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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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宋朝與高麗朝之間的海上航路，是中韓兩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發展，宋麗海上航線先后經過由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至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航線變遷為宋明州（今浙江寧波）到高麗的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體現了兩國物質貿易的繁盛，也承載著兩國人文往來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關鍵詞]

海上絲綢之路；宋麗海上航線；海洋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G1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簡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韓國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延邊大學朝鮮半島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韓關系與絲綢之路區域史；2魏珊，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東亞國際關系。（廣州510275）

宋朝與高麗朝之間的海上航路，是中韓兩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簡稱海絲路或MSR），迄今為止雖然中外學術界對其概念和內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認為其內涵應該是指從中國東南部沿海港口出發，然后向東北亞延伸至朝鮮半島，接著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南下、后經日本博多灣、九州以及西南諸島、琉球群島地區的東北亞航線和中國東南沿海繼續向西南方向延伸，經過中南半島南下后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然后抵達紅海、最終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線。因此，宋麗海上航線和兩國海洋經濟文化的交流，毫無疑問構成了中韓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內容。目前，中外學術界對宋麗海上航路與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術界的主要代表有陳高華、宋、吳泰、楊渭生、王文楚、陳炎、祁慶富等學人；分別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載《中韓關系史論文集》，時事出版社1979年版；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陳高華、吳泰《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版。而國外的主要代表性學者有韓國東亞大學的金庠基、高麗大學的李鎮漢、金渭顯、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學者內藤h輔、森平雅彥等先生，他們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經濟文化交流的論著。本文擬在學界先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文化交流等問題加以論述。

一、宋麗海上航路的演變和發展

宋麗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變化，與兩國的政治外交關系和遼宋麗三國關系密切相關。因而，宋麗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960-1071年），宋麗海上航線的內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東蓬萊）到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的航線。918年，泰封部將王建殺弓裔自立，建立高麗王朝，之后與中國五代十國的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政權均維持著朝貢關系，利用朝鮮半島西北海岸的翁津與中國山東半島的登州展開交往，從而維持其與中國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麗與宋的交往同樣也是利用此條航線，據《宋史?高麗傳》載：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并謝賜經及御制。二月，遣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為使，加治檢校太師，仍降詔存問軍吏耆老。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陸。行百六十里，抵高麗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閻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國。治迎使于郊，盡藩臣禮。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還。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布三萬余端，附表稱謝。”[1]（14040）通過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時期的登州，郡名東牟，為現今山東的蓬萊縣；八角海口，為現今山東福山縣西北的八角鎮；芝岡島，為現今山東煙臺北芝罘島，其距離登州約20公里。高麗人歸國，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復命，治遣使元證衍送之。證衍至安香浦口，值風損船，溺所赍物。詔登州給證衍文據遣還，仍賜治衣段二百匹、銀器二百兩、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離登州10公里左右，其雖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給發文據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間以前宋人出使高麗，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啟航，并由登州管轄。高麗翁津，也就是現在朝鮮海州西南的翁津；閻州，是現在朝鮮的延安，高麗時代稱為鹽州；白州，是現在朝鮮的白川。據《宋史》記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闋。從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來，登州一直是與高麗通航往來海上航線的起點，《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時也說：“新羅、高麗諸國，往年入貢，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還。”[3]（3829）因此，自高麗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這段航線不僅是宋麗海上交通時利用的主要航線，也是唐朝與新羅時期進行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線，同時還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來的主要航線。另外，密州板橋鎮至高麗的航線是此段航線的支線，即由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出港到高麗翁津口后登陸，據《長編》記載：元豐六年（1083年），入內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馮景為高麗國信使，“令排辦修補過河船及按視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問之得二處海道并可l船至高麗，比明州實近便。”[4]又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自中國適高句麗，唯明州道經此，若自登州、板橋以濟，則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麗之港口，實為板橋鎮，元v三年（1088年）改板橋鎮為膠西縣，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遼麗兩國恢復朝貢關系，在這之前由于戰爭的關系兩國處于敵對狀態，朝貢關系也一度中斷。1020年后，遼麗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持久穩定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1125年遼國滅亡。在這一時期，遼麗兩國使節的往來頻繁密切，高麗通過以下名義遣使遼國，比如四季問候、謝橫宣、謝冊封、謝恩、進貢、賀正、賀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遼國則主要通過吊慰、告哀、橫宣、冊封、賀生辰、來祭、來詔、起復等名義，如此之后，遼麗兩國朝貢體制終于全面確立起來，并且構成了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基礎。因為遼麗之間關系的改善，使得高麗先前結盟宋朝以牽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時已經顯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麗顯宗十三年），高麗決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號，“復行契丹年號”，并且在高麗顯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遼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穎等前往宋“貢金器、銀廚、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斷絕了對宋的朝貢，“其后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間開始，宋麗兩國由于斷絕邦交，兩國航路基本上亦處于斷絕的狀態。迄1071年（宋熙寧四年），由于宋朝“聯麗制遼”政策的再度實施，宋麗邦交得以恢復，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后一階段。

后一階段（1072-1279年），宋麗之間的海上航線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寧波）到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的航線。關于航路改變的原因，學術界已多有論及，主要是北宋從國家安保立場，以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慶歷年間，特下詔實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萊州進而與遼國經商貿易，故登州通高麗海道亦漸廢棄。直至宋熙寧四

年（1071年），宋恢復邦交，宋出使高麗的海上航路改為明州往返，蓋亦由于高麗之請求，《宋史?高麗傳》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從之。”[1]（14046）而宋朝冊封出使高麗和宋商赴高麗貿易，則規定由明州往返。其具體航線，在《高麗史》、《高麗史節要》以及《宋史》、《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所載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其卷34 至39《海道門》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十分系統、明確的記載，為研究宋麗海上航路和高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宋麗關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國學者王文楚、祁慶富等教授對《高麗圖經》做了較為深入的考證外，近年來，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學科森平雅彥教授結合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考證、復原。宋麗航路自明州出發，到達定海（今鎮海縣）后、經過虎頭山（今鎮海縣招寶山東北的虎蹲山），向東航行到達昌國縣（今定海縣）的沈家門、梅岑（宋代又稱補陀洛迦山，即為現在的普陀山）。從這里出海后，進入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即從現在浙江沿海、長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為黃水洋，黑水洋

也稱黑水溝，即淮河入海口以東、山東半島以東、以南的洋面。

，

經夾界山

又稱古五嶼，“華夷以此為界限”，現在的五嶼西南為小黑山島，島南是中韓兩國的領海分界處，也就是中國與高麗的海上分界線。

，

過白山而至高麗。據王文楚先生考訂，白山即為現在大黑山島東南面的蕎麥島，并謂徐兢《高麗圖經》記載有誤，王氏謂“《高麗圖經》記載，先過白山，后至黑山，同書又記載徐兢等歸國，‘早過黑山，次過白山，’則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島東南有蕎麥島，恰為航路所經行，蓋是。《高麗圖經?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東南’，與海路途徑不符，當誤，或為‘白山在黑山之東南’之誤。”[7]（37）然而，中國學者祁慶富和日本學者藤田明良均認為，白山為黑山島西北之紅島，日本學者森平雅彥經過實地勘察后亦認為徐兢記載之“白山”，當為今之紅島，朝鮮時代亦稱紅衣島，其距黑山島西北約十八公里，海岸線為高聳的斷崖所環繞，其恰如徐兢所謂“連亙如城”，其斷崖顯露的硅巖、砂巖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雖然注意到《高麗圖經》有關黑山和白山的途徑航程，但是卻忽略了其“白山”條謂：“是日午后，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亙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后風作，舟行甚快。”[5]（75）而蕎麥島，不過為周圍一公里左右圓錐狀的小島，顯然與其狀如城垣的白山島不符，故徐兢使團先經過白山島，后抵達黑山島的往返記載無誤，而王氏實誤矣；使團由白山所抵達的黑山，也就是現在韓國的大黑山島，是宋麗時期海上絲路南路的樞紐，也是船舶往來停歇的地方；經過黑山島，沿群山列島海岸向北，抵達紫燕島

即現在韓國京畿道廣州境內，處于首爾東南方向，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考證為現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島。參見[日]津田左右吉《關于元代高麗西北境之混亂》，《朝鮮歷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達急水門水道，進入禮成港，在碧瀾亭登上陸地后，再由陸路抵達高麗的都城開城。碧瀾亭，位于現在開城西禮成江東岸，船舶在這里停舟靠岸登上陸地，前往開城。從宋神宗熙寧后直到南宋，宋麗之間的海上航路都是經過此段路線，如果能夠順著季風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達。

另外，宋麗海上絲路南路航線的泉州港，也是宋朝與高麗貿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羅拯傳》寫道：“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8]（10646）蘇軾亦謂：“切問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中國學者陳高華先生曾經就《高麗史》的記載，歸納出北宋時期泉州海商往返高麗的史料，達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黃謹（為“慎”之誤）還充當了宋麗恢復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麗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黃慎來見……遣慎等來傳天子之意，”[9]熙寧二年（1069年），黃慎等由高麗返宋，“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詔接通好……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1]（14046）由于宋朝規定：諸赴高麗、日本貿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給予公憑發解啟航，即“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番之至中國者，惟慶元得受而遣焉。”慶元，即北宋之明州，據《宋史?地理志》載，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為慶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麗貿易，顯然違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轄之規定，以致蘇軾不得不奏請云：“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扎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藩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10]（459）然而，根據陳高華先生統計，《高麗史》明確記載明州商人不過三起，數量上遠低于泉商十五起，蓋“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448）徐戩，泉州海商，蘇軾說他：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10]（459）又謂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戩“于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寶、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五人赍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蘇軾讓他從明州回國，但是“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故而將壽介等“發往泉州，附舡歸國。”[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雖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麗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認民間海商由泉州赴高麗貿易者亦多。不過，由泉州出港，駛往高麗禮成港的航路，應該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著明州往高麗的航路往返。南宋時，由于海外貿易發達，泉州成為了北上連接明州和高麗，向西連接廣州、粵東，從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樞紐，東南亞、印度洋以西等地區的商舶常常往來于此。不過，與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來停靠的港口，在與高麗海上往來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麗海上絲綢之路往來中，增進了兩國人文典籍的交流。高麗使臣于海上來華，通常會進行大量的求書、購書活動，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賜予高麗《大藏經》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賜予高麗使節《密藏詮》、《逍遙詠》和《蓮花心輪》等佛經。淳化四年（993年），應高麗之請，賜儒家《九經》于高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麗使郭元辭歸，真宗應其所請，再賜予《九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圣惠方》、諸子、歷日、御制詩、《國朝登科記》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麗使來賀哲宗即位，哲宗應其所請賜予《文苑英華》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麗進奉使尹等乞賜《太平御覽》等書，哲宗詔曰：“所乞《太平御覽》，并《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闕給賜。”[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高麗使王r、吳延寵回國，宋徽宗又賜高麗國王《太平御覽》一千卷。除宋朝廷賜予外，高麗使節還被允許自行前往書肆購書。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詔國子監許賣《九經》以及其它經史子集諸書給高麗使節。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高麗使求買《大藏經》、《華嚴經》各一部，詔從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顧蘇軾反對，允許高麗使購買《冊府元龜》以歸。宋麗典籍交流還體現在高麗大量高僧、留學生以及宋朝商販于宋朝購買書籍以獻于高麗國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高麗博士任老成從宋朝購買了《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以為高麗營造有關廟堂之參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麗時獻給高麗國王圖書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戩等二十八人至高麗獻《新注華嚴經》版，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獻《太平御覽》，高麗獎勵其白金六十斤。

