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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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通過對放棄金本位制以來所實行的歷次主要貨幣升值的考察，我們發現貨幣升值的主要目標是反通貨膨脹，而且貨幣升值只是用于反對特定類型的通貨膨脹壓力，非凡是反對主要由于外國資本源源而來所引起的進口型通貨膨脹的斗爭手段。貨幣升值通過對物價上漲的抑制成為反通貨膨脹的手段。貨幣升值對物價上漲的抑制作用體現在：一方面，進口物價的下降，會帶動國內物價的下降。尤其是進口原料的價格下降，因此利用這類原料制成的產品，其生產成本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外幣流入產生的過剩流動資產會流向海外。第三方面，可以促使產業結構的調整并進而提高效率，這對抑制物價上漲也有好處。為了控制物價水平的上升，就有必要將資源向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快的部門轉移，由于平價升值后，進口商品變得便宜，就會引起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的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貨幣升值使進口受到鼓勵，出口減少，結果，本國市場上供給越來越多，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激烈，從而減輕了對物價的壓力。

能夠導致貨幣升值的情況有兩類：行情性不平衡和結構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貨膨脹率的差異、進口型通貨膨脹和投機性資本流動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競爭力持續不斷地相對提高造成的。假如生產率的提高不被物價上漲所抵消，強大的生產率就會通過實現盈余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競爭力不斷提高，給貿易伙伴造成了問題。高生產率國家的貨幣定值偏低，其他國家的貨幣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斷積累，而且在貿易伙伴拒絕定期實行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出口國不得不實行貨幣升值。德國貨幣就是在該情況下升值的。

二戰以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貨幣升值發生在日本和德國。我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觀我國的人民幣目前所處的狀況，即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是否成熟。

二、二戰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們將二戰后日元的升值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對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發生過程。二戰后，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多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個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以此為開端，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從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年至1960年的23.4％。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產業更是迅速發展，出口貿易急劇增長。20世紀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后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正是從那時起，日本的貿易出現順差，長期資本收支中資本輸出也明顯增加，日本成了資本輸出國，日元也開始走向硬貨幣。

也是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與此同時，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已形成了比較雄厚的、外向型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36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這個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即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由于日元供不應求，因此從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擋日本產品的強大出口趨勢，尤其是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日本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汽車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呈現出極為懸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排世界汽車出口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更大的時間余地。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企業幾乎沒有形成什么約束力，日本汽車廠家也沒有多少到美國投資設廠的積極性。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年復一年的拖延終于讓美國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終通過國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后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三、戰后西德馬克持續升值的背景

從1951年起，西德國際收支盈余達到8億馬克。從1950年到1957年，德國出口翻了兩番。1959年末，德國超過英國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從1957年開始，與貿易無關的資本流入額不斷增加。西德貿易呈現持續順差的局面，市場上產生了馬克匯價過低的說法。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到了要求馬克升值。西德雖然擔心馬克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不良影響，但仍然采取了變更平價的方針。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價上漲率比其他國家低，因而國際競爭力強，貿易收支長期順差。1961年，馬克升值5％，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和減輕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1962年的貿易順差比前一年減少了40％。與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僅增長3.5％，進口卻增長了11.6％。物價上漲沒有完全遏制，但沒有貨幣升值，物價漲幅會更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貿易收支順差再次顯示出擴大的傾向，人們對馬克即將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強。1967年德國政府拒絕再次實行貨幣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機造成的危機卻使政府下決心將貨幣貶值。隨后法國法郎的貶值掀起了新一輪的投機，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兩周內買進了10億美元。1969年10月24日，馬克升值成為現實，升幅為9.29％。69億美元離開了德國。當時銀根忽然收緊，然而貿易局勢并未扭轉，這次升值使德國的貿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機又引起了對德國馬克的投機活動。1971年，在華盛頓協議簽訂后，德國馬克升值約5％。從1973年起，投機活動重新出現。盡管美元于1973年2月貶值10％，但仍未重新獲得信任。僅在3月3日這一天，德意志聯邦銀行就不得不買進20多億美元。3月12日，德國馬克相對非凡提款權升值3％。6月29日，德國馬克不得不再次對非凡提款權升值5.5％。由于此后馬克的匯價持續看漲，到了史密森氏會議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在這次貨幣匯價調整時，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嗎？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或許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2002年12月2日，美國《商業周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經濟。”隨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日本《讀賣新聞》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幣比值低是出現國際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廉價的中國產品使國內制造業感到了壓力，導致產業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美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連續3年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對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者團體全國制造商協會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是因為中國政府把人民幣比價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預市場所致。

1.國外指責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依據”何在？

一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那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全球資本為了在中國獲得可觀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國，這也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并非由于人民幣幣值過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貿易領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現、豐富的勞動力及海外企業的生產環節的外購引起的。不容忽視的原因還有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工廠，其生產成本只有美國生產成本的1／35和中國臺灣生產成本的1／10.就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的原因來說，最大原因是那些對美國出口的公司如今都遷往中國生產。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1997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中的75％是這種“遷移效應”產生的結果。這種狀況在玩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尤為突出。此外，向美國出口的許多比較先進的產品僅僅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32億美元有“中國制造”的電腦配件，在4年中增長了78億美元。然而，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進的部件是從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工廠遷移效應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國對美國公司和就業構成的競爭威脅。正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大規模順差的出現并非因為中國封閉市場，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告還指出，大多數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并未代替美國國內產品，而是代替了從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查也顯示，日本進駐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中的51％的企業將其70％以上的產品出口。通常日本企業會向中國出口原料，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并將產品出口到日本。

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更是通過有說服力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出口動力更多地來自西方跨國公司有意識的外購策略，而不是中國本地公司的迅速發展。中國日益強大的出口機器上到處都有美國、歐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跡。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一直如此。從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兩倍，從1210億美元上升到3654億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及中國與工業國家公司合伙開辦的合資企業——在這個累計增長額中占了整整65％。這恐怕不能證實中國在從其他國家手里搶奪市場份額。應該說，這是工業國家的高成本生產商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副產品。

三是人民幣幣值過低影響世界經濟，并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非凡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達到。

美國密歇根大學企業策略和國際商業問題教授琳達—利姆在《中國是在吃掉別人的午餐，還是在給它加量？》一文中認為，中國的GDP占世界總值的4％還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勞動力未充分就業的問題和國內儲蓄居高不下的現象，中國的經濟規模也遠不足以對其他國家產生什么影響。以貿易為例，根據WTO的計算，中國2001年的商品出口額占世界總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這一比例增至4.6％。這低于東盟10國的5.3％，而東盟的總人口只相當于中國的40％，GDP相當于中國的一半。日本仍是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國進口的商品中，中國產品的份額較高，約占總進口商品的9.3％，在這方面，中國仍不及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中國是日本一個重要的進口國，占日本進口額的16.6％，美國產品則占日本進口額的18.3％，歐盟占12.8％。2001年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的數量增長了2.5％，可是從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東盟的進口分別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國從其他亞洲國家減少的250億美元進口遠遠高于從中國增加的25億美元進口，這表明由于美國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資減少和技術行業持續的不景氣而削減了進口的高科技零部件和設備的數量，美國商品的進口數量總體下降了6.2％。中國的出口產品沒有受到這種下降的影響，因為它們品種繁多，而且更以消費者為導向而不是以技術為導向。中國不僅沒有阻礙其亞洲鄰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反而起到了促進作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本地區傳統貿易伙伴的3-4倍。

第2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實際利用外資；進口；出口

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而2007年3月22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變為1美元兌人民幣7.7310元，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是否對近幾年增幅減緩的實際利用外資形成更大人民幣的沖擊呢?

