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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制目的
為確保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各項醫療衛生救援工作迅速、高效、有序進行,不斷提高衛生部門應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反應能力和醫療衛生救援水平,最大程度地減少人員傷亡和健康危害,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特制定本應急預案。
(二)編制依據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昭通市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和《*縣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制定本預案。
(三)適用范圍
本預案適用于我縣境內發生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社會安全等突發公共事件導致人員傷亡、健康危害的醫療衛生救援工作。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醫療衛生救援工作按照《*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有關規定執行。
(四)工作原則
1.統一領導,分級負責。根據突發公共事件的種類、范圍、性質和危害程度,對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實行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縣人民政府及衛生局負責轄區內突發公共事件衛生醫療救援的統一領導和指揮,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監督所和各醫療機構按照預案規定,做好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的相關工作。
2.快速反應,有效聯動。建立完善突發公共事件信息和醫療衛生救援應急處理的溝通、協調聯動響應機制,按照就近、就地的原則,快速、高效地開展突發公共事件的醫療衛生救援工作。
3.專業救援,綜合施救。各醫療衛生機構在處置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中,根據本部門職責和醫療衛生救援指揮機構的要求,開展醫療衛生救援,提高公眾自救和互救水平。
二、醫療衛生救援組織及職責
縣衛生局在縣人民政府或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指揮機構的統一領導、指揮下,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一致,共同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做好突發公共事件的醫療衛生救援工作。
醫療衛生救援組織機構包括:縣衛生局成立的領導小組、專家組和醫療衛生救援機構(指縣人民醫院、縣中醫院、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衛生監督所、各鄉鎮衛生院和到現場參加醫療衛生救援的其他醫療衛生機構)。
(一)醫療衛生救援領導小組
縣衛生局成立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領導小組,由衛生局主要領導任組長、分管領導任副組長,有關股室、縣人民醫院、縣中醫院等醫療衛生機構負責人為成員。主要職責是在縣人民政府以及縣各類突發公共事件指揮部的統一領導下,領導我縣轄區內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承擔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的組織、協調工作,組織有關單位對上年發生的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進行評估。縣衛生局衛生應急辦公室承辦領導小組日常工作。
(二)專家組
縣衛生局負責組建由傳染科、內科、外科、醫技、職業病、疾控、衛生監督等方面的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對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提供咨詢建議、技術指導和支持。
(三)醫療衛生救援機構
各醫療衛生機構承擔突發公共事件的醫療衛生救援任務。其中縣人民醫院120急救中心和縣中醫院急救車承擔突發公共事件現場醫療衛生救援和傷員轉運,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參與化學中毒等相應突發公共事件的現場醫療衛生救援??h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衛生監督所根據各自職能做好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工作。
1.縣人民醫院、縣中醫院主要負責我縣轄區內突發公共事件的醫療救援工作和重大、比較重大、特別重大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的先期處置,以及轄區內醫療救援工作的指導和支援工作。
2.各鄉(鎮)衛生院主要負責本鄉(鎮)轄區內突發公共事件醫療救治的先期處置與醫療救援工作。
(四)現場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
縣衛生局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在突發公共事件現場設立現場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由現場的衛生局負責人擔任指揮長,統一指揮、協調現場醫療衛生救援工作。
三、醫療衛生救援分級
根據突發公共事件的影響范圍、嚴重程度、人員傷亡和健康危害情況,將醫療衛生救援事件分為特別重大(I級)、重大(II級)、較大(III級)和一般(IV級)四級。
(一)特別重大事件(I級)
1.一次事件傷亡100人以上,且危重病人多,或核放射事故、化學品泄漏事故導致大量人員傷亡,縣人民政府要求組織醫療衛生救援支持的突發公共事件。
2.跨州(市)或鄰省有特別嚴重人員傷亡的突發公共事件。
3.上級人民政府其有關部門確定的其他需要開展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的特別重大突發公共事件。
(二)重大事件(Ⅱ級)
1.一次事件傷亡50人以上、99人以下,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超過5例的突發公共事件。
2.跨州(市)的有嚴重人員傷亡的突發公共事件。
3.上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確定的其他需要開展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
(三)較大事件(Ⅲ級)
1.一次事件傷亡30人以上、49人以下,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超過3例的突發公共事件。
2.市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確定的其他需要開展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的較大突發公共事件。
(四)一般事件(Ⅳ級)
1.一次事件傷亡10人以上、29人以下,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超過1例的突發公共事件。
2.縣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確定的其他需要開展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的一般突發公共事件。
四、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響應和終止
(一)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響應
1.一般事件應急響應
縣衛生局接到一般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報告后,立即報告縣人民政府,經批準啟動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迅速組織實施現場急救、病員轉運和院內救治及相關工作。縣衛生局將醫療救援工作進展情況向縣人民政府和縣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定期報告,特殊情況隨時報告。
2.較大事件應急響應
縣衛生局接到較大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報告后,立即報告縣人民政府和市衛生局,經批準啟動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迅速組織現場急救、病員轉運和院內救治及相關工作??h衛生局將醫療衛生救援工作進展情況向縣人民政府、縣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和市衛生局定期報告,特殊情況隨時報告。
3.重大、特別重大事件應急響應
按照國家和省級《突發公共事件醫療救援預案》中關于“醫療救援分級應急響應”的規定,對重大和特別重大的突發公共事件,在積極開展緊急救援的同時,按規定上報,并在市政府或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統一部署下,開展救援工作。
(二)現場醫療衛生救援及指揮
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隊伍在接到救援指令后要及時趕赴現場,并根據現場情況全力開展醫療衛生救援工作。在組織實施醫療衛生救援的過程中,既要積極開展救治,又要注重自我防護,確保安全??h衛生局根據實際情況,成立現場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加強與現場各救援部門的溝通與協調。
1.現場搶救。到達現場的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隊伍,要迅速將傷員轉送出危險區,本著“先救命后治傷、先救重后救輕”的原則開展工作,按照國際統一標準對傷病員進行檢傷分類,分別用藍、黃、紅、黑四種顏色,對輕、重、危重傷病員和死亡人員作出標示、標志(分類標記用塑料材料制腕帶)扣系在傷病員或死亡人員的手腕或腳踝部位,以便后續救治辨認或采取相應的措施。
2.轉送傷員。當現場環境處于危險或在傷病員情況允許時,要盡快將傷病員轉送并做好以下工作:
(1)對經檢傷分類待送的傷病員進行復檢。對有活動性大出血或轉運途中有生命危險的危急病者,應就地先予搶救、治療,做好必要的處理后再進行監護下轉運。
(2)認真填寫轉運卡提交接納的醫療機構,并報現場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匯總。
(3)在轉運中,醫護人員必須在醫療倉內密切觀察傷病員情況變化,并確保治療持續進行。
(4)在轉運過程中要科學搬運,避免造成二次損傷。
(5)按現場醫療衛生救援指揮部或衛生局指定的地點轉送,任何醫療機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診、拒收傷病員。
(三)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工作
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縣衛生局根據情況組織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等有關專業機構和人員,開展衛生學調查和評價、衛生執法監督,采取有效的預防控制措施,防止各類突發公共事件造成的次生或衍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確保大災之后無大疫。
(四)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響應的終止
突發公共事件現場醫療衛生救援工作完成,傷病員在醫療機構得到救治,病情穩定,無新增病人,由原決定啟動機關決定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響應終止,并將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響應終止的信息報告縣政府和上級衛生行政部門。
五、醫療衛生救援保障
(一)機構和隊伍保障
依托綜合力量較強的*縣人民醫院設立緊急救援中心,組建30人以上的綜合性醫療應急隊伍,并根據需要建立特殊專業應急醫療救援技術隊伍。
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隊伍應具備:在應急狀態下開展衛生學調查和疾病預防控制的能力,有專業救護和基本急救的技能,有搶救生命的儀器和設備,有維持傷病人員基本生命體征的知識和技能,有較強的自身安全防護能力等。
各醫療衛生應急救援隊伍應配備個人防護和現場工作設備,定期開展專業技術培訓和應急演練,提高應急救治能力。發生突發公共事件時,各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隊伍要服從衛生局的統一指揮,落實現場醫療衛生救援和院內救治等工作任務。
