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博士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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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一、緒論

應用型普通本科院校培養目標定位是培養專業基礎扎實、知識結構合理、創新實踐能力較強、潛心服務基層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高素質的會計類專業人才則需要應用型普通本科院校的高端培養。在課程知識傳授過程中，注重采用探索促進學生發展的多種評價方式，考試評價的作用是有組織地提供調節教學活動所需要的信息的過程。分析會計類專業學生在微觀經濟學課程中實施動態評價考試的效果，是實踐性強的課程講授急需教學改革的創新方式，能滿足專業的實習實訓與教學研究能力培養的需求。同時近五年，我校先后組織人員到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等十余家省內外高校、深圳中聯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大型公司進行專業考察學習和走訪調查，邀請邵陽市財政局、審計局、稅務局以及部分大中型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召開兩次考試評價方案專家座談會，針對會計類專業學生的特點提出了優化動態考試評價方式的改進途徑，達到會計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基本要求。微觀經濟學是會計類專業的學科基礎課，包含了政治經濟學、會計學、西方經濟學和高等數學等各方面的基礎知識。應用型普通本科院校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評價仍主要采用考勤10%、作業10%、課堂提問10%、期末成績70%，實質上是將期末卷面總分作為學生學習該門課程的總評分情況，評分結果過于靜態和片面。然而，微觀經濟學課程是運用相應的經濟學理論知識解釋當前的政治社會文化現象的應用性極強的課程，若仍采取過往的靜態評價方式，將使得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二、理論基礎和研究現狀

動態評價過程中，教師通過與學生上課，了解學生的動態認知過程和隨時的認知變化，進行適當干預和互動，推動學生進步。Lantolf＆Poehner認為，動態評價模式可分為干預式模式和互動式模式(2004)。動態評價在心理學、中小學教育、高等外語教育等領域研究碩果累累，彭湃，周蘭蘭(2016)發現學生反饋和自我評價是研究最多的主題，其次是評價方法以及教育測量等主題，而且更多聚焦于微觀教學過程中。在經濟管理類教學評價大多集中在實驗教學中。張夏(2016)通過學生評價、教師評價和同行評價達到經管類實驗教學互動、師生互動的目的，而對于微觀會計類理論課程教學研究并不多。有鑒于此，本研究嘗試建構微觀經濟學課程動態評價模式，對該課程過程性動態評價設計方案、設計方式進行探討和應用。

三、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評價模式建構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針對應用型普通本科院校會計類學生的特點，在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以動態評價為理論指導，通過建立“課程學習檔案袋”，運用按照預先準備的案例教學設計的干預式模式，同時課程設計和答辯的互動式模式，教師評價學生，學生互評、學生自評和教師的三位評價的全方位評價，建構微觀經濟學課程動態評價模式，以提高課程教學效果。

(一)建立課程學習檔案

課程學習檔案記錄的是學生的基本信息和該課程的每次課的學習情況，包括課前學習、課堂學習、課后評價，以及這門課的課程評價、自我反思。另外一方面，也記錄著老師對學生的學習情況的干預和課程反思等。

(二)干預式模式———案例教學設計

干預式教學模式可運用案例教學的方式進行。一般操作程序是:“教師課前選編典型案例→學生自主解讀案例→師生就案例進行課堂討論→教師總結理論提升→學生交流推廣”的思路展開研究。在案例教學中，教師以學生為主體設計案例，教學全過程師生應該是全程參與的。案例教學的優點是一箭雙雕的，不僅滿足了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而且提升了學生的各方面的應用能力。但是案例教學中的“案例”是需要根據學生的自身理解能力和課堂大綱共同決定的，需要將這三個因素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才能發揮教學案例置于為教學目的服務作用，若應用不當，案例教學就會像“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

(三)互動式模式———課程設計和答辯

互動式動態評價模式強調學習是教師、學生和學習任務三者之間不斷相互影響的過程;教師根據教學大綱和內容有意圖的安排和設計相關知識點，適度放開教學范圍，喚起學習者的求真意識和追求知識的想法，教師在學生自主學習的情況下進行多方面的評價和指導，最終實現學生學習潛能的評價，使學生在獲得專業知識的基礎上，獲得專業能力，擁有人文、科學和專業素質。

(四)全方位評價

(1)教師評價學生。微觀經濟學課程動態評價過程中運用干預式模式時，每章節的主要知識點，教師在網絡社交平臺通過在線測試的形式或在上課的時候通過課堂測試和課后作業的方式，了解該課程的運用情況和學習效果。運用互動式模式評價時候，適度給學生設置積分獎勵，鍛煉學生的各方面的應用能力。(2)學生互評。微觀經濟學課程動態評價過程中運用互動式教學模式，將一個班分成若干3人左右的小組，小組之間的合作與互相學習是以學習任務為主題開展的。以PPT或WORD的方式向教師和其他同學進行答辯。在這些課前討論和課堂答辯的過程中，學生不再僅僅是學生，更是合作伙伴。學生在伙伴式互動學習中內化知識結構的同時可以進行打分。學生合作撰寫課程論文或PPT答辯是打分的主要依據，學生在與其同學交流的過程中，可以注重各類專業知識的積累、專注相關知識，同時培養自己團隊合作的精神。(3)學生自評。從學生的角度結合制度建設、學習內容及課程收獲等多個因素進行調查問卷，設計評價教學效果的指標，培養學生反思學習的能力和自學的意識。學生自評過高或過低都將引起師生的重視。(4)教師的三位評價。在嚴格執行學校教學質量監控的各種規章制度基礎上，學校堅持“評教”、“評學”與“評管”“三位一體”的工作方針，建立本科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在學校領導和督導聽課查課的同時，學院領導聽課、教師同行評教、學生網上評教已經實現了常態化，學校每年公布評教結果，加強課程主講教師的被評價效果。