二、文獻綜述和經濟定義

“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們必須意識到，目前資本外流對我國是不利的。”浙江大學的范劍虹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到。“人民幣升值，會使原來需10億美元在境外所能完成的投資，升值后會少用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就能完成了，因此必然會加速資本外流。”但對此筆者有自己一些小小的不同的看法。

1.人民幣匯率

國際經濟交往中，由于各國貨幣購買力不同，而債權債務又必須通過貨幣兌換、外匯買賣才能進行國際結算，所以就涉及到一國貨幣與另外一國貨幣的比價問題，于是產生了匯率。匯率（ForeignExchangeRate），簡單的說，就是兩國貨幣之間的匯兌比率，是一國貨幣用另一國貨幣表示的價格。人民幣匯率是指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匯兌比率，一般與美元相比較。如果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兌比率為8：1。那么人民幣升值，意味著1美元只能換取8元以下的人民幣。

2．實際利用外資

實際利用外資是指我國在和外商簽訂合同后，實際到達的外資款項。只有實際利用外資才能真正體現我國的外資利用水平。外資是加快我國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合理引進外資是我國經濟工作一個重點。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全面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嶄新階段，利用外資也邁上了新臺階。“十五”計劃期間（2001年-2005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約3830億美元，比“九五”計劃期間的實際利用額增長34%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約2860億美元，境外發行股票籌資約380億美元，借用國外貸款約460億美元，年總額超過美國。

三、人民幣升值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必將對與人民幣匯率息息相關的國際資金引起很大干擾。畢竟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外幣相對人民幣的價格下降，外商的投資金額縮水。而對匯率的變動出口和進口表現得最為敏感。

1．從出口方面分析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隨著我國更加密切地融人國際經濟大家庭，我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事實已不可逆轉，并在不斷地深入和強化。根據海關統計，2002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2799.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55.3%，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1699.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52.2%；2003年1－5月，我國加工貿易出口848.4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54.4%，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839.6億美元，占出口額的59%。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比重越來越大。

在這些外資出口企業中出口的產品成本一般有人民幣和外幣兩部分。對于那些外幣成本比重較大的外資企業，人民幣的升值對企業的影響不大。我們可以從下面一家汽車加工裝配企業的例子中可以了解原因，假設這家企業進口全部零部件組裝再進行出口，其配件成本為50億美元，在國內經過加工增值20%，10億美元相當于100億人民幣（按照1：10匯率）的出口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是100億人民幣：50億美元（（500億人民幣），l：50總成本是600億人民幣，或者是60億美元。當人民幣升值為20%到了1：8，進口成本50億美元，轉換成人民幣為400億，國內100億人民幣支出不變，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會變為100億人民幣：400億人民幣，現在的比例是1：4。總成本是500億人民幣，按照人民幣計算降低了20%，這樣就可以抵消出口價格的上升。所以說對那類想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就不會減少對中國的投資。

可是對于出口的產品成本只有人民幣或以人民幣為主的的外資出口企業，隨著人民幣成本的相對增加，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明顯下降。而這類往往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技術含量不是很高。這一類的外資企業將會越來越少。可是人民幣升值不會根本上導致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根據聯合國的《2002貿易和發展報告》，我們了解到美國1998年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8倍。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出口產品的成本中不過10%，而發達國家在40%左右。所以那些外商還是愿意再把資金帶入我國大陸，其中更多的是愿意將資金投向那些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樣一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就不會下降，改變的只是外資的產業結構。而這種改變無疑是一種資源的優化。對我國引進先進技術有很大的幫助。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保持和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

2．從進口方面分析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2005年7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從此人民幣開始了持續升值之路。像業界普遍預測的那樣，進口行業成為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據海關數據顯示，我國進口額自2005年以來呈快速增長之勢。至今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9809.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3.3%，其中進口4342億美元，增長18.2%。

而在那些進口企業中外資企業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絕大數的外資企業都是依靠進口的技術和部件，單純的資金投入就相對少一些。對于那些技術和部件依靠進口但產品主要投入內地市場的外資企業，隨著人民幣升值對那些企業的進口也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的影響。那些直接的影響就是，當匯率升值后，進口商品的價格由以外幣計價變為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會發生相同幅度的調整；而間接的影響就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也會因為隨著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引起其進口產品需求量的變化。在進口價格發生變化時，根據一般的需求價格規律，進口商品在我國大陸市場上的需求量也會隨之改變。當需求彈性不同時，進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需求彈性理論，需求彈性越高的商品，進口價格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就越大。所以人民幣升值對于那些技術和部件依靠進口但產品主要投入內地市場的外資企業只有好處，外商也不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

在這里我們也可以從進口的另一個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外國商品進入該國，要收回同樣的外國貨幣，其價格就會相對便宜，商品就具有競爭力，有利于外國商品進入。所以，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將會逐步增加。但是，具體到對不

同行業的影響，結果就不一樣。

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負債、資產、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它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企業的經營業績。概括而言，人民幣升值將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或者擁有高流動性和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會是長期利好；而對出口行業、外幣資產高或者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沖擊就相對比較大；其他行業則影響較小。

對于生產要素占成本較大行業，人民幣升值對行業會產生有利影響，比如說國內的航空公司，公司債務較大部分以外匯浮息貸款為主，人民幣升值后債務由以外幣計價折算成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有所下降，為航空公司帶來直接會計賬面的匯兌收益，外幣債務還本付息時則讓企業節省了人民幣計價的財務成本與費用。其他那些原料大量依賴進口的行業也可能會從人民幣升值中得到好處，如造紙、鋼鐵、石化、電力設備等行業。

而這些產業在我國已經慢慢開始允許外資進入。由于該產業往往是須巨額資金的大企業，隨著大量外資企業的進入，外資的結構比重將形成很大的變化；再加上這些大企業投資大，撤資就相對困難。這樣就會形成穩定的投資，后續資金和技術將源源不斷涌入我國大陸。在那些外資大企業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刺激下，我國的同類企業必將加快自己的技術開發和改善，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以便于適應這場殘酷的市場競爭。

