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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計文化的內容
審計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從事經濟監督和經濟證明性質的管理活動而形成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審計文化屬于一種職業文化,它是審計組織及其人員在長期的審計實踐中積累的物質形式、行為規范、管理制度、價值觀念、職業道德等各方面的總和。推進審計文化建設,對促進審計文化研究,構建和諧的工作環境,增強審計事業的發展動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總體包含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層面。審計物質文化是指審計組織中凝聚、體現著本組織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審計物質活動過程及辦公工具、文教科研設施、生活福利、物質條件等各種物質設施與文化環境的總和;審計制度文化,涵蓋廣泛、相互銜接且落實到位的審計制度體系,最能代表審計文化建設所達到的水平和高度,是保證審計工作正常運行、審計人員行為規范、審計組織職能有效履行的關鍵;審計精神文化,包含獨立、依法、公正、進取、奉獻、創新構成了鮮明的審計精神或審計理念。審計文化的主要內容有:確定責任和真實、服務權力和公眾、恪守獨立和謹慎、遵循準則和規范、追求能力和修養、崇尚理性和證據、主張證明和公開、維護秩序和法制。
二、構建審計文化的必要性
先進的審計文化能夠很好地指導審計工作者在執行審計業務時保持獨立性和職業謹慎。審計工作的第一要務就是千方百計處理好監督與服務的關系,審計工作者要圍繞服務做好各項審計監督工作,顯示審計工作的社會價值,也體現了審計人員的價值。無論是審計集體或個人,都必須遵守審計準則和職業道德規范的要求,只有這樣,審計的路才能越走越寬廣,越走越亮堂。
先進的審計文化能夠促進審計人員在審計體制、制度和方法上創新。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也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內容,審計工作必須在這種時代精神引領下,在審計體制、制度和方法上大膽改革,勇于創新,否則沒有出路,也沒有退路。在百舸爭流的今天,不進則退,進慢了也是退。
先進的審計文化具有凝聚功能,摒棄自私自利,崇尚嚴謹獨立。審計文化講的是人們共識的理想和信念。它好像一支無形的手,撇開私心雜念,把審計人員和審計事業的總目標緊密地黏合起來,使審計人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統一到大方向上來,為實現目標攜手并進。實踐證明,在繁重而又平凡的審計工作中,大家合理分工,通力協作,發揮團隊精神,獲得了許多榮譽和成果,用集體榮譽和成果詮釋了審計文化凝聚力。
先進的審計文化能夠鼓舞人積極向上,以飽滿的姿態面對每日繁瑣的工作。審計文化是一種奮進的精神,激勵全體審計人員團結向上,積極工作。廣大審計工作者,在審計文化精神的熏陶和鼓舞下,深深懂得人生的意義遠不止功利,而在于奉獻。奉獻精神是偉大的,使人們從內心熱愛審計工作,獻身審計事業。激發人們不甘落后,勇往直前,樹立起搞好審計工作的信心和決心。
先進審計文化具有約束功能,有利于培養審計工作者的自律精神。審計人員除了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外,審計部門為了更好地實現審計工作目標,還結合實際,在民主的基礎上,制定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這也是審計文化的重要內容,它告訴審計人應該做什么,怎么去做,同時也告訴人們不應該做什么,違者要承擔什么后果。對審計人員起著極強的約束作用。
三、加強審計文化建設的途徑
(一)以人為本,注重發揮審計人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審計工作者是審計文化的主體,也是建設審計文化的重要力量。審計文化建設必須以人為本。首先要使廣大審計工作者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正確處理人生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推進和諧審計。二是要有正確的理想和信念。三是要培養和造就大批的審計人才。要科學審計、科學分析,要科學、客觀地作出審計結論,加強審計制度方法的改革和創新,推動審計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同時,還要加強審計機關的精神文明建設,重視人文關懷,在審計機關內部營造一種相互關心、相互理解、團結互助、共同進步的和諧氛圍。
(二)樹立良好的審計形象
審計形象是審計精神的綜合體現。從不同的角度看,在政府眼里,審計應是國家法律忠誠維護者的衛士形象,是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在被審計單位眼里,審計應是公正判決其行為的裁判形象;在人民群眾眼里,審計應是為其謀利益的公仆形象。
(三)加強審計職業道德建設
通過加強修養,達到理想的境界,實現道德的自我完善。審計人員要提高精神文化素養,也需要個人努力,通過讀書學習,通過體驗感悟,提高明辨是非、區分善惡的能力,逐步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從而把外在的準則規范轉化為內在的信念原則,把外在的要求期望轉化為內在的自由自覺。在構建審計文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其豐富審計主體思想的重要功能,努力形成具有獨特風格的審計文化氛圍,為審計人員的發展和審計事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四)鼓勵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到審計文化的宣傳中來
[關鍵詞]審計文化差異性環境
審計文化是審計群體在長期審計實踐活動中,逐步形成并被共同認可、遵循,帶有審計取向、精神、道德、作風、思想意識、行為方式、規范、制度及其具體化的物質實體等因素的總和。從廣義上講是人類與審計相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一個融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于一體的綜合體;從狹義上講是指審計行為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審計制度和審計組織機構的總和。
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審計文化是一個多層次要素的復合體,由三個層次組成:一是審計物質文化,包括審計工作、審計環境、審計條件等,它外顯審計文化的發達程度;二是審計制度文化,包括審計規范、政府審計機構組織方式等,它是審計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三是審計精神文化,它是審計文化的核心,全體審計人員認可、遵循的帶有職業特色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工作作風、道德規范、職業習慣以及審計人員對審計事業的責任感、榮譽感等,構成了審計文化的特定內涵。[1]
,我國政府審計采取行政型模式,相對于社會審計與內部審計,它的性質與運作模式決定了其所特有的審計文化。如果把各級政府審計機關當作不同的審計主體,則其在審計中所體現出的政府審計文化又存在共性與差異性。
一、政府審計文化的共性
1、較強的權威性。對于政府審計,無論是采取立法型審計模式、司法型審計模式、行政型審計模式還是獨立型審計模式,其目標主要是為了監控國家運行情況,審計活動的重心越來越傾向于為宏觀的經濟調控提供信息和經濟控制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審計實際上是主權者的代表——國家為整體經濟局勢的平穩運行而進行控制的一種手段,是主權者進行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一部分。[2]同時,國家的又賦予了政府審計所特有的法律保證。這樣,政府審計文化勢必體現出較強的權威性。
2、較弱的獨立性。獨立性是審計人員客觀、公正地進行審計和報告的前提,是審計的本質和靈魂之所在。但是,我國現行的政府審計體制很難保證審計的獨立性,其原因在于:一是各級審計機關設置在政府內,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同時隸屬于政府部門,具有濃厚的內部監督色彩,難以解決審計機關既要對同級行政首長負責,又要獨立行使審計職權的矛盾;二是審計經費受制于其他政府部門,獨立性難以保證。三是審計機關的人事制度受制于政府,審計處理難。[3]因此,機構設置、經費、人事這三個方面因素都制約著各級政府審計機關的獨立性,從而制約著政府審計文化的獨立性。
二、政府審計文化的差異性
政府審計文化的差異性是審計主體在審計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特性,主要體現在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
1、時間上的差異性。審計文化因背景的不同而具有鮮明的特征,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政府審計職能的變遷。
我國的政府審計始于1983年,時值計劃經濟末期,具有較強的行政色彩;同時,它又隸屬于行政部門,強調行政處理處罰手段,審計結果主要送達被審計單位,以突出合法性為主,強調為維護經濟秩序服務。
1987年,“十三大”確立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這種新的運作方式已經非常接近市場經濟。1992年,“十四大”最終確認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明確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真正開始了市場經濟的歷程。1997年,“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作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強調加快市場化進程,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這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審計作為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一種宏觀調控方式,其活動重心也越來越轉向為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信息和經濟控制服務。
加入WTO后,入世不僅對中國經濟有著直接和顯著的影響,而且對社會的、法律和文化意識等方面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就是說,政府審計所依存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管理環境和文化環境都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求社會資源的節約和經濟效益的提高,效益是所有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審計作為專門的經濟監督活動,要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必然要將效益作為工作的目標之一。同時政府職能的轉變,要求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門提高經營管理活動效率,有效使用納稅人資金,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審計機關開展效益審計,加強對政府活動有效性的監督檢查。另一方面,人大、政府提出了開展效益審計的要求,即“3E”審計(Econom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udit)。審計法確立的兩個報告制度8年來,各級審計機關向政府和人大作的審計結果報告和審計工作報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和人大對審計工作的要求也在提高。政府和人大不只希望通過審計機關了解一些有關部門單位執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情況,同時還需要了解有關單位使用國家財政資金和管理使用國有資產的效益情況。政府審計開始由傳統的財政、財務收支審計向效益審計轉變。
