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地理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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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為了增進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解和研究，近年來，楊開忠教授連續幾年邀請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學面向全國舉辦新經濟地理學研討講座，北京大學及其他高校的許多青年教師和相關專業的研究生積極參加，密切跟蹤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前沿。本文擬對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進行比較，對一些重大理論假設、研究方法與特點進行簡要分析，力求通過討論廓清對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異同的正確認識，并以此為基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以期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研究與應用以及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學術交流。
1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
要理解新經濟地理學，首先必須弄清楚它的理論淵源。新經濟地理學革命其實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最新發展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傳播和擴散。將新經濟地理學置于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聯系與區別。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經典的《國富論》中曾經論證，以分工方式從事的生產明顯地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20世紀20年代，揚格[26] 通過對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進行天才性的闡發，提出“分工一般地取決于分工”(即后人所稱的揚格定理)，揚格的這句話成為揭示報酬遞增內在根本機制的點睛之筆。然而，長期以來，建立在報酬不變技術假定之上的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斯密和揚格基于勞動分工的報酬遞增思想卻幾乎被人遺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嚴密的數學邏輯將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形式化，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激發了經濟學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發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的革命，導致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迅速成長。D-S模型以嚴格的數學邏輯演繹了斯密—揚格定理：導致經濟進步的報酬遞增源于分工和交換的演進所產生的動態正反饋機制，分工導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為進一步分工開辟了空間，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如果說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隱含的市場結構與規模的演變，新增長理論揭示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闡發的增長邏輯，則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揚格定理中的市場演變與增長邏輯的橋梁。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可以被視為D-S模型的空間版本[15]。“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27]。
2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假設及其后果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多樣化需求假設，而后者采用完全競爭、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和同質需求的新古典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認為，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運輸成本的變化對廠商區位抉擇的影響是線性單調的，這從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來的阿朗索模型可見一斑。然而，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清楚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集聚現象。20世紀初馬歇爾(Marshall)[28] 用“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解釋經濟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廠商和產業之間存在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與市場規模之間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式的互動，從而導致經濟活動的積聚。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和產業聯系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源于何方。新經濟地理學的長處恰恰在于它能夠解釋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采用D-S壟斷競爭框架的新經濟地理學講述的是一個包含2個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經濟的故事。這里，農業部門的特點是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生產單一、同質的產品；制造業部門的特點為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生產大量的細分產品。作為經濟中的需求方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而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遞增報酬或規模經濟。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經濟規模(人口)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和多樣化消費可以同時兼得。壟斷競爭的性質決定了在一個市場中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29]。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有其確定的來源或微觀基礎：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產業聯系轉化為市場范圍的外部經濟[30，31]。
前面說到，在報酬不變的條件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經濟體將被分割為分立的市場。而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運輸成本對市場產生的分割效應卻是非線性的，運輸成本的變化通過影響產業聯系所產生的向心力與運輸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導致的離心力之間的微妙平衡，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報酬遞增的兩難沖突的微妙變化。在運輸成本的高端，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將隨產品或投入品運輸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雖可以享受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卻很難取得遠方市場的前向聯系，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難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就地供應市場的需要促使廠商將生產活動分布在不同的市場區域，每個區域只有有限的廠商以報酬遞增的方式生產有限的品種，區域專業化和產業積聚無從發生，市場空間格局表現為高度分隔。
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到中間段，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構成的制約大大減弱。一方面，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仍然可以享有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水平顯著上升。在運輸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足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每一家廠商在權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的經營成本之后，會發現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高于分散經營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專業化生產和集聚因此發生，高度分隔的市場趨向于一體化。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的影響極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廠商避過對不可流動的要素(如土地)的競爭，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甚至可以超額補償因遠離積聚地而導致的采購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運輸成本極低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又再次變得不可持續，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3 內生與外生之分
傳統經濟地理學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無論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還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們在研究城市和經濟集聚時都將其視為事先給定；齊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級體系時同樣假定城市及其等級是外生給定的。米爾斯(Mills)[38] 和亨德遜(Henderson)[39] 的城市經濟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經濟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場潛能模型和普萊德(Pred)[41] 動態化的經濟基礎系數模型同樣如此。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解釋城市和集聚，也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由何而來，它只能通過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城市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區域的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42]。
相反，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是內生性的，它們不需要通過外生差異(如山脈、河流、海港等自然條件的利弊)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內生出經濟活動沿地理空間依倒U形軌跡演化的規律，即使是從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也可以內生出這樣的規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還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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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性、技術外部性與市場外部性
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使用的馬歇爾“外部經濟”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稱的“技術外部經濟”與“市場外部經濟(亦稱金錢外部經濟)”[43]。馬歇爾對外部經濟和集聚之間的聯系分3種情形做過解釋：①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當地廠商以更低的成本專門化地生產更多種類的面向特定產業的非貿易投入品；②通過將相同產業的廠商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一個產業中心可以實現對面向有專門技能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市場的匯聚(pooling)，而勞動市場的匯聚對廠商和工人都有益處；③產業的集聚便于信息的傳播，產生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顯然，馬歇爾論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歸于西托夫斯基所稱的“市場外部經濟”，情形③即為“技術外部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市場外部經濟”，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場外部經濟”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44] 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場外部經濟”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市場外部經濟”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
5 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釋力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都試圖用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城市的產生，但二者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背后的驅動因素的解釋是不同的。在傳統經濟地理學那里，驅動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是所謂的“外部經濟”，但產生“外部經濟”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東西，人們卻不得而知。不過，有了容納“外部經濟”的“黑箱”，至少可以將由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形式化[6]。
新經濟地理學則認為，一個下游產業要對上游產業產生后向聯系，在它們之間光有買方—賣方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這樣的情形：即下游產業產出的增加，通過擴大它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將導致上游產業以更為有效的規模從事生產。類似地，只有在上游生產部門產出的增加允許下游產業更為有效地生產的情況下，下游產業才會享有前向聯系[31]。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假定外部性是有單個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參與的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新經濟地理學所關注的外部經濟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市場外部性，單個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市場外部性與產業間聯系觸發循環累積因果關系[30]：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專業化生產細分產品，增加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9]。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強度與運輸成本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在中等大小的運輸成本下，會產生較強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在較高與較低的運輸成本下，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卻都表現得比較弱。
