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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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一一本創新的《憲法學》教材
多年來，《憲法學》教材大多固守于對于學界各種研究成果的羅列與總結，可以被稱作為是對于憲法學界現存理論的平鋪式敘述。劉茂林教授的《憲法學》打破了這一傳統體例，在許多方面作了新的嘗試。
1.從結構上看，本書在章前有簡單的重難點提示，章后附有近二十年來有關本章的學術前沿問題探討、關鍵詞和思考題。
重難點提示首先給了讀者導向性指引，便于讀者有側重的學習正文部分，準確獲取到所需和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章后的學術前沿問題探討，則對于渴望深入學習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有幫助。其中的對于具體問題的學界觀點總結與簡單分析部分，讓學習者能夠全面了解該問題的發展以及在學界中的地位；而作者對于學界觀點的延伸性思考與分析和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則能夠引發讀者作進一步的思考與研究。
2.從內容上看，該書內容全面而且深刻，與中國建設實踐結合緊密。
劉茂林教授在書中首先介紹了憲法學基本理論，接著論述了憲法學中的國家理論、公民與公民權利理論以及從國家和公民相互關系中衍生出來的相關問題的理論。作者在論述憲法學理論的時候不忘記從中國實踐出發，尋找適合中國的憲法學基本原理。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憲法學基本理論章節中提出并深入論述了“憲法實現”等理論，對于中國社會建設的進行具有相當的指導性意義。在國家理論及其他章節中，作者還注重一般原理與我國憲法典內容的結合。該書在內容上避免了單純的討論理論，使得理論不再空泛而枯燥，同時也使得實踐找到了理論依據。在本書中，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實是將憲法學理論與中國建設的融和，從而發掘理論的缺陷，尋找實踐的偏差，以便于憲法學理論的完善與建設實踐的改進。
二憲法學的創新
本書能夠被稱作是一部創新的《憲法學》教材，不僅僅是因為其在結構與內容上的創新發展，更主要的是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引導憲法學研究的創新。
1.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創新
憲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其他學科一樣擁有多種研究研究方法和手段。通常包括：階級分析法、經濟分析法、社會學分析法等等。本書作者的研究當然也沒有離開這些基本的方法，但是作者在使用時，更注重幾種方法的結合使用，并且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憲法學中具體概念的部分，作者運用了詞源分析的方法，值得注意。
例如，在對憲法的含義的探尋一節中，作者從中西方特別是西方的相關的古代經典著作出發，聯系近現代“憲法”一詞的發展，對“憲法”含義作了分析，“憲法乃是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有意識地組織政治共同體的規則，以及由該規則所構建的社會秩序。”
2.憲法學理論觀點的創新
本書的另外一個特色之處就是針對憲法學中的問題不僅分析了現存的學術理論觀點而且提出了自己新的見解或思路。能夠引導讀者對具體問題做出新的探索。
例如，作者在論述“經濟制度在憲法學中的地位”時，首先分析了在我國現有的憲法學論著中存在的兩種對經濟制度的安排，接著提出“憲法學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有待以國家的經濟權力與其他憲法主體的經濟權力為核心做進一步的展開和深入”的觀點，并且簡單論述了作者本人從國家經濟權力和公民與其他憲法主體的經濟權力方面出發所作的研究得出的認識。作者在書中多處提出此類新的觀點，充分顯示本書乃是其創新性思維成果。
3.憲法學研究角度的創新
本書作者抓住中國制度的特色，從國家和公民相互關系中衍生出來的相關問題的理論中選取了最重要的也最巨實踐性的基層群眾性自治制度作具體分析論述，嘗試著在總結基層群眾性自治制度多年實踐的基礎上完善該制度，使之得以更廣泛的實現，為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另外，作者的研究注重憲法學的中國背景。在國家理論、公民和公民權利理論等章節中，緊密聯系我國國情，在推動實踐發展的目標前提下，發展了相關理論。避免了以往一些憲法學教材空泛介紹國外相關理論，而忽略中國大環境，以致給人憲法學無用的不良影響。
小結
劉茂林教授的這本《憲法學》雖然具備某些個人專著的特點，但它仍然是一本教材。因而如果想在本書中對于憲法學具體理論都作深層次的論述與發展，是不太現實的。但是該書能夠引發讀者或者其他憲法學研究者針對憲法學作新的研究努力。從總體上看，本書至少提出了以下幾點引人思考的問題：一是中國的憲法學與中國的構建實踐還有多遠？二是如何發展中國的憲法學，促進中國建設？無疑，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將引發人們對其的關注，也必將有助于相關問題的充分顯現和及時解決。正基于此，本書所論述的理論、觀點及作者創新的建議與認識對于我國憲法學發展和建設的效果的提升，皆不乏可資參考的實用價值。
當然，作為一項創新嘗試的研究成果，該書存在不足之處也是難免的。例如，作者在闡述其關于憲法秩序的理論之前，對于憲法秩序理論中相關重要概念如“觀念憲法”的論述未能單獨明細的分析，僅在論述憲法分類的部分中，簡單討論并將其總結為“憲法要求和憲法評價的有機統一體”。對于初學者來說，未必能夠充分理解與掌握此理論，也就不利于下面內容的學習。若作者能夠將觀念憲法從憲法的一種分類形式提升為一種基本存在形態并對其含義、相關要素和作用作進一步研究，定能夠使讀者更清楚的了解憲法實現、憲法秩序等理論。
綜上所述，本書可以說是為《憲法學》教材的創新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開端。它的出版發行對憲法學的發展也必然發揮巨大的促進作用，為中國建設提供了許多可實踐化的理論信息。
行文至此，筆者覺得還有必要就多年的建設略述幾點粗淺的認識與思考：
第2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鄧正來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文中,運用“現代化范式”對中國法學進行了總體性批判。鄧正來對中國法學總體性危機的判定是極為妥貼的,但是他在總體性危機與“現代化范式”之間建立起來的因果關系卻是一種虛假的必然性。造成這種虛假必然性的原因是由于中國法學的總體性危機中蘊涵著繁復的問題,鄧正來經由對“現代化范式”批判而達致的對中國法學的批判,是對這一繁復性問題的簡約化處理。
鄧正來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文中,在對蘇力、梁治平、張文顯等人設定的“范式”概念質疑的同時,對“范式”這一概念作了較為寬泛的理解,將之界定為“中國法學中若干不同的理論模式或彼此沖突的理論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經質疑的一整套或某種規范性信念。”〔1〕鄧正來認為,中國法學由于受這種以西方現代化理論為支撐“現代化范式”支配,從而表現出一種總體性的“現代化范式”危機。在我看來鄧正來對中國法學總體性危機的判定是極為妥貼的,但是,他在總體性危機與“現代化范式”之間建立的因果關系,實際上是一種虛假的必然性,這是因為“現代化范式”批判中蘊涵著極為繁復的問題,而鄧正來對這一繁復性問題進行了簡約化處理。
一、“法學現代化”概念的歧義
鄧正來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文中明確宣示,“本文對‘現代化范式’的批判,所依憑的主要是西方論者對現代化理論及其預設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圍內反現代化思潮中的種種觀點。”〔2〕具體到對受“現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國法學批判時,對法律的普適性、中立性和客觀性的嚴重質疑,運用的主要也是西方批判法學的理論。〔3〕因此,鄧正來對“現代化范式”的批判,主要是經由西方現代化批判理論達致的。
