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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究竟是偶然現象還是必然現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階段，還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派生出來的新現象？如何描述和鑒定“逆城市化”，關系到我國城市化如何持續發展和新農村如何建設。
1976年，美國地理學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發達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新特點：城市社會的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社會的經濟活動和政治影響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圍地區轉移。之后不少學者將“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劉琦在批評城市建設時指出：中心區畢竟是城市的核心區域，承載著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而沒有歷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動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都曾經出現過“空心化”的情況。這種現象在歐洲城市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結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現象，老城區變得冷冷清清，經濟衰落，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3]還有學者將城市的異化視為“逆城市化”，如江蘇省社科院經研所所長葛守昆認為，“城市化發展中已出現了異化——‘逆城市化’現象，如單純的經濟增長、土地的浪費、環境的污染、貧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認為：美國學著j.l.berng關于“逆城市化”的認識開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領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無節制拓展，不是“窮人住在擁擠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靜的市郊區”，不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隨著富人的轉移而轉移，導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派生物。
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一文中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壯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軾先生認為，當城市規模發展到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后必然形成遞增與分化的對流趨勢。[5]城市發展正是這樣。任何優質的東西都有它的時間性、相對性。由于城市化不斷地聚集資源和產業，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間就會接近飽和。新的資源和產業要擠進大城市，而城市空間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優質的資源、優勢的產業就可能異化為城市的累贅，要么提高新的資源和產業進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納新”，分流傳統的城市資源和產業。理智的選擇是“吐故納新”，是“分流”。因為進入城市的成本不斷提高，城市規模發展的邊際效益必將為零甚至為負數。這類“吐故”現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而且，隨著信息化、生態化時代以及汽車時代的到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差距大大縮短，“吐故”還不僅表現在城市的傳統產業的轉移，還包括一些新興產業完全安排在小城鎮和鄉村，如村鎮旅游產業異軍突起，人們從著重欣賞城市的繁華轉移到著重欣賞鄉村的寧靜。
“吐故”是為了“納新”。“吐故”與“納新”在同時進行，都是城市化現象。如果說“城市化”是指一定區域的優質資源、產業和人口向城市聚集，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則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傳統功能、優質資源以及人口向衛星城及村鎮分流。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國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國20世紀60-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線建設”，如國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城市空間壓力增大等問題后，基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現的功能分解、產業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繼續推進。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和空間壓力減輕，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內在關系是：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趨勢越強。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傳統功能和產業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邊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誰與“逆城市化”趨勢對接，誰就抓住了周邊小城鎮和鄉村發展的機遇。利用“逆城市化”趨勢發展小城鎮和鄉村，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和鄉村將成為中心城市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廣闊平臺，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間結構更加合理，產業優勢更加突出，聚集效應和帶動效應更加強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與中小城鎮、鄉村彼此之間產業呼應、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城鄉一體”發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續發展。因此，認識到“逆城市化”是客觀規律，當城市規模面臨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時，城市化應在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上著力，應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上著力。在這個大背景下，村鎮發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對接中心城市，接應“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創造新優勢，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創造條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
綜觀城市化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城市化、工業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時也最早面臨城市病問題，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業一度最集中的倫敦是出名的“霧都”。1898年，針對英國日愈嚴重的城市病，英國人霍華德發表了具有劃時代價值的專著《明天的田園城市》。霍華德認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導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對人口聚集的承載力總會有限，因而需要從城市和農村相結合的角度來管理土地，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霍華德從城鄉協調的角度重新闡釋了城市的發展，把城市與外圍鄉村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對資金來源、土地分配、城市財政收支和田園城市的經營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綠化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后來的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霍華德倡導用城鄉一體化的新社會結構形態來取代城鄉對立的舊社會形態。后來學者尊稱霍華德為城市發展轉型的理論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論家l．芒福德稱贊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紀初與發明飛機并列的兩項最偉大的發明[6]。“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來，城市化在這里轉了一個彎。由此，我們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發展的轉折點定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雖然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對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這些理論思想主要還是在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對大城市病難以根治。在此基礎上，1930年代，美國學者、設計大師賴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寬闊的田地》兩部代表作品。我們從這兩部書的名字就可以窺見賴特對傳統城市理念的顛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書中指出：現代城市背離了人類的愿望，也不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將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認為：反映人類的愿望、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將是與古代城市或任何現代城市差異很大的城市，城市無所不在而又以無所在，以致我們根本不會把它當作城市來看待。賴特在《寬闊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廣畝城設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廣畝大地，人人擁有一片自然”。 賴特的理論被稱之為“廣畝城設想”，就是把城市向鄉村擴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區性農業網格之上。相比之下，賴特提出的“廣畝城設想”，從人與自然的天然聯系的本能出發，滿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異化（弊病）中對克服異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們所接受。
緊接著，與賴特幾乎同時代并同樣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美國劉易斯·芒福德發表了巨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觀。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是從對城市與人類命運的關注出發，對城市、人工環境和歷史文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認為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后工業社會加重了人與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屬性與自然的沖突等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突顯出來。我們說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解決城市問題，還因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從制度安排的高度來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城鄉之間的對立，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個地方享受到同樣的生活質量。因而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包括了對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過分散權力來建造許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個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可見，“城鄉統籌發展”完善了“城鄉一體化”思想。20世紀50年代以后，“城鄉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在歐美發達國家有了長足發展。如托馬斯和庫恩的城市地域結構思想，如日本學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間—人類系統”模式。[7]
對城市理論發展的回顧，不難看出，整個20世紀的一百年間，引領城市化理論發展創新的學說呈現出與20世紀前的“大城市化”理論漸行漸遠。這些大師們，憑借自己在理論界的權威影響，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轉向“城鄉一體化”，更加注重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的牽動和影響。實踐表明，“城鄉一體化”，疏通了城市化面臨的瓶頸，為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開創了新天地。
回顧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經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三種方式：第一個時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階段，可追溯到城市誕生之日起，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出現為止。這個階段很漫長，城市化方式是順其自然，特點是主要依從政治、文化、商貿乃至軍事的發展需要來發展城市；第二個時期是“大城市化”階段，可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出現起，到19世紀末霍華德發表《明天的田園城市》。由于工業化需要以大城市為基礎和吸納大量農村勞力，人口和產業源源不斷地向大城市“單向”匯集，創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點是主要依從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需要促使農村資源“單向”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聚集；第三個時期是城鄉一體化階段，20世紀初開始起步。由于“單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積累的“城市病”和城鄉矛盾已經導致這樣的城市化不可持續，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響下，城市化開始將農村的發展納入自己的發展系統，出現“城市”與“農村”的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鄉一體化”。特點是“城市”與“農村”有機地構成一體，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里的“雙向對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這時，一方面“大城市化”還在推進，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趨勢也更加強勁，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產業、人口向周遍村鎮轉移。在這個階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有機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來促進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鎮和鄉村的發展，既緩解了“大城市化”越積越多、越積越嚴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鎮、鄉村的發展發生深刻變化，逐步形成了產業呼應、優勢互補、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雙向對流的格局。可見，“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階段，“逆城市化”是“城鄉一體”雙向對流的其中“一向”。在“城鄉一體化”階段，中心城市曾經輝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經濟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閑娛樂等功能紛紛向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及鄉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為“城鎮化”、“鄉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條件、機遇和能量。
美國著名城市經濟學家阿瑟·奧利沙文在其《城市經濟學》為我們記述了始于20世紀中期大城市化趨勢減弱的一些具體數據。奧利沙文寫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從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業就業百分比從67%下降到45%。貿易與服務就業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發業就業百分比從92%下降到49%，零售業就業百分比從75%下降到48%；服務業就業百分比從85%下降到52%。”[8]在美國，制造業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業就業份額從1948年的約2/3下降到1990年的為足一半。同時，人口城郊化趨勢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區的城市人口，從1948年的約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隨著制造業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從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數字信息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寫字樓就業的城郊化。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前，寫字樓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紀70年代起，城郊辦公空間以較快的比率增長，僅70年代間，美國城郊寫字樓就業就比中心城區寫字樓就業增長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區城郊寫字樓空間在1980年到1987年間翻了兩倍多，城郊占的總寫了樓空間從29%增加到38%[9]。
盡管百年來城市化發達的國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斷提高，如今已經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進方式轉向“城鄉一體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優化城市功能和發展鄉村。20世紀中期以后，“城鄉一體化”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選擇：城市化的路徑轉變為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這個時期是村鎮發展的黃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這一美麗的轉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難題，促使城市化更加穩健地可持續發展，又注重了城市發展對農村的帶動和利用農村的發展來支撐城市化，城鄉差距逐漸縮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鎮發展
布蘭桑鎮（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的內陸小鎮，人口僅7500人，面積約30平方公里。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主題公園和劇院，到2006年，該鎮擁有3座主題公園、49座劇院、10座博物館，以及眾多的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萬人次，旅游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稅收0.7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10萬個，成為美國中西部以適宜人居和休閑度假而聞名的城鎮。[10]
