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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高等學校社科基金項目(06DS098)。
作者簡介:歐陽越秀(1973~),女,吉林長春人,經濟學碩士,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工商管理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F045.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2-0030-04 收稿日期:2008-11-11
自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國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但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這個重要階段。如果能夠抓住世界經濟秩序調整的大好時機,加快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迅速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將對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既涉及到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以及科技中介機構等多個主體。又涉及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等多個維度。因此,對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進行多維度的系統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家創新體系的理論構架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Innovation System)研究的主要成果來自個案解剖和對比分析。其中,代表人物英國學者弗里曼的《技術政策與經濟績效:日本的經驗》(Freeman,1987)主要研究來自日本的個案,其結論是“日本以技術創新為主導,輔以組織和制度創新的模式使其迅速成長為工業大國”。而世界銀行請經濟學家尼爾森等所做的《國家創新:比較研究》(Neion et al,1982)則側重于來自15個國家的對比,分析不同國家的創新模式差異。研究結果表明,國家創新系統是各國歷史發展的產物。是由本國的經濟、政治、歷史和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決定的。研究者們的主要研究焦點匯聚在國家組成部分的創新行為和國家政府對這些創新行為的支持等方面。
1 國家創新體系的組織結構
國家創新體系的主要研究者對這一名詞概念都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而是通過解釋創新(Innovation)、體系(Sys―tem)和國家(National)的概念來闡述國家創新體系。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也有把“National Innovationsystem"譯為國家創新系統的,但現在的翻譯已趨于一致,定為國家創新體系(劉海波,2005)。
在國家創新體系構建的過程中,沒有某個最優的、固定的、普適的模式,需要結合本國國情來設計;對國外的模式只能借鑒。不能照搬。我們在這里嘗試將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延伸到更廣闊的范圍。給出如下的定義:國家創新體系應該由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以及科研中介機構等多個主體構成。是層次結構合理、機制鮮明的有機網絡系統,是互相緊密聯系又分工合作的有機整體;國家創新體系應當為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和專有技術研究共同組成的創新活動提供充分保障,且各主體分別發揮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傳播、知識應用等各有側重的功能;其中,教育體制、創新人才、全球化信息網絡和科技投入是國家創新體系的資源基礎。
2 國家創新體系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的關系
1912年,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先將“創新”概念引入經濟學,開創了創新經濟學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有關創新理論的研究逐漸形成不同的學派,具有代表性的有“技術決定論”、“制度決定論”和“互動關系論”。
“技術決定論”學派認為,技術創新決定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力量,而制度則是技術的衍生物,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無關。“制度決定論”學派認為,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好的制度選擇會促進技術創新。而“互動關系論”學派認為,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適度的技術創新能夠引發制度創新和降低制度創新的成本,科學的制度創新則會為技術創新創造條件(李政,2008)。這三種理論學派均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針對不同的經濟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空間,但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反映創新的本質屬性。
