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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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 留守兒童 社會工作 學校社會工作
留守兒童是指那些父母雙方或一方長期在外地務工、留守在戶籍所在的農村家鄉的兒童,他們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快速流動催生出的一個新群體。這些兒童在身心發展和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缺少父母的關愛和教導,容易遭受各種問題的困擾,在發展中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特別的關注。留守兒童的構成主體是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齡兒童,2008年2月召開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報告會上提到,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約為3000多萬。這些留守兒童特別需要來自學校和教育工作者的積極關愛和科學指導。
一、留守兒童的教育服務需求與學校的回應
留守兒童非正常化的家庭環境使他們的學習、身心健康和社會化容易遭受到各種障礙的困擾。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學習方面的困擾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①委托監護人對留守兒童難以進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導;②留守兒童健康的課余生活難以得到保障;③學校和家庭之間缺乏理解和配合;④少數留守兒童出現了學習成績下降;⑤父母文化素質較高的留守兒童失去學習輔導機會;⑥相當數量的留守兒童由于失去很好的監督,其學習態度逐漸散漫、不端正,部分出現了遲到、逃課、不交作業等不良現象。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之間的最大差異主要體現在精神方面,和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普遍感覺失落和孤單,同時也感覺缺少關愛[2];孤獨感、委屈難過和敏感自卑是留守兒童的“代表性”情緒體驗,憂慮情緒主要體現在初中留守兒童中[3]。在社會化方面,一項對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實證研究[4]表明,“留守”經歷在個別社會化指標上給兒童帶來較大影響: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欠缺與同輩群體和親戚間的交往;家庭結構觀念松散,親子關系淡化;孤獨感較強;缺乏合群性,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尤其如此。另一項關于初中留守兒童問題行為的研究[5]表明:留守兒童的違法和違紀行為高于非留守兒童,初中留守男生均比留守女生存在更多的危害健康的行為。要克服這些障礙健康發展,留守兒童需要特別的教育和社會化服務。
家庭和學校是兒童接受教育進行社會化的兩個最重要的機構,父母是自然的社會化執行者,教育工作者是專業的社會化執行者。父母的外出削弱了留守兒童家庭的社會化功能,造成留守兒童發展服務的缺失。削弱的功能和缺失的服務被父母期望、社會期望由學校和教育工作者來彌補。許多學校通過積極探索,采取了建立留守兒童檔案、提供寄宿服務、選派教師作留守兒童的家長等方式回應留守兒童的服務需求。但是,這些方式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①留守兒童主要分布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地區,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這些地區本來就存在著教育經費緊張、教育水平落后、師資力量缺乏等障礙,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建立詳細的留守兒童檔案并對變動情況做及時的補充和修改;家長精力有限又缺乏解決兒童身心發展問題的知識技巧,無法提供足額的寄宿服務,即便已建立的寄宿學校也因為管理薄弱、資源有限、監護范圍和監護質量達不到要求。②現有方式只能滿足留守兒童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有效地促進他們的發展。③現有方式忽略了留守兒童的自身力量和可能擁有的多種社會支持。現有的服務方式存在的問題制約了對留守兒童服務需求的滿足。為進一步保護、促進留守兒童的健康發展,學校和教育工作者需要開拓思路、跟隨社會發展的節拍引入專業方法為留守兒童提供指導和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正是可以用來指導農村中小學的留守兒童工作的專業制度和方法。
二、學校社會工作的內涵、方法以及在我國的試點和推行
學校社會工作是20世紀初期在美國、英國、德國幾乎同時發展起來的一項“結合教育和福利兩種制度的社會事業”[6],是現代社會工作發展較早的一個分支和重要領域。學校社會工作即是把社會工作的助人原則、方法與技術運用到學校環境中,促成學校、家庭和社區之間的協調合作,協助學校形成“教”與“學”的良好環境,引導學生尋求個別化和生活化的教育,建立社會化人格,習得適應現在與未來生活的能力。學校社會工作追求實現以下四個方面的崇高目標:(1)實現社會福利。學校社會工作為學習和生活適應失調的學生提供服務,協助他們處理困難和解決問題,幫助他們學會如何預防問題的出現和發展自己的潛能;(2)保證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和普及義務教育。學校社會工作為因經濟、社會、心理等因素不能參與或不能充分運用教育機會的學生提供生活與學習的撫助和保障,使他們得以利用應受教育的機會,掌握知識本領,發揮潛能;(3)促進家庭、學校和社區的協調,以配合學校的需要和增強教育功能。家庭、學校和社區是影響學生的心理、行為和學習成績的三大因素,也是促進學生形成社會化人格的三大力量,協調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學校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服務和職責所在;(4)學校社會工作的最終目標是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等的全面發展。[7]P316
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學校社會工作主要運用個案方法的傳統工作模式和團體方法的學校變遷式工作模式,從事治療性的服務工作,參與學校家長會及社區活動,并負有就學校不良環境提出建議和反映的責任。1960年以后,學校社會工作的方法和目標都發生了明顯轉變,形成社區學校式工作模式,學校社會工作開始扮演預防與矯治的角色,參與學校政策的制定,維護學生應有的權利。同時,學校社會工作者把社區活動納入自己的工作范圍,把教育、衛生、福利的結合看成為學校社會工作的趨勢和理想。[7]P316經過一百多年的實踐和發展,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學校社會工作已成為學生輔導和服務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社會工作者與心理輔導人員以及其他服務人員一起為學生提供全面、優質的教育服務。
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全面深入,兒童青少年的社會、家庭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給學校的學生管理工作面提出了嚴峻考驗。為勝出這場考驗,“在中小學中積極開展專業化的學校社會工作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勢在必行”。[6]為回應現實的需求,提高教育的現代化水平,本世紀初學校社會工作在我國大陸地區得到積極的倡導和試點推行。2002年5月,由上海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牽頭,在浦東38所學校開始試行學校社會工作,按照香港模式,推行“一校一社工”制度,拉開了大陸地區發展專業學校社會工作的序幕。作為一個新生事物,試點工作經過了學校確認、專業服務培訓、資金和設施保障、政府監管部門成立等環節,標志著學校社會工作作為一項制度正式介入學校體系。[8]P39隨后,深圳、福州、濟南等地區也學習上海經驗開始推行學校社會工作的試點工作。
三、推行學校社會工作強化留守兒童教育管理和服務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相關決定使社會工作步入快速發展期,在學校社會工作領域,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加入以試點方式在中小學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的行列。這些試點工作大多借鑒港臺地區經驗,又結合本地實際,發展了多種學校社會工作的介入模式。試點工作不僅為學校社會工作的普遍推廣積累了豐富經驗,更為重要的是,試點展示了學校社會工作的強大功能和重要意義,突顯了廣泛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的必要性。但是,目前學校社會工作的試點均是安排在城市的中小學,這與社會工作的起源于城市的、成熟于城市的發展傳統相一致,也與我國的資源分配方式相關――無論是在經濟資源還是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農村均弱于城市,幾十年的城市優先發展模式已使城鄉差距擴大到危害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的程度。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改變顧此失彼的發展模式,要彌合農村被拉下的差距、解決農村發展的障礙,盡快形成城鄉協調發展、農村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格局,在政策和資源方面向農村、農村社會發展合理傾斜成為必要的舉措。
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政策和資源對農村的一個合理傾斜就是,政府應大力推動在農村中小學試點和推廣學校社會工作,發展學校社會工作制度。運用學校社會工作的傳統模式以個案工作方法為有特殊困難的留守兒童及其家長提供服務和咨詢,減少或避免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現象;運用學校變遷式的學校社會工作模式為留守兒童提供生活、學業和職業輔導;采用團體工作方法打破留守兒童自我封閉的防線,培養他們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方法技巧;運用社區學校式的學校社會工作模式,強化學校與家長的聯系、學校與社區的溝通,啟發、培養留守兒童的服務精神,鼓勵他們參與社區建設、改善教育和生活環境,通過服務他人、服務社區促進自我訓練,實現自我成長。從發展的角度看,抓住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契機在農村中小學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終將惠及整個農村教育,提升全體農村兒童的福利、提高農村社區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龔成彬:從“全國打工第一鎮”看“留守學生”教育[J].中小學管理,2005(9):38-39;葉敬忠等:父母外出務工對農村留守兒童學習的影響[J].農村經濟,2006(7):119-123.
[2]葉敬忠等:父母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情感生活的影響[J].農業經濟問題,2006(4):19-24.
[3]劉霞,趙景欣:申繼亮.農村留守兒童的情緒和行為適應特點[J].中國教育學刊,2007(6):6-8.
[4]肖富群:留守兒童社會化狀況的實證研究[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49-55.
[5]劉霞,范興華,申繼亮:初中留守兒童社會支持與問題行為的關系[J].心理發展與教育,2007(3):98-102.
[6]文軍:學校社會工作論略[J].社會,2003(1):27-29.