(二)應急物資保障
衛生局負責擬定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所需藥品、器械、設備、試劑、防護用品等物資儲備計劃,做好實物儲備和信息儲備。財政局負責安排應急物資儲備經費。醫藥儲備物資的動用,按《國家醫藥儲備應急預案》執行。應急儲備物資動用后應及時足額補充。
(三)應急經費保障
財政局負責安排由政府承擔的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醫療衛生救援所必需的經費,并做好經費的使用監督工作。
(四)應急交通運輸保障
開展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的應急隊伍應配備救護車輛、交通工具、通信設備。
交通、公安等部門,要保障醫療衛生救援人員和應急物資運輸車輛的優先安排、優先調度、優先放行,確保交通運輸暢通,必要時實行現場控制和交通管制。要開通道路通行“綠色通道”,對執行緊急醫療衛生救援任務的120急救車、衛生監督車和疾控車輛免交通行費,保證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的順利開展。
六、后期處置
(一)評估
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結束后,縣衛生局組織有關人員對突發公共事件醫療救援工作情況進行評估。評估內容主要包括事件概況、現場救治處理概況、患者(傷員)救治康復情況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評價、醫療救援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等,評估報告上報本級人民政府和上級衛生行政主管部門。
(二)獎勵
縣人民政府對在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中表現突出的先進集體和個人給予表彰;對在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中英勇獻身的人員,按有關規定和程序申報追認為烈士。
(三)責任
對在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的報告、調查、控制和處理過程中,有、失職、瀆職等行為的,依據有關法律法規追究當事人的責任。
(四)撫恤和補助
縣人民政府要組織有關部門對因參與應急處理工作致病、致殘、死亡的人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相應的補助和撫恤;對參加應急處理一線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給予補助。
突發公共事件中傷病員醫療救治經費,除由責任單位(人)支付以外,按以下規定支付: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傷病員按照相關保險規定由縣醫保中心、單位和個人分擔支付;參加工傷保險、并被確定為工傷的,按照《工傷保險條例》有關規定支付;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傷病員按照有關規定,由縣合管辦和個人分擔支付;其他傷病員由所在單位和個人分擔支付;上述渠道仍不能解決和有特殊困難的傷病員的醫療救治經費,由民政、財政部門予以補助。
有關商業保險機構要按參保人的投保協議,落實理賠工作。
(五)補償
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工作結束后,各級人民政府應組織有關部門對應急處理期間緊急調集、征用有關單位和個人的物資和勞務進行合理評估,給予補償。
七、附則
(一)本預案由縣衛生局負責解釋。
關鍵詞:政府;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資源配置;行為失當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醫療是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兩大民生問題,是人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有學者形象地把它們比作社會這輛高速奔跑的大車的兩個輪子,一個管公眾的生命安全,一個管公眾精神與靈魂的健康發育。如果基本醫療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改革開放以前,盡管中國經濟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領域,人們少有微詞。單就公共醫療而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這個背景下,公共教育和醫療本應得到更快的發展和完善,但結果卻令人失望。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的評估,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資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為什么經濟發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狀況卻惡化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醫療資源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狀況與經濟發展的脫節,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
一、政府過于強調經濟發展,對教育和醫療有所忽視,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后,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這里的“發展”本應是經濟社會全面的進步。但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更進一步,“經濟增長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它一切都要讓步,包括生態環境、職工權益、教育和公共醫療。對于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總是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認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改善,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全社會各階層共享時,它們才會得到改善。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盡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教育、醫療不重要,但從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它們不是政府關心的重點。
在教育資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圍而言,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4.9%,發達國家為5.1%,欠發達國家為4.1%。和國外相比,我國教育經費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有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 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沒有達到4%這個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對經濟增長,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教育和醫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導致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醫療經費增長跟不上規模快速增長和質量提高要求的問題日益嚴重。以九年義務教育為例,我國并沒有真正做到“免費教育”,因為投入不足,許多農村地區依然存在嚴重的“上學難”問題;而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經費困難,學校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導致高校“高收費”、“亂收費”現象相當普遍。醫療方面,同樣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醫療高收費亂收費,醫療成本更多地百姓擔負,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醫藥費用讓不少人無力求醫、覆蓋率極低的醫保制度使大部分群眾沒有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而使社會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醫療投入方面,從醫療衛生總費用這一國際指標來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其財政支出的平均比例為1.26%,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比例為2.25%,而我國1996年的比例為2.36%,2000年下降到1.71%。這反映出我國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比例是極不協調的,至少沒有保證趨勢上的一致性。這和國際上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徑庭。與此同時,在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構成中,居民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個人醫療支出占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換句話說,過去這些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
二、政府對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認識,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上的市場化導向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中是難以實現的,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公共產品領域是市場失靈的一大表現。
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必須由政府提供。按照薩繆爾遜的公共產品理論,教育、醫療都屬于公共產品。義務教育是純粹公共產品,就是高等教育,雖然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同時,它又有著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應,比如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進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而公共醫療同樣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實現社會公平、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教育和醫療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教育醫療的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同時,還必須看到,醫療和教育不單是公共產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權和健康權,維系著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功能就顯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遺憾的是,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特殊性,這些年并未得到我們的政府的重視,這導致我們這些年來教育改革、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場化道路。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商業化、市場化取向已經顯現出嚴重后果,帶來諸多社會矛盾。以醫療改革為例,20年來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策略,導致醫療衛生事業喪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質,甚至淪為贏利的工具,一再暴漲的醫藥費用讓普通百姓承擔了過于高昂的醫療成本。和醫療市場化方式改革失敗一樣廣受詬病的,還有市場化征兆明顯、追逐經濟利益的沖動十分強烈的教育事業。中國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是過高的教育成本幾乎完全由民眾自掏腰包,收費節節攀升,上學難的問題日益困擾著整個社會。把公共產品和準公共品的運作完全托付給市場機制,必然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失敗。