一個內陸小鎮，能夠造就超過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業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費市場，其中的奧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蘭桑走了一條完全不同于中國大陸以轉移農村剩余勞力的小城鎮發展道路。布蘭桑的發展興盛，主要是依托眾多主題公園、劇院、博物館，以及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這些原本屬于中心城市才有的優勢資源，小城鎮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來創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上著力。可見，布蘭桑市的發展興盛，走了一條吸引中心城市優勢資源之路。由于這些中心城市優勢資源的到來，布蘭桑鎮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費的能力和自身消費水平。
第二，自然優勢和歷史優勢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和深厚的歷史文化遺傳。布蘭桑鎮自然資源稟賦一般，歷史文化遺產一般，能夠創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萬人次的奇跡，成為以家庭度假為核心的世界級旅游城市，是找準了自身發展的定位——針對具有普遍性、時代性的消費需求，創造新的人文優勢。可見，發展小城鎮，事在人為，關鍵在于發展理念。
第三，布蘭桑鎮的發展興盛依托于傳統中心城市優勢資源的轉移。20世紀60年代正是全美放棄“大城市化”，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及產業向村鎮轉移，即“逆城市化”勢頭強勁的時期。布蘭桑鎮能夠迅速發展興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及產業“分化”的機遇。可見，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及產業的分解勢頭，是小城鎮發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國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過全國平均速度，特別是進入21世紀，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個百分點的速度躍進，2005年，按常住人口計算，成都的城鎮化率達到49.7%[11]。同時，成都中心城區（二環路以內）人口密度超過平方公里2萬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發展與人口、土地、環境的矛盾突顯。這些矛盾蘊涵著強烈的“逆城市化”沖動，成都“逆城市化”流動特別活躍。主要表現在：
1.經濟中心功能分解，機械制造業外遷。成都是國家“一五”期間就確立了的西南工業重鎮，有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成都東城區的機械制造業對工業gdp的貢獻率一度高達70%以上。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這些曾經輝煌、曾經作為城市經濟的支柱企業迅速衰落為城市發展的累贅。進入21世紀，成都根據城市發展的需要，實施了城市東區重工業企業調遷計劃。截止2006年底，城東200多個大中型企業全部向郊縣或有條件的村鎮整體搬遷。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體育娛樂優質資源突圍。成都是四川省省會城市、國務院首批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體育優質資源。隨著城市的發展，這些位居中心城區的文化優質資源難以就地擴張，紛紛突圍。如四川大學新校區選擇了雙流縣白家鎮；如新落成的國際會展中心毗鄰雙流縣華陽鎮[13]；如大型文化娛樂項目“極地海洋公園”落戶雙流縣萬安鎮；如特色鮮明、蜚聲海內外的“建川（抗戰）博物館”建在大邑縣安仁鎮。這些文教體娛重大項目向周邊地區擴散，極大地改變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間布局。
3，消費功能分解，“農家樂”成為城市居民的消費熱點。成都被譽為中國“農家樂”的發源地。20世紀90年代，郫縣農科村農民就在自己的農家院壩里接待星期天和節假日從城里來的客人，聲名遠揚。之后“農家樂”在廣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形成成都鄉村旅游一大亮點。再之后成都錦江區三圣鄉綻放“五朵金花”，集觀光經濟、休閑經濟、體驗經濟為一體，蜚聲海內外，標志成都“農家樂”發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費的能力增強。“農家樂”發展升級的歷程反映了中心城區人們對自然的追求，對鄉村人與自然和諧環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鎮轉移。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帶來了人們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與大自然的隔離，中心城區居民越來越向往村鎮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對大自然的擁抱。城鄉結合地段，甚至遠郊，開始出現優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樓盤，顯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開始向城市周邊轉移。在成都，不僅近郊有高檔樓盤，如雙流萬安鎮的“麓山國際社區”、 溫江萬春鎮的“芙蓉古鎮”，甚至遠郊也出現吸引中心城區人口居住的特大樓盤，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鎮等系列高檔樓盤拔地而起。這些表明人們居住選擇的郊區化趨向。
這4大趨勢，無論是機械制造業外遷、文教體娛優質資源突圍，還是城市居民消費、居民居住的郊區化趨向，與阿瑟·奧利沙文在《城市經濟學》一書所記述的20世紀60年代起發生在美國的制造業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趨勢很相似，這些趨勢均是村鎮發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機會。
這些趨勢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經處在一個重大變化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帶來的“逆城市化”沖動非常強勁，另一方面村鎮渴望有重大發展。是繼續走城鄉分割和城鄉對立的單向城市化之路，還是抓住“逆城市化”沖動非常強勁的機遇，走城鄉一體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選擇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順應城市化的規律，不失時機提出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努力形成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的互動，形成有機的內循環，為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創造條件。經過近3年的努力，“城鄉一體化”迅速提升了成都鄉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農民的生產、生活和居住方式發生巨大改變。生產方式的改變，主要反映為“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發展現代農業。居住與生活方式的改變，主要反映為“農民向集中居住區集中”，整合土地資源。最能體現成都“鄉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開花的鄉村旅游業和觀光農業。2006年，國家旅游局高度贊揚成都發展鄉村旅游，認為成都把鄉村旅游納入城鄉規劃統一布局，納入城鄉產業統一推進，納入城鄉建設統一配套，值得借鑒。[14] 成都的鄉村旅游，特別是“農家樂”，在全國獨樹一幟，足以表明“城鄉一體化”給成都農民的生產、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城鄉一體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鎮化”轉變。政府順應“逆城市化”趨勢，鼓勵、支持就引導一些城市產業向有條件的小城鎮轉移，并確立了13個優先發展鎮，使小城鎮發展突飛猛進。小城鎮正在成為新興產業發展的高地、投資的重點、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吸納勞動力的洼地。同時，“城鄉一體化”為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創新了方式，著力于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產業升級，有力地促進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發展。這座城市功能更強、人居環境更佳、投資環境更優的城市已受到國內外越來越頻繁的追捧。推進“城鄉一體化”以來，成都城市化發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長兩個百分點，遠遠超過全國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國200城市競爭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與大連、杭州被評為首批“中國最佳旅游城市”。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僅有助于村鎮發展，而且有助于優化城市功能和城市產業結構，確保城市化可持續發展。
四、啟示與經驗
促進村鎮發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兩類：一類是依靠村鎮自身的實力，即依靠村鎮經濟的自然增長和農村人口轉移。一類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結合發達國家城市化演變的歷史和成都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實踐，表明發展村鎮還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決空間壓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進行的自身結構調整和自身功能優化而向小城鎮和鄉村擴散和延伸的規律性趨勢，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發展村鎮，是促使鄉村和小城鎮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捷徑和必然選擇，也是保證城市化持續發展的最佳選擇。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難發現在“逆城市化”趨勢影響下鄉鎮發展的一些新動向、新特點、新啟示、新經驗。
1.“逆城市化”趨勢是促使村鎮跨越式發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發生跨越式變化的村鎮，其主導力量并非村鎮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產業轉移和人口的分流在發揮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沖動越明顯。逆城市化趨勢終將縮小中心城市與村鎮的現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鎮發展就加快。認識到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逆城市化”趨勢和所蘊涵的能量長期被我們所忽視，拘泥于就村鎮發展村鎮。
2.交通、電信的發達是“逆城市化”得以暢流的基本物質條件。交通、電信的發達為消除城鄉之間的空間隔離創造了可能。比如，高質量的城市道路向鄉鎮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車的普及，滿足了城市人回歸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電信、光纖向鄉鎮延伸，增強了促使一些城市傳統產業及一些新興產業（如知識經濟、文化產業等）向有條件的鄉鎮轉移的物質條件。
3.村鎮發展的著力點是，對接中心城市，創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條件。所謂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鎮的規劃、建設、發展應注重與中心城市“對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產業流，提高小城鎮的吸引消費的能力和消費力，為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奠定堅實而深厚的基礎。
4.“逆城市化”出現了兩種方式：漸進式與跳躍式。進入新世紀，隨著諸如數字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興起，隨著諸如電子信息技術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發達，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載條件都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紀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徑是漸進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規模擴展。而新世紀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漸進式衍射的情況下，還出現跳躍式——突破空間距離的跡象。比如，高檔樓盤，原本應建在中心城區附近，如今，在遠離中心城區，但道路寬暢、自然條件好，或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村鎮，高檔樓盤比比皆是。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檔樓盤，將極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極大地刺激第三產業的發展。
由于跳躍式現象的出現，開拓了利用“逆城市化”發展鄉村的新視點。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鎮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離中心城區最近的村鎮，也可能曇花一現，“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躍式流動，結束了中心城區周邊村鎮“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歷史，同時也給遠離中心城區的村鎮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創造了平等的機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問題。首要問題是這個村鎮吸留“逆城市化”的條件如何。各地村鎮紛紛亮出底牌，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和創造新優勢，其實就是在創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條件，創造能夠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條件。
2005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3%的水平，總體上進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趨勢明顯增大。但43%僅僅是一個平均值，由于中國“發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沒有重大改變，因而必須針對特定地區的發展實際，選擇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點仍然是強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則應該關注“逆城市化”現象和趨勢，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發展村鎮。
中國已經進入“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面臨種種“城市病”，促使人們的生活和居住觀念發生重大變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點。人們親近自然的天性和對歷史文化的認同與融入，帶來了人們對水泥空間的“反叛”和對返樸歸真的向往。這些生存觀念、生活觀念的重大變化作為“逆城市化”的“元動力”，不僅推動著大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區人們的生存、生活、消費向外“突圍”，為村鎮發展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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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專家們對我國城市化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歸納為城市的“生長、生活、生態”的不和諧。見《中國城市化的三個不和諧音》。記者黃庭鈞、儲國強、胡梅娟。新華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專電。
[2]王旭《“逆城市化”論質疑》。學術批評網2002年11月21日。
[3] 《廣州：城規重大調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報》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學者研討城市化發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華網江蘇頻道2006年2月26日報道。
[5]茅于軾《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天益社區”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見l．芒福德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園城市》所作的序《田園城市思想和現代城市規劃》。
[7] 1.1—1.2對西方國家城市理論的評述參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鄉關系問題研究綜述》。
[8] [美]阿瑟·奧沙利文：《城市經濟學》。中信出版社，第245頁。
[9] [美]阿瑟·奧沙利文：《城市經濟學》。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頁。
[10] 見成都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小城創造的奇跡》。《2006年成都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報告》（2006年2月15日）中說： 2005年，“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預計為59.9%，比2000年提高6.2個百分點。”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對策研究》。《天府早報》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國際攝影藝術聯合會在新國際會展中心舉辦了第28屆國際攝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區的人們前來觀賞。
關鍵詞：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泥質監測；資源化風險評價
引言
生活污水處理廠收集到的污水是城區綜合生活污水、小工業廢水與主城區外圍地區部分工業廢水及生活污水，而石油、化工、電鍍、冶金等大工業生產廢水自成系統，分別自建污水處理廠，將工業生產廢水處理達到《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及行業排放標準后排放，故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含量水平不高。
1 污泥概述
污泥為在污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半固態或固態物質，不包括柵渣、浮渣和沉砂。根據污泥的產生的不同工藝環節將污泥大致分為:初沉污泥、活性污泥、化學污泥與消化污泥等，其中初沉污泥在污水處理的初沉系統經沉淀產生，活性污泥在污水處理的生反系統因微生物新存代謝產生，化學污泥在污水處理的深度處理因投加化學藥劑產生，消化污泥為污泥經消化反應后形成的。
2 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泥質監測及資源化風險評價
2.1 檢測與分析方法
此實驗檢測項目包括pH、含水率、Cd、Cr、Cu、Zn、Pb、As、Hg、Ni、礦物油、揮發酚、多環芳烴、有機質和氮磷鉀。pH和含水率采用梅特勒酸度計(S220 ，瑞士)和電子天平(MS204TS，瑞士)進行測定;Cu、Cd、Zn、Pb、Ni和鉀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A3F-13 ，中國)測定;As和Hg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AFS-9700 ，中國)測定;Cr采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儀(Optima8300 ，美國)測定;揮發酚、氰化物和氮磷采用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1810 ，中國)測定;礦物油采用紅外分光測油儀(JDS-106U+，中國)測定;多環芳烴采用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QP2020Ultra，日本)測定.為保證檢測工作質量，本項目通過精密度控制(至少10%平行樣測試)、準確度控制(加標回收、標準參考物或質控樣測試)、實驗室空白測試和標準點檢驗等質控措施，確保檢測樣品質控率不低于10%.數據分析時，若標準差遠遠大于均值，可判定數據存在異常值，并對其進行處理，所有數據和繪圖均采用Origin9.0 軟件和Excel2013 進行處理和分析.