第2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論文關鍵詞 鄉村治理 公共服務 政府主導
在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離不開對社會公平的關照。受制于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的發展落后于城市,在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中,通過為農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人民擴大的公共服務需求,以縮小城鄉差距是現階段鄉村治理的重點。
一、鄉村治理的涵義
關于鄉村治理的涵義,張潤澤,楊華認為“鄉村治理是一種綜合治理,它把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元素都統攝進來,以更廣泛、更宏大的視野觀察農村生活,而不囿于單純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賀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鄉村治理這個詞有兩個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強調地方自主性,一是強調解決農村社會發展中存在問題的能力。”可以看出,鄉村治理的基本含義就是是對鄉村進行治理,以達到鄉村社會善治的目的,解決鄉村社會的問題。
從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我國廣大農村建立起了“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鄉政”指的是鄉一級政權(包括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組織;“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結合,形成了當前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的一種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這種鄉政村治模式一頭牽著國家,一頭牽著社會,在鄉鎮一級上既有國家行政權力對社會的嵌入,同時也體現社會的自治和民主。這一模式中,村民自治是基礎,鄉鎮政府是村民自治的指導力量。
在治理主體問題上,學者一般都認為有多個主體參與鄉村治理。除了政府以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權威機構都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在治理理論的框架內,各主體的積極參與、協調合作才能更好地實現治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多個主體在鄉村治理中地位和作用沒有明確定位,多主體的治理結構可能出現責任模糊,缺乏權威等問題。實踐中,社會的加入突破了政府的單一權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同時鑒于我國的其他治理主體發育尚不完全,力量比較弱小,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權力基礎都較為薄弱,只能部分承接政府的職責。因此,天生占有大量資源的政府,在其他主體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如果將自己的責任推給市場或者社會,可能導致更大的“政府失靈”,這對鄉村治理來說是不利的。
二、政府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定位
(一)地位和職能
現階段,政府主體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主體,在鄉村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其職責在于向農村提供公共服務,實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治理理論普遍流行,要求政府進行職能轉變的今天,分權、放權、市場化、縮小政府規模等詞匯大行其道,好似只要政府讓出權力,良好的治理就隨之而來,但事實上,這很有可能是一廂情愿。
首先,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在于“還權賦能”。將權力還給社會不僅要求社會自治能力的提高,還要求政府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管理權限和管理方式的轉變,一方面要界定政府的權力范圍,歸還企業、地方、社會的權力,變統治為管理,另一方面要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因此,職能轉變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社會能力和政府能力都不足夠的時候,片面地放權給社會是不合實際的。其次,在社會轉型期,強大政府對政治穩定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現今,我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同群體和階層的利益分化、利益沖突明顯,各種社會力量登上舞臺爭取利益,釋放政治參與熱情,只有強大政府和制度化的政治體系才能農業稅取消之后,農村發展已經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時代,政府的重點放在了為農民提供服務、促進農村發展上,這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現階段,利益矛盾錯綜復雜,社會發育尚不完全,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領域還不能“缺位”。我們在需要一個“小政府”的時候更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
(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實施和保障
公共服務有助于經濟增長。遲福林指出,公共產品短缺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直接受制于公共產品短缺,公共產品短缺使多數人的實際福利不能隨著經濟增長同步提高,制約了消費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服務業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人力資本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因此,為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客觀趨勢,應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
各層級的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提供上存在角色差異,中央政府是宏觀制度框架的供給者,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鄉鎮政府是落實公共服務的主體。中央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是全國性的,主要通過重大政策和制度來實施,比如社保制度、教育醫療制度等。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相應縮小,主要是保障和提高地區居民的福利水平,基層鄉鎮政府則主要負責執行。保障鄉鎮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切實履行需要提供相應的財力加以保障。在基層財政沒有獨立財政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分擔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成本,在不同政策中承擔不同責任。
三、建立多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事務多,需求多樣,客觀需要多主體發揮各自的優勢,通過協調合作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政府和其他主體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應該依據各自的資源狀況、提供能力、效率以及公共服務的不同層次、內容承擔相應的供給責任。
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導作用指的是政府是公共服務的安排者、引導者,而不是直接的生產者和包攬者,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提供惠及全社會的公共服務,兼顧效率和公平。通過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對整體性的公共服務進行安排,如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事務安排。二是“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服務標準、質量要求、收費標準、公共服務資格認證、登記制度審計制度和公眾投訴等作出制度安排。”三是提供資金支持,建立府際間責任和資金分擔機制。多主體積極參與則是動員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和群眾力量參與到公共服務中來,吸收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作為公共服務的供給者,以彌補政府或者市場作為單一主體提供公共服務可能帶來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滿足公眾需求,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在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政府主體和其他主體是協調合作的,政府居于核心主導地位,要切實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現狀,政府應先從以下方面著手。
1.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中,呈現出明顯的非均等化,這種不均等表現為地域性差異和城鄉差異,經濟發達地區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而相較于農村地區,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也明顯好于農村地區。這種差異帶來了相對的剝奪感,也未達到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的,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統籌城鄉發展,重要的是要把新農村的各項建設建立在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基礎之上,強化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2.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社會力量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補充。社會組織、自治組織最貼近人民的需求,能滿足農民多樣化的需求,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政府要為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他們的有序發展提供制度空間和政策引導,保證社會組織的規范運行。政府可通過制定規范社會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為社會組織提供合法性,規范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給社會組織提供一定的資源支持,幫助社會組織的能力發展,扶持它們在公共服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在各種社會組織中,要特別注重農民自組織自我服務能力的培養和提升,鼓勵農民自由地進行利益表達和利益獲取,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公共服務、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性,才是農村治理發展的前途所在。
3.關注農民需求,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目前,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存在重視短期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忽視長期產品的生產與供給,硬件多,軟件少等問題。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交通改善等方面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容易得到滿足,而在教育、醫療、科技應用、市場信息提供等方面獲得較難,出現了供需不協調的狀況。其原因在于公共產品和服務自上而下的決策沒有同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相結合,因此政府要加強對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調查分析能力,發揮基層組織同群眾緊密相連的紐帶關系,同社會組織力量和市場力量實現信息共享,把準農民需求的脈搏,統籌安排資源配置,更好地提供服務。
第3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多元主體
政府財政的有限性使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能滿足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體系，是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途徑，有助于公共服務惠及廣大農民、城鄉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一、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概述
（一）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的涵義
農村公共服務是指在農村地區為滿足農民的需要、促進農村和農業的發展，由政府及其他主體提供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主要包括農村教育服務、農村醫療衛生服務、農村社會保障、農業信息服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農業科技服務等。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主要是指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不單單是政府一方，政府調整自己的職責和范圍，將一些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農村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私營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或者由政府和其他主體合作提供，以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滿足農民的需求。
（二）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的理論基礎
1．公共物品理論。保羅·薩繆爾森（P.A.Samulson）指出，公共物品是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并不能減少任何人對該物品的消費。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 [1]。準公共物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純公共物品之間的產品和服務。通常情況下，純公共物品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而準公共物品可由私人提供，因為政府可以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并不一定是公共物品的生產者。在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中，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等公共服務屬于純公共物品，這就需要由政府直接生產和提供，而農民教育培訓、農業信息服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準公共物品可吸收相關私營機構、社會組織等來生產。
2．治理理論。雖然學者們對治理理論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但在主要觀點上比較趨同，具體來說，第一，治理意味著政府已經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承擔者擴展到了政府以外的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第二，治理中的權力運作方向發生了變化，從單一向度、自上而下的統治轉向上下互動、彼此合作、相互協調的多元關系；第三，形成了多樣化的社會網絡組織，從事公共事物的共同治理；第四，政府治理策略和工具向適應治理模式要求的方向改變 [2]。在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政府、私營機構、社會組織和農民自身都可以作為供給主體，通過多元主體的相互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構建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體系。
二、中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現狀
（一）供給總量不足
當前，中國農村公共服務的總體狀況是供給嚴重不足，這也是農村公共服務面臨的最突出問題。雖然國家財政用于中國的支出不斷增加，但仍沒有改變中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狀況，提供的公共服務無法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實際需要。農村基礎設施供給不足；一些農村地區的教育條件落后，設施簡陋，師資力量薄弱；許多鄉村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沒有達到標準；雖然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但保障水平低；農村養老保險正在探索階段，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亟待完善；農民的文化生活匱乏，大量鄉鎮沒有設立文化站。
（二）供給結構失衡
當前中國農村公共服務不僅供給總量不足，而且供給結構失衡。一方面，一些農民需求較少的公共服務供給過剩。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在農村建設標志性建筑、達標設施，而這些服務不符合農民的實際需要，甚至造成資源的浪費，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一些農民急需的公共服務沒有供給或供給不足，如直接關系到農業生產的農村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供給不足，關系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如教育、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等供給短缺。尤其是涉及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這些公共服務具有長期性和戰略性，因而見效慢，所以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這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和農村地區的長遠發展。
三、政府作為農村公共服務單一供給主體的困境
在中國，政府是農村公共服務最主要的供給者，市場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作用不大，這部分是由于農村公共服務中很大一部分是基礎性公共服務，不能交給市場和社會提供。但對于非基礎性的公共服務由政府壟斷提供會造成效率低下、質量不高等。
（一）政府財政資源的有限性
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逐步邁向全面小康階段的過程中，不僅對農村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而且需求結構不斷升級，從基本生存型需求逐步轉變到發展型需求。另外，農民個體對于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不同農民群體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側重也有所不同，比如，種糧農民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市場信息、農業技術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表現明顯，農村弱勢群體、留守兒童則在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更為強烈 [3]。
（二）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低下
政府壟斷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缺乏競爭機制的約束，此外，私營機構難以進入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領域，社會組織發展不充分，在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中還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這就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在數量和質量上缺乏對比，難以評估，政府缺少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降低供給成本的激勵機制，而且尚未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這就導致農民沒有選擇的權利和條件，只能被動地接受數量不足、結構不合理、質量不高的公共服務。
轉貼于
四、完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體系
（一）農村公共服務的政府供給和政府職責
1．明確政府職責，加強和優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政府供給。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應發揮主導作用，主要提供具有重大性、根本性、長遠性和基礎性的公共服務，例如，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具有純公共物品的性質，義務教育、基本醫療服務、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必須由政府提供，否則會損害到社會公平。因此，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供給體系，并不否定政府供給的重要性，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中，還要進一步加強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為投入主體。政府需要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制定合理的投入政策，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供給職責，從農民的實際需求出發，優先提供農村急需的公共服務，提高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優化供給結構。
2．加強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監督作用。第一，政府要完善各種法規制度。首先要制定準入制度，要以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形式規定其他供給主體可以進入的領域及應具備的條件等。每個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在供給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的利益，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來約束各供給主體的行為，在準入、價格、安全標準、技術標準、投資規模等方面加以規范，確保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使農村公共服務走上法制化道路。第二，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在各供給主體提供農村公共服務的全過程中，政府要負起監督責任，特別是要監督檢查公共服務質量是否符合標準、市場主體負責建設的項目是否存在安全隱患、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否符合農民的需求等。
3．鼓勵和支持各供給主體參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在一些其他供給主體可進入的農村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可根據公共服務的性質，推動私營部門供給和拓展社會組織供給，使政府、私營部門、社會組織各司其職，共同推動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這就需要政府在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等方面實行優惠措施，為構建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體系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鼓勵和支持更多的企業和組織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同時也有助于建設有限政府、服務政府。
（二）農村公共服務的市場供給
在完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體系的過程中，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在一些公共服務領域引入競爭機制，使企業也能夠參與到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來。企業具有其自身的優勢，如在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具有資金優勢等，企業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既可以滿足農民的不同需求，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和質量，又可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供給方式多樣，可以采取由私營機構提供、政府給予財政補貼或政策優惠的方式，或者采取政府與私人合作供給的方式等等，充分調動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信息服務、農村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發等方面的積極性，促進各供給主體的優勢互補。
（三）農村公共服務的社會供給
社會組織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如信息優勢、創新優勢、靈活優勢等，在一些領域里常常比政府做得更有效，能彌補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上微觀管理的不足，與企業組織相比而言，能夠兼顧公共利益。部分農村公共服務由社會組織來提供，不僅有助于緩解公共服務供需矛盾，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而且也有助于社會組織自身的發展，在實踐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希望工程。
除此之外，還要大力發展農民組織。農民組織代表農民的利益，服務于農民，是農民自己的組織，能夠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發展農民組織，形成農民自治和農民互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促進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參考文獻
[1][美]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
[2]孫柏瑛.當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紀的挑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艾醫衛，屈雙湖.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機制[J].中國行政管理，2008，(10).