可見,隨著歷史的發展,政府審計文化帶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審計文化中行政色彩開始逐步淡化,而其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專業性、性色彩越來越鮮明。
2、空間上的差異性。空間上的差異性也稱地域上的差異性,作為國家經濟活動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審計,將受到地域差異性的影響。地域性的差異可以分為條件差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和文化差異三個方面。這三方面對審計文化的影響不盡相同。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會因為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而逐漸縮小,但文化差異就不同。
這里所指的文化是廣義的,它是指一個群體、一個地域的存在方式和價值觀念。不同的地域共同體面對不同的生存環境,使用不同的技術,就會產生不同的勞動分工和分配形式,形成不同的價值和信仰體系,因此必然形成不同的文化區。[4]也就是說區域經濟決定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經濟發展因自然條件和人文因素的差異,而呈現出區域特色。不同區域經濟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的發展狀況對地域文化發展起支撐作用,決定著地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同時,區域經濟過程也決定著地域文化發展的結構、類型、性質等,從而形成了有著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質的文化地理區域,其居民的語言、宗教信仰、形式、生活習慣、道德觀念及心理、性格、行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帶有濃厚的區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一旦形成,它又成為了經濟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在經濟運行中,每一個活動主體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文化背景的深沉力量。文化背景的差異,總是通過經濟活動的方式、規模、層次曲折地反映出來。[5]這種影響在政府審計文化中,表現為政府審計文化的差異性,如從總體風格上講,某些地域的審計人員,多習慣于從整體、宏觀、戰略上去考慮,談問題一針見血,突出對全局的把握;某些地域的審計人員,則更多注重對具體審計證據的研究,更多強調證據的適當性與充分性、審計證據與結論之間的關系等具體方面。可以說,前者對戰略問題考慮得較多,而后者對戰術問題則考慮得較細,其結果形成了政府審計文化的不同風格。
三、政府審計文化差異性的原因
審計文化的差異性來源于審計文化環境的差異性。審計文化環境主要包括以下四個要素:
1、政治環境。社會政治體制、法制環境和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影響著審計制度、審計行為,也影響著審計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對審計文化制度層起著決定性作用。審計文化運行于特定的法律環境中,其作用的發揮必受所處法律環境完善程度的制約。對于我國的各級審計機關,基本的政治制度是相同的,只是在政治民主化程度和法制化程度方面有所差異,這也自然導致了審計文化的差異性。法制化環境越好,政治民主化程度越高,審計文化發揮的作用就越大。
2、經濟環境。審計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受著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不同經濟環境的深刻影響,審計文化也不例外。審計文化總是在一定的經濟環境下發揮作用,經濟環境不同,審計文化發揮作用的廣度和深度也就不同。
經濟環境是影響審計文化作用發揮的決定性因素,其影響力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來認識。一是生產關系對審計文化的影響。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以及社會收入分配形式等。所有制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對審計主體的選擇,這將對審計文化的、作用產生影響。若一國所有制的形式可以決定要不要審計,這個時候也就談不上審計文化的建設。二是生產力對審計文化的影響。一般來說,一個地區的生產力越發達,其社會生產的規模就越大,社會生產的復雜程度也越高,因此,生產管理水平的高低就顯得尤為重要,監督作為管理的一項職能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時,政府審計作為社會監督的一種主要方式,也顯得尤為重要。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不盡相同,這樣就制約著政府審計行為的物質基礎,從而使政府審計文化必然受其控制和規定。
3、文化環境。文化環境主要是指社會大文化環境,既包括社會程度、文化發展水平,也包括由于社會文化的影響和作用,人們形成的各種思想觀念、社會公德意識取向、信念追求、思想素質、職業道德等。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教育發展水平及傳統優秀文化遺產,影響著一個行業乃至整個社會群體的整體素質、價值取向和精神面貌,因此它制約著審計文化。
我國傳統思想信奉儒教、佛教、道教和中庸主義,強調集體主義社會經濟統攬和忠誠;強調家族主義、論資排輩等思想;強調精神力量、公共需要和工作取向;強調“成名”和非正式經濟取向;強調傳統道德、義務和權威,在政治上表現為尊重政府及“官本位制”思想。[6]但是,地域的差異性又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沖擊,一方面是對傳統文化遵循的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各地沉淀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這兩方面直接戓間接地導致了審計文化差異性的產生與發展。
4、國際環境。從國際范圍看,審計文化是一個連續的整體,由此決定的審計文化也必然是一個國際性的有機整體。[7]我國政府審計制度的建立僅僅只有二十個年頭的歷程,無論是審計理念、審計思維、還是運作模式、管理方式、以及有關的規則、準則與國際上通行的還存在較大的差別。國外的政府審計經過較長時期的,已形成了一系列值得我們借鑒和汲取的優秀文化成果。因此,各級審計機關對國外優秀審計文化的借鑒與汲取的積極性程度也導致了審計文化的差異性的進一步發展。
深入以上四個因素,我們可以發現,導致政府審計文化差異性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公共受托責任關系的不均衡發展。
公共受托責任指受托管理公共財富的單位或個人對經營管理那些資源所負有的責任。審計是起源于受托責任關系(accountability),并且伴隨著受托責任關系的發展而發展。受托責任不僅是一種普遍的關系,也是一種普遍的、動態的社會關系。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伴隨著民智的開發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受托責任遵循下列途徑發展:一是由受托財務責任向受托管理責任的發展;二是由程序性受托責任向結果性受托責任的發展。[8]對于政府審計而言也是一樣的,在我國,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和眾多的國有企事業單位客觀上承擔著公共受托責任。建立在受托責任關系,尤其是公共受托責任關系基礎之上的資產所有者管理資產的需要是政府審計誕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9]
由于我國存在著不勻衡的經濟與文化區域,作為基礎的公共受托責任的發展也必然不均衡,對各級政府審計機關而言,審計過程中審計工作重心、工作方式、制度設定、精神面貌等也有所差異,其體現出來的各地政府審計文化也必然存在差異性。
四、正視差異性,構建新時期的政府審計文化
審計文化建設就是在審計具體的環境及條件下將人們的事業心和成功欲化作具體的奮斗目標、信念和行為準則,審計組織提倡什么,崇尚什么,審計人員的注意力必然轉向什么,這比強迫命令更有效。作為一個組織,規章制度對審計來說是必要的;但即使有千萬條規章制度,也很難規范到審計人員的每個行為。審計文化能使信念在審計人員的心理深層形成一種定勢,構造出一種響應機制,只要外部誘導信號發生,即可得到積極的響應,并迅速轉化為預期行為。[10]
1、構建新時期的政府審計文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審計文化是審計實踐的升華,反過來又塑造和著審計實踐。進入21世紀,我國政府審計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審計實踐面臨著許多新的課題,不僅需要新形勢下審計體制和的開拓創新,更需要新型審計文化的同步發展。可以說,若沒有審計文化的創新相伴隨、相促進,審計業務的創新進程就會延緩。例如,從審計制度文化的角度看,由于我國現行政府審計體制中“主觀意志性”的色彩較濃,在一定程度上就削弱了審計執法監督的強度。再如,從包含審計人員素質的審計精神文化角度看,審計隊伍的現狀與相互滲透發展的全球化經濟難以適應。主要表現為審計人員構成比較單一,基本上是審計人員和人員;審計人員掌握和審計的水平與信息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從某種意義上看,審計工作中出現的少數徇私枉法現象也與審計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弱勢有關。我國現行政府審計實務中的一些弱勢,其實質上也是審計文化建設相對滯后所致,構建新形勢政府審計文化十分必要。
目前,政府審計中存在著以下條件使新時期政府審計文化的構建切實可行。一是審計物質設備和技術的根本性變化為審計文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是形成的比較完整的審計組織體系為審計文化建設提供了組織保障;三是建立起的以審計法為核心的審計監督規范體系使審計工作開始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四是在審計管理中出現的向文化管理的轉變有利于吸收相關組織文化已有的成果;五是新的審計價值觀、審計倫理規范和審計風氣的逐步形成為審計文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上述幾個方面為新時期政府審計文化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將降低政府審計文化的建設成本,大大提高政府審計文化建設的可行性。[11]
2、正視差異性,構建新時期政府審計文化
新時期政府審計文化建設包括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質文化三個層面的建設。