隨著儒家經典和《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大量輸入高麗；高麗也有諸多書籍傳入宋朝，如高麗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麗國書籍多好本，特命館伴將所求書目錄授予高麗使李資義，囑其“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14]故次年（1092年），高麗使即獻《黃帝針經》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說苑》，由高麗獻出后才得以補全完整；還有已經失傳的《周易占》、《黃帝針經》等古籍，也是通過高麗重新輸入到宋朝。加強了兩國以書籍為載體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構成了宋朝與高麗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國《大藏經》之交流、僧侶的往來和中國科舉制度、儒佛道三教教義對高麗佛教的影響等。其中《大藏經》等佛教典籍的互贈和交流影響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戩，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

《東坡奏議》卷六。按，《續通鑒長》卷四三五引蘇軾奏議，稱：“泉州商人徐戩。

而高僧人文往來，則主要是高麗僧人諦觀、義通以及高麗王子義天到宋朝的訪問交流，其中諦觀、義通為中國天臺宗的復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對天臺宗相關典籍的回歸起到了重要作用，高麗僧義通也被后人尊其為天臺宗的第十六祖。高麗王子義天是在宋哲宗時期來到中國的，他遍訪名山古剎，帶來的大量華嚴宗典籍彌補了中國華嚴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見，拜杭州慧因寺的凈源法師為師學習華嚴宗，對華嚴宗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義天還請天竺寺的從諫法師講解天臺教觀之道，其回國時，帶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經書一千多卷，在高麗弘揚天臺宗、華嚴宗，提倡“教觀兼修”，主持高麗國清寺，創立高麗的天臺宗，并拜從諫為初祖。因此宋麗兩國高僧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文化交流，極大地豐富了兩國人文文化交流的內涵。

此外，隨著兩國人文往來和科舉制度傳入高麗，高麗除科舉取士外，還實行僧侶的科舉考試制度，稱為僧科制度。僧科有預備試和正式試之分，預備試主要在各山門或宗派內進行，預備試合格才能參加國家正式大選。大選也有禪宗選和教宗選之分，禪宗大選一般是在廣明寺的禪宗僧侶中進行，教宗大選則于王輪寺在各教宗僧侶中進行。如果禪、教大選合格，就授予初級法階大選，然后按照如下法階晉升：禪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教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首座-僧統。而高麗時代的僧職主要是僧钅錄司，僧钅錄司有左右兩銜，兩銜各有都僧錄，下設副僧錄、僧正，都僧錄掌管一切佛教活動，其淵源顯然是受到宋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隨著宋朝儒佛道三教傳入高麗和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國的儒佛道思想對高麗的佛學思想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麗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臺宗的創立。高麗太祖以佛教立國，但是，佛教內部的宗派矛盾不斷，尤其是以海印寺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兩派水火不容，相互攻擊。為了解決佛教內部的門戶之爭，從宋朝回國的義天大師提出了“教禪合一”、“教觀兼修”的主張，義天認為：佛有教禪二法，但兩者各有偏執，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內心觀照；禪法則強調內心作用而無視外部修煉，故“學教之人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人好忘緣而內蕁2⑽偏執，俱滯一邊，其猶爭兔角之長短，斗空花之濃淡。”[15]（452）因此，義天提出“教禪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禪宗的關系上，義天主張教宗融攝禪宗，并對“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禪法頗有微詞，其提出禪宗本義是“籍教習禪”而非“離教習禪。”其實，義天的“教觀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創，而是深受中國華嚴宗高僧圭峰、晉水和清涼大師的影響，華嚴宗即主張“教禪一致”，尤其是清涼大師認為：華嚴宗“法界緣起”與天臺宗的“三諦圓融說”相互契合，并認為華嚴宗靠經典義理解悟、洞徹法界，與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解悟過程是一致的，因而華嚴宗與禪宗是相通的。義天大師不僅與上述晉水（凈源大師）相互往來切磋佛法，而且，對華嚴宗經典頗多研究。在儒佛道的關系上，義天十分重視三教合一，尤其是對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揚。其主張“得釋門遍于五時，儒典通乎六籍，包羅大小，通觀尊卑，雖設教有殊，而崇孝無別。”[15]（452）這些思想顯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響。此外，十二世紀末期，鄭仲夫、崔忠獻等武臣之亂，高麗教宗勢力受到重大打擊，1205年，高麗改吉祥寺為曹溪山修禪寺，高僧知訥以《金剛經》、《六祖壇經》為本創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張“教禪不二”，但與義天主張“教主禪從”不同，而是強調“禪主教從”，在具體修行方面，主張“定慧雙修”，從而將“漸悟”和“頓悟”統一起來。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覺禪師的影響，知訥融合儒家的忠義，提出禪宗的“忠義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異而實同。”從而體現出三教融合和諸宗匯通的傾向，此與中國佛教的儒釋道三教合一，顯然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宋與高麗海上航路的發展，可以說是中韓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演變的重要階段，宋麗海上航線先后經過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沿岸至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航線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寧波）至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的變遷，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為宋代對高麗海上貿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體現了宋代海上對外貿易的發達，而且也體現了宋麗兩國物質貿易的繁盛，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瓷器、茶葉等貿易品和高麗其他土特產品的交流，也承載著兩國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脫脫：《宋史?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點校本。

[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五），神宗元豐六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

[6]蘇軾：《東坡奏議?登州詔還以水軍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7]王文楚：《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8]脫脫：《宋史?羅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9][韓]鄭麟趾：《高麗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鮮古書刊行會本。

[10]蘇軾：《東坡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1]蘇軾：《東坡奏議?論高麗進奉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2]蘇軾：《東坡奏議?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二），神宗元豐三年正月辛巳條，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第2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海洋數字檔案；信息安全；網絡應用

在社會信息化的大環境下，數字化建設已成為評價一個國家信息基礎水平的重要標志。海洋檔案的管理作為社會信息資源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正面臨著數字化時代的挑戰。隨著電子文件的大量出現，檔案理論界對于電子文件是否應該轉化為檔案材料也從爭論轉為接受，這一革新要求我們改變原有對文件檔案的理解，順應技術發展趨勢，更好地進行海洋檔案管理工作。

1海洋數字檔案的概念和特點

在1996年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上，美國的《檔案與博物信息》編輯D.比爾曼以《虛擬檔案》為題，第一次提出了與物理檔案(Physicalarchive)和實態檔案庫(Physicalrepositoriesofarchives)相對應的虛擬檔案(Virtualarchives)。國際檔案理事會對數字檔案的定義是:通常以代碼形式記錄于載體，如磁盤、磁帶或穿孔卡帶之上的文件檔案，它的內容只能通過機器來利用，并根據來源原則來組織安排。以此類推，海洋數字檔案就是以代碼數字形式記錄于載體，如磁盤、磁帶或穿孔卡帶之上的海洋方面的文件檔案。數字檔案改變了傳統的檔案載體形式與檔案工作意識。數字檔案的載體與傳統檔案的載體有很大區別，包括存貯電子文件、信件、圖紙、報表所形成的軟盤、光盤、硬盤和磁帶等。數字檔案中的信息資料不以傳統的筆墨紙張等直觀的形象出現，而是通過二進制代碼以數字形式存貯，成為肉眼不可直接識讀的記錄符號。檔案信息傳輸平臺數字化，當檔案信息在完成數字化后以數字形式存在時，數字網絡系統就將成為其主要的傳輸平臺，為檔案信息的快速流動提供可能，通常是以網站方式提供相關檔案服務。海洋數字檔案也有著與其他數字檔案相同的特性。

2網絡環境下海洋數字檔案的安全隱患

在數字化的過程中，由于受載體的轉換條件、存貯介質的穩定性和技術操作等因素的影響，容易造成海洋信息的丟失或刪改，卻不易被察覺。

海洋電子文件的信息共享帶來了一些不安全因素。以計算機為載體的電子文件，不同于以紙張為載體的紙質檔案，它可以不受時間、地點和人員的限制隨意閱讀，并且信息容量巨大，傳輸快捷，這種電子文件的共享性和易用性是其網絡化運作環境決定的，是一種進步和發展。同時，也給海洋電子文件帶來了不安全和泄密因素。

目前的檔案保護規程主要針對紙質載體制成材料的耐久性、保存環境等方面來進行，缺乏對電子檔案長時間可靠保存的經驗與技術。實踐證明紙質載體的檔案在一定的保護條件下可保存達上千年，而電子文件的物理載體壽命卻遠不如紙質檔案，磁性載體檔案的壽命最多只有十多年，光盤載體的壽命也不超過I00年。另外，紙張的損壞很容易被發現，但電子文件載體的損壞只能由設備檢驗。此外，由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保存的格式和載體都在發生變化，使得早期數字檔案難于“閱讀”，例如現在面對一個保存在5英寸軟盤上的Wordstar格式的文件，恐怕大多數讀者都會束手無策，而這只不過是20多年前主流格式與存儲載體。

由于網絡技術本身的安全隱患導致泄密。Internet/Intranet技術本身就不是一種很安全的信息傳輸方式，網絡上的任何信息都是經過重重網站分段傳送至目的地，任何中介站點均可以攔截、讀取、破壞甚至篡改信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攻擊手段也越來越多，攻擊工具的破壞力越來越強，而安全技術是一種在對抗中被動發展的技術，它總是滯后的，這樣就導致了網絡的脆弱性。此外，網絡硬件也是經常被忽視的但風險極大的泄密途徑，主要方式有電磁泄露、非法終端、搭線竊取·后門程序等。