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實際上涉及到三個維度的問題: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是創新體系的重要目標,由技術創新轉化為生產力則是創新體系的終極目標;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保障,并和技術創新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管理創新是對國家創新體系的效果進行合理評價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創新總體上說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持續創新,持續破壞,持續優化,持續發展,這就是創新的經濟發展邏輯。因此,協調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三者之間關系的關鍵,是要在保證破壞性關系的基本前提下,積極促進破壞性關系往良性的方向健康發展。
面對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需要從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等不同的維度全面思考,建立協同的創新發展策略。
二、技術創新策略:重點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2007年3月13日,美國第二大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的股票被紐約證交所終止交易,后申請破產保護,這標志著次貸危機的正式爆發。2008年3月16日,摩根大通宣布收購瀕臨倒閉的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危機進入第二階段――由次貸危機演變成金融危機。其后,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花旗、匯豐、皇家蘇格蘭等昔日的金融之神一一轟然倒塌。歐美很多發達國家在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呈現出GDP的負增長,這場金融危機大有發展成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可能。
在如此惡劣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世界各國出臺了不同程度的救市計劃。據估算,各國政府對金融系統的注資總額已超過1萬億美元。面對危機四伏的現狀,我國政府制定并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以及兩年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這一切逐漸拉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投資建設的序幕。在全球經濟面臨艱難局面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在經濟刺激方案中更多地向重點產業的技術創新傾斜,促使其快速實現跨越式發展,將為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
1 重點產業技術創新的國際借鑒
由世界經濟論壇和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的國家創新能力數據顯示,印度在創新能力、對私人部門R&D稅收政策等指標上均高于中國;在其他許多方面,印度的排名也都相對靠前。印度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和其以點帶面的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根據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確定了以計算機軟件業作為技術創新突破口的長遠戰
略,并在印度著名科技中心――班加羅爾建立全國第一個計算機軟件園區。近20年來,印度把班加羅爾的發展模式由南向北漸次推進,形成遍布全國的軟件產業集群,其軟件產業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7年,印度有近7500家軟件企業,雇傭人員超過85萬人,軟件業產值達到500億美元左右,其中出口占380億美元,約占世界軟件開發市場的20%(黃德春等,2007)。從軟件產業的迅猛發展中得到啟示。印度政府正全力將生物技術產業作為繼軟件產業之后帶動印度經濟發展的又一新興高技術產業給予重點扶持。據印度生物技術產業者聯合會的統計,近年印度的生物技術產業規模年均增長速度達39%,出口占該產業總收入的56%(高云華等,2008)。
2 我國重點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技術創新策略
在關于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的研究中,經濟進化論者提出的技術制度理論(Nelson et al,1982)具有重要意義。技術制度理論框架下,不同行業的創新活動可以區別為熊彼特I型(sehumpeterMarkI)和熊彼特Ⅱ型(Sehumpeter MarkⅡ)。其中。熊彼特I型行業具有高機會、低專有、低積累的性質,而熊彼特Ⅱ型行業則具有高機會、高專有的特性,對非創新者和潛在的進入者形成明顯的壁壘。同時,該類型行業的企業技術創新研究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將會使整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和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得到巨大的提高。
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借鑒印度在重點行業的發展策略。選擇重點行業制定技術創新的跨越式發展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對于重點扶持行業的選擇,要將科學技術發展現狀和市場需求相結合,同時兼顧我國在相關領域的技術儲備。綜合上述多種因素,新能源汽車行業和航空航天行業應當成為主要的備選對象。
伴隨我國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汽車消費已經占據世界汽車消費市場的重要地位。而且,通過與國際知名品牌建立合資企業,我國在汽車行業先進技術的引進和消化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多個國內知名汽車集團已經開始重視自主品牌的開發和生產。另一方面,我國能源需求的急劇增長打破了我國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格局,石油進口量逐年增加。由于我國石化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生產量的相對不足,未來我國能源供給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高。因此,新能源汽車行業在中國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從國際上看,2008年美國新能源汽車的銷售較上一年同期增長46%,市場占有率達到3.2%,仍然保持在較低的水平。我國應當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為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技術創新建立專門的配套扶持政策,爭取實現跨越式發展。