一是制度層面的建設。包括審計組織體系,審計法律、法規、準則和職業道德的建設與完善。制度層面的審計文化是審計文化的關鍵,它把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連為一體。同時,它是一種“規范性”文化,是審計組織為了實現組織目標而予其成員的活動以一定約束并使其具有適應性的文化要求。從總體而言,政府審計中制度層面的審計文化建設由于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更多體現出來的是規范性建設,無論是審計組織體系還是審計法律、法規、職業道德,一旦制定就由政府推廣,各級組織執行。這樣,審計文化制度層面的差異性在這種強勢規范性的干預下將會逐漸減少。本文也認為政府審計文化在這一層面的差異性應該減少甚至消除。
二是物質層面的建設。審計物質文化決定審計精神文化,審計物質文化的發展與完善將推動審計精神文化的發展與完善。由于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們必須承認政府審計文化這一層面的差異性還是相當大的,因此,必須減少物質層面建設的差異性,縮小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在物質文化上的差距,促進審計文化的協調發展。
三是精神層面的建設。首先要建立一種積極向上,體現時代特征,為廣大審計人員所接受并樂于為之付出的審計價值觀;其次要加強對審計人員的道德和風氣建設。精神層面的建設,不能推行“規范化”或“統一化”,這種做法既不,也不現實。對待精神層面審計文化的差異性,我們應該做到:揚棄、互補、借鑒、創新,拋棄消極的不適應時展的因素,同時保留與發揚其積極的因素,將整體性與層次性、共性與個性結合,進一步創新與發展審計文化。
總之,政府審計文化建設的核心是審計職業道德建設、審計精神培育、審計價值取向、審計形象樹立;重點是培育審計精神、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構建新時期的政府審計文化,要用審計精神凝聚人心,使之成為全體審計人員的共同追求和行為準則;要開展理想信念和職業道德教育,使廣大審計人員樹立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精神,樹立恪盡職守、敢于負責的精神,樹立艱苦奮斗、廉潔自律的精神,樹立按章辦事、遵紀守法的精神;要通過提高審計人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科學文化知識,為審計發展和創新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要要確立全新的國家審計理念,既審計工作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永恒主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激勵和約束機制,不斷增強創新意識、發展意識和全局意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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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立旭。當代文化走向:地域性的消融。文化研究網,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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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計文化理論分析
(一)文化及組織文化的界定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古拉丁文中,意指耕作、教化以及開化。而現代的文化可追溯至19世紀末期,在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的《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出現,其將文化定義為一個由知識、法律、道德、信仰、藝術和風俗等構成的,包含社會組織中個人所獲得的其他才能和習性的,復雜的、系統的總體。此后,根據不同研究的需要,文化發展成為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涂可國認為文化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條件、方式、狀態和結果的綜合體。馬勒茨克將文化定義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及其成果的總和,主要指既存在于人們的行為中、又存在于人們的精神和物質產品中的構想、信念、觀念和世界觀所組成的系統。王善平和宋艷認為馬勒茨克的文化概念包含了文明,是廣義的文化,而狹義的文化專指人類的精神創造及其成果包括制度和精神兩個層面,不同于文明,文化可以產生出文明來,文明卻不一定能產出文化來。文化概念雖然廣泛,但在組織層面,總體上認為文化是組織在長期運作過程中所產生的特定的價值體系、道德規范、觀念、傳統、習慣等。Peters and Waterman認為組織文化是組織的價值觀和指導觀念,這種價值觀和指導觀念能夠促使組織保持一種上下互相協調一致的良好習慣,給組織成員構建清晰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為組織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Kotter and Heskett提出組織文化是代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總和,這些價值觀念、行為方式作為全體組織成員的一種共性通過較長的時間積淀、存留下來。由于每個組織是在自身所處的特定傳統和環境下形成區別于其他組織的文化,包括意識觀念、價值偏向及行為規范等,而這又對組織成員產生影響,如果組織管理層能夠對文化加以有效利用,那么,組織文化將成為一種十分有效的管理手段。組織正是依賴于組織文化引領各種力量,將其統一于共同的管理哲學和指導思想之中。
(二)審計文化的界定審計文化作為國家審計機關重要的管理手段同樣受到關注,陳朝豹認為審計文化是審計組織及其人員在履行法定職責、實施經濟監督行為時所恪守的理念、所追求的價值、所遵循的規范、所展示的形象等,它具有獨立、依法、公正、進取和奉獻等特定內涵。郝振平指出審計文化是指在長期審計實踐活動中,逐步形成并為廣大審計人員認可、遵循和倡導的,以審計人員群體價值觀為其核心內容的,帶有審計特色的價值取向、審計精神、審計作風、行為方式、道德規范、法規制度和物質形態等因素的總和。以上定義將審計實踐置于較為核心的位置,較好的體現了我國國家審計的職能。考慮到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認為審計文化定義還應反映出以下特點:一是公共性。因為審計機關是我國的政府部門,公共受托責任強調政府通過稅收籌集公共資金、對國家進行治理,理論上社會公眾應與政府機關一樣成為國家治理的主體,而不應被排斥在公共決策之外,只有這樣才能共同推動公共目標的實現和國家治理的完善;二是執法性。因為審計機關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國家的財經秩序,保障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因此,依照財經法律法規辦事是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的最基本要求;三是共生性。國家審計的被審計單位以政府部門及其他使用公共資金的企事業單位為主,被審計單位與審計機關一樣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共同影響著國家治理的完善,審計機關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的審計,促其規范管理,提高績效,進而推動國家治理的實現。基于以上理解,本文將審計文化定義為:國家審計通過審計執法活動,在服務國家治理過程中形成的,被社會公眾普遍認可及審計人員所遵循的,與被審計單位共同實現國家治理為目標的制度、意識和觀念的總和。由本文審計文化的定義可知,當將審計文化置于國家治理之中時,審計文化已不再局限于審計機關內部,而成為對審計機關、被審計單位及社會公眾共同產生影響,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手段。
二、審計文化在國家審計服務國家治理中的作用
社會公眾通過受托責任賦予審計機關的審計職能,審計機關在行使審計職能中發揮免疫系統的預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確保被審計單位能夠正確、高效的履行相應的職能,向社會公眾負責,進而推動國家治理的實現。
免疫系統的揭示功能主要體現在審計實施上,一是在審計項目選擇上應關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風險和矛盾,為公眾負責。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國采取趕超式的發展模式,導致我國發展的時空發生錯位,本應同時出現的問題未同時出現,不應同時出現的問題卻同時出現。二是審計目標的確定以糾正被審計單位違紀違規問題,共同服務國家治理為主。被審計單位同樣在國家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違規或低效使用財政資金,阻礙了被審計單位在國家治理中作用的發揮,因此,審計的目標應以對被審計單位的糾錯、提效為主。抵御由審計結果的利用體現,在審計中發現問題只是手段,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審計結果公告、審計報告、審計要情或審計專報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形成抵御功能,為推進國家治理發揮建設性作用,促進國家治理的實現。預防是國家審計的目的,預防來自于被審計單位對經常性審計監督的認知,要強化這樣的認知,需要在審計立項上,做到經常性項目與代表性項目相結合,實現在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服務國家治理。以上分析說明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統功能應由審計機關、被審計單位和社會公眾共同發揮作用,這也為審計文化進一步推進免疫系統功能提供了現實可能。
審計文化依托于審計職能,通常由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意識共同構成,貫穿于審計實踐活動全過程,其立足于審計機關、被審計單位、社會公眾的需求,建立正確的思想導向、培養業務能力、提高合作精神、增強自我約束能力和社會認同感,具體從以下四個層面發揮作用:
一是物質文化層面作用。該層面主要包括審計業務水平、審計內外部環境、審計機關形象等,物質文化層面對被審計單位及社會公眾具有較強的輻射力和感召力,是不同層面的外在表現及物化成果。通過物質文化層面發揮作用,審計文化不僅會引導審計機關成員的價值觀,而且對被審計單位也能起到催化作用,例如在免疫系統的揭示功能中,通過較高的審計業務水平、良好的國家審計形象影響被審計單位的偏好,使被審計單位與審計機關趨向共同的審計目標,即國家治理,從而降低討價還價成本,配合和支持審計工作。這個層面反映出審計機關為了實現服務國家治理的目標,而要求具有的核心價值觀,審計機關內外都應保持穩定且較為一致的核心價值觀。當物質文化層面相對穩定時,社會各界就會對國家治理的基本使命,服務國家治理的基本運作模式形成較為一致、清晰的認識。這種認識所暗含的價值觀也逐漸凸顯,得到認可之后進一步升級、上升到制度文化層面。