教育和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醫療資源行不通。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發揮政府在公共教育和醫療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制度性的措施,強化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對教育和醫療資源進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 政府擺脫不了“城鄉二元結構”思維定勢的局限,按城鄉分割的“雙軌”制配置資源,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合理
在義務教育方面,本來,義務教育作為純粹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不應因地域或個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只負擔城市義務教育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農村、農民自己負擔。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后,把原來由鄉鎮負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責任收歸為“縣統籌”,但由于我國縣級財政不平衡,60%左右的縣級財政無力保證義務教育支出,農村義務教育進本還是農民自己負擔。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形成社會經濟“城鄉二元結構”分治格局。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地區和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體現城市人的利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格局雖然發生了明顯變化,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已經有較大改善,但在現實社會決策中,“城鄉二元結構”劃分的思維定勢并沒有多大的改變,其關鍵性體制因素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城鄉二元結構”的思維定勢,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上存在極大的差距。
在醫療資源配置上,據調查,占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衛生資源配置,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享有20%的衛生資源配置,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顯示出政府在公共醫療方面的投入表現出極其嚴重的城市偏好。從醫療衛生投入來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醫療衛生費用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基本解體,絕大多數農民成為自費醫療群體,在沒有醫保、醫藥費用迅猛增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為1:6的狀況下,看病就醫大大超過了農民承受能力。據衛生部基層衛生組織的有關資料顯示,農村36%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去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農民一旦有病只能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當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的種種問題,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政府也正在著手進行一些政策的調整。雖然這樣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導思想的誤區,充分認識到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對其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加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在教育和醫療事業上再造輝煌,使人民群眾的教育權和健康權切實得到充分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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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醫療衛生;農村;管理;對策
一、發展農村公共醫療衛生事業需要強化管理
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施行以來,我國農村衛生事業得到快速發展,衛生環境和就醫條件有了明顯改善,農村居民的健康保障水平有了極大提高。但隨著新農合制度的持續深入推進,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需要加以解決的新問題。只要我們在發展過程中保持頭腦清醒,分析發展過程中的新問題,探索進步的有效新途徑,不斷完善管理機制,才能使廣大農村居民更好享受到國家改革發展帶給他們的紅利,為建設更加美麗和諧的新農村助力。[1]
二、當前農村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1.公共醫療人才難以適應發展需要
新農合制度實施后,農民群眾就醫主動性與自覺性得到激發,致使原有公共醫療設施、醫院規模根本無法滿足居民就醫需求[2]。此外,城市醫療單位人才需求的擴大、優越條件的吸引、民營醫療企業的高新待遇以及縣級醫療單位骨干的上調,使得農村醫療人才不斷流失,醫療技術水平難以提高,有的地方甚至呈現斷代、衰退趨勢。
2.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需要持續改善
看病難一方面指的是居住在偏遠村莊的農民,看病需步行較長路程,從而造成了時間、病情、財力上的浪費。另一方面則難在多數醫院人滿為患,尤其好醫院,往往需要排隊等候,且有不少科室病房入住困難。而看病貴問題,則表現在一些地方藥價居高不下,政府資金投入不足,一些醫生開貴藥、重復醫療檢查等現象仍然較為普遍,從而加重農民的醫療負擔[3]。
3.農村醫療保障機制還需要持續健全
盡管農村醫保覆蓋面不斷擴大,但切實可行的醫療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防保機構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重要疫情的應對能力較為薄弱;公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監管體制還不健全;醫務人員私自接診、亂收費、吃回扣等現象時有發生;社會統籌及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醫保資金籌措方式在農村推行緩慢等等。 [4]
三、加強農村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管理的對策
1.增加資金投入
農村公共醫療衛生的管理發展需要加大農村醫藥衛生資金投入與補貼力度,尤其是貧困地區。要提高各級財政對于新農合的補貼標準,確保衛生醫療器械達到一定質量與數量,并保證農村醫務人員薪資支付落實到位。要積極拓展籌資渠道,提倡慈善機構、私營企業、團隊組織等無償投入農村醫療事業,并進行技術支持。
2.加強人才管理
醫療人才的培養和管理是農村公共醫療衛生發展的關鍵,通過引進專業醫療技術人才,強化人才管理,對原有鄉村醫務人員進行分批培訓,提升其業務能力和服務水平。與專業醫學院校合作,定向培養全科醫療人才并充實到農村基層。實行持證上崗、優勝劣汰、獎勤罰懶等淘汰機制,全面提高醫務人員服務水平。同時,建立長期專家支援農村醫生機制,利用職稱、經濟等激勵手段促進城市醫療機構幫扶農村,從而形成醫療共同體。
3.完善基本制度
完善的醫療衛生保障制度是農村公共醫療衛生發展的基本保障,可向西方國家學習借鑒成功管理經驗和制度,明確我國社會醫療保障法律關系,建立系統化醫保體系。將醫保內容全面納入法律法規調節范疇,在保護公民正當權益基礎上,對違規行為進行懲治,使醫保法律更加具有權威性。鞏固并完善基層公共醫療衛生新機制和基本藥物制度,通過確定補償比例、調整藥品價格等保證醫療經費收支平衡。此外,規范和監督合作醫療經費的使用進行程序,杜絕私自挪用醫療經費,維護經費使用的公平、公正、規范、透明,防止干部與群眾之間出現私享待遇、費用不公等的現象,以規范推進醫療衛生秩序的管理發展更加均等。
4.加強鄉鎮衛生院建設
鄉鎮衛生院是以公共衛生服務為主的特殊福利性事業單位,肩負了為廣大農民提供基本醫療、保健、預防服務的重要責任。不僅通過治病救人直接服務農村居民,同時,在宣傳預防保健知識,改善農村居住衛生環境,促進新農合制度全面健康深入發展,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等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強鄉鎮衛生院建設,不僅可以有效緩減城市醫院壓力,而且在提升農村公共醫療衛生管理中也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
我國農村公共醫療衛生事業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其發展可促進黨、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在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以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盡管在醫療衛生管理發展中存在諸多問題,但只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予以改M和解決,相信農村公共醫療衛生事業一定會得到更快更健康的發展,從而更好的服務于人民群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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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華.我國農村公共衛生服務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J].醫學信息,2015, 28(7):23-24.
【關鍵詞】公共醫療衛生;財政支出;政府責任
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公共醫療衛生的財政支出關系到我國衛生事業的發展方向,也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明確政府責任,把提供公共醫療衛生物品和服務作為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職能的要求,充分保障其公平性和公益性。
一、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必需政府的投入
(一)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屬性
公共衛生服務涉及全社會的衛生安全,主要包括衛生檢驗檢疫、計劃免疫、傳染病控制、婦幼保健、職業衛生、環境衛生和健康教育等。這類醫療衛生物品公共性程度較高,帶有極強的外部性,因為它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一個人享受清潔衛生的環境,并不會妨礙其他人的享受)以及消費的非競爭性(我們無法用價格或其它手段對此類物品的消費者進行個別限制)。所以,公共衛生是一種純公共產品,也是一種社會必需品。另外,由于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醫生因為掌握著“專業知識”以及由于這種專業地位造成的特殊權力使患者在信息上處于絕對劣勢,醫生對治療的知識遠遠超過患者對疾病的了解,因此可以引導病人對醫療服務和藥品的消費,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是醫生過剩、醫療服務和藥品過度使用,從而造成醫療費用快速上漲以及醫藥資源的浪費。由此可見,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基本醫療服務領域存在著市場的失靈,那么,要保障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由政府承擔起這個責任必將是義不容辭的。