第4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公共服務； 網絡治理； 機制創新
[中圖分類號]D035-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6 — 0021 — 04
網絡治理理論是由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Goldsmith）和威廉·埃格斯（William D ·Eggers）在他們的聯合著作《網絡治理：公共部門的新形態》一書中系統性提出。作為一種新的有效治理形式，網絡治理強調政府部門與其它部門之間的“平等合作”。這種基于“合作”基礎上的網絡工作，是指當某一個公共機構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或者公共服務時、或者私營部門不能亦或不愿提供公眾所期望的公共服務時，由政府機構、非營利組織以及盈利性組織共同來提供公共服務。隨著公民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多，與之而來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Rittel和Webber（1973）把這些問題定義為“wicked problem”——這些問題僅僅靠市場是不能有效解決的。“wicked problem”，要求不同領域的專家通過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種合理可行的方法應對這些復雜的問題。個體或某個組織是沒有能力有效解決這些漠視組織紀律以及企業規則的問題的。這些愈來愈普遍的棘手問題，僅僅靠公共部門是不能有效解決的，因而公共部門與其它部門之間的合作性網絡組織應運而生。作為一種對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替代，新公共服務理論、整體性治理理論和網絡化治理理論被提出。①在這種模式下，政府角色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傳統的管理人民、控制社會向協調資源轉變，行政管理序列變得更為扁平，參與部門也更為廣泛。
一、合作與網絡治理
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社會網絡已有很長的一段歷史，但直到最近才開始對組織間網絡合作進行系統探討。在協調活動方面，在發展一種既非市場驅動也非等級結構的管理形式方面，以及在追求復雜的聯合行動等方面，為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挑戰。許多網絡彼此之間缺乏協調，高度沖突，且深陷在合約爭端的泥潭里。〔1〕為了應對這些挑戰組織之間確立了合作，這種合作性網絡治理隨著其類型、環境和關系質量而呈現大幅度的變化。為了實現富有成效的跨組織的合作與協調，研究者還在繼續努力。
奧立弗（Oliver）提出的網絡形成的理性行動者模型表明，若干單個組織聯合形成戰略聯盟目的是克服不對稱問題。互惠主義是合作網絡的基本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能確保在協調中獲得的利益流向每一個組織，同時共享資源，共同擔負管理成本。比如，公司加入行業協會，通過設置市場準入的障礙，共享跨組織的信息、技術和技巧，從而提高了它們在政府、工會或其他利益集團中的地位。通過組織間的合作，既為增加了單個組織成員的好處，也提升了他們的合法性以及人們對該成員的印象。同時，通過采用這種集體聯合行動的方法與政府談判，使得每個組織的影響能夠最大化，提高了效率，節省了費用。盡管出現了這些有利于網絡存在的原則和因素，但人們發現只有為數不多的組織間網絡取得了成功。從純粹的戰略角度看，公司加盟可以得到其他方法無法獲得的資源，由此，可以取得最大化利益。在這種模式中，沒有人推測過這種關系產生了多大的協同作用，即源自合作生產能力的收益，也沒有人估測過這樣的社會成本。制度主義者發現，對網絡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純粹計算性是不充分的，因為它沒有考慮經濟行為內嵌于社會關系現行結構的特性，也沒有考慮網絡形成的優勢。
實證研究已經確立了一系列有助于合作形成的條件。組織間通過一系列長期交易后，他們就能夠估測出對方的公正性和可信性。美國學者奧斯特洛姆（Ostrom）發現，成功的合作安排傾向于數量有限的組織。這樣，聲望、交易等信息能較為便利地在網絡內部分享。合作網絡的成功，要求組織對長期的網絡關系予以高度重視，把資源和注意力轉移到合作網絡形成方面，并放棄短期的個人利益，清楚地界定合作網絡的邊界與目標。運行良好的網絡發展了解決沖突的機制，以處理那些不可避免的矛盾。〔2〕他還發現，成功的網絡發展了等遞進式的制裁制度，用來懲罰網絡維護中的不恰當行為。假設虛擬政府是一個用因特網作為技術和信息基礎的網絡政府，決策者如果沒有理解網絡的特征及其發展過程，他們就不能對虛擬政府的發展施加控制。對于網絡的發展和維持來說，最重要的是社會成本。
二、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網絡治理與合作條件分析
近年來，學者們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做出了理論闡釋和模型構建。主要代表有：揚（Young）的增補、互補和抗衡解釋模型，納吉姆（Najam）的4C模型，科斯頓（Coston）的8種關系模型，布林克霍夫（Brinkerhoff）的解釋模型等等。比如，在納吉姆模型強調從動態關系的視角下理解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是戰略制度利益（strategic institutional interests），而不是政府動機或其它的背景因素決定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系。納吉姆的4C模型如圖：
目標
相似 不相似
相
似
偏
好
的
策
略 不
相
似
圖一：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4C模型圖
模型中有四種組合，一是兩者用相似手段追求相似目標；二是兩者用相似手段追求不相似的目標；三是兩者用不相似的手段追求相似的目標；四是兩者用不同的手段追求不相似的目標。這樣就會產生如圖中所示的四種結果：合作（Coopration），沖突（Confrontation），互補（Complementarity）， 協作（ Co-opration）。納吉姆指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系應該重點從雙方互動的結果來看，而不僅僅是關注一方對另一方的態度。此外，納吉姆還指出，除了這四種關系，還有第五種情景就是雙方無接觸（nonengagement），也就是雙方沒有聯系。
在社會發展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片面依靠政府傳統的管理模式來解決復雜的現代社會事務的做法顯然已不合時宜，政府必須與企業、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等合作。只有通過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渠道，才能提出解決復雜問題的新思路、新方法。正如沃爾特所言：“作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戰是處理網絡狀況即相互依存的環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種網絡管理。”〔10〕采取合作性網絡治理模式來供給公共服務，以實現各參與主體的公共價值。當下，我國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探索也是鑒于這些現實需要。
（一）把握網絡治理的改革方向
首先在政策上支持公民社會培育。公民社會是合作性網絡治理等創新治理形式的土壤，通過政府主導性的推動，形成有利于政府治理改革的新環境。現階段在我國公民社會培育中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與投入，喚醒全社會對公民社會的重視，形成對政府治理改革的共同認識。其次，形成有利于公共參與的各類政策環境。努力推動全社會的廣泛參與，構建政府與公民的良好互動關系，建立政府與
公眾伙伴關系，這是現代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合作性網絡治理的必要條件。同時，這種公共參與機制，需要通過政府的制度化安排加以鞏固與推動，從而真正的形成網絡治理格局。再次，在政策上鼓勵非營利組織發展。在治理變革的過程中，通過一系列政策工具，積極鼓勵非營利組織健康發展，營造有利于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政策環境，是今后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是因為在合作性網絡治理的構成要素中，非營利組織作為推動網絡機制運行的重要主體之一，一直被公認是最具生命力的要素。因此，非營利組織的充分與成熟發展，是現代政府治理的重要特征。
（二）實踐路徑的構建
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過去政府一直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居于主導地位。在合作性網絡治理模式中，一方面，政府不斷整合內部機構，積極推行大部制改革；另一方面，政府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引進社會資本，推行政府與市場的合同制形式。在這樣的前提下，使我國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逐步走向合作性網絡治理模式。合作性網絡治理，而要取得預期的合作效果信任是關鍵因素。洛克、霍布斯、托克維爾認為，信任是政府與社會秋序的主要原則基礎，是民主的前提條件；而滕尼斯、齊美爾、迪爾凱姆、韋伯等社會學家則視信任為社會組織之粘合劑、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及社會系統動力。〔10〕信任是網絡治理持續良性發展的前提，是公共組織體系中的粘合劑。沒有網絡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就沒有網絡治理主體間的一致行動，治理目標也無法實現。而網絡治理行動主體間的信任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建立起來的全方位的相應信任體系。在信任的前提下加強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服務供公民選擇。同時，不斷激勵服務提供者，使之不斷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當然，加強各主體間的磋商與合作，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組織和領導作用。
（三）合作性網絡治理的風險防范
合作性網絡治理理論在公共服務供給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由于合作性網絡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化的主體參與，服務一般是在多方協助下展開，因此在任務目標、價值取向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差異，這也就使得網絡風險的防范尤為重要。首先，加強對政府的監督。由于合作性網絡治理是依靠多元網絡主體提供公共服務，這樣，政府容易推卸責任，把過失推到網絡成員身上，從而延遲對群眾需求或者投訴的反應過程。因此，我們要通過黨、輿論、人大、群眾等對政府的監督，防止政府由傳統的行政過度干預轉向新的不作為行徑。其次要控制網絡組織成員的行為。商議協調是網絡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作為自利的個體，網絡組織成員往往受各自利益驅動，其行為動力往往來自于個體的利益，而忽視系統之外的人的利益得失。因此，政府應加強控制和協調，減少各成員單位的行為偏差。再次要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力量。社會改革中必然出現的一些新的社會不公平，特別是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時，單靠政府的力量是難以完成的，需要依靠新模式來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正。非政府組織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靈活創新等優勢，可以較好的彌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最后要加強對網絡組織成員的監督和審計。合作性網絡治理中盈利組織成員雖然作為參與主體之一也會提供某些公共服務，但其主要目標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政府治理的目標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協調這種潛在目標的差異需要政府加強對盈利組織的監督和審計，特別是加強對在一定領域內具有相對壟斷地位的盈利組織的監管。政府可以考慮聘請社會獨立中介機構加強對網絡組織成員的監督和審計。
〔參 考 文 獻〕
〔1〕Robert G.Eccles and Dwight B. Grane， Doing Deals： Investment Banks at Work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8），119.