二是制度文化層面作用。審計文化中的每一條制度規范,都必須經過暗含價值認同的闡釋才可能被接受為行為的規范。那些長期沒有價值認同的規范會因為監督成本過高而逐漸消失或演變成其它規范。制度文化層面為審計制度提供意義。隨著審計機關及被審計單位新老人員的交替,管理層和已有人員會給審計實踐中形成的習慣給予合理的解釋,并向新進人員宣傳、演講及教化這些被合理解釋的習慣。管理層以成文的形式將這些獲得合理解釋的,被審計機關及被審計單位成員所認可的習慣固定下來,便形成了審計制度,審計的制度文化層面便產生了。這是以文字形式出現的各種管理和行為規范,是對審計文化的制度保障,對審計機關和被審計單位行為及精神文化層面起著規范、激勵和約束的作用,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期,各種文化的碰撞容易動搖人們的文化意識,這就需要充分利用制度方面的文化積淀,規范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層面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如《審計法》、《審計實施條例》及審計八不準等,在審計項目選擇、審計項目實施和審計結果利用上均會發揮作用,《審計法》和《審計實施條例》對審計機關和被審計單位進行了規范,而審計八不準等非正式制度在對審計機關規范的同時,能夠強化在社會公眾中的審計形象,增強公眾認同感。
三是行為文化層面作用。這是審計在服務國家治理過程中的實踐活動文化,內容滲透于審計執法、審計宣傳及審計機關內外部人際關系的處理活動,是審計機關的工作作風、被審計單位面對審計監督的思想態度、社會公眾對國家審計共同價值觀的認同。行為文化層面作用是在免疫系統中承擔著重要的思想校正任務,用國家治理的文化理念滲透審計人員的思想意識,在潛移默化中改造人,提高人,推動審計機關對國家治理整體意識的提高,并通過審計機關的工作作風,在審計實施過程和結果利用上,把影響擴大和滲透到被審計單位及社會公眾中去,共同強化免疫系統的揭示和抵御功能。審計文化的行為文化層面的作用就是形成文化定勢,使人們在遵守既定的思維及行動中產生自覺性,而超出定勢的思想和行為就無法找到生存的土壤和環境。
四是精神文化層面作用。這是審計文化具體形態中的核心層面,也是最為抽象的層面,精神文化層面對于組織內外每一個人的影響非常大,甚至可以完全顛覆組織制度的本身,致使其部分或完全的失效,主要包括價值觀、思想意識、文化傳統、倫理道德、心理情感及精神風貌等。精神文化層面是最為牢固的文化層面,它是經過長期形成的,深深烙在每一個人的心理和精神中的文化積淀,也被稱作精神世界。因為免疫系統的預防功能是審計的目的,但依賴于國家審計的震懾作用,僅能使被審計單位產生不敢違規的想法,而精神文化層面的高度發展可以在審計機關內外形成優秀的群體意識,產生持久而有效的感召力,使得被審計單位產生不想違規的想法,進而為國家審計服務國家治理提供準確的幫助,這是審計文化的基本職能和作用。這樣的作用源自審計實施過程產生的凝合力,通過增強情感溝通和情感激勵,融合審計機關與被審計單位的作風、理念和情操,培養和激勵群體意識,增強各界凝聚力。審計文化的這種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引導審計人員的心理和行為,二是通過整體的價值認同來引導被審計單位和社會公眾。精神文化補充了制度文化的不足,對內減少了審計機關規范成員的成本,從而降低審計機關的運行成本,提高審計機關的績效,對外簡化信息處理程序,減少信息傳遞成本,增強溝通能力,提升各界對國家治理的認同感。
審計文化的四個層面在免疫系統功能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它們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相互補充、相互影響,從整體上體現了審計文化在國家審計服務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其中精神文化層面處于最為核心的位置,決定了審計文化的作用方向,關系到審計目的是否能夠實現;制度文化層面是精神文化層面的作用補充和制度保障;行為文化層面又是精神文化層面和制度文化層面的行動表現;以上文化層面在物質形態上最終表現為物質文化層面。
三、審計文化建設建議
審計文化的作用是在被解釋、被認可、被傳遞、被感召及被遵守的過程中產生的。鑒于審計文化對我國審計事業發展及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為進一步增強審計文化作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一是對內塑造審計文化的特性,對外增強審計文化的強度。威廉大內在其著作《Z理論》中提到,組織具有眾多價值觀,最為重要的是組織所具有的價值觀對組織成員施加的影響。只有為審計機關每個成員提供穩定的文化環境,形成審計文化特性,才能使其明辨方向,在應對工作的困難過程中,使審計機關成員產生內在的強大動力,進而快速穩定的提升審計工作績效。強有力的審計文化是審計事業取得成功的關鍵,當審計文化非常具有凝聚力時,對外部的被審計單位和社會公眾產生較強的輻射和帶動作用,能夠讓外界清楚的了解國家審計的治理目標,并積極支持和配合審計機關實現這樣的目標,這種強有力的文化將對審計事業的成功有著重要影響。
二是堅持以人為本,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審計活動總是和每個審計人員的個性聯系著的。不管審計機關如何建立審計共性的文化,如何強調審計規章制度的嚴肅性以及國家治理愿景規劃的宏偉與遠大,審計人員的個性依然會努力地與審計機關的共性文化保持合理的距離。因為組織中每個人為了充分舒展自己的個性,需要一塊私人精神領地,以獲得基本的自由權利。因此,盡管審計人員對審計的基本使命、服務國家治理的核心理念有共同認識,但仍會保留個體對工作及生活意義的理解,而審計文化只有保障審計人員的個人利益訴求和尊重個人的需求,使審計機關與審計人員的利益協調一致,調動大家的能動性和積極性,為實現服務國家治理的目標共同努力。
三是增強審計文化的心理積淀,形成積極心理力量。Luthans and Avolio(2003)指出一個組織想要取得持續的成長和績效,心理積淀和積極、支持的環境是必不可少的。若審計文化注重給審計人員提供足夠的支持和引導,勢必會提高審計人員完成任務的自我滿足感和克服困難的心理韌性,長期下去,自我滿足感和心理韌性形成積極的心理力量,完成心理積淀。通過促進審計人員在成長和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積極的心理狀態,在面對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時,審計人員能夠充滿信心并為獲取成功勇于付出必要努力,當被問題困擾或身處逆境時,能夠具有堅強的心理韌性,對目標鍥而不舍,迅速恢復并超越,以取得成功。
關鍵詞:構建;中國;審計文化;思考
中圖分類號:F23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11-0102-02
一、審計文化的內涵
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對于大到國家民族,小到部門單位,既是一種象征性標識,又是一種精神紐帶和精神支柱。文化一詞本身,很難進行精確定義。1952年,美國的人類文化學專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一書中給文化下了一個綜合定義。在這個定義中,文化包括了兩個部分,一是內在的價值觀,二是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和思維模式。
通過建立完善、有機的審計文化,能夠提高審計效率,節約審計資源,降低審計風險,理順審計關系。因為“審計文化具有彌補,可以彌補審計法制式剛性管理的不足,可以通過價值觀、信念、審計追求、社會責任感等所構成的柔性管理來激勵、引導審計行為,從而達到審計目標,它能起到一般審計管理所起不到的作用。”(陳正興、周生春,2004)
二、審計文化的層次
審計文化是審計發展的靈魂。審計文化分為三個層次――符號層、制度/行為層和觀念層。
(一)觀念層
觀念層是審計人員共同遵守的基本信念、價值標準、職業道德及精神風貌。觀念層是審計文化的核心,是形成符號層和制度/行為層的基礎和原因。
(二)制度/行為層
制度/行為層是審計文化的中間層次,主要是指對審計組織和企業員工的行為產生規范性、約束性影響的部分。它包括審計規范、政府審計機構組織方式等,是審計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集中體現了審計文化的符號層和觀念層對審計人員和審計組織行為的要求。
(三)符號層
符號層是審計文化的表層部分,它是組織創造的物質文化,是形成組織文化觀念層和制度/行為層的條件。符號層包括審計工作、審計環境、審計條件等,它外顯審計文化的發達程度。
審計文化的三個層次是緊密聯系的:符號層是審計文化的外在表現和載體,是制度/行為層和觀念層的物質基礎;制度/行為層則約束和規范著符號層和觀念層的建設,沒有嚴格的技術、行為規范,審計文化建設也無從談起;觀念層是形成符號層和制度/行為層的思想基礎,也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三、審計文化的內容
審計文化屬于一種“組織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管理理論或管理思想。由于管理者在審計組織中所處的特殊地位,使得審計文化形成以審計組織管理主體意識為主導的、追求和力爭實現一定審計目標的一種文化形態。
(一)審計價值觀
審計價值觀是審計組織對所期求的目標做出的價值選擇,對自身存在的意義的認識,確定審計組織行為合理性原則以及指導審計組織健康發展的價值取向等。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審計組織的最高理想、信念和最高目標。它是審計精神的基礎,是審計發展的精神驅動因素。因此,審計價值觀在審計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對于我國,新時期的審計價值觀表現為:獨立、謹慎、依法、公正、公共責任、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崇尚理性與證據、主張證明與公開、建設性等。
(二)審計精神
審計精神是指審計組織在為實現自己的價值體系和社會責任所進行的審計活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并為廣大審計人員所認同的一種正向心理定式、價值取向和主導意識。審計精神是審計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審計文化的靈魂。審計精神反映審計群體意識,是群體意識中主導意識的凝聚和表現。審計精神具有繼承性和穩定性,它是內在的戰略思想、價值觀念、信念宗旨和外在的道德規范、行為準則和思想風貌的高度統一,是形式和內容的完美結合。審計組織只有明朗、清晰的職業精神才能形成強烈的凝聚力,從而激發審計人員的工作熱情,形成促進審計組織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三)審計心理
審計心理,是審計實踐中審計主、客體心理活動的總稱。審計心理從其性質和功能的角度可分為審計認識過程、審計情感過程和審計意志過程。審計認識過程是人們對審計本質、審計職能以及審計工作由表及里、從現象到本質的感覺、知覺、記憶和想象。審計情感過程是人們在審計實踐活動中所產生的一種主觀體驗性的心理活動。審計意志過程是人們在審計職業理想的激勵下,克服審計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干擾,實現審計目標的心理意識的能動表現。如果說審計精神強調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那么審計心理則強調的是人對外在客觀的反映。審計心理對審計組織和審計人員、審計客體、審計目標等都有重要的影響,如能對此展開深入研究,找出其中的規律,并在審計實踐中加以運用,自然有利于高質量地完成審計工作。
(四)審計道德
審計道德,是以善惡為評價標準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和道德活動的總和。它包括審計組織道德和審計職業道德兩方面:審計組織道德是審計組織與其他社會單位發生聯系時所遵循的思想、心理和情感依據的總和。審計職業道德一般指審計人員與其他審計人員以及審計組織外的社會群眾發生業務關系時所遵循的道德思想。它是針對職業行為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并通過審計人員的職業活動、職業關系、職業態度、職業作風及其社會效果表現出來。加強審計道德教育,有利于審計文化的建設和審計部門精神文明的建設,提高審計效率和質量。