(二)重新認識政府在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責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醫療衛生物品總量大幅度提升,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卻供給不足。主要原因是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推進,舊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被逐漸廢棄,政府在公共衛生服務領域逐漸退出,醫療衛生領域逐漸走向高度市場化,財政對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明顯不足,缺位和越位現象同時存在。考察我國醫改30年的歷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供給的過度市場化,已經造成了醫療機構大處方頻現、藥品價格虛高、診療服務泛濫、重復建設嚴重等現象,這正是我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過度市場化供給所造成的低效率甚至無效率的現實表現。
“新醫改方案”要求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這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從理念到體制的重大變革,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表明我國政府開始正視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公共產品屬性,將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由私人提供向由公共提供進行轉變,這是符合經濟規律要求的。公共財政最基本的定位,就是提供公共產品,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其公益性、公平性。政府加大投入,是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重要保障。
二、公共醫療衛生服務財政支出的現狀
(一)財政對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支持力度不夠,支出總量偏低
政府的財政投入是實現政府衛生職能的重要手段,政府投入總體規模的不足,投入方向的不盡合理,是目前很多問題產生的原因。雖然近些年來,我國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在不斷增加,但是相對于國際平均水平而言,是遠遠不夠的。有關國際經驗表明,要確保衛生系統的公平性和公益性,政府對衛生系統的投資不能低于衛生總費用的50%。而在我國目前的衛生總費用中,大約有60%是來自于居民自費,25%是由集體負擔,而政府的投入只占了15%。公共醫療衛生財政投入不足已成為目前制約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重要障礙。政府投入不足,醫院缺乏有力的資金支持,從而求助于“以藥養醫”,這勢必會造成醫療衛生服務的扭曲,帶來“看病難”、“看病貴”等等問題。
(二)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結構不合理
在支出總量有限的情況下,我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還存在著結構不合理,這主要表現為項目結構不合理、區域分配結構不合理以及城鄉分配結構不合理。首先,從項目結構上,重治療、輕預防?,F行的醫療衛生機構補償機制,導致“預防為主”的方針難以有效落實,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向臨床治療和高、精、尖治療手段等傾斜。據有關統計,我國目前的醫療衛生資源中,有90%集中于疾病的臨床治療,而基層防疫和應急管理長期處于經費不足狀態。這就直接導致公共衛生服務面的縮小,疾病預防體系不完善,應對重大疫情和突發流行病的能力不足,從而給全民健康帶來危害。其次,在區域分配結構上,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制約了統一程度較高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建立。即使在目前國家重點開發、補貼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已經持續了一段時候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發展程度最好的北京、上海等直轄市以及沿海的幾大省份,與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甘肅、貴州、青海等中西部省份之間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差異是相當大的。至于城鄉分配結構的不合理,由于醫療改革采取了完全市場化傾向,財政公共醫療經費投入到見效快、收益高的醫院體系,并且多是投入到城市大醫院,而農村醫療投入較少。據測算,在治療服務項目的配置上,國家對醫療服務財政撥款的80%用于城市醫療機構,而城市的80%撥款用于城市的大醫院。這種公共資源配置結構,使我國公共醫療衛生不能實現其應有的作用。
(三)政府間公共醫療衛生支出責任不均,中央財政支出十分有限
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實行財政“分灶吃飯”,中央財政在向地方財政分權的同時,對事權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不再由中央財政統一分配各級社會事業所需資金,而要求一級政府辦一級社會事業,將發展社會事業的事權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因此,衛生事業也就成為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范圍。衛生事權與財力的高度不對稱,導致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衛生投入差異很大,潛在地惡化了基本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加劇了衛生資源配置的不公平,最終導致健康狀況差距拉大。
三、規范公共財政在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支出責任
根據以上分析,就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問題,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提出以下建議,以改革、規范公共財政在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支出責任。
(一)加快衛生立法,建立公共衛生財政支出的法律保障
由于醫療衛生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且衛生改革比較復雜,因此,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與改革必須有明確的方向和穩定的政策,這就要求建立財政支出的長效機制,通過立法,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和衛生經濟政策,為加大公共醫療衛生財政支出提供法律保障。
(二)強調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強化政府責任,轉變管理理念
公共醫療衛生領域中的問題對政府部門提出了挑戰,也提供了機會。面對問題,政府應該準確地為自己定位,在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要始終保持清醒和理智的頭腦,以服務型政府的姿態對公共醫療衛生進行指導和規劃,制定有效的、促進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戰略規劃、發展計劃和實施方案,同時,必須轉變政府觀念,由“辦”衛生轉變為“管”衛生,由“辦”醫院轉變為“管”醫院,合理劃分政府有關部門與醫院的職責,要進一步明確各級醫療衛生機構的辦院方針、指導思想及其社會職能,引導醫療衛生工作的重心逐步轉移到農村和廣大弱視群體之中。只有通過一系列的實際工作,才能在政府的主導下,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促使公共醫療衛生的良性發展。
(三)增加政府投入,提高供給效率,完善支出結構
補償機制不健全是公立醫院公益性淡化的重要經濟根源。因此,要增加政府資金投入,引導、激勵公立醫院自主、高效地實現公益目標,最大程度地提高對醫院補助的效率。要加大財政預算對公共衛生經費的供給,提高政府衛生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同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財政支出結構中真正體現衛生優先和適度超前發展的方針,實行公共衛生經費預算單列,將各級政府公共衛生財政責任落實到預算,以促進公共衛生經費的落實與監督。
四、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
1.各級政府支出責任的劃分,實際上就是對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事權的劃分。世界銀行在199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初級衛生保健的籌資應以中央和省級財政投入為主,按照服務人口預算政府對初級衛生保健的資金投入。從我國國情出發,中央政府應在基本醫療衛生支出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以縮小地區之間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人群健康水平的差距,實現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地方政府主要在服務的具體組織、提供和管理等方面承擔更多責任。
2.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地區間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均等化。按照收入適度集權、支出適度分權的原則,要完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上級主管部門的財政撥款、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撥款來調整各地區之間收入水平,防止出現嚴重的“馬太效應”,縮小地區間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不均,改善落后地區較為惡劣的公共醫療服務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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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公共產品視角 醫療衛生支出績效 經濟性
公平與效率 對策研究
十八屆五中、七中全會指出,要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推進健康中國建設。要求以“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改革方案設計、衛生制度建立到服務體系建設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則,“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然而,隨著政策的落實,我國的綜合醫療衛生水平得到了提升,但通過績效評估分析,仍有部分省市的醫療衛生支出的狀況不容樂觀,尤其是作為農業大省的河南省(如周口市)。因此本文以周口市為例,基于公共經濟學中公共產品的理論視角,分別從經濟、公平、效率三個方面對績效進行分析,以期提升公共醫療衛生支出資源優化配置,提升全民的福利水平。
一、河南省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的狀況――以周口市為例
長期以來,對醫療衛生支出的統計口徑各有不同,就實踐而言醫療衛生支出應該包括醫院、醫療中心、牙醫中心,以及以醫療為主的門診所的公共開支,國家醫療衛生事業和醫療保險事業的開支,以及用于計劃生育方面和預防疾病方面的開支。本文分別從周口市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全省財政支出的情況和周口市財政收入占全省財政收入的情況來分析周口市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狀況,進而分析其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存在的問題。