管理人員不足，技術水平有限。據有關資料顯示，90%以上的檔案管理人員沒有受過正規的計算機安全培訓，他們缺乏計算機與網絡的相關知識，缺乏對檔案信息網絡的安全意識。

3網絡環境下實現海洋數字檔案安全的對策

如前所述，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數字檔案及海洋數字檔案的安全保密問題日益突出，為嚴防密從網泄，確保電子文檔安全，應在管理、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3方面采取有效的安全技術與措施。

3.1管理方面

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提高管理人員的技術水平。海洋檔案信息數字化是信息時展的必然趨勢，海洋檔案管理人員要充分認識網絡中的檔案信息，不能認為只要把電腦管好了，信息沒有丟失，就是做好保密工作了。海洋檔案管理人員自身要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危機感，樹立高度自覺的檔案信息安全防范意識。海洋檔案管理人員要更新知識、技能，努力學習掌握檔案現代化管理、計算機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技術，加快從傳統型檔案管理人員向現代化檔案管理人員的轉化。同時，海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要采取相應措施，從政策、待遇等方面培養和激勵專業技術人才。要通過在職教育、短期培訓和學歷教育等多種渠道和方式，提高和更新在職人員的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充分調動海洋檔案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推進海洋檔案信息化建設作貢獻。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在海洋數字檔案安全管理中，除了采用相應的安全技術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海洋檔案管理部門還應當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單位實際，制定、完善一些制度。如，確定本單位檔案信息的安全管理等級和安全管理范圍，制定檔案網絡操作使用規程，用戶身份認證制度，電子文件的接收、保管、檢索、查詢和網絡安全等制度，使安全管理具有可操作性，形成海洋數字檔案信息的安全保障體系。

3.2網絡安全方面

硬件設備安全。涉及海洋電子文檔的計算機應做到專人專用，使用的移動儲存設備也應做到專用，不可混用。對于網絡設備應該盡量使用通過保密檢測的設備，不要盲目追求新產品、新技術，以減少泄密渠道。

操作系統安全。安全的操作系統是網絡安全的重要基礎，因為所有的基本應用和安全措施(如病毒防治、人侵檢測、設置防火墻和安全島)都依賴操作系統提供的底層支持。充分考慮海洋數字檔案操作系統的安全性是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因為許多核心技術我國并不掌握，無法保證國外操作系統產品不存在后門程序。在海洋數字檔案管理用操作系統方面要考慮以下兩點:①采用的產品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且源代碼對政府公開;②定期利用漏洞掃描工具檢測系統漏洞和配置情況，以便及時發現問題。操作系統的安全主要通過增強身份標志與驗證、細化自主訪問控制、用戶職責劃分、強制訪問控制、審計跟蹤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來實現，這些措施都可以對基本安全功能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安裝殺毒軟件。防病毒必須從網絡整體考慮，主動防御，改變被動劣勢，要樹立“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觀念。從方便管理人員的工作著手，使其能夠管理網絡上的所有機器，如利用定時查毒功能，對客戶進行掃描，檢查病毒情況;利用在線報警功能，監測網絡上的每一臺機器，出現故障或病毒侵人時，網絡管理人員都能及時知道，并作出反應。

內外網隔離。在內外部網之間，設置防火墻(包括分組過濾與應用)實現內外網的隔離與訪問控制是保護內部網安全最主要的同時也是最有效、最經濟的措施之一。無論何種類型防火墻，從總體上看，都應具有以下五大基本功能:過濾進、出網絡的數據;管理進、出網絡的訪問行為;封堵某些禁止的業務;記錄通過防火墻的信息內容和活動;對網絡攻擊的檢測和告警。

在必須使用公眾網絡時采用虛擬專用網絡(VPN)技術。VPN能夠利用Internet或其他公共互聯網絡的基礎設施為用戶創建隧道，并提供與專用網絡一樣的安全和功能保障。在互聯網上傳輸數據時，VPN可提供保密和數據加密。如果某機關檔案系統設有兩個或更多分支機構，或者希望用戶遠程訪問檔案網絡，這種方法尤其有用。

3.3信息安全方面

海洋數據備份恢復系統。備份數據可以防止磁盤驅動器出現故障、電源斷電、感染病毒和發生其他事故時丟失數據。一旦發生了數據丟失，如果按照備份規程進行了備份，那么就可以恢復數據。海洋數據備份最可靠的辦法是完全備份和增量備份相結合，例如我們可以每周執行一次完全備份，每天執行一次增量備份。除此之外，還應該選擇不同的數據存儲介質，并將備份介質存放于不同的安全地點。

載體保護。海洋數字檔案的記錄載體由于它的磁性、光學性和磁光性，易受磁場、光線、溫度和濕度等環境影響。海洋數字檔案存儲介質應存放在無強磁場干擾、避光、防塵、無腐蝕性氣體的環境里，諸如溫濕度的控制，存放載體的柜、架及庫房應達到相關標準的要求。加強工作人員責任心，提高操作能力避免不正確操作。例如，使用標識筆作標注時，會帶來盤面的污損拿取時手法不正確，留下指紋中的油脂、鹽分、微生物等長期依附其上，會腐蝕盤帶。

數字簽名技術。主要包括數字簽署技術和驗證技術，以解決偽造、抵賴和冒充等問題，在存儲和流通過程中，保證了數字檔案的原始性、真實性。目前常用的數字簽名技術有光筆簽名、電子簽名、電子印章、數字指紋、數字水印、數字時間截和數字證書等。

信息加密。加密技術可以確保電子文件內容的非公開性，是保證電子文件機密性的重要方法，其目的是采取某種數字方法經信息偽裝起來，使非法入侵者無法了解信息的真實含義。通常多采用“雙密鑰碼”法。加密通信者各擁有一對密鑰，任何發方可以使用收方的公開密鑰加密明文后向收方發文，收方只用自己知道的解密密鑰解密獲得明文。由于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密鑰，因此第三者很難從截獲的密文中解出原文來，這對于傳輸中的電子文檔具有很好的保密和保護效果。

雙套歸檔制。實行“雙套制”保存海洋電子檔案，既在保存海洋電子檔案的同時也保存對應的紙質檔案，這也是在技術水平尚欠成熟的條件下解決海洋電子檔案原始性、真實性問題的一種可行辦法。

海洋數字檔案的銷毀。目前，數字檔案銷毀現狀不容樂觀，銷毀隨意性較大、方法不規范，為信息保密工作留下了隱患。數字檔案的銷毀可分為信息銷毀和載體銷毀兩大部分。數字檔案的信息銷毀即邏輯刪除是通過軟件系統改變載體的狀態，將數字檔案數據從記錄載體上徹底消除的一種方法，對于非保密性的數字檔案可用邏輯刪除的辦法;數字檔案的載體銷毀是將數字檔案的載體連同信息一起銷毀的方法，主要適用于載體、一次寫人不可更改的記錄載體及受損傷不可修復的載體，此方法銷毀比較徹底，不會留下失泄密后患。對應銷毀的在網絡上處于流轉狀態的電子文件、電子檔案，屬于非保密性的可做清除處理;對屬于保密范圍內的，要做徹底清除處理，連信息的微量信號也一點不能留，以防泄密。

第3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市營銷；4PS理論；海洋文化

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營銷學，是地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城市科學、產業經濟學、營銷學等多學科相互交叉滲透的產物，是一種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將城市的各種資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產業或者服務以現代市場營銷豐富地向購買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發展對經濟和社會都有積極貢獻。經濟貢獻包括文化與產業的融合，可刺激消費、增加GDP，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聯動，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社會貢獻包括更新民眾文化觀念、提高民眾素質、形成特色文化地區、營造城市文化氛圍、提升城市形象和影響力。

隨著城市營銷實踐和理論的發展，研究人員逐漸認識到，城市營銷不只限于經濟方面，也涉及諸如環境保護、地區形象建設、公共利益等內容。城市營銷的內涵在于滿足全方位的顧客需求，這就要求對城市營銷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經濟范疇，為使城市營銷持久高效，應充分意識到營銷中的文化要素及其發揮的重要作用，注重豐富城市的文化內涵，讓城市營銷的對象（居民、投資者、旅游者、企業等）在獲得城市產品和城市服務的同時，還能獲得精神層面上的滿足，從而樹立起城市優秀的積極的正面形象。

大連市三面環海，是全國海岸線最長的城市，有著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蘊。海洋文化是大連這座海濱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和體系，是人類認識、把握、開發、利用海洋，調整人與海洋的關系，在開發利用海洋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的總和，具體表現為人類對海洋的認識、觀念、思想、意識、心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經濟結構、法規制度、衣食住行、民間習俗和語言文學藝術等形態。從2003年開始，“打造文化大連”成為大連獨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連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資源，尋覓城市精神的文化內涵，努力建設開放型、國際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建設。

雖然對于城市營銷的理論框架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權威，但是，綜合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城市營銷的理論框架已經初顯雛形。本文將使用4PS理論即產品策略、渠道策略、價格策略、促銷策略進行展開，系統研究城市營銷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1 海洋文化產品策略

海洋文化產品是海洋文化供應者提供給消費者的海洋有關的產品或服務，按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可分為經營性和公益性文化產品。按產品屬性可分為物態文化品，如海洋工藝品、玩具、服飾等；服務文化品，如廣告、咨詢、娛樂等；活動文化品如社區活動、運動比賽等；內容文化品如電影、書籍等；文化設施包括承載各種海洋文化品的場所和設施，包括劇院、電影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體育場所。這些涉海產品在要在文化發展的導向和宏觀規劃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首先，要努力爭取各方面對海洋文化產業的扶持，支持和鼓勵社會投資。要積極吸引國內外各類海洋文化建設專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資源。要打造好有鮮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產品，同時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論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動。要重組和調整海洋文化產業結構，創新和開發海洋文化新產品與新服務，大力發展具有知識產權和競爭力的海洋支柱產業，使海洋文化產業成為大連海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增長點。

3 海洋文化價格策略

Burgess通過對英國地方政府和企業廣告材料的統計分析，發現所有廣告都竭力強調的兩點城市形象：一是經濟優勢。區位和商業優勢、可靠的勞動力、廉價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誘導以及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傳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內容。二是生活質量。地區生活質量是通過一個地區的景觀環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遺產方面的內容來反映。根據城市形象形成的規律，可以通過文化編碼的方式策劃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價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標群體，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銷策略

第一種是利用廣告進行宣傳。首先是通過新聞媒體如電視、廣播等影視手段做廣告。其次是通過城市指南、宣傳冊、互聯網頁和期刊雜志上的廣告進行宣傳。西方城市廣泛地開展著城市形象運動。他們通過新聞宣傳媒體制作大量的廣告，精心設計并印發宣傳冊子，竭力宣傳自己具有某個大區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區位。