確實,鄧正來為了獲得對現代化概念的同質性理解,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論者依其視角及其問題而產生出來的各種現代化理論,一俟在心智層面上為中國論者作為潛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來,就必定會脫離其‘母體’并依其自身的邏輯而發揮自己的作用,或者說,正如福科所謂權力依賴知識的建構又會產生與它相符的那種知識一般,‘現代化范式’既依憑中國論者發現西方的知識之建構而得以確立,同時又致使中國論者在其支配下生產出各種變異的有關中國的現代化知識。”〔4〕在此,我們發現鄧正來并沒有對基于發生學意義上的西方現代化理論與在中國產生變異的現代化知識之間可能具有的巨大差異進行區分,更沒有廓清此種差異的理論意義,而是徑直地用同質性取代或遮蔽了此種差異性。這種做法,表面上在為其論證提供便捷的同時,實際上將導致論證的不足。
具體而言,鄧正來在對蘇力的“本土資源論”進行批判時,之所以作出“法律多元”的論述進路與“現代法趨向”的論述進路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緊張或沖突這一判定;〔5〕之所以作出蘇力所認定的中國法治現代化是“西方法律理想圖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裁減”或“切割”,是與西方法律理想圖景的暗合這一判定;〔6〕之所以作出“本土資源論”與“權利本位論”和“法條主義”之間的共同點比它們之間的差異更為重要,而且也更為根本這一判定。〔7〕實是因為在鄧正來的認識中,現代化這一概念是一個必須加以捍衛的始終保有同質性的概念,而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性。“而蘇力所關心的,歸根到底,則是如何以‘時間’為代價、更好地‘融合和轉變’傳統的民間法為現代的國家法。顯而易見,作為‘本土資源’的民間法,在蘇力那里只是在移植法律尚未完全有效的情形下而確立起來的一種補充性‘資源’,亦即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徹底改變且移植法律日趨完全有效的情形下可以徹底放棄的那種‘過渡性’資源,是一種在根本上已經被前設了在知識上與‘現代國家法’平等而在價值上卻不如‘現代國家法’的資源。”〔8〕顯然,鄧正來之所以要批判蘇力的現代法取向,是他對現代化概念做了同質性的理解。
同樣,鄧正來在對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論”進行批判時,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類型”的辯異過程中將中西方辯異這一比較意義上的參照轉換成評價意義上的判準這一判定;〔9〕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類型”的辯異以后對中國“文化類型”進行徹底的批判和否定這一判定;〔10〕之所以作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論”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受“現代化范式”支配而為中國的法律發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這一判定,〔11〕究其原因,仍然是因為他捍衛始終保有同質性的現代化概念,而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差異性。由此也就忽視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論”中“內在視角”的獨特性。“內在視角”的獨特性在于,“首先,它要求我們從一個社會的內部去看問題,要求我們了解這個社會的發展脈絡,尤其是這個社會在其漫長歷史中經常遇到并且感到困擾的種種問題,看這些問題與法治訴求之間有或可能有什么樣的聯系。其次,因為強調社會發展內在脈絡的重要性,我們便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審視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既不簡單把‘傳統’視為‘現代’的對立物而予以否棄,也不把任何名為現代性的事業都看成是對傳統觀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為此,我們需要有一種長時段的歷史的眼光,不只是從現在看過去,也學會由過去看現在。最后,但絕不是最不重要的,內在視角還要求我們改變以往所習慣的自上而下看問題的方式,嘗試著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看待這個世界。”〔12〕“內在視角并不預設任何一種形式的二元對立,無論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還是內部與外部的對立,更不會將善與惡,正與邪的意義賦予這類對立。同樣,內在視角并不預設某種認識論上的優勢,按照種族或者文化來劃分觀點或者觀點的正確性。”〔13〕梁治平對他的“法律文化論”所做的這番闡述足以說明,他并不是如鄧正來所認定的那樣,要在中西法律文化類型之間作出優劣的比較后,以西方“文化類型”為判準,從而將西方法律理想圖景簡單地強加于中國。
二、現代法治基本價值的去存
鄧正來為了將中國法學“總體性危機”轉換成“現代化范式”危機,采用了并始終捍衛著同質性的現代化概念。由此導致了較為嚴重的后果,這些后果集中體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四大理論模式特別是“本土資源論”與“法律文化論”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對這些理論中所包含的現代化差異性的洞見,從而摒棄了由于這種差異性而體現出來的法治現代化的合理因素;二是在一個更大的層面上,作者在經由對“現代化范式”的批判而達致的對中國法學總體性危機的批判中,盡管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問題束”進行問題化表現出很強的訴求,但是由于沒有理清問題化這一知識活動與法治現代化之間的合理關系,從而把法治現代化這一問題懸置起來。
作者在批判“權利本位論”時指出,“實際上,‘權利本位論’之所以會產生廣泛的影響,歸根結底便是因為‘權利本位論’是一種關于現代法律及其時代精神的法學思考,而這在張文顯那里,乃是因為‘權利本位論’就是‘權利作為現代法哲學之基石范疇的理論表達。’當然,‘權利本位論’者也都認為,現代社會乃是以商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為其構成要素或必備條件的,所以現代社會將呈現出個體性、多元性、合理性和契約性等本質特征。”〔14〕在對“現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指出,“在‘現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國論者所關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與中國農民乃至于中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質;”〔15〕在此,我們發現,現代法治精神在中國法治秩序的建構中,究竟應該占據怎樣的位置,作者并沒有給出較為清晰和系統的回答,而只是從否定意義上將西方現代法治理論與中國社會問題和現實問題分離開來。