2.2 結果與討論
2.2.1 污泥重金屬相關性分析和來源
在污水污泥中，重金屬之間往往具有復雜的相關關系，它們之間的關系主要由人為因素控制，如人類活動和工業分布等，其次也會受到底層巖性的影響．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對污泥重金屬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從中可知，Pb和Cd(r=0.601)之間是呈強相關性，As和Cr(r=0.586)之間呈顯著相關，Cr和Ni(r=0.478)之間是呈顯著相關，Ni和As(r=0.523)之間是呈顯著相關。Pb和Cd之間呈強相關關系、As和Cr之間的顯著相關關系、Cr和Ni之間的顯著相關關系和Ni和As之間的顯著相關關系表明Pb和Cd可能具有同源污染物質，As、Cr和Ni可能受相同的人類活動所影響。
2.2.2 污泥重金屬生態風險評價
采用內梅羅綜合指數評價法可以看出各種重金屬生態污染指數大小順序為:Cr＞Hg＞Zn＞Ni＞Pb＞As＞Cu＞Cd，Cr的污染指數最高，為3.19 ，Cd污染指數最低，為0.19 ．按照評價標準，8 種重金屬中有4 種污染水平為處于清潔;8 種重金屬內梅羅綜合污染指數為5.3 ，內梅羅加權綜合污染指數為19.1 ，表明該市49 家污水處理廠污泥在處理不當的條件下，其重金屬含量總體上對環境存在著一定的風險。49 個污泥樣品中重金屬污染等級處于輕度污染(Ⅲ級)及以下的樣品有29 個，處于中度污染等級的污泥樣品有14 個，處于重度污染等級的樣品有6 個;處于重金屬中度污染等級的14 個污泥樣品中，有12 個污泥樣品的最大污染貢獻金屬為Hg，其余2 個污泥樣品的最大污染貢獻金屬分別為Pb和As;處于重金屬重度污染等級的6 個污泥樣品中，有2 個污泥樣品的最大污染貢獻金屬為Hg，其余4 個污泥樣品的最大污染貢獻金屬分別為Cu、Zn、Pb和Cr．綜上可見，重金屬Hg、Cu、Zn、Cr、Cd和As對生態環境風險較大，因此，在污泥農用于土壤前，應加強對重金屬的去除與治理，降低其含量值，尤其要重視對風險較大重金屬的去除．采用Hakanson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評價法對該市49 家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進行評價，各種重金屬潛在生態危害等級大小順序為:Hg＞Cr＞Cd＞As＞Pb＞Cu＞Ni＞Zn，其中，Hg金屬潛在危害最大，為中等生態危害，其他7 種金屬均為輕微生態危害。所有污水處理廠的復合潛在生態危害指數(RI和RI')為89.6 和240.4 ，顯示污泥危害程度為中等，所有污泥樣品中重金屬污染等級處于中等生態危害及以下的樣品有47 個，最大污染貢獻金屬分別為Hg、Cd和As，處于強生態危害的樣品均為2 個，最大污染貢獻金屬分別為Hg、Cr和Cu．由上可見，處于生態危害頂層的重金屬仍然主要為Hg、Cd、Cr和As，說明該市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尤其是Hg、Cd和As等致癌重金屬的控制應引起足夠重視。由此可見，部分污水處理廠污泥雖然符合污泥農用標準，但是綜合生態風險評價表明其農用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生態風險，應合理選擇其他資源化方式，如焚燒或水泥窯協同處置。在符合《農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標準(GB4284-2018)》A級的9 家污水處理廠中，有1 家污水處理廠污泥屬于重度污染和強生態危害，符合B級的35 家污水處理廠中，有3 家污水處理廠污泥屬于重度污染和強生態危害，因此，部分污水處理廠污泥雖然符合污泥農用標準，但是綜合生態風險評價表明其農用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生態風險，應合理選擇污泥資源化方式。
結語
污泥土地利用時，嚴格控制污泥的有毒、有害物質及病原微生物含量，使其達到國家標準;特別注意污泥中重金屬的含量，污泥經高溫好氧堆肥處理后，堆肥中的重金屬發生鈍化，由有效性較高的結合形態向有效性較低的結合形態轉化同時殺滅病原微生物。根據其土壤背景值等情況，嚴格按照計算的污泥施用量進行施用;使土地利用控制在安全施用量之下。同時整個利用區應該建立嚴密的管理、監測和監控體系，關注區域內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植物等相關因子的狀態和變化，使得污泥的土地利用更加安全有效，促進地區經濟繁榮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農用污泥監測分析方法》CJ/T221 －2005[S]．
【關鍵詞】ERP沙盤 集團化 仿真系統
一、引言
現有的ERP沙盤模擬課程以及配套的ERP仿真系統是基于單個企業的流程仿真，包括仿真企業的組織結構模型、業務流程模型、作業流程建模、流程仿真優化。然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旦某個模擬企業經營不善則面臨破產。但為了能讓破產的模擬企業能夠繼續參與運營，需要由授課教師向企業注資，而注資后的企業在后續運營過程中又會對其他企業產生負面影響。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課題擬對在ERP企業內部流程仿真模擬的基礎上，將購買法應用于非同一控制下的集團企業并購中，設計并實現了一套基于集團化的企業ERP仿真系統。
二、支持企業并購的集團企業ERP仿真模擬系統
（一）基于Comet的HTTP長連接實現消息推送機制。
COMET使用了客戶端（Web瀏覽器，使用XMLHttpRequest）和服務器之間的持久連接。
這種機制解決了系統的性能要求，每當一個消息需要發送到客戶端，如果客戶端的一個持久連接是開放的，客戶端應該立刻收到它而幾乎沒有延遲。如果客戶端需要將消息發送給服務器，可以使用非持久連接，服務器處理完后立即返回。
（二）基于序列化對象的對象關系數據庫設計。
集團企業ERP仿真軟件的數據庫由40余張表構成，其主體部分如圖2所示。其中小組盤面信息和操作數據均通過序列化對象進行存儲。特別是操作數據實現了面向對象的多態數據存儲。
基于序列化對象的對象關系數據庫設計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數據庫設計，在關系數據庫平臺上通過存儲序列化對象實現了對象關系數據的存儲。另外一部分是通過應用程序中的業務邏輯代碼實現了對象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操作。
集團企業ERP仿真軟件的數據庫由40余張表構成，其中小組盤面信息和操作數據均通過序列化對象進行存儲。特別是操作數據實現了面向對象的多態數據存儲。
（三）集團企業ERP仿真軟件的架構設計。
2.基于Command模式的命令架構
仿真企業的每項操作在設計之初均有條件的允許“撤銷”，以便在企業誤操作時可以撤銷因誤操作造成的影響，因此，系統在設計上采用了設計模式中的Command模式架構。
三、總結
集團化的企業ERP仿真模擬系統可以直接進行軟件銷售或是經過改造開發出針對高校教學的實訓產品或其它產品銷售。另外基于Comet的HTTP長連接的消息推送機制也可以作為中間件銷售，可以嵌入到其它產品中為其提供即時消息服務。這將會取得很好的經濟效應。
參考文獻：
[1]梁文菲， 黃厚寬. 對象/關系映射技術與面向對象數據庫技術比較分析.中國科技信息， 2006，（21）.