四、關于中國審計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一)審計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繼承和發展是相互依存的,不講繼承,審計精神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強調發展,繼承也就失去了意義。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曾孕育和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像中庸和諧,誠實守信,勤勉自重,知人善任等思想,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寶貴的文化財產。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審計文化建設的源泉。同時,必須結合審計工作者的業務實踐,才能創造具有時代感和實用性的現代審計文化,傳承和發展同樣重要。在傳統的精神文化基礎上創造新型的審計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二者相互補充,互相帶動,不斷地給審計文化的創新提供動力和源泉。
(二)關于制度層面的審計文化建設
制度層面的審計文化是審計文化精神在審計組織制度上的體現,是一定精神文化的產物。它要求與審計精神、價值觀等意識形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制度層面的審計文化強調“規范性”,是一種來自組織及其成員以外的帶有強制性的約束,它規范著組織及其成員的活動。制度建設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審計規范建設,要求建立和完善審計法律、法規、規章、準則體系和職業道德規范體系;一是審計組織體系的建設,本著獨立、高效、權責分明的原則,構建我國社會的審計監督網絡,為市場經濟體制的良性發展提供保障。
我國現代審計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還只有二十個年頭的歷程,無論是審計理念、審計思維、還是運作模式、管理方式以及有關的規則、準則與國際上通行的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在制度層面的審計文化建設中,應具備世界的眼光、包容的精神,注重借鑒和吸收先進國家制度建設中的優秀成果。同時借鑒中要結合本土文化的主體意識和獨立性,根據審計組織具體的環境條件,注意西方的優秀制度與本土的優秀文化的相互匹配,辯證取舍,擇善從之。必須指出,良好的審計制度體制必須是以良好的政治體制條件為前提的。
(三)不同的審計主體的核心文化理念
無論審計文化形式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是精神層面、制度層面的還是物質層面,作為一個審計組織只能根據自身條件和需求創立帶有自我個性的文化系統。從宏觀的角度看,不同的審計主體形式有其帶有共性的文化核心理念。
政府審計的“公”。政府審計的特點是單向獨立,通過自己的職業活動,執行國家和公眾所賦予的任務。政府審計人員應當樹立起公仆意識和為公眾服務的理念,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民主意識。時刻保持客觀公正,建立公開、透明和清正廉潔的審計價值觀,“依法審計”、“秉公審計”、“依程序審計”。
民間審計的“信”。 人以誠信為本,因此,人的會計行為必須以誠信為指導,并借以獲得合理的價值運行導向。誠信是現代會計職業的道德支柱。《孟子?萬章》記載:“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孔子根據親身的經驗體會,提出了財務倫理原則――“當”。“當”的倫理內涵深刻而豐富,會計”當“的內涵之一就是喻意關系人之間的和諧,從理論上闡述錢糧保管、會計和主管會計等所有相關關系人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人共生共榮和諧與和睦的狀態。注冊會計師應當把誠信作為行業的立足之本、立業之本。
內部審計的“忠”。服務的內向性和相對的獨立性決定了內部審計機構的審計結果不具有對外的證明作用。但即便如此,內部審計分別作為整個審計體系和內部控制機構的組成部分具有內控和外部審計監督不具備的特殊優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府智能的轉變以及內部審計職業化管理的需要,內審的文化建設也應適應這種外在的變化。內部審計的“忠”要求內審機構和內審人員忠于法律,做好內部監督工作;忠于管理當局,做好內部控制工作;忠于股東和董事會,做好經濟責任審計、任期目標審計和離任審計等。“忠誠”就是要堅持原則,尊重科學,講求效率,它是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經營風險,強化內部控制的關鍵。
人們在審計實踐中創造著審計文化,審計文化又能動的促進審計事業的發展。在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下,努力樹立高尚的審計風氣和審計精神,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職業道德規范,形成正確的審計價值觀,不僅決定著審計文化的理論和實踐,更是決定審計事業成敗關鍵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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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雖然近年來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上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文中主要從審計角度出發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現狀進行了分析,產生了文化產業審計作用,并提出了發展文化產業的建議。
關鍵詞 審計 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改革
當今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大變革,文化在國家之間的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產業已經逐漸的成為了各國經濟貿易博弈的重要戰場。從發達國家的發展來看,他們對于文化產業相當重視,正在不遺余力的發展文化產業。而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文化大國,國外的文化企業必然會進軍我國的文化市場,這必然會對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的民族文化產業帶來巨大的沖擊。自十七大以來,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相當迅速,文化產業已經逐漸的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加強文化產業審計將有助于對我國的文化產業進行規范,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
一、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中國文化產業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所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文化產業在不斷的發展壯大。多年來,中國文化文化產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特別是文化部的建設以及產業轉化方面取得了累累碩果,有著姣好的發展勢頭。到2010年底時,文化部主管的文化產業單位已經超過了20萬個,娛樂行業、音像行業以及文化藝術行業等所上繳的稅收超過了20億。雖然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的文化產業只是剛剛的起步,但是已經出現了一些較為健康和成功的例子。
我國從1994年就開始對中國文化產業問題進行探討,是與日本、韓國將文化作為立國方略同時提出的,但是因為體制以及理論和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原因,文化產業的發展要遠遠的落后于發達國家。例如現在的日本與韓國在游戲軟件開發、動漫、日韓劇等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了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而我國卻還沒有看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產業。特別是在娛樂文化的商業運作上,如今國外已經在走向成熟,而我國尚在起步,可以說還沒有能夠形成一種產業。
二、文化產業審計作用分析
(一)有助于促進中央各項文化政策措施的貫徹和落實
加強文化產業審計有助于維護國家經濟與文化安全。通過對文化企事業單位的審計,有助于加強對國有文化資產的審計監督,讓國有文化資產的使用效益得到提高,使得公益性國有文化資產能夠得到安全保證,促進經營性國有文化資產的增值與保值,讓國有文化資產可以得到合理的流動與配置優化。對于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單位,需要關注起社會效益的發揮,對其內部改革進行監督,通過競爭、激勵和約束機制的構建,加強經濟核算,讓國家的投入能夠發揮出更多的效益。對于經營性的國有文化事業單位則必須要重視起改制情況,嚴防違規與腐敗行為的產生。對于國有以及國有控股的文化企業,需要關注的是其資產的保值增值以及在產業發展與市場繁榮繁方面的主導作用發揮情況。通過審計可以有效的促進中央的各項文化措施得當貫徹落實。
(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法制建設
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文化體制改革息息相關,但是文化體制改革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來提供保障。而良好的審計是實現法制化保障的重要保障。在國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充分的發揮出審計的建設性作用,通過審計工作的開展,可以加強對各種相關配套政策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和文化發展繁榮相關的重大問題,更是可以通過審計獲得更加豐富的信息。通過審計工作,可以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免疫系統”,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保障。
三、審計視角下文化產業發展建議
(一)發揮審計建設性作用,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步伐
充分的發揮出審計的宏觀性、前瞻性與預警性作用,為文化產業主管部門作出正確的宏觀決策提供支持。通過審計工作的開展能夠對文化產業改革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與產生的原因進行深刻的分析,這將有利于激發文化產業的活力,促進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通過對審計信息的宣傳,可以有效的對輿論進行引導,讓文化領域的重點資金、重要項目以及重要活動等都變得透明化,增強公眾的知情權,讓公眾對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進而支持文化產業。
(二)對文化市場體系進行完善,讓要素能夠自由流動