“法治社會中的主要價值有‘自由’、‘正義’、‘權利’、‘法律’、‘規則’、‘程序’等。這些價值的基本趨向大致是抽象、非人、外在及懷疑人性的,正是黑格爾和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的種種表現(除自由外)。”〔16〕“根據現代法治主義的各種理論,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依照通過某種民主程序訂立的憲法(無論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會活動在形式和實質這兩個方面都符合精神,不僅對于個人的違法行為、而且對于任何違憲的政府舉措及法規都可以通過司法救濟等方式方法予以糾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嚴、自由、權利、社會正義以及法律體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種具體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實現上述目標,要視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而定,不可一刀切。其實現代法治構思本來早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機。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連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標本身也不予認同的話,何必玩弄概念游戲,侈談什么現代化的法治!”〔17〕這些論述表明,現代法治雖源于西方,但是在一些基本理念、價值方面,卻可以構成所有意圖實現法治的國家的共性目標。可是鄧正來將這些共性的目標切換成了他所認為的大詞,以及不切合中國實際的“西方法律理想圖景
“要生存在現代世界里,中國就必須現代化。”〔18〕這一前提性命題假使成立的話,那么,鄧正來的對“現代化范式”批判的方法,若不是對這一前提性命題的否定,就是因為應然和實然的混淆,而回避了這一問題。
三、“知識系統”的開放性及其矛盾境地
正如鄧正來所言,“《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文并不只是就事論事地對中國法學發展過程中幾個既有的理論模式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是僅僅對作為總體的中國法學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事實上,我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種特定的‘知識系統’(在本文中乃是指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的中國法學這一知識系統)在當下中國發展進程中的變異結構中所具有的一種為人們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謂的‘正當性賦予’力量。”〔19〕基于對這種知識引進運動的否棄,鄧正來要求我們從“前反思性”轉向“反思性”立場,“亦即努力使知識重新獲致它本應具有的那種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們就必須對與上述問題緊密相關的中國知識生產制度及其賴以為憑的結構進行檢視,而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對西方論者就何種人類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這樣的問題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論解釋進行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最終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自己有關中國或人類的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識系統’”。〔20〕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種前見。”〔21〕自從西方以暴力打開中國大門始,西方現代化包括法治現代化的經驗和知識就逐步進入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中,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理解自身歷史、現實乃至于設計未來的極其重要的知識資源。而這種前見的形成并非如鄧正來所認定的那樣,是中國法學論者集體無意識的結果,相反,帶著“前反思性”的立場思考和建構中國法學有其必然性。這是因為假如在我們的認識里,中國法學論者具有理性判斷和鑒別能力這一前提成立的話,那么,西方法治現代化的知識是以其比較優勢被中國法學論者接受的。“用法治等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現實甚至設想中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較研究的結果。”〔22〕在中國以封閉的狀態存在時,有著自己的以儒學為主的知識系統,但一旦這一知識系統向西方開放后,就意味著中國自己的知識系統與西方現代化知識系統之間的比較和競爭,而這種競爭主要表現為概念系統之間的競爭。
“概念系統作為文化的最基本的內容是一個相對自主的知識體系;各概念之間存在著互相依賴、互為表里的有機聯系。如果接受某個概念系統中的某個范疇,必然會導致接受該概念系統中相應的概念范疇;儒家如果接受自由主義的權利觀念,則意味著邁出了走向自由主義的第一步,必然會進一步接受諸如法治、合法性、、財產等概念。”〔23〕如此,則中國原本固有的知識系統就存在著認同危機,處于弱勢地位,而西方現代化知識系統就處于強勢地位。所以,中國法學論者接受西方現代化知識,并不是鄧正來所認定的集體無意識的原因,而是因為中國固有的知識比較貧乏。“儒家學說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基本上是非常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這類概念作為哲學探討的范疇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卻無法把它進一步制度化、具體化。”〔24〕可見,西方現代化法治知識,不但占據著解釋力上的優勢,而且占據著制度設計上的優勢。顯然,鄧正來在對“現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沒有很好地協調甚至沒有意識到知識系統的開放與認同危機這一復雜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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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于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后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后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于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后，Von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于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并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于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于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后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后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并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于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愿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愿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于