四、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評價模式應用

(一)每個學生建立課程學習檔案

作者選取了本校會計學院17級會計1班和會計2班共計99人，運用了動態評價法作為動態評估的推行對象。17級會計3班和4班作為參照組，仍采取過往的考試評價方法。本校教師讓實驗班學生登記好課程學習檔案的基礎資料，并讓學委統一匯總。在參照組仍讓傳統的教學方式進行，結果表明，建立了課程學習檔案組的班級學習效果更佳，師生互動效果更好。

(二)采用案例教學方式加強干預式模式

由于本校是武陵山片區的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生源質量以及學校品牌效應較東部地區和省會城市高校較低，學生理解力不強，干預式模式的應用要注重不要設置的太復雜深奧，因此，在講授第三章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概念和應用這一節時，課前選取了與學生日常生活相互融通的“請客吃飯”案例教學，讓干預式評價更接“地氣”，學生更容易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教師要求學生對該案例進行衍生和拓展，上課時該小節的內容是由一名學生講授，5名學生代表進行點評，使得學生明白了效用的不同計量方式和方法，若講課學生講的不夠好，則要求其他的學生進行補充和解釋。最后，教師對學生自己講授的內容和方式進行打分，明確學生的不足和優點，并將學生自評的部分計入到個人課程學習檔案。

(三)采用課程設計和答辯加強互動式模式

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師根據不同的學習情境進行課程設計和答辯。在講授第二章供應和需求理論時，課前在社交平臺上組織學生明白該章節的知識結構圖，因為該章節比較特殊，屬于學生過往已經學過的內容和知識，因此，在具體問題的探討和理解時，就會鼓勵每個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在講授第九章市場失靈的時候，該章節的內容從未講過的陌生章節，有些學生由于理解力較差或個人原因對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不太明白，因此就會針對性的先鼓勵成績優異的學生和表現一般的學生組成項目小組，在教師的指導下探索感興趣的微觀經濟學的專題，主動查閱資料和搜索信息撰寫課程論文和進行答辯。答辯的時候，每個人就自己各自所作的工作和內容進行闡述，教師將根據答辯內容計入到個人課程學習檔案。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評價評分準則現在調整為考勤10%、作業10%、課堂提問10%、課程設計40%，期末考試30%。

(四)扎實推進全過程評價，教學評價全覆蓋

在學校質量監控處的統一領導下，學校建立學校督導、二級學院督導、教研室三級教學督查制度。會計學院建立了由教學副院長牽頭、各專業教研室主任、實驗室主任、教務秘書、學管秘書、教師代表組成的教學質量保障工作小組，對教學中的質量問題進行分析研究，保證制度的順利執行。會計學院對教案、教學文件、課程PPT、學生課程檔案進行檢查。在學校領導和督導聽課查課的同時，會計學院領導聽課、教師同行評教、學生網上評教，作者講授的微觀經濟學公布評教結果時，評教等級達到優秀，學生對動態評價方式反應較好。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彭湃，周蘭蘭．高等教育教學評價研究的進展與熱點追蹤———對AEHE期刊2011-2015年發文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8):60-69．

第2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臺灣宜蘭縣。1971肄業于臺灣大學農業工程系,1978在臺灣政治大學獲企業管理碩士學位。1982年在北京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學位之后,他遠渡重洋,來到現代經濟學的大本營――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學習農業經濟,1986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教授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隨后,他又在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國,成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來的經濟學博士。回國后,他歷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與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部副部長。1994年至2008年,一直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如今,該中心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大本營。從1994年開始,他參與了國家幾乎所有重大經濟決策的討論,尤其對農村經濟和國企改革等領域的政策,極具影響力。

林毅夫是中國經濟學界“海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推動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經濟學規范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學較為成功的學者之一。他努力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并強調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規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實證方法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他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嚴謹的經濟學模型。他主張中國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用較低的成本引進先進技術,加快技術變遷,加速資本積累,實現中國的產業升級。他還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是繼續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改革國有企業才能夠給民營經濟提供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林毅夫一直以來都對中國經濟保持樂觀,認為在擁有和平穩定發展機會的環境下,到203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紀后半葉世界經濟,尤其是東亞經濟的基礎上建立的,已為世界經濟學界推崇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流派,是中國經濟學家對世界的貢獻。

林毅夫是從研究中國農業問題開始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1990年,他關于1959～1961年中國的論文《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在國際頂級經濟學雜志之一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引起了強烈反響。1992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成為一段時間發表于國際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之一,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為其頒發了經典引文獎。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1993年還榮獲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一些歐美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視其為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權威,屢次邀請他出國訪問研究。對于當前的“三農”問題,林毅夫認為城鄉差距的問題將長期存在,只有依靠長期的經濟發展,不斷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在城市里的就業機會和條件,才能逐步解決問題。

第3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點名他們會沒面子”

去年12月12日，被任命為安徽代省長的第二天，李斌前往鳳陽縣指導小崗村黨委創先爭優群眾評議活動，由此開啟16個地市的調研行程。《安徽日報》記者胡旭回憶，到小崗村的困難家庭訪問后，李斌叮囑，新聞稿里不要點被訪戶的名字。李斌解釋：“條件艱難的，誰也不愿意被點名。點名之后，他們會沒面子的。”

寫了數年的領導慰問稿，胡旭還是第一次遇到有領導注意到這個細節。

有時在會議上，李斌也會噓寒問暖。今年安徽省兩會期間，李斌參加淮北代表團分組討論。一名代表致歉說感冒嗓子啞了，李斌接過話茬說，“嗓子啞了要好好休息，多吃點碭山梨。我嘗過了，味道不錯嘛。”