3．從房地產角度分析對實際利用外資的影響

自2003年以來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呼吁不絕于耳，在匯率調整預期下，外資早已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房地產業。人民幣升值后會產生流動性效應。這種效應主要反映在兩方面：一是升值預期中的資金流動，即當市場預期人民幣將要升值時，大量的短期投機性資金將涌入中國，這些“游資”中相當一部分將流向房地產市場，從而推高房地產價格；二是人民幣升值之后的流動性。人民幣升值一般意味著國內經濟整體向好，投資機會多，而且收益水平相對可觀，或者投資者預期貨幣將持續升值，則將有大量的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市場，我國房地產市場由于利潤率高、流通性較好將成為這些資金集中的場所。這樣一來，外商對我國的實際投資將會呈現出更多渠道，外資結構將出些一些改變。從傳統的生產行業轉到了金融、房地產等第三產業。

四、總結

人民幣升值將對我國的實際利用外資形成一定的影響，但影響不是在其外資總數額上，而是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結構。這可以從我對進口和出口兩方面的分析中得出。這對于我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國的外資結構必將得到優化，促使我國提高生產力，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科研創新產品的大規模問世。貨幣升值，意味意貨幣購買力加強，而貨幣購買力強，意味著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加。人民幣升值，充分說明我們改革開放、引資發展戰略的成功，更向世界展示了我國良好的發展前景，這對于國外資金有極強的吸引力。我們要客觀的看待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把人民幣升值作為一種機遇，對我國的產業布局進行調整。讓國民經濟更加快速健康的發展，更好融入世界經濟。

第3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很高，也正如人們所預料的，2006年3月1日人民幣匯率走勢表現為加速升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首次突破8.04關口，雖然后期有一定的回調，但近日又破8.03再創新高。總結各方面因素，人民幣在較長時間內還存在著較大的升值壓力。貿易順差、資本項目順差、外匯管理體制的缺陷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加突出。平淡的國內需求導致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對外貿易，長期以來的吸引外資政策和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使得資本項目下的順差難平；再加上廉價“中國制造”的強大價格競爭力，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成為可能，人民幣匯率的近期表現足以證明了這一點。業界已形成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共識，升值的幅度如何把握、能否把握成為熱門話題。美聯儲的利率政策調整也被金融界人士視為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參照物，匯率變動適度關注美聯儲的利率增幅，用此來阻擊國際游資的投機炒作，保護我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安全，理論上是可行的。前段時間央行也作了一些調整，2005年3月下調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和房貸利率的操作，可稱為是拉大兩國利率差距為匯率改革做的鋪墊，擴大美聯儲利率與人民幣利率的差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預留空間。總之國際環境要求升值、財經業界正在討論如何升值、央行也默許升值。

從預防人民幣升值引起的投機風險這個角度分析，美聯儲的利率操作對我國的匯率改革有著程度方面的影響，其提高利率對我們的匯率調整有利。短期內美利率會大幅提高嗎？升到足以使人民幣升值壓力完全釋放的程度？換句話說，美聯儲會將利率調至使美中利率差滿足人民幣匯率改革所需要的水平嗎？我看不會，美國經濟并非過熱，美聯儲沒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利率。人民幣只有采取緩慢升值，年升值幅度小于中美利率差，而且還要均勻升值才能防范炒家投機。人民幣之所以要升值是因為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貿易的不平衡；近期在人民幣小幅升值的情況下，中美貿易失衡卻進一步的擴大，更增加了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美國政府也進一步施壓，想促成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并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來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綜合各方面因素，美聯儲不會大幅升息，我們也沒有大幅降息的空間，想安全地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難度很大。我國外匯管理部門接受人民幣逐漸升值的做法，而且態度堅定。逐漸升值雖然也可以阻擊投機，但是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會很難承受；嚴重點說，將面對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出口會受重挫，使生產萎縮或出現通貨緊縮。管理當局推出的QDII對外投資，有可能在資本性項目上做文章，通過QDII的操作緩解資本項目順差。但是有個前提QDII的回報率必須高于人民幣漸進升值幅度，否則得不償失，所以這個措施短期內不會見效。QDII事實上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使我國的外貿出口銳減，結果很可能出現境內資本外流，境內大量失業的現象。所以還是要下猛藥制止人民幣升值，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二、低工資、低國內需求引來人民幣升值壓力。

僅依靠貨幣政策手段來制止升值是不可能，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匯率改革不只是貨幣問題，還和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密切相關，和我們的分配制度密切相關。我們從主要矛盾來分析，貿易的不平衡表面原因是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廉價“中國制造”。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高，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只能靠出口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產品價格低并不是我們的生產效率高，單位時間生產的產品多；是我們的勞動者工資低，單位工資生產的產品多；這不應該被稱為生產效率高，而是工資利用率高。勞動力價格遠遠背離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價值。低工資、低消費、低內需，產品高價值、低價格、高競爭力、大量出口。勞動力價格與價值的背離才是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要改革分配制度，解決低工資問題。一個常年離家的打工者，一年的工資勉強養活兩口人，無力付孩子上小學的費用，這樣的工資水平有利于社會嗎？有利于國家嗎？對誰有理？這種水平工資產出的產品出口必然引起貿易失衡，促使本國貨幣升值；這樣的產品內銷，必然引起通貨緊縮。所以提高勞動者工資也是必行之策。

三、改革分配制度，價值回歸消除升值壓力。

我國的勞動力過剩矛盾突出，低工資問題通過勞資雙方的博弈無法迅速解決的。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強制企業適時的提高勞動者工資，建立工資隨經濟發展而主動上升的長效機制，否則工資上漲難以實現。立法漲工資會提高“中國制造”的價格，勞動者和中國產品的價值得到回歸，緩解貿易失衡、消除人民幣升值壓力。漲工資之后，從宏觀方面分析，漲工資從一定意義上講是擴大了國內需求，也有可能帶來物價上漲，但是物價上升應該在過剩的產能被釋放之后，因為現階段起作用的是有效需求，并非真實的需求總量，人們的消費需求被低收入和太多的后顧之憂壓縮，當然也會由于收入的上升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而釋放。增大的有效需求，首先吃掉過剩的產能和出口的減少量，即便出現物價上升，也是前面所所提到的“產品價值回歸”，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確認。這里需要說明：我們應該提高國內的價格水平，特別是資源性產品價格至少要和國際接軌，這樣才會公平和高效的利用國內資源，不要像現在這樣，昂貴的資源被過低的定價錯誤的配置到生產中，使出口產品形成不應有的競爭力，導致貿易失衡，進而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開放的經濟環境也使國內商品價格與價值的矛盾顯現，國內商品定價與國際接軌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政府以立法形式確定勞動力和基礎資源的最低價格，其它產品的定價讓市場去做，糾正扭曲價格后公平參與競爭。消費需求上漲致使過剩的產能被充分利用，就算出現一定程度非價值回歸性的通貨膨脹，運用發行社會保障國債的財政調控手段也能控制（后面論述）。從微觀經濟方面分析，工資上漲會使企業產品成本上升，如果是產品壽命周期正處在成長期以及成長期之前的企業，其產品可以適度調價，即使不調價，產品銷量也會隨著短期內消費需求總量和層次的提升而加快增長，企業將受益于總量的上升而盈利。如果是產品處在成熟期的企業，由于短時間內消費需求總量和層次的提升，提高產品價格是可行的；如果企業有利潤空間可以消化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增長，新增加的消費需求將擴大產品的銷售數量，企業同樣會獲益。退一步說，前面述及的產品，市場不接受其漲價，企業因為漲工資利潤下降也是應該接受的，這正是提高工資的初衷，是對勞方和資方利益分配重新定位，解決的是分配不合理問題，進而將培育出消費需求不斷上升的健康市場，資方還是會從中受益。如果是產品正處在衰退期的企業，成本上升加速其轉產，否則就讓其滅亡，避免其浪費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