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于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后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后，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于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愿意將利潤用于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于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愿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于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并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么更愿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于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后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么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愿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后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于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于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于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并且Hart認為由于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并、股票的發行以及委托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并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后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后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并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并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于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于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后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于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于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報是由于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后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后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并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于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后，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于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并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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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1.在先學后教的教學模式下，鼓勵學生大實施膽創新
體育課的目的是鍛煉身體，增強體質，并提高學生的體育運動水平。小學生的體育課會有很多的游戲活動，不管是游戲，還是體育賽事，都必須守規則，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老師在宣布游戲規則時，需要告訴學生必須遵守規則，但可以在規則的基礎上進行自主創新。不要把思維限制在原有游戲中，需要進行發散思維創造新游戲。以丟手絹為例，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讓學生沿著逆時針跑，而一年級的學生一般對方向不太敏感，所以老是會出現逆時針和順時針混亂跑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我們老師的教學目標不是教會學生怎樣辨別方向，而是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尊重學生的創新。這樣，不僅避免了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增加了游戲的趣味性，提高了學生運動的能力。
2.創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課堂
先學后教這種教學模式，主要是提倡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學生的主動學習為中心。過去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基本以老師授課為中心，導致學生自己總是處于被動學習的狀態。這種教學模式太呆板，不利于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更無益于提高學生自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當務之急就是給學生主動學習的時間和機會，不斷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此一來，教學質量也必然能夠得到很大的提升。
當然，先學后教這種教學方式在剛開始實施時會比較困難，因為對于這種新的教學方式，老師和學生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大家都適應之后，這種教學方式的優點便能夠得到突顯。先學后教教學法需要老師不斷地進行總結反思，不斷地探索如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通過不斷地實踐這種方式，學生逐漸地就會接受這種學習方式，而且越學越好，越學越輕松。因此，體育教學必須要做到先學后教，即保證每個學生都有主動學習的時間和機會。
先學后教教學法要求老師相信學生有很強的自主學習的能力，給學生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務必做到讓學生自己主動地學習。這種先學的方式與之前的預習最大的區別在于，它是學生必須自己親自參與的活動。老師也應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果，并根據學生的接受情況，隨時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使得老師授課有重點、有方向，學生聽課有興趣、有理解。
3.展示教師的核心地位，指導學生進行學習