第二種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轟動效應。通過重大事件，如全運會、足球錦標賽等重大體育賽事，涉海博覽會、海洋有關國際會議，文化活動如海洋文化節、沙灘藝術節、大連國際服裝節、電影節等，以及各種節日和貿易集市等進行宣傳、交流。在宣傳活動中，要強調大連城市的生活質量和濃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歡節、沙灘盤球賽等體育賽事等。這些宣傳手段對擴大海洋文化的宣傳，提高城市的整體知名度，增強城市對外部投資的吸引力，吸引人們前往旅游觀光，切身了解城市、體驗城市，從而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

第三種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產環境，塑造濱海現代城市景觀，滿足人們對生產和生活條件和環境的要求，建設一個適宜居家生活、企業發展、商務活動和旅游的海濱可持續城市。城市景觀例如沙灘建設，海之韻廣場和港灣橋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觀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連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種體現。在海洋文化的建設中，城市景觀起關鍵性作用。

總之，要重新審視、科學論證大連市海洋文化資源前景。大連是因海而生的，從產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養，具有明顯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連文化是以齊魯、東北、俄國、日本等文化為底蘊的復合型文化，彰顯著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連城市文化的靈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脈絡，應用市場經濟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海洋文化資源，根據大連城市歷史發展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區域經濟環境等特質，通過系統分析、科學論證，對大連市的特質海洋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點。同時，只有創新觀念，才能切實增強海洋文化的發展活力。大連市應從城市戰略發展的高度，樹立建設海洋文化名城的觀念，無社會各界，都要立足崗位和實際求創新，力爭將大連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現代海洋文化人才薈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藝術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產品交易的市場”為主要內涵的國際海洋文化名城。

參考文獻

[1]白長虹.從城市營銷到城市文化發展[J].天津社會科學，2008，（2）：80-84.

[2]郭國慶，劉彥平.城市營銷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其啟示[C].JMS中國營銷科學學術年會會議論文集，2004.

第4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海峽兩岸文化建設研究

        (1)發展海洋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誤區與理性思考 蘇涵

        (7)以旅游業為標桿的海洋文化創意產業探析——以福建省東山島為例 王惠蓉

        閩臺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

        (14)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困境的現代性診斷——以廈門市為例 林朝霞

        (20)海峽西岸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像化生存 朱秀凌

        海峽西岸經濟運行研究

        (26)福建省環保投資效率評價——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 鄒文杰

        (32)福建省全要素生產率低下原因及對策 黃浩

        (39)基于顧客的服裝品牌競爭力模糊綜合評價模型——以美特斯·邦威為例 尤晨

        (45)資產出售和資產置換遠期績效的實證研究 黃煒婷

        (52)原產地品牌策略探析 曾德國 陳剛

        (58)民事訴訟請求范圍之類案監督研究 梁開斌

        (64)《漢語大詞典》編纂的三個問題——以《邵氏聞見錄》的詞匯研究為例 雷冬平 李文赟

        (70)濃墨重彩的抒寫——論莫言《枯河》的創作特色 周藝靈

        (76)基于語料庫的話語標記語“well”研究 國防

        (83)英語學術論文摘要中時態的評價功能 林美珍

        (88)頂“叛逆”之名，做“翻譯”之實對翻譯“創造性叛逆”的幾點思辨 黃明妝

        (93)日語論文副標題的句式結構和使用功能 薛育寧

        (98)《周易闡真》之“中”觀念探析 王景霖

        (104)論戊戌時期在中國科學近代化中的歷史地位 岳世川

        (109)純粹微博平臺上的議程設置特點研究——以“切糕事件”傳播為例 陳雪麗

        (114)提升廈門志愿服務品質初探 方輕

        (121)以“誠”為本塑造當代大學精神——以集美大學校園文化建設推動學校內涵發展為例 郭金錠 沈哲瓊

        (127)大學生就業意向與用人單位需求的調查與思考——以廈門地區為例 肖輝

        無

        (131)喜訊：《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年被評為“華東地區優秀期刊” 無

第5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孫家疃小學位于威海海岸線東北端的葡萄灣畔，是一所省級規范化學校，這里民風淳樸，海洋文明歷史悠久。學校生源主要來自周圍六個漁村，依托資源優勢，自2009年起，學校將濱海地域特色與學校文化積淀相結合，積極打造以海洋文化為特色的校園文化，提出“海納百川——關注每一名學生發展”的辦學理念，以“厚藍色底蘊建和諧校園”為辦學目標，提煉出“向未來”的口號，建設海洋特色校園，完善師生發展系列規章制度，開展一系列海洋文化教育活動。校園文化建設的推進，使校園海洋文化氣息濃郁，海味十足的孫家疃小學成為威海教育特色發展進程中一張精致的名片。

一、海昧環境建設，打造“海洋文化公園”

走進孫家疃小學，處處都能感受到海洋的氣息。學校不論是圍墻還是涼亭，都有一個海洋文化主題。走進教學樓，海洋的清新感覺撲面而來，一樓突出童真童趣，主題是“海趣”，尤其是在走廊的盡頭，幾張小漁網、一些小貝殼，讓這個小角落充滿漁家的溫馨；二樓傳承民風民俗，主題是“海風”；三樓突出智趣，主題是“海韻”，彰顯生命的韻味；四樓的主題是“海情”，突出校情、校史。在設計的過程中，學校加入了更多讓學生主動參與的動態元素。樓梯的墻上，貼著一幅幅學生親手做的海洋生物標本，給學校增添了更多的海洋味道。

和別的學校不同，孫家疃小學的很多學生家長都是漁民，在認識和接觸海洋生物、環境等方面，孩子們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為了將這些優勢利用起來，學校成立了貝雕制作、電腦繪畫、剪紙、英語配音等十幾個學生社團，同時制定了社團管理、考核和評價等系列制度，確保社團課程的良性發展。每周的社團課中，學生或開心地制作，或自由地暢想，引領學生走出書本的狹小空間，在廣闊的知識海洋中遠航。學校濃郁的海洋氛圍，給予了孩子們心靈的愜意和不屈不撓的學習精神。

“童真童趣真趣自然，海風海韻風韻無邊”。這是學校閱海亭上的一副對聯，是學校教師自主創作的，折射出師生對“海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二、班級吉祥物來自大海，海洋精神在心中

走進孫家疃小學五年級二班，墻上一張小海馬的畫像格外醒目，這是班級的吉祥物。班主任老師說，自然界的海馬對環境不挑剔，生存能力很強，游泳姿勢十分優美，而且是一種經濟價值較高的名貴中藥。取海馬適應能力強，對人們有價值這兩大優點，他們確立班級目標：我們將像海馬一樣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像海馬一樣忠勇頑強、奮勇拼搏。而班級宣言是：每天進步一點點，每天收獲一點點。為了達成目標，班主任老師還和同學們一起制定了班級公約，設立了“海馬大比拼”，從“學習、衛生、紀律”三大方面進行個體的縱向評價，關注學生的點滴進步，“海馬”真正成了班級的代言人。

在孫家疃小學，各個班級的吉祥物都來自大海，樸實無華的海草，搏擊風浪的海鷗，鍥而不舍的海龜，以靜制動的海螺，適應力強的海馬等，都成為班級吉祥物。 各班級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興趣愛好，自主開發班本課程，確立特色班級目標和班級吉祥物。每個班級都有一張海洋明星榜，鼓勵孩子們積極向上，好好學習。每個班級都有班本課程，挖掘了師生的潛力，促使各個班級不僅厘清了特色，而且讓學生在參與、體驗、創造的過程中，共同構建富有個性的、充滿活力的班級文化。

三、海洋文化活動，提升“親海”素養

王國杰先生是威海有名的貝雕達人，也是孫家疃小學的校外輔導員，每過一段時間，他都會到孫家疃小學，與孩子們一起了解各種海洋生物，學習制作貝雕的技藝。在孫家疃小學，這樣與大海親近的機會很多。每年春節，學校都會進行“漁家民俗游園”活動；“六一”開展海文化藝術節活動；國慶節開展“海鮮我來做”活動；學期末舉行“海洋教育文化超市”等。學校還充分利用校外資源，建立校外實踐基地，將學生的校外實踐活動納入了教學常規，并聘任本土作家、貝雕達人、老船長等能人擔任學校的校外輔導員，走進課堂為學生上課。這些舉措整合了社會各方的力量，構建起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體系，為學生的成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激發學生潛能，引導學生主動發展，是海洋教育的歸宿。近年來，孫家疃小學積極整合校內外資源，開展系統性強、主題鮮明的實踐活動，為學生成長搭建更加廣闊的平臺。學校對各項活動進行了整體梳理，把凡是立足于學生的現實生活，學生感興趣的、能實現學生全員參與的活動確定為傳統活動，并與節日文化進行了有效鏈接。每次策劃活動方案時，學校都依據年級特點，反復斟酌，確定活動目標和活動項目，內容體現螺旋上升的特點，滿足了不同年級學生的需求，真正讓孩子們親近大海，愛上大海。

四、開發“海語”校本課程，大海在身邊

“天上有什么，海里有什么。上天有天宮，深海有龍官。天空有星星，海中有海星。海星五個角，能游也能動。”這是本土作家苗豐云老師寫的一首小詩《海星》，這首小詩被收入孫家疃小學的校本課程中，朗朗上口的節奏讓孩子們非常喜歡。

要扎實推進海洋教育，教學是核心，課程是載體。孫家疃小學一直把校本課程的開發和校本教材的編寫當作常態化的工作來做。2009年，在教研員的指導下，在骨干教師的帶領下，首套校本教材《大海在我身邊》走進校本課程。在實施過程中，學校注重動態化，引導教師深度挖掘校本課程資源，通過合理的形式、多樣的方法組織實施。在二度開發的過程中，教師們不斷補充新信息，生成新目標、新主題、新內容，逐漸成長為課程開發的研究者。

動態多元、著眼實際的教材開發過程，經歷了破除“堅冰”的過程，將所有教師的思想都統一到海洋教育課程的研究上來，發揮了集體合力，使教師真正成為課程有效開發和實施的中堅力量，實現了課程開發與教師成長的雙贏。

五、大學生志愿者進校園，海洋教育教師隊伍壯大

10月初，12名來自山東大學（威海）海洋學院的大學生被聘為孫家疃小學的校外海洋教育輔導員，任闖就是其中一位。對于海洋有著深深的感情的他，利用自己的學科優勢，為小朋友們補充海洋知識，帶領他們了解大海，任闖覺得很開心。在孫家疃小學，像任闖這樣走進課堂的校外輔導員已經有20多位了。