四、建立社會保障釋放需求，根除人民幣升值壓力。

除了立法增加勞動者工資以外，還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只有如此才會真正釋放消費需求，減輕或根除人民幣升值壓力。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體制，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體制，解決掉人民群眾的養老、醫療，等于去掉了他們的后顧之憂，加上工資上漲的長效機制的建立，會使普通消費者對未來有一個樂觀的預期，人們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很容易的被調動起來，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同時也讓普通百姓感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市場化變革非常快，政府職能也要適時轉變，政府要做政府該做的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它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是市場經濟建設的必備條件。

五、繞過國有股減持貼現國有資產，健全社會保障體制。

當前，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需要解決很多矛盾，最突出的問題是資金不足以及經濟轉型之后的歷史欠賬。建立社保資金征集機制是問題的關鍵，應當立即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社保資金的固定征收機制；至于社會保障資金的以前欠賬，可以通過直接動用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變現操作來補充。如此使用外匯儲備比用它注資國有銀行和拯救股市更加公平，國際社會更容易理解，還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國有資產變現彌補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仍然是解決歷史欠賬問題的最佳方案，只不過要選擇一個正確的實施辦法。前些時候，國家想通過國有股減持形式將國有資產變現，由于國企信用缺失和股票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不足，結果引起股價暴跌，使該計劃擱淺。鑒于此我們應該另尋他策，我建議發行社會保障國債。讓國債介入國有企業和投資者之間，解決國企信用缺失和投資者抗風險能力不足的問題，將國有資產貼現籌措社保資金。

政府先按照合理的利息率發行籌集社保基金的國債。國有企業和出資人之間插入社保基金國債（國家信用），國家繼續持股并控制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正常運營努力賺取利潤，國家以投資人的身份獲得企業分配的利潤，用該利潤支付社保基金國債利息。這個過程中被貼現資產是國有資產，等于企業中的國有股權加上其分得的利潤；貼現機構為購買債券的出資人，貼現金額就是國債收入金額，貼現息為國債利息，貼現利率當然就是國債利率。國家把社會保障國債收入投入社會保障事業，補償以前的社會保障資金欠賬。假如國有股股息率大于社保基金國債利率，國家還會拿到大于國有股賬面價格的收入。目前存款利率很低，銀行存款總額很大，人們都在抱怨買不到高收益并且免稅的國債，國家大量發行社保基金國債正是時機，國內外都很容易接受，還可以適當抑制通貨膨脹。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期限為一年（如果數量太大，多年也可），每年發行一次；利率高于其他投資品種的稅后收益率并參照通貨膨脹率確定。其總量可用下列公式計算：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總量=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息額÷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年利率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率，遵照宏觀調控目的由政府財政部門來定，國家有主動權。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息額，按照該國債計劃總量和利率，參照國有企業年盈利額和其他財政收入來源確定，國家依然有主動權。

第4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的影響

（一）基于實證的分析

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4.微觀上，我國企業要靈活采用金融手段規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風險；提高談判能力，與上下游廠商共同分攤匯率變動的影響；加強管理，提高效率，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長期來看，企業要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實現產品升級，打造品牌。

第5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上下浮動以消除任何對外匯的過度供給或過度需求。外匯的需求量總是與供給量相等，國際收支也不會存在不平衡，同樣也沒有外匯儲備的必要。雖然浮動匯率制消除了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問題，但是它并不能解決一個國家所有的國際貿易問題。所以有很多國家采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在管理浮動匯率下，政府可以干預外匯市場但不完全固定匯率。匯率管理的根本目標是提供一種穩定市場的力量。從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范圍在中間價的千分之三內變動，人民幣呈現出加快升值趨勢。

1、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地保持高速增長是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重要原因

自1993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著高速的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外貿依存度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1985-2005年，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比國民經濟增長快9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從1985年的21.4%提高到2005年的80.2%。特別是在加入WTO后，外貿依存度與出口依存度出現了直線上升勢頭。

2、外匯儲備持續增長是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又一重要因素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穩定增長趨勢，特別是近幾年呈現增長加速。外匯儲備在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別增加742億美元、1168億美元、2066億美元，2005年增加2089億美元，達到8189億美元。出口拉動型的戰略使中國的經濟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并使中國保持著較高的貿易順差。

人民幣兌美元在2006年升值了3.3%，中國2006年的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1774.7億美元，遠超過2005年的1018.8億美元。過去兩年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標志著中國的貿易形勢已經發生大的變化。在此前的20年中，中國的貿易順差一直在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至3%這一區間內波動，貿易順差額在2005年突然超過1000億美元，而之前從未高過440億美元。中國2006年的貿易順差額接近該年GDP估值的7%，高于2005年4.5%的水平。在出口拉動下，通常會低估本幣，反應在匯率上就會表現為匯率的持續上升。

3、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中國多年來高速增長的貿易順差，而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是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

自1994年中國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以來，中國的貿易差額開始了持續的正盈余。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對外貿易額大幅度增加。對比1995年以來中國的貿易盈余構成，加工貿易盈余長期以來都是中國貿易盈余的主要來源，而在2001年之后，加工貿易盈余快速大幅增加，成為中國順差的主要來源。特別是以外資企業為主力的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的50%以上。

簡言之，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外匯儲備持續增加以及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的出口不斷擴大而導致的貿易順差是推動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的根本原因。

2、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貿易及投資的影響效應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中國以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為主的產業結構成本的上升，卻使中國對美國投資的成本降低。因此，中國傳統產業將受到一定的打擊，而“走出去”的企業則帶來機遇。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貿易及投資的影響效應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將受到影響

根據研究數據，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均對實際有效匯率變化敏感。在假定其他因素(如外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實際有效匯率上升10%之后，出口總額將最終累計下降12.9%，其中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分別累計下降16.4%和9.2%。而如果外部需求增長1%，則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均將累計上升5.8%。由此可見外部需求是影響中國出口增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2、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步伐將加快

目前國內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大多表現出對匯率較高的依賴程度，受匯率變動影響較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內制造業產品大多集中在中低端，主要采取價格競爭手段，人民幣升值無疑對中國出口的持續增長帶來挑戰。在這種壓力下，預計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步伐將加快。

3、游資在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可能喬裝混入貿易項下進入中國，推動中國人民幣資產價格上升

這同時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帶來機遇。一個企業的競爭力體現在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比如能源、資金、技術、市場等。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使中國企業可以購買相對低廉的美國土地和資源，同時降低并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的成本。