但是不論做BPR還是只做小范圍優化，都需要一套具體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法。對電網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簡單套搬國外跨國公司的流程設計辦法面臨非常多的障礙和阻力。對此，我們認為電網企業流程優化的重點在部門、崗位的職責界定，分級管理，授權、平衡制度的設計上。歸根結底，流程的正確與否，首先取決于為達到企業戰略目標，所設計的組織結構和各個組織職能、崗位職能的合理性；其次，流程的長短和路線與組織職能明確后的績效直接相關，這樣組織、流程、績效三者就形成管理層面的“鐵三角”。
如果單就流程講流程，解決單個流程中的問題，永遠只能停留在操作層面，沒有挖掘潛在管理價值。因此。我們主張通過科學量化地分析流程，找出流程后蘊含的組織問題，績效問題，再結合內部高層討論(這時候高層參與流程討論才有價值)，對流程進行新設計，最后實現電網企業的內部自我推動，實現管理咨詢到流程管理的價值。
一 業務流程建模方法
要想科學量化分析目前管理流程，首先要搭建過程模型。過程建模用來描述組成流程過程的活動以及活動之間的連接，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結構化模型元素及規范，使其能對復雜的流程結構與關系予以抽象表達，并通過所建模型對企業過程達成一致的理解，并為后續的實施步驟打下基礎。
事件過程鏈EPC(Event-Process Chains)模型借鑒了實體一關系(ER)模型和數據流圖(DFD)等模型方法，是唯一完全支持顧客的過程建模方法。每一個EPC模型構件可以描述為事件、過程，分支。等待。EEPC(Extended Event-Process Chains)是概念模型EPC的擴展，在EPC的基礎上考慮了與過程模型相關的動態因素，主要由5個基本元素組成：事件，過程。流。等待、分支。EEPC方法從顧客的角度，采用事件、過程、分支、等待4個元素來描述過程，能夠從時間上把握過程的特，性和進展情況，能夠清楚地對過程進行建模。EEPC支持以績效為基礎進行流程改造，同樣也是一種層次化的建模方法。EEPC方法不僅具有較強的模型化能力，而且還支持過程或等待發生劇變的能力，能夠表達不確定的信息，不僅能夠對過程進行靜態建模，而且還能夠進行動態建模，并且建立的模型可以方便地進行仿真分析。
目前比較成熟的其它可支持流程管理的建模工具主要還有：IDEF族方法(IDEFO、IDEF2、IDEF3)，RAD方法，Petri網，DFD方法等。幾種建模方法比較如表1。
結合電網企業的實際情況，我們選擇了EEPC建模方法。在構建模型之后，運用ARIS軟件進行分析。ARIS(Architecture of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s)是德國薩爾(Saarbruken)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與IDS公司于1985年研發出來的一套軟件，其思路是從“整合”的概念出發，將企業內部所有流程做全方位的描述，并滿足流程分析、流程規劃與控制、工作流程控制和應用系統分析多層次的需要。
二 績效評價準則和優化思路
我們選用三個指標作為績效評價標準：崗位的利用率，任務延遲時間和周期時間。
崗位包括一個或多個執行同一任務的工作者，每個崗位的利用率取決于它的工作量和工作能力之比。崗位的工作能力與工作者的數量和工作時間成正比。流程優化中，利用率低的崗位將增加工作負荷或將其余能力轉移到過載的崗位。
任務延遲時間等于移動到崗位和等待處理的時間之和。如果工作任務是通過OAK等舒暢的網絡形式移交的，我們認為移動到崗位的時間和距離均為0。進行流程優化時，各崗位的延遲時間將盡可能極小化，因為它直接影響到總體工作效率。
周期時間是指任務通過整個工作流程所花費的時間總量，它是我們設計流程的主要依據。為提高工作效率，周期時間(而非處理時間)應當盡可能縮短。
過程中較少考慮到成本而側重評估風險防范，因為我們認為電網企業首先是一個風險規避型的企業，它的流程優化是建立在保證電網安全基礎上的工作效率的提高。
同時，我們提出一套與電網企業和特定的過程模型化技術相適應的流程優化準則：
(1)減少過程數量。較多的過程數量常常產生頻繁的等待時間，并增加任務的移動次數和總周期時間。因此，通過消除不必要的過程，減少過程數量將縮短周期時間。
(2)將過程轉換為事件。當過程不能消除時，下一個最好的減少周期時間的辦法是將其轉換為事件。這一準則的中心思想是要縮短任務的加工和處理時間，使過程和事件并行化。只要有可能，最好使過程和事件并行完成。使任務移動距離極小化。若任務往返運動多次，不僅容易增加出錯，而且易引起推卸責任等情況，也增加追究成本。
(3)避免過載。如果崗位的利用率過高，可能會影響任務的等待時間。但是崗位的利用率過低，也是資源的浪費，造成崗位忙閑不均。因此需要將過載或負荷不足的崗位的工作調整到合適的水平。
(4)信息系統可以據以上分析為改進依據，進而將手工操作信息化，將業務流程制度固化到信息系統中。責任清晰，誰簽字，誰負責。清楚定義流程經過的部門、崗位職責，績效，界限，以及客觀需要的時間。
三 在電網企業優化合同審批流程中的應用
某供電局所有合同審批都要經過OAK合同審批系統，2006年全局共處理市局合同審批3500份、區局合同審批2466份。
(一)合同審批流程現狀分析
通過廣泛深八的調研，搭建了EEPC流程圖(圖太大，省略)之后，我們將工作量、崗位人數。平均處理時間等參數輸入軟件，進行了運算。
表2為合同審批流程各環節的主要參與部門處理情況。
ARIS系統仿真模擬處理合同結果見表3。
表4為合同審批各環節時間。
從流程上，區局合同比市局合同要多走一個來回，因為它需要首先在區局內部審批完成，再到市局和市局合同一樣審批一圈。區局合同審批流程各環節的主要參考部門見表5。
通過對區局合同有效樣本的統計分析，我們得到區局合同審批各環節的平均時間(見表6)。
根據模擬運算的結果，我們發現存在的主要問題：
(1)等待時間過長。
其原因包括：
1)各個審批環節不能并行地同時進行審批處理，而是完成一個環節后才能開始下一個環節；由于OAK合同審批系統的原因，各個環節通過不能直接進入下一個環節，而必須在系統上重新點回到合同起草人，再由合同起草人點到下一個審批環節，額外增加的合同起草人環節造成了延誤；
2)由于OAK合同審批系統未針對各個環節設置有效的時限(雖然規定每個環節不超過2天)，也未能依據時限對合同審批人進行提醒，同時沒有相關的績效考核措施，也是造成合同審批時間較長的原因之一；
3)另外，由于局領導的出差時間較多，而且缺乏補位的機制，也造成合同在該環節的一些延誤。
(2)合同審批流程單一，進行分類處理不足。幾乎所有的市局合同審批流程都是統一的模式和環節，很少根據合同類型、合同金額等不同情況進行分級或授權處理。因此幾千元的合同與幾百萬元的合同，審批環節和時間差別很小(除了屬于局長審批權限的增加市局局長審批環節外)；有些類型的合同，如物流中心的招標采購買賣合同，雖然在制作合同之前，采購環節已經過多次審批流程，但合同審批環節仍是同樣的處理；同時，整個流程都是采用事前審批的方式，沒有采用事后知會或同時監控的方式。
(3)有些環節負擔過重。
1)物流中心作為合同承辦部門，2006年處理了43％、超過1500份合同，平均每個月超過120份，最忙月可超過240份，都必須經過物流中心主任(1人)處理，最忙月平均每天要處理超過20份合同；
2)生技部作為相關業務部門，2006年3位部門領導審批了52％、超過2200份的市局合同，最忙月平均每人每天處理超過6份市局合同：
3)主管局領導審批環節，某主管局領導要審批63％的市局合同，平均每天要審批12份合同。
(4)市局合同中的物流合同，相對其他合同會感覺時間更長(雖然在OAK的審批環節與其他合同沒有區別)。主要是因為：在制作合同之前要簽訂技術協議書，這個階段時間也比較長；增加了合同錄入環節；由于技術的原因，從V6物流系統與OAK合同審批系統之間的傳送存在一定的延時。
(5)區局合同要經過區局、市局共13個審批環節，并因各區局與市局服務器的技術原因不能直接系統傳輸合同，使審批時間更長。
(二)優化后的合同審批流程
根據分析的原因。我們提出一系列改進建議并再次做了模擬運算。
(1)相關業務部門、財務部，市場部3個審批環節并行處理；
(2)上一環節審批通過直接進入下一環節，不需經合同起草人轉交：
(3)一定金額內的物流合同，其中采購的物資型號、價格、數量等內容在物流合同制作前的物資采購結果環節中已確定，而采購結果已經過物流中心、相關業務主管部門、主管局領導和局長審批的，合同審批環節相關業務主管部門、主管局領導和局長不再審批。由財務部和法律主管部門管理部審核合同中的采購物資內容及金額與采購結果、預算審批結果是否一致，附件資料是否完整，如發現有超概算或其他問題時再交相關業務部門、局領導審批處理：
(4)如果廠家設備材料的技術標準不低于局技術標準，廠家的技術標準作為合同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另外簽訂技術協議書，只有低于局技術要求的才需要簽訂技術協議書；
（5)省公司集中采購的物資合同，物流中心審核物資內容，交財務部審核是否超資金預算，若預算內則交合同管理部門法律專責審核后直接簽訂；
(6)一定金額內的設計、施工、監理合同，以招標形式確定設計，施工。監理單位與實施費用等內容，并由相關業務部門和局領導對招標結果進行審批的，合同審批時不再經過相關業務部門與局領導環節。財務部、法律主管部門審核合同內容和事先的招標結果是否一致，附件資料是否完整等，如發現有超概算或其他問題時再交相關業務部門，局領導審批處理：
(7)區局已經過財務分部、市場分部法律專責環節審批的合同，減少市局財務部、法律主管部門審批環節；
(8)金額小于或等于人民幣20萬元的合同(除涉及房屋、土地、重大資產變更等的特殊合同外)，在區局層面完成合同審批流程而不再經過市局；
(9)金額超過人民幣20萬元的合同以及特殊合同，則在區局相關業務部門、財務分部、市場分部并行審批通過后，經區局局領導審批后進入市局業務主管部門審批流程。
經過計算，優化后的流程，市局物流合同審批總時間為3.54天，縮短61％；其他市局合同審批總時間為5.29天，縮短42％；物流合同前的簽訂技術協議書提前到采購階段并減少了工作量。區局合同總體平均流程總時間縮短到9.92天。表7為某區局合同數量最多月份總處理對比。
Key words：two-way flow ； village ； urbanization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03- 20（4）
1 前言
當前，新型城鎮化已成為新時期的國家戰略。吳江等認為，新型城鎮化主要是指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新型產業以及信息化為動力，追求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協調發展的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發展道路。楊重光認為，新型城鎮化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以新型工業化和現代服務業為產業基礎，以現代交通通訊網絡為物質技術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合理的結構和空間體系，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功能，并以城鄉和諧發展為目的，城市帶領農村發展，從而形成國民經濟全面、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當然，不同國家城鎮化模式不一樣。張占倉指出，西歐代表的是政府調控下市場主導型的城市化；美國則是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日本采取的是集中型城市化；受殖民地經濟制約的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則是“過度”城鎮化，表現為在外來資本主導下的工業化與落后的傳統農業經濟并存，工業發展落后于城鎮化，政府調控乏力，城鎮化大起大落。針對我國的城鎮化，也有很多學者進行了思考。仇保興指出城鎮化不是城市單方面的作為，是城市與鄉村相互作用的結果，必須同時考慮城鄉的協調發展，才能保證城鎮化有序健康發展。張占斌指出，能否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取決于一系列公共政府的集合，更取決于改革難題的突破。陸大道等人從城鎮化進程的角度提出，我國城鎮化進程過快也將引起一些問題。從20%到40%城鎮化率的經歷時間： 英國120年， 法國100年，德國80年，美國40年（1860―1900），前蘇聯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1955），我國是22年（1981―2001）。然而，根據國情、城鎮化人口總量以及產業支撐等分析判斷，我國沒有條件支撐這么快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進程過快將衍生出資源枯竭、環境破壞、人口就業難等諸多問題。城鎮化讓很多農民從農村走向城市，生產生活質量得到提升，然而，單純的農民工市民化，單向城鎮化將面臨巨大挑戰。在城鎮化進程上，我們可以效仿德國、法國的一些做法，引導城鎮居民向農村轉移也將是城鎮化的重要內容。 賀軍認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必須順應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發展的規律，城市化進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與逆城市化就會同時出現，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他們有更多的休閑需求，對更好的生態環境的需求，也有逃離城市喧鬧的需求等。另外，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土地制度不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驅動逆城市化現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農村戶籍后，可以擁有農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權（如果是長期承包，相當于變相擁有產權）。農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來宅基地產權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夠上市進行產權交易，將會賦予農村居民一筆可觀的財產性收入，還能夠刺激數量可觀的城市資本下鄉。國內目前數量極為可觀的小產權房，就是城鄉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結果。目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這應該是中國討論逆城市化應該考慮的一個焦點，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嚴重帶后，跟不上形勢發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國的逆城市化并非壞事，對于推進資本下鄉、促進小城鎮建設和發展，實際上大有好處。與發達國家的歷程類似，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也是城鎮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在此基礎上疊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滯后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扭曲。如果客觀看待這一現象，并借勢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現象完全可能成為助推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正能量。