在李斌身邊的人看來，李斌這話還有另一層意思。前些天，李斌看見報紙上說碭山梨滯銷，她在會上這么說，是側面幫碭山梨推廣。

“短點，再短點”

接近李斌的人士稱，每天，宣傳干部出身的李斌都會看報紙，也會網上瀏覽。去地方調研時，她會針對網上看到的輿情發問。

她還使用網絡語言。在今年致安徽網友的新年賀詞中，李斌用到了“給力”，“hold住幸福！hold住未來！”

到安徽的前兩個月，李斌在調研時喜歡到各地市的廣場上散步。這種場合，她不帶隨行記者，也不讓當地領導安排。

1月14日，李斌到馬鞍山調研。《馬鞍山日報》記者王賢俊發現，李斌出行沒有警車開道。車隊遇到紅燈就停下，整條車隊被阻隔得歪歪扭扭。

王賢俊打聽后知道，“不讓警車開道”，是李斌明確提出的要求。她所調研的其他地市也遵從這樣的規定。

到安徽后，李斌在多個場合強調：“要做到‘干’字當頭、共謀發展，緊緊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開短會，講短話，寫短文。”這是她上任之初提出的三點鮮明要求。

據此，安徽省兩會期間，省政協聯組會議上，會議主持人使用手機現場計時，要求委員發言不得超過7分鐘。

記者胡旭也按要求寫短文。李斌在六安調研時，他寫了1300多字的新聞稿。次日，李斌說，短點，再短點。

讓全省領導干部記憶深刻的是，安徽省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只有28頁，往年是四十多頁。不少干部拿到《政府工作報告》后交頭接耳：“是不是印少了，怎么這么薄？”

“乘涼也不行，那是懶漢”

政治經濟學博士出身的李斌，被認為有很強綜合概括能力，并且其語言能一下抓住事物本質。

李斌的博士學歷背景也備受矚目。

作為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1982年，李斌從吉林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

2000年9月，她以吉林省政府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身份，師從吉林大學張維達教授，在職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讀博一年后，李斌從省長助理擢升為副省長。

“李斌的博士生是認真讀出來的。”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魏益華是李斌的博士研究生同學。她記得，李斌不缺課，哲學課、外語課也都會去。“我每次上課，基本都能看見她”。

李斌的博士論文《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及運行問題研究》，與其當時的分管領域緊密相關。李斌任吉林省副省長的幾年正是吉林老工業基地振興及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而她分管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人口計生、民政等是重點工作。

在216頁的博士論文中，李斌重點闡述國外各種社會保障理論，介紹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性質、特征和內容。在結論部分，李斌提出展望：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建設任重道遠，理論和實踐都需要與時俱進。

此外，她還相繼出版和發表了《社會主義分配通論》、《中國區域分配格局研究》、《關注民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及運行》等書籍和文章。

到馬鞍山調研時，在講到馬鞍山緊鄰南京的地理位置時，李斌比喻“不要總講大樹底下不長草。說不長草是悲觀的。乘涼也不行，那是懶漢”，借此鼓勵馬鞍山向昆山學習，主動開放，招商引資。

“李斌的綜合概括能力很強。”在安徽兩會上，旁聽分組審議的記者稱，原本14個人發言，后來又有8個人搶話筒發言。在這個過程中，李斌憑借記憶力逐條總結了22個人的發言，并進行點評。

據媒體報道，在吉林時，李斌不僅自己學習，還經常布置題目，領著大家研究。她要求分管部門的領導要當“政策通”。為了完善養老金計發辦法，她帶領相關部門制訂了多套方案，反復測算，從中選優。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李斌在政府工作報告里說，“經濟越發展，越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早在吉林任副省長時，李斌就被稱為“民生省長”。她提出的“創業促就業”的再就業模式，人口計生“三結合五關愛”等吉林經驗受到關注。

在今年安徽省兩會期間，李斌在84分鐘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用語平實，其中有關改善民生的施政新思路備受外界關注。

“民生連著民心、連著發展，體現社會公平，經濟越發展，越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李斌稱，在教育、就業增收、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等多個方面，安徽省今年均新設有硬性指標。

諸如，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新建、改擴建公辦幼兒園656所，城鎮新增就業60萬人，新增保障性安居工程40萬套。此外，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補助和重度殘疾人生活救助等三項標準均提高10%以上。

第4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奧巴馬的母親一生中用過四個不同的名字，每個名字都代表著她的一段特殊人生。

斯坦利•安•鄧漢姆擁有男孩名字的安靜女孩

她出生于1942年，比希拉里大5歲，

父親特別希望生個兒子，所以給她取了個男孩名字“斯坦利”。從幼兒園到中學，每次自我介紹時，她都會用略帶歉意的聲音，強調自己并不是男孩，盡管為此受到不少奚落，開朗的她并不在意――多年后，她的兒子奧巴馬也不介意被人稱為“黑鬼”和“胖子”。

她不斷隨父母遷移――從堪薩斯到加利福尼亞，從得克薩斯到華盛頓。因為她的父親是家具商人，哪里有生意就要舉家搬過去，她不愿意安定下來的性格也許正是從那時養成的。斯坦利的高中是在華盛頓州度過的，她的朋友伯克斯回憶，“她是個非常聰明和安靜的女孩，只對她的朋友圈感興趣”，她很早就收到了芝加哥大學的錄取通知，但父親認為她還太小，不讓她去。