6 內生不對稱性
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存在決定了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內生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對于運輸成本表現出同樣的敏感性。以兩區域模型為例[6]：假定存在2個外界條件(人口規模、技術、自然環境等)完全相同的區域。在較高的運輸成本下，后向聯系強但前向聯系弱，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弱，區域專業化無從發生，產業將在兩區域內平均分布；在運輸成本的中間段，后向聯系并不明顯減弱，而前向聯系顯著增強，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強，區域專業化和積聚由此發生；當運輸成本進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區位的后向聯系與前向聯系都不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反倒變弱，積聚變得不可維持，廠商重新選擇分散化的區位決策。
在其他以“技術外部性”為基礎而建立的模型中，也會出現內生不對稱性。但是，由此類模型生出的不對稱性并不像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的那樣表現出對運輸成本的敏感性。
7 歷史、預期、路徑依賴和鎖定
采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經濟地理學預測經濟空間是一個線性、和諧、穩定和均衡的系統。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卻遠非如此。新經濟地理學向經濟系統中加入報酬遞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擴散機理。但是，報酬遞增律的引入導致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出現多種均衡狀態。如在兩區域模型中，我們知道，當運輸成本降到足夠低時，制造業將在2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某個區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討論的2個區域的一切外部條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體在哪個區域發生，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這時候，歷史偶然因素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亞瑟(Arthur)在討論廠商的區位決策時注意到的，在存在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之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亞瑟的研究表明，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亦遵循路徑依賴原理：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路徑，除非發生大的反方向擾動，這一選擇可能將被鎖定，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路徑上運行[45]。換言之，一旦有外部沖擊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之間造成任何微小差異，這種差異都將因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
既然歷史偶然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經濟活動在2個事先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發生實際的外部沖擊，單是經濟成分的個人預期也足以構成影響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第一驅動力”。換言之，給定累積循環因果效應的存在，眾多微觀經濟分子的共同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短期沖擊或預期變化都會有其長期后果。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相對而言，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對于大尺度的“核心—周邊”演進問題(如美國“陽光帶”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長作用，因為資本和勞動在大尺度的空間范圍的流動實在比較緩慢；對于較小尺度的空間經濟演化(如單個城市或大一點的區域的興衰)、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的確可以對其產生重要影響[44]。
8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缺陷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發展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在理論及其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關的評論文章對新經濟地理學本身的缺陷從多種視角展開了批判，地理學界對它的抨擊則尤為激烈。有些觀點表現出獨立的學術研判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些觀點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達的主觀判斷多于客觀論證。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2002年4月，顧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學》上曾撰寫《“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經濟學”》一文，展望“西方經濟學與地理學融合的新趨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僅僅過了4個月)，同樣的作者又在《地理學報》上縱論“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與對立”[24]。流行的對新經濟地理學缺陷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有：
新經濟地理學用高深數學所建立的模型，不過是地理學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識地拋棄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經驗應用更是奇缺[22]。
“新經濟地理學”在經驗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幾年前就出現的經濟地理學更詳細和全面的工作；同時，支撐“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及認識論基礎不足。這表現在：①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②就報酬遞增與空間集聚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認識論上的局限性；④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模糊了許多經濟學、地理學概念；⑤就“新經濟地理學”本身而言，區域的概念也存在著問題[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經濟地理學的“要脈”，尚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在未見石祖葆[22] 和顧朝林等[24] 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根本假設及其方法論做深入解剖的情況下，聽到“新經濟地理學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和“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的斷言，不免讓人感到有失嚴肅和嚴謹。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此外，對經濟地理問題的科學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經濟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分一個上下高低；而說“新經濟地理學家的視野狹窄，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家之間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脫不去主觀偏頗之嫌了。至于新經濟地理學為何不將技術創新和擴散因素納入研究范圍，克魯格曼其實早有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在成型之初，已經預見到需要就實證檢驗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蒲格(Puga)[46]、戴維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漢森(Hanson)[49～51] 等其實早就進行過大量的實證，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實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因此，說新經濟地理學“過于偏重數學模型”、“缺乏經驗研究的證實”以及“理論與政策實踐相關性弱”[22]，無異于對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現狀視而不見。
不過，我們注意到，經濟活動在空間的集聚和擴散是一個時斷時續、時快時慢且時間跨度相當長的過程。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動態數學模型本身的嚴密邏輯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個參數都可以設置得恰到好處，演算和模擬結果在理論上也許無懈可擊。但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模型中的不變參數在現實世界中卻是可變的，如果研究的時間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個世紀的話，有關參數的變化可能會相當大。比方說，“核心—周邊”模型中的制造業工人的份額，國際專業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費中所占的份額和中間投入在Cobb-Douglas生產函數中所占的份額，區域專業化模型涉及的投入產出矩陣中的相關參數以及消費者對制成品的偏好強度(或制成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在長期之內并非固定不變，而由模型計算出的對稱結構的破壞點和集聚狀態的支持點的臨界值對這些參數的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如何實現數學模型的嚴密邏輯與現實世界的演變路徑之間的和諧，的確是新經濟地理學必須正視的一項挑戰。
第2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 “新”新經濟地理學 企業區位選擇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國際間行業內貿易量快速增長、企業分布全球化、產業集聚等現象的大量出現，傳統理論對企業區位選擇的解釋越來越無力，直到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本文系統梳理了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過程，以期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這一經濟學最新分支的理論脈絡。
二、古典區位理論與新古典區位理論下的區位選擇
將地理空間與經濟問題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經濟學初期。德國經濟學家杜能（1826）最早注意到區位對運輸費用的影響，他指出距離城市遠近的地租差異是決定農業土地利用方式的關鍵因素。由此他提出了以城市為中心呈六個同心圓狀分布的農業地帶理論，即著名的"杜能環"。德國經濟學家韋伯在20世紀初發表了兩篇名著《論工業區位》（1909）、《工業區位理論》 （1914）。他認為運輸費用決定著工業區位的基本方向，理想的工業區位是運距和運量最低的地點。
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區位理論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美國學者Isard 創立的“區域科學”和Alonso 開創的“新城市經濟學”為大家所熟知。Isard （1949） 致力于將古典區位理論整合到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建立一個完整的關于經濟活動區位問題的分析范式，但其始終未能建立起關于區位的一般均衡模型。隨后Alonso （1964） 提出城市土地競租理論，以完整的微觀經濟學的理論為基礎，分析城市居民和企業布局、生活和生產活動的行為，揭示了城市內部空間中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新古典區位論主要關注的是企業的均衡與空間競爭，其在古典區位理論的基礎上從比較靜態與最優化角度分析企業區位選址問題。然而，新古典區位論的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沿用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產品同質、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這極大的影響了其理論對于現實中企業區位選擇現象的解釋力度。
三、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下的區位選擇
1991年，克魯格曼發表了《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CP模型），它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在分析中，克魯格曼將D-S模型（Dixit，Stiglitz，1977）拓展到了兩個區域，在兩個區域對稱分布的初始狀態下，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導致流入區域市場規模增加，通過“本地市場效應”吸引企業入駐；企業聚集區域的商品由于包含較少的交通成本而使得價格較低，從而產生“價格指數效應”吸引勞動者流入。這兩種效應產生循h累積因果關系形成聚集力。同時，由于農業勞動力不可流動，并且一個區域內企業增加會導致競爭加劇產生“市場競爭效應”，從而產生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的權衡形成區域聚集或擴散的格局，其中貿易成本是關鍵參數。
1999年Fujita等人出版了《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2001年Brakman等人出版了《經濟地理導論：貿易、區位與增長》、2003年Baldwin和自己的學生一起出版了《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這三部著作的出現標志著新經濟地理理論體系逐步完善并趨于成熟。
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對經濟學來說是把空間概念引入經濟系統，和采用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地理研究不同，新經濟地理學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為假設條件來研究區域經濟問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接近于現實。在C-P模型（1991）的基礎之上，大量拓展模型相繼出現，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體系也得以不斷完善。Martin 和Rogers （1995） 的自由資本（FC） 模型、Ottaviano 等（2002）的OTT 模型、Forslid 和Ottaviano （2003）的自由企業家（FE）模型都是其中重要模型。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理論
新經濟地理學主要關注產業層面的異質性，然而，現實中相同產業內部不同企業之間的異質性以及企業勞動力的異質性要明顯得多。因此，借鑒國際貿易領域“‘新’新貿易理論”的思路，研究企業異質性的“新”新經濟地理學興起，成為新經濟地理學分析框架的又一次突破。2006年，Baldwin與Okubo共同發表的《異質性企業、集聚與經濟地理： 空間選擇與分類》標志著“新”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端。
Baldwin 和Okubo（2006）將企業異質性引入了自由資本（FC）模型中，分析異質性企業的空間選擇行為。文章有兩個主要結論，選擇效應：由于高效率企業定位于大市場能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同時也能夠應對大市場更加激烈的競爭，因而大市場總是傾向于吸引高效率企業的遷入，并且生產率越高的企業遷移至大市場的意愿越強烈。分類效應：隨著高效率企業遷移至中心區，中心區市場競爭加劇，中心區低效率的企業將不得不向小市場轉移以逃避激烈的競爭，從而形成高效率企業定位于大市場和低效率企業定位于小市場的格局。
五、結論
新經濟地理學的一些研究結論與現實經濟更為貼切，能夠有效地說明社會經濟問題，從而為我們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議。中國處于轉型發展時期，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企業之間面臨著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可以預見，新經濟地理學，尤其是“新”新經濟地理學的中國化研究將是下步國內研究的一個重點。
參考文獻：
[1]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3）.