2 當前城鎮化發展概況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兩化”互動戰略的深入推進，城鎮化步伐不斷提速。2012年8月17日，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截止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總數為69079萬人，城鎮化率達到51.27%。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于2015年指出，我國城鎮化率從17%多提高到52.6%，僅僅花了30多年時間，使總共有7.1億人口進入城鎮化進程，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以西部地區的四川省為例，經初步測算，截止2012年末，城鎮人口達3515萬人，城鎮化率達43.53%，“一核、四群、五帶”（成都都市圈發展極核，成都平原城鎮群、川南城鎮群、攀西城鎮群、川東北城鎮群等四大城鎮群，成德綿廣、成雅西攀、成資內自、成遂南廣達、成眉樂宜瀘等五條城鎮經濟發展帶）的城鎮化戰略格局初步成型。而根據《四川省城鎮化建設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全省城鎮化率達48%左右，年均提高1.5個百分點以上，城鎮總人口將達4000萬人以上，城鎮經濟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將得到顯著提升。
3 農村人口入城的“單向”城鎮化后繼乏力
到目前為止，城鎮化幾乎完全是農村人口進入各類城市（鎮）的單向運行，當城市后續空間（特別是土地）容量較大時、當入城成本不高時、當農村適城群體（能換業、有消費承受力）較大時、當政府能承受較大投入補貼時，這種城鎮化尚能得以維持甚至呈階段性快速進行。但當城市土地空間越發有限（自然空間、政策限制、成本高企），當入城成本因城市人口達到一定水平而相當高昂從而限制農村人口入城、甚至讓已入城人口備感艱難，當農村因單向城鎮化不斷凋敝、入城人口迅速衰減，當政府因經濟形勢和財政能力影響再難大舉補貼、投入帶動城鎮化。這樣單向的城鎮化一方面因龐大人口缺少疏通“停滯、擁堵”在城鎮，另一方面因缺少新生主動入城人口，從而越來越顯得后繼乏力。同時，一部分“厭倦”城鎮的退休、準退休中高端消費人群，有著強烈的回歸鄉村愿望，盡管他們在城鎮已基本完成人生使命而不會有太多新的貢獻，但當其能從容、優雅的回到鄉村生活后，其相對于農村還有巨大潛在剩余價值的知識優勢、專業技能、文明經驗、工商業意識，能很好的低成本、大面積、持續化的輻射、潤澤、服務其回歸的鄉村，不知不覺間就能靠這些回歸鄉村的城鎮人口消費拉動鄉村發展，靠這些人口的知識、文明輻射提升農村文明素養，當然也間接的為未來持續的城鎮化做出潛在巨大貢獻。但當下政策體制、環境對城鎮人口回流鄉村的阻隔卻讓這一切不能發生，導致城鎮化變成農村人口單向擠入城鎮、城鎮不斷臃腫而排擠新來人口、農村不斷流失而陷入凋敝的雙輸型、不可持續的境地。
4 城鄉人口互遷的雙向流動為城鎮化注入新的動力
農村的人口單向地轉移到城市里來，這種城鎮化的規模有去無回單向流動的城鎮化的模式是沒有彈性的。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驅動城鎮化的過程中，需要有效考慮城市跟鄉村這兩者是應該相互交融、相互流動。使農村中有意愿到城鎮且能在城鎮生存發展的人口流向城鎮，使城鎮人口中有意愿、有條件離開城鎮歸回農村生活的相關人群流向農村。這樣的城鎮化讓人口在城鄉之間自由地流動的、彈性流動的，使得城鎮化呈現出一種交互式、有回路的合理、自然、持續化地尊崇市場經濟規律，跟從人們生活階段追求的變化的人口從容流動，方能一方面避免大城市化的系列問題、困境，另一方面避免農村人口的斷崖式流出而導致農村的凋敝、窒息。根據相關的調查，農民在城市里面進行工作，到了55歲90%的人愿意、渴望回鄉養老，所以說農村將來是一個非常廉價的、而且符合國人心理的養老場所，同時城市里有相當比重的退休老人、準老人渴望回歸鄉村頤養天年、追尋田園生活。在杭州、上海這種現象近年來已非常明顯了，退休了的一些人，就去農村租一個房子，然后在那里養老，而且種一些生態蔬菜可以避免城市的污染空氣，也減輕了城市的壓力。所以這種彈性的城鄉互補的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相伴隨的城鎮化，是城鄉都可以相互伴隨、相互支撐的穩健、可持續的，這種模式對減輕老齡化的壓力，城鄉的互補的發展以及保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適度彈性是非常有用的。
雙向城鎮化，就是讓有意愿回到農村的部分城市人口，在盡量減少顧慮的情況下方便地回流到農村從事養老、田園生活體驗、創業等。城鎮化也因打通了人口流動的回路而形成持續動力。據筆者對成都地區55-65歲范圍內健康群體的隨機抽樣調查發現，近45%有離開繁華、喧囂城市回到、找尋適合的農村田園享受生活的意愿。這部分城鎮人口在統計上不會因流向農村而降低城鎮化率，而這種人口流向趨勢會在如下3個方面極大地促進新的城鎮化：（1）置換出相應的城市住房、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就業機會，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從而降低需要入城農民的進入門檻。（2）讓城市部分消費（對城市是累贅、對農村卻珍貴）直接釋放到農村、帶動農村相關流域發展。（3）在農村引發相關產業跟進、人口聚集，從而拉動區域內農民無需離鄉、離家而就地逐漸城鎮化。
5 雙向城鎮化關鍵在于打通城市人口流向鄉村的通道
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農村土地在地方政府的控制、支配下可以成批量地陸續變身為城鎮工商業、建設用地而驅動關聯人口入城，加上城鎮在政治地位、設施供應、就業機會、公共服務、福利配套等方面的先天絕對優勢地位無時無刻不在吸引農村人口的到來。但城鎮人口（從農村流入城鎮的非常住人口也盡量不愿離開城鎮回農村）往農村流動的空間卻極為狹窄、通道幾乎沒有打開，相當一部分城里人特別是退休或接近退休的、渴望回歸鄉村享受那份安靜、從容、簡單、自然的、有較強消費能力的“望鄉”族們，集聚在該群體身上的客觀消費沒法釋放、守著幾十年為生活、工作所限制的已經熟悉得有些麻木的城鎮熱鬧生活工作場所，不能實現自己本來力所能及的“魂歸田園”鄉村生活夢。這極大的限制了城市反哺鄉村的那部分優質消費回流鄉村，也因為這些退休、準退休中高端消費人群不能離開都市而部分堵塞了農村人口流入城鎮的空間從而限制了城鎮化的穩健、可持續推進。
相對于農村人口入城而言，目前城鎮人口進入農村（長期留下來、不是偶爾觀光體驗）的通道尚未開啟，而打通這個通道的關鍵在于：“農村資產產權（當下主要是使用權）的合法、受保護、有威信、能放心的交易、置換”。其實農村龐大的庭院、林盤、田園、山水對于當地相對貧窮、急于改變、習慣麻木的農民而言無甚價值，而對于渴望回歸田園、寄生山水、享受庭院的城里“有錢人”特別是中老年人而言卻是無價之寶，偶爾蜻蜓點水式的郊游看到艷羨的田園被別人“糟蹋、棄置”時卻只能嘆息、難有作為。因此，如果能讓這些對部分城里人來說寶貴的農村資產使用權合法交易，如果還能激活這些城里人在城里的相對低效使用甚至閑置的房產用于交易、置換和入鄉投資、消費，城鎮人口進入鄉村的通道就會被開啟。
6 打通城市人口流向鄉村通道的對策建議
6.1 改善農村基礎設施，讓村農村生活具備基本的物質支撐
對于農村地區特別是城市（鎮）輻射地區農村，其良好的生態條件、田園風光、淳樸鄉情、稀疏人口、低成本生活（相對于城里）等都是部分城里人特別是接近退休和已退休并渴望回歸田園的城里人非常在意的，一旦這些他們中意的農村地區具備基本的水、電、氣、路、信息、醫療等公共基礎條件，這部分長時間生活、工作在擁擠城市（鎮）并已對此有些麻木而的城里人，將逐漸嘗試用自己在城里擁有的相關物質條件去交換自己看中的農村田園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同時也就把自己那部分城市（鎮）生活空間交換給了渴望進城的農村人或外地人。
6.2 調整相關地方法規，讓農村部分產權（使用權）可以與城市（鎮）產權市場化置換
正是因為農村巨量的房屋、林盤、庭院、溪流等對于城里人來說非常珍貴的田園資產在當前的法規限制下不能參與市場置換、交易，才使得這些部分城里人魂牽夢繞、渴望擁有的農村資產卻被廣大渴望脫農入城的農民視若敝帚、無心打理、隨意荒廢。如果能夠通過調整這方面的地方法規，解除相關政策限制，讓這部分農村產權使用權能合法的進行市場化交易，能與城里人的城市資產進行市場化置換，開啟城鄉人員、資產、消費、生活的雙向流動通道。一方面把渴望歸鄉的那部分城里人引入鄉村、釋放其消費于農村，并因其生活消費而帶動身邊農民就業、習慣身邊城鎮化元素（培育潛在城鎮化人口）；另一方面釋放城市（鎮）部分資產空間為新入城人口提供空間，減小單純城鎮擴張的壓力。
6.3 對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免除流動的城鄉人口的后顧之憂
通過改善、優化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管理和服務，建設城鄉統籌、異地無縫對接、便捷使用劃轉的服務體系。對接城鄉不同區域、不同人口群體、不同政策標準的公共福利分享，讓流動入鄉居住的城里人可就地領取、享受自己應得福利，讓離鄉入城的農民也可就地無障礙獲得自己的福利，免除城鎮化過程中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帶來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關聯政策跟隨擔憂，輕松、合法、自由的參與分享城鎮化帶來的選擇性成果。
6.4 加強城鎮社區與農村對接，促進城鄉互動的基層平臺建設
城鄉互動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也需要對接平臺。當前城鎮最活躍的基層就是社區，以城鎮社區為啟動平臺，加強與相關農村地區的對接、交流、互動，為農產品入社區、農村勞動力入社區、社區消費下鄉、社區人口下鄉、社區農村對接互動等提供支撐平臺。逐漸開啟城鎮消費下鄉、城鄉人口互動、城鄉產權置換交易、城鄉人口雙向流動的新型城鎮化通道。
新型城鎮化是傳統城鎮化發展變化的結果，新型城鎮化也是我國現階段和未來城鎮化發展變化的主要方向，新型城鎮化區別于傳統城鎮化，時展賦予其新的內涵和特點。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2所謂就地城鎮化，是指農民在原住地一定空間半徑內，依托所在的村、鎮，通過發展經濟生產，促進社會事業發展，提高農民自身素質，在農村過上城市人的生活。
總的來說，新型城鎮化無論從概念內涵還是外延都比就地城鎮化更寬泛，就地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的實現形式。
二、就地城鎮化存在問題分析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是以農村富余勞動力單向轉入城市而進行的，這給城市留下諸多城市病，而這一方式驅動下的城鎮化也給農村地區的發展和統籌城鄉帶來了新難題。
（一）城鄉之間發展不協調，農村地區相對滯后
當前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發展緩慢，由于資源的聚集性，資源向城市集中，這導致二元結構加劇，農村與城市之間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差距體現在：居民收入差距，包括絕對差、收入比、增長速度的差距；居民消費差距，包括絕對消費值、恩格爾系數、主要耐用品的普及率三方面差距；教育發展的差距，包括教育資源配置和升學率的差距；社會保障的差距，包括社保覆蓋率以及人均享有社保的絕對值的差距。
總的來說，城鄉不協調本質上就是農村地區的相對落后，這種落后體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存在巨大差距，這是現階段農村地區就地城鎮化的最大現實。
（二）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就地城鎮化缺乏持續動力