航空航天行業不但具有極高的科學技術要求,同時也是一個國家軍事力量強弱的重要體現。我國的航天事業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60年代成功發射中程和中遠程運載火箭,為航天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5個用自制運載火箭成功發射衛星的國家。2003年,神州5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我國由此成為世界上繼俄羅斯和美國之后第3個有能力將航天員送上太空的國家,這是我國高科技領域繼“兩彈一星”之后又一座光輝的里程碑。我國的航空航天行業具有強大的技術積累,也是我國成為世界科技大國和強國的重要體現。我國應當繼續增加在航空航天領域的投入,為航空航天行業的技術創新建立專門的扶持政策,爭取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制度創新策略:建立綜合性的創新成果交易制度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由美國的住房刺激貸款引發,經過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迅速擴展到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最終波及到傳統商業銀行,導致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
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和摩根大通的變故標志著華爾街投資銀行模式的幻滅。華爾街面臨的變故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單純通過健全資本市場實現對創新技術和企業投資的退出是遠遠不夠的。結合我國國情。建立多層次綜合性創新成果交易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1 綜合性創新成果交易制度的要求
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創新機制的建設單純依靠市場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借助創新體系中的其他要素。特別是政府和金融中介機構要發揮重要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創新機制的建立和重大基礎研究項目的資金支持;金融中介機構則可以借助資本的強力作用。加速中介體系(包括資本市場等)的建設,為創新機制建設帶來巨大的增值服務。同時,創新成果交易制度的構建必須滿足創新機制要求的三個特征:要素之間的雙向聯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能夠實現保值增值。創新活動各參與主體應當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研發資本或風險投資的投人從單個項目上可能產生失敗的結果,但創新成果交易制度應當有利于保障其總體上具有達到或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資本回報率,不能把“風險投資”變成“奉獻投資”。
根據上述要求,適合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綜合性創新成果交易制度應當由創新產權合約交易、孵化器轉移和創業板交易等三個層次的交易制度共同組成。
2 綜合性創新成果交易制度的體系結構
創新產權合約交易制度是指通過法律或法規的形式,規定政府或其他各投資主體在其投入資本而生產出的創新成果中擁有產權比例的計算方式,并通過產權合約的形式,把技術市場確立為法定的技術轉移中介機構。提供技術評估、技術轉移、技術入股等方面的法定認定和交易服務。
孵化器轉移制度的主體包括政府、項目承擔單位、孵化器和企業。政府在為項目承擔單位提供資金的同時簽訂合約,當項目承擔單位進入完成重大創新成果的研發階段,可把成果轉至孵化器;新的在孵企業根據孵化器的評估結果向項目承擔單位和政府轉讓一部分股權;在孵企業在孵化器內,享受孵化器的智能服務以及各類專業服務機構、金融機構的服務,實現成果的真正產業化。
創業板交易制度是指主板市場之外的專為暫時無法上市的中小型技術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途徑和成長空間的證券交易制度。它是對主板市場交易的有效補充,在資本市場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創業板市場最大的特點就是低門檻進入、嚴要求運作,以利于有技術創新優勢的中小企業獲得融資機會,并為風險投資資本營造一個正常的退出機制。
創新產權合約交易、孵化器轉移和創業板交易制度適合于處在不同階段的技術創新和創新企業。在技術創新成果處于初級階段時,創新產權合約交易起到主要作用。保障不同投資主體的創新產權具有便捷的交易渠道;當技術創新成果處于研發向應用階段轉化時,孵化器轉移制度承擔主要功能,特別是孵化器適合新生創新企業的各項專業化服務,將為企業的順利成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技術創新成果處于發展壯大階段時,創業板交易制度將為創新企業的融資和
風險投資企業的退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建立綜合性的多層次創新成果交易制度,才能保障技術創新企業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全部參與主體的權利,為國家創新體系目標的順利實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四、管理創新策略:建立科學的創新績效評價體系