高中畢業時，她又搬家了，這次搬到了剛剛建州的夏威夷，成了夏威夷大學的新生。

巴拉克•奧巴馬太太一個黑白混血兒的年輕媽媽

在夏威夷大學，斯坦利把名字改成了女性化的“安”，還遇到了老巴拉克•奧巴馬。老巴拉克是夏威夷大學的第一個非洲學生，因此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他的朋友阿伯克羅比說；“他有巨大的吸引力。”老巴拉克經常發表演講，多次接受報刊采訪，成為當之無愧的焦點人物。“我們一起喝啤酒吃比薩，談論越戰和政治，每個人都愛聽巴拉克發表高見，”校友奧博克隆比說，安成了老巴拉克的“超級粉絲”，老巴拉克的朋友們很快知道他在和白人女孩約會，但沒人在意，因為那是在夏威夷――一個種族的大熔爐。

不過那個熔爐主要是由白人與亞裔人士組成，當時，19％的白人女性與華人結婚，而黑人僅占夏威夷州人口的1％，當時，在美國的一些州，不同種族之間通婚是非法的。

1961年2月2日，相識幾個月之后，奧巴馬的父母結婚了。當時安已懷孕三個月。他們的朋友都是后來才知道的，沒有人被邀請參加婚禮。甚至對奧巴馬本人而言，父母的婚約也充滿神秘感“我從沒問過母親詳細情況。他們結婚是不是因為她懷孕了?或者是因為父親以傳統方式求婚了?如果她去世不是那么早的話，我可能會問她更多細節。”

她退了學，朋友們都很震驚。即使按1961年的標準，她結婚時也太年輕了。

奧巴馬差不多1歲時，老巴拉克前往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紐約一所大學為老巴拉克提供了數額可觀的獎學金，足夠讓他帶著家人一起過去。但他選擇了哈佛，他對安說：“我怎么可以放棄最好的教育?”

老巴拉克有自己的計劃：回去改造貧困落后的祖國肯尼亞。他希望帶著妻兒同行，但他在老家還有另外一個家庭，那是一段可能不合法的婚姻。最后，安決定不和他一起去。阿伯克羅比說：“她沒有抱什么幻想，她知道他的情況非常特殊。”

1964年1月，奧巴馬的父母離婚了。

父母分手后，在聽說父親1982年在肯尼亞死于車禍前，奧巴馬只見過父親一次。

安做了她那個年代大部分女子不會做的事情――嫁給一個非洲男人、生下他的孩子并且離婚。在那種情況下，她的生活可能會變得更加艱難，但事實并非如此。

安•鄧漢姆•素托羅一個印尼人的妻子

奧巴馬兩歲時，安重返校園。在家人的資助下，她用了4年完成學業。在大學，她遇到了另一位外國學生；來自印度尼西亞的羅羅•素托羅。1967年，素托羅向安求婚了。

安和奧巴馬隨素托羅到了印尼。在那之前，母子倆都沒有離開過美國。

素托羅的家在雅加達郊區。那里尚未通電，道路泥濘不堪，通貨膨脹超過600％，物資極端匱乏。除了安和奧巴馬，那一帶沒有別的外國人，胖胖的奧巴馬總是坐在院子的圍墻上，搖晃著雙臂扮作大鳥，惹來孩子們一片嬉笑，很快他們就在一起玩耍了。奧巴馬和當地的孩子吃同樣的食物，玩同樣的游戲，一點不介意被其他孩子叫“黑鬼”。

隨著時間推移，安逐漸融入到當地的生活中，而素托羅卻越來越西化了。她喜歡印尼文化，他卻一心賺錢，在一家美國的石油公司一路晉升，把家搬進了高檔社區。她厭倦了他要求她參加的晚宴――在那種晚宴上，男人們談論高爾夫球，主婦們抱怨著印尼仆人。兩個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安找了一份教英語的工作。另外，每天早上四點鐘，她就開始教兒子學習英語課程。她希望奧巴馬不要忘記自己黑人的根，因此經常帶民權運動的書籍、美國著名女黑人福音歌手馬哈利婭•杰克遜的錄音，以及馬丁•路德•金的講稿回家，這一切給奧巴馬留下深刻印象，“她相信，人們雖然擁有不同膚色，但本質是一樣的，人人生來平等”。

安的小女兒瑪雅出生于1970年，她還記得自己兒時的玩具，“媽媽給了我很多玩偶，有黑人小姑娘，有因紐特人，有穿木屐的荷蘭男孩，看起來就像個小聯合國”。瑪雅現在是夏威夷大學的教授．

1971年，10歲的奧巴馬被母親送回夏威夷。他進入一所很好的學校，在外祖父幫助下還拿到了獎學金，一年后，安也回到了夏威夷，在夏威夷大學學習人類學，研究方向是印尼文化。

素托羅偶爾也到夏威夷探望妻女，但一家人再也沒有長期生活在一起。1980年，安提出了離婚。與對奧巴馬的生父一樣，她一直跟素托羅保持聯系，而且沒有索要贍養費，

“她并非盲目樂觀的人，她也有對我們抱怨的時候，”她的女兒瑪雅說，“但離婚絕對不會讓她感到悲觀。”從每段失敗的婚姻中，她都得到一個孩子，同時也得到了一個國家。

安•鄧漢姆•素托羅她自己

帶著兒女在火奴魯魯的一個窄小公寓里生活了3年后，安決定重返印尼，為寫博土論文進行田野調查，14歲的奧巴馬堅持留在夏威夷，他厭倦了進入新環境，一切從頭開始，而且他很喜歡和外祖父母在一起的自由生活。安曾對朋友們開玩笑說，她這個兒子似乎只對籃球感興趣。她的同事回憶說，她曾為兒子缺乏社會責任感而失望。

安帶著瑪雅回到了印尼。她改名為“安•鄧漢姆•素托羅”，成為一名自由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她在福特基金會工作過，參與協助窮人的小額貸款計劃，還當過美國國際開發署的顧問，到過加納、印度、泰國、尼泊爾和孟加拉從事鄉村開發。