雖然審計作用可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但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當前我國的文化企業還沒有能夠完全建立起現代經營管理方式,文化市場也沒有能夠建立起合力的、規范的準入與退出機制,人、財、物等生產要素沒有能夠在文化市場上實現自由流動。我們必須要積極的利用好審計工作,在宏觀管理、產業布局以及人事財務上實現管理市場化。按照市場機制來實現投入產出、市場營銷、擴大再生產等工作,要減少行政干預色彩,利用審計工作所提供的各種信息來構建起現代企業方式運作,減少資金和人才的浪費,實現人、財、物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
(三)改善政府部門透明度與公信力,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需要積極的開展經濟責任設計工作,這將有助于構建鏈接政府,并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通過對文化部門的經濟責任的審計,可以真實對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情況進行反映,評估文化投入資金的效果,可以為文化產業的改革發展提供科學的評估依據。對文化部門進行審計,需要合理的制度。根據不同的部門的工作性質有不同的側重點,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審計發揮出作用,增強政府部門的透明度與公信力,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參考文獻:
【關鍵詞】 知識審計; 非物質文化遺產; 生產性保護; 古法造紙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稱為“非遺”)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是古代人民的智慧結晶(康建輝等,2010)。在非遺保護中存在將其過度商品化、產業化而忽視對其知識屬性的考察,同時存在過分保守化而忽視非遺所蘊含知識潛力挖掘的問題,這導致非遺保護低效率,生產性保護是提高非遺保護效率的有效方式。
知識審計被認為是執行知識管理的第一步,即通過評估組織知識資源,獲取組織現存的知識、關鍵的知識、未開發的知識來評價和分析組織知識環境現狀,以明確知識管理的需求、優勢、弱勢、機會、威脅和風險,進而發現組織中某一部門最好的經驗并轉移到另一部門。實施知識審計更能明確組織的風險和挑戰,確保知識管理的成功。M.A.Mearns(2008)認為知識審計是文化村落中本土知識保護的有效工具,將知識審計的方法應用于審計社區中個人的知識以及他們本土的知識,并提出對本土知識進行知識審計的十個步驟。Abigail Spong(2012)將知識審計模型應用于跨文化印象管理中,探討知識管理與文化適應的問題。據此,知識審計方法仍然缺少在非遺生產性保護領域的應用,本文將知識審計引入非遺生產性保護過程中,挖掘非遺生產性保護中的知識存量、探究其傳承保護中存在的問題、找到提升保護效率的途徑。
為解決知識審計模型在非遺生產性保護中的有效性問題,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構建出非遺知識審計模型,并對生產性保護過程開展知識審計,了解其知識存量和保護中存在的缺陷,最后檢驗非遺知識審計模型的有效性,并針對提升非遺生產性保護提出建議 對策。
二、非遺知識審計模型的構建:一個要素評估的觀點
本文參考程娟(2007)、索柏民(2008)所構建的應用于企業知識管理及王知津等(2009)建構的應用信息資源管理的知識審計模型,并依據審計模型要素(應包括審計目標、審計對象及范圍、審計團隊、審計內容和審計方法等幾個要素)以及這些要素的關系(唐華等,2011),結合非遺自身特點及生產性保護的特點,構建出非遺知識審計模型(如圖1)。
(一)非遺知識審計目標及審計團隊
非遺知識審計是利用知識審計這一手段,通過問卷調查、深度訪問的方法對非遺生產性保護過程中蘊含的知識進行搜集整理,通過對同一時期不同非遺、同一非遺不同時期以及同一非遺不同地點的保護狀況進行對比分析,找到被審計非遺生產性保護中的缺失及可取之處,并從中找到關鍵影響因素,用以實現非遺知識審計的目標——提升非遺生產性保護效能。為實現非遺知識審計的目標,需要由一個審計團隊來實施。在非遺的知識審計中,審計團隊是由當地政策制定者、學者、當地的文化精英、非遺傳承人組成。不同職能的參與者,在知識審計團隊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索柏民,2008)。在非遺知識審計中,當地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在于組建知識審計團隊,對知識審計結果進行利用進而為保護非遺提供政策支持;當地的文化精英主要負責對當地非遺的信息進行收集;非遺傳承人則致力于對有用的信息應用于實踐并創新;學者的作用在于對所獲得的信息進行整理并繪制知識 地圖。
(二)非遺知識審計方法及內容
知識審計的方法主要有Jay L等(2000)提出的三步知識審計方法、德爾菲(Delphi)的知識審計方法以及流程圖法、調查表法、組織系統圖法等一般知識審計方法。本文利用Jay L等提出的三步知識審計方法即識別目標領域內現有的知識、識別目標領域內缺乏的知識、對目標領域內的知識管理提出建議,結合非遺的定義及特點,對非遺的以下五點內容進行知識審計:(1)非遺項目類型審計,即審計非遺屬于口頭傳統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中哪一類。(2)非遺歷史沿革信息審計,主要是收集該項非遺的來源、發展過程、發展中的傳說及民間故事、繼承與創新等的信息。(3)技藝擁有者知識審計。人的傳承在非遺傳承過程中尤為重要(唐華等,2011),對技藝擁有者的審計主要是收集該項非遺的技藝擁有者人數、傳承人人數、傳承模式(個人、家族式等)及技藝擁有者的經驗、知識等的信息,并且要側重于對該項非遺工藝流程、掌握技藝的方法的記錄,知識審計成功與否取決于此部分審計是否詳盡。(4)生存環境信息審計。各個群體隨著其所處的環境和自然界的相互關系不斷的變化使非遺得到創新,非遺生存環境審計的內容包括擁有該項非遺所在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等。(5)市場需求信息審計。非遺具有共享性、活態性,這決定其必須走進市場,有盈利才能增加對其生產性保護的動力,否則其將被置于博物館中,逐漸退出民眾的視線。市場需求信息審計的內容包括非遺的市場需求信息、非遺衍生產品的需求信息等,此類信息對非遺生產性保護的延續具有重要意義。
三、丹寨縣石橋村古法造紙技藝的知識審計分析
(一)研究方案的設計
古法造紙技藝的知識審計團隊是由學者、當地文化精英王興武以及縣旅游局組成的。本文采用對其傳承人、當地村民、丹寨縣旅游局工作人員深度訪問及對其生存環境、歷史沿革等相關資料整理歸納的方式對古法造紙技藝開展知識審計,并通過對比不同歷史時期及不同村寨的古法造紙技藝的發展狀況,獲得丹寨縣古法造紙生產性保護中的優勢及不足,最終找到提升其生產性保護效能的途徑,實現知識審計目標。
(二)古法造紙技藝知識審計流程
古法造紙技藝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擁有傳統的手工藝流程,靠口傳親授的方式傳承,屬于傳統手工藝技能。
第一,生存環境信息審計。石橋村地處偏遠、交通閉塞,位于清水江上游南皋河南岸,水源清悠,是造紙最佳的水資源,并且屬低山地貌,氣候宜人,山中楮樹(構樹)、花草叢生,是天然的造紙原料。青山綠水提供了得天獨厚的造紙條件,在該村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于造紙和種養殖業。
第二,技藝擁有者知識審計。石橋村目前約有300戶人家,1 200多人,95%以上是苗族人,無論男女老幼,幾乎人人都會古法造紙,其中常年從事手工造紙的農戶有30余戶,國家級非遺傳承人1位即王興武。石橋村已成立造紙協會1個,造紙合作社2個。長期以來,因為苗族沒有文字,造紙技藝僅靠父輩或師徒之間的言傳身教,一代代地傳承下來。造紙流程包括72道工序,堆料、蒸煮、打漿、抄紙等,每次循環足足一個月的時間。傳承人王興武說:“現在的技藝已經很純熟了,與制作古書修復用紙最好的日本小倉紙相比,我們主要因為缺少技術設備、廠房等設施及購進這些設施的資金,而達不到同等或更高質量的修復用紙。”
第三,歷史沿革信息審計。古法造紙技藝最早在漢代的《后漢書·蔡倫傳》、漢末的《天工開物》等書中有所記載。據專家考證,石橋白皮紙制作工藝屬漢唐時期造紙工藝,與《天工開物》中記載基本一致,距今已有一千四五百年的歷史。它是石橋苗族先民借鑒漢民族的造紙技術,由于在史籍中對樹皮為原料造紙的方法記載少,以致我們不能詳盡地了解造紙技藝的傳承年代,僅對后的發展進行了整理(如表1)。
(三)古法造紙知識審計結果
通過對古法造紙技藝的知識審計,發現古法造紙傳承與保護中的優勢與不足:石橋村擁有清澈的水源、豐富的原材料等天然的物質基礎,但缺少技術設備的支持;石橋村古法造紙的技藝擁有者很多,但因收入較低以及打工潮的盛行,使絕大部分年輕人選擇外出打工,以致從事古法造紙的人員很少;在傳承發展中缺少對造紙工藝流程以及工藝改進的詳細記載和記錄;自后石橋村古法造紙技藝經過兩次衰落,三次復興,其興衰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因素:國家政治環境、市場需求、現代技術(機械造紙、電子化)的沖擊;手工紙的創新提升了古法造紙的知名度以及經濟價值;石橋村古法造紙合作社及研習所成為生產性保護的示范基地。
四、非遺生產性保護績效提升的對策建議
非遺生產性保護強調在生產、使用中保護,在執行中操作知識、開發知識、信息知識不完備影響生產保護效能。知識審計顯然是必要的,知識審計是進行有效生產性保護的第一步。依據古法造紙技藝審計結果,認為提高非遺生產性保護績效,要從完善資料記錄、加強物質保障、提升經濟價值、擴大需求信息供給等幾個方面著手進行,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開展知識審計,建立“非遺基因庫”
目前對于古法造紙工藝流程的記載較為不完整,完成古法造紙工藝流程的編寫不僅可以方便今后技藝的傳承,更可以為古法造紙的創新發展和生產性保護提供理論基礎。加強對各項非遺的知識審計并將非遺的生產流程、文化精髓等內容編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基因庫”,這樣可以使非遺數字化、可視化,并以此作為生產性保護時的參照,進而保障非遺傳承的原真性。
(二)增加資金支持,增強物質保障
手工技藝類非遺是經過一道道工序手工完成的,技術設備上的支持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改善質量。石橋村古法造紙過程中,曬紙這一步驟取決于自然條件,其生產效率與質量取決于天氣狀況。造紙技藝者多為農民,沒有足夠的資金購置昂貴的設備,這需要政府增加資金支持、增強古法造紙技藝的物質保障,可以通過提供政策支持,如專項補助、低息貸款等來改善。
(三)建立研習所,促進知識傳承
非遺包含了歷史文化知識、科學知識及美學知識,值得利用這些知識進行個體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同時可以利用教育增強非遺保護的力度,提高非遺生產性保護的效能。非遺技藝的教育與傳承可以通過建立非遺研習所、非遺博物館等來實現。設立非遺研習所,將非遺所蘊含的知識、實操過程完整地傳授給非遺技藝學習者,使其能夠利用非遺于生產生活中,使非遺得到傳承與保護。非遺博物館將非遺各個時期的技術、物質形態等以陳列的方式展出并伴隨詳盡講解,為非遺知識的傳播提供廣闊平臺。
(四)加強藝術涵化,提升經濟價值
藝術涵化的過程,可以被看作以藝術品形式的生產過程。非遺是由各族人民世代傳承得到的,與工業產品相比有其獨特性、藝術性,發揮非遺的這些特點將其制成工藝品、紀念品等旅游商品。非遺藝術涵化的過程中可以使買賣雙方都從中獲利,進而提升非遺的經濟價值,同時增強其生產性保護的動力。
(五)提升旅游體驗,促進非遺旅游化
旅游化生存可作為一種“非遺”傳承和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的雙贏模式,為非遺保護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和條件(王德剛等,2010)。非遺產品本身就是藝術品,其制作過程更體現著中國傳統智慧的精髓。開發非遺體驗式旅游活動,如在古法造紙的作坊中通過為游客提供原材料和設備,增設游客親自抄紙、設計制作花草紙等項目,不僅能讓游客在體驗中了解古法造紙技藝,提升其旅游體驗價值,并且能夠促使其旅游化發展。
五、結束語