農業是就地城鎮化的的主要推動力量，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央財政對農村地區的投入逐年增長，但是力度仍然不夠。農村青壯年勞動大量流失；資金投入不足，農業發展基礎配套設施不完善；農業發展急需創新驅動，機械化率水平低；農產品附加值提升空間巨大，沒有完備的農產品種養殖、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業鏈。
（三）制度靈活性和可操作空間不足，制約農村活力迸發
制度設計的科學性決定農村地區就地城鎮化的現實效果，制度藩籬制約了農村地區活力。表現在二元戶籍制度障礙、公共服務體系存在指標不合理和主體覆蓋不足、土地制度抑制農業發展活力。二元戶籍制度將城鄉居民分割為兩個權利不對等的群體，在保障城市居民權利的同時，侵占和剝奪了農村居民的合法權利。已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是戶籍制度的附屬物，不平等的社會保障阻礙人口、資金、信息等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合理流動。
（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夠完善，就地城鎮化缺乏堅實基礎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與地域分布不均衡，公共服務也存在問題：教育資源短缺、醫療資源短缺、社會保障滯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這極易影響到農民心理，農民工在城市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回到農村也缺乏公共服務保障，農民工更傾向于追逐高收入而進城務工，這導致農村就地城鎮化勞動力要素短缺，這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協調性。值得注意的是，流失勞動力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壯年群體。
三、就地城鎮化有利條件分析
（一）統籌城鄉發展為農村地區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近年來，在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引導下，農村地區得到了資金、政策與制度上的傾斜，農村經濟社會迸發出活力，取得了質和量的突破，為農村、農業發奠定了堅實基礎。加上農村與城市相比較、人口、環境的吸力，轉而對原來流向城市的要素轉而開始流向農村。
（二）逆城市化現象帶來了機遇、動力和要素
由于交通、犯罪、生態環境各方面城市問題日益嚴重，城市人口流向主城區以外乃至農村地區，以人口聚集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發生逆轉，市區出現“空心化”。逆城市化造成了資源流失，但是給農村地區帶來了機遇。勞動力與資金的流動給農村地區帶來了動力，資源的回流聚集也就必將引導產業轉移，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
（三）國內多地進行了有益探索并積累了豐富經驗
國內學者對湖北省襄陽市4個典型村的研究，主要從農民受教育程度、收入、農業發展要素、農村社保與土地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以理順農業、農村、農民的關系為出發點，就完善社保與土地制度、農業產業化，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雖然其代表性與適用性有待檢驗，但是從各維度發現問題并制定措施的探索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參考。3
四、就地城鎮化實現路徑
本文所指就地城鎮化實現路徑是以現有的城鎮化為起點，以就地城鎮化的方式，從而達到協調、高效和多元的城鎮化目標的道路。
（一）總體要求
1、協調性
協調性是指農村就地城鎮化進程中所涉及主體之間以及各方面利益的關系處理，主要涉及到三個方面：城鄉協調；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政府、市場與社會關系的協調。構建協調的互動關系直接影響城鄉之間勞動力人口、資金、技術等資源的流動通暢性，應該將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放在首位，這既符合當下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的主題，也為以后的發展預留了空間；政府作為主導，應該發揮其掌舵者的作用。市場仍然起決定性作用，要順應市場規律，在市場機制的指導下順勢而為。
2、效益性
新型城鎮化本質上是人的城鎮化，農村就地城鎮化本質上是農民的就地城鎮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個體成長發展內在力量是動機，把需要分為五個層次：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農民作為一個群體，是由個體構成，其需求層次與該理論吻合的。無論農民群體利益還是社會利益，都要滿足三方面利益需求。一、經濟效益；二、社會效益；三、生態效益。三者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應有之義，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保證發展的可持續性。4
（二）實現路徑
1、制度改革為前提
合理的制度是就地城鎮化的重要保障。城鎮化路徑創新實質上就是制度創新。以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為例，應打破二元戶籍制度，將平等的社保制度與一元戶籍制度統一，從而引導公共服務公平分享，吸引勞動力、資金等要素。就地城鎮化戰略迫切要求配套的城鎮管理體制，如財稅、審批、規劃、勞動保障等，最重要的是戶籍制度改革。具體可以從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入手；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醫療服務人口全覆蓋為手段，縮小差距，逐步與城鎮對接。核心是“簡政放權”，賦予同人口和經濟規模相適應的管理權限。
2、公共服務改善為主體
總體上，全國財政用于農村公共服務保障性支出呈現上升趨勢。但是，這一項資金的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就地城鎮化進程中，必須重點解決基本公共服務配置不均等問題。建立健全優質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城鄉共享機制，推動大中城市優質公共資源向小城鎮延伸，全面提高小城鎮居民生活質量。實現農村的就地城鎮化，要加大對公共服務配套的投入，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城鎮接軌。
3、建設資金投入是關鍵
就地城鎮建設要可持續發展，就要不斷深化投融資改革，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建立多渠道可持續資金保障體質。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5，城鎮化建設要構建“市場決定―政府引導”模式，健全政府和民間投資的合作機制； 完善多元化可持續資金保障機制，建立城鎮建設債券發行管理制度，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城鎮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小城鎮的信貸，減少私人投資進入障礙，允許更多的私人資本發揮作用，提高私人投資的積極性。
4、產業結構的優化是核心
農村地區就地城鎮化必須依靠政府的資金扶持，依托國家城鄉一體化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來發展農業，提高效益，促進農民增收致富，形成外力和內部內力的有效結合是根本出路。內力最核心的就是科學發展現代農業，優化農業產業結構。
第一，政府部門必須在充分掌握本地區地理位置、氣候特點、資源優勢等大量數據的基礎上科學地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業產業發展規劃，加大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力度，合理調整農作物種植面積，合理分配農種植和養殖的比例，在依托當地資源優勢的基礎上發展生態農業，讓農業發展和生態安全良性共生。
第二，加快農業合作發展步伐，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加資金投入、技術支持和政策引導。各種農業經濟組織的發展不應該停留在數量的增加上，現階段應該更加注重質量的提升，鼓勵做大做強，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效應，將具有代表性的實力強勁的企業打造成典型，鼓勵、支持和引導知名品牌的創建。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內涵；措施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3）-09-04（5）
城市經濟仍然是現代經濟主要組成部分。據統計，目前全球GDP的五分之一由10個經濟發達的城市創造，日本東京和泰國曼谷以一城之力撐起全國經濟的40%和38%。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城鎮化每提高1%，將帶動消費提高1.3%、投資 增加1.67%、GDP增長0.6%。而據世界著名的麥肯錫管理咨詢公司研究報告，到2030年我國城市所創造的GDP占國家經濟總量的比重，將由現在的 70%上升到95%。因此，繼續推進城鎮化，仍將是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一項重要工作。“十”之后，城鎮化的重要性被迅速地提升并被認為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難題、帶動內需擴大和就業增加的重要手段。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更是表示，下一步推動城鎮化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就在從中央到地方正準備在城鎮化方面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大干一場之際，我們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總結中國走過的城鎮化道路（比如重點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道路、重點發展大中城市的都市圈道路）及國際上不同國家的城鎮化結果，目前提出的城鎮化絕不是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們所走的傳統的城鎮化道路，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才是中國目前城鎮化道路的最佳選擇。
1 為什么要提“新型城鎮化”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是，“城市”是否讓人們過上了“美好”的生活，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問號”。從中國及世界上部分國家已走過的城鎮化道路及結果來看，目前存在三種城鎮化的“怪相”，與城鎮化的本質或初衷是不相符合的。第一種是與發展不相協調的城鎮化。拉美地區的一些國家城鎮化程度很高，但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卻不高，“城市病”叢生。中國目前也有很多城市存在嚴重的“城市病”，比如人口急劇的膨脹、大量貧民窟的產生、環境污染加劇、交通越來越擁堵，等等。第二種是逆城鎮化或郊區化的出現。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城鎮化率超過80%以后，城市人口發生了逆向流動，即人口由市區向郊區回流，富人們紛紛到郊外居住，人們稱之為“逆城鎮化”或“郊外化”。第三種“怪相”是普遍存在的虛高城鎮化率。近十幾年來，我國許多省區大面積地推行“地改市”、“縣改市”、“鄉改鎮”體制，還有一些城市調整了行政區劃，用行政辦法將郊區劃入市區，或者將一些市轄縣整體上改為市轄區，一份文件就在一夜之間把大批農村人口“變成”了城市人口。表面上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城鎮化率提高了，但是，這種改制或行政區劃調整只是改變了區域的概念，擴大了一片“概念性市區”，而并沒有改變那里的經濟社會結構，農村與城市的“二元結構”依然很突出。
中國的城鎮化必須面對特殊的國情，中國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口多、土地少、資源有限。現在，無論大城市還是縣級市，乃至小城鎮，均受惠于城鎮化帶來的人力、土地、環境等巨大資源紅利，但也飽嘗制度瓶頸、承載能力制約、失衡割裂狀況之痛。在未來十多年時間內可能有超過3億多農民進入城鎮，對城市就業吸納能力、空間承載能力構成最大的挑戰。同時，長期積累的復雜的社會矛盾如城鄉差距拉大等急需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加以解決。我國前期的城鎮化已經出現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現在，中國的城鎮化仍在沿用幾乎被美國規劃界集體否定的傳統城市化模式。很多城市出現的“造城運動”，不僅浪費了大量的土地資源，而且嚴重的城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以及對石油的高依存度等一系列城市問題愈發嚴重。[1]現在，我國很多城市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過人口城市化速度。與此同時，急于求成的心態造成了剝奪農民、犧牲農業甚至不惜破壞生態環境的傳統城市化痼疾。