同時，奧巴馬在一萬多公里外的芝加哥社區也做著類似的事情。安的朋友們說，安對奧巴馬的職業前景感到欣慰，跟朋友們談話時總是提及自己孩子的最新進展。“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么聰明。”安的朋友說。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亞洲外國人社區中，單親母親并不常見。而印尼恰好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國家。安的朋友祖布•陳說：“像安這樣的人在這里如魚得水。”

1992年，安終于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

第5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 資本結構 公司治理 股權與資本結構 上市公司

0引言

公司的資本結構問題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同時它還是一個十分經典的問題。資本結構是上市公司一定時期內通過各種籌資模式進行籌資組合而得到的結果，資本結構的最優化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說十分必要。西方經濟學對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大多都是開始于1958 年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所提出的十分經典的 MM 理論。并且在隨后的理論研究中，公司資本結構理論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已經有大量的有關國外資本市場的理論研究和相關實證研究。同時在對文獻的梳理過程中可以看到這些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的現實觀察的背景尤其是國外的相關理論都是基于歐美國家比較成熟的資本市場，而中國資本市場是新興的發展迅速的很多地方并不是很成熟和完善，從而不同理論觀察的視角更應該結合中國市場的特殊性來進行考慮。

第二部分，運用前一部分綜述的理論并結合中國上市公司的具體情況對中國上市公司數據樣本進行梳理。與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時間要短一些，但卻是規模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新興資本市場，同時中國的銀行信貸體制和上市公司的產權性質本身與國外市場中上市公司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國上市公司在進行財務決策時面臨的稅收、財務困境成本、成本等情況均可能不同于國外資本市場，從而在資本結構選擇模式上也可能存在很大差異。為此，該部分所做的是結合國情和國外資本結構理論，因地制宜的對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進行分析總結，并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1國外相關資本結構理論回顧

1.1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

總的來看，公司資本結構理論主要包括三個部分，首先是早期以杜蘭特（Durand，1952）為代表的傳統資本結構理論學派。他系統地總結了早期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三種觀點，凈收益理論、凈營運收益理論和傳統理論。總的來說，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有著共同的特點，即都是在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為零的條件下提出的，同時考慮了融資結構對公司資本成本和公司價值的雙重影響。但是這三個理論都只是從直觀觀察的視角來提出，既沒有嚴謹的理論邏輯模型，也沒有運用數學方法來嚴密推導，同時缺乏充分的經驗事實和統計數據分析做支持。

1.2資本結構的經典理：MM理論

MM 定理現代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核心和開端。Molidiglianni和Miller 教授在1958 年的經典文章奠定了公司金融理論中最重要的基石，他們的理論被稱為MM 的資本結構理論（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of Molidiglianni and Miller，1958），通常稱之為MM定理。MM定理對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意義在于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來對公司資本結構問題進行研究。框架是建立在完美市場的假設之上的，在一個完美市場中，沒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信息是對稱的（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場是完全競爭的（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無破產成本（no bankruptcy costs）和無成本（no agents costs）。這個完美市場的假設實際上和物理學中無摩擦力的假設很相像。雖然 MM定理是建立在完美市場的假設基礎之上的，但是經濟社會本身是有摩擦的、是不完美的，從而這些經濟摩擦成為了隨后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研究中的主題，許多學者分別擴展MM定理中的假設使之更接近現實中的經濟抹茶，所以MM 定理的意義更在于提出一個理論框架。

這個后續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以 Modigliani&Miller（1963）、Farrar（1967）、Shavell（1966）和 Brennan（1978）等為代表的稅差學派，關注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的稅率與公司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主要是以Warner（1977）、Betker（1978）、Altman（1968）等人為主的破產成本學派，關注企業財務困境成本（financial distress costs）對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最后經Robichek（1967）、Mayers（1984）、Scott（1976）等人進行總結和歸納為權衡理論（trade off theory），他們認為公司的最優資本結構決定于公司各種稅收收益與公司所面臨的破產成本之間的權衡，在這個理論中借債的好處是可以減稅，壞處是會產生財務困境成本，一個公司的最優負債比率應該是對這兩種因素的權衡（trade off）。最后是由于 1970 年代以來委托理論的發展和博弈論的廣泛運用，許多學者開始從許多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公司的資本結構問題，提出各種新的觀點，例如融資啄序理論（Myers & Majluf（1984））、成本理論（Jensen & Mckling（1976）、Jensen（1986））、控制權理論（Harris & Raviv（1988）等）、信號理論（Ross（1977）等）

1.3現代公司的資本結構理論

這個階段主要分為：權衡理論、資本結構的委托理論、非對稱信息下的資本結構、控制權理論、以產業組織為基礎的公司資本結構理論、行為金融學視角的公司資本結構理論。

2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研究

2.1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特點

現階段，我國上市公司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結構，其籌資模式和籌資偏好往往相悖于西方經典的籌資理論。上市公司的資本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內源融資，而是外源融資。外源融資又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債務融資在西方還是比較受歡迎與認可的，而且市場也對其表示出一種信任。西方國家這種先考慮內部資金、再選擇負債，最后以股票為權宜之計與我國的認知恰巧倒轉了過來，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資本結構調整時更加偏向于股權融資，存在較多的股權再融資行為（配股和增發），差異非常顯著。其中債務融資部分，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在有I資需求時，仍然會首先選擇銀行貸款方式，銀行貸款長期以來占據著上市公司籌資方式選擇的首要位置，即使銀行貸款的難度逐漸加大。