為了保障課程的實施，讓孩子們學到更多的海洋知識，每學期孫家疃小學都專門從山東大學（威海）海洋學院招聘大學生作為校外海洋教育輔導員，擔任校本課程的專職教師，并協助班主任老師組織海洋科普活動，這樣就形成了一支專兼職結合的海洋教育教師隊伍，保證了學校海洋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同時，學校統籌安排，把綜合實踐、社區與校本課程這三級課程打通使用，“海洋教育”每周一個課時；社團課程每周一個課時；“海洋科普”通過每周一節的綜合實踐課開展研究性學習。同時還將部分海洋課程與德育活動進行了有機整合。這樣從時間、空間、內容、形式等方面，都為學生探究海洋奧秘搭建了廣闊的平臺。學校每學期期末都會舉行校本課程檢測，了解課程實施的效果，并出臺“優秀海洋教育輔導員”評選辦法，從教學設計、課堂教學和課程資源的開發等方面評獎，調動大學生海洋教育輔導員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自從有了這些大哥哥和大姐姐的到來，學生也更喜歡和他們一起親近大海。

六、促進師生和諧發展，海洋文化品牌初顯

經過整整六年的海洋文化品牌的打造，孫家疃小學全校師生和諧發展，學校工作邁上新臺階。

六年來，孫家疃小學課程建設日趨規范，海洋教育特色日益顯著，2011年，被評為“省級規范化學校”；2012年，學校代表環翠區在“威海市中小學實驗室標準化建設現場會”上做了題為《充分發掘海洋教育資源，打造學校實驗教學特色》的專題匯報。2013年，學校升級為威海市特色培育學校，并被環翠區教育局評為“AAA級特色學校”。在區第二屆教育科研年度成果評選中，學校獲得一等獎。孫家瞳小學還先后被評為“和諧校園建設先進單位”“師德建設先進集體”等。這些成績的取得表明學校的辦學水平和質量的不斷攀升。

海洋教育課程的開發與實施，提高了教師的教科研能力和開發課程的能力，成就了教師。學校有市級學科帶頭人1人，區級以上教學能手3人，3名教師被聘為環翠區兼職教研員。學校的海洋課程有多項獲得市級獎勵。學校開發的小學綜合實踐教材在威海市“十三大課題”階段成果評選中獲得二等獎。

進步最大的還是學生們，豐富的課程，激發了孩子們對學習生活，對自然世界，對同學老師，對班集體和學校的熱愛，初步建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精神。在環翠區舉辦的科技節活動中，孫家疃小學學生撰寫的科技小論文、制作的標本等全部獲獎，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學生們開展的實踐探究活動多次獲得省級獎勵。

第6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中國的“家國”與西方“城邦”（尤以希臘為例）是兩種不同文明滋生下的社會體制，同時也反映出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差異性。通過中國“家國”文化和西方“城邦”文明差異展開剖析，分析“家國”與“城邦”兩種不同文化的構建成因，力圖挖掘出文化的背景的差異會滋生出截然不同的“家國”和“城邦”人員聚集模式，了解跨文化交際、中西文化對比學習的根本方法，以求得不同文化文明間的和諧與共識。

引言

中國的“家國”與希臘的“城邦”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是由兩種不同的文明所決定的——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導致了“家國”、“城邦”這兩種不同的社會體制。要想了解這兩種社會體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須追根于其中所蘊含的深層次意義，也就是其背后所蘊含的強大文化內涵。影響“家國”與“城邦”文化構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環境、生產生活方式、血緣意識、生活習慣、政治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這些眾多因素中，自然環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發展的根源，也是影響這兩個文化系統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構建的影響因素

每個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歷史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條件。人類社會的最初是沒有一個完整且系統的文化體系的，而是在其生活與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一種全社會共同性質的意識形態，最終形成這個地區或者民族的文化。而影響人類社會最初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環境。早期人類必須學會適應環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夠完成“適者生存”的歷史使命，在此基礎上才能談什么歷史談什么文化；沒有這些，人類就只能從生命的長河中淘汰，而無所謂今天如此繁榮的人類社會。因此，決定各個地區人類的文化發展，就是當地的自然條件。中國的自然環境決定了其農耕文化的發展，希臘的自然條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國的“家國”文化與自然環境及血緣關系

中國最早的文明發生于黃河流域，于是有黃河“母親河”的美譽。黃淮流域與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兩大發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國以農耕作為主要生活方式。中國河流眾多，除了兩條主要河流黃河、長江以外，還有許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這些流域土壤肥沃，適宜農作物耕種，為早期中國人進行農耕創造了基本條件；同時，中國地域廣袤，可作為耕種的土地眾多，能夠滿足人們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中國大部分地區處于北溫帶，氣候環境適宜，為農業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條件，古人通過精耕細作的小規模農業生產和手工勞動就可以使生活達到自給自足，所以人們安土重遷、牢牢依附于土地，這種心態使得中國的大多數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區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這樣的自然經濟結構中，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的地位長久地保留下來，并成為為社會結構和家國體制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于是，“家國”的最初形態開始形成，并在以后的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得以發展。正是由于人們安土重遷，在一個地區就會形成一個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個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緣成為很重要的紐帶，人們的親情意識也變得濃重。尤其是父系傳承下的家族關系與血親遠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家庭的嫡、長、別、庶的區分是特別明顯的且嚴格的，他們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隨之不同。比如在遺產的分配上“分長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習俗上“長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兒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學者說，中國人的家庭“是個微型的邦國”中國的國家組織機構和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家族宗法原則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1.2自然、血親因素催生下的政治體制

“家國”一詞最先出處于漢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這時的“家國”已經有了“國家”的含義了。自從夏朝開始“家天下”的統治，國家便不再是一個氏族部落，而成為了一個集中在某個家族或者說某個人手里的一個政治統治體，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一個機構。統治者以“天下為家”的王位繼承，后來歷朝歷代都沿用這一制度，使中國真正進入了“家國”的政治體制。統治者視百姓為子民，視天下為自己之家私有。天下的所有權也是“父傳子，子傳孫”，整個國家也不再是單純的社會集合體，而成為了私人的管轄范圍。由于農耕文化的影響，人們安土重遷，這也方便了統治者進行統治，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個寫照。同時，“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標志著中國“家國”文化的初步構建完成。

1.3藍色文明與海洋的磨礪

于中國的地緣形態不同，希臘作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正位于南歐的地中海。這里海岸線綿長曲折，海島眾多，陸海交錯，港灣林立，既沒有廣闊的草原，也沒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進行農業生產，也沒有足夠的土地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加之這里的氣候為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冬天溫暖潮濕、夏天炎熱干燥，非常不利于農作物的生長，農業在這里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而這些星羅密布的陸地之間唯一的紐帶就是藍色的海洋。為了謀求生存，人們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環境的限制，逼迫希臘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尋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于這樣的一種無奈，卻最終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燦爛。希臘周圍的地中海是一個半封閉的內陸海，位于北緯30°—50°之間，它有著獨特的水文性質，海內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靜。同時，它三面被大陸環繞，航行距離較短，加之周圍海岸線曲折，有很多優良的天然避風港，使得當時航海技術并不發達的希臘人民成功渡海成為可能。但是，海洋并不意味著生存的財富，它還帶有無盡的神秘與危險。這就意味著，希臘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須擁有拼搏的勇氣和不斷探索的精神，這就與中國人安土重遷、保守求穩的觀念有著根本性的差別，而這也是由于兩者自然環境、地理因素所決定的。

而向海洋討生活就必須面對著未可知的危險與挑戰，這也不可能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數都是年輕力壯的人，而大多數的老人和兒童就必定要留在家里。這也導致了希臘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形成一個龐大的家庭體系，因此每個人對于血親的觀念也不像中國那么濃厚。中國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晉商無論在外面掙到了多少金銀，最終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擴充門面。這是一種文化根源下的“尋根心理”，同時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脈情感。而對于希臘人而言，能否活著到達海洋彼岸還是一個未知數，自然也就不能考慮那么多了。古典學者亞里士多德認為希臘城邦的興起是因為人類更早的兩種結合形式，即家庭和較大的血親團體，無法滿足其成員的合理需求。于是，希臘人開始了大規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們航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貿易，而是通過海島活動進行掠奪，后來隨著人民生活意識不斷覺醒，他們開始利用本土的特產進行海上貿易。大海帶給他們的不僅僅是生活的希望，還有無盡的潛在危險。因此，這種出海就絕對不可能是全家老少舉家同行，就算是親屬結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于是人們分散到各地，與其他同樣來自各地的人們結合成一個新的社會團體。在這種情況下，親情、血緣關系就不可能像中國家族宗法那樣牢固。于是，以地緣為基礎的社會團體就取代了原來的氏族體制。這就為“城邦”文化的構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1.4海洋文明折射下的“城邦”體制與“商業文明”

“移民”在希臘城邦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是起到很重要的因素的。一個城市也不可能無限制的容納人民，由于農業的限制，使得糧食供應根本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進行大規模的移民，用來保證原有城市的穩定，于是，人口不斷地向外移，在新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再隨著人口增加再進行移民，再建造新的城市……于是，城邦制度就開始形成了。大規模的移民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社會組織遭到更徹底的破壞。再加之城邦里的人們來自各個地區，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選出家族里最年長最威望的人來進行統治，至此，必須要找到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統治方式來使得社會穩定。于是，民主制政治體制也隨之而來。

由于農業生產不能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人們開始走向大海，通過海上貿易的形式換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最初的海上活動其實是海盜行為，但隨著人們生產力的發展，和認識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能夠利用島上的特產進行物與物的交換，于是，海上貿易漸漸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西方“商品經濟”的雛形，成為其“商業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商業活動的頻繁，使得“信用”特別受到人們重視，大量契約開始出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圍繞著“契約”而言。而這些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現代歐洲人特別重視經濟活動中的信用問題。

二、“家國”與“城邦”體制下的文化內涵

2.1中國“家國”文明與儒家文化

中國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是很豐富的，形成“百家爭鳴”的狀態，可是到了漢朝，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與“家國”政治文化分不開的。“家國”文化就是統治者“家天下”的文化，為了鞏固統治，統治者必須找到一個符合他利益的思想文化統一人民的思想，于是儒家文化成為其不二人選。儒家文化中“忠孝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代學者錢穆、梁漱溟稱中國文化為“孝的文化”，這也是有其歷史根源的。對于“家國”統治而言，忠孝思想對于安撫人心、鞏固統治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一個家族的長者（往往是男性）是出于統治地位的，他的兒孫必須要遵從孝道，這對于維系家庭中長幼尊卑名分、維系社會倫理關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古代人的思想綱領就是“以父為剛”、“以君為綱”，這種道德信仰延伸到社會各個領域，帶來了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忠作孝的君臣、君民關系。使得“家國”的統治體制更加牢固。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統治者在思想方面控制了百姓，同時也使得中國成為“禮儀之邦”，后世的中國的中庸思想、長幼尊卑的禮法觀念也得益于此。