第3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農業院校 經濟地理學 教學思路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也是土地資源管理、測繪工程、經濟學、物流管理等專業的必（選）修課。經濟地理學的原理在經濟活動和區域、資源、環境、地理空間的發展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農業院校的土地資源管理專業開設了《經濟地理學》課程，但如何體現課程特色并且與專業特征相結合，符合專業需要，是教學過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1、課程特色
1.1研究內容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科學系統中重要的一門分支科學。它以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為中心內容，即研究經濟活動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系，揭示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特征，探討地域經濟發展規律，其研究內容主要包含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具體區域的生產布局和組合規律、生產和經濟部門的布局規律三方面。
1.2學科特性
經濟地理學的特性表現在其所特有的地域性（區域性）和綜合性。地域性是經濟地理學的根本特性。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對象都必須落實到一定的地表空間上，即落實到地域上，這樣所研究的內容才有針對性和實踐意義，不同的地域都有各自的特征，因此相同的理論在不同的區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地域分異規律也是經濟地理學地域性的核心問題。
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地理學學科性質要求對自然、技術、經濟等條件進行綜合；二是經濟地理學的地域性要求對特定地域內的諸多條件進行綜合，也要求對地域之間的差異與分工進行綜合；三是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歷史性和發展性，要求對產業布局的歷史、現狀與發展方向進行綜合。
1.3基本理念
作為地理學的主要組成部分，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同樣遵循地理類課程教學的基本理念：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學習對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構建地理學思維模式；培養熟悉現代信息技術的實用人才。
2、《經濟地理學》課程體系與教學概況
經濟地理學通常是高校人文地理學專業的主干課程，相關課程體系較完善，如經濟地理學導論、自然地理學等，學生在學的過程中能較系統的學習和掌握；相比之下，農業院校土地管理專業開設經濟地理課，不能照搬地理專業的教學模式，培養目標也有所差別，因此在課程體系及教學模式上都要有針對性和實用性。
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經濟地理學》課程被劃歸為理科，但實際上，由于其內容體系涵蓋了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管理等多門學科的內容，因此基于不同的學科體系，對學生教學內容的偏重點也應有所側重。但從一些研究資料來看，目前農業院校《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知識結構欠合理，大多數教學組織限于課時以及其他教學條件的影響，偏重于理論，缺乏實踐，與專業的結合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學生的能力得不到鍛煉。另外，課程體系設置不合理，《經濟地理學》是一門涵蓋眾多學科內容的交叉科學，因此在課程設置時要全面考慮其他課程的先修或者同時進行，如自然地理學、自然資源概論等課程。
另外，對農業類大學土管專業的本科學生而言，目前適合專業實際需求的經濟地理學教材不多，輔助教材更少，特別是實踐教學的輔助教材幾乎空白。各門課程（包括實踐課程、野外實習）的教學大綱既不健全也不規范，沒有標準體系。而目前實驗室、實習基地的建設重點仍放在“自然地理”和“技術地理”（如地理信息系統、地圖測繪等）方面，適合土地管理專業的實驗室和實習基地建設仍明顯滯后。
目前高校《經濟地理學》課程教材主要有李小建教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經濟地理學（第二版）》；耿莉萍編寫的高等財經院校21世紀教材《經濟地理學》；劉艷芳教授等編寫，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等。我校土地管理專業選用后者，該教材系統的探討了經濟活動地理空間組織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應用，突出了經濟活動地理空間組織原理和方法在區域發展決策中的應用，即區域農業布局、區域工業布局、旅游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城鎮體系規劃和環境規劃等，對土地管理專業的學生而言更貼近一些[1]。
3、教學思路
農業院校經濟地理學的教學應著眼于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反映學科的新進展。第二，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使學生掌握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基本地理思維方式與方法。
第三，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要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加強專業知識基礎，使之成為復合型人才[2]。
3.1結合專業特點，樹立地理觀念
所謂地理觀念就是地球表層的整體觀念、區域觀念、環境觀念。學習各類基礎知識和分支學科的目的集中于一點就是為了認識地理環境和建設地理環境，能夠用正確的地理觀念去思考和分析問題。
地理學的知識領域很寬，任一專業學科和地理學都會有聯系。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已成為一種趨勢，單一的不與其他學科發生聯系的學科越來越不多見。地理學與自然、社會、經濟、人的行動與心理等各個方面發生密切的聯系，對與地理科學和自己專業有關的知識要熟悉、了解，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的某個方面要專深、精通，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有所作為[3]。
土地管理專業要依據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需求和科學的職業崗位分析，界定專業的培養目標、業務范圍、知識與能力結構，依據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構建適合專業特點的實用型課程體系。整個課程體系的設置要以達到培養學生全面素質和綜合職業能力為目的。在經濟地理學教學過程中，應緊密結合學科發展趨勢，不斷優化課程內容結構。結合土地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目標，突出重點原理的講授和應用實踐能力培養，經濟地理學教材中一些較為復雜的計算公式的推導可以省略，只要交代清楚確定的原則、所用的方法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技巧，直接給出結論，進行應用方法的講授即可，對簡單的內容、易于自學的知識進行簡化講授，使學生接受的是如何全面系統的思考問題和解決經濟地理學以及其它問題的方法的教育，而不是數學知識的運用，這對培養應用型人才非常有利。
3.2反映學科進展，創新思維模式
傳統的地理思維主要是剖析不同區域的內部結構，揭示不同區域特征的差異性和相似性、區域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之間發展變化的制約關系。而地理事物的多樣性、整體性決定了地理思維的綜合性特點，從總體特性上進行研究，注意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同時要運用和吸取相關學科如經濟學、生態學、行為學和政策科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中學科發展較快的學科，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學科研究，從開始主要集中于產業發展與布局研究，到經濟活動全球化、新經濟地理學、可持續發展、區域創新網絡、以及其他解釋經濟活動空間形象的非經濟因子作用的各種理論如“嵌入理論”以及“網絡聯系理論”等的研究，均取得較大進展。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反映學科的新進展[4]。
地理善于區域研究、綜合和宏觀論證，地理學具有極大的超前性，如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對知識經濟及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等；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通過計算機技術與空間數據的結合和一系列空間操作與分析，為區域規劃、管理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強化了地理的決策思維，也促進了學科的決策化。客觀上為其走向高層次決策領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教學的過程中必須緊緊抓住地理思維特性這一切入點，強調培養學生運用創新地理思維方法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有把握住了這種思維的特征，才可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問題，增強分析與解決問題的靈活性，才能使分析問題的過程更好地體現出地理性，也才能更為全面、徹底地貫徹素質教育。
3.3加強實踐教學，提高綜合能力
學習經濟地理學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結合，課內與課外結合。目前廣泛開展的土地利用規劃、各種鄉村規劃（如集鎮規劃、鄉（鎮）域規劃、村莊規劃）和土地評估、地籍管理等，無不表明地理實踐思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貢獻，新時期這一思維特性還將進一步發揮。
實踐基地是開展實踐教學的重要場所。可以按照就近原則，建立以學校所在城市作為課程實踐的主要基地，根據經濟地理學、城市規劃、區域分析與規劃、區域發展戰略、房地產評估、地籍調查、土地資源管理等實踐內容開展系列講座，參觀相關機構、部門、科研院所的工作流程，熟悉工作環節等。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資源來彌補校內教學資源的不足，增強學生參與實際工作的能力。
另外要樹立能力本位理念，在學生職業能力的訓練上下功夫，提出學生在校期間職業能力的訓練項目，如計算機輔助制圖能力訓練、土地利用現狀調查能力訓練、城鎮體系規劃設計能力訓練、房地產估價能力訓練等等，學生在畢業時要取得相關的職業技能等級或資格證書，為將來從事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相關工作，奠定扎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劉艷芳．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M]．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 。
[2] 李國平．關于經濟地理學教學及其改革的初步探討[J]．經濟地理，2002，22（1）
第4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 循環累積因果理論；西伯利亞地區；中俄經貿
[中圖分類號]F11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8-0042-03
作者簡介：李站（1988-），山東章丘人，黑龍江大學2010級區域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羅斯東部經濟發展。