2.2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形成原因

現階段，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現狀的主要成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現階段，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借款比率與股票風險在某種情況下往往呈現負相關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在籌資時更加傾向于銀行貸款，這也直接導致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較高的負債率；其二，現階段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相抵較低，內部治理體制并不健全，在籌資融資時"內部人為控制"的現象還是普遍存在的，"內部人員"往往會選擇約束較少、成本較低的股權融資，這是我國上市公司在外部融資時偏好股權融資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我國資本市場起步相較西方發達國家來說較晚，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體系并不健全，債券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而股票市場基本處于供不應求的發展現狀，相對來說，債券籌資的風險較大、成本較高，這也是我國上市公司往往更加偏好于股權籌資的重要原因之一。

2.3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優劣勢分析

一方面，該資本結構符合我國國情，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靈活性高，融資成本低，可以降低信息處理成本。通過股權融資的方式籌得的資金具有長期性，不需要定期償還，可以有效保障上市公司的經營需求。另外，通過股權融資的籌資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外部文化建設。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影響企業價值，上市公司的資本融資績效下降，債務融資引起上市公司財務風險。銀行貸款籌資模式的適用范圍還是相對有限的；最后，近些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的難度和成本顯著增加。

2.4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

其影響因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不可量化的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的干預；一類是可量化因素，盈利能力和成長機會的影響非常顯著。另外，投資周期、負債水平、政治關聯性都會對資本結構產生影響。

3研究結論

對于中國的上市公司來說，融資的來源其實就包括這樣三個部分：內部融資（公司收益留存）、銀行、股權再融資（配股和增發）。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是跟市場行情和證監會的行政規定等有直接關系的，公司再融資行為（增發和配股）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中國證監會的允許；同時我國獨特的銀行體系和發展不足的債券市場對資本結構也有重要的影響。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也存在一些問題，公司治理結構或者是股權控制結構使得這證券市場發現價值的功能大大減弱，尤其體現在已經有很多國有上市公司盡管已經上市，但其背后的控股股東（集團股東或者國資委）利用上市公司這一途徑進行"關聯交易"，同時民營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的不完善，這就使得投資者很難認清上市公司的實際價值，資本結構的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

因此，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選擇要有靈活性，兼顧融資方式的影響、管理者監督等因素，避免市場化融資導致企業過度舉債，完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避免圈錢現象；使公司治理結構合理化，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形成制衡體制。

4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研究文獻分析，在資本結構同企業績效和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關系上研究不足，值得深入探討來進一步完善資本結構。同時，從在宏觀方面入手，面對發展水平較低的資本市場和政府的干預的實際情況，進行細致分析，努力探索，完善公司治理的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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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創新投入;產業結構;經濟增長;面板LA-VAR模型

作者簡介：李政，男，經濟學博士，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國有經濟與創新經濟學研究;楊思瑩，男，吉林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從事國有經濟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編號：NCET-12-024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我國創新集群培育的機制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3CJY053;吉林大學“985工程項目”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4-0061-07

引 言

面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繼續不遺余力地保增長、調結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扭轉我國經濟增速下滑、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舉措。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創新投入，2013年我國研發經費為11906億元，比上年增長15.6%，占GDP比重為2.09%，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研究顯示，我國研發創新效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但逐年不斷提高[1]。研發是創新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研發投入在質和量上逐年提高，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各地區通過增加研發投入保障，合理配置研發創新資源，促進地區創新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轉型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擴散效應提高各生產要素使用效率，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

與不斷加大的研發投入相比，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卻相對緩慢。1978年第一、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為28.2：47.9：23.9，而2013年第一、二、三產業比重為10.1：43.9：46.1。1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第二產業占比相對于發達國家依然較大，并且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資源消耗大、利潤低，并由此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傳統的以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為代價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此外，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一直是“創新小國”“供應鏈小國”“品牌小國”。產業結構水平受科技水平、創新水平限制，調整速度緩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增長。創新能夠不斷更新產業所依賴的特定的知識基礎，提高產業基礎技術水平，帶動產業發展，并推動上下游產業的科技創新，催生新的相關服務性產業。創新資源在不同產業之間合理配置，可以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此外，雖然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國民總收入較一些發達國家仍有差距。2011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940美元，大約是韓國的五分之一，英國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九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2012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排在第94位，與韓國（第39位）、英國（第27位）、日本（第17位）和美國（第14位）等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從增速來看，相對于其他四國，2011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長幅度最高，為15.96%，其次是日本（7.24%）、韓國（4.93%）、美國（2.32%），英國出現了負增長。因此，抓住機遇，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是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證。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找到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平衡，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又一重要課題。

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宏觀經濟效益最大化，即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最終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加快形成經濟發展新方式，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率先發展，就必須處理好創新、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最主要的是靠創新推動，創新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最主要的推動力。技術進步創造出新工藝、新產品，并發展成新的生產部門和行業。這些新的生產部門憑借自身的技術優勢，能夠迅速積聚各種資源，規模不斷擴張，市場勢力迅速膨脹，甚至壟斷市場。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以庫茲涅茨為代表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一個總量過程，總量增長引起部門結構變化;以羅斯托為代表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部門的過程，部門結構變動推動總量增長。[2]經濟增長階段論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一個結構轉換過程，一定的經濟增長階段與一定的產業結構相對應。[3]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并且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隨著科技發展，創新和技術進步必然會影響各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的重新配置，引起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資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由此促進了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需要一個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與之相適應。因此，產業結構必然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影響著經濟增長的速度。