將知識審計方法引入非遺生產性保護中還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僅對丹寨縣古法造紙技藝進行知識審計,并沒有將非遺知識審計一般化,在理論建設和實踐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何針對其他類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有效的生產性保護,如何將知識審計靈活地運用于各類型的非遺中,仍需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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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會計監督和內部審計的關系處理
內部會計監督從整體上看,這是一個組織為了能夠更好地確保公司資產的安全性,并進一步完善相應的制度,使得能夠確保公司所有的經營活動都能夠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內部的規章要求,不斷提升其經濟管理的水平和效率,防止其進行舞弊,嚴格控制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經濟風險,并且,在單位內部一定要采用相應的經濟聯系和相互制約的制度辦法,從本質上看,這是一種內部控制制度,其中,就包括是財產清查和對會計資料進行內部審計,使得會計事項相應人員的職責權限更加明確,進而能夠對文化影視集團公司重大的經濟事務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這種內部會計監督往往都是具有一定的自律性,這是當前我國會計監督體系所形成的基礎。
內部審計是當前文化影視集團公司內部審計機構和人員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和真實性進行的評估行為,其中,基本的審計內容就包括財務與財政收支審計、經濟效益審計,以及內部控制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等一系列的管控經濟風險的行為。
從兩者上看,內部會計監督和內部審計都具備一定的監督職能,都是需要對文化影視集團內部進行監督和管理,是當前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經濟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更為廣泛上的意義上看,內部審計和內部會計監督兩者可以說是相互監督相互促進的關系,兩者是互為基礎的,而且,內部審計對象就是與財務收支有關的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和真實性以及效益型,其中,所監督的范圍就是公司內部的財務會計活動,而且,內部審計的職能發揮的有效性在很多程度上都是取決于會計核算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以及內部會計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內部會計監督的主要工作職能也是取決于內部審計的支持,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加強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內部審計在內部會計監督中的應用,這是當前兩者互為補充的兩種監督方式,兩者雖然說是有一定的區別,但是從目標上看這是一致的,都是嚴格按照國家財經的規范性和健全內部控制制度,以及改善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經濟活動,更好地實現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經濟利潤,從而可以不斷提升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經濟管理效率。
二、內部審計在內部會計監督中的現狀分析
1.內部審計觀念缺少,對內部審計工作的認識不夠
在我國很多的文化影視集團公司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企業都沒有進行開展內部審計工作,有的沒有不定期地開展相應的專項審計工作,尤其是一些中高層的負責人以及個別的審計人員都沒有對內部審計進行充分認識,很多的領導者都認為是內部審計主要模式就是賬項基礎審計,在審計項目就是查賬和糾錯,甚至有很多的文化影視集團公司認為進行所謂的內部審計,就是在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一種行為,很多領導都沒有意識到內部審計對于內部會計監督中的作用,對內部審計的控制以及經營管理中的作用認識不到位,從而使得缺乏一定的積極性,讓內部審計工作流于形式,沒有起到真正的效果。
2.監督機制不成熟
在我國很多的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監督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這樣就使得很多的工作無法進行開展,或者是讓各個組織機構都形同虛設,其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內部審計規范的缺失,在文化影視集團公司是否制定了內部審計手冊方面,沒有按照文化影視集團公司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出一系列的手冊,這樣就在很多程度上會影響我國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健康發展。另外,在一些資金的投放安排以及財政審批等方面,都存在規范性缺失的情況,而且,文化影視公司內部存在著職權分布不清和職責分工不明的情況,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混亂的局面。而且,這些職權不清將會直接導致審計檢查工作不明,這樣很有可能會使得檢查工作負荷程度不斷增加,同時還會使得檢查出來的問題不能得到及時的解決,從而在文化影視集團公司形成惡性循環的局面。
三、完善文化影視集團內部審計在內部會計監督中的應用分析
1.逐步強化內部會計監督,促使文化影視集團公司不斷完善相應的內部審計制度
在內部會計監督方面,我們一定要充分發揮好內部會計的監督作用,從而可以建立更加有效的內部會計監督體系,為此,我們就必須要健全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法人治理機制,這是內部審計得以發展和發揮作用的前提,建立一系列的會計系統控制制度,預算管理制度和運營分析制度等一些內部審計監督管理體系,之后,就必須要將會計監督和內部審計監督兩者進行有效的結合,同時,還應該要事前、事中和事后審計嚴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可以改變以往的內部審計模式,進而建立更加科學高效的內部審計監督體系,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文化影視集團在經營管理中的消耗,不斷挖掘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潛力,實現其預期的目標。在另外一方面,還要對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經營全過程進行控制,切實通過微觀審計,幫助文化影視集團公司建立各種內部審計制度,不斷強化其內部的審計監督管理。
2.切實注重內部審計部門的建立規范,不斷提升內部審計部門獨立性
眾所周知,內部審計是當前現代企業內部會計監督的重要組成力量,內部審計組織機構的獨立性缺失這是造成當前內部審計執行監督失控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在文化影視集團公司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內部審計機構,并能夠將內部審計機構和企業的財務部門進行分離,在機構的設置上,可以獨立于其他的各個管理職能部門,或者是可以獨立地對文化影視集團內部事務進行監督和評價,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在內部審計機構內配置專職的審計人員,可以采取不相離的職位分離制度,進而能夠明確各個人員的分工,在整體上形成一種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進而能夠有效地保證內部審計機構和人員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在確保內部審計機構的工作經費上的獨立性,這樣才能更好地加強日常工作流程和開銷申請上有一定的獨立地位,內部審計只有在機構。人員以及經費等方面形成獨立,才能真正地確保各項活動不受其人員和職能部門的干預,確保各項經濟活動的客觀公正,進而推動我國文化影視集團公司的會計工作的全面開展。
關鍵詞:立身;文化;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4)04-0086-06
收稿日期:2014-04-11
作者簡介:張衛良(1960-),男,湖南益陽人,管理學博士,中南大學學院院長、研究員,主要從事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
所謂“立身”,在漢語詞義解釋中,大致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處世、為人。如《孝經?開宗明義》中的“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魯迅先生在《華蓋集?論辯的魂靈》所說的“是處世的寶訓,立身的金箴“等等,所表達的都是這樣一層意思。其二是立足、安身。《太平廣記》卷四二七所引唐張讀《宣室志?李徵》“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其中的“立身”即是此意。
立身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積淀下來的中華民族關于個人如何在社會和群體中安身立命、處世為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范的總和。具有強烈的民族性、穩定性、廣泛性和教育性。立身文化就其內涵來說,其主體是儒家道統思想的體現,但同時也是各家學說的雜陳。不論是儒道釋,還是墨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精神構件中,都離不開“立身”之論。而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立身則是一種與生命活動同在的內在祈望與外在行為的統一,也就是所謂的立身行道,既是一生一世的事,也是每時每刻的事,教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啟發和引導因素。概括起來,立身文化與立身教育有如下幾個質素:
一、“立身”是對“道”的遵從
何謂“道”?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對“道”的闡釋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以儒家和道家最為經典:儒家的“道”往往是倫理意義上的入世之道,強調的是對最基本的倫理關系的認識、理解和把握,把人作為“人”原本必須遵守的一些自然關系作為道的起點,進而推移到社會的君臣等各種人――人與人――事的關系中,因而儒家的“道”是近人之道、切身之道,與人的活動須臾不可分離。所以儒家典籍《中庸》有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1](P21)。“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1](P24)。“君子之道 ,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1](P25)。“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1](P27)。通觀這些論述以及《大學》、《論語》、《孟子》、《孝經》等儒家經典對道的闡釋,其根本即是“人道”,是人所必須遵循的基于其特定關系的包容性與中和性極強的“中庸之道”。