管理創新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例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和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的組合引入現有的管理體系內,從而更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的創新活動。在創新活動中,國家創新體系應當既起到推動創新活動發展的作用,又是各種創新方法和手段的最積極參與者。因此,管理創新在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我國國家創新體系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創新管理機制不完善,未能建立起適應創新發展規律的評價、交易和監管機制,未能針對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和專有技術創新的特點,充分協調政府部門、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力量。建立有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二是創新績效評價體系落后,重視數量而輕視質量,使得科研工作急功近利,創新思想容易受到限制;重視所謂科研成果評獎而輕視其向技術創新的轉化,不能充分實現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其中,創新績效評價體系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導向性作用,建立更加科學的創新績效評價體系刻不容緩。
1 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的借鑒意義
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WKCI)是1996年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首次提出知識經濟概念后,對其內涵與表征深入研究的產物。最新的WKCI指標體系共包含了人力資源要素、金融資本要素、知識資本要素、經濟產出要素和知識可持續發展能力等5大類共19個指標(劉東,2007)。WKCI指標體系由4類投入指標和1類產出指標構成,其指標的設計獨具特色。WKCI指標體系的設計思路和主要框架對我國建立創新績效評價體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評價指標的設計應當充分體現技術創新與經濟價值和居民財富的內在聯系。技術創新只有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提高國際競爭力,體現為國民收入和國民福利的提高,才能真正實現其根本目標。其次,評價指標的設計應當充分體現“以人為本,人才強國”的基本理念,把人才培養作為衡量創新競爭優勢的核心。現代國際經濟競爭已經充分體現出人力資源的重要意義。對于國家,人才是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對于企業,人力資源是競爭力的根本和關鍵。最后,評價指標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到技術創新的可持續發展,通過創新行為創造出的財富,應當部分轉化為研發資本的再投入,部分轉化為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入,才能保證創新行為的不斷發展。
2 科學的創新績效評價體系
根據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現狀,借鑒國際先進的WKCI指標體系的設計思路和主要框架,解決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的如下關鍵問題,對建立科學的創新績效評價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創新績效評價體系要兼顧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兩個方面的評價,忽略制度創新將使技術創新缺乏持續發展的前進動力。我國的基本國情是資本市場的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同資本市場成熟國家相比較存在很多不足,這就需要在創新績效評價中更加強調綜合性創新成果交易制度的評價,通過其導向作用促使創新成果交易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為技術創新的資本投入營造健康、順暢的交易渠道,為風險投資基金創造高效的退出機制。
其次,創新績效評價體系要客觀地反映創新成果的潛在和實際經濟效益,杜絕簡單地以成果數量進行評估的粗放方式。在對科研論文和專利的評價上,不能簡單的以SCI、EI等重要索引收錄的論文和授權的發明專利數量為評估標準。對于原創性強的基礎研究領域的創新成果,應當注重評價其發展前景和潛在的經濟價值;對共性技術領域的創新成果,評價中應當潛在經濟價值和實際經濟價值并重;對專有技術領域的創新成果,評價中應當著重強調實際產出的經濟價值。
關鍵詞: 養老保險金;問題;金融創新;必要性;可能性
中圖分類號:F84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1
一、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面臨的問題
我國養老保險金受政府委托投資運營將面臨著“怎樣利用市場機制來使之保值增值”的問題。
第一,世界經濟短時間難以復蘇。在2008年,社保基金虧損嚴重,投資股市的資產損失過半,有悖于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原則。養老金涉及到群眾的養老問題,應當進行穩健的投資。第二,熱錢涌入,金融市場不穩定因素增加。熱錢涌入中國,給我國的經濟、金融穩定帶來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Everson認為:“熱錢是其持有者迅速地從一種投資形式轉換為另一種投資形式,以取得國際匯率變化的好處,或獲得投資的短期高收益為目的的貨幣”。熱錢通過貿易、外商投資、出入境私帶等多種途徑,使得我國股市螺旋上升。金融市場不穩定,難以為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第三,我國金融市場本身存在許多結構問題。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間存在結構失衡和間接融資市場和直接融資市場間也存在結構上的不平衡制約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運轉。
二、進行金融創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方面,我國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有著進行金融創新的必要性。
