力，創造條件積極推行綠色信貸，進一步降低資源消耗和減少污染，畢業論文提高清潔生產水平，也有利于商業銀行擺脫過去長期困擾的貸款“呆賬”、“死賬”的陰影。
2.推行綠色信貸有助于商業銀行管理環境風險。
據全球金融界估計，1970-1979年氣候天災水災給金融業造成的經濟損失大約為500億美元，1988-1997年更暴增為3000億美元(UNEP，2000)。這些數據揭示，環境破壞不僅直接增加了銀行業的經營風險，甚至可能危及銀行業的可持續經營和生存。在我國，“一些地區建設項目和企業的環境違法現象較為突出，因污染企業關停帶來的信貸風險加大，已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由于各國政府對企業污染環境責任的追究日益嚴格，銀行業若不加強其環境風險管理，一旦發生給予貸款的企業發生污染事件時，不但影響銀行的社會形象，也將損及其債權的收回。推行綠色信貸，把環境和社會責任標準融入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對環境和社會風險進行動態評估和監控，就為商業銀行通過保險和衍生金融市場等轉移環境風險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3.推行綠色信貸有助于提升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
推行包括綠色信貸在內的綠色金融服務(或產品)的收益具體表現在：擴大市場份額；利潤增長；吸引顧客并獲得顧客忠誠；高員工滿意度及保留率；聲譽收益(提升品牌形象)；媒體的正面關注；環保意識和收益；獲得更多的經營許可；鞏固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關系等(UNEPFI，2007)。實證研究亦表明，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推行綠色信貸有助于商業銀行獲得競爭優勢。Feldmaneta1.(1997)、Schalteggeretal.(2000)、Repettoetal(2000)檢驗了企業環境管理投資與其金融利益相關者(如銀行、保險公司、投資者)績效之間的關系，發現企業的環境管理戰略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可持續資產管理公司(SustainableAssetManagement，SAM)對58個產業的2006年可持續年報披露的可持續風險與機會進行分析亦支持了這一觀點。SAM提出，商業銀行從環境生態或社會議題的風險與機會(如氣候變遷對企業的影響)作為切入點，將極大地增強競爭優勢。
4.推行綠色信貸是商業銀行應對利益相關者環境關注的重要舉措。
商業銀行將環境因素納入貸款決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越來越嚴格的環境政策和環保市場的迅速發展，以及來自利益相關者——如NGO、股東和員工的壓力。例如，美國銀行之所以成為最早考慮環境政策、特別是與信貸風險相關的環境政策的銀行，是由于1980年美國政府提出了“全面環境響應、補償和負債法案”(CERCLA，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根據該法案，銀行必須對客戶造成的環境污染負責，并支付修復成本。法案頒布實施以來，一些銀行甚至因此而破產。
5.推行綠色信貸已成為國際銀行業的營運規范。
20世紀90年代早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計劃項目(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lProgramFinanceInitiative，UNEPFI)就發表了銀行業《金融業環境暨可持續發展宣言》(StatementbyFinancialInstitutionsonthe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強調要把環境因素納入標準的風險評估流程的必要性。其主要目標就是要求銀行業在經營管理活動中必須考慮環境因素，并且鼓勵民間部門投資于有益環境的技術與服務。而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金融公司倡導的赤道原則(EquatorPrinciples)更是為項目融資中環境和社會風險評估提供了一個框架，包括不同類型項目的風險分類，還列示了與環境評估流程、監控和后續指導相關的議題。目前，已有包括花旗、渣打、匯豐等在內的56家金融機構成為赤道原則金融機構(EquatorPrinciplesFinancialInstitutions，以下簡稱“EPFIs”)，這些金融機構遍布全球，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的90%以上。
三、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的內在要求