4、人民幣升值加快中國對外投資的步伐

自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對外投資額成倍地增長，由2003年度直接投資總額的29億美元持續上升到2006年度的211.6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凈額由2003年的334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906.3億美元。我國對外投資的行業以商業服務業、采礦業、制造業為主；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但是，從總體來看投資規模相對目前的巨額貿易順差來說很不對稱。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政府前幾年主要是以招商引資為主，對于對外投資的引導和支持的力度相對較小；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還不是非常完善，導致儲蓄轉為投資的傳導機制受阻，總體上投資資金還存在一定的缺口。但是，在許多民營企業主導的行業中又存在大量的剩余資本需要尋求投資機會，而人民幣升值將可以引導這些資金對外投資。此外，人民幣的升值使中國本土的一些比較優勢產業在面臨生產嚴重過剩導致惡性競爭、利潤下降的情況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拓展國際市場，避開各種貿易壁壘，獲得更大的發展機會。縱觀跨國公司發展的歷程，進行全球化投資，實現資源在世界范圍的合理配置是必經之路，而人民幣升值將有力地推動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進程。

3、結論與建議

在人民幣面臨進一步升值的預期下，中國政府要對利用外資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在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及調整出口結構的同時，要通過擴大進口、增加內需來緩解貿易順差的擴大；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合理引導升值預期，避免國際短期套利資金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沖擊。人民幣的升值為購買相對低廉的國外資產帶來機會，可以利用部分外匯儲備，通過政府的財力和企業的運作在全球范圍進行優質資產的收購。由于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與國際上發達國家具有巨大的差距，因此，要引導和扶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并帶動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走出國門，實現中國勞力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逐漸消除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現狀。

【參考文獻】

[1]BRADLEYR.SCHILLER:TheEconomyToday.

[2]N.GregoryMankin:PrinciplesofEconomics.

[3]朱鮀華：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第6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第7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議論持續了一段時間后，隨著中國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堅定立場而逐漸淡去，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依然存在。2003年11月，美國政府突然宣布對中國所出口的服裝、紡織品、彩電實施配額控制和征收反傾銷稅的進口限制措施，這是美國政府看到人民幣升值無望后采用的非匯率手段打擊中國的出口，來解決中美貿易順差問題；同時在國內也有升值的壓力，中國多年來的貿易順差和巨額資本流入使我們的外匯儲備突破了4000億美元。但是，人民幣匯率目前必須保持穩定，國內大多數專家學者和國外的有識之士都認為，人民幣升值將導致瘋狂的投機，對中國經濟發展將是災難性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教授更是深刻的指出：人民幣升值將帶來弊端，加重通貨緊縮，經濟增速下降，造成就業率下降，形成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外商直接投資下降，貨幣政策失控等等，產生一系列嚴重后果。因此，目前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明智之舉。但是一方面我們必須從實務對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幣升值的化解之道，積極為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綢繆，在理論上分析在人民幣升值的狀態下人民幣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討如何削減人民幣升值給貿易、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畢竟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綜合國力的提升，人民幣匯率必然有一個上升的過程，只是我們需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

一、本幣匯率升值的經濟學分析

匯率，又稱匯價，表示的是一個國家貨幣折算成另一個國家貨幣的比價。它表示的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互換關系。匯率的標價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標價法，用一單位的外國貨幣為標準，折算為一定數額的本國貨幣來表示的匯率；另一種方法是間接標價法，它用一單位的本國貨幣作標準，折算為一定數量的外國貨幣來表示。無論哪種標價方法，本幣的對外升值都是對于以前而言，現在能用較少的本幣兌換較多的外幣，從而影響著兩國商品的價格對比關系。一般說來，本幣匯率升高，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反之，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因為在本幣匯率高的情況下，進口同樣的商品，要少支付本幣；出口同樣的商品，要少收入本幣，這有利于進口商，不利于出口商。對于外商直接投資，本幣匯率高，相對于外幣而言意味著，本幣標示的土地、房屋、勞動力價格、設備等等價格就高，因而投資在東道國的企業的經營成本、財務成本、勞動力成本都會上升，在同樣的收入前提下，收益就少，就不利于吸引外資。同樣，本幣的匯率的上升也就是外國貨幣的貶值，在外國的投資成本隨之下降，使向國外投資變得更經濟，促進本國國內的資本轉向國外投資，而投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前提，投資的減少也就影響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尤其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引進外資更重要的是引進先進的技術、先進的設備和科學的管理經驗，提升市場化程度和現代化程度，但本幣的升值為外資的進入設置了羈絆。這樣，匯率的高低就歸結到一點，能否更充分地利用本國資源，贏得更多的國民產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所以任何國家的政府都要爭取有利的匯率條件。因而說匯率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核心要素，本幣匯率的高低，關系著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即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關系資本流動，不僅對直接投資產生深遠影響，而且匯率的變動能誘發大批短期資本進行套利活動，沖擊正常的經濟生活。在本幣升值的狀況下，對本國的貿易和資本流入產生很大的沖擊，1985年日本迫于西方主要國家的壓力，簽訂了《廣場協定》，使日元的匯價飆升了三倍，結果貿易形勢發生急轉，大批資本為壓縮成本也跨出國門到發展中國家投資辦廠，固然攫取了可觀的投資利潤，但也影響了國內的就業水平和發展后勁，埋下了后期經濟發展的隱患，可以這樣說，日元升值是日本近年來揮之不去的通貨緊縮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本幣升值的情況下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辦法對進口商進行限制，對出口商進行補償，限制或補償的辦法有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

二、政府行為對本幣升值的可替代性

政府為了削弱匯率變動的負面影響，可以通過行政手段進行調節，主要有關稅、出口退稅、配額等。關稅和出口退稅是政府運用稅收的辦法調整進出口商品的價格。關稅就是對進口商品課稅，向外國物品征收，提高了國外商品的銷售價格，減少了國內消費者對它的需求，所以提高關稅是對進口商的限制。出口退稅補貼是政府對出口企業進行稅金返還，是對出口商的一種補償，提高出口退稅率，實質上相當于本幣貶值，這是用國內的貨幣補貼國外消費者，用來對沖本幣名義上對外升值而形成的對出口的沖擊。這表明：本幣匯率變動(升值)，對出口商說，能夠通過提高出口退稅補償，對進口商說，能夠通過提高關稅進行抵消。進一步說，本幣升值的效應能夠通過提高有效出口退稅率來抵消，也能夠通過提高關稅抵消。但是采取關稅或補貼兩種手段各有其特點，效應是不同的。如果貿易保護的目標是刺激國內產出，補貼要優于關稅，因為關稅加大了進口消費成本，卻無助于對國內貿易部門的產出。如果貿易保護的目標是減少進口或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那么關稅的代價最小，而補貼較為不利，原因在于關稅能同時起到進口消費品和增加國內生產的雙重作用，這比補貼僅能增加國內外向型產出的單一作用更為有效。簡單地說，可以認為關稅是一種“內向型”政策，即保護國內生產的發展，而補貼是一種“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產的發展。另外，兩者作用的后果也不一致，關稅限制了國內消費者需求，國外生產者亦支付了更高的進入成本，約束了國際間比較成本優勢的發揮，對整個社會而言，只會引起社會整體福利的凈損失，普遍提高關稅這個效果是應當防止的。而且，一國關稅的提高，往往會遭致貿易伙伴國報復性關稅反擊，造成“雙輸”的局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進口的商品通常是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依賴性強，進口彈性差，提高關稅只會加重國內消費的負擔，自身的福利損失更大些。出口退稅補貼的實施要有政府財力做為保障。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退稅補貼會成為一張空頭支票，對外貿易企業不能得到及時的貨幣補償，引起企業支付能力和周轉能力下降，陷入生產危機。另外，出口退稅補貼的多少，即出口退稅率的確定，還要考慮外匯緊缺程度，如果外匯短缺、儲備不足時，提高出口退稅率，能夠調動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增加創匯；反之，就有條件訂得低些。