第一,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無非面臨著兩個選擇:投資實物資本和投資金融資本。著兩個選擇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風險和收益。投資實物資本時,養老保險金獲得的收益相對比較穩定,壞賬損失、市場風險較小,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流動性差,變現困難。而投資金融資本時,一般選擇的國債能夠帶來比較穩定但是收益率較低的收益。股票類風險高,普通股的風險又高于優先股,但是高風險可能帶來的是高收益。綜合風險和收益兩方面來考慮,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應把長期投資的規避風險放在首位,其資產組合應首先考慮沒有壞債風險的政府債券等投資工具,在股票投資中,一般情況下應把那些信用好業績優的公司發行的可轉換債券放在首位,其次是優先股最后才是普通股,并通過有效的證券投資組合分散非系統風險。
第二,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制度模式特點決定了其管理運作模式必須多樣化。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制度采取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社會養老保險金分為兩個部分,即社會統籌部分和個人賬戶部分,前者實行現收現付的財務制度,后者實行完全積累的財務制度,資金籌集方式與支付方式不同,其相應的管理運作方式也應當有所區別。
第三,養老基金運作必須兼顧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使其在保值增值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借助資本市場,而且還離不開貨幣市場。
另一方面,我國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進行金融創新有著其可能性。
第一,由于金融創新的加強和衍生工具的發展,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面臨著更為多樣化的選擇。對于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也是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的一個發展方向,衍生金融工具的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而這種金融工具的存在同時也促進了金融市場的有效性,使風險得以有效的轉移,例如利用期權可以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及最優管理等。
第二,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我國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可以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在世界這個舞臺上利用資源,不斷發展壯大和滿足國內需求。
因此,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創新和我國加入世界經貿組織以及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養老基金開展國際養老金互換以實現更大范圍的保值增值,將作為一種可以預見的創新方案,為我國養老基金的管理運營提供一種國際化的視野。
三、政策建議
針對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面臨的兩個大的方面問題,本文結合金融創新從以下幾個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議。
第一,要健全市場經濟體制。
首先,國際金融危機和與之伴隨著的熱錢的涌入威脅著我國的金融安全。其次,在項目的選擇上,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應該集中在國債、企業債、金融債等固定收益類產品。再次,在項目的運營和監管上,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應該設立專門的管理和監管機構。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和增值,還應該逐漸允許部分養老基金進行多元化的組合投資,成立多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允許進行債券等其他投資。
第二,在法律制度的建設上,應該加強立法,針對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建立相應的法律依據,使得出現問題時能夠有法可依。
第三,加強信息披露和制定應急方案。政府應當制定應急方案,對于可能遇見的不同的經濟狀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防范和降低風險,保證居民老有所依,生活保障盡量不受大的經濟波動影響。
第四,推出適合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的金融產品。該產品應具有相對較低的風險和較高的收益,有著比較好的增長空間和獲利空間。我國的養老保險金還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委托投資運營,用世界舞臺為我國的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搜集資源,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
最后,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是時代的必然選擇。我們在前進過程中必須緊緊結合中國具體國情,走出適合我國的養老保險金委托投資運營制度,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參考文獻:
[1]Eveason P. G.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Z].Dell Publishing,1994.
[2]王武強,呂雪珂.我國金融市場結構特征以及問題與成因分析.中國經貿,2011(14).