基金項目：黑龍江大學第十屆學生學術科技創新項目。
一、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基礎
西伯利亞聯邦區是按照2000年5月13日聯邦總統令成立的。該地區地域遼闊，自然資源尤其是天然氣、煤炭、石油、水力等燃料動力資源、森林資源儲量豐富，均占全俄的80%以上，金屬礦的蘊藏量也占相當大的比重。
20世紀30—80年代，蘇聯時期的“生產力東移”戰略使西伯利亞地區成為全蘇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蘇聯解體、俄經濟轉軌后，俄資源配置及生產開始遵循市場原則進行，西伯利亞地區轉向“自我發展”模式。一方面，該地區生產的大量油氣和礦產資源及其衍生品作為國家可控資源和產品用于出口，為俄經濟復蘇提供了資金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聯邦中央的政策和資金支持，而且也中斷了地區內和跨地區間的經濟聯系，該地區經濟形勢不斷惡化。在“自我發展”模式下，西伯利亞巨大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化為經濟增長優勢，與俄西部發達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許多重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大大低于全俄平均水平，尤其是西伯利亞近北和遠北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嚴重滯后，被媒體稱之為“第四世界”。
二、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分析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如果一個地區的市場規模較大，那么對消費品的需求就會多，從而吸引企業進入這一市場（與需求相關的后向聯系）。企業在本地的集聚使本地區消費品種類及數量增加，促使消費者生活成本下降（與成本相關的前向聯系），實際工資的上升，這又會吸引更多的勞動力進入。隨著勞動力的遷入，本地區消費支出份額隨之增加，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如此，形成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循環累積因果鏈”。據此，可以將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過程描述如下：
（一）初始條件的差異
在工業經濟時期，市場容量（外部需求）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俄西部發達地區人口較多，地理上靠近歐洲發達國家，使得該地區的消費市場容量遠大于西伯利亞地區，本地市場規模優勢明顯。此外，由于歷史及地理優勢等原因，西部地區在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上明顯優于西伯利亞地區。這就使得西部地區內部交易成本及其發展對外貿易的成本遠遠低于西伯利亞地區，這為西部地區開拓國外市場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使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在兩個初始條件完全相同的地區，由于突發的某種“震動”，一方獲得優先發展，隨后在自我強化的循環累積過程中，取得先機的一方發展成為核心地區，另一方則成為邊緣地區。在初始條件上，西部發達地區相較西伯利亞地區具有明顯的優勢，而這正成為西伯利亞地區逐漸被邊緣化的開端。
（二）區域政策的作用
俄羅斯經濟轉軌后，聯邦政府取消了對東部地區大量的政策支持，轉而側重靠市場調節發展東部地區。這使得在市場規模、資金及基礎設施上不占優勢的西伯利亞地區更加喪失了經濟發展的支撐。當西伯利亞地區喪失聯邦中央政府的“強制優惠政策”后，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生產要素按利潤最大化原則進行分配。由于初始條件的劣勢，西伯利亞地區“市場規模效應”及“生活成本效應”較弱，從而導致該地區經濟發展的“聚集力”缺乏；與此同時，工業在自身規模經濟特征的作用下，所創造出的“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使得西伯利亞地區的資本要素和其他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向西部發達地區匯集。
（三）最終結果
西部發達地區的集聚效應構成了對東部地區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巨大拉力；反過來，東部地區生產要素的流入又進一步增強了西部發達地區的集聚效應，二者呈現一種正反饋機制。在自我強化的循環累積過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優勢不斷增強，兩地區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四）政策的“延遲效應”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當經濟系統處于一種均衡狀態時，外來的一個短暫沖擊不會使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立即改變，而是在一定的時期內繼續原有的經濟均衡狀態。這就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特征——區位的粘性，即通常所說的“路徑依賴”。近年來俄羅斯聯邦政府日益意識到西伯利亞地區經濟振興的重要性，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計劃，如《西伯利亞1997年至2005年經濟社會發展聯邦專項綱要》《西伯利亞經濟社會長期發展戰略（2020年前）》等，這些措施使西伯利亞地區的投資環境有了很大改善。然而，西部發達地區在初始發展中形成了生產要素的累積機制，經濟轉軌后市場作用更推動其快速發展。盡管近幾年聯邦中央開始實施東部大開發戰略促進西伯利亞地區經濟振興，但由于區位粘性的存在，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并沒有立即得到提升，與西部發達地區的差距依然很大。
李 站：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研究
李 站：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研究
三、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思路是，在聯邦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充分發揮地區的比較優勢，逐漸形成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提高區域聚集力，形成良性的累積循環。
（一）充分發揮地區比較優勢，形成經濟增長極
1資源開發的“帶動”效應
在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中，能源的開發與供應成為所有發展項目的重中之重。根據點軸理論，幾乎所有的產業尤其是工業、交通運輸業等都產生和聚集于“點”上，并由線狀基礎設施（鐵路、航道、公路、郵電通信等）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聚集于各級“點”上的產業及人口等，又會向周圍區域輻射其影響力，取得社會經濟運行的動力，這就是生產軸線的輻射原理。在西伯利亞地區，要充分發揮能源開發的帶動作用，以點帶面，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同時，在東北亞區域內，俄羅斯東部地區的能源優勢顯著，加強該地區的能源等資源的開發，不但會帶動本地區經濟的發展，進而促進全俄經濟的振興，而且還將成為帶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主要因素，對區域經濟合作產生強大的聚焦作用。
2科學技術的“溢出”效應
要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溢出效應，需要利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力量使科學研究深入到該地區生產的主要環節中去，可以走“產—學—研”一體化道路：根據該地區生產的需求進行科學研究，適當降低軍工產品的生產，擴大輕工產品、食品等與當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的生產，把科學技術用于優化該地區的經濟結構，縮短產業結構升級的周期。同時政府要適當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引入競爭機制，激勵企業的創新研究，縮短科研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的周期。此外，由于西伯利亞地區距離俄羅斯國內主要市場——西部發達地區較遠，發展以高技術產業為主體的運輸成本較低的工業產業可以較好地解決產品運輸距離問題。如俄羅斯的一些大型石油天然氣公司都有意利用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科技潛力在西伯利亞地區發展石化工業、石油加工工業、進口替代機器的生產等。
3地緣優勢的“連接”效應
西伯利亞地處歐洲與亞太地區的中間地帶，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可使該地區成為世界市場中連接歐洲和亞洲市場的中間環節，但需要在西伯利亞地區進一步完善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使其逐步與國際交通運輸網絡接軌，以充分發揮該地區的“連接”優勢。西伯利亞運輸業的發展首先與遠東—西伯利亞—歐洲這一運輸走廊的建設有著密切聯系。雖然面臨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競爭，但這一運輸走廊勢必會對途經的西伯利亞地區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西伯利亞地區是俄羅斯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的重要陣地。俄羅斯實行東部大開發戰略不僅旨在協調全俄的區域經濟，還將進一步利用東部地區靠近亞太地區的地緣優勢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及東北亞合作。
（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區域聚集力
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決定一區域“本地市場規模效應”與“生活成本效應”大小的主要因素，它制約著“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作用的發揮，從而是一區域經濟自組織能力的主要決定因素。要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聚集力，降低交易成本是關鍵。對西伯利亞地區來講，降低交易成本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1加強“硬環境”的投入
發揮西伯利亞地區資源開發這個“增長點”的輻射帶動作用，需要由線狀基礎設施（鐵路、航道、公路、郵電通信等）向外輻射。沿著主要線狀基礎設施（主軸）方向的輻射強度最大，從而引起或加強在該方向上較大規模的集聚。這就要求西伯利亞地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輻射”作用的充分發揮奠定基礎。同時，交通運輸業不僅是西伯利亞地區的支柱產業之一，而且對俄羅斯加強與東北亞國家合作與融入亞太經濟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構建運輸走廊與重點運輸線路的鋪設，該地區可以充分發揮各級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強城市之間、區域之間的溝通與聯系，使生產力實現充分匯聚，實現生產力布局與線狀基礎設施之間的最佳空間結合，提高區域的組織水平和規模收益。
2改善投資“軟環境”
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資源豐富，是國外投資者眼中的寶地，然而外國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卻步履維艱，投資成效并不顯著。俄羅斯雖然制定了保障外商投資的法律，但是仍然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突出表現在投資法規不完善，缺乏明晰的稅率和貨幣政策，從而導致外商納稅負擔過重，特別是交通運輸稅過高。因此，制定穩定的外商投資政策是西伯利亞地區進一步吸引外資的當務之急。