以上兩種措施是政府在改變進出口商品的價格上施加影響，政府還可以通過配額在進口商品數量上直接控制，來抵消由于本幣升值使得進口商品成本低，進口商品有條件降價而形成的對國內生產廠商的沖擊。配額的使用有一個特點：彈性較差，進口配額上升會受到貿易國伙伴的歡迎，但下降就會招致強烈的抗議，因為配額的數量是透明的，貿易伙伴按照原本配額設定產品數量組織生產進行供給，配額減少后，進口數量遭到強制壓縮，無疑會使其生產能力閑置，形成投資浪費、加大失業。所以，配額增加容易減少難。

綜上所述，政府在對本幣升值進行政策抵消時就可以綜合考慮三個因素，即關稅調整、出口退稅率和配額。假設在人民幣升值情況下，我們能否還用這幾種措施進行抵消呢?首先，從關稅上講，加入WTO后，我國鄭重承諾大幅降低整體關稅水平，再次提升關稅水平勢必影響大國的誠信和形象，配額也是如此，只能是一個逐步擴大、放松，乃至取消的趨勢。從出口退稅上來講，出口退稅率調整確實對出口增長的影響非常直接，中國出口企業對稅收成本的增減非常敏感。1999年在東南亞國家貨幣相繼貶值的浪潮中，我國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堅挺，事實上是人民幣升值的過程，外貿部門的出口形勢變得異常嚴峻，于是將出口退稅率平均由6%提高到15%，政策效果顯著，當年出口額為1949億美元，到2002年底增加到3256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8.6%。據有關專家測算，平均出口退稅率上調一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增速將增加4.9個百分點，出口退稅對本幣升值的作用可見一斑。但應該看到，我國目前擴張的財政政策已形成巨額赤字，財政狀況比較薄弱，出口退稅的拖欠問題越來越嚴重。前不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文下調了出口退稅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左右。毫無疑問，動用出口退稅政策來沖銷本幣升值必須有充足的財力作后盾，況且近幾年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由短缺變為盈余，迫切需要外匯的壓力變小，政府不愿在出口退稅上再做文章。

三、市場自我調節對人民幣升值的可替代性

市場運行機制的自我調整是指在本幣升值后，影響了出口商的經營行為，進而改變國內市場供求狀況，帶來物價的全方位下跌，進而又為出口改善了貿易條件，市場自身的力量使本幣升值后盡可能回落。這一機理作用過程如下：本幣的匯率升值，首先影響到進出口價格，使得進口價格降低，出口價格上升。出口價格上升，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競爭力，會很快喪失國際貿易中的份額，這一點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進口商品價格下跌，排斥了本國商品供給，使得本國商品生產萎縮，喪失出口能力，使進出口失衡，這一點在某些發展中國家也產生過。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往往是傳統的日用品制造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的附加值低，他們之間的產品出口替代性強，因而其出口貿易不僅要接受發達國家的歧視性定價，還面臨著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一旦本幣匯率升值，價格優勢丟失，原來擁有的國際市場會迅速被其它發展中國家所占領。本國貿易部門生產出的龐大產品規模只得轉銷入國內市場，加劇國內商品市場的競爭，競爭的結果只能是日用品市場價格水平的下跌。出口產品轉向國內市場銷售帶來國內產品價格下跌，這和本幣對外升值帶來的進口商品價格下跌共同形成了物價水平整體下降，是同樣的效應，即意味著本幣對內升值。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素質較低，科學技術不很發達，使得國內產業在適應新的出口形勢而進行結構調整時顯得更為漫長，物價往往持續地滑坡，低迷不振，把經濟拖入通貨緊縮的泥潭。因此在外匯匯率管制的情況下，如果本幣升值一步到位不再調整，可以說本幣的對外升值也會通過市場自身的機制誘發貨幣對內升值。按照前面的假設，名義匯率不再調整，貨幣對內升值，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就意味著實際匯率下跌，因而可以抵消名義匯率在前期上升的部分幅度。前文已經論述過，對內升值可以起到減緩進口商品涌入的速度，為出口商壓縮生產成本擴大出口創造條件；其實質是市場通過自身的力量影響貨幣價值而進行的自我恢復性調節。這種市場性的調節會帶來市場機制的通病：作用鏈條長，時間緩慢、形成資源的浪費。要充分認識到市場自我的調節機制對貨幣對內價值的作用，使之盡量為國民經濟發展施加正面影響。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一時間大量商品出口受阻，積壓嚴重，只有拿到國內市場上出售，致使供過于求，物價下跌。而貨幣當局沒有預測到這種現象，實行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劇了通貨緊縮的程度，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只有依靠后來加大財政貨幣政策的力度去刺激經濟增長。應當說，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會產生負面作用。

四、本幣對內價值變動對人民幣升值的可替代性

在國內市場上可以運用貨幣政策使貨幣價值變動，即使其對內貶值或升值，對沖本幣對外的升值或貶值。比如，在國內市場上，使貨幣貶值的方法是造成國內物價上漲，形成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造成的國際貿易的后果一般說來，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因為進口商品在國內市場上銷售能隨著物價的上漲趨勢多賣錢，出口商卻因為原材料、能源、勞動力工資等因素的上漲而加大生產成本，以本幣計算的出口換匯收益就要下降，減弱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使出口數量減少。所以，在外匯匯率管制的條件下，本幣對外升值，而對內貶值，對出口商會產生雙重利空，但對進口商而言，卻是雙重利好，這樣會迅速惡化國際收支狀況，導致貿易失衡，所以應該采用貨幣對內升值的辦法來抵沖對外升值給出口帶來的影響。這樣，出口商便能以低的成本進行生產，以低的價格出口，改善本幣升值的不利局面。但是，又可能出現另一個問題，本幣的對內升值，即通貨緊縮，會造成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是貨幣當局不愿看到的。這樣的貨幣政策操作便是以犧牲國內整體經濟發展速度來保證貿易部門的利益，對此需要在這兩者之間根據實際進行利弊權衡、政策取舍。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在一個外貿依存度高的國家，外貿部門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貨幣政策則優先考慮的應該是外貿部門的利益，阻止貿易狀況因本幣升值而過度惡化，通過貿易部門平穩發展來帶動整體經濟；反之，如果外貿依存度不高，國內經濟運行對通貨緊縮反應強烈，則貨幣政策要側重考慮整體經濟的發展情況，不宜使貨幣對內升值，要暫時犧牲外貿部門的利益來保證整體經濟的健康運行。