(一)河南省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現狀――以周口市為例。首先,對周口市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全省財政支出的情況進行數據的分析。周口市財政支出占河南省財政支出的比例從2007的6.53%下降到了2012年的6.46%,下降比例不多,相對比較穩定,其中的各個支出項目變化也不是很強烈,相對穩定,說明周口市的財政支出水平與河南省的支出相適應。其中,文化教育與傳媒支出比重從2007年的4.62%增長到2012年6.45%,增長較為明顯;醫療衛生支出比重從2007年的7.27%增長到2012年9.60%;農林水事業支出比重從2007年的6.52%增長到2012年的7.50%。2012年周口市醫療衛生支出比重為9.60%,在其他支出項目中比重中最高,說明周口市在醫療衛生支出中投入較多。2012年周口科學技術支出比重為3.78%,在其他支出項目比重中最低,說明周口市在科學技術支出中投入較少。其次,對周口市財政收入占全省財政收入的情況來進行數據的分析。從表二中可以看出,周口市公共財政收入絕對數不斷增加,相對數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2009--2014年周口市財政收入占河南省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7年的2.28%增長到2012年的2.95%,步入穩定增長階段。
(二)河南省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存在的問題(以周口市為例)。第一,用于周口市公共醫療衛生方面的整體財力不足。隨著河南省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 衛生總費用雖持續增長,但是總量仍然顯得不足。2014年周口市醫療衛生總支出占全省0.28%(由表一、表二計算可得), 這比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最低限為5%要低很多。而該比例一般西方國家為8%~9%。而目前河南省醫療衛生總支出只占世界衛生總支出比重的0.29%,我們要用全省大約0.29%的衛生資源,去解決世界上6.86%人口的健康問題,這無疑是個很大的負擔,自然也會影響醫療衛生項目的效率的提高。第二,河南省(周口市)醫療衛生支出的增長的較快,而財政收入增長的較慢。我國目前衛生總費用的投入主體是由政府、社會和個人共同構成,問題在于三者之間負擔比例不協調,存在明顯失衡,即政府、社會投入小,個人投入過多。而且河南省居民個人衛生支出比重上升很快,從2009年占衛生總費用的7.27%到2014年增加到9.6%,增加了近兩個百分點,同一時期政府預算衛生收入僅從2.28%增加到2.95%,周口市醫療衛生支出增長的速度大于本市財政收入增加的速度,而且呈現出凸性變化的趨勢。
這說明,除政府負擔公共醫療支出相應的比例之外的部分由個人投入,而個人投入過多必然會加大個人的負擔,尤其是貧困人群的負擔,導致社會不公平性。雖然中央提出“ 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衛生事業的投入,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逐年增加, 增加幅度不低于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 , 但實際上財政衛生支出不僅長期低于財政總支出的增長, 也低于GDP 的增長,財政投入總量的不足和投入主體結構的失衡是導致我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績效低下的重要原因,也帶來城鄉醫療水平懸殊,醫療衛生資源浪費等諸多問題。
二、周口市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績效分析
借鑒世界衛生組織對各國的公共醫療衛生績效的分析方法,本文將從經濟(節約)、公平和效率(包括社會效益)幾個方面來考量周口市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績效狀況。
(一)經濟(節約性)分析 。從微觀層面上考察我市醫療衛生支出是否經濟,我們可以借助醫療設備和病床使用率,藥品使用狀況以及檢查狀況等來分析其經濟性。據周口市衛生部統計,2009--2014年,在門診和住院病人醫療費用中,周口市人均檢查治療費用所占比重都在逐年增加,在2009年分別達到19.3%和25.7%,到2014年分別上升為29.8%和36.6%。藥品濫用、重復檢查等現象是過度醫療服務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它不僅導致有限資源的浪費,而且還會造成對消費者健康的損害。在過去十幾年里,周口市衛生系統的大型醫療儀器設備更新換代很快,醫療設備明顯改善?,F在幾乎所有部屬醫院都擁有數百萬元以上X 光機、CT、腎透析儀等醫療設備。隨著醫療儀器的普遍改善,醫院提高了對疑難病癥的診斷水平,降低了誤診率。但是大量寶貴的衛生資源流向耗資巨大的先進醫療設備,從而減少了用于衛生其它方面的資金。一些地區,大型醫療設備超過了實際需求,致使相當一部分設備開機時間不足,造成醫療衛生資源的浪費。在過去近2年里,反映醫院微觀運行效率的病床使用率下降了近2個百分點,病床存在嚴重的閑置現象。經過分析,可以看出周口市醫療衛生資源浪費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衛生投入不足,導致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失去了穩定的經費來源。根據河南衛生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周口衛生部門綜合醫院的收入中,政府補助僅占6%,藥品收入占了46.2%。由于政府補助水平過低,醫療衛生機構為了獲取自己的利益,利用信息不對稱誘導亦或強制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消費?;颊咭摀t藥成本, 還要負擔醫務人員的工資、補貼。這必然損害社會和患者的利益,引起醫療衛生資源的大量浪費。另外,衛生系統為了更多獲取政府的資金,盲目擴大規模,重復引進設備,也導致了醫療衛生資源的大量浪費。
(二)公平性分析。由公共經濟學理論可知,財政的三大職能之一就是公平分配,政府有責任為所有公民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包括衛生保健,但我國用于醫療衛生的公共支出卻表現出極其嚴重的城市偏好和地區偏好,存在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周口市衛生部衛生統計信息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底,在農村6%的兒童沒有進行健康體檢,5%的孕產婦沒有進行產前檢查,在家中分娩的產婦還有相當的比重。2014年,城市每千人口病床數為342張,大約是縣城的2.5倍,是農村4.5倍。從資金投入的角度看,2009年年至2014年間,在農村衛生總費用中,政府和社會衛生投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而農民個人直接支出費用所占的比重上升。2009年農村衛生費用351.39億元,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47%。到2014年,農村衛生費用為2433.78億元,僅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37%。與此同時,城市衛生費用從農村衛生費用的1.13倍擴大到1.71倍。目前周口市基層醫院獲得的財政補助越少,在基層醫院就醫的每個患者得到的財政補助也就越少。城市大醫院對弱勢群體的不可及性,使得對這些醫療機構的財政補貼,實際上已偏離了在治療服務中公共支出公平的目標,凸顯了這種財政補助制度的缺陷。
(三)效率改善程度分析。周口市近年來一直處于“重治輕防”的狀態中,導致在傳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也有退步跡象,對危機處理顯得過于被動。由河南省衛生部顯示,衛生防疫等公共衛生經費支出占衛生事業費的比重,從2009年的27%,下降到2014年的2%以下,預防支出中只注重常見疾病的控制,而缺乏完善的疾病預防體系和應對流行病突發的能力。據中國衛生部報告顯示,河南每年的醫學科研經費大約占衛生總費用的.5%~1%,而許多OECD國家高達3%~4%??茖W研究體系的外部性影響是很大的,忽略對這一領域的資金支持必定會影響我國醫療衛生支出效率的提高。
三、基于公共產品理論下提出提高河南省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績效的若干建議
一般認為公共醫療衛生是外溢性較強的純公共產品,包括安全的飲用水、環境衛生、傳染病與寄生病防治、學校衛生等,政府全面介入這些項目不會造成對私人供給的替代,因此,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是政府公共衛生支出的主要項目。另外,有一些醫療衛生項目,消費者在使用時利益具有一定的外溢性,完全由私人提供會引起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會導致人群健康水平的下降。包括計劃免疫和預防接種、婦幼保健和計劃生育、重大疾病控制與預防等。政府對這些項目的供給方應給予必要的補貼,使消費者只負擔少量費用,增加其消費。而類似治療服務項目,一般被認為是針對個人的具有較小外部性的醫療服務,從保護消費者利益角度,政府應對治療服務市場進行干預。政府介入治療服務應遵循既不能對私人醫療服務產生替代效應,又要保證政府介入必須有利于公平,能夠增進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應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對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機制進行合理有效的設計。
(一)加大政府在醫療衛生領域的支出。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勞動力素質的公共醫療衛生產品,政府財政應成為最為主要的投入者。為此,要加大財政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比例,增加公共醫療衛生支出規模。爭取在每年的公共預算中,公共衛生支出有所增長,同時在今后的財政預算支出中,政府應該在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的情況下,用好稅收等各項財政收入的增長部分,建立良好的監督機制。尤其要加大藥品價格管理機制,引導醫生根據患者病情合理用藥,從源頭上抑制醫藥費用過快增長,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需要注意的是,醫療衛生供給水平的提高要與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長相適應,其適度的標準是既保證人們基本的醫療衛生需求又不致過度消費有限的資源。
(二)提高農村和不發達地區醫療衛生服務質量。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群眾的醫療衛生需求也會存在差異,但從根本上來說是要建立和完善農村醫療衛生專項轉移支付制度,改變地區間公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的非均衡現象,進一步縮小城鄉間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差別。充分補給那些能夠滿足基本醫療服務需求項目,把治療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重點用在對初級的、基層醫療機構的補貼上。加強鄉鎮衛生院、部分縣醫院和婦幼保健院建設,把重大傳染病防治和基本醫療服務作為重點,為低收入群體提供醫療的實物補貼幫助。目前農村嚴重缺乏高素質的衛生技術人員,是影響農村衛生事業發展的突出問題。要適當提高農村和不發達地區衛生技術人員待遇,吸引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到農村服務;要加強農村現有衛生人員的培訓,提高他們的業務素質,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服務質量。
(三)將有限資金投入成本收益較高的項目。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投資于健康》( 1993) , 在世界范圍內, 政府可實施的效益成本比高( high cost- effectiveness) 的衛生公共干預領域包括: 幼兒疾病免疫、學生衛生服務、家庭計劃生育、削減煙草和酒精消費計劃、環境衛生、健康教育、艾滋病預防; 而最有效的醫療服務則包括: 母嬰保健、計劃生育、肺結核化療、性傳播疾病控制、對幼兒期疾病病例的管理等等,其中所涵蓋的內容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有所差異, 取決于各國疾病情況和衛生系統的狀況。在周口口市現階段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公共醫療衛生要優先解決公共衛生服務和最基本的常見病與多發病診療,隨著今后經濟和財政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擴大保障內容。另外,應合理分配突發性醫療事件事前投入和事后投入的比例,加大財政事前防范支出的比例,從而提高這部分公共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提高危機管理的應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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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啟動,其改革的基本走向是商業化和市場化。經過二十多年的衛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問題主要表現在:
其一,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醫療服務公平性的下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衛生費用不平衡。占全國人口2/3的農村居民只擁有不到1/4的衛生費用,而占人口1/3的城鎮居民享有3/4以上的衛生費用,而且農村居民占衛生費用的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東部地區的人均衛生費用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二是醫療保障的可及性低。近八成農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國近3/4的人口尚未參加各類醫療保險,在遭遇疾病風險的時候無法得到政府的扶助。
其二,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日益嚴重。醫療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醫療服務價格的增長和衛生費用的增長極為迅速,大大超過了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據統計,從1989年到2001年,按當年價格計算,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39.3%,而在同一時期,平均每一門診診療費和日均住院費則分別增長了96.5%和99.8%。
其三,醫療衛生服務和衛生投入的績效低下。有關衛生統計表明,雖然中國人口還在增長,但醫療機構的門診量卻在下降。2003年全國醫院和衛生院門診總量為20.96億人次,比1993年減少了1.09億人次。但同期城鄉居民的兩周患病率卻從140.1%提高到143.0%。另據統計,2002年,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已經增至5.24%,2003年超過5.4%。但盡管如此,居民綜合健康狀況卻沒有明顯的改善,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一些衛生、健康指標甚至惡化。
其四,衛生資源的布局與結構不合理,資源浪費與短缺現象并存。我國的衛生資源約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一些高精尖醫療設備的占有率已經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明顯過剩。而醫療機構為了收回投資成本和追求高收益,隨意對患者使用大型醫療設備,亂檢查、重復檢查的現象時有發生,加重了患者的負擔。與此同時,市縣以下公共衛生機構特別是一些農村的醫療衛生機構卻缺乏一些基本的醫療設備和條件。
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商業化、市場化為走向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將市場經濟的原則移植到具有公益性質的醫療衛生事業中來。二是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責任缺失:如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衛生資源的配置極不合理,對醫療衛生機構缺乏有效地監管等。
二、要解決我國醫療衛生體制中的問題,既不能繼續沿著完全市場化的方向繼續走下去,也不能走回頭路,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衛生體制。必須根據我國國情,在總結以往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體制。
一是要明確醫療衛生的基本目標定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所能提供的醫療衛生資源是有限的,但社會成員對醫療衛生的需求幾乎是無止境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必須確立合理的醫療衛生的基本目標。要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使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不斷提高全民健康水平。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目標定位,堅持這一目標定位,對于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是在醫療體制改革中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一般來說,在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堅持了公平,就會影響效率;講究效率,就會有失公平。但兩者不是絕對矛盾的,也有相統一的一面。如果經濟活動的規則公平,制度完善,管理科學,是能夠同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計劃經濟時期,在我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低的情況下,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國用占GDP3%左右的衛生投入,大體上滿足了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國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國民綜合健康指標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績效十分顯著。因此,在我國未來的衛生體制改革中,應理直氣壯地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不能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制度變遷;合作醫療制度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1-0063-03
農村公共產品是農村區域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或服務。其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共同生產條件,具有較強的外部性。近些年來,隨著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農作制度向農戶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變遷,在為促進農業生產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很強激勵的同時,也引致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即由集體農作制度下的國家財政負擔、動員并組織群眾以勞代資的供給模式,轉變為政府與私人共同承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轉變,出現了如供給總體不足、供給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作為農村公共產品,在制度運行的過程中,也受到了同樣的影響。本文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視角,分析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運行所產生的困境,提出了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政策建議。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及其供給現狀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經歷了由解放前的私人供給為主或個體農戶合作供給模式到解放后的互助組形式再到合作社供給三個階段,即供給制度逐步由私人供給發展為合作供給再發展為政府供給。這樣的供給制度在當時供給農村公共產品時產生了巨大的制度績效[2]。隨著經濟的發展,農作制度非集體化的變遷引起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家庭聯產承包的實施,促使農村私人產品供給激增,雖然在短期內的激勵制度的改善增加了農戶對于農耕的投入和產出,但是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度下,農村集體組織的經濟力量和組織能力普遍低下,既無力用集體經濟力量解決村級公共產品的良好供給,也沒有體制下隨意調動勞動力進行大型公共設施建設的權力[3]。農村公共產品有政府和集體統一提供的供給機制出現缺失,同時適應新的農作制度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不能及時建立,導致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出現了供給總體不足、供給制度不規范以及供給結構失衡導致的供給低效率等一系列問題[4]。主要表現在:
首先,供給主體經濟乏力,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難以產出。無論是在生產隊時期還是現行的時期,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都不是“需求主導型”,制度內與制度外相結合的不規范的供給制度,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決策程序和制度外籌資為主的籌資方式,導致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缺乏制度保障和資金保障,同時供給也脫離農民的實際需求。另外,鄉鎮財力匱乏,多年來國家對農業基本建設的投入數額始終偏低,財政的支農支出徘徊不前,以及較少顧及需求信息和農民本身存在的文化特質等原因,使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
其次,生產公共產品出現“兩重兩輕”現象,即重“硬”輕“軟”、重“準”輕“純”,農民很難享受到有利于發展生產、改善生活質量的農村公共產品。由于有限財政的覆蓋范圍有限,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追逐政績,農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機制不暢,導致了農村純公共產品供給的乏力,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有所阻礙。
最后,供給的渠道單一,長期自上而下的供給方式,使得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只寄希望于政府,但有限的政府財力無法生產更多的農村公共產品以滿足需要。政府和私人相結合的供給方式從理論上講是一個有效的供給方式,但是長期的制度外籌資使得私人供給缺乏制度保障,沒有良好的運行環境,導致私人供給很難充分滿足實際中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運行的影響
1.醫療產品供給經濟主體的消失,加劇逆向選擇
農作制度的改變,農民獲得了長期的土地承包使用權,經營自越來越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業生產和收益分配過程中的權力大大弱化,農村醫療作為農村公共產品其供給的經濟主體逐漸消失,形成了“空殼”,農村醫療制度由傳統的國家集體經濟組織資金投入占主要部分,農民只需繳納少量費用就能獲得較大收益的保障形式完全蛻變為由農民自身負擔的自我保障形式。傳統醫療保障制度的瓦解,自我保障形式下投入成本和潛在收益之間的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經濟性,增加了醫療費用的支出,同時使農民對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穩定性以及持續性產生了懷疑,這對于農民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積極性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本身的設計上,基本上將費用相對較低的鄉村衛生診所排除在合作醫療體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于農民的吸引力,加劇了逆向選擇的問題。
2.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瓦解,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失去運行的平臺