四、結論
近年來，俄聯邦中央日益意識到西伯利亞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加快了該地區經濟的開發。西伯利亞經濟振興將為中俄經濟合作提供新的機遇，我們要把握機遇，充分發揮雙方的比較優勢，推動中俄經濟合作邁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
[1]安虎森新區域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
[2]趙立枝俄羅斯東部經濟社會發展概要[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第5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規模經濟與壟斷力量
上世紀70年代，克魯格曼等學者相繼獨立提出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思想，并據此對缺乏比較優勢的貿易模式進行解釋。伊希爾于1979年提出中間產品而不是最終產品基于規模經濟的產業內貿易模型，隨后，克魯格曼最清晰、最系統地闡述了國際貿易理論中這一革命性方法。
1979年克魯格曼發表于《國際經濟學》雜志的短文“收益增長、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具有雙重貢獻。該論文不僅為解釋現實中的產業內貿易現象提供了理論工具，而且播下了經濟地理學的思想種子。經濟地理學對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運用一般均衡模型進行分析和解釋。更重要的是，克魯格曼表述這些思想僅用了十頁的篇幅，他提出的單生產要素模型極為簡單，并用有固定成本的線性成本函數來表示規模收益。由于克魯格曼的模型極其簡單，因此對關鍵機制的闡述非常透徹。
克魯格曼方法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即企業可以通過增加產量降低平均成本。在這種情形下，市場不可能實現完全競爭。貿易理論中通常避免運用不完全競爭模型，因為分析起來相當復雜。但克魯格曼運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壟斷競爭規模對貿易活動進行了成功分析。
克魯格曼研究發現，在產品的均衡產量和均衡價格確定的情況下，由勞動量（假定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勞動）決定的經濟規模對均衡產生以下影響：（1）在效用函數形狀給定的情形下，每種產品的產量不受經濟規模的影響，但產品的種類與勞動同比例增加；（2）每種產品的人均消費隨著經濟規模增加而減少，因為每種產品產量不變，經濟規模擴張意味著勞動者數量的增加；（3）每個消費者的福利隨著規模經濟增加而提升，實際工資隨著產品多樣化而增加。因此，經濟規模越大，可以生產的產品種類就會越多，就可實現規模經濟效應。根據克魯格曼的分析，在資源給定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收益的增加也可增加產品的產量，從而降低產品的單位成本。我們據此對兩國間的貿易進行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它們在偏好、技術和經濟規模方面完全相同，我們可以比較兩種情形：一種是自力更生，禁止貿易，另一種是假定運輸成本為零的自由貿易。通過自由貿易，總經濟規模等于兩國經濟規模之和，世界的產量和消費量就像只有一個大國一樣。于是，產品的種類將增加一倍，兩國都專業于部分產品的生產，從而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但產品的地區分布并不確定，各國的貿易額將等于該國GDP的一半，消費者將可消費到比閉關鎖國時代更多的產品。即使兩國擁有完全相同的技術和資源分布，自由貿易仍可以增加社會福利，因為貿易可以增加產品的種類。根據克魯格曼的效用函數，自由貿易可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克魯格曼的模型并不能確定產品由哪國生產，產品i和產品j在哪國產生是隨機的，即使兩種產品十分相似（例如，兩種汽車）。在這種情形下，自由貿易將形成產業內貿易。
國際貿易
運輸成本與貿易：國內市場效應
貿易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是運輸成本的下降，但長期以來大多數貿易模型中都不包含這一因素。克魯格曼于1980年通過引入運輸成本拓展了他1979年的模型，假定運輸成本是貨物運輸量的一定比例。這使得他更好地分析了國內市場效應，即企業傾向于集中于大市場，這也解釋了偏好對貿易模式的重要性。一國通常出口的是那些擁有龐大國內市場的產品。
國內市場效應看起來一目了然。通過增加收益、降低運輸成本，企業靠近最大的市場會受到激勵。通過在一個區域集中生產，可以實現規模經濟，而靠近最大的市場進行生產可以實現運輸成本的最小化。國內市場效應對一國在特定產品生產方面具有優勢給出了答案。工人在更大的經濟體中工作福利會得到提升，因為規模經濟可以降低價格水平，同時可以降低消費中運輸成本所占比重。
新貿易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克魯格曼1979年提出的基于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的新國際貿易理論顛覆了傳統的比較優勢說、資源稟賦說等理論，對現實存在的重要貿易模式進行了有力的解釋。新舊貿易理論的整合尤其重要，由此引發了對不同國家國際貿易模式差異的檢驗。
有關國際貿易模式的另一個事實是發達國家之間發生的大量知識密集型產品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通常被跨國公司所壟斷。之所以會形成這種貿易格局，學者研究發現這是企業對固定研發成本的市場反應。克魯格曼將這些理論綜合進他的專著之中，成為國際貿易理論權威的參考資料。
新貿易理論對貿易政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運用新貿易理論可以對貿易自由化在貿易模式、產出分布、要素收益等方面的影響進行預測，同時可用于對社會福利的分析。現實模型容易被經濟計量方法搞得復雜得無法運用,新貿易理論模型已被世界銀行用于對WTO貿易自由化談判可能產生的影響的評估。
經濟地理學
很早以前生產要素流動與產品貿易的替代性就被學者所認識。貿易壁壘的存在會導致要素價格的國別差異，從而引發了勞動和資本的跨國流動。克魯格曼對產品差異和壟斷競爭情形下的要素流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如果沒有貿易，大國將為本國居民提供更高的福利，因為大國可以提供更多樣化的產品，對移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克魯格曼經過十二年努力將以上思想發展成為所謂的“核心－邊緣模型”，這是新經濟地理學的起點。為了分析“核心－邊緣模型”的深遠影響，我們需要回顧經濟地理學的相關背景。
經濟地理學的相關背景
將空間與競爭均衡相結合是一項挑戰。傳統貿易理論將空間的異質性視為給定的外生變量，從而得出要素分布和技術差異導致貿易模式不同的結論。由馬歇爾開始的區域經濟分析，發現規模經濟推動了經濟活動的集中，同時假定規模經濟對企業而言是外部因素，但對行業或城市來說是內部因素，從而與完全競爭理論保持了一致。一個例子是在一個地區公司間技術的溢出效應，因為技術的轉移有利于產量的提高。但此理論的缺陷是規模經濟外部性的性質相當模糊，根據經驗來檢驗和運用這些理論時很難對技術的外部性進行衡量。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理論通過假定內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發展了傳統的地理經濟理論。
貨幣外部性通過市場價格推動形成企業的集中，因為大市場為企業實現產品多元化和降低成本提供了可能。當家庭或企業的交易在同一市場完成時，通常可以通過交易價格對其他人產生影響。當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時，這些影響可以被視為一種外部性。克魯格曼研究發現，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意味著市場的非充分競爭性，因此，外部性成為經濟的根本特征。
享德森在規模經濟外部性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特定產業生產的外部性導致企業邊際成本隨著整個城市產量的增加而下降。城市的經濟規模依賴于這些外部性的相互替代，從而決定產業集中的收益和經濟活動空間集中的成本。城市傾向于集中發展特定產業，從而使這些產業的規模經濟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企業進駐，實現城市的擴張。
享德森假定城市是圍繞中心商務區（CBD）建立的單中心，就像在經典的模型中表示的一樣。但經濟學家通過分析均衡狀態下土地價格、工資和土地在生產和住宅之間的配置后發現中心商務區與副中心商務區可以并存，即主中心與副中心可共同存在于同一城市。一個重大發現是，當運輸成本和其他關鍵因素變化時，城市可能發生巨大的結構性變化。
新經濟地理學――核心邊緣模型
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大多數國家，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少數幾座高度發達的城市里（核心），少數人口居住在農村（邊緣），克魯格曼的核心邊緣模型對這種現行的模式進行了解釋。他首次向模型中引入了工人（消費者）流動性變量就像在國際貿易模型中引入運輸成本一樣。假定有兩類產品，食品和工業品。假定食品是同質的，生產食品的規模報酬不變；而工業產品則是多元的，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并在壟斷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中銷售。假定消費者對食品的偏好服從科布－道格拉斯函數，工業產品的替代性由擁有固定的替代彈性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數決定。
比如有兩個地區，具有相同的基本條件（產量和偏好的函數相同），貨物可在兩地區間自由貿易；農產品的交易成本為零（之后此假定被放松），而工業品則有運輸成本；有兩類人，制造業工人和農民，前者可自由遷移到能夠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地區，而農民則不能遷移。需要分析的是，在均衡狀態下，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兩個地區間是如何分布的。研究證明，企業有積極性選擇更大的市場以利用規模經濟、節約運輸成本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個人也傾向于遷移到更大的地區，因為大地區可以提供更高的實際工資和更多的消費品選擇。這種趨勢加劇了兩個地區市場規模的差異和企業、個人遷移的動力，兩種力量之間互為因果。假定初始情況兩個地區人口數量完全相同，各有一半人口，如果兩個地區其他要素也完全相同，這顯然就是個均衡狀態。現在假定，一個偶然因素打破了兩個地區間的平衡，一個地區市場比另一地區市場更大。于是在國內市場和實際工資效應的作用下，人口和企業從較小地區向較大地區開始遷移，最終形成與初始均衡完全不同的新均衡。
然而，這種人口和資源流動過程中仍然存在阻力。如果所有企業都遷到大地區，只有一家企業遷至小地區，那它將成為市場的壟斷者。壟斷企業將產品賣給當地農民和自己的員工，但會遇到進口工業產品的競爭，進口產品價格和數量受運輸成本的約束。壟斷企業受到勞動力市場的制約，因為它要提供足夠高的實際工資才能吸引到所需的工人。小地區企業工人的福利取決于企業支付的工資、壟斷企業產品的價格和含運輸成本的進口產品的價格。小地區的市場狀況不只對一家企業有吸引力，有更多的企業脫離大地區（中心區）到小地區（邊緣區），從而形成分散均衡。分散均衡能否形成取決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他因素，比如大地區的擁堵成本、地價上漲等也會導致經濟分散而不是集中。克魯格曼的比較表態分析結果使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在運輸成本下降、技術收益遞增的情形下城市化進程和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
國際金融危機
克魯格曼在國際金融方面也有重要的貢獻。他于1979年提出了研究貨幣危機的新分析框架。他認為在基礎經濟已經出現非均衡的情況下，政府仍試圖維持固定匯率（在資本項目開放的形勢下）從長期看是不可能的。政府通過大量買賣外匯對匯率進行干預，只能在短期維持固定匯率。由于理性投資者預期政府的外匯儲備不久將會枯竭，因此他們會通過做空攻擊該國貨幣。克魯格曼據此準確預言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