課堂教學過程中，在學生自學結束后，老師就開始教的過程了，這也是教學的重心。這個過程的目標就是糾正學生在自學過程中犯的錯誤，并解決遇到的問題。此過程大約需要10分鐘，全面提高了教育教學的效率。老師一般只需要講重點和難點，大約占內容的20％左右，這樣一來，老師的教學任務就是糾正錯誤、解決問題、歸納總結。
整個課堂教學的過程，都是以學生自學為中心，但不管哪一步，都需要老師的指引。老師在這個過程中就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就像人在黑夜中行走，需要路燈指明方向；也像人走在陌生的路上，需要路標指明目的地。老師就是學生自主學習過程中的路燈和路標。當然，老師需要從以往整個課堂都是自己在講課的權威者，變成組織和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開路人。
4.在先學后教的教學模式中，促進學生將模仿與創新有機結合
很多老師對先學后教這種教學模式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他們認為這種教學模式就是讓學生自學，不需要老師指導學生練習。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大錯特錯的。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模仿能力是很有限的、很表層的，要想充分掌握并深入理解是必須經過專門的指導、訓練才能完成的。不經過指導、訓練，學生就不能很好地掌握動作要領，更不要談創新。我們這里的創新是指學生在深入理解之后提出自己的新想法。
5.以學生為焦點，進行先學后教教學模式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學生甲和學生乙的理解能力就不相同。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就需要多關注一些能力較差的學生，在給他們指導動作要領的時候，還要關注他們的情緒變化，尤其是小學生，他們的自尊心很強，攀比心理也很強，要避免學生之間由于動作不規范而被嘲笑的情況發生。老師的教學過程應始終以學生為焦點，在學生自主學習之后，老師再對不同層次的學生進行有效地指導，以提高教學質量。
6.以學生興趣為教學基點，在先學后教中探索新的教學模式
在以往的教學過程中，老師往往根據自己的理解，自己覺得哪些地方會出現問題，從而進行授課。這種方式忽略了學生的理解范圍和理解能力及興趣愛好，導致老師和學生的交流溝通出現很大的障礙，而原因在于老師沒有了解學生的想法。要想成為一個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必須充分地了解學生的想法，采納學生好的觀點意見，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法，應該做到因材施教。以跳繩為例，本來要進行跳繩的訓練，可是學生卻喜歡擲沙包，那么我們就可以把跳繩豎直放置，看同學誰扔得高，或者把跳繩放遠一點，看誰扔得遠。將跳繩和擲沙包結合起來，讓同學在快樂中學習。
二、結語
總之，先學后教的教學模式可以同時減輕老師和學生的負擔，使得學生能享受學習的過程，達到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目的。
第5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校 知識產權 現狀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12-0038-01
目前，負責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和知識產權工作的相關機構相繼出臺了一些加強高校知識產權工作的法律法規，教育部于1999年頒布了《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教育部和知識產權局于2004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知識產權工作的若干意見》。相關主管單位對知識產權所規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對高校知識產權意識的覺醒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有效地推動了知識產權在高校的發展。但由于我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的時間較短，加上歷史因素影響，目前我國高校的知識產權工作還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我國高校里，知識產權工作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成果的轉化率較低，雖然數量上已經有一定的提升，但知識產權本身的巨大經濟力量并未發揮出來。根據官方統計的相關數據資料，2000～2004年間，我國高校范圍內共申請專利18000多項，擁有專利數量8000多項，而其中專利的實施量僅有1900多項，只占到專利擁有量的22.8%。2000～2004年這五年時間里，我國高校申請發明專利占到申請專利總數的62.3%，許多申請成功的專利往往由于多方面因素陸續“流產”，并未能投入市場生產。加強知識產權經營工作是我國高校的當務之急，但存在著不少困難。
一 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自主知識產權創新數量不足
有關部門組織的調研結果顯示，高校的經費投入中，企事業單位的投入基本不超過30%。高校科研隊伍力量有限、規模小，缺乏合作，難以獨立完成較大型技術的開發任務，即使部分專利項目能夠產生社會效益，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但由于缺乏對具體經濟活動進行全面了解，自主知識產權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一些項目申請了專利，但實施效果并不令人滿意。高校只關注到論文、著作等形式的名譽產權，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專利的重要性，這和我國目前大力保護知識產權、鼓勵開展技術創新的政策導向不符，對于高校自主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并未能產生積極影響。
二 缺乏切實有效的政策引導，知識產權自主創新水平較低
目前，我國高校陸續制定實施知識產權管理的辦法。為了鼓勵高校教師去積極申請專利，高校采取了一系列鼓勵政策，如將專利成果計入工作量，或作為晉升條件等。這些鼓勵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卻也造成片面追求數量的不利局面，專利項目的申請與投入生產并沒有形成齊頭并進的理想局面。2003年，我國在對高校知識產權工作進行的調研中發現這樣的普遍情況：高校申請專利的動機中，出于獨占市場的目的所占比例不足1/3。不少研究人員錯誤地將專利視作榮譽或晉升職稱的資格。這種情況下，專利與論文不正確地等同了。也很少有研究人員費心費力去將專利投入市場或生產，造成專利使用率低的局面。與美國的許多高校不同，盡管我國高校在專利數量上占有一定優勢，但在專利的投產、經營管理方面做得遠遠不夠。
三 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未能形成良好的法律保障體系
目前我國高校中普遍存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現象，分析其深層原因，首先，高校普遍缺乏知識產權方面的維權意識，沒有有力的制度保障所有者的權益，一旦文章公開發表或參賽，細節內容公布于眾之后，就沒有了獨特性，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就無從談起。其次是高校人員日常的交流、合作、社會兼職等工作中，技術合同還沒有形成規范性的保護知識產權的條款，企業直接占有了科研人員的技術成果。再次，我國高校研究人員流動較為頻繁，無法保留很多核心的科研成果。目前，雖然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知識產權的法律框架體系，但并沒有形成實際可行的實施細則，執法、維權等環節力量薄弱，現有的很多法律還不能很好地處理高校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中產生的許多問題。侵權行為和仿制產品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極大地削弱了高校對知識產權經營的熱情。即使訴諸法庭，也往往由于各種原因不了了之。這些方方面面的情況都使得研究人員對申請專利和將專利投入生產、投入市場望而卻步，選擇觀望態度。