無論是先工業化和先城市化的國家，還是在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中，在城鎮化進程中都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美國在二戰之后以建設低密度汽車城市為主的城鎮化道路積聚起一系列復雜難解的矛盾，拉美等國家的城鎮化造成了嚴重的城市病，等等。中國的城鎮化一直在試圖避免類似問題，但由于特殊的制度、國情等一系列因素，很多地區的城鎮化仍然問題叢生，甚至在步發達國家城市病發生的后塵。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有人指出：我們現在正在“睜眼睛犯錯誤’”。固然，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還有選擇的機會，但前提是必須要盡快地決策，盡快地采取行動。那么，人口轉移型的城鎮化是否要發展到很高的程度，比如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城鎮化率達到80%以后，才能進入結構轉換型的城鎮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對我國而言，由于人口總量大，農村人口多，必須走一條新的城鎮化道路，即新型城鎮化的道路。一句話，傳統的城鎮化存在著諸多弊端，中國的城鎮化必須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2 新型城鎮化的概念和內涵
從人口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城鎮化的一個層次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另一個層次是轉入城市的那部分人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生活質量等的城鎮化。前一層次的城鎮化含義是形式，后一層的城鎮化含義是內容。我們應當把評價城鎮化標準的重點放在后一層次上。由于農民和農村是城鎮化的重要對象，考察中國的城鎮化還應包括農村居民生存條件、生活質量、生活方式在城鎮化過程中的提升，即逐步向城市靠近。從城鎮化的本質來看，城鎮化不僅僅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更應該是產業結構轉變、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城市文明不斷發展并向廣大農村滲透和傳播、人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農村人口城鎮化和城市現代化統一的過程。但是，我國目前推進的城鎮化，重點仍然在城市空間面積的擴大、城市建筑規模的擴展上，而作為城鎮化的主要要素——人——卻被不同程度的忽視。目前很多城市的失地農民集中區，大量存在“都市放羊”、“都市種菜”的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對于新型城鎮化城市的定義，在2006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一次報告中指出，新型城市（鎮）化是指資源節約、 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城鎮化道路。在浙江省委、省政府關于《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意見》的文件提出：逐步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 其他城市和小城鎮點狀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態 功能區相間隔，結構合理、城鄉協調的城鎮空間結構。這里指出了新型城鎮化的特征。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鄭新立在2010年指出，總結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城鎮化經驗，走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要以“方便、和諧、宜居、低碳”為目標，努力創建生態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城市。這里著重強調了新型城鎮化的目標。黨的“十七大”、 “十”提出的新型城鎮化是基于國情和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而提出的。針對我國人口總量大（即使城鎮化發展進入了穩定階段，也還會有4億—5億人居住在農村）的特點，黨的十七大提出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黨的十提出“集約、智能、綠色、低碳”，構成了講求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的中國式新型城鎮化道路的主干，實際上也是規避世界城市化諸多教訓的大政方略。
一般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綜合來看，新型城鎮化具有四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從相關制度要求來看，城鄉必須一體化，從身份、地位到基本的公共服務都必須逐步地均等化；二是城鄉經濟的要求來看，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要同步推進；三是從城鄉空間結構來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必須相結合整體推進；四是從生態環保的角度來看，新型城鎮化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鎮化。
3 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
傳統的城鎮化，一般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城鎮化模式。傳統的城鎮化推動了大量的人口進入城鎮，但是這些人口的身份并沒有融入城鎮，形成了城鎮內部市民與非市民的新二元結構。傳統的城鎮化注重城鎮規模的擴張，但是人口的城鎮化與用地城鎮化沒有得到同等程度擴張，土地城鎮化速度要遠遠超過人口城鎮化速度。傳統的城鎮化主要依靠大量的資金投入，特別是大量投機性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不斷推高房價并推高土地出讓價格，帶來明顯的高成本城鎮化。政府的推動在傳統城鎮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地方城鎮化中，產生了一些超出城鎮功能的大廣場、大馬路、大學城、豪華辦公樓和超過實際需要的建筑設施，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新型城鎮化的“新”，主要體現在新型城鎮化順應發展大勢和時代潮流，是對傳統城市發展模式的重大調整，賦予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深刻的意義。[2]同時，新型城鎮化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規模拓展、城市人口增長，它更是一種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新型城鎮化與傳統城鎮化的最大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統籌協調，更加注重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宜居宜業。二是新型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更加緊密結合。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兩個車輪：缺少工業化，城鎮化就沒有造血功能和發展動力；沒有城鎮化，工業化就沒有發展載體和后續支撐。三是新型城鎮化道路要求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和農村實現有機結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互為資源、互為市場、互為服務，達到城鄉之間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協調發展的過程。
通過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最終將形成一種現代的城鄉形態。這種形態體現在空間方面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分散化，是指人口和經濟活動在整個大都市區范圍相對分散的發展過程，有別于工業化時代的集中化發展；二是多中心格局，是指除原有的中心城市外，又出現數個或數十個次中心性城市，部分是在交通網絡節點上發展起來的新興邊緣城市，部分由原有的城鎮逐漸擴展而成；三是城鄉統籌發展，主要是在經濟方面，中心城市與郊區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這種形態體現在內容方面有這樣四個特征：一是發展互補。發展互補既強調鄉村服務城市， 也強調城市服務農村，實現功能互補、產業互補、生態互補，推進經濟與文化融合，并最終實現現代化經濟意義上的城鄉協同發展。二是生活互融。在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下，城鄉界限被打破，城鄉居民和城鄉各種要素都能自由遷徙和自由流動。用以城帶鄉的機制，推動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傳播，推動現代文明生活方式對農民傳統生活方式的改造，鼓勵城鄉生活方式的趨同。三是平等待遇。城鄉居民在教育、公共衛生、文化、科技和社會保障體系凳面，逐漸搭建統一的公共服務平臺，取消戶籍差別，城鄉居民都能享受公平的國民待遇，擁有平等的權利、義務和發展機會。四是美麗家園。在保持城鄉空間景觀差異化的前提下，整體推進美麗城鄉建設，構建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長效機制，城鄉社區環境都得到改善，形成和諧秀美型生態環境體系。
按照《中國新型城鎮化報告（2011）》的說法，新型城鎮化相對于傳統城鎮化而言，不再以城鎮人口或非農業人口比例作為單一的評價標準，而是更加注重城鄉一體化、等質化和均等化，更加注重城鄉統籌發展、集約發展與和諧發展，更加注重提升農村居民和城鎮新增居民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3]這也是新型城鎮化和傳統城鎮化的差別所在。
4 如何走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的道路有兩種方式：一是先走傳統城鎮化的路子，然后再通過轉型，走新型城鎮化的道路；二是在推動城鎮化的過程當中，直接走新型城鎮化的道路。對于已經完成傳統城鎮化的大中型城市來說，往往需要采取第一種方式，對于一些新興城市或者正在如火如荼推進城鎮化的中小城市而言，往往需要直接走新型城鎮化的道路。
現在美國芝加哥，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具有從傳統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的典型。[4]經過19世紀一百年的發展，芝加哥市通過快速的傳統城鎮化，成為美國的第二大城市。到19世紀末，芝加哥市民生活和工作在高密度的市區，步行工作和購物，郊區處于起步階段，這些都是典型的傳統城鎮化特征。 很多學者認為，“如果說有哪一個城市最具有工業化時代城鎮化的典型特征的話，那就是蒸蒸日上的芝加哥”。 進入20世紀后，芝加哥進入一個新的以大都市區為主要形式的發展時期。所謂大都市區，由中心城市和郊區兩個有機部分構成，在中心城市和郊區的交互影響中，大都市區發生著有規律性的變化。
對于我國正在全力推進城鎮化的中小城市來說，具有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時機和條件。對于如何推進城鎮化，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以和諧社會為方向，以全面、協調、和諧、可持續發展為特征，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走科學發展、集約高效、功能完善、環境友好、社會和諧、個性鮮明、城鄉一體、大中小城市和鎮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路子。時任全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的馬凱認為，新型城鎮化道路，要遵循工業化與城鎮化、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的城鎮化規律，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民營經濟推動的城鎮化機制，推進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集約型、可持續的城鎮化進程，實行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和供求管理的城鎮化體制，實施大中小、多產業類型共存的城鎮化模式。