2.2西方“城邦文明”與“人文主義”精神

由于城邦的根本在于“人”，因此希臘比中國更注重人的價值，能尊重人的價值。這就與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有著文化意義上的區別。與中國傳統的忠孝文化不同，因為他們的血緣家族體制被嚴重的破壞，更無所謂誰尊誰卑，也無所謂忠誰孝誰，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因而，希臘人更注重的人的個性與自由，獨立與平等。這一點是他們文化思想的所在。同時，由于海洋的磨礪，大海的神秘與危險更加刺激了他們探索的精神，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斗志，使得海洋文明得以創造。與中國人的中庸之道不同，他們更多的主張個性的張揚與人生的拼搏，這是與他們生活條件密切相關的。而商品經濟的普遍發展，也使得人們更加重視契約意識，更重視信譽。同時，契約意識也使得公民作為平等的個體在社會上實現他們所擁有的權利與利益，進一步促進的民主化進程。正是由于這些，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根本差異。

總之，中國的“家國”與西方“城邦”文化的根本區別是受其自然環境、血緣關系、地緣政治等多方面的影響而形成的。在研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地區的文化的時候必須要把它放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文化沒有優劣之分，一個文化的產生都是有其歷史意義的。通過對家國與城邦的文化形成比較分析，使得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比更加明晰。在當今世界進程一體化的時代，兩種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存異中尋找文化的共同之處，這是研究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問題。西方文化對于中國來說仍有許多可以借鑒的地方，比如他的人文主義、求實精神、以及民主體制。但是這種文化內涵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很好的應用。中國有中國幾千年來積淀下的文化與觀念，不可能讓中國人照搬照抄地模仿西方的那一套理論，更不可能生搬硬套的學習、應用。一切文化都是有其歷史根源的。如何根據中國國情來學習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以達到文化的交融與合作，這是當今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對于國人對外交往的過程也有著幫助，使得雙方都能夠尊重對方的民族習慣與文化觀念，使國際交往更加順利與融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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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凱麟、王澤應：《20世紀中國倫理思潮》，高等教育出版，2003年。

【5】楊明：《現代儒學重構研究》，南京大學出版，2002年。

第7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一）寧波涉海外語人才無法滿足本市海洋經濟發展的需求

目前，寧波市眾多高等院校根據自身所處的地域特征，開設了一系列與海洋相關的專業，培養了一大批涉海人才。如，寧波大學的海運學院、浙江萬里學院的現代物流學院、寧波工程學院的交通與物流學院以及部分高職院校已經充分運用各自在學科上的優勢，培養了一大批海運物流類人才。另外，除了海洋貿易物流類人才的建設，寧波市海洋生物與生命的人才培養體系也已經比較完善。但是，目前寧波市各類高校設置的涉海類專業結構還不盡合理，且專業分布狹窄，主要還是集中在傳統的水產養殖業及物流專業等，過多開設了基礎學科專業和傳統專業，造成某些專業設置重復，甚至在海洋類人才總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部分專業人才顯現出相對過剩的趨勢，而與海洋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涉海外語人才則相對缺乏。大批具備涉海類專業知識的人才，由于外語水平的欠缺，無法到新興的涉海類企事業單位就業，同時，一些外語人才因為缺乏涉海類專業知識，也不具備服務于海洋事業的能力。目前，除了以上傳統涉海專業以外，海洋服務業、海島資源開發，海洋文化交流，以及海洋環境保護等一系列新興產業中涉海外語人才更是缺乏，根本無法滿足海洋經濟發展的需求。

（二）寧波涉海外語人才培養板塊嚴重缺失

近幾年來，在寧波海洋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涉海外語人才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追根朔源，高校涉海人才培養中涉海外語人才培養板塊嚴重缺失是主要原因。基于對區域地理優勢的分析，寧波市早已實施了“以港興市、以市促港”戰略，引進和培養了大量各類涉海人才，有力地促進了海洋經濟的發展。從寧波本地培養的海洋人才來看，目前在寧波市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養高層海洋人才，以高職院校、中職學校培養海洋技能人才的基本格局。[2]但是，針對寧波市現有的涉海人才培養格局進行分析后不難發現，涉海人才培養主要還是著眼于具備涉海專業知識的高層海洋人才和具備涉海業務操作技能的初級人才，沒有整體規劃設計過如何培養涉海外語人才，各高校都沒有構建起基于專門選撥和專業化培養基礎上的針對外語感興趣的涉海類專業學生外語人才培養板塊。目前，除了寧波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等開設了部分涉海類雙語教學和全英文教學課程之外，寧波市各高校涉海類專業的外語教學中，仍然是普遍的大班化教學和通識教育，無法體現專業特性，涉海外語人才培養板塊的嚴重缺失導致出現涉海人才培養格局的“短板效應”，這些都將影響涉海外語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因此，構建涉海外語人才培養板塊，進一步完善寧波市高校涉海人才培養格局對于促進寧波海洋經濟對外交流和合作具有深遠的意義。

（三）寧波涉海外語人才培養的基本保障不到位

人才培養離不開基本的保障，如教學設備投入、基本經費安排、配套課程教材編排、專業教師隊伍培養等。由于涉海專業實踐性很強，除了這些方面的基本投入以外，還要求有良好的海上實習條件和穩定的教學實習基地，這就比其他一般專業需要更大投入。盡管目前寧波市各類高校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資金來保證基本的教學經費，并建成一批涉海類的實驗室和實習基地，明顯改善了涉海人才培養的辦學條件，但總體來說，建設經費依舊相對緊張，部分院校的海上實習條件沒有得到切實落實，這些直接影響了專業實踐的教學質量，從而制約了涉海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此外，作為高等教育實力的主要指標，寧波市高校中還沒有涉海類的國家級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3]由于基本保障不到位，教學計劃制定、教材編寫等方面明顯滯后，更談不上進一步探討明確涉海外語人才應具備何種知識結構，如何合理安排涉海專業知識與外語知識的比重，也就無法明確外語教師隊伍的規模和結構組成。專業師資力量相對薄弱也是一大問題，寧波市高校中缺乏高層次、高水平的涉海外語學科領軍人物，缺乏在國內外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具有很高學術造詣和綜合素質的學科帶頭人和專業負責人。

二、寧波市涉海外語人才培養模式構建

寧波市涉海外語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應該依托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依靠發達的海洋經濟，保留現有海洋人才培養模式中專業性強、覆蓋面廣以及學科建設相對完善的特點。同時，汲取創新型外語人才培養成果，在現有的基礎上突破制約其發展的瓶頸，確定培養目標，建立特有的培養體系以及推廣經濟適用的培養形式。

（一）確定創新型涉海外語人才為培養目標

外語人才培養歷經變革與完善，從應用型外語人才、復合型外語人才到創新型外語人才，外語人才培養一直隨著時代的發展在轉向。[4]培養新世紀復合型外語人才，一直是我國外語教育界人士所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進入 21 世紀后，需要有一批更為尖端的外語人才，創造性地處理對外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中的重大問題。因此，外語人才的培養模式發展為創新型外語人才培養模式，培養目標也調整為“具有扎實的基本功、寬廣的知識面、一定的相關知識、較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素質”[5]并且，更加注重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強調學科之間的復合、交融和滲透。因此，在關注涉海外語人才的培養問題上，應特別重視創新能力的提高。可以說，創新型涉海外語人才是在海洋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應運而生，是指具有創新意識、扎實的海洋相關專業知識和熟練的外語實際運用能力，能獨立從事與海洋相關的涉外經濟交流、技術輸入輸出、文化交融影響以及條約規則制定等工作的涉海涉外語特殊人才。從培養目標上看，旨在海洋經濟的大背景下，培養能夠適應時代要求、體現海洋經濟和涉外工作的人才，具有豐富的海洋知識與較高的英語水平，能夠有效完成海洋經濟產業中的相關工作任務，并能在工作中體現開拓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涉海外語人才的培養，更加關注人才培養理念的創新，更加關注學生在工作中的實際能力，而不只是形式上的變化。

（二）建立高校院系聯合式培養體系

根據對寧波市現有海洋人才培養格局的分析，寧波海洋人才培養體系的核心是寧波市高等院校。因此，建立寧波市高校院系聯合的培養體系能夠更好地整合資源，優化涉海外語人才的培養層次和結構。從具體戰略上看，整個體系建設關鍵在于海洋類學院（系）、經貿類學院（系）與外語學院（系）的協同聯合培養。建議以寧波大學海洋學院和海運學院、寧波工程學院交通與物流學院，浙江萬里學院現代物流學院等院校的海洋與物流學院為涉海外語人才培養中心，培養高層次和基礎技術型的涉海人才，并以各個學校下屬的外語學院為協作單位，加強各院校與各院系之間的信息聯動，利用優勢資源，重點培養，在某一領域內實現涉海人才向涉海外語人才的過渡。寧波海洋經濟的發展，將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港航服務業、臨港大工業、海洋新興產業和海島資源開發為重點。因此，港航服務業、臨港大工業、海洋新興產業和海島資源開發領域也是今后涉海外語人才培養的重點。以寧波大學為例，海洋學院、海運學院、商學院以及機械與工程學院等均可以與外語學院展開校內合作，重點培養一批能適應在以上四個重點建設領域工作的涉海外語人才。比如，可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以寧波市兩大高教園區為中心，根據一定的選撥機制，開設水產養殖學（英語特色班）和海洋生物資源與環境（英語特色班）等以海洋類學科為主修課程，全英文教學為特色的涉海外語類專業，相關專業的同學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的特色班。

（三）推廣校企合作式培養形式

寧波市涉海外語人才培養的目標群體并不是所有海洋相關類專業學生，而是面向與海洋專業相關的學生設立涉海外語人才試點班，以個體優勢（海洋類知識技能和外語類知識技能）為基礎實行專門培養。為優化教學過程，解決辦學經費緊張等問題，建議推廣校企合作式培養形式。學校通過與海洋經濟發展部門和企業合作，實行定向或訂單培養，也可讓優秀的涉海人才到高校深造，有針對性地培養社會緊缺型人才。此舉不僅可以節省大量的教學資源，還可以通過一線的教學，向涉海人才汲取更加符合實際的教學經驗，從而完善課程體系，實施科學的教學評估，優化人才培養形式。