克魯格曼對目標區內的匯率波動也進行了研究。貨幣目標區是相關央行為實現幣值穩定而制定的匯率浮動范圍，在歐元出現前歐洲曾采用的歐洲匯率機制（ERM）就是一例。克魯格曼提出“正則模型”對目標區匯率的波動進行分析。基本思想是，在目標區的中間，匯率上下波動的概率相同，匯率的預期波動幅度為零；在目標區的上限，匯率更可能向下波動，預期波動幅度為負值。理性投資者可以預期到這些趨勢，并運用期權定期模型對目標區內的匯率波動進行分析。結果，可信的目標區有助于實現匯率的穩定。
結論
第6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金融地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金融地理學屬于地理學龐大體系的一個分支，更準確地說，它是經濟地理學科的一個子集。金融地理學家Leyshon和勞拉詹南均認為金融地理學是由經濟學衍生而來的。國外很多學者將經濟地理學分為舊經濟地理學和新經濟地理學，并認為金融地理學的學術淵源應該在于新經濟地理學。經濟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顧朝林等，2002)。經濟學家認為，“新經濟地理學”基本包括兩個重要主題，即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分析。另外，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學家卻對經濟學家認為的“新經濟地理學”持批評態度，他們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更多地考慮了區域的個性，文化、社會、歷史、制度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視。國內的學者一般更加關注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而國外研究金融地理學的學者則格外推崇地理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我們可以從Yeung(2003)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定義看出這一點：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特征包括對經濟行為的社會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對社會主體變動性身份的描繪；探討耗散背景在塑造經濟行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現狀與研究內容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是繁雜、瑣碎和不系統的，本文只是嘗試對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關于在金融學研究中是否納入地理要素的爭議。
傳統的觀點是以O′Brien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觀點。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間作用，實際上，情況可能是“可替代的貨幣仍將繼續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離現存地理條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學者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見。Porteous(1995)認為，盡管存在當今的電訊革命，借貸雙方的物理距離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響因素。Zhao(2002)則將信息分為標準化信息和非標準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質，金融部門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學者則從社會和背景等軟性要素出發，轉向了“缺失的地理學”，認為需要對全球金融系統的多元化地理學認真看待。
二、強調地理因素在金融現象實證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東亞金融機構的空間體系結構，指出危機的空間性和由這場危機產生的關于全球金融系統的地理學上的爭論。Clark & Wojcik(2003)對德國的資本市場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歐洲一體化水平及資本市場有效性低，一些職業投資者仍然可以從搜尋信息、分析信息中獲利，因此需要離信息源近一些。對德國的研究表明，不僅國家邊界而且區域邊界對市場透明度和有效性至關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間回歸分析法介紹了歐洲經濟的收斂性，同時凸顯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寫出的關于里昂地區金融地理學的博士論文，勞拉詹南對其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三、關于貨幣地理學的研究。
這方面的文獻相對來說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對貨幣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對貨幣社會含義的研究；Dodd對貨幣網絡的研究；Thrift對國際信用貨幣網絡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對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有關貨幣、貨幣網絡和金融網絡的研究有著濃重的哲學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歷史和社會人類學的。如Zelizer(1989;1994)對傳統社會關于貨幣的作用與效果提出了批評。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論貢獻突出體現在其貨幣網絡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網絡的研究。這三位學者在研究貨幣地理學的過程中，都堅持貨幣是比政治經濟學所指的復雜得多的多元化現象，在分析過程中，應更多地關注社會結構和具體化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致力于研究貨幣交換與信用和債務的地理學。另外，貨幣地理學的相當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經濟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別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經濟，在研究經濟因素的同時，也強調了世界城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貨幣地理學的研究開始由一般性轉向特殊性，由對系統、網絡研究的關注轉向對主體的關注。如Wills(1996a;1996b)關于財經服務社工會的地理學；Allen & Pryke(1994;1995)關于倫敦金融市場的空間表示；Clark(1997a;1997b)關于信息、知識與金融決策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目前處在關于經濟、文化、空間和位置關系爭論的最前沿。
四、關于金融流動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論述了全世界時空范圍內金融的流動。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對貨幣怎樣流動、如何將遠距離的地區聯系在一起、如何成為資本主義運轉之輪的劑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學者都是從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討論金融的流動。Portes & Rey(2000)主要從信息地理學的角度探討了股權資本跨界流動的決定因素。金融中心問題同樣是金融地理學家研究的熱點。Gehrig(1998)利用市場摩擦理論和大量的實證分析，證明了某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聚集趨勢與另外一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趨勢并存。他同時論述了金融市場的離心力與向心力，探討了金融中心的未來。將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論應用到金融地理學領域中，并探討中國金融中心的演化，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第7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人地關系；空間問題；區位
區域對于一門課程來說基本概念是基礎，是其他理論、方法論展開的重要根基。本文圍繞地理學課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經濟活動區位概念及區域概念進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內涵。
1關于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探討
經濟地理學是研究經濟活動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這一定義明確了當今國內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兩大模塊，與過去的相關教材相比具有鮮明地理學特色并體現地理學科研究優勢。教材中明顯將經濟活動空間問題研究和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并重為經濟地理學兩大研究對象。作者認為經濟地理學擅長研究的領域自然是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和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人地關系）。由于地理學向來擅長研究的領域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因此對于后者大家普遍認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為地理學的根基是區域性與綜合性，對于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來說，綜合性不必費筆墨，人地關系系統包括諸多要素的綜合，自然體現地理學的綜合性。地理學的區域性主要體現在區域內部的一致性及區域之間的差異性，而區域差異性主要由地球的圓形形態與太陽的位置關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質演化歷史所決定。其中，地球圓形形態與太陽的位置關系這一基礎物理條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熱量分布產生區域差異，即維度地帶性規律。熱量分布差異帶來諸多自然地理要素（氣候、植被、土壤）的空間差異，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間差異是地理學區域性特點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質演化帶來當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陸分異狀態，而上述差異又進一步影響水熱分布狀態，進而影響“區域性”。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基礎是“地”，即人地關系協調的關鍵是地理環境的承載能力，因此從此種意義上講，人文地理學科的基礎亦是自然地理學科，這是由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所決定的。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研究這一領域若將其獨立與人地關系之外進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學所擅長的，而傳統經濟學比較擅長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其原因有：（1）經典區位理論，如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理論，均為經濟學家或受到經濟學思維的地理學家所創。