〔2〕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Najam A. The Four-C's of Third sector-Government Relations： Coopration， Confronta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ration， Nonprofit Management &Leadership，2000，10（4）：375-396.
〔4〕Coston J M. A Model and Typology of Government-NGO Relationship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1998，27（3）.
〔5〕 劉志昌，杜鵑.轉型期構建社區公共服務模式探討〔J〕理論界，2005，（12）：139-140.
〔6〕 張琳娜，劉廣生.城巾社區公共服務供給問題思考〔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06）：155-158.
〔7〕 李美興.解決我國城巾社區公共服務問題的對策研究〔J〕.管理觀察，2009，（05）：20.
〔8〕 姜德琪.關于構建城市社區公共服務供給平臺的思考〔J〕湖北社會科學，2009，（03）：51-54.
第5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新公共服務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 高校圖書館 服務建設
中圖分類號： G25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5－0029-03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Wang Ling （Xi'an Shiyou University Library，Xi'an，Shanxi，710065）
Abstrac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is a kind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hat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new public theory. Due to the core concept of library management is accord with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to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 construction. It will take inspiration of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talents development， idea form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new public theory；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 construction
CLC number： G250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5-0029-03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稱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運動，并不到十年時間里迅速擴展到世界工業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新世紀以來，當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世界的發展熱潮逐漸進入平穩降落階段時，美國著名行政學家登哈特夫婦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缺陷的反思、批判基礎上，構建出了一種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別于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觀點，為進入知識社會以來多國實施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提供了直接的理論支撐，由此，新公共服務理論開始被更多的民眾和服務機構關注和應用。對以服務為存在價值之一的我國圖書館來說，進入新世紀以來，圖書館服務理念、圖書館核心價值等理論研究風起云涌，但縱觀十年來的研究熱潮，歸根結底都是對圖書館服務的研究，如提升服務質量、升華服務理念、延伸服務范圍、革新服務技術等，因此，在圖書館服務建設上引進為服務型政府提供了理論支撐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無疑將為未來的圖書館服務建設開拓一個全新視角。本文在對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背景、核心理念、與圖書館核心理念的契合概述基礎上，重點對新公共服務理論帶給高校圖書館的啟示和新公共服務理論語境下的高校圖書館服務建設途徑進行了分析。
1 新公共服務理論概述
1.1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背景
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產生也有著相應的時代背景和動因。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提出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公共部門改革的實踐中與新公共管理理論運動在取得一定成功后遇到挑戰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當時，公民權利的概念得到了社會的極大重視，政治的焦點聚焦到了如何實現公民民利的問題上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各種措施以促進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而以效率為主要追求目標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顯然不能解決如何充分實現公民權的問題，迫切的需要新的理論進行闡釋，于是登哈特夫婦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理想反思與替代觀點整理基礎上，形成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理論和模式。［1 ］
1.2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核心理念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用一種基于公民權、民主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新模式來代替之前基于經濟理論和自我利益的主導行政模式，并為更適合當代公民社會發展和公共管理的實踐需要，提倡公共服務以公民對話協商和公共利益為基礎。由于新公共服務理論來源于民主公民權理論、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組織人本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四個方面，并將公共服務與公民權、民主結合，因而使得人們在公共服務的范疇內重新審視公共服務的公共性與多元性。
新公共服務理論還認為，公共管理者在其管理公共組織和執行公共政策時應該集中于承擔為公民服務和向公民放權的職責，他們的工作重點既不應該是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應該為其劃漿，而應該是建立一些明顯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也就是說，根據新公共服務理論，公共服務應該把政策制定同服務提供分開，將公民置于整個治理的中心，強調政府治理角色的轉變與公共服務價值的提升，是一種基于公民權、民主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新型公共服務模式。根據新公共服務理論，其核心觀點主要有七項核心主張:（1）服務于公民而不是顧客；（2）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門追求的目標而非副產品；（3）公共權力屬于全體公民而不僅僅是行政官員；（4）思考要有戰略性, 行動要有民主性；（5）責任不是單一的；（6） 服務而不是掌舵；（7） 重視人, 不只重視生產率。［2 ］
1.3 新公共管理理論核心理念與圖書館核心價值有共同的契合點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核心理念思想就是力圖把以人為本的治理過程和以人為本的服務價值目標相統一；把追求公共利益的社會公平原則與提高公共部門管理效率的經濟原則相協調, 以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所倡導的服務具有普遍性，其不僅適應于政府公共部門,也適應于以平等、優質、專業服務為行業核心價值中最為根本價值的圖書館事業,同時也符合我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可以說, 我國圖書館核心價值理念與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核心理念是相契合的,與當前我國社會建設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思想是相一致的。因此, 借鑒新公共服務理論，啟迪圖書館的服務建設思路,對我國高校圖書館服務機制、方法、途徑的創新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2 新公共服務理論語境下的高校圖書館服務建設
2.1 新公共服務理論對高校圖書館服務建設的作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突破了公共管理的傳統思維模式，將新公共管理理論中的效率、服務價值納入到公民權、民主、公共利益這一更廣泛的框架體系中，體現了一種平衡發展的新途徑。因此，作為一種突破傳統管理模式的管理模式，新公共服務理論無疑將拓寬現代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建設理論支撐，并將在服務建設的內部結構重構、管理模式創新、服務理念重塑、圖書館員責任建設等方面產生一定的作用。如在管理模式方面，新公共服務理念一方面強調公共服務的公共性，也強調公共服務主體的多元性與競爭性，因此，根據新公共服務理論，在圖書館管理、體制中引入市場化機制，通過利益引導機制，將激發改善服務的內在動力，從而提高高校圖書館服務的外在表現質量。［3 ］
2.2新公共服務理論對高校圖書館服務的啟示
（1）以公民權的視角去認識以人為本的圖書館服務價值。公民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新公共服務理論把公共服務的價值提高到公民權的高度，這種揭示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本質的先進理念對于任何一個公共服務機構來說都是適用的，因此也有必要用此理論來提升我們對圖書館服務價值的認識，首先，對于高校圖書館來說，在校師生是圖書館服務的主要客體，但據新公共管理理論，他們不是抽象意義上的人，也不僅僅是圖書館領域所稱的讀者，更不是管理主義服務模式中的“顧客”，而是公民，［4 ］是現實社會中享有公民文化權利的公民。其次，高校圖書館工作是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看來，高校圖書館工作還是一項公共管理活動，具有特殊的使命，作為高校最大和最不能或缺的教學輔助單位，其還應利用自身的豐富資源和專業服務去培養人、發展人，促進人（全體師生）的全面發展。
（2）培養圖書館員的責任感是提升圖書館服務的一條捷徑。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主要核心理念之一是“責任不是單一的”，也就是說對公共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來說除關注工作所要求的準則、憲法和法令外，還需關注社會價值、政治行為準則、職業標準和公民利益等。對高校圖書館來說，這種理念的理解則是圖書館員在承擔工作崗位所要求的責任外，還需認識自己需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承擔思考圖書館的事業發展規劃、客體對象的深層次需求掌握等責任。
（3）服務價值的實現有賴于圖書館管理模式的創新。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通過集體努力和協作，才能有效、最負責任貫徹執行政策和計劃，同時認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機制，不能只靠單一的公共部門，而應建立公共部門、私人和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盟關系，以便調集各方力量和整合資源，回應公民的公共需求。［5 ］高校圖書館服務價值的實現也可引入這種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結構，而這些共治主體，既可以是學校領導、教學/輔機構、學生團體、教職工團體、師生個人，也可以是愿意辦好圖書館的社會團體、企業家，這種管理模式可以改善圖書館內部治理的主體，實現從統治型管理圖書館范式向治理型管理圖書館范式的轉變。［6 ］
2.3 新公共服務理論語境下的高校圖書館服務建設途徑
（1）進行圖書館服務理念建設。近年來，隨著我國圖書館界特別是學術界對于圖書館服務理念及核心價值的研究與倡導，“以人為本”、“讀者永遠是對的”、“讀者至上”、“一切為了讀者”等服務理念深入人心，《圖書館服務宣言》也提出“圖書館向讀者提供平等服務”，由此可以說我國的圖書館服務理念理論研究與實踐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比較新公共服務理論將公共服務理念上升到公民權、民主與公共利益的高度，高校圖書館還可將圖書館服務建設的理念與公民權、民主及公共利益結合起來，通過理念的宣傳、建設來提升圖書館員的服務理念認識，進而提升高校圖書館的服務質量。
（2）進行治理結構與建設體制的改革。由于當前我國高校圖書館的管理機制原因，我國高校圖書館的管理體制基本是以“館長-副館長-部室負責人-館員”的領導體系，不利于匯集更多的領導力量，過度的權利集中也不利于民主協商。同時，圖書館的治理主體主要是以館長、副館長、部室負責人及學校相關領導為主，建設經費投資盡管出現了一些企業、個人的參與狀況，但還是以國家投資為主，投資主體單一，但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倡服務主體的多元化，即對高校圖書館來說，在投資建設方面，應鼓勵社會企業、個人的參與；在服務主體方面，還需要圖書館員、學生、教師或第三方服務機構的參與。因此，根據新公共服務理論與當前圖書館內部治理結構及建設體制的缺陷，有必要對當前的治理結構和建設體制進行嘗試性改革，鼓勵任何有愿景建設圖書館的社會團體、個人參與建設，并廣泛聽取師生、社會的意見，匯集廣泛的建設力量，提升圖書館服務的管理水平。
（3）培養具有社會責任的圖書館館員。進入到當今的知識社會以來，我國的圖書館界更加重視人才建設，通過培訓、學習提高圖書館員的素質也已成為眾多圖書館的一項常態化工作，同時，部分圖書館也采取了引進人才、成立研究院等戰略措施去提高圖書館員的素質，圖書館學術界也就圖書館員的素質提高、素養教育、文化程度、業務技能等方面進行了或實證、或理論的持久研究，在眾多的學術成果中對于圖書館的發展對策中提出的人才建設比比皆是，如進行學科知識的掌握、外語水平的提高等，但據新公共服務理論，公共服務工作人員還應該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如果高校圖書館館員都能具有新公共服務理論所倡導的責任感，以服務更多、更專業、更符合社會需求的專業信息服務為己任，那么，之前存在的被動培訓、學習、學術創作可能才會轉變成館員的自覺行為，高校圖書館的服務質量也就自然會得到極大提升。
3 結語
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因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而建立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和模式，具有一定的管理理論特色與特點，但由于其倡導的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更加符合我國當前“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及圖書館“讀者至上”的服務理念，因此能帶給高校圖書館很多的啟示，也為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建設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筆者在本文只是簡單的對于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核心理念、與圖書館核心理念的契合、帶給圖書館建設的沖擊作用及對高校圖書館帶來的啟示進行了簡單概述，就新公共服務理論語境下的高校圖書館服務建設途徑進行了分析，但筆者相信，新公共服務理論帶給圖書館的啟示及理論支撐下的建設途徑還有很多，還需更多的學者進行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1］辛靜.新公共服務理論評析――兼論對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啟示［D］.長春：吉林大學行政學院，2008.