為應對信貸中可能面臨的環境風險，商業銀行將環境標準納入其整體信貸戰略及貸款項目評估之中，并發展出風險管理體系，強調客戶的環境風險和銀行責任，作為綠色信貸盡職調查(duediligence)的基礎。相對于傳統的貸款管理，綠色信貸管理的特殊之處或內在要求在于把環境與社會責任融入到商業銀行的貸款政策、貸款文化和貸款管理流程之中。
(一)實施綠色信貸要求商業銀行制定相應的環境信貸政策
環境信貸政策通常由商業銀行高級管理層制定，并作為銀行員工及顧客的工具和指導信號長期存在。完善的環境信貸政策將有助于：①為員工及顧客提供商業銀行關于環境風險及有關環境議題的清晰指南；②向員工及顧客闡明商業銀行如何通過特定的程序、畢業論文承擔哪些責任來實現其經營目標；③確保與環境風險相關的貸款以一貫且公平的方式承做；④為與環境風險相關的銀行業績的評價提供明晰的標準。
很顯然，銀行環境信貸政策應具有可操作性及成本效率，同時還應考慮環境風險敞口、人力資源限制和市場限制，并對以下問題作出回答：銀行現有的貸款及投資組合在哪些領域暴露于環境風險之下?不同類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貸款的風險敞口是否具有較大的差異?環境風險管理需要哪些人力資源、需要對他們進行哪些培訓?銀行環境信貸的主要競爭者有哪些?環境信貸產品價格及質量層面的競爭程度如何?環境風險調查及轉移成本是否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競爭地位?哪些細分市場的顧客對交易成本的增加更為敏感?等等。
(二)實施綠色信貸要求商業銀行進行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
一般而言，環境及社會風險可分為三類：①直接風險(directrisk)，指的是銀行因清理被其借款人污染土地所蒙受的直接法律責任(如借款人破產)。②間接風險(indirectrisk)，反映了借款人的環境負債可能影響其償付貸款能力而造成的風險。由于政府環境管制日益嚴格，企業必須在環保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以滿足政策要求，從而可能影響借款人的現金流繼而影響其償貸能力。如果貸款企業不遵守環保政策，就會面臨罰款、支付治理成本、暫時或永久停業。③名譽風險，反映的是銀行因與環境問題投資關聯而遭受的名譽損失(Thompson，1998)。勿庸置疑，聲譽與形象是銀行最重要的“資產”，隨著政府、監管部門、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對銀行信貸政策關注程度的日漸提高，銀行在貸款項目環境風險審查上有失謹慎而導致的環境及社會影響將會對銀行的聲譽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繼而影響銀行的市場價值和業務開展。
實踐證明，有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有助于減少不良資產的數量繼而改進銀行的經營績效。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作為商業銀行辨識、評價、控制、轉移和監測環境及社會風險的過程，不僅適用于單筆貸款，而且適用于集合貸款和投資組合。其目的在于使可預見的環境風險敞口最小化的同時，對不可預見的環境風險提供足夠的保護。商業銀行對環境風險進行評估時，必須重點關注環境風險發生的概率、環境風險的級數(嚴重程度)、環境風險影響的持續期、環境風險的敏感性和不可逆轉性、環境風險和收益的社會影響(即特定的環境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是否有助于環境風險和收益的均衡分享)、是否符合相關立法特別是環保法的要求等因素。
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流程可分為環境及社會風險識別、環境及社會風險評估、環境風險控制及轉移、環境風險監測等。相對于傳統的貸款管理，綠色信貸管理的特殊之處主要體現在：
1.貸款項目按環境與社會標準進行分類過濾。
根據赤道原則，貸款項目發起時，EPFIs應當參照IFC的環境與社會標準將貸款項目分為A、B、C三類，分別代表環境或社會層面的高、中、低風險。A級及B級的貸款申請者必須完成社會及環境評估，且在與當地利益相關者磋商后，須備妥環境管理企劃書，說明如何減少或監測項目在環境與社會方面的風險。
商業銀行在具體操作中，為了提高審貸效率，往往會結合具體情況，按貸款項目環境風險高低進行分類(如加拿大皇家銀行將貸款劃分為三類，參見表1)，不同環境風險類別的授信項目，其風險識別和評估、內部研究及外部專家認證亦有所不同。如果貸款項目落入表內所列的范疇，則貸款申請將提交至地區分行或總行，視具體情況請外部咨詢人員進行評估。對于I類項目，銀行有選擇地請外部專家進行環境風險評估；II類項目需請外部專家提出行業的具體風險；III類項目則需請資深外部專家對項目進行調查。
2.貸款項目進行環境及社會評估。