經濟體制改革后,農村公共產品生產重“準”輕“純”,國家對醫療保障放任自流,醫療保障從國家政策變成了地方性政策,發展醫療保障失去了國家政策的強制性,政府對于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投入大幅度減少,從1992年以后,盡管政府對衛生投入的絕對數有所增加,衛生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卻在一路下跌不止,到2002年已經跌入4%以內[5]。農村鄉、鎮醫院的醫生缺乏,知識結構和醫療水平下降嚴重,醫院設備陳舊,鄉鎮醫院以及當時隨著農業合作社的興盛逐漸發展起來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的醫療衛生機構紛紛倒閉或撤銷,大大削弱了預防保健、健康教育、計劃生育指導等公共衛生功能。農村基層公共衛生體系的逐漸瓦解,對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運行起到了巨大的阻礙作用。
3.醫療服務的市場化,費用增長過快,農民醫療費用負擔過重
在市場轉型的大背景下,公共衛生機構也毫不例外地從原來的完全由政府財政撥款的公立機構,轉型為以服務換取收入的組織。在農村,醫療服務體系呈現出民營化的趨勢。作為農村醫療保健重要載體的村衛生室演變為個體或個人聯辦的衛生點,無論是民辦還是公立,所有衛生服務提供者均以按項目付費的方式向病人收費。激勵結構的變化,使得縣醫院、鄉鎮衛生院等所有醫療服務的提供者,變成了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市場主體。縣、鄉醫院雖然被納入了合作醫療的體系,但是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合作醫療看病補償比例的增加,農民自付部分的費用支出仍然遠遠超過其醫療支出的預算約束,醫療費用支出的負擔依舊很重。
三、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政策建議
根據公共產品的供給理論,可以將農村公共產品進行大致的分類,從而確定其相應的供給方式。一般認為,按照消費的競爭性、受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可以將農村公共產品分成三類:(1)農村純公共產品由政府供給。這類公共產品只有外部收益而沒有內部收益,適合于由政府提供。政府可以通過合同的形式引進私人投資或直接交由私人生產,然后再由政府購買提供。(2)農村準公共產品應由政府和農民混合提供。這類公共產品通常既有社會受益又有個人受益的特點,可以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按照“誰受益?熏誰負擔”和“量力而行”的原則,由農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進行集資生產。(3)小范圍受益的低級公共產品,可以考慮將農民組織起來?熏通過俱樂部的方式提供。這類公共產品由于其外溢較小,且受益群體相對固定,由政府提供顯然是不合理的,而對農民來說,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提供也容易造成效率損失,因而理想的方式是將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業合作社,將外部收益內在化,以提高供給效率。遵照分類供給的原則,可以從不同的分類角度審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供給,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
(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作為農村公共衛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具有純公共產品的屬性,要求政府承擔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責任。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具有純公共產品的屬性
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純粹的公共產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這就使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場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出現失靈,“搭便車”現象的存在,使得市場上的私人部門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無法彌補生產成本;同時,由于公共產品的個人消費量不能確定,價格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競爭市場上一般無法提供這類產品。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中只有政府的力量能夠充足的供給公共產品,通過強制性的稅收來彌補生產成本,并免費向公眾提供,滿足社會需求,達到社會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這也是一種效率選擇的結果。農村的公共衛生保健服務是全體國民醫療保健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我國政府在農村實施公共衛生職能和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政府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支持,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保證這一制度安排的良好運行。
此外,顧昕、方黎明研究認為,提高統籌層次,在縣級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要形式的合作醫療制度,不是簡單的統籌層次提高的問題,而是我國在堅持社區還是國家組織合作醫療的大問題上首次提出了明確的方向,提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般采取縣(市)為單位進行統籌”,條件不具備的地方,在起步階段也可采取“以鄉(鎮)為單位進行統籌,逐步向縣(市)統籌過渡”。這意味著合作醫療將從社區醫療籌資制度轉型成為國家福利[6]。這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政府在合作醫療的制度安排上要負起更大的責任。
2.政府在維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的責任
政府在構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需要從醫療保障的政策設計、財政投入以及監督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首先,政府要加大對農村衛生保障的投入,增加財政支出中的衛生費用,解決醫療衛生體系建設中的財政投資“缺位”問題。在當前國家財政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中的投入重點應該放在兩個方面:(1)增加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投資,保證農村醫療衛生產品和服務供給。如農村防病防疫的投入,重建村衛生室的啟動資金的投入等。(2)增加衛生專業人員的培訓經費,提高基層衛生專業人員的醫療水平。通過對基礎衛生建設的投入,逐步恢復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保證醫療資源的穩定供給。其次,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實行財政分權制。加大對鄉鎮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依靠財政轉移支付,建立起大病醫療基金,解決貧困人口重癥治療,消除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最后,加強政府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組織和引導,完善和強化相應的監督和管理機制。建立醫療保障的監督機構和有效的醫療考評制度,一方面,督促醫療保障實施、審核醫療保障資金籌集、管理、資金預算和醫療服務以及經濟補償等問題,另一方面,通過考評制度,規范醫療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服務,提高工作效率[7]。
(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中的醫療衛生體系,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決定了在醫療衛生的提供上,可以進行多渠道的供給。
醫療衛生體系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因為醫療衛生服務與個人的勞動能力以及個人收入狀況密切相關,具有較高收入潛力的個人具有享受高水平醫療衛生服務的條件,從這一點說,醫療衛生針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質。這樣,在提供和享受醫療服務上,就會出現上述所說的既有社會受益又有個人收益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在政府補貼的情況下,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進行多種形式的供給。對那些有差異的與個人聯系密切的醫療服務,可以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市場交易的渠道進行購買。此外,就合作醫療制度而言,是一種社區醫療籌資制度,基于他的非營利性和立足于社區的性質,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農村醫療衛生體系中,可以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動農民進行合作,在一定的范圍內,將醫療作為一種小范圍受益的低級公共產品進行提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洛川的試點就具有以上兩個方面的特征。
(三)來自陜西洛川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
自2003年至今,中國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在陜西省洛川縣舊縣鎮開展了農村社區衛生服務試點。其做法是建立農民醫療合作組織――舊縣鎮農民醫療合作社,集體籌款、集體簽約、集體購買、集體監督鄉鎮衛生院提供的規定內容的社區衛生服務,形成需方補償供方與制衡供方并舉的新機制。該做法與當地大病為主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相配合,試圖探索一個新合縣(大)統籌、農醫合鎮(小)統籌的大小結合、縣鄉結合的農村衛生服務新模式。農醫合作社組織分為三層:一層為村,二層是片,三層是鎮。按戶每個農民每年繳費10元,由鎮農醫合作社代表會發給社員證。小錢聚大錢,大錢搞鎮統籌,由農醫合組織代表社員集體購買社區的基本衛生服務。社員有權憑證享受質優價低的基本醫療與健康服務,有權參加農醫合對社區基本衛生服務的管理與監督,反映意見,健康信息,有權通過推選或選舉成為農醫合作社代表、組長、主任。民辦、民用、民管、民受益是農醫合的運營原則,農醫合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可以用征集社員會費的方式向農民籌資,同時也可向社會籌資。在運行的過程中,6萬多人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醫療補助,一些大病患者報銷了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醫藥費用,“大病統籌”使一大批農民家庭免于因病致貧。
在解決大病統籌的同時,一些學者也開始對小病統籌進行試點。我國學者楊團在洛川進行了旨在解決農民仍舊看不起小病這一問題的農村社區衛生實驗。通過設立農村社區衛生服務站,通過農民個人賬戶中的一部分資金進行門診和體檢的費用支付。但是現行制度對于利用農民的個人賬戶資金作為經費還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預防保健和常見病跟蹤等公共衛生服務還沒有被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體系內,這一試驗的效果并不明顯。不過關于小病統籌的試驗,對現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運行方式的改進以及制度體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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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基本醫療衛生;私人產品;準公共產品
一、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私人性分析
基于公共產品理論,一般對于一個產品的性質分析都要從三個方面考慮:消費中是否存在競爭、收益是否存在排他現象、效用是否可以分割。如果它具有可以同時使用但不具備排他性,我們就將其定義為公共產品,如國防設施、清潔的空氣等;如果它可以被耗盡但是難以強制實行排他,那么它就屬于普通的資源,如釣魚場所、公共的礦藏資源等;如果它可以共同使用并易于排他,如不擁擠的橋梁、隧道等,那么它就屬于工具性產品或者稱其為準公共產品;如果它可以選擇使用同時可以用光、可以排他,如食品、服飾等,那么它就屬于私人產品。