［2］［5］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 服務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鐘剛毅，程孝良，李勇.公共圖書館體制改革與機制創新：基于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視角［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0，（5）：79.
［4］黃建梅.新公共服務理論對高校圖書館服務機制創新的啟示［J］.四川圖書館學報，2011，（5）：58-60.
第6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啟示
公共服務市場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行政改革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行政改革取得最大成效的領域。這一改革不僅引起了西方國家公共管理理念的根本轉變，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國家的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滿足了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一、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理論依據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面對政府的低效和財政危機，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理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
（一）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強調關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主張重新界定三者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縮小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范圍，擴大市場與社會的作用。同時，主張打破政府壟斷，建立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機制，認為沒有任何理由證明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官僚機構來提供，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也可以提供公共服務。公共選擇理論為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最初的理論依據。
（二）治理理論。治理理論為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依據。治理理論有機融合了各種競爭性理論，成為了西方學術界指導公共管理實踐的一種新理念。該理論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在此理論指導下，西方各國近年來正在掀起一場以公共服務市場化、地方政府分權化和執行機構自主化為特征的行政改革浪潮，其中最核心的主題就是公共服務市場化。
（三）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為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論依據，它把市場理念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打破了政府壟斷公共服務的神話。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應該在公共服務領域借鑒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大膽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鼓勵和支持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形成政府、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三足鼎立的局面，從而提高公共服務的水平，降低成本，滿足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二、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合同外包。合同外包，亦稱合同承包、競爭招標，指政府與其他組織簽訂合同，由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物品，政府再購買該種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以提供給公眾。合同外包被廣泛運用在垃圾收集、道路交通、醫療救助、運輸服務中，是目前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中運用最普遍的工具。
（二）私有化。私有化即把國有公共企業和公用事業的產權轉讓給私人經營。英國是西方各國私有化起步較早并取得突出成效的國家。撒切爾政府時代大膽突破私有化，將供水、天然氣、電力等國有企業產權轉移給私人部門。后來的梅杰政府、布萊爾政府仍然高舉民營化大旗，將民營化領域擴大至鐵路、郵政、運輸甚至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中。作為改善公共服務質量的重要治理工具，私有化因其改革的徹底性與實效性而備受青睞，幾乎波及整個歐洲國家。
（三）特許經營。特許經營是指政府賦予某一私人組織一種權利（通常是排他性權利），該私人組織直接向公眾出售服務或產品，同時為此向政府付費的一種方式。特許經營在西方國家被廣泛應用于高速公路、鐵路、通訊等公共服務的領域中。
三、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積極意義
通過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西方各國改變了傳統政府壟斷供給公共服務的模式，實現公共服務的高效化、多元化供給，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有利于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公共服務領域采取市場化手段，實質上是引入了競爭機制，從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實現市場對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通過制定標準和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監督，則又發揮了政府宏觀管理的作用。因此，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改革，有效地解決了政府工作缺乏效率，而市場活動缺乏政府支持的問題，實現了政府與市場在職能上的彼此分立和各司其職，真正做到了將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
（二）有利于精簡政府機構和提高行政效率。市場化改革為機構重組指明了方向，開始推行決策與執行分開，把原來由政府部門承擔的部分職能，如后勤管理、咨詢服務等以合同制形式轉包給私人或非政府組織承擔，這樣政府內部就可以撤銷從事這些業務的常設機構，從而精簡機構規模。同時，隨著公共服務領域的不斷拓展，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要不斷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使政府資金的支配與使用壓力加重。而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節約行政資源，提高行政效率。
（三）有利于擴大民主參與。從政治民主走向行政民主是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公共服務市場化是當代行政民主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府通過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力量，實行多元服務供給，實際上是政府向社會的“權力返還”和社會對行政的參與過程，這一過程本質上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從根本上有利于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發展。
四、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一）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1）市場化的廣度和深度不夠。我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剛剛起步，大部分公共服務仍由政府壟斷供給，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只在部分公共服務領域有所介入，并且只是初步進入，市場化的廣度和深度明顯不夠。由于我國在市場準入、行政審批等方面較為嚴格，致使私營部門很難進入公共服務供給領域。并且，部分提供公共服務職能的政府官員害怕因市場化削弱自身權力而阻礙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廣泛開展。（2）政府責任缺失。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之后，政府把部分公共服務的職能轉移給市場，由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代行法定的政府行為，而行為責任仍由政府承擔。在公共服務移交市場后，政府不可能經常深入公共服務的具體執行和操作環節，這種責權分離的狀況，容易使政府政府責任界定不清、職能缺位，導致政府責任缺失。（3）腐敗問題。市場化是通過一系列化公為私、公私合作的方式引入競爭機制，從而使市場上的多元主體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但在市場化過程中可能會增加尋租和政府主動設租的機會，導致腐敗。
（二）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存在問題的主要原因。（1）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機制是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基礎和前提。雖然我國已經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轉型后的市場經濟發育還不成熟，尚未形成一個健全的市場體系。并且，非政府組織發展并不完善，缺乏有效承載公共服務的能力。而私營部門也會受到政府行政性干預，缺乏主動適應市場的能力。（2）各項制度不完善、理論滯后。從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經驗來看，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和民主監督制度是實行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和制度基礎。而我國相關的法制建設還處在初期階段，民主監督制度也尚未完善。同時，由于我國的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剛剛起步，其理論多來自西方發達國家，還未有一種公認的、制度化的、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共服務市場化理論。這也給我國的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帶來一定的困難。
五、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一）建立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公共服務體系對保障經濟平穩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基礎性作用。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著力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保證了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維護了社會總體穩定。相反，也有一些國家由于沒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適時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經濟停滯，社會動蕩。這方面教訓十分深刻的典型例證，既包括一些拉美國家的“拉美現象”，也包括有的亞洲國家出現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
（二）強化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責任和市場責任。首先，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主要職責。公共服務市場化后，雖然政府可以把具體的服務事項以承包或其他方式移交給非政府組織或私營部門去承辦，但政府移交的是具體服務事項的經營權和部分管理權，而不是所有權和帶根本性的公共服務責任，政府責任并沒有消失。其次，公共服務市場化后，政府和市場并非是“此消彼長”的對抗性關系，而是一種相互補充的合作態勢。政府應當把資源配置權利適度還給市場，實現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而政府則對公共服務的供給由直接生產轉為對市場的法制建設及監督管理，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
（三）強化政府監督。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涉及政府行政權力在市場領域中的運用，政府在確定服務價格、挑選服務提供者等方面擁有較大的裁量權。如果沒有相關的監督制度作配套，就很容易發生貪污腐化等行為。因此，我國政府在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時，要特別注意相關廉政制度的配套。除了推行政務公開外，政府還需要規范相應的操作流程，保持各工作環節之間的銜接，同時還要暢通投訴渠道，充分發揮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 吳長春，張雅靜.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6）.