根據赤道原則，貸款項目的環境及社會評估應針對以下項目：社會及環境條件基準評估；更符合環保及社會責任的可行替代方案的考慮；東道國法律法規及適用的國際協定及協議的要求；人權和社會健康、安全及保障的保護(包括風險、影響及保障個人使用項目安全的管理)；文化遺產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包括變更自然或重要居住地或法定保護區域中的瀕危物種與敏感性的生態系統)；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和使用(包括通過恰當的獨立認證體系認證的可持續資源管理)；危險物質的使用和管理；重大災害評估與管理；勞工問題(包括四項核心勞工標準)、職業健康和安全；防火與生命安全；社會經濟影響；土地的取得和非自愿安置；對社區和弱勢群體的影響；對原住民及其特有文化體系和價值觀的影響；現有項目、建議項目及未來預期項目累計影響；項目設計、評估及執行中受影響方的協商和參與；能源的有效生產、運輸及使用；污染預防、減廢、污染控制、固體廢棄物與化學廢棄物的處理。商業銀行根據這些項目評估結果決定是否繼續貸款提交、貸款審批或貸款發放。圖1為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BDC)的環境評估決策樹。畢業論文
3.借助環境保險及金融衍生品轉移貸款風險。
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深化，保險市場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為環境風險的轉移提供了有利條件。商業銀行通常可以通過以下保險政策實施風險保護：一是要求顧客考察使其免于環境責任的保險；二是要求顧客以銀行為受益人，購買環境責任險；三是以第一方保險將商業銀行全部貸款組合的環境風險轉移至保險公司；四是要求環境顧問掌握專業保險賠付知識。除保險市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亦為包括環境風險在內的信用風險的轉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4.進行動態的環境風險監控。
由于在貸款持續期間或投資期間，環境風險可能會發生重大變化，加之借款人有可能違反環保法規及貸款約定，因此，商業銀行必須對貸款的環境及社會風險進行動態監控。貸款環境風險監控對象包括單筆貸款和整體貸款組合，監控方法包括口頭詢問、信息披露以及對項目或場地的實地考察等。
四、我國銀行業推行綠色信貸的相關舉措
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已經意識到了環境蘊含的機遇和風險，以及銀行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例如，上海銀行、招商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已加合國環境署金融計劃項目(UNEPFI)；興業銀行因在能效融資產品開發和推廣方面的優秀表現，榮獲英國《金融時報》和國際金融公司聯合舉辦的2007年度可持續銀行獎評選活動中“年度可持續發展交易獎”，成為首次獲此殊榮的中國商業銀行。然而，也必須看到，盡管有關政府部門初步制定了綠色信貸的實施指導意見，但我國銀行業在實施綠色信貸方面仍有待于更新知識、積累經驗。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國的環境惡化與個別地方政府官員腐敗、法規執行不力、缺乏公眾透明度等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如何踐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推廣綠色信貸，推動經濟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銀行業綠色信貸的順利推廣、實施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為實施綠色信貸做好充分的準備
從國際經驗來看，畢業論文商業銀行要發展成為可持續銀行一般需經過四個階段：防御階段、預防階段、進攻階段以及可持續銀行階段(Jeucken，2001)。我國商業銀行絕大多數還處于防御階段，對環境風險的認識還有待加強。而要從防御階段逐步推進至可持續銀行階段，我國商業銀行至少要就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做好準備：一是戰略準備，要把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提升到銀行的戰略層面，確定環境目標，確立標竿和報告制度，明確決策者必要的溝通職能。二是政策準備，要結合實際制定商業銀行的環境信貸政策，編制環境風險管理方案，用以指導信貸活動及其他業務。三是人才準備(包括內部人才準備和外部人才準備)，由于環境風險評估的專業性強，我國商業銀行能夠擔當此重任的內部人才并沒有特別儲備，因而需要加大引進此類人才的力度；外部人才準備則是需要對貸款項目環境及社會風險進行評估的外部咨詢公司或行業環保專家。四是組織機構準備，從職能和公司治理方面為綠色信貸提供支持。Ganzi&Tanner(1997)調查顯示，許多銀行均設立了環境部門，并開發了環境友好產品，如英國合作金融服務(CFS)設立了道德政策部門(EthicalPolicyUnit)，并賦予該部門業務否決權；再如瑞士信貸銀行建立了環境執行委員會(EnvironmentalExecutiveBoard)，由董事會直接領導，監督、記錄綠色信貸業務，并就與環境相關的議題提出戰略對策建議。五是產品準備，綠色信貸產品的設計不僅要融入環境及社會責任理念，而且要吸取傳統信貸產品的成功經驗，如彈性、友好度、便于個人管理、捆綁或低風險等等，這些特征均應成為綠色信貸產品設計的核心，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顧客。