四 產權不明，難以建立研究成果的產出激勵制度
第6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本章主要向大家介紹了中國旅游地理學發展論文參考文獻多篇寫作及規范格式，與文獻撰寫案例；以《中國旅游地理教學改革目標取向及實現路徑研究》例題參考文獻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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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課標;口語;效果
著名的英語教學專家WM.Rivers指出:“學生的需要不單是個人的,它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壓力和政治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發展,中外交往日益頻繁,運用英語進行口頭交際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因此,學生在中學畢業后,既要有扎實的語言基礎知識,又要能用英語進行初步的交際能力,新教材的出版正是適應這一需要。在使用新教材的過程中,針對新教材的特點,如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如何貫徹聽說領先的教學思想,我在實際的教學中,主要有下列一些做法:
一、創造良好的課堂氛圍
教師必須創造良好的課堂氣氛。教無定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不拘一格,綜合學生、教材、方法及自身的特點,創造性地開展教學活動,激活學生的學習熱情,強化學生的自信,培養學生興趣,喚醒學生潛能。教師要充分備課——備學生、備教材、備方法,要體現教學方法的多樣性、創新性。在教學中要本著用愛心、熱心、耐心、同情心,求新、求活的原則;不要因為學生講的不好而大發雷霆,要多引導,多鼓勵。教育的過程本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即生命體之間的信息交流,這信息不僅有知識的內容,更有情感的蘊意。我們經常會聽說過這樣的情況,學生由于喜歡某一位教師而努力學習他的課。這說明融洽的師生關系是調動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教學活動的保證。正向心理學家羅杰斯指出的那樣:“創造良好的教學氣氛,是保證有效進行教學的主要條件,而這種良好的教學氣氛的創設又是以良好的人際關系為基礎或前提的”。
二、注重師生情感,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師生關系的好壞對學生學習情緒及學習興趣影響極大,課堂教學中必須達成師生之間的雙向理解,溝通師生情感。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人有自己的興趣、能力、氣質、性格等不同的個性特征。教師在教學中應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充分調動他們學習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在進行課堂練習時,我能注意從大多數學生實際出發,根據難度,以適當的問題提問適當的學生,使每個學生都能感受到教師對他的重視;也使他們看到自己在學習上的進步,從而增添學好外語的自信心。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培養學生的進取精神,仔細地處理教學中的每個問題,保證學生始終有高漲的學習熱情。在同學們進行口語訓練時,出錯是難免的。教師應該努力幫助學生克服“怕出錯”的心理。在練習過程中,我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練習,大膽發言。對學生因口誤而產生的錯誤采取寬容的態度,我從不輕易打斷,等講完后,再婉轉地指出。如果一出錯就糾正,就會極容易地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和積極性。而且隨著學生口語表達能力的提高,這些錯誤大都會逐漸克服。對學生在學習上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我都及時地加以表揚、鼓勵,使學生看到自己的進步,就會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去提高說的能力。
三、課文教學堅持聽說領先
1、在聽的基礎上,培養說的能力。
學習開口說話的關鍵首先要聽清楚,然后才能開口模仿;模仿準確了,就會有信心,也就會愿意繼續去聽、去說。再者,只有多聽,才知道英語是怎樣說的,知道重音、意群、連讀、爆破等,才會減少漢語表達的影響。我在具體的課堂教學中,每教新的課文時,我首先讓學生聽兩遍課文錄音。第一遍重頭至尾聽;第二遍是一段一段聽,每聽一段,就讓學生根據所聽內容,利用課后練習所提供的問題,讓學生用完整的句子來回答,這樣既訓練了聽又訓練了說。
2、課堂教學中,盡量用英語教英語。
用英語組織課堂教學,有利于提高學生聽力水平,有利于向學生提供大量說英語的示范,激發學生說的欲望。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我盡可能地用英語組織教學,假如學生聽不懂,我就借助其他一些實物,圖片,簡筆畫來幫助學生理解。實在難以理解的,我情愿用中文翻譯一遍,但也必須堅持用英文講解,目的就是給學生增添一個鍛煉聽的機會。沒有足夠聽的實踐是不會開口說的。
3、重視朗讀、背誦、復述。
新的課文教完以后,我要求學生背誦全部或部分。基礎較差的學生,要求熟讀課文。我認為朗讀、背誦是訓練學生說的能力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它既有利于正確、熟練地掌握語音。鞏固牢記詞匯、句型等大量語言材料,也有利于培養語感,達到熟練運用語言。另外,在背誦的基礎上,可以讓學生復述課文。復述課文可采用多種方法:例如(1)提供一些關鍵詞,讓學生復述。(2)運用一些問答題,讓學生先回答,然后連句成篇。(3)也可讓學生用自己的話自由復述。
課堂教學是進行聽說訓練的重要途徑,但是要使學生真正開口,單靠課堂上四十五分鐘是不行的。因此,進行課外聽說訓練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做法是:
1、讓學生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可利用錄音機、電視機來促進學生的聽說訓練,讓學生跟著錄音機聽音、模仿;現在電視上英語欄目較多,可讓學生在自己合適的時候收看。
2、組織英語第二課堂。在課后,把學生組織起來,就課上、課外一些感興趣的話題用英語進行討論。排演一些短劇、講故事等。這些活動既培養了他們說的能力,也激發了他們學英語的興趣。
3、平時,我還要求同學們之間試著用英語交流,鍛煉說的能力。
總之,筆者認為口語教學應是學生積極參與,運用英語來實現目標、達成愿望、體驗成功、感受快樂的有意義的交際活動過程。要想改變口語的教學現狀,必須從變革舊的教學方法、建立新的教學策略入手,努力為學生創設活動情境,誘發學生的好奇心,鼓勵學生大膽嘗試,豐富學生的想象力,大力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教師在課堂上要活潑、風趣、幽默,用自己的言行去影響、感染學生,自始至終吸引著學生。簡明扼要的引入,語法教學的情景化,對話的交際化,要使學生在一種愉快、輕松的環境下學習。但同時為了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他們的語言能力,教師應努力為學生創設參與課堂語言交際活動的機會,組織豐富多彩的適合學生語言水平和年齡特點的英語口語練習活動,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中心,在教學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能動性,多鼓勵,少批評,讓學生開口、坦誠地表達自己,從而從各方面刺激,鼓勵學生開口說英語,使口語課堂活躍起來,最終達到提高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1.李庭薌,英語教學法