第7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二、中國政府治理方式的轉型
三、我國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的構建
摘 要：實現經濟建設型政府模式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的轉變，是為了滿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當代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借鑒意義。本文在分析了西方社會公共服務模式演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構建我國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的原則及其步驟，從而為實現中國政府治理方式上的根本變革提供有力的保障。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特別是自西方國家工業革命以來，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這些服務的范圍涵蓋了包括水、電、氣、路、通訊、交通工具等有形的物質產品及包括安全、醫療、教育、娛樂等在內的無形的非物質產品。這些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著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因而亦可被稱作為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公共選擇學派、當代政治經濟學派在分析公共財政問題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的觀點：在理論上，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解決私人物品的供給和配置，但有一類物品的供給和配置市場機制則無能為力，而必須從稅收中通過預算支出加以解決。公共物品的供給方式之所以有別于私人物品，是因為在消費方式和排他性上它有別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對任何一種群體生活都是必需的，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每一個人在享用這一物品時都會希望有別人來提供該公共物品而自己免費使用（搭便車），而且，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它性，使這種“搭便車”成為了可能。另外，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這類物品應免費提供，然而，對于微觀經濟市場來講，不能收回成本或是無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都是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所接受的，從而也就造成了在一般情況下依靠私人力量和市場機制是不足以得到有效（及時和足量）的供給的。
公共物品的“公共”二字導致了私人機制在公共物品供給、經營管理上的困境，然而經過西方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政府嘗試利用市場機制來提供公共物品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我們認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并非傳統理論認為的市場在提供公共物品時存在著失靈那樣，其實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場機制來供給公共物品。在經歷了一系列艱苦的博弈之后，人們終于取得了這樣的一種共識：把公共物品、公共事務的管理權讓渡給一個公認的公共權力機關由它來統一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保護和服務，社會成員承擔相應的納稅義務。于是，社會成員和公共權力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類似市場交易的行為：前者納稅（付費）購買后者提供的服務和保護。
一、西方社會公共服務模式的演變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公共物品生產領域中市場力量的作用越來越大，一些原來由政府提供的準公共物品，甚至純公共物品也轉向由市場提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舊有市場失靈理論關于市場沒有辦法生產出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及技術條件的改良，過去只能由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物品（例如電視臺）會以政府合同的形式由政府出資購買，由私人企業來供給服務而完成；二是政府在直接生產公共物品的過程中，常常會因不計成本和沒有競爭而導致浪費及低效率，不利于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三是政府直接生產公共物品的模式由于缺乏市場競爭，失去了優勝劣汰機制對于產品質量的保障作用，從而導致公共物品供給質量上的低下。
那么，政府在利用市場機制來供給公共物品上存在著哪幾種模式呢？通過總結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認為，政府利用市場機制供給公共物品的模式主要有：
1．合約出租
合約出租是指政府將一部分公共物品的生產交給在競爭中獲勝的私營企業來完成，政府主管部門與這些私營企業簽訂生產合同，當私營企業完成任務并達到合約規定的標準之后，政府即支付合約規定的報酬。這種形式主要適用于具有規模經濟效應的自然壟斷類公共物品，例如電力、電信等物品。政府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選擇私人企業，目的是借助投標者之間的相互競爭，將公共物品的生產成本壓低到合理的水平。
2．政府采購
政府采購是指政府直接向市場購買產品而不需要提前簽訂合約。各級政府為開展日常的政務活動或為公眾提供公共勞務的需要，在財政監督下，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從市場上為公共部門購買商品和勞務。通過這種形式，政府可以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以最低廉的價格來供給某類公共物品。
3．特許經營
公共品特許經營是企業在政府授予一定期限內某類公共事業的開發經營權（即特許經營權或稱特許權、專營權等）的前提下對公共事業進行的經營活動。特許權是政府對公共事業的壟斷權的部分轉移。目前各國廣泛采用的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late），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即是特許經營方式的一個創新。
4．政府資助
政府資助指政府對于那些盈利性不高或只有在未來才能盈利、風險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有選擇地對提供這些公共物品的企業給予經濟資助，以確保其提供對全體公民有效的公共服務。資助的方式有：補貼、津貼、優惠貸款、減免稅等。例如教育的提供，在西方國家中，教育由政府與私人共同承辦，義務教育主要由政府承辦，而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則有一部分由私人承辦。
5．政府參股
政府參股是指政府在私人投資生產的某些公共物品中，以不同的比例參股來提供資金支持。這主要適用于初始投入較大的基礎設施類公共物品項目，如道路、橋梁的建設。政府參股又分為政府控股和政府入股。政府參股的比例不是一成不變的，項目在建初期，政府股份一般較多，一旦項目進入正常經營，能獲得較穩定的正常利潤，政府便開始出賣自己的股份，抽回資金轉向其它項目。
二、中國政府治理方式的轉型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以市場經濟導向為目標的經濟發展道路上，政府相對于市場而言居于領導和支配的地位。而在市場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中，經濟運行主要由市場來調節，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彌補市場的內在缺陷和不足，如克服由壟斷、公共物品、外部效應等造成的市場失效問題，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增長等。
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實行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是有必要的，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系列內在的矛盾和問題。在實現了經濟起飛以后，這些矛盾和問題就會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因為在這種發展模式中，政府既要培育市場，又要代替市場行使一部分配置資源的職能，而這兩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矛盾和沖突。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干預資源配置過程，必然會扭曲價格機制，限制市場競爭，抑制民間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還會滋生腐敗和道德風險，而且政府對企業過多的保護還會使其盲目擴張，導致效率下降，難以承受競爭壓力等問題。
因此，在實現經濟起飛之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的提高，我們應逐步變革經濟發展模式，實行由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為了保證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政府的治理方式也應實現相應的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新形勢下的中國政府再造。具體來講，這一轉型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有限政府的構建
現代政府治理方式的第一要素是有限政府。它意味著在既定的技術條件下，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政府的實質性內容就是市場的政府，即以市場為基礎的政府。它意味著政府的職能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市場化，政府不再直接經營競爭性物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供給，而是讓市場去生產和供給競爭性的物品和服務。在這一治理模式下，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供給存在著多樣化的機制，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規則的制定和實施上，營造一個有利的激勵環境，建設市場制度，并促進市場的有序運行。
2．法治政府的構建
法治政府是相對于人治政府而言的，這兩種政府形態是人類歷史上自有了政府以來主要的治理形式。法治政府的構建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政府治理的權威和秩序必須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這種認可便是通過法律來授權。治理的主體必須是合法是，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政府治理的內容是合法的，處理的事項上法律的授權范圍之內；治理的程序是合法的，于法有依；二是行政責任，對于公權進行限制更重要的是對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進行制裁，使之承擔應負的法律責任。法治政府的構建是相對于人治政府所存在的種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建立法治政府可以實現行政法治與社會自治良性互動的社會環境，以回應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對政府治理的要求。
3．分權政府的構建
孟德斯鳩曾經說過：“一個共和國，如果小的話，則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話，則亡于內部的不完善”。因此，建設適當的制度來配置權力，避免過分集權和過分分權是必要的。從經濟上來說，適當分權的政府要做到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應該落實在適當的成本收益單位上。適當分權的政府，可以使政府貼近公民的需要，使政府據有比較準確的成本和收益感覺，切實履行為公民服務的責任，從而更好地實現配置效率；適當分權的政府還可以培養公民的自主治理精神，自主治理公共事務，不再一旦有事就依靠政府來解決，這樣就可以減輕政府的壓力，使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資源用于解決最為迫切需要的問題上。
三、我國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的構建
所謂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就是由政府來創建一種公共服務的供給體系，由政府或是社會來有效（及時和足量）地供給人民群眾日益擴大的公共服務需求。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下的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并非僅限于政府組織，它最大限度地吸納了各類社會團體或私人企業參與到公共物品的供給中來。
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基本集中掌握了本地所有的公共資源，提供著幾乎所有的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變遷轉型，這種公共服務體系暴露出來越來越多的弊端，不僅導致各級政府機構臃腫，還造成較為嚴重的資源浪費、效率低下、服務成本太高、服務質量低下。因此，改革現有的公共服務模式，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核心，是將市場競爭機制和企業管理方法引入到公共服務的提供中來，用于改造傳統的政府公共服務模式。主要做法是：（1）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利用市場主體和市場力量來執行某些公共服務項目，參與建設經營，并利用市場競爭壓力，促使服務提供主體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質量，以實現公共服務的“準市場化”；（2）將不必由政府承擔的職能轉移給各種社會組織，通過提供資助補貼、減免稅收優惠等方式，引導非營利組織提供某些公共服務項目。
公共服務型的政府必須是一個透明、公平、公正、廉潔和高效的政府。首先，倘若一個政府有私人利益，那么擁有暴力潛能的政府就可以運用人民所賦予的公權力不斷地追求私利，從而喪失政府的“公共性”。服務型政府的基本特征是服務理念的核心性、民意的主導性、公共透明性、有限性和有效性，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職能便是提供制度供給服務，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務，提供公共產品的供給，提供公共的勞務幫助等等。
那么，根據政府服務職能的定位，構建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模式必須做到如下幾點：
1、以顧客或市場為服務導向
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社會職責是根據顧客的需求向顧客提供服務。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封閉的官僚機構，而是負有責任的“企業家”，公民則是“顧客”或“客戶”。企業家式的政府應該是能夠提供較高服務效率的政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服務應該以顧客要求或市場為導向。只有顧客驅動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并促進政府的服務質量的提高。
在傳統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下，政府常常以行政計劃替代公眾意愿，以精英設計替代公眾參與，忽視公眾的需求和偏好，公眾的影響較為有限，這就直接導致了在大多數公共組織中甚至弄不清誰是它們的顧客或服務對象，而且服務水平低劣。
以顧客或市場為服務導向，就是公共服務提供從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會本位、民本位轉變的一個根本思路選擇，也是政府與社會之間正確關系的體現。其主要途徑有：一是擴大政府決策的公眾參與。政府提供什么公共服務，怎樣提供，應當事先聽取公眾的意見，以公眾意愿作為第一價值取向，并建立有關了解民意、公共參與決策的渠道、規則和程序；二是政府公共服務如何應當以社會的評價為主，以服務對象的評價為主，加大公眾影響比重。
2、公共服務職能的市場化