（2）上述有關區位經典理論雖關注的是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但關注的核心問題為經濟活動的空間成本或空間支出問題，而成本與收益問題顯然是經濟學的基本問題。（3）目前區域經濟學諸多著作中介紹經典區位理論的情形常見，由此看來區位論對經濟學和地理學都非常重要，兩種學科均將其視為本學科的基礎理論或基礎理論之一。若地理學將經濟的空間問題與本學科擅長的基礎理論——人地關系理論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學科更好地發展。本文認為，經濟地理學應將研究對象中的人地關系概念進一步強化，而空間問題的研究需要以人地關系研究為前提即在經濟地理學的空間（或區位）問題研究中，首先以人地關系的區域性和綜合性研究為基礎，便能更好地發揮地理學在空間問題研究上的特色與優勢。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此處簡單舉一例：如以某區域城鎮體系空間優化為例，從單一的經濟學視角分析，城鎮體系的空間規劃，無一例外都是按照嚴格的假設條件，遵循中心地體系（或其他經濟學理論模式）即可。因為在僅考慮少數經濟學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況下，地理環境因素（綜合性和區域性）的作用或影響不能夠充分體現，而現實的區域城鎮體系規劃應首先考慮地理環境，考慮人地關系的協調性。原因是，地理環境為人類生存基礎，而成本—效益等諸多經濟因素是人類在保證生存基礎之后的發展方面的問題。基于上述認識，本文認為在地理學教材中應將學科研究對象描述為人地關系（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及人地關系協調基礎上的區位、空間組織等問題更為合理。
2關于經濟活動區位概念的探討
地理學眾多教材將經濟活動區位定義為人類經濟活動所占有的場所。這一定義范圍較廣，年輕學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內涵。本文認為，經濟活動區位有兩大核心內涵，一是相對位置的內涵，即“此經濟活動”與“彼經濟活動”之間的相對位置決定“此經濟活動”的區位的“好壞”或“優劣”，而教材所定義的經濟活動所占有的“場所”一詞，不能很好地體現經濟活動本身的相對位置的內涵。二是須從某一視角去看待區位這一概念。例如在比較兩種地理事物的區位中“誰優誰劣”，須從同一視角進行比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連浩特的區位“誰更優”的問題，中國和蒙古國的經濟貿易往來這一視角看問題，那必然是后者的區位優勢顯著。但從國家層面去比較區位優勢，顯然前者具有絕對優勢。我們經常看到或者聽到“什么與什么比較起來，哪一個更具區位優勢”等表述，這樣的表述顯然忽略了兩種事物的比較必須在某一個統一視角下進行才有意義這一基本常識。本文認為，經濟活動區位更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應為，“某統一視角下，經濟地理事物的相對位置”。
3關于區域概念的探討
區域概念在諸多領域中無統一定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定義。政治學認為行政界線既是區域邊界；區域經濟學認為統一經濟特征的區域即為其邊界；地理學認為區域是具有一定范圍的地理空間。本文主要探討地理學對于區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學對于區域的上述定義與區位定義同樣，其內涵較為寬泛，沒有一定的專業基礎的本科生理解起來較為困難。定義表述中的“一定范圍”一詞，其所指范圍寬泛，如，“一定范圍”從小到社區，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學生頭腦中植入清晰的空間概念，易出現歧義。由于地理學的兩大根基之一的“區域性”是在自然區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很強的自然地理屬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學研究中，也應強調區域的自然地理屬性。因此本文更傾向于將區域定義為，某一標準下，具有內部一致性，外部差異性的地理單元。其中，“某一標準”一詞是為區分不同學科（或不同研究視角）對區域的不同認識（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化區僅僅是從文化這一視角劃分區域的，而經濟區僅僅是根據經濟類指標對區域進行劃分的。因此“區域”在一定標準下才具有實際意義，同時在一定標準下區域內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對外必然產生差異性。
4結論與討論
本文所探討的三大基礎概念是地理學課程體系中常見和重要的概念，對于本科生學習掌握本學科相關理論和相關方法論十分重要。作者以目前國內流行的幾本教材為參考，結合自身教學和科研體會，對人地關系和經濟空間問題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概念融合問題進行初步探討，并對人文地理學兩大基礎概念，即經濟活動區位概念和區域概念進行深入辨析，旨在明晰三大概念的實際內涵。上述三大基本概念僅僅是作者本人結合十余年的教學及科研所總結出的一些心得體會，有待同行深入交流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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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功豪.區域分析與規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陳才.區域經濟地理學(第二版).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第8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根據網絡聯系是否跨越地域邊界可將創新網絡分為區域內聯系和區域外聯系，受Dicken空間尺度劃分的影響[9]，也有的學者將創新網絡細分為全球、區域、國家和地方創新網絡，而且不斷分化為三個主要研究方向：一是曼徹斯特學派，重點關注全球生產網絡，代表學者有Jeffrey Henderson、Peter Dicken、Martin Hess、NEil Coe以及Henry Wai-Chung Yeung等；二是北歐創新學派，重點關注區域創新系統，代表學者有Philip Cooke、Kevin Morgan以及Peter Maskell等；三是全球-地方創新網絡（Glocal Innovation Network）研究，重點關注全球與地方相結合的創新網絡。實際上，從經濟地理學思想演變來看，創新網絡理論可追溯到杜能農業區位論、韋伯工業區位論和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論等基于距離的經濟地理學傳統理論，這些理論主要關注地方空間尺度，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基于關系的經濟地理學思潮開始成為主流，主要關注全球空間尺度，并逐漸向全球-地方（Glocalization）綜合空間尺度轉變，形成了新經濟地理學[10]。因此，本文重點從全球、地方（包括國家和省/市層面）和全球-地方三種視角探討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的關系。
由于構建區域創新網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單個企業創新能力的有限性和資源的稀缺性，個體通過在創新網絡中可獲得知識流動、外溢效應，從而能夠獲取更多的知識和資源[11]。眾所周知，知識與創新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和推動力，創新能力大小可直接決定區域經濟發展的成敗，而區域創新能力主要由區域內知識流動及區域內主體構成的網絡所決定[12]。因此，有必要對不同空間尺度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關系相關研究進行梳理總結，這對于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創新大有裨益，同時也有助于厘清當前研究最新進展、存在不足以及有待研究的新方向，從而促進經濟地理學者更好地開展創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研究。
1 知識流動研究的興起
知識流動的概念最早由Teece于1977年提出，他認為技術的國際轉移能為企業帶來相應的知識積累，OECD在1997年發表的《國家創新體系》報告中指出知識流動主要指發生在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流動，同時還包括創新人才在不同部門間的流動[13]。由于考察對象的不同，知識流動相關研究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與知識流動相關或相近的概念，如知識溢出[14]、技術擴散[15]、知識擴散[16]、知識可達性[17]、聯系[18]。劉燕華等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交流與擴散的空間過程是從地理學視角研究創新系統的重要方向[19]；曾剛等基于張江高科技園區的案例研究，主要探討了技術擴散的過程及影響因子[20]；馬銘波等則以國內樂器制造業為例，認為行為主體之間的知識流動可形成知識網絡，知識通道則是知識流動及知識網絡的保證[21]；李國平等分析了我國省際創新活動，證明了知識溢出的存在性和空間局限性[22]。
知識流動通常被經濟地理學者認為是創新活動的基本形式，且知識流動的實質是促進創新要素的有效組合[23]。同時也有學者將創新看作知識流動的結果，不同知識的流動和學習整合則是創新的關鍵[24]。知識流動能有效促進創新，這在學界已有共識，但有關不同類型、不同渠道知識對創新影響的差異尚存爭議。知識一般包括隱性、可編碼化、科學、技術、文化、美學、表述和符號等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維持了地方集群內企業的競爭優勢，并有助于提升經濟競爭力[16]，其中隱性知識和可編碼化知識在學界應用最為廣泛，二者間在表達形式、交流方式、轉移難易程度、地理空間范圍等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25]（表1）。Bode以西德1990年規劃區為例，對不同經濟區域的知識溢出的空間形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知識對區域創新的貢獻較低[26]；曾剛等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創造新知識的能力欠缺，更加偏重于對外部科技知識的吸收，但僅僅停留在本土企業對國外技術的吸收與模仿上[27]；Liu、Buck研究表明本土企業的技術擴散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跨國企業對本土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28]。
知識流動是發生在企業、高校、科研機構、政府部門、中介機構等任意兩個或者多個參與主體之間的活動。實際上，作為創新的核心主體，企業創新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知識存量的多少，創新主體可從區域內部的知識溢出中獲益[8]，但他們也需要建立區域外部通道獲取自身匱乏的知識[18]，知識的流動方式一般有創新合作、技術轉移和外商直接投資三種[29]，而企業主要通過與合作伙伴構建創新網絡的形式獲取知識，企業的研發人員或發明家、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發人員在知識流動過程中，直接促進了知識流動[30]。根據知識流動先后關系，可將知識流動分為知識搜尋和知識轉移兩個階段，知識存量較高的主體與知識匱乏的主體達成知識轉移共識，知識匱乏主體對知識進行消化吸收，經過多次知識傳遞、吸收、反饋和調整，知識需求雙方的知識存量發生改變，從而完成知識在不同主體間的流動[31]。