第8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冰雪體育旅游開發遼寧
1前言
目前，體育活動的普及以及余暇時間的增多，體育與旅游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如今，全國已有27個城市打出了“冰雪牌”，體育冰雪旅游在國內正形成強勁的發展勢頭。發展體育冰雪旅游，既能豐富和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增強國民體質，培養冰雪體育運動人才，又能帶動和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促使體育產業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拉動體育需求，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2概念界定
目前來說，對于冰雪體育旅游的研究很少，有幾位學者對冰雪體育旅游的概念做了簡單的界定。由于冰雪體育旅游是體育旅游的一種，因此我們根據體育旅游的定義，把冰雪體育旅游概括為:冰雪體育旅游者在旅游中借助冰雪所作的各種身體娛樂、身體鍛煉、體育競賽、體育康復及體育文化交流等活動與旅游地、體育旅游企業及社會之間關系的總和。亦可這樣理解:為了滿足和適應旅游者冬季體育的各種需求，借助多種多樣的體育器材和冬季體育活動，充分發揮冬季體育的諸多功能，使旅游者的身心得到和諧發展，從而達到促進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豐富社會文化生活為目的的一種社會活動。
3遼寧省冰雪體育旅游發展現狀
遼寧省冰雪體育旅游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然而，遼寧位于中國的東北部，有著天然的和地理位置的優勢，再加上近年來遼寧舉辦了多次冰雪節，冰雪體育旅游開展得紅紅火火，因此對于冰雪體育旅游的研究更應該跟上發展的步伐，必須加強理論上的支撐。
3.1遼寧省開發冰雪體育旅游的優勢
遼寧有著豐富的冰雪旅游資源。既有銀裝素裹的妖嬈，又無刺骨的嚴寒，在冰雪旅游方面有很大的優勢。
3.1.1自然資源優勢
遼寧四季交替分明，冬季積雪期長、雪量大、雪質松軟，冬季溫度比哈爾濱要暖，更適宜人們進行戶外休閑活動，為冰雪運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環境。
3.1.2地理位置優勢
遼寧省位于中國東北地區的南部，山地面積8.72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東北經濟區和環渤海經濟區的重要結合部。遼寧的地理位置相對于冰雪體育旅游開展發達的吉林、黑龍江省更靠近內地，應該更好的發揮冰雪旅游第一站的地理優勢。
3.1.3舉辦冰雪賽事優勢
白清寨滑雪場，是我國僅有的幾家可以承辦國際大型滑雪比賽的場地之一。可以通過這個優勢提升其知名度。
3.2冰雪體育旅游資源開發現狀
截至2003年末，遼寧省共有滑雪場地10所，占地面積9萬m2，2001年至2003年之間共建成8所，占地面積共111萬m2。其中幾個主要滑雪場為沈陽棋盤山冰雪大世界、沈陽白清寨滑雪場、沈陽東北亞滑雪場、遼陽市弓長嶺滑雪場及大連林海滑雪場等。
經過5年時間的打造，棋盤山冰雪大世界目前已成為在海內外知名度頗佳的品牌。將冰雕、雪雕融入冰雪活動中，是近年沈陽棋盤山冰雪大世界為豐富旅游產品而增加的項目，2005、2006年這里的雪雕作品連續兩年創世界吉尼斯紀錄。
遼寧省滑雪場從規模來說基本屬于中等水平；從滑雪場硬件設施來說，雪道長度、寬度設置都很完善，基本都設有索道設施；但是擁有跳臺的滑雪場只有一家，即沈陽體育學院白清寨滑雪場。因此遼寧省滑雪場基本只能作為旅游娛樂性滑雪場存在，相互間硬件設施差異性不是很明顯，缺乏教學和舉辦大型比賽的條件。
作為遼寧省唯一擁有跳臺的白清寨滑雪場，是我國僅有的幾家可以承辦國際大型滑雪比賽的場地之一。雪場建有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場地、U型場地、高山大眾滑雪場地(初級、中級、高級雪道)。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場地、U型場地均達到國際比賽標準。游客在滑雪的同時，可以欣賞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國家隊精彩的訓練表演還可以欣賞到高水平的單板技巧表演，為訓練比賽促進滑雪運動的推廣創造了條件。
3.3冰雪體育旅游產品開發現狀
3.3.1賽事型體育冰雪旅游產品
體育觀賞型產品也稱為活化體育旅游產品，是指組織各項體育賽事的觀眾前往比賽舉辦地進行觀摩并參加各種節慶的旅游產品。白清寨舉行過冰雪國際賽事，為遼寧的冰雪體育旅游做了一張名片。
3.3.2休閑型體育冰雪旅游產品
休閑型冰雪體育旅游產品是指在冰雪體育旅游中能使旅游者既參加體育健身活動，又能休閑娛樂的體育旅游產品。遼寧娛樂休閑型的冰雪體育旅游產品開發得比較好，有冰上摩托、卡丁、爬犁、雪地滾球、馴鹿拉雪橇等40多種冰雪娛樂項目。3.3.3節慶型體育冰雪旅游產品
節慶型體育冰雪旅游產品是指在體育冰雪旅游項目中包含特定節慶因素的體育冰雪旅游產品。包括具有體育冰雪旅游特色的活動或非日常發生的體育冰雪旅游特殊事件等。
3.4發展冰雪體育旅游產業存在的問題
3.4.1冬季體育旅游發展的不平衡。我省由于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對冰雪體育旅游的消費也有很大的差異，很多居民缺乏支付冰雪體育旅游消費的能力。
3.4.2思想觀念偏差，對旅游資源缺乏合理認識。冰雪體育旅游業在我省乃至整個國內都還是個新興產業，還處于培育和起步階段，人們對冰雪體育旅游的本質、特征和意義認識非常淺薄。
3.4.3專業人才教育發展滯后。冰雪體育旅游在于參與性、刺激性、挑戰性，旅游者在參與冰雪體育旅游活動的過程中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心理障礙，他們需要有人幫助自己解疑、克服障礙，這就需要具有體育和旅游專業知識的服務人員提供專業技術、安全保護和講解服務等。
3.4.4缺乏科研基礎和科學技術的支持。在國內的旅游類學術著作中對冰雪體育旅游的論述非常少，對冰雪體育旅游的研究缺乏深入和系統性。
3.5冰雪體育旅游的發展策略
3.5.1突出重點，開發冰雪節特色產品體系。產品特色是產品的生命力，因此冰雪節產品要具有東北特色。提升體育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和特色要結合東北冬季體育旅游的實際，有重點地開發既有東北特色。
3.5.2積極開展廣大青少年學生寒假期間的滑冰運動，既鍛煉了身體，還豐富了學生寒假生活。上冰活動的青少年人數越多，冰上運動普及程度越高，冰上競技運動水平也會提高。
3.5.3加強對遼寧省冰雪體育旅游資源開發的科研工作，為冰雪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3.5.4建立協調機構，促進冰雪體育旅游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冰雪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涉及的部門很多，必須有一個綜合性的協調機構或權威機構，協調各方面的工作，以促進冰雪體育旅游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3.5.5加強專業人員的培養。要充分利用省內高等體育院校教學資源優勢，為冰雪體育旅游市場提供專業人才，已確保對冰雪體育旅游市場的管理更加科學化與規范化。
4結語
遼寧省具有得天獨厚的冰雪體育旅游資源，又有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優厚政策，應趁此“東風”利用其自身的地域、文化、歷史資源，加速發展冰雪體育旅游產業，以次作為遼寧省經濟的增長點，促進遼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參考文獻：
[1]王誠民，劉毅.冰雪體育旅游探析[J].體育旅游，2006，(3).
[2]羅勝天.黑龍江省冰雪體育旅游實現可持續性發展面臨的問題和對策[J].冰雪運動，2006(1)：88-94.