通過引入市場競爭來提高政府服務的效能，是現代政府服務模式轉換的一個流行趨勢，也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國內外經驗表明，公共服務在生產和提供上是可分的；在付費和使用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并不意味著它們只能由政府直接提供，通過重新設計政府與市場主體的分工，適用“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可以較為公正高效地來加以提供。因此，應當擴大市場競爭的領域。
在這里，競爭至少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公對私的競爭，即讓公營組織和私營組織都來提供公共服務，從而促使其競爭；二是私對私的競爭，即政府要求私營企業彼此競爭，以提供一些公共服務；三是公對公的競爭，即政府促使自己內部組織之間進行競爭，以達到良好的服務效果。那么，公共服務職能市場化的范圍又包括哪些方面呢：
第一，在公共工程建設領域，凡是屬于經營性或競爭性的項目，應當通過公共招標、內部競爭、合同外包等市場方式營造市場競爭機制，不能事先假定公營部門就一定比民營部門強，或者民營部門就一定比公營部門強，關鍵是要有公正規范的競爭機制。
第二，除了義務教育、基礎科研、社會保障、公共安全等必須由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務外，在教育、衛生、體育等公共服務領域，也應當營造競爭環境，利用競爭機制產生的壓力促使服務提供主體不斷改進服務質量。
3、公共服務職能的社會化
公共服務職能的社會化，主要是指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大量地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即從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完全由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提供轉變為政府利用社會的力量由社會自治和半自治組織以及私營企業向公共提供公共服務和產品，一些私營部門、獨立機構、社會自治、半自治組織等政府組織都將成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者，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展開競爭。政府通過對社會力量的組織、利用和管理，實現公共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
公共服務職能的社會化是以顧客為中心的管理模式（顧客導向），公共服務的提供不再由政府獨自承擔，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務的唯一機構，許多非政府機構加入到公共服務的產品的提供隊伍中來，政府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從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專心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對于公共服務的客體來講，公共服務職能的社會化意味著把對公共服務的內容、方式及其評價的選擇權交給了公眾，這樣就會迫使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不得不把公眾作為顧客，樹立顧客意識，當服務不被顧客接受時，他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市場份額。
綜上所述，實現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發展模式的轉變是為了適應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市場經濟對政府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不僅在于實現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更重要的在于實現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為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 參考文獻 [1]．沈榮華．現代法治政府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版；
[2]．毛壽龍、李梅、陳幽．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周志忍．當代西方行政改革與管理模式轉換[M]．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4期；
第8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社區公共服務；“福州模式”；創新；數字社區媒體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1）12-0032-03
社區公共服務是政府社會管理的新載體。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社區服務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各種主體在社區服務中的作用，整合社區資源，健全服務網絡，創新服務方式，逐步建立覆蓋社區全體成員、服務主體多元、服務功能完善、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較高的社區服務體系。在社區公共服務發展模式的探索中，各地創新出各種有效的模式，如武漢百步亭社區模式、北京回龍觀社區模式等。而隨著信息社會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在城市家庭中普及率越來越高，互聯網的優勢日益凸現，充分利用互聯網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使網絡虛擬與實體公共服務體系相結合，構建立體、全方位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成為社區公共服務發展的新趨勢。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即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又稱福州法治社區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在此方面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探索。
一、“福州模式”發展現狀及主要特點
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fzsqw.省略/ ）是由福州市司法局、北京互聯通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辦，各級黨政核心部門、社區居委會參與，通過社會化運作的綜合性社區服務網站集群，是全國首家以普法為主線，以社區為服務對象，力圖使社會各界資源集聚、共享的數字社區媒體；是全國首家以社區為精準分眾的數字社區媒體，是實施國家社區法治化、信息化戰略，立足“為民辦實事”的重要公共服務平臺。其以“電子政務加速器、社區經濟孵化器、百姓生活動力器、商家營銷導航器”為指導，以“親民、便民、利民”為宗旨，以“構筑法治信息平臺、提升社區服務質量、建設法治和諧社區”為目標，以不斷滿足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出發點，整合社區資源，創新服務方式，為廣大居民提供方便、快捷、實用的多樣化服務。目前，網站設有多個欄目與專欄，是一個由福州社區網總站和包括福州市鼓樓、臺江、晉安、倉山、馬尾五城區300多個社區網站組成的網站集群。其以自己突出的特點和先進的理念創新，已逐漸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福州模式”。
據筆者總結，“福州模式”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1.構建縱橫交錯的網上立體公共服務體系。根據我國目前的行政層級劃分，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從縱向上劃分為三級（市、區、街道），加上社區層級，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總共為金字塔型的四級，從上至下每一層級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網站，每一層級的網站與自己所管轄（或指導）的下一層級的網站之間，以及平行的層級網站之間實現網網聯動、信息共享，其網站集群的最基本組成單位是300多個社區網站，為福州市五城區200多萬人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從橫向角度上看，每一層級網站內容豐富，主要子模塊相對統一，主要包括：資訊搶先看、辦事在社區、法律進社區、工商進社區、銀行進社區、電力進社區等三十個子模塊。縱向和橫向交錯有致，共同構成網上立體公共服務體系。
2.內容豐富，功能齊全。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功能定位為“電子政務加速器、社區經濟孵化器、百姓生活動力器、商家營銷導航器”，其主要內容包含了面向社區的公共行政事務（具體如工商、地稅、環保、綜治進社區等）、公用事業服務（電信、電力進社區等）、商業便民服務（金融進社區等）、社會便民服務（就業進社區等）、信息提供（便民情報站等）等六大類內容，為社區居民工作、生活提供著全方位的公共服務。
3.強調互動，便捷實用。 一方面，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在設計上考慮到社區居民與相關主體互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內容、程序的設計上為網絡互動、溝通交流提供便利；如居民在輸入必要的信息后可以注冊成為會員，可以登錄“會員管理中心”窗口獲得“法律咨詢”等六個方面的法律服務，社區“在線律師”可以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專業的法律服務。另一方面，網站上設有“網站使用指南”欄目，使初入網站者能快速掌握使用網站的技巧；網站上還設有“問吧”搜索引擎，使使用者能便捷尋找網站上所有對其有用的信息。此外，互聯網的優勢使社區居民足不出戶便能高效利用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快速了解信息、解決許多現實問題。
4.政府與市場攜手，互利共贏。由于社區公共服務內容繁雜，既包含行政管理范圍內的內容，也包含大量商業服務的內容，還包括了居民自治、自我服務的內容，這就決定了采用單一模式運行機制無法達到最佳的為居民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務的目的。為此，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創造性地采用了由福州市司法局與北京互聯通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辦，各級黨政核心部門、社區居委會參與的社會化運作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主要體現在：政府（具體由福州市司法局負責）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并承擔監控網站集群運行的責任；企業（北京互聯通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充分發揮其在網站經營、維護方面的管理和技術優勢，充分挖掘為居民提供商業服務的商機，獲得較大的經濟收益；居民獲得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二、“福州模式”的理念創新
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單元和重要基石。福州市包含外來人口在內總人口約780萬人，市城區有300多個社區，人口比例約占總人口的40%。隨著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社區已經成為各種社會群體的聚集地，如何高效、全面地為社區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成為福州市社區建設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之一，而“福州模式”正是破解這一難題的積極嘗試，其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
其一， 融管理與服務于一體。社區事務涉及內容極廣，既包括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公共行政范圍內的管理事務（工商、環保、稅務、 計生等）也包括其他公共行政范圍外的社會經濟事務。而隨著“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深入發展，管理與服務之間界限日益模糊，大量傳統的公共行政事務日益體現服務理念，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一方面，在社區網集群內容設計中將社區公共行政事務與其他社會經濟事務有機融入全方位公共服務的整體范圍內；另一方面，傳統公共行政事務范圍內事項（如稅務管理）則寓管理活動于全面服務范圍內，立足“公民本位”，設置子欄目，充分體現服務理念。
其二，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的運行模式。目前中國城市社區網站的運行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由居民自建的、自己維護的網站；二是開發商或物業管理公司自己建立并維護的網站；三是物業管理公司與網絡公司共建的社區網站。[1]從社區公共服務發展的視角來看，這三種模式各有一定缺陷：第一種模式內容、作用受局限，現階段運行存在資金困難等困境；第二、三種模式通常著眼于社區物業服務的具體內容，同樣無法囊括全面公共服務的內容。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的運行模式符合公共服務生產與供給相分離的理念，由政府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具體由專業企業運作，政府把控方向，從而有效解決了網上公共服務體系資金、方向、技術等各方面的問題。
其三，網上與現實公共服務體系相結合的服務模式。互聯網本身是一種溝通工具，與電話“點對點”的即時溝通方式相比，它可以實現“點對面”的溝通，并且有、接收、視聽等功能，這些特性，恰恰可以滿足社區人與人之間溝通、融合及現代公共服務發展的需求。社區網是建立在真實社區的基礎上，以互聯網為平臺，通過網絡技術，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場所及現代公共服務發展的重要平臺。[2]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將政府、社區、商家、居民等多種資源有機整合，形成平有的優勢和核心競爭力，成為政府政務公開的窗口、社區管理的平臺、居民生活的幫手、企業發展的舞臺，為社區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服務。利用社區網提供公共服務相對于現實社區中的實體公共服務體系而言具有效率高、互動性強、相關結構趨向簡化等優點。二者相結合有利于構建成立體的公共服務體系，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三、存在的問題及再造的思路
雖然“福州模式”在理念上有一定創新度，在現實中也取得一定成績，但毋須諱言，“福州模式” 無論在建構的思路還是在具體運行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影響到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進一步發展。應當進一步開闊視野，吸收社區網絡治理的新理念，對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進行有效再造。
1.針對設計內容上的不足，從居民本位出發進行欄目再造，進一步提高性能、完善體系。通過多階段隨機抽樣調查，“福州模式”的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具體內容方面，雖然目前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是300多個社區網站的集合，但屬于同一區的社區網站內容大多雷同，真正具有本社區特點的內容只有“公交線路”、“社區聯系電話”等極有限的信息；頁面設計繁雜、具體項目設計眾多，模塊不清晰，對于電腦技術有限的年長居民而言更是凸顯使用不便的缺陷；目前現有的內容多以提供資訊為主，真正開發設計的具有創新性的針對社區公共服務的欄目很少；內容更新的速度慢。其次，在具體效用方面，福州市社區網站的一些功能在現實中并未真正實現，設計中的互動環節基本未實現。如網站中的互動欄目“社區大家談”實際成為居委會信息場所，網站上設計的“網友評論”、“我想回答”子欄目中網友的回應數量基本為零。此外，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在最初設計時是由福州市司法局組織的，其以“普法”為核心，力圖“把公共服務內容與普法緊密結合”，這種由司法行政管理機構而非綜合管理機構推進的模式也導致了法制教育、法律服務內容比較完善，但其他公共服務內容不足的問題。