1. 完善海洋知識為主外語知識為輔的課程體系

在完善課程體系方面要注意如下二點：首先，需要明確三大類課程內容。一是涉海外語類基礎課程：比如開設海洋類外文通識材料閱讀、涉海交流口語和聽力培訓及涉海應用文寫作等課程，強化外語基本功訓練；二是海洋文化普及類課程：比如開設海洋文化概況、英美海洋文學經典作品選讀等課程，提高海洋意識，強化學生對海洋的關注；三是海洋專業類課程：比如海洋工程、海洋環境、海洋生物、海洋醫學、海洋商貿、海洋法規等，由海洋相關各專業所在學院負責實施，以保證其專業水準。其次，要重視涉海外語類實踐環節。這一環節包括專業知識交流、論文寫作與社會實踐等環節。專業知識交流活動可以拓寬學生的學術視野，促進學生主動關心和了解本學科或相關學科前沿的進展；論文寫作可以體現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運用，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術能力；社會實踐是指融入到企業中去，理論聯系實際、開展產學研結合的教育活動，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途徑。最后，可以考慮建立零課時課程。由于學科的交叉性和有限的課時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利用網絡課程、網絡鏈接設計一定量的零課時課程是解決課時量不夠的有效手段。[6]根據相關課程的教學要求，將該課程分為數個教學關鍵階段，找出各個階段的教學核心，之后圍繞核心選擇教學材料，列出思考題和閱讀材料以供學生在課后開展自主學習。零課時課程可以利用課余時間傳授知識，還可以培養和強化學生自學的能力，并且在自學的過程中，發現并解決問題，此舉對創新型人才素質的培養意義深遠。

2. 實施專業知識與實踐能力相結合的教學評估

人才培養過程中，要求學生參與大量涉海主題活動和模擬工作流程，并且以船舶修造、海上運輸、石油化工、濱海開發公司等企業為實訓基地，做到“知行合一”，逐步縮小學生現有水平和實際用人單位要求之間的差距。因而針對涉海外語人才培養的評估也是立體的，要以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展開。整個評估自上而下，包括企業和學校不同層面的評估；由個體到整體，包括對學生、教師和相關學科建設的評估。涉及到人才個體，不同的管理層面針對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開展全方位的評估。專業知識包括海洋專業知識和相關英語知識技能。海洋知識占 40%，突出海洋知識的主體地位，英語相關知識占30%，能夠讓學生給予英語學習足夠的重視。實踐能力的評估結果占 30%。涉海外語人才是否符合達到培養目標將由企業和學校共同評估的結果決定。

三、結語

第8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中西文化差異一直是制約中國人與講英語國家的人進行交流的重要因素。對中西文化差異知之甚少或缺乏必要了解，在交際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問題，造成誤解或陷入尷尬境地。所以了解文化差異的表現及找出其深層次的原因，避免文化沖突顯得非常必要。本文主要就中西文化差異和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進行分析和比較。

前言

近年來，文化差異研究正在引起專家學者以及普通語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關注。這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要求。文化差異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養人們對文化差異的積極理解的態度，是培養不同文化接觸時的適應能力和文化交際的技能。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走出國門或留在國內參與跨文化交際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需要學習、掌握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時的實際技能。正是基于這一點，本文就中西文化差異的主要表現和產生差異的原因作簡單的論述和比較。

一、中西文化差異的表現

1、思維模式的異同

中國人喜歡站在生命的更高處思考問題，跳出現實，重視對生命的思考，在對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界之間，人的精神和肉體之間的關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邏輯思維或者理性思維；中國人屬于抽象思維或者感性思維。而西方人更注重于從物質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證問題的本源。

2、對待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異同

中國人更看重集體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國家利益，主張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往往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聯系在一起，富于愛國和獻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視個體利益，追求人權，崇尚自由，認為如果連個體利益都無法保障，更談何集體利益，正是這樣的思想認識，最終推動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

3、民主觀念的異同

中國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權貴的賞賜。所以我們的人民總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現為民謀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認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權只是人民授予，讓政府來行使的一種公權力。

4、科學觀的異同

中國人更相信先人的經驗和權威，相信古人甚至超過相信今人，迷信權威，缺乏創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視實踐和理論，富于探險精神，倡導理性思維。通過正規的學院式教育對科學成果進行普及和推廣，極大的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也最終建立了完整的科學體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觀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強調個體本位，而中國人提倡群體本位。中西方道德觀的不同，使中西方的倫理體系和道德規范具有了不同的特點：西方重契約，中國重人倫；西方重理智，中國重人情；西方倫理重于競爭，中國則偏重于中庸、和諧；西方的倫理道德是以人性惡為出發點，強調個體的道德教育，中國儒家是從人性善的觀點出發，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

6、法制觀念的異同

中國人主張用禮、道德來約束，通過先賢的教誨和學習提高自己的修養，講究克己復禮，導致了人格的缺陷，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認為人的原欲是不應該被壓制的，對于社會和個人的規范，主張用“法制”，通過制度，如三權分立的組織、政治機構來約束制約，道德則處于從屬的地位。

7、在為人處世方面的異同

中國人內斂、自省，喜歡“每日三省吾身”，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養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導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創新和開拓進取精神。西方人更熱心于公益事業，把服務社會當成自己的職責。

二、中西文化差異的原因

從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為東方和西方兩大區域。導致它們文化差異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歸納為三個方面：

1 、受經濟制度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經濟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人們比較安分保守。因為他們依靠一塊土地可以活一輩子，文化比較內向。而且中國的古代文明，發源于大河流域，屬于農業文明，“農業文明性格”造就了東方人注重倫理道德，求同求穩，以“和為貴，忍為高”為處世原則。

西方的古希臘文明，發源于愛琴海沿岸，屬于海洋文明，況且歐洲的農耕遠不像中國的農耕在古代社會那樣重要，所以歐洲人喜歡向外探索，文化比較外向。而且西方國家經過工業革命很早就進入了工業經濟時代，“工業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較強的斗爭精神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識，以獨立、自由、平等為處世原則。

2 、受地理環境的影響。

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使中國人的思維局限在本土之內，善于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喜歡“以史為鏡”，而空間意識較弱。這種內向型思維導致了中國人求穩好靜的性格，對新鮮事物缺乏好奇，對未知事物缺乏興趣。

而西方國家大多數則處于開放的海洋型地理環境，工商業、航海業發達，自古希臘時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體，探索自然奧秘的傳統。同時，海洋環境的山風海嘯、動蕩不安，也構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間拓展和武力征服的個性。

三、結 語

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審美心理的不同而產生的，是在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沉淀中約定俗成的，是一種永久性的文化現象。我們應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識以及社會風俗習慣。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居住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來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異，提高文化適應性，對于現代人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學習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有利于我們實現從感性到理性質的飛躍，排除東方思維負遷移的影響，進而使我們的跨文化交際更有效，更順暢。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

［2］鄧炎昌.語言與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第9篇：海洋文化論文范文

高校校園文化是高校置身于社會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種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形態。廣東由于毗鄰港澳、瀕臨海洋,又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加上嶺南深厚獨特的文化底蘊的孕育,廣東高校的校園文化一直以其國際性、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創造性的特點,融貫中西,在我國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中獨樹一幟。廣東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了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構想,擔負著文化傳承和創新使命的高校,如何發揮校園文化的特殊功能,為廣東的文化大省建設提供恒久的人才支持,擔負起文化大省建設的先行者和排頭兵角色,是擺在廣東高校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和發展機遇。

一、正確認識高校校園文化在建設文化大省中的殊地位

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根系。文化的發展,對于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進步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類社會生活實踐中人們不僅更為深刻地認識到社會發展的最終尺度在于人與文化的進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而且更加清醒地看到,文化作為人的主體精神世界的象征,作為價值觀的體現,對人的社會生活提供著恒久的支持,為社會發展提供著恒常的人文精神資源。“大學是文化的標志,是集合精英生產文化、傳播文化的地方”[1],大學往往成為國家甚至人類的思想庫、社會思潮和時興理論的發源地。在看似平靜、平凡的大學校園中,師生們心情寧靜地從事著整理文化、保存文化、傳播文化、創造文化的神圣事業。高校的師生們在長年累月的教學活動中,展現著自己博大寬廣的胸懷,包容著人類歷史和當代社會上各種各樣的文化和思想“,使萬物相生而不相害”“,學問共容而不相斥”,真正做到“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構筑起人類社會中最為神圣和高尚的精神殿堂。在社會各種思潮的消長起伏中,孕育并植根于大學的校園文化可以看作是社會文化中精神因素變化的“晴雨表”。校園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總是起著某種社會先導的作用。校園文化的主體作為高層的知識分子,也不會僅僅滿足于簡單的文化繼承。他們肩負的使命也使他們更渴望從事創造性的文化活動。校園文化這種創造開拓的特點,決定了校園文化相對于其它類型的文化更具有超前性。校園文化中的新思維、新觀念,強烈地沖擊著阻礙社會發展的陳規陋習,有力地推動著社會文化向前發展。學校創造的新科技、新文化不但波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科學技術的重大創新有時候會引起社會文化的重大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講,校園文化是文化大省建設中的排頭兵和先行者,同時也是文化大省建設的重要窗口。

文化對人的影響無時不有、無處不在。這是一種環境的影響、氣氛的影響、也是一種意識的、習慣上的影響。校園文化的導向作用就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下將人們的事業心和成功欲轉化為具體的奮斗目標、人生追求和行為準則,形成廣大師生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推動學生為把他們自身培養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而努力。要把廣東建設成為文化大省,關鍵是要優化文化人才結構,不斷壯大高素質的文化隊伍,形成一批適應文化建設需要的文化創作人才、文化經營管理人才和文化科技人才。人的現代化素質,是能否建成文化大省的決定性因素。高等學校作為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教育單位,既是教學基地又是科研基地,而其中首要的是人才培養。__同志曾經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從中我們認識到校園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塑造人、發展人。而校園文化反映的是學校這一教育機構的價值觀、人才觀、辦學宗旨、教育思想、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校園文化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其塑造的結果———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必然要走向社會,轉移給社會。教育的本質就是通過文化使個體社會化的活動。有的學者認為,校園文化對社會文化的輻射影響,主要依賴三種“文化流”的作用:一是人才流,二是知識流,三是傳播流[2]。高校為社會培養和輸送的人才,就像一顆顆文化的種子,播撒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不斷為社會文化的建設起推動、示范和導向作用,為文化大省建設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發揮特色校園文化品牌在建設文化大省中的

示范和輻射作用

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目標的提出,使廣東的高校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高校應該在社會發展和文化大省建設中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應該更直接地和實質性地參與社會的進步。高校校園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應該主動適應文化大省建設的需求,提高科技含量,打造文化品牌,培養創新人才。