[關鍵詞] 金融危機 出口貿易 增長路徑 轉變
一、我國出口貿易所面臨的國際市場制約因素
經濟危機對國際市場所帶來的巨大沖擊使得我國出口貿易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海外市場需求的降低、制造業成本的升高和貿易摩擦的加劇,使得我國依靠低成本優勢的傳統貿易模式前景不容樂觀。
1.全球經濟低迷導致海外市場整體需求縮水。
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主要貿易國經濟的沖擊使得我國的海外市場整體需求自08下半年年以來呈持續降低的趨勢,隨著全球性經濟衰退在09年下半年觸底,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狀況已經呈現出回暖趨勢,但經濟恢復速度的緩慢以及就業及收入狀況相對于經濟恢復的反映之后形使得海外市場需求的低迷仍將長期
存在 。
2.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出口貿易摩擦增加
自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出于各自經濟利益及短期刺激經濟的需求使得貿易保護措施盛行,我國作為世界出口貿易大國,歷年來也是遭受貿易摩擦案件以及涉案金額最多的國家,在這場貿易保護風暴中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盡管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倡導自由貿易的呼聲在全球愈來愈強,G20峰會也將遏制貿易保護主義作為其主要議題之一,但在全球范圍內其趨勢仍有增無減 ,伴隨著09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輸美輪胎通過特別保障條款加征高額進口關稅以及對我國出口無縫鋼管的雙反調查,以美國為首的主要進口國將針對我國出口產品展開新一輪的貿易保護戰,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業和外貿體系沖擊的強度和規模將進一步加強。
3.全球范圍內能源及制造業原材料價格上升使我國出口產品成本增加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能源及制造業原材料價格呈逐步升高趨勢,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由于對美歐等主要經濟體制張預期的加強,能源及原材料價格更是有增無減,目前機電、輕工、化工等行業的原材料價格漲幅已達20%,國際海運成本更是上漲了30%,這種全球范圍內的生產成本大幅上升時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生產成本大大縮小,而長期以來依靠低成本優勢的我國外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大幅縮水。而我國外貿產業的高能耗性在場其中仍將持續的現實決定了我國外貿產業必將承受來自能源價格上漲的巨大壓力。另外,國際勞工標準的進一步推行以及環保壓力的加大所導致的我國外貿企業勞動力成本的省高級環境成本的逐漸內生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國出口貿易的成本壓力。
二、我國出口貿易發展的內部制約因素
1.外貿出口產品不合理在一定時期內仍將存在
長期以來,我國外貿出口產品構成以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初級工業制成品為主,這種低技術含量、低換匯率、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的加工貿易方式伴隨著近年來全球貿易格局的日益變遷已是弊端凸現,近年來我國在外貿產業優化升級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并頗有成效,自05年以來,我國農副產品、礦產及木材等出口量已持續呈現負增長趨勢,紡織等勞工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增長幅度也逐漸下降,而機電類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則都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長勢頭。但與此同時,以初級產品為主的加工貿易產業仍舊構成我國外貿產業的主要部分,并在我國國民經濟增長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即便是高速增長的高新技術產業中,加工貿易的生產方式仍普遍存在,核心技術的缺乏時的出口產品技術附加值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因而,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外貿體制的結構性失衡仍是當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重要原因。
2.低價策略導致出口貿易條件惡化
我國出口產品在低成本優勢導向下的低端定價策略很大程度上原于我國企業關于將價格視作影響需求的萬能調節器,認為底價必然換來高銷量,然而卻割舍了巨大利潤,這種貿易方式不僅僅使得我國出口產品被冠以廉價低質的惡名,而且成為進口國對我國出口產品采取反傾銷調查的重要原因。另外,大量國內出口企業產品在進口國低端市場上的涌入必然產生了同類產品國內廠商之間的激烈競爭,在導致出口秩序混亂的同時也大大降低了出口貿易效率。
3.缺乏獨立自主的出口貿易產業鏈