“福州模式”并未達到其預期目標，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網站設計存在缺陷，居民認知需要一個過程等原因，但從深層次上看，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整體設計沒有脫離傳統官僚機構層級管理的舊的思路，未能真正從居民視角出發構建具有創新性，能為居民真正提供便利、高效、可操作的公共服務體系，是其未發揮實效的根本癥結所在。借鑒“流程再造”的理念（指對企業的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徹底性再設計，從而獲得在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方面業績的戲劇性的改善，其中“根本性”、“徹底性”、“戲劇性”和“流程”是核心特征），[3]應當從“居民本位”角度而不是傳統的“機關本位”的角度對使用社區網的流程、整體模塊、具體欄目設計進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徹底性再設計，簡化程序、強化互動，增強其實用性、可操作性，以逐漸建構較為完備的信息采集工作體系、公共服務工作體系、行政輔助服務工作體系、公益服務工作體系、便民服務工作體系，使其真正成為全市社區網絡服務的中心、社區信息數據匯集與交換中心、社區管理數據訪問的通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的互動交流平臺。在此系統再造的基礎上應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擴大、提高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使用范圍、頻率，使越來越多的人能認識它，并不斷增強對其的認可度，逐漸提高其效用。
2.克服運作模式的缺陷，變“蜘蛛型”為“海星型”模式，真正成為社區網絡治理有效平臺。所謂社區網絡治理是指為了實現與增進社區公共利益，眾多的社區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利，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過程。而目前的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是自上而下構建的，由政府機構出資，政府在其運行中占據完全的主動，政府不僅是倡導者而且還是資金支持者、組織者，掌控著社區網集群發展的模式和方向。作為社區網絡治理，“一方面，必須將現行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線式社區建設結構，變革為上下結合多元互動的橫向網狀結構，以便使更大范圍的居民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另一方面，通過使居民成為社區自治組織的成員，將居民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讓他們積極參與社區建設，通過自助、互助建設自己的社區家園，提高居民自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能力”，“各個橫向網絡之間是平等合作關系。這兩方面恰恰是社區網絡治理的基本邏輯”。[4]根據以上標準，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雖然利用了互聯網的先進形式，但仍未脫離自上而下傳統的公共服務體系、模式的窠臼，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網絡治理。
雖然在現階段公共服務機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由強勢的政府推進、操辦社區公共服務平臺具有一定現實性和可行性，但這種模式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弱化了公共服務中公民自我服務的意識，不利于公民自我服務的發展。“治理”理論及“多中心”理論均指出，政府與公民、社會自治組織之間公共服務職責的劃分應當遵循“輔原則”，公民或自治組織的自我責任和合作優先于國家責任，國家只有在公民或公民組織的社會組織不能或不再自我服務、自我救濟的情況下才提供幫助；而根據薩瓦斯的歸納，“志愿服務”及“自我服務”為公共服務基本類型之一。目前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設計中卻忽視了公民自我服務、志愿服務在現代基層公共服務中的作用，這不利于社區公共服務的健康、全面發展。二是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在具體形式上各層級網站之間互聯互通，但其本質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線式社區建設結構，官僚體制的科層制度仍起著重要作用，相關組織結構并未扁平化，公民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被動的客體，這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實現真正的社區網絡治理。
美國學者布萊福曼與貝克斯特朗將組織從形態上劃分為“蜘蛛型”組織、“海星型”組織以及混合型組織這三種類型，利用其分類，可以將科層制集權化的組織視為典型的“蜘蛛型”的組織模型（支配蜘蛛行動的是蜘蛛的腦袋，如果失去了腦袋，蜘蛛必死無疑），分權化、開放性、多中心的社區網絡治理組織可以視為“海星型”組織（海星的主要器官遍布每一個肢節，代替頭部發揮作用的都是一個分散化的細胞網絡）。[5]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從本質上看是以政府為主體，其組織形態仍是“有頭”的“蜘蛛型”組織，其與主要由居民自主掌控、每個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個體的“海星模型”的社區網絡治理組織存在著本質區別。在“海星型”組織中類似海星不同肢節的多中心的公共行動者通過制度化的合作機制，相互調試目標，共同解決沖突，增進彼此利益，這是社區組織發展的方向。“排除了‘蜘蛛型’組織中的掌權首腦，一個權力與智慧發散于它所搭建的放射性關系網中的組織，必然顯現其民主自治特性。通過社區網絡平臺的創建，擴寬了社區居民的參與渠道，調動起社區居民的參與積極性，為社區民主的培育提供了一條很好的路徑。”[6]近年來高層日益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而基層政治民主的發展是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要從“蜘蛛型”模式嬗變為“海星型”模式，其關鍵是政府從全面把控的角色中逐漸退出，促使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成為探索城市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試驗田，使其逐漸發展成社區自治、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重要平臺。
3.突破僅限于城區的局限，進一步連通鄉村社區網，加快城市化步伐，促進城鄉協同發展。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城市化也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之中。 “近年來，國家雖然加大了對農村交通、通訊、教育、文化、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明顯提高了農村公共服務的水平，但長期形成的城鄉公共服務利益二元結構并沒從根本上得到改變。”[7]此外，在目前雖然逐漸進行變革但仍大量存在的市管縣體制下，城市政府管理著大量農村區域；而在城市內部，“城中村”問題同樣是困擾城市發展的難題之一。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復雜原因，目前城鄉二元割據的現象雖仍然存在著，但從作為公民所應當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來看，城鄉居民應當享受同質、均衡的公共服務，城鄉二元割據最終將消失；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如何在此持續城市化過程中打破割據，做好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與鄉村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效連通，為二者之間最終兼容打下基礎，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是目前社會發展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而由于互聯網具有連通便利、快捷的優勢，大力發展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并促使其與城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連通，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具體體現在：
其一，城市社區與鄉村社區同為基層社區，具有許多共同點，通過大力發展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并使其與城市社區在線平臺連通，更有利于相互之間取長補短，縮小差距，協同發展。如一些鄉村社區在基層民主的探索方面較之城市更為真實、先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發展更好；而城市在公共服務模式、機制、發展程度等方面做得更好，二者之間相互學習的空間很大。其二，消除城鄉二元割據、實現城鄉一體化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并使其與城市公共服務在線平臺連通，有利于使即將轉化為市民的村民認識、熟悉城市公共服務具體內容、政策、機制，為其更好轉變為市民，以及對促進各地順利推進城市化提供條件。
對此，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已做出初步探索，建立起鄉村社區網的模塊，在具體網站設計上有一些體現與城市社區網不同的欄目(如“三農”服務站)，但從整體上看，福州市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尚處于初始啟動階段，具體體現在，目前所建成的網站僅有由福州市新店鎮西園村民委員會主辦的福州西園村網（xyc.省略/xcpd/sjzrzx.asp ），且欄目內容單一，與城市社區網有較大雷同，基本不能體現鄉村社區公共服務的不同特點。雖然村民文化素質、上網操作技能、互聯網普及率等方面與市民存在較大差距，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發展面臨更大的困難，但這應當是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福州模式”應克服困難，大力推進，并通過城鄉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互通加快城市化步伐，促進城鄉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錦輝，呂立峰.發展社區網站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思考[J].黨史文苑,2009,(1).
[2]王晨燕.社區網，崛起的社區媒體[J].新媒介,2008,(6).
[3]Hammer M, Champ J. 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 A Manifesto for Business Revolution[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33-36.
[4]楊蓓蕾,孫榮.城市社區網絡治理：內涵、建構與實證[J].中國行政管理,2008,(9).
[5]奧瑞?布萊福曼,羅德?貝克斯特朗.海星模式[M].中信出版社，2008:26-27.
第9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范文
(一)全新公共服務在一定程度上應用了公共管理所提出的全新管理手段和措施在明確公私部門沒有存在實質差異的前提之下，全新公共管理逐漸開始應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技術來提升工作效率。全新公共服務不是反對效率價值，其僅僅是在批評公共管理、否認公私部門實質差異性的基礎上，逐步開始承認全新公共管理中提升效率的一些技術和創新性方法，譬如人事管理中使用短期雇傭替代公務員終身制，采用科學合理的招聘程序，建立逐層劃分工資的績效制度，加強結果的靈活操作性等相關的內容。
(二)全新公共管理中蘊含的服務理念通常來看，全新公共管理與全新公共服務分屬于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本研究對二者進行具體的研究后發現，全新公共管理存在以下幾種性質:首先是全新公共管理落實了工具主義的理念，主要使用經濟學理論與市場競爭規則，在嚴格的制度與程序范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其次是全新公共管理中弱化了公共權力，使其逐步向社會分化;最后是新公共管理培養了社會自治力量，行政開始從客體向中心演變。全新公共管理主要是縮減政府規模，降低不必要的規制，讓政府管理從大量繁雜的公共事務中得到解脫;使用公共政策來引導公共產品的生產與競爭，以期提升公共產品的生產效率與質量，在整個過程中都會讓社會組織等相關人群開始主動提高自治能力，而社會自治力量的演變也在這一方面顯示出服務理念的提升。因此，新公共管理同新公共服務之間有著非常多的相似點［2］。
二、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的區別
(一)公共行政的回應目標差異全新公共管理的主體是顧客，將普通群眾視為顧客，同之前的公共行政相對比，更加注重普通大眾的地位和價值。新公共管理提出政府的行為必須要向企業學習，最大限度將政策建設成顧客可以從中自由的選取，可以讓顧客進行全方面的監督和檢查。然而，顧客本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全新公共管理所表達的意思就是將政府的公共政策從政治領域逐步納入到市場中，但是，從新公共服務的角度來考慮，把普通大眾作為顧客，同時從經濟學方面來研究政治問題，其實就是注重顧客的短期盈利。因此，全新公共服務通常從反面出發，以尊重公民的權力為基準，將人民看成存在相同利益的群體。所以，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在認識回應目的特點上存在差異，使得其中存在不同的社會治理方式;通常前者針對顧客選取愛好的回應，借助的是企業家精神，公民仍處在客體的地位;新公共服務強調普通大眾應該參加到行政中、成為政策制定的主要群體，讓公共行政成為一種非常民主的治理模式。
(二)追求利益的差異新公共服務主要注重多元化治理，任何公民與團體都可以協同管理公共事務，相對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同機構組織以及公民共同找尋代表公眾的利益，同時為實現這些利益而努力。從新公共服務對于行政規范性問題的分析過程中可以很容易的發現，政府的目的與企業的目的存在較大的出入，政府是實現公平與正義的手段和保障，必須保證公共利益處于絕對的核心地位，讓公共問題的處理方案與產生過程都能夠較好地滿足正義、公正以及公平的標準和準則。而新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市場的方法處理政府遇到的困難，若將政府比作是企業，則是借助企業的精神和理念來控制公務員的行為，在容納私人部門管理技術的同時，也相應地汲取了私人部門的價值觀念。所以，從二者的利益來分析，本身存在著較大的沖突，一邊是新公共管理不承認存在公共利益，另一邊則是公共管理同公共利益間沒有絲毫的聯系。
(三)理論思維取向上的差異全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門管理手段與經濟研究角度都是為了改善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與呆板的形象，以更加有效與靈活的形象面對普通大眾。所以，全新公共管理主要以理性為改革準則，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集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與方法等方面，通過理性的手段實現公共管理的效率。而新公共服務延續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社會公平”等價值觀，關注公民的權利。如某位學者所說，公共管理人員必須追求回應性的提升與公民信任度的加強，將公民參與政府管理視為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公民會積極注重公共利益，政府必須協助公民提升整個過程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新公共服務關注公民參與和民主治理，將公共利益放置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職能必須從控制管理轉到服務，讓全新公共服務理論基礎更加具有群眾基礎，所以是以民主為主要的改革形式［3］。
(四)價值取向差異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基礎和主要內容存在差異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價值取向不同。新公共管理關注的價值主要是經濟和效率。在效率價值的引導之下，新公共管理將政府的服務對象視為顧客，在管理上可以良好地使用市場機制與競爭機制，表現出績效與結果。目前，顧客服務與績效衡量等相關思想理念逐漸成為公共行政用語的構成因素。新公共服務本質上是對新公共管理等主要以經濟理論與自我利益為主導模式的深思;從價值取向來看，新公共服務注重的主要價值是社會公平、回應性等相關內容;新公共服務注重服務的使命與價值，關注公民參與以及公共責任制等內容。因此，從本質上來看，新公共服務體現了行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民主價值取向。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