無論選擇那種城鎮化的模式，對于新型城鎮化來說，都需要推進科學的城鄉空間格局的形成，就是要推動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農業用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居住向新型社區集中，全面提升城鎮和鄉村的空間品質和人居環境質量。都需要構筑現代城鄉形態，統籌好城鄉的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全面改善村莊環境面貌，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都需要制度創新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徹底消除戶籍制度在城鄉之間造成的身份差異。都需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城鄉社會發展均衡，實現以教育、醫療、社保、就業、住房等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5 新型城鎮化的具體措施
推進新型城鎮化，從具體的措施來看，以下幾個方面必不可少：
一是要逐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5]二元結構體制的長期存在，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把促進農民工融入城鎮、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作為城鄉改革聯動的突破口，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市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促進農民工從職業轉變到身份轉變，必須從制度層面研究進城農民工如何“化”入城市的問題，著力把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體系、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就業培訓網絡、城鎮就業扶持政策和 支持城市居民創業的優惠政策向農村延伸。
二是要在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加快城鄉配套改革。要通過相關的改革和制度創新，加快推進“三集中、雙置換”，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實踐證明，開展“三集中、雙置換”，是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徑。[6]要搞好農村土地流轉服務，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后顧之憂。進一步依法落實和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益，加快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農戶宅基地確權、登記與頒證工作，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質押和流轉收益權抵押試點。
三是要堅定不移地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道路。所謂的城鄉一體化，具體來說，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空間，實現規劃布局一體化；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實現產業分工一體化；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實現服務功能一體化；統籌城鄉生態建設，實現環境保護一體化；統籌城鄉勞動就業，實現社會保障一體化。
四是要調整城鎮化空間布局，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要處理好中心城市、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集鎮的關系，在大力推進中心城市發展的同時，切實加強縣（市）城區建設，構建完善的城鎮發展體系。要推進形成整體性城市網絡，適度疏解城市群中超大型城市的城市功能，增強城市群內中小城市功能。
五是要按照新型城鎮化的標準進行規劃，統籌城市之間和城鄉空間和資源。要編制統一的城鎮化發展規劃，統籌規劃定位，統籌規劃公共服務、居民點、生態系統格局。加強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的交通、能源、通信、環保、防災等基礎設施的統一布局和共建共享，提高一體化、網絡化、均質化水平。進行有效的城鄉一體化規劃，在空間范圍內統籌城鄉土地資源、產業資源、人口資源、生態資源、文化資源的綜合開發和保護利用，把產業集中、人口集中、農地集中與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進行統籌謀劃和系統安排。
參考文獻：
[1] 陳甬軍.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化研究——兼論新型城市化道路[J].東南學術，2004，（4）；楊繼瑞.中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探索與思考[J].高校理論戰線，2006，（11）；俞憲忠.是“城市化”還是“城鎮化”：一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戰略發展框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5）.
[2] 周民良.論新型城鎮化對傳統城鎮化的根本性超越[N].中國經濟時報，2013-07-02.
[3] 牛文元：.中國新型城鎮化報告（2011）[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4] 王旭.芝加哥：從傳統城鎮化典型到新型城鎮化典型[J].史學集刊，2009，（6）.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這些人在中國的兩億農民工中大概有四千萬，如果說以前的城鎮化是半城市化，那么現在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以前的城鎮化只“硬”不“軟”，而現在則是要軟硬兼施。第一，“軟”的建設體現在制度建設，更多體現在公平。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社會公平，讓有能力在城市生活的人，通過戶籍制度的改變而在城市安穩地生活下去。第二，“軟”的建設又是生態文明建設，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就意味著城鎮化的方式要改變，意味著在土地面積總額有限的情況下，城市中別墅群、大戶型房屋的建筑不再是主流。
將來，城鎮化建設的主體會進一步明確，城市群不再局限于以前的三大城市群，而是更廣地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比如成渝、關中、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遼中原城市群等。具體而言，三大城市群要提質改造，京津冀的城市群更多的是要提升一體化城市水平，其他城市群則要提高成長能力。預計未來中國人口的70%會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人口中的70%會集中在城市群中，只不過城市群人口的增量，不會再以北上廣為主，而更多地傾向其他有發展潛力的城市，如成都、武漢、西安等。
以前城鎮化的資金主要靠政府，下一步地方政府會采取措施來控制債務風險，某些基礎設施可以由政府進行投入，但更多的則要引進市場機制。比如，北京地鐵四號線就成功引入了香港資金。社會資金最大的一個優點，是對投資的可持續性負責，可以避免因為政府盲目建設而出現的“空城”、“鬼城”。
可持續發展的資金還要求事權和財權的平衡，也就是說，要么支出更少，要么收入更多，把地方政府支出降低的同時也有利于平衡。比如，以前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有很多人在廣東打工，生活消費都在廣東，但戶籍在老家，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根據戶籍來撥錢，不利于人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所以以常住人口為指標，有利于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新型城鎮化很重要的理念。
城市建設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應該納入“軟”的考量中。《易經》中講人要克己，我們每個城市不斷的膨脹實際上就是不克制，比如城鎮化提出要讓城市融入大自然、生活在樹林里、生活在山水之間，這意味著要克制建筑面積，讓郊野公園、城市公園面積更大。綠地既不改變用途還能產生生態效益，可以管它叫“留白”。
過去30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一個百分點的速率提高，未來10年我國的城鎮化仍會以較快的速度推進。這是因為：
(1)未來10年我國經濟仍會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城鎮化有可靠的物質基礎。2008年，我國人均gdp達3260美元左右，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國家的下限閾值。我國將會在2010年左右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進入這個行列后，經濟增長速度與前30年相比將有所放慢，但仍會維持較高的水平。經濟規模的擴張和城市非農產業的發展，必將為廣大農民提供更多的非農就業和在城鎮安家落戶的機會，城市化必然伴隨著經濟增長而繼續向前推進。
(2)農村人口眾多和耕地資源有限，城鎮化有強大的內在壓力和動力。2008年，我國尚有7.2億農村居民。這些人占有的耕地總面積只有18億畝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3畝。要實現農村現代化，使農村居民過上現代文明生活，只有把農村居民轉移到城鎮。而廣大農民自身也有比較強烈的愿望到城鎮尋找生活和發展的機會。
“十二五”時期至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仍將快速提升，但是慢于過去10年;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速度相對過去10年則明顯放緩。這主要是由如下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1)我國總體上還將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在城鄉和區域之間的流動還有較強的拉動力。
(2)未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慢于前10年。
(3)城鎮化的成本也會不斷提高，對城鎮化率的提高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學術界通常使用logistic曲線方法預測未來城鎮化率趨勢，該預測方法的基本假定是：(1)每個經濟體自身的各種條件決定了其城市化率的峰值水平;(2)每個經濟體城市化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一個類似于s型的軌跡。大致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緩慢上升，第二個階段快速上升，第三個階段則又是緩慢上升，逼近于峰值。
為進行預測，首先需要確定城鎮化率的峰值。從國際經驗和理論分析都可以看出，對于絕大多數國家來說，其城市化水平既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也并非越高越好，而是會在一定的水平上達到平衡，既達到其峰值。這是因為，第一，總有一些生產活動(比如農業、開采業等)不能實現集中;第二，當生產活動過于集中時反而效率降低，也不利于環境保護;第三，隨著發展階段和生活水平的變化，以及通訊交通條件的改善，分散化居住往往成為改善居住條件、提高生活質量的一個途徑。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甚至可能會出現城市人口比例降低的逆城市化現象。顯然，由于各國資源環境特點及人口規模的不同，不同國家達到峰值時的城市化率也是不同的。
從24個高收入的oecd國家的歷史經驗發現，盧森堡、芬蘭、比利時、德國、奧地利、希臘、瑞典和英國的城市化率在過去30年中變化幅度相對較小。這些國家2005年的城市化率依次為82.8%、61.1%、97.2%、75.2%、66%、59%、84.2%和89.7%，最低的是希臘的59%，最高的是比利時的97.2%。這些國家當中，人口最多的是德國，為8千多萬，人口最少的為芬蘭，為500多萬。對中國而言，參考意義較大的可能是德國和英國。兩者2005年的城市化率分別是75.2%和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