目前我國外貿出口中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比重占據半數以上,構成了我國外貿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生產導向性外商直接投資為主的FDI企業在外貿出口中可以憑借投資母公司完善的海外營銷渠道完成其產品在海外市場上的銷售環節,因而在出口貿易中相對于自主營銷企業來說具備較大的優勢,而且在原材料采購方面也可借助于母公司的成本優勢,這種可以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出口貿易量的外貿生產模式在我國外貿產業中一度成為被紛紛效仿的典范,在推動我國出口貿易規模在近年來迅速提升的同時,但對外方采購及營銷渠道過分依賴的也造成了我國外貿產業鏈在原材料采購和銷售渠道環節上的嚴重缺失,在外貿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緩解尤其是銷售環節上的受制于人,也是造成近期我國外貿出口嚴重縮水的重要原因,缺乏對海外市場信息的有效掌握,外貿生產往往會與市場需求的變動相脫節,在出口市場的商業風險來臨時更是難以規避。
三、我國出口貿易增長方式轉軌策略研究
1.促進出口貿易戰略多元化發展
我國出口貿易模式的單一性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外貿方式的單一性,我國出口貿易方式多位直接出口,而間接出口比例較少;第二,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加工貿易在出口貿易中所占比例過大而且呈逐年遞增趨勢,在制成品出口方面,產品定位主要集中于低端產品,而中高檔空間相對缺乏;第三,出口地理分布單一,美國、日本和歐盟是我國出口貿易主要目的地,歷年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占我國出口貿易總額的90%以上,近年來伴隨著世界經濟多元化趨勢的增強,許多亞非拉國家市場呈現出較大潛力,但我國針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貿易卻未出現增長趨勢。
促進我國出口貿易多元化發展,首先要從外貿產業層面上入手,扭轉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主導的加工型外貿出口,是我國出口貿易走上一條以內資企業為主導,擁有自主品牌和產業鏈的獨立自主的外貿出口之路。自2008年以來,我國大多數外資企業都因母公司
實現出口貿易的多元化發展戰略,不僅僅局限在某一產業或是出口貿易的某一層面,而要站在整個外貿體制的高度上,打破傳統的發展模式與領域,拓寬視野勇于創新,積極眼發新產品、涉足新領域、開拓新市場,為我國出口貿易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
我國近年來對這些海外市場的貿易輸出方式主要是以直接出口的方式來實現的,即制成品對出口目的地的直接出口的方式,隨著我國外貿事業的不斷發展,對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出口額一直處于持續上升的趨勢,我國在雙邊貿易中也大多處于順差,因此,這種對華貿易長期巨額逆差的存在導致以美國為首的我國主要貿易對象近年來對我國出口貿易頻頻設限,我國對主要經濟體的出口貿易阻力逐漸上升,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市場需求的收縮以及發達國家相關產業的持續不景氣,更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我國的貿易保護行為變本加厲,因而我國應當改變以直接出口為主的貿易方式,通過間接貿易和海外投資等方式開辟更多的貿易渠道,以多元化貿易方式實現對貿易風險的分擔規避。另外,隨著許多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這些國家的市場空間也在迅速擴大,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合作仍有待進一步拓展,經濟危機帶來的發展速度放緩將促使這些國家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拉動經濟增長,因而會出臺相對寬松的投資與貿易政策,這也是我國在后金融危機時期促進出口貿易多元化發展的良好契機。盡管我國出口產品的絕大多數利潤仍為進口國投資方即經銷商所賺取,而且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大大降低了眾多廠商和消費者的成本,但來自進口國相關產業的巨大壓力以及經濟形勢的持續低迷使得我國出口產品難以避免的成了“替罪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仍將維持經濟增長的偽冒依存度,但一成不變的貿易方式恐怕難以魏繼,外貿方式的多元化戰略勢在必行。
2.積極參與周邊經濟合作組織改善出口貿易條件
利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中的優惠貿易協議,可以從兩方面實現對出口貿易的創造效應,一體化組織中商品和生產要素流通的便利為成員國間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通過與東盟十國在貿易及產業層面上的深化合作,我國不僅可以通過與東盟國家的貿易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歐美日市場的貿易壓力,而且憑借自由貿易區內眾多成員國便利的地理位置及豐富的資源大力發展外貿產業的跨國投資與合作生產,不僅可以彌補我國日益出口產業日益衰減的成本優勢,而且通過經濟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布局的整合分配,可以促進我國外貿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最重要的是,通過區域貿易產業合作可以使得我國外貿出口由單一的出口貿易項合作生產出口及中間產品輸出加工出口相結合的間接出口方式轉變,在增加了我國外貿產業利潤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國市場上源自我國進口產品的比重,對貿易摩擦的發生起到了一定的規避作用。