五、利率調整對人民幣升值的可替代性

第8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最近一段時間，歐盟13國和G7國財長會議，中歐經濟對話，首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以及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均呼吁中國加快人民幣匯率改革步伐，增強匯率靈活性，并表示將對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加壓力。源于自200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超過10.46%，而人民幣兌歐元貶值幅度達6.85%，對英鎊、加元、澳幣也有所貶值，兌日元升值0.51%。加之因受美國次級債影響，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促使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在2007年12月11日，再次下調至4.25%，顯示盡管美國財長保爾森強調“強勢美元”，但實際狀況卻是“弱勢美元”。美元處于全面貶值效應下，造成資金流向經濟增長看好非美元貨幣，目前相對美元而言，歐元、英鎊、加元、澳幣、日元等貨幣都處于升值狀態。由于亞洲經濟，尤其中國經濟增長強勁，所以，近日亞洲貨幣走高，尤其是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創出新高，一方面是美元貶值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人民幣仍有升值要求。綜上諸多因素，近期人民幣已經升破7.37，可以預計人民幣升值幅度在2008年可能會加快，那么將會給資本品的股票市場增加上升動力。

美國結構性赤字導致美元疲軟，已經在匯市被反映出來，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美國消費開支由此受累，美元進入降息周期，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將催化美國以外的資產泡沫，尤其加快國際過剩資本“熱錢”，向中國等新興市場轉移速度，從而加劇了我國通貨膨脹壓力。2007年1至11月，我國CPI為4.6%，估計全年CPI將超過4.5%左右水平，雖然2007年以來人民銀行6次加息，利息稅從20%降到5%，以一年定期存款3.87%的基準利率，扣除5%利息稅后，實際利率只有3.6765%，在如此負利率情況下，市場普遍預期人民幣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貨膨脹，當前人民幣正處于加息周期中，勢必引發更多投機資本流入，可見美元與人民幣利率走勢，會不斷縮小人民幣與美元的利率差，壓縮人民幣加息空間。

從這一角度分析，我國貨幣政策在美元減息背景下更為艱難，海外國際投機資本（“熱錢”）涌入，雖然不是為了獲得利差收入來的，如歐元關鍵利率在4%，與美元利率4.5%相差0.5%，人民幣利率3.87%與美元4.5%相差0.63%，可見美元兌歐元利差與美元兌人民幣利差相差的差不多。匯率歐元兌美元升值速度比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速度還快，為什么沒有出現大量“熱錢”涌入歐洲呢？說明“熱錢”瞄準的是人民幣資產和資本品股市，因此，對人民幣的資產價格和資本品股市走高起著助推作用。

據國家商務部公布2007年1至10月份，我國貿易順差1856.5億美元，已經超過2006年全年的1774.6億美元，估計2007年全年外貿順差可能超高2700億美元。據有關部統計數據：2006年，中國對歐元區貿易順差為916億美元，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443億美元，前者是后者的60%，2007年前9個月，中國對歐元區和美國順差比2006年同期分別增長52.5%和16.1%，趨勢上看兩者貿易順差有迅速拉近的可能，估計2007年中國對歐元區貿易順差為1300億美元，這是歐元向人民幣匯率施壓的依據之一。

目前，中國占世界總出口比例接近10%，與此同時，仍然以20%左右速度增長，勢必影響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外貿順差擴大，源于國際產業的轉移，世界各國對中國產品需求量旺盛，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強有關系。預計全球資源價格因美元貶值而提價，會促使資源進口商成本提高，加據全球通貨膨脹，所以，估計2008年我國出口產品價格還會上漲。市場預計2008年貿易順差為2300億美元，只要外貿順差尚在，外匯儲備就還會增長，流動性過剩局面也會繼續存在，那么支持資本品股市的流動性資金就不會消失。

美元減息意味著美元貶值，導致2007年前10個月，歐元兌美元升值7.8%，加元升值14.5%，其他硬貨幣兌美元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值，但人民幣升值不到6%。實際有效匯率變化更大，美元和日元分別貶值3.6%和1.5%，人民幣貶值2.7%，歐元和加元分別升值0.9%和11%，可見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小，而歐元升值幅度大，加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在貶值，而歐元實際有效匯率在升值，這就是歐元希望人民幣加快步伐的主要原因。

這次因美國次級債引發的美元危機，造成歐美等地區部分市場流動性從泛濫到緊張，而亞洲部分地區從流動性角度觀察，并沒有因美國次級債影響，反而東南亞地區貨幣，尤其港元和人民幣流動性有增無減。緣由次按危機對亞洲影響不大，因為美國次按市場總額不過9000億美元，而與美國45萬億美元的金融市場相比規模很小，但在次按危機爆發以來，各國央行向市場注資超過6000億美元，顯然可見，超過可能實際直接損失的好幾倍，其實這是只出籠之虎的作用遠不止這些。

大家知道，歐美金融市場發育成熟完善衍生產品眾多，資金杠桿作用大，如果按照當前人民幣4.2倍貨幣乘數放大效應（中國金融衍生產品有限），保守地估計這6000億美元，在眾多金融杠桿作用放大之下，可產生5倍以上美元的威力作用。貨幣乘數效應一般會在4-7個月得到有效被釋放出來。各國央行大舉向市場注資行為，就等同于向市場“放水”鼓勵投資，意味著未來全球流動性環境更為復雜或嚴重，將繼續刺激資產價格上漲，為今后再次爆發金融危機種下禍根。

過剩資金必然發現中國A股價值洼地。我們知道，央行短期內放出的資金卻很難在短期內回收，因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體系比較完備，調節手段也充分市場化，如果沒有強制性措施，已經出籠的貨幣很難通過每次0.5個百分點的貼現利率在短時間內收回。況且，在本次利率之后，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將本來緊縮的貨幣政策改為放松銀根（本來要加息的，現在可能都要減息了），必然更加不利于貨幣的回籠。這些資金是否會平穩地呆在各家商業銀行么？自然不會。

在危機開始之后，各家銀行自然要絞盡腦汁挽回因為這次壞賬所帶來的損失，發現新的牟利途徑以維持和提升利潤，因為央行提供的資金支持自然成為他們生財的工具，而不可能讓他們安靜地待在銀行里睡覺。它們會跑去哪里生財？資本的牟利就像鯊魚的嗜血，在全球化的今天速度更快、渠道更多，它們不可能忽視中國這塊“資本洼地”。美國次級債危機將使中國成為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促使更多“熱錢”流向中國，因為，按照全球定價，中國商業企業價值低廉，而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強勁，尤其是在中國消費者實力增強的情況下，商業企業利潤增長前景可期。盡管中國政府實行資本管制，但已有的42個項目中已經開放了39個，加上資金流動的渠道過多、流動隱蔽性，如果沒有加強控制力度，可控范圍也有限。一旦錢大量流入中國，必將刺激中國股市。