2 全球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大幅提升。一方面，以跨國公司為核心的全球商品鏈形成和發展極大地強化了跨國聯系，國家政府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影響力下降；另一方面，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重塑了全球生產格局，出現了地方性產業集群和生產中心，形成了治理范圍較大的諸多超國家集團。Dicken[9]和Coe[32]基于這種日益強化的跨國聯系，提出了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的概念。Yeung、Coe對全球生產網絡假說進行了優化，提出全球生產網絡2.0版，將最優化成本-能力比、市場需求、金融規則、風險控制等對行為者的影響納入分析框架，以厘清不同產業、制度、區域對全球生產網絡組織與運行的影響[33]。Ernst對ICT產業全球轉移與技術升級過程進行研究后發現，旗艦企業（Flagship firm）在全球范圍內搜尋知識資源，與區外的客戶、供應商、大學、科研機構等建立了正式、非正式的創新合作網絡關系[34]；杜德斌等學者對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RD網絡進行了分析研究[35]；王琛對珠三角地區企業創新活動進行了系統實地調研和分析后發現，企業所有制及其全球合作計劃對全球創新網絡具有重要影響[36]。
不論是全球生產網絡還是全球創新網絡，都是一種跨地域邊界形成的跨界網絡，而跨國網絡則是跨界網絡中最為重要的形式。跨國網絡結構能有效降低知識流動成本，提高知識流動效率[37]。Gupta根據知識流動程度和流動方向，將跨國網絡結構劃分為全球和地方創新者、知識整合者和執行者四種角色[38]（圖1）。Kogut、Zander對跨國公司內部和外部的知識流動進行研究，發現知識的可編碼化程度越高，知識向外部的轉移則較為容易，反之則只能向內部子公司轉移[39]。TEigland等研究指出企業價值觀、個人知識以及崗位輪換等可有效促進跨國公司內部的知識流動[40]。Ahuja研究發現直接和間接的關系都對創新有積極的影響，結構洞對于后續創新產出既具有積極也具有消極的影響，但在國際協作關系網絡中，不斷增長的結構洞對創新有負面的影響[41]。另外，Cowan等研究發現小世界網絡對產學研知識的流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42]。張云偉以張江與新竹IC產業為例，對跨界產業集群網絡的演化機理進行了系統研究[43]。
綜上所述，全球生產網絡、全球創新網絡較好地論述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與供應商之間基于產業鏈的知識交流，較好地解釋了后發區域企業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然而，全球生產網絡忽視了不同空間尺度作用機理的差異，認為跨國公司對創新的貢獻遠遠高于地方中小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
3 地方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
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關注地方創新網絡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于馬歇爾式產業區、創新環境學派、創新發展空間、集群和國家創新系統理論[44-45]。20世紀80年代，中小企業創新積極性逐漸增強，其在區域創新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區、德國巴登-符騰堡地區活躍的創新活動引起了經濟地理學者的關注，Cooke[3]和Maskell等[46]率先提出了區域創新系統理論。
作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有效載體和形式，區域創新網絡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受到了經濟地理學者的長期跟蹤研究，且多從創新網絡的結構特征出發。創新網絡的結構特征會影響知識在主體間的流動和吸收，進而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47]。毋庸置疑，創新網絡中創新主體知識聯系強度是影響創新績效的重要因素，且這種網絡關系可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以Coleman為代表的強關系學者們認為，網絡成員間聯系緊密能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和獲取知識[48-49]，聯系較強的網絡可加快知識在創新主體間轉移，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50]。而以Granovetter為代表的弱關系學者則認為，強關系網絡可能會造成知識和資源的冗余，帶來關系嵌入性的問題，而網絡關系中的弱關系（遠距離且不頻繁的聯系）可有助于企業獲取新知識和新信息，更加有利于網絡創新水平的提高[51-52]。對于這一爭論，也有學者指出如果創新網絡規模較大，強聯系和弱聯系都能促使企業從網絡中獲得創新所需的知識和資源[53]。
隨著創新網絡研究的深入，網絡結構被認為是影響知識轉移的關鍵因素[42，54]。近年來，有關知識流動的網絡研究多以知識網絡研究為主，Beckmann以科學家為單元對學術性知識流動的經濟結構模型作了探討，并首次提出知識網絡的概念，認為知識網絡是進行科學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機構和活動[55]。之后，國內外學者們做了大量的研究，汪濤、曾剛綜述了知識網絡的研究進展，認為在知識網絡的地理空間尺度、非地理距離的定量計算及知識網絡的演化機制等方面的研究還存在著理論難點和技術瓶頸[56]；TerWal以德國生物技術知識網絡為例進行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演進，生物技術知識網絡內地理鄰近的重要性不斷下降[57]；李丹丹等以生物技術的知識溢出為例，在探討不同時空尺度上知識溢出網絡拓撲和空間結構演變特征基礎上，分析了不同空間尺度知識溢出的影響因子[58]。
綜上所述，地方創新網絡作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基本形式和載體，近年來得到了學界較多的關注，也較好地解釋了開發發達地區地方科技創新資源、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動、促進區域發展的現象和途徑，但對創新資源稟賦條件短缺地區的現實重視不夠，對地方高校、研究機構、區域政策等對區域創新的貢獻有所夸大，忽視了國際知識流動、科技合作，特別是跨國公司對地方創新的推動作用[59]。
4 全球-地方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
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快速發展，創新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區位要素也逐漸向技術創新要素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地理學者強調全球和地方兩個空間尺度創新要素互動的重要性，對全球和地方空間尺度的創新網絡開展了大量研究[9，60-61]。Hennemann運用復雜網絡分析法評估了中國科學知識生產系統融入全球的情況，研究指出知識網絡受到內部和外部動力的共同影響，內部動力為精英高校的主動融合效應，外部動力為全球知識系統的涓滴效應[62]；Lorenzen、Mudambi以印度孟買電影娛樂產業集群和班加羅爾軟件產業集群為例，對于集群網絡的研究做出了兩個重要貢獻，即構建了集群內外部聯系理論分析框架及運用了社會網絡理論[63]。基于中國不同空間尺度的創新網絡研究，學者們也進行了有益探索，如趙建吉、曾剛構建了技術守門員分析框架，以上海張江集成電路產業集群為案例，研究發現技術守門員是集群實現全球地方聯結的重要管道，技術守門員便于集群實現更為迅速的技術流動[64]；由于產業集群可看作是創新網絡的形成基礎，集群創新網絡是創新網絡的擴展，能夠有效地解決隱性知識難以轉移的問題[65]。Bathelt等認為集群與知識距離之間的通道越多，本地集群內公司受益于本地蜂鳴的質量和價值就越高[66]。
20世紀90年代，Robertson首次引入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并指出全球-地方化可能會替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概念[67]，目前在經濟地理學領域，關于全球-地方創新網絡的研究尚不多見，Bathelt在提出本地傳言-全球通道模型以來，又對本地創新主體與全球創新主體的知識交流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區域發展受益于本地知識與全球知識的交互作用[9，68]；Huggins等將本地網絡與全球網絡結合，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效測度的網絡資本概念，并建構了本地與全球網絡共同作用下的區域發展路徑理論分析框架[69]；苗長虹基于全球-地方聯結視角對河南許昌發制品產業集群的技術學習過程進行了分析[70]；司月芳等學者則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全球-地方聯結下創新網絡的概念，并對其研究理論淵源、研究進展及未來的研究思路進行了深入剖析，他們指出全球-地方創新網絡是指特定產業、技術領域內，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具有相關關聯的創新主體為追求創新而建立的地方和全球網絡合作聯系的總和[71]。
綜上所述，經濟地理學者已經意識到不同空間尺度創新網絡中知識流動的差異，且關于全球創新網絡、地方創新網絡的相關研究已較為成熟，在解釋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和地方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但是，雖然學者們對創新網絡的空間尺度問題進行了廣泛探索，但現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論概念描述，缺乏對不同空間視角下的創新網絡主體的結網過程和機理、知識流動機制的探討。
5 結論與展望
本文基于經濟地理學視角，對全球、地方、全球-地方等不同空間尺度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的國內外相關研究進展進行了梳理，研究發現創新網絡已成為經濟地理學者近來關注的核心領域，同時創新網絡也是各創新主體知識轉移的重要載體，國內外經濟地理學者開展了大量研究，獲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從創新網絡研究的全球-地方新趨向來看，現有創新網絡與知識流動研究仍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主要形成了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知識流動能較好地解釋創新過程，是近年來創新領域逐漸興起的研究熱點之一。知識流動有助于實現創新，但有關知識流動的研究側重于知識創新主體之間的流動，缺乏對知識流動的規律性特征進行總結和歸納，未來可以基于較為成熟的技術空間擴散規律進行知識空間擴散規律的研究。另外，知識流動與創新績效一直是研究的熱點，但縱觀研究成果，可以發現關于知識流動的討論多是如何提高流動效率進而提高創新績效，對創新績效提升的動力機制和空間效應涉及不多。
第二，作為知識流動的載體，近年來關于網絡的討論呈現空前的繁榮，包括知識網絡、創新網絡等。研究發現經濟地理學者們多集中在網絡結構及特征，而對于不同階段的網絡演化動力及機制研究尚少，尤其缺乏研究不同網絡間行為主體如何通過知識轉移來提高網絡整體的創新能力。創新合作結網的本質就是獲取區域或企業自身難以獲取的知識，通過結網創新主體可以在網絡內轉移知識，并促使創新主體實現創新，可以判定知識流動是創新網絡中創新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核心方式。然而，由于知識類型不同，往往會造成知識轉移的方式與效果的不同，已有研究多認為知識可分為編碼化與隱性知識，并認為緘默知識在本地范圍內較易傳播，而編碼化知識更加有利于非本地范圍內傳播，對于隱性知識如何在非本地的網絡內流動及機制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
第9篇：經濟地理學范文
河南大學博士點共有18個包括：
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基本原理；教育學原理；體育教育訓練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語語言文學；中國古代史；凝聚態物理；高分子化學與物理；植物學；經濟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地理模型與空間分析；人文地理學；環境地理學。
（來源：文章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