與之相應,道家有道家的“道”。其道雖然有恍惚無形、大而無當,“聽之不見、視之不聞、博之不得”的神秘性,但對“道”的闡釋是充分的:“道”即是運行不止,無所不在,不以任何意志為轉移的,即《老子》二十五章所說的“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2](P119);“道”的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道”的運行是以自然為準則的,“道法自然”,是一種自然發展,無任何強迫;而“道”的最大特點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2](P113)。于人而言,道家的“道”,實際就是一種人生觀,其基本點是:對個體來說,講究珍惜身體;對人――人關系來說,主張柔弱不爭;從社會理想來說,強調清凈無為。諸如:“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2](P114)。“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2](P125),“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2](P117),“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2](P135),“為無為,則無不治”[2](P111),“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是民自樸”[2](P129),等等。《老子》及道家學說,都是從“道法自然”這樣一個基本出發點來討論和掌握人的生存和發展規律的。
上述可知,儒家也好,道家也罷,在“立身必須遵道”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因為在“道”的來源上,不論儒家道家,都是由“天道”直接引出“人道”。“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對道的根本性把握。在這里,“天道”是“必然”,屬事實范疇;“人道”是“當然之則”,屬價值范疇,而人道既然“是皆得于天之所賦”,也就是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那也就成了“非人之所能為”的必然[3]。于是,“道”既是人不可違逆的“天命”,也是人生的價值追求;是抽象人的立身規定性,也是現實人的立身目標。就是說,凡是人這樣一種存在,其存在的方式就是道。道因天而生,依天而行,人守道而立、體道而全。無道則人無所依從,失道則是失人心,失天下。人要想自覺地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遵守道的規定,而人之所謂立身,即是以自己之思想言行適應“道”,只有如此,人的立身才會牢靠。
二、“立身”是對“德”的堅守
“德”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就是“德”文化。所謂德,用韓愈的話說是“足乎己,無待于外”東西,是源自于人內心的善良秉性。而善良秉性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既有可求的,“萬物皆備于我”,“人皆可以為堯舜”,“仁者與天地為一體”,都是儒家關于“德”的本質的認知,因而在儒家經典《大學》的開篇就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之論[1](P7)。也就是,凡人都可通過“盡心”、“知命”、“知天”、“居敬窮理”、“復性”,而成就至善之境――明德。而人的善良本性與是天命相合的,即“德性秉于天命”,因為德是用來配天命的,所以有德之人必可以得,必可以受大任。《中庸》第十七章說“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即所謂“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初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1](P25-26)。當然,守德,也是在義與利之中的一種德文化選擇。在傳統的儒家文化觀念中,“義”是大大重于“利”的,“重義輕利”、“貴義賤利”是其鮮明的價值取向。亦即“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德”在道家的思想觀念中,也有其自身的特點。這個特點便是“德”的無我、無形與體“道”,強調人之德便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2](P123),“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復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2](P27)。應該說,道家的德本質上是一種“自然之德”。遵從自然萬物生長發展的規律,不去侵害、破壞和人為改變這種規律和規則就是德。所以道家強調“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掇。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2](P128)。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立身是直接約束于德的,或者實際上就是立身于德。魏征在諫唐太宗《十漸不克終疏》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話:“立身成敗,在于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其中的“蘭芷鮑魚,與之俱化”,來源于孔子的“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特別是在公私、義利、理欲等基本判斷與選擇上,“所染”即是一個人立身的關鍵,只有謀義不謀利,存義去利、存理滅欲,才能立身為人。立身于德,作為傳統的道義論價值觀和道德實踐,不僅對道德的評價、傳統人格的塑造、道德修養的目的進行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其巨大的約束力和歷史慣性力對后世具有深刻的影響。雖然其中有需要摒棄的義利、理欲對立觀念,并且這些觀念在后世也因社會發展和思想家的覺醒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傳統“德”文化觀念所包含的那些基本要素,如忠、信、誠、勇,仁義、寬恕、忍讓、廉恥、謙遜等等,無不成為了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立身的重要依據和立身成敗的判斷標準。所以,立身離不開德,立身必須守德,無德不可立身。
三、“立身”是對“禮”的維護
【關鍵詞】小學美術 木版畫 校本實踐
木版畫是整合刻與印、化“板”為“版”的藝術。我校擁有設施完備的版畫教室,六年級學生在持續地實踐嘗試中,已初步掌握了木版畫的基本制作方法,有興趣去追求新的版畫表現語言。所以構建木版畫單元教學的校本實踐,需要將教學放入到一個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并要圍繞木版畫的“藝術”與“技術”,順應課標精神,同時應著眼于對學生創造性的開發。因此“文化、雙基、審美”的三足鼎立就成為了木版畫單元教學的最佳教學結構。
根據教材《木版畫》一課的內容,我將它擴充為三大教學內容:木刻直寫、黑白節奏、套色跡象,并分八課時來完成。使一個“技術性”的教學,變得有探究意味、審美趣味和藝術感染力。
一、木刻直寫
“木板也能變畫嗎?”椴木板、木刻刀、油墨、滾筒……一切都讓初次接觸木版畫的學生感到好奇,“那我們不妨來試試!”第一課時,筆者將演示與賞析相結合,通過奏刀向木的感性實踐,讓學生在“邊刻邊想”中完成對木版畫刻與印的認識。
刻制木版畫常見的刀具有三角刀、圓口刀、平口刀。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慣橫握或豎握刀具,運刀時指實掌虛,用腕力將刀鋒刻入木板。不同形狀的刻刀鋒刃在木板上會留下尖、圓、方的視覺形態,形成獨特的點、線、面的形狀。而這些帶有標記性的刀觸,是需要學生對刀具的掌控來逐一體會的。教學活動中,當學生試著以刀在木板上行走時,刀鋒入木的特殊手感,木屑卷曲翻轉的姿態,尤其是木板凹凸肌理形成時的那種,是精細,是渾厚;或柔和,或犀利的視覺印象,彰顯著木刻版畫特有的氣質,在學生敏感的內心滋生起了豐富的情感想象,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和特別。這種全新的體驗令學生很是沖動!就在邊玩邊刻中,學生熟悉了木刻用刀的規律和各種刀鋒的刀象,完成了木刻版畫的制版過程。緊接著就是拓印的嘗試,木版畫能給學生帶來樂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它印制的特點,油墨通過滾筒均勻地覆蓋在有刀法肌理的木版上,印制過程中還會出現很多偶然的變化,在紙本上留下無可替代的印跡!意外多變的木味與刀味,加上墨色的變化,豐富了拓印的藝術趣味,這偶得的效果與手繪決然不同,令學生很是驚喜和期待。初次的木刻直寫給學生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成為他們后期創作的動力!
二、黑白節奏
在木版畫單元教學的第二塊內容中,筆者以學生對木版畫表現語言的深入感悟為教學目標,連接木版畫的文化淵源,以“花兒朵朵”為表現內容,結合木版畫陰刻、陽刻兩種基本刀法,鼓勵學生在刀勢、刀觸輕重緩急的變化中,體會木版畫的表現語言,增強其藝術感染力。
木版畫主要是依靠刀法的遞進來實現形象塑造的。其中“陰刻法”和“陽刻法”,在點、線、面處理上方便快捷又容易上手,最便于學生的掌握。
我各分兩課時展開“陰刻法”與“陽刻法”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分小組在學校的花壇里,選擇自己喜歡的花卉,并將其放在課桌中間,供同組同學圍坐寫生。和以往不同的是,學生手中的畫筆已經換成了木刻刀,用畫筆繪下來?還是奏刀運鋒直接用刻刀“寫”下來?有了前面木版畫的實踐經驗,學生也就有了自己的選擇,這時的學生顯得自信滿滿。觀察時他們融入自己的想象和主觀情感,而寫生時他們懷揣著創作的激情!這時,教師直觀地演示“陰刻法”“陽刻法”,并讓學生欣賞德國女畫家珂勒惠支的《自畫像》。《自畫像》畫面直率而富于激情,作者使用三角刀勾勒自己的五官特征,依據光線、明度關系作刀法的黑白處理,形象概括、強烈。在黑色的背景下,陰刻(白線)的組合呈現出強烈的黑白反差和厚重的層次,令學生心情激蕩!
“陰刻法”也好,“陽刻法”也罷,在現實的創作中,我鼓勵學生根據表達的需要,將兩種刻法結合著用。中國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中,刻工們對陰線、陽線駕輕就熟地運用給我們提供了參照,可以為學生在創作《盆花》時提供借鑒。學生根據自己的直覺,在寫生創作中就勢隨形、因勢利導,刀法也在感受與認識中逐漸催生了出來,一刀下去,黑白分明,著實好看,那是完全屬于自己的!開在版上的“花兒”經油墨印制,一種清新的生命激情在不經意間流露了出來!
三、套色跡象
隨著木版畫創作實踐的深入,單色的黑白木版畫已經不能滿足學生對多色彩的追求。在這種情況下,木版畫的教學就自然進入套色部分。木版畫有在一塊單版上同時涂刷上多個顏色,一次性拓印下來的“一版多色套印”;也有根據一幅畫色彩的差異制作多個版子,再逐一分幾次拓印下來的“多版多色套印”。一般來說印版越多,則畫面色彩層次越豐富。
但套色的精致與繁復會對學生造成兩種影響:一方面培養了學生細致、耐心的學習態度,另一方面卻消磨了學生創作的激情和銳氣。因為學生作畫時更多地是依賴直覺和天性。因此在木版畫套色的教學中,我從我國民間文化入手,中國木版畫藝術根植于民間,其中“無錫紙馬”就是聞名中外的民間版畫藝術,它生動夸張的造型,絢麗多姿的彩繪,靈動而灑脫的審美趣味,是我國民間木版畫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它“印—畫—印”的表現形式,可以帶給學生極好的啟發和借鑒,既可以降低學生學習套色的難度,又可以加深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