第9篇：人民幣升值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理論聯系實際,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以及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做了一定的分析，并且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建議。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與一些發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要逼迫人民幣升值，并進而將這一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加壓力。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式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囂。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為《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幣升值，這是該組織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討論成員國以外的經濟問題。2003年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際輸出了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向全球特別是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這是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國出口急劇增長，國內物價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國際市場上廉價商品的供應能力大大增加，導致日本國內物價下跌，同時日本總需求的不足，引起物價的進一步下降，從而發生通貨緊縮的危險，中國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內的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責任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貢獻，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嚴格限制出口，那么為了扭轉國內通貨緊縮局勢，應該采取擴張型的貨幣政策，或者是讓人民幣升值。

2.美國施壓。2003年6月起，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外部壓力從日本轉向了美國。2003年6月合7月美國財政部長JohnSnow和美聯儲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開發表談話，希望人民幣選擇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認為盯住匯率制度最終會損害到中國經濟。隨后美國的商務部長、勞動部長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此外，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以健全美元聯盟為代表，在要求人民幣重估方面表現最為積極，美國方面有關情緒隨著斯諾9月的訪華而達到，這次訪問也被稱為“匯率之行”。美國方面希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失業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為了獲得巨大的出口競爭優勢，故意操縱貨幣的匯率，尤其是中國人民幣存在著嚴重的低估現象。正是這一現象使美國的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到2003年6月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6.4％，其中90％的失業使制造業的失業，而且美國兌中國的貿易赤字在過去紀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國由此累積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到2004年底已經達到了6099億美元。所以說，中國需要為美國的經濟下滑和失業增多負責，美國政府必須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來督促人民幣升值。

（二）內因

1.實際有效匯率。據IMF估算,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下降了6%,而根據胡祖六(2003)的測算,從2002年2月美元從其匯率的最高點貶值到2003年6月,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已經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國實施匯率制度重大改革以來,根據國際組織的測算結果,人民幣一直存在低估的問題。1980至1997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9.98%,1998至2004年,盡管先后受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響,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著7%到9%的高速增長。這無論是與同期發達國家比較,還是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領先的。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與世界經濟的低迷形成鮮明對比。這就表明人民幣有升值的趨勢。

2.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理論是一種重要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購買力平價(PPP),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均GDP按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折算則為5791美元,即名義匯率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民幣匯率低估4.06倍。一般來說,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僅涉及到可貿易商品,并且沒有考慮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差異,因而容易高估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但是,人民幣幣值即使沒有UNDP估算的那樣高,也不至于像現行的匯率那樣低。

3.國際收支。“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于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從國際收支狀況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維持較大的順差。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入國,每年FDI高達500億美元左右。這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狀況使得我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已經超過了滿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儲備水平。所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也會產生升值趨勢。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綜合影響

（一）對外貿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擴大進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國際貿易收支。因為人民幣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幣與從前相比,可兌換更多的外幣。對進口商來說,購買等量的進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幣較以往更少,因此有擴大進口的需求。但對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出售,所得到的外匯換得的人民幣要比從前少,利潤將會減少;若以略高的價格出售以保證利潤,則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無論哪種情況,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將受限制。長期以往,即會出現貿易逆差。但事實上,由于近年來我國積極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加工貿易已逐漸超過一般貿易,成為我國主要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的特點是“大進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時增加進口,人民幣升值雖然會有損最終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但卻能提高進口原材料的購買力,由此可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彈性系數也改變了本幣升值給我國貿易收支帶來的影響。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多數學者認同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遠小于1,即我們出口商品價格提高的幅度會超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因此,雖然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但價格上的彌補使得出口的總額反而會提高。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近三年來,我國的貿易收支,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規模都在擴大,而出口規模擴大的幅度大于進口,我國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狀況,且順差額不斷增大。由此推斷,人民幣升值短期內并不會改變我國貿易順差的現狀,更不會造成我國嚴重的貿易逆差。

（二）對就業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居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物價與就業的影響上。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商品出口競爭力減弱,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在各出口企業生產能力不變的情況下,原本打算出口的產品囤積到國內市場,由此出現國內市場上,商品供大于求、物價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幣升值也直接反應為購買進口商品的價格下跌,鑒于此,國內同類或相似商品為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也調整價格,致使國內商品價格下跌。所以,人民幣升值會使得國內的商品物價下降,進一步還可能導致潛在的通貨緊縮效應。從長期看來,我國對進口需求的增加導致國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改變,使得國際市場的價格提高,從而又帶動了我國國內物價上漲。目前,受市場供給、國際價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物價一直處于溫和上漲狀態,因此出現通貨緊縮效應的可能性不大。在就業方面,人民幣升值后,一方面,勞務輸出減少,國內勞動力資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內,國內市場商品供大于求,企業為爭取優勢,可能裁員、縮小企業規模以保持競爭力,因此,國內就業形勢嚴峻,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業形勢較為嚴峻。所幸,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不大,就業形勢總體良好,城鎮失業水平控制在4.6%之內。（三）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將增加外商的投資成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是以貨幣、實物及其它無形資產等形式投資的。人民幣的升值,以美元為股本金的外商投資企業,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會減少,也就是外商投資的成本會隨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的競爭力。但是,外商投資成本的增加,對于特定的項目來講,原來額定的投資規模所需的資金將不足,如果繼續實施該項目,會促使外商增資,擴大其投資規模。人民幣的升值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和再投資,不利于現有外企發展。人民幣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外商將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潤的匯出比例,據被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幣升值2%后,將利潤及時匯出,要比升值前多獲得2%的外幣。同時促使外商決策、實施新的投資方案,不利于現有外商投資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邯鄲轄區8-12月利潤再投資10621萬元人民幣,占全年再投資的79%,而去年同期為零。如河北文豐鋼鐵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冊成立的外商合資企業,該公司的外方柬埔寨榮豐投資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將2003年和2004年利潤所得9900萬元人民幣,再投資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幣的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商的直接投資。

三、對策與建議

從短期來看，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有效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和個人持匯量；適當增加進口；適當下調存款利率；同國際社會多溝通交流以達成共識。從長遠來看，逐步放松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建立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有效的、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最終實現包括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內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我國外匯制度的長遠目標。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從中國實際出發，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來安排，循序漸進。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所需要的市場條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張要使人民幣逐步向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過渡，銀行利率和貨幣體系應該分開，利率市場化；要加快銀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銀行自身內部的風險管理能力；進一步進行金融改革，加強監管；大力發展金融外匯市場，進一步理順供求關系，穩步推進人民幣比可兌換進程，不斷提高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同時，著力培育人民幣遠期和期貨交易市場，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增加企業應對外匯波動的手段。

其次，人民幣不可能直接選擇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可以考慮先逐步擴大匯率的浮動幅度，根據出口、國際資本的流動形勢，采取更具靈活性的調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對平穩的貨幣政策，使相應的靈活性建立在整體平穩的基礎上。

最后，要加強同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合作。在世界經濟、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國的匯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各國之間的匯率政策就像是一場博弈，如果各國相互之間能進行良性協商，各國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多邊合作，才能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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