第9篇：憲法法學論文范文
在我國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后，民族地區開始重視全面協調發展。但如何把效率與公平問題統一起來，是當前民族地區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民族地區現代化堅持不平衡發展戰略和協調發展戰略相統一的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成為必然選擇，即民族地區在非均衡發展的基礎上追求協調發展，是非均衡發展戰略與協調發展戰略的有機統一，是科學發展觀在民族地區的具體貫徹和運用。
（一）堅持非均衡發展戰略是民族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非均衡發展是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讓有條件的地區、領域、行業乃至企業首先得到發展，然后帶動其他地區、領域、行業乃至整個社會的有效發展。民族地區的實際發展條件決定了走非均衡發展道路是其必然選擇。民族地區主要指內陸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根據國家經濟區域的劃分屬于發展最為落后的西部地區。雖然經過改革開放的多年發展，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自然條件惡劣、社會經濟文化條件落后，極大限制了民族地區的全面協調發展。民族地區只能集中有限資源，實施重點突破式的發展，然后再由點到面全面發展。同時，民族地區內部，各個地方、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等在自然條件、社會條件等各個方面發展條件的不均衡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這就決定了必須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依據現有條件發展產業。走同步富裕、均衡發展之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行不通，依據自身條件走非均衡發展之路是必然選擇。
（二）堅持協調發展戰略是民族地區現代化健康發展的現實要求
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協調發展是民族地區現代化的關鍵。民族地區必須把自己與發達地區相聯系，把自己納入更大范圍的經濟聯系，為自己的發展注入強大的外部力量。這是由民族地區的特殊條件決定的。民族地區具有如下特點：“少數民族地區不僅是中國貧困面積分布最廣、貧困人口比例最高、經濟發展差距最大的地區,而且還是中國知識資源嚴重不足、人類發展程度處于極低水平的地區。”這樣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無管理經驗的發展條件決定了民族地區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發展，即使集中全部力量在某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也無法獲得足夠的市場。因此，建立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實現更大范圍的經濟合作，是民族地區實現發展的關鍵。民族地區發展條件的非均衡性要求堅持非均衡發展戰略，強調堅持生產力標準和“發展是硬道理”。但目前民族地區在發展中形成的矛盾已經對本地區的發展構成威脅。因此，民族地區既要堅持非均衡發展，又要在發展中不斷協調各方面的矛盾，二者的統一我們稱之為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在政府的引導下，以市場為基礎，堅持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是民族地區快速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選擇。
二、民族地區現代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的具體途徑
（一）對外聯合，加強區域合作
積極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等政策推進民族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合作。封閉只能導致落后。民族地區必須主動走出狹小區域，實現更大范圍的區域合作。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對口幫扶、相互合作是中央定的戰略決策。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合作要注意兩點：一是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發展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特色產業和產品,形成地區間優勢互補、各展所長、各具特色的分工格局；二是在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合作中應堅持錯位發展，當好配角，主動承接發達地區需要向外轉移的產業。積極利用民族地區的地域優勢和民族優勢推進國際合作。“國際經濟貿易集團化、區域化、專業化、全球化傾向日趨顯著,中國周邊地區正在形成東北亞經濟圈、中亞經濟圈、伊斯蘭經濟圈、中南半島經濟圈的發展態勢。”全球化給民族地區發展帶來的最大機遇是能夠充分利用全球知識、全球資源、全球市場,用以解決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而民族地區開展國際合作有著良好的地理位置優勢，甚至是民族優勢。我國民族地區大多處于邊疆地區，與其他國家直接接壤，處于國際合作的中心位置。有些民族地區甚至與相鄰國家或相鄰國家的地區同屬一個民族。如中國東北延邊地區的朝鮮族與南韓、北朝鮮就屬于一個民族。這些有利條件為實現國際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民族地區可以利用本地優勢和全球化發展機遇，培育地區自身的發展優勢，加速現代化進程。
（二）對內優化，突出發展先進產業和特色產業
民族地區的真正發展在于建立屬于自己高效率的產業體系，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先進產業和特色產業。民族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初步具備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條件。如由經濟全球化而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態勢使地理位置優越的民族地區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直接參與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條件。經過國家多年的支持，民族地區在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通過東部和西部人才的交流和培訓、民族地區人員大量外出打工和民族地區自己的培養，以及市場經濟的人才自由流動等使民族地區具備了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人才的能力。因此，民族地區應大力吸引發達地區和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為民族地區現代化的實現奠定工業基礎。民族地區除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外，還應大力發展特色產業。所謂特色產業，指民族地區依據比較優勢而形成的產業。“這里的比較優勢是指由不同區域存在的不同的經濟發展條件決定的,包括區位、環境、資源、科技、歷史文化、外部條件等因素。”民族地區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大力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使這些區域比較優勢在市場競爭中轉變為經濟優勢。如依托本區域境內外礦產資源，發展大型國際油氣、天然氣、鋼鐵、有色金屬、煤化工燃煤發電基地；依托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地理環境發展旅游業，推進旅游休閑和創意產業發展；依托特有的生態資源農穩步發展特色農業和生態農業，提升農產品附加值，打造特色生態農業品牌；依托國際合作中的地理位置優勢加快建設國際物流項目，發展國際國內雙向流動的現代物流產業等。
（三）統籌安排，提高全面協調發展能力
加快推進以“小城鎮”為節點的城鄉一體化建設，打破民族地區的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不解決，不但會造成一個城鄉斷裂的社會，甚至連城市本身的發展也會失去支撐和依托。“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民族地區的特點是地廣、人少、自然資源、農牧資源豐富多樣，擁有眾多發展國際貿易的口岸等。這些特點決定民族地區可以以地區中心城市為核心,以縣城和重要口岸為重點,以小城鎮為節點建立城鄉共同發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城鄉一體化道路。大力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一是大力發展綠色經濟。資源優勢是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的最大經濟優勢。民族地區除礦產資源外，還擁有大量自然景觀資源、民族文化資源、農牧資源等。因此，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開發多樣化資源，發展綠色經濟是必然選擇。二是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良性互動。發展循環經濟，必須把觀念革新、制度建設和提高技術水平結合起來。民族地區必須認識到只有保持生態平衡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制定一整套相應的保護生態文明建設規范的法律制度和不斷提高開發的技術水平是實現循環發展的根本保證。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