然而，大部分研究都只注重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某兩者之間的關系，而沒有從三者整體聯系的角度去分析三者之間的關系。當前中國正處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初級階段，面臨經濟增速下行、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如何把握三者之間的聯系，完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合理配置創新資源，穩定經濟增速，解決這些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在研發創新效率較低、研發投入不斷加大的條件下，創新是否真正推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否會促進創新投入的增加？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其中不斷增加的創新投入、不斷優化的產業結構對經濟的高增長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經濟增長是否會反過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創新投入的增加？三者之間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動態變化過程？這些問題仍需進一步討論。

一、包含產業結構變動的創新驅動增長理論

創新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通過兩種機制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一種是需求增長，另一種是創新網絡。新需求的出現會產生一種產品創新動機，推動產業結構的演進。不同的需求規模、需求結構以及市場分割狀況都會影響市場結構，導致產品或服務的更新，從而推動產業結構演進。此外，由于知識、能力和專業的不同，產業之間知識技術通過溢出效應相互擴散，這種聯動效應會通過知識、能力和專業的整合互補，影響創新和產業演進。不同研發部門間知識溢出是影響創新和產業演進的重要因素。

Sengupta（2014）在分析創新與經濟最優增長時指出，創新使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可能，即經濟達到均衡是以 的速度增長。[4]由此可見，若經濟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實現長期增長，增長率依賴于一些行為參數，例如儲蓄率、勞動力增長率。一旦技術水平提高，那么長期資本增長率會更高。根據熊彼特的觀點，最終產出設定為 ，其投入包括人力投入和中間投入品組合，生產函數為：

（1）

表示中間投入品i的投入效率，中間產品生產函數為：

（2）

表示用于生產產品i的資本合計。將在

（3）

條件下最大化得出 的最優狀態，即

（4）

B為平均生產率水平，K為實物資本的集合。因此，產出函數可以寫為：

（5）

用 表示 最大水平，即生產可能性邊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當創新發生在生產部門i時，它創造了新的中間產品，這些新的中間產品部門經過發展，形成產業部門，改變了原有的產業結構。 為完成創新后達到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假設經濟系統創新的頻率與研發投入成比例，為βn，β為創新發生的概率分布，服從正的泊松分布[5]。技術邊界隨知識積累而不斷擴大，特別的， 提高與創新頻率成比例，即：

σ是創新對技術進步推動作用參數。該模型給出了一個沒有限制的增長，即：

（6）

可以看出，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積累，σβ和B都不會降低。[6]

二、數據來源、平穩性檢驗及面板LA-VAR模型構建

（一）指標構建和數據來源

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是指研究與開發機構當年用于本機構內部的實際支出，包括經常性支出和資產性支出。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是和創新產出聯系最為密切的指標，因此，為了評價地區創新投入強度，選用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當年GDP比重作為衡量指標（記作INNO）。

產業結構是指經濟中不同產業的構成、地位及其相互聯系。克拉克、霍夫曼和庫茲涅茨等人認為，產業結構隨經濟增長而不斷演進，即一二三產業地位逐步發生變化，出現“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的演進趨勢。在此過程中，社會服務化水平不斷提高。[7]產業結構高級化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是遵循產業結構演化規律，通過技術進步，產業結構整體素質和效率向更高層次不斷演進的趨勢和過程，主要表現為三次產業比重沿著第一、二、三產業的順序不斷上升。[2]借鑒吳敬璉（2008）和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2011）等人的研究，為了體現經濟結構的服務化發展傾向，我們選用產業結構高級化這一指標作為衡量產業結構的指標，即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記作TS）。[7][8]

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的是一國或一地區在特定時間內所生產的所有最終物品與勞務的總價值，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因此，這里選用各省GDP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記作RGDP）。

本文2002年至2012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省產業產值及GDP增長率等數據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二）面板單位根檢驗

首先對模型中所涉及變量的單整性進行檢驗。根據在檢驗方程中是否考慮面板截面的相關性這一重要假設，可以將目前的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區分為第一代面板單位檢驗方法（例如LLC檢驗、IPS檢驗、Fisher類型檢驗）和第二代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例如SN檢驗、PANIC檢驗、CADF檢驗和CIPS檢驗）。O’Connell（1998）指出在面板單位根檢驗中如果截面獨立性假設不成立，則LLC、IPS、ADF-Fisher與PP-Fisher等第一代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的功效是極為低下的。[9]所以增加面板單位根檢驗的準確性，本文先對面板數據中截面單元是否存在截面相關性進行檢驗。在眾多截面相關檢驗方法中，Pesaran（2004）提出的截面相關一般性診斷檢驗方法（簡稱CD檢驗）是應用較為廣泛的一種方法。[10]截面相關CD檢驗的檢驗統計量構造如下：

（7）

其中， 是ADF型檢驗式中殘差序列成對相關系數（pair-wi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的樣本估計值。在不存在截面相關性的原假設下，CD檢驗統計量服從雙尾標準正態分布。檢驗結果表明，在不同ADF型回歸的滯后階數下，各CD檢驗統計量均在10%以下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面板截面單位相互獨立的原假設，這就意味著在后續的單位根檢驗的檢驗方程設定中應該考慮到面板截面的自相關性。

Pesaran（2007）在面板ADF檢驗方程的基礎上通過加入截面均值變量及其對應的差分變量，推廣為截面ADF檢驗方程（CADF）。截面ADF檢驗方程的設定，可以極大地降低由于截面相關性對單位根檢驗所帶來的影響。并且結合截面ADF檢驗方程的具體形式，Pesaran（2007）分別對IPS檢驗和Fisher類型檢驗進行推廣，構造出了CIPS檢驗統計量、CZ檢驗統計量和CP檢驗統計量對面板變量是否存在單位根進行檢驗。Pesaran（2007）利用Monte Carlo模擬研究表明，CIPS檢驗統計量、CZ檢驗統計量和CP檢驗統計量不僅有效地解決截面相關性問題，而且具有較好的小樣本性質以及檢驗效果。[11]因此，考慮到前述面板截面相關性的檢驗結果，為了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分別利用CIPS、CZ以及CP檢驗方法對模型中所涉及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中所涉及的3個變量的水平值的CIPS、CZ以及CP檢驗結果表明創新投入變量具有一階單整性，而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率變量均為平穩變量，即具有零階單整性。