(一)植根嶺南文化土壤,夯實校園文化底蘊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數千年來,生活在嶺南的人們,始終在吟唱著一部與中原迥異的“山海經”。作為廣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生存居住的地區,鐘靈毓秀的中原文明與生機蓬勃、開闊浩瀚的海洋文明,在這里既沖撞、排斥,又交融、匯合,形成了精彩、大氣,獨具一格的文化,在中華大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這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礎上,以中原漢化為主體,博采其它民族和地域文化之精華,經過長期融合、整合、創新、升華而成的一個區域文化體系。而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得風氣之先,經濟上已“先行一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這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猛烈地沖擊著與其相悖的一切舊的文化形態。與此同時,廣東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引進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包括先進科技、信息、人才和其它文化資源;國內文化科技人才也紛紛南下,使廣東再度成為兼容南北、涵攝中外的文化改革之區,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熱潮,不斷改變著廣東的文化景觀把嶺南文化推向空前發展的高度。嶺南文化的某些品格,無論是開放意識、改革精神,還是生活方式,都已經或正在形成一個從南向北轉移的趨勢,甚至成為全國某些文化領域的領導力量。

任何一種先進文化都是傳統文化發展過程的歷史積淀和創新,這就決定了它的歷史連續性,校園文化也不例外。要建設廣東特色校園文化,必須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優秀的內容對其進行澆鑄與定型,使之形成相對恒穩的文化內核。與此同時,廣東高校校園文化建設要從嶺南人特有的“實干”精神及先天的嶺南文化優勢中汲取養料,以豐富校園文化的內容,豐滿校園文化的軀干。廣東文化的優勢之一在于文化的多元化,既有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又有特區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文化資源呈現出國內少有的豐富多彩,并反映在語言、戲曲、戲劇、民俗風情、民間藝術等多個方面,僅方言就在中國方言中獨占其三。地方劇種也是少見的豐富,粵劇、潮劇、漢歌、山歌劇、采茶劇、雷劇,加上新型的輕音樂劇、芭蕾舞劇等現代劇種,令人側目,既高雅又富有民族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就越具有國際競爭力。把廣東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多彩的文化形式,引入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之中,既可以提升校園文化的品味,提高校園文化的質量,同時又可以通過對民族文化的再創造,推動嶺南各民系文化的不斷發展,打造具有嶺南特色的校園文化品牌。

(二)以大學城建設為契機,創建廣東特色大學文化園區

興建大學城已成為中國新一輪的高等教育改革浪潮。近年來,我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等大中城市先后興建了大學城(園區)。大學城的興建,從分散到集中,為打造廣東特色的校園文化品牌提供了契機。教育和大學說到底都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既是教育之基更是大學之魂。文化是大學賴以生存、發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脈,也是大學間相互區別的重要標志和特征。建設大學城的目的,其本質是為了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大學城靠什么去培養人才,當然是文化。人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創造物。大學的教育教學過程,實質上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文化過程。許多大學城由于僅僅停留在對學生生活層面的需求上而忽略了學生對文化層面的需求,雖有“明亮的公寓,現代化的生活設施”,但卻缺乏“圖書館”等文化建筑和文化氛圍。許多學生只把這類大學城當作宿舍群而已,談不上文化歸屬感和認同感。因此,大學城的建設就應注入文化的理念,整合各高校的文化資源、統籌規劃、合力建設一個融現代建筑及傳統文化于一體的大學城。

首先,大學城要引入嶺南文化的建筑理念。環境可以造就人,人也可以改變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也是環境的一部分,因而把環境也作為文化的構成因素,是理所當然的。校園環境作為校園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像一部立體的、多彩的,富有魅力的、無聲的教科書,能潛移默化地對身處其中的師生進行文化的熏陶和塑造。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指出:要努力使學校的墻壁也說話。我們知道,物體在其空間的位置都不是隨意的,尤其是經過精心組織和設計過的學校建筑,更是一定思想和文化的反映和具體體現。大學城(園區),是高級人才培養、科研和交流的中心,應該注重大學城文化資源的開發和特色的建設。在充分體現現代化大學城的宏大氣魄以及文化聚集、輻射功能的同時,建筑設計應體現嶺南建筑的藝術風格,賦予時代的內涵。在校園規劃上,也要有江南園林的風韻,體現出嶺南文化的獨特韻味。使之成為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線,從而為打造具有嶺南特色的廣東校園文化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其次,大學城應建設一批嶺南特色的人文景觀。校園文化蘊含著學校的靈魂,也凝聚著學校的形象,更承載著學校的歷史。大學城可以說是在“文化荒漠上”建立起來的全新的文化園區,既然是文化人集聚的地方,又是傳播文化、創新文化的機構,當然也應有文化的氛圍。除了大學城的建筑,大學城的規劃、布局應體現文化韻味之外,還應有一些昭示著文化的標志性的人文景觀。一所大學可以沒有宏偉的校門,但不能沒有文化的底蘊,那里的每一個廊柱,每一個塑像,每一張海報,都會__學城也應該有代表大學城靈魂,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標志性文化景觀。它對提升大學城的文化品味,提高所在城市乃至廣東的知名度,樹立大學城的個性形象都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三)融通中外文化成果,鑄造校園文化之魂

在當今經濟文化一體化的知識經濟時代,中外校園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相互吸收和融合、影響和適應,已是必然趨勢。與此同時,校園文化多元化和尋求保持不同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特質的尋根意識,也在不斷增長。我們既不能因融合而拋棄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質,也不能因保持民族傳統文化特質而拒絕交流、吸收和融合。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文化,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文化。在歷史上一切有為的文化開放,帶來歷史巨變的開放,無一不是主動進取型的。先進文化應該在多種文化的相互激蕩和競爭中,獲得參照坐標,著眼于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在弘揚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汲取世界各種文化的優秀成果,通過綜合創新,不斷在內容和形式上推進文化的創新,才能增強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要打造具有嶺南特色的校園文化首先必須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質。中華文化就其總體而言是比較封閉的內陸文化。廣東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嶺南文化的構成中多數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包容性,所謂海納百川、能成其大。內陸人把大海視為世界的盡頭,望洋興嘆。嶺南人卻把大海當作世界的起點,令海不揚波,好遠航。因此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得以形成氣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嶺南,自古以來就是多種文化并存的地方,這就不難解釋,嶺南人為何能得風氣之先,早于內地接受來自西方的先進文化,從而在近代異軍突起,在幾千年的帝制及其封建專制統治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也為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再造中華文化鋪平了道路。打造具有嶺南特色的先進的校園文化,就必須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品質,保持嶺南文化中固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澆鑄嶺南校園文化更鮮明的民族特質和個性特征。其次,就是要更加開放地吸引、接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有益的東西。有人擔心,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發展,文化發展會走向同質化,民族文化會被異質文化所侵蝕,這種擔心是狹隘的,只有能夠吸納世界、交流世界,包括碰撞世界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隨著中國加入WTO,我們更應以中國文化的博懷和世界眼光,著眼世界文化發展的最前沿,瞄準它的最新思想、觀念、知識成果,“擇其善者而用之,擇其不善者而去之”。立足實踐并加以融會貫通、發展創新,從而使社會主義的大學文化能夠在博采眾長中始終立于時代文化大潮的前列。融合是必要的,發展更加必要,只有這樣才能按代表先進文化的要求形成、發展有廣東特色的校園文化。

(四)堅持以人為本,著眼培養優秀文化人才

未來世界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國家文化發達,人民文化素質高,可以轉化為巨大的創造力,轉化為物質形態的競爭力量。培養人才、向社會輸送優秀的文化人才是大學產生的最初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不僅把清新的氣息帶入了校園,同時又將大學的文化和傳統擴展到社會。大學生在校期間的發展和完善過程,實際上也是校園文化生生不息得以延續的過程。因此,大學校園文化的著眼點,就在于塑造一代又一代高素質的社會主義“文化人”。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為省的文化大省戰略的實現,培養大批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扎實的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較強的能力素質、具備成熟心理品質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優秀人才。超級秘書網

首先,要堅持“以人為本”。校園文化要保持自身的一種特殊文明形態和文化群落的人文本性,就必須承擔起以創新精神為關注對象的人文使命。從人的本質出發,校園文化的視角更廣、內涵更豐富。校園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以培養“文化人”為旨歸的社會實踐活動,其主體是人,客體是人,出發點和歸本宿點也是人。所以校園文化建設必須從人出發,重視從整體上對學生的研究和把握,從而使校園文化在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的前提下,立足于凝聚人、培育人、激勵人,才能使校園文化永遠充滿生機和活力,富有時代特色和魅力。

其次,要把大學生當作“文化人”,以“文化”的力量去感化學生。在校園文化提出之前,我國一般把高校作為教育環境,學校的一切活動指向明顯,更多的表現為我說你聽,學生的個性難以得到張揚。現代社會,大學已經成為人類進行智性文化活動最活躍的地方。它不但是精神文明的創造之所,同時也是社會基本價值與理想的堅守之地。因此,高校應轉變觀念,把高校更多地看作是一種“文化環境”,對學生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文化環境”中對“文化人”實施的一種教育,利用文化固有的教育、引導、約束、凝聚、激勵和輻射功能,讓學生在充分張揚個性享受自由的同時,又潛移默化地接受校園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的熏陶和規范。這也正是教育現代化所追求的主題價值。再次,要提升校園文化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學術品味。按照關于“代表先進文化”的要求,結合現代化的實踐和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現實需要,積極進行文化創新、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的領導,強化文化理性;構建正確的價值觀念體系,凝聚校園精神;突出思想道德建設、培養理想人格;構建以社會主流文化為先導,以師生的共同參與為主體,以獨特的校園精神為內核,以學生文化素質的全面提高為目的的校園文化體系。在校園文化的內容上,實現由淺層次的文體娛樂型為主向以文學藝術、學術科技型為主轉化,以提高校園文化的藝術和科技含量。在校園文化的形式上要堅持靈活多變,與學生的特點吻合,與社會的現實同步,顯示出時代的特性,積極營造一種格調高雅、內涵深邃的校園文化氛圍,有效引導當代大學生在社會人生舞臺上沖出現代人的價值困境和道德迷霧,從而獲得對生命世界的整體把握和現代社會安身立命的意義歸屬,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實現廣東文化大省戰略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注釋:

[1]蔣述卓.新型學者的新潮思想.羊城晚報,20031本論文由整理提供4122

[2]譚元亨.嶺南文化藝術.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19

[3]王蒙.全球化浪潮與文化大國建設.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