(二)商業銀行與政府監管部門共同著力，構建綠色信貸激勵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在一股獨大的情況下，由于國資部門仍未完全實現公司化，股東本身對于長期利益以及短期利益的關注存在一定的矛盾。加之各銀行均實行分行制，管理鏈條較長，且績效考核體系以經濟指標為主，并未將環保績效納入其中，因而不排除一些分行為了完成考核指標而無視總行關于實施綠色信貸要求的可能。2007年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就顯示，截至6月末，投向高耗能行業的中長期貸款占比為12.1%，六大主要高耗能行業累計完成投資額同比增長24.1%，均呈逐季加快趨勢。基于這一背景，銀行業內部必須建立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為商業銀行各分支機構實施綠色信貸提供動力。在這里面，不僅要有對商業銀行違規向環境違法項目貸款的行為實行責任追究和處罰的措施，而且還要有對切實執行“綠色信貸”成效顯著的商業銀行實行獎勵的政策。另外，綠色信貸評估涉及面廣，評估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從短期來看，銀行對企業豎立綠色屏障時，也就意味著有可能喪失部分優質客源。然而，中國人民銀行的信貸政策要求支持對環境有益的項目，通常的辦法就是降低利率、優惠貸款，加之從現有的經濟利益角度來考量，綠色信貸所支持的項目，有相當一部分是經濟效益并不太好的項目，如風電和垃圾發電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商業銀行的盈利。鑒于此，應該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如減免稅收、財政貼息等財政政策，以調動并確保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的積極性。畢業論文
(三)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為綠色信貸的推行掃清地方保護主義障礙
據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數據，2003-2005年間，由于地方政府的縱容和袒護，全國70000宗環保違法案件僅有500件得到處理，僅為全部案件的0.71%(EconomyandLieberthal，2007)。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始終存在很強的地方保護主義色彩，以各種方式對銀行進行信貸資源的爭奪并試圖轉嫁改革成本。甚至于有些地方政府無視國家的環保政策，以各種名目、各種形式干預商業銀行的業務，進而導致商業銀行經營行為扭曲。從國際經驗來看，政府部門行為的調整和約束、銀行與各級政府的共識是信貸政策有效支持環境保護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國中央政府有必要將環保指標納入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或是加大環保指標在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指標中的比重，并以立法或規定等形式隔絕地方政府對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干預。同時，可以考慮由中國人民銀行或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牽頭，促成商業銀行與各級地方政府就共同環保事項或流域性事務進行結盟或簽署環保協議，形成書面契約約束。
(四)加強與環境利益相關者的聯系與互動，營造良好的綠色信貸實施環境
首先，環保部門應建立并完善環保信息庫，畢業論文與金融部門形成信息溝通機制。商業銀行可以借助環保部門的力量，加強貸款風險管理，補充銀行信用信息數據庫，強化“以法治貸”意識；同時，環保部門也可借助商業銀行的力量，強化環境監督管理，嚴格信貸環保要求，促進污染減排。目前，我國環保政策和信息零散、缺乏統一管理與機制，加上環保專業性強，銀行信息搜集成本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綠色信貸的推行，因而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并完善環保信息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