由于模型中面板變量的單整階數并不一致，即出現所謂的“混合面板（mixed panels）”問題[12]，如果模型中面板變量的單整階數一致，則可以利用Kao面板協整檢驗、McCoskey和Kao面板協整檢驗、Pedroni面板協整檢驗以及Groen和Kleibergen基于似然函數的面板協整檢驗分析面板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但是這些常見的面板協整方法對于混合面板情況，均不具有適用性。Yamada和Toda（1998）指出將模型中單整變量進行差分之后建立VAR模型，也并不是一種合理的建模策略，因為這樣做，常常會因為損失變量的長期信息而導致模型的解釋能力不足[13]。借鑒Emirmahmutoglu，Kose（2011）的做法，構建面板LA-VAR方法分析地區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動態影響特征[14]。

（三）面板LA-VAR模型構建

令 是包含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率的三維面板向量，則本文構建的面板LA-VAR模型設定形式如下：

（8）

首先利用信息準則（AIC、BIC、HQIC）確定模型（2）的最優滯后階數，檢驗結果表明，面板LA-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階滯后。根據前述面板單位根檢驗的結果，模型最大的單整階數為1，即 。Emirmahmutoglu，Kose（2011）建議對模型（2）進行OLS估計。

由估計結果可以看出，首先，滯后前三期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強度在10%的置信水平下負相關，但系數非常小。這說明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對創新投入的提高有負作用。滯后一期、滯后二期和滯后三期的GDP增長速度對創新投入強度作用不顯著。其次，創新投入強度各期均在較高的置信水平下對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產生負向影響，說明我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作用第二產業要優于第三產業。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兩種，第一，各省創新投入多集中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創新投入較低;第二，第三產業創新效率低于第二產業。從創新投入角度來看，如此分配創新資源導致的結果只是產業結構凝固，第二產業比重居高不下。GDP增長速度對產業高級化水平的作用也不顯著，因此可以得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的作用不明顯。最后，各期的創新投入強度和產業高級化水平均對GDP增長速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創新投入強度系數遠大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系數，因此判斷，各省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速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各省經濟增速的提高。

（四）脈沖響應分析

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對上述構建的面板LA-VAR模型進行結構分析。

從分析結果看，創新投入強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和GDP增長速度的脈沖響應，可以看出創新投入強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沖擊的響應非常小，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波動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外生擾動對創新投入強度影響較小。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水平發展以及經濟增速的提高沒能有效帶動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因此，建立三者之間的聯動機制，使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速的提高能夠增強創新投入強度，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創新水平的重要保證。

從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沖擊響應來看，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強度當期沖擊響應為正，隨后五期響應均為負。說明創新投入強度的外生擾動會引起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下降，這說明各地區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有效促進了第二產業的發展，創新投入強度對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明顯低于第二產業。

從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GDP增長速度的沖擊響應來看，對于滯后三期的GDP增速波動響應為負，說明GDP增長速度的外生擾動會降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從滯后四期的數值來看，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存在正的滯后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僅為一年，滯后五期這種影響逐漸下降為零。

從GDP增長速度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沖擊響應來看，經濟增長速度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沖擊響應當期為負值，往后兩期均為正值。說明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年左右的滯后期，并且這種影響能夠持續兩年。

從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沖擊反應來看，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當期沖擊為負，滯后兩期響應為正向，說明在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會帶來經濟增速的下滑，這也是我國正面臨的產業結構調整陣痛期，但是滯后兩期的影響為正，隨后逐步收斂為0。

（五）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

本文將基于前述所構建的面板LA-VAR模型，進行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從而揭示中國地區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影響特征。

從面板Granger因果影響檢驗結果看：對于不管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均是顯著的，但是經濟增長對地區創新投入的作用并不顯著。高創新投入地區的創新投入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但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的創新投入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同時不管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產業結構對創新投入強度的反饋作用均不顯著。最后，不管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均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影響。

三、簡要的結論及政策含義

基于2002年到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本文運用面板LA-VAR模型和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了中國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無論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因此面對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生態環境壓力巨大的具體國情，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高創新投入強度，注重培養創新人才，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系統，發揮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對提高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是也必須注意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未帶動創新投入強度的高增長。經濟增速的提高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拉動作用還很小，因此要不斷加大創新投入，形成創新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雙向促進的聯動機制。

第二，創新投入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產業結構和創新之間本應存在的互相促進關系[15]，在中國并不存在。創新投入對第二產業的拉動作用優于第三產業。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同樣具有負向影響。創新投入多以第二產業為主，忽視第三產業創新，這種不合理的創新投入結構導致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緩慢，產業結構凝固。因此要調整創新資源分配格局，增加第三產業創新資源投入，發揮創新對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第三，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對經濟增長速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無論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估計系數顯示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不顯著的正向作用，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兩種投入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互為因果。因此，在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要進一步發揮第三產業的作用，通過創新手段，提高第三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和生產效率，增加第三產業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發揮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增長質量。

總而言之，中國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并沒有形成一種通暢的聯動機制，這種聯動機制的缺乏影響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因此，疏通三者之間相互作用脈絡，合理配置各種創新資源，發揮創新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同時調整創新投入結構，著力加大第三產業創新投入，形成創新驅動作用下的創新投入合理增長、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方向發展和經濟增速穩步提升的聯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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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pu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LI Zheng，YANG Si-y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n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