(一)從消費的競爭與否來看
消費的競爭性是指消費者對某種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享用,并不排斥或妨礙其他消費者同時享用該產品或服務,也不會因此而減少其他消費者享用的數量或質量。就我國現行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來看,由于我們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物質生產資料不是很豐富,醫療衛生資源,作為基本經濟資源的一部分,同樣存在著供不應求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如果某一個城市的醫療資源集聚的過多,勢必會減少周圍城鎮、農村的醫療資源供給,同樣的,某一個個體在一定時期內獲得的醫療衛生資源較多的話,在同一時期內與之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個體所享有的醫療衛生資源就會相應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也就是說,消費者對醫療衛生資源或者醫療衛生服務的想用,排斥或者說妨礙了同一時期內其他消費者消費該產品或服務,同時相應地減少了其他消費者享用的數量或者質量。那么,從定義上來看,我們就說我國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是具有競爭性的,所以也就不能從公共產品(純粹的公共產品)角度去考慮我國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了。
(二)從受益是否排他來看
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過程中,無法將不支付費用的消費者排除在外,或者即使將拒絕付費者排除在外在技術上可行,但從經濟上考慮明顯地得不償失,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排他成本很高。就公共產品而言,它的消費是集體進行的、共同消費的。就目前我國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來看,就醫這一過程更傾向于被看作是個體行為來單獨進行的,某一個具體的病患在接受醫生的診治這一過程僅僅是發生在這一個具體的病患和某一個為其診治的大夫之間,這是并不可以再讓一個病患插入進來同時進行。也就是說病患甲在享受醫療的同時,只要甲是先于乙并且優先支付了醫療費用的,那么甲就在他就醫的過程中排出了包括乙在內的其他人與其共同消費的可能性。當然,在一個理想的公共醫療衛生體系下(純粹政府出資的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個人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或者說只需要支付很少的醫療費用)例如接種疫苗這類的醫療衛生活動,都是不需要個人出一分錢的,與此同時,我們可以近似的把這種情況看作接種疫苗的群體是一種集體消費的行為。但是,由于我國的財政目前不可能完全大比例地投入到基本醫療衛生體系的構建中,這一完全免費的情況實際上是非常少的(相比大部分的個人醫療)。所以,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國現行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就起受益性來說是排他的。
(三)從效用是否可分來看
就公共產品和服務來看,他們是向整個社會提供的,不可能將其分割為若干部分,分別歸屬于某些消費者,或者不能按照誰付費誰受益的原則,限定為由付費的消費者享用。所以公共產品就其效用來說都是不可分的,它不像私人產品可被分割為許多單位供個別消費者購買和擁有。就我國目前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來看,顯然,就每一個享受醫療衛生資源的個體來說,他所享受的醫療衛生資源是以他付費為前提,并且在付費之后被分割成為只有他能享受的一部分,而整個社會就是由這樣的個體組成,整個社會的醫療衛生資源被分割為具體的許多部分。所以我國的醫療衛生制度就其效用來說是可以分割的,具有典型的私人產品特征。
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成為準公共產品的可能性及適用性分析
(一)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成為準公共產品的可能性分析
根據公共產品及服務理論,私人產品由市場供給是最有效率的,應該由市場機制來實現其供求平衡;公共物品應由政府部門來提供,因為市場機制在產品供給上是失靈的,即競爭性的市場不能達到公共產品供給的帕累托最優。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公共產品或服務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非分割性等特征,從而導致收費的困難和搭便車現象。 “公共的悲劇”的思想或許能解釋這種情況,在一個經濟社會中,如果有公共物品或服務存在,“免費搭車者”的出現就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所有的社會成員為免費搭車者,最后的結果則是沒有一個人能享受公共物品或服務的好處。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 以及 哈丁的“公地的悲劇”、“囚徒困境”等也都表明,公共資源在缺少有效的監督與約束情況下,很容易產生因為個人的理性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使得公共物品因為得不到恰當的使用而造成浪費甚至損毀。為了解決公共物品供給中存在的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的背離,避免發生公共悲劇,有一種普遍被人們接受的觀點:政府應該主動承擔責任,作為經濟與社會的調解者,對造成外部性的經濟體進行征稅或者予以補貼,以此達到外部成本內部化。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妨這樣來看,即在當下中國,我們把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私人產品,或者說是一種正在向準公共產品轉變的私人產品。
這是因為,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中除了公共衛生和城鄉醫療救助是完全依靠政府出資并作為公共產品或“免費午餐”提供給人們之外,其它部分總體上是依靠個人、企業和政府來進行社會籌資,鮮明地體現了社會共濟的原則,國家(或政府)并沒有將整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都當作“免費午餐”提供給國民。政府的財力有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完全的“免費午餐”也容易導致基本醫療供給的浪費和低效率,從而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并且也不利于這一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上面的分析,現階段作為私人產品性質存在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若想順應新醫改的號召,真正地轉變為更好地為社會公民服務的準公共產品必須要解決如下幾個問題:首先就是政府出資、社會籌金同私人付費醫療之間的比例問題,如若完全由政府出資會出現上面所提到的“免費搭乘者”過多,從而導致資金浪費進而使得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得不到長久的可持續性發展,而過多地采取私人付費的形式又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在普遍存在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所以,恰當地分配政府、社會籌金與私人出資間的比例顯得尤為重要。其次要恰當地協調好政府與市場在提供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上的主次問題。市場經濟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就醫療衛生制度方面而言,也伴隨著想較建國以來的醫療衛生水平提高、效率提高等。然而,效率提高的同時,伴隨著的是公平的不斷被忽略,如若長此以往發展下去,必然會形成有錢人才能看得起病、有錢人才能先看病的情況,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只能來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調節。
(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成為準公共產品的適用性分析
公共醫療衛生制度是社會的必須品,如果作為準公共產品的話,向社會的所有成員免費地提供這一公共產品就是政府所要承擔并且必須承擔的責任了。
那么就請我們在這樣一種假設下進行分析: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是準公共產品。那么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就一定要與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相符合,在市場不能有效地提供諸如促進社會成員和諧、維護社會穩定,而同時這又是不可或缺的情況下,政府理應充當提供者這樣一個角色。我們經濟的不斷發展為將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準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把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的醫改方案,將會大大有利于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整合,也有利于公共財政的優化發展。
所以說,將我國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發展為一種特殊的準公共產品不但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同時在實際的發展中也會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作者單位:大連海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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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費醫療無疑是大勢所趨。從很多地方的經驗來看,取消公費醫療既能節約財政資金,遏制過度醫療,又方便了公職人員就診,無疑是對各方都有利的好事。
取消公費醫療離醫保公平又近了一步。不過,現在也有聲音質疑,一些地方取消公費醫療,是“換湯不換藥”。主要原因在于,到目前為止,這些地方公費醫療取消后,公務員醫保如何報銷,和普通職工醫保等有何區別,公眾并不知情。
就拿北京來說,2009年5月,平谷區試行公費醫療并入基本醫療保險改革試點。據報道,平谷的做法是,通過個人賬戶支付參保人員門急診費用,超過起付線部分按50%-80%比例報銷,年限額2萬元,退休人員個人負擔部分再通過補充保險報銷50%。住院費用根據醫院等級按85%-99.1%比例報銷,年限額7萬元;7萬元以上部分由大額互助金支付70%,年限額10萬元。而在北京,普通職工醫保大醫院的報銷比例為70%,社區門診最高報銷90%。目前城鎮居民中,老年人和無業居民住院起付線1300元,超出部分報銷60%?!靶罗r合”在鄉級醫療機構報銷90%,省級報銷65%。
從以上對比就可以看出,并入基本醫療保險的公費醫療,其報銷額度還是要高過其他形式的醫保。公費醫療取消了,事實上的醫?!岸嘬壷啤比匀淮嬖?,醫保公平的鴻溝還沒有完全填平。
取消公費醫療是一種進步,縮小了不同人群醫保待遇的差距。而在當下,一步到位實現所有領域的社會公平也不現實,觸動既得利益的任何改革推動起來都非常困難。因而,任何一個省份宣布取消公費醫療,均符合改革的方向,符合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潮流,值得鼓勵。
不過,地方政府也應該認識到,由于取消公費醫療改革本身僅僅是開始,還沒有滿足民眾對改革的期待以及對社會公平的利益訴求。因此,地方政府還應該向公眾表明,逐步實現醫保公平的目標和路線圖。比如,到什么樣的時間節點,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醫保;到什么樣的時候,實現所有人群無差別化的醫保。另外,醫保資金的使用,也應公開透明,以便利于民眾監督。
醫保公平的實現可以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醫療改革面臨的問題,也絕不僅僅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報銷比例、醫保待遇之間的差別。如過去,建立在“赤腳醫生”上的農村醫療體系,顯然只能提供非常低水準的公共醫療服務?!搬t保公平”也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強調公平,當然也要求社會醫療保障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