3.利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中的貿易優惠擴大海外市場進入渠道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的不斷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發展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崛起,除了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一些成立比較早的組織以外,許多新興的經濟合作組織也在迅速崛起,當今世界已經很少有國家獨立于區域一體化組織之外了,經濟一體化組織合作領域包括貿易、產業、科技、政治、軍事,合作程度依據一體化程度而異。近年來我國也在積極地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但在參與國際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人有待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在涉及貿易領域的合作意識不強。通過與主要貿易國周邊經濟合作組織盟國間經貿合作的加強,通過轉口貿易或者海外加工生產的方式,使出口到目標國市場的產品上中國制造的影子逐漸淡化。
美國是目前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也是與我國發生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長期以來我國在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順差成為美國對我國采取種種貿易保護手段的重要原因,面臨目前美國對我國進口產品頻頻設限的狀況,我國外貿產業應將目光更多地投入到相關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上,通過與墨西哥等主要出口目的國的周邊經濟一體化組織盟國發展經貿合作,通過國際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加工基地,通過關稅較低原材料和半成品出口并進行生產或在加工,最終產品就可以以他國制造的方式利用區域內優惠貿易協定較容易的進入目標國市場。歐盟東擴之后所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一度使得我國與歐盟的部分貿易背起內部貿易所抵消,主要原因是我國出口產品被東歐國家同類低成本產品所替代,而大多數東歐國家與我國的產業結構極為相似,在導致出口貿易激烈競爭的同時卻為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較好的條件,根據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我國與東歐國家產業結構的相似使得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成本較低,且更利于產業合作的發展與生產方式的輸出,這項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投資與合作,不僅降低了國際市場的競爭程度,而且利用一體化組織內部貿易安排實現了貿易創造效應。當出口貿易的目標緊緊放在進口國市場時,所面對的是森嚴的貿易壁壘,而將目標市場定位為區域貿易協定所包含的經濟一體化區域時,對目標市場的出口貿易便有捷徑可循了。
4.對自主品牌出口積極推廣、加大扶持
在這次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使得我國大量出口產業遭到嚴重沖擊的同時,我國的自主品牌出口卻大放異彩,體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以汽車產業為例,我國自主品牌汽車的出口近兩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而與此同時國外品牌汽車出口則一度低迷;無獨有偶,浙江省的自主品牌銷商品出口自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出口額并未受到顯著影響,相對于長、珠江三角洲一代大多數輕工產品的加工出口企業出口所遭受的重創體現出了較強的風險抵御能力。經濟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帶來嚴重沖擊的同時,也讓自主品牌在出口貿易中的優勢得到了較好的體現,自主品牌外貿產業與非自主品牌產業相比擁有更加完整的產業鏈,尤其在出口銷售環節,自主品牌大都擁有獨立的海外營銷渠道和銷售終端,在降低了中間環節的出口利潤流失的同時,能夠對海外市場信息有較好的章控能力,從而能夠及時的根據目標市場需求的變動而對產品和銷售策略進行靈活調整,這也是自主品牌出口能夠較好的規避經濟風險的重要因素。自主品牌的自主性體現在產業運營的方方面面,從原材料采購、技術研發、產品生產、營銷渠道到市場信息采集,但在短期內相對于從事加工類企業其運營成本會相對較高,尤其是對于中小企業來說,自主品牌經營在短期內所需要的投資成本會給企業運營帶來較大負擔,因而政府層面的扶持政策對我國自主品牌出口產業的發展壯大至關重要。
5.通過差異化定價策略擴大出口產品的海外市場空間
近年來,標有“中國制造”的我國外貿出口產品被很多國家冠以“廉價低質”的惡名,從總體來講,我國出口產品確實廉價,但卻并不抵質,從我國眾多外貿企業多年來從事貼牌生產的狀況來看,絕大多數我國外貿企業都可以生產出符合國際知名品牌質量標準的產品,可見關于“低質”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國外競爭者對中國出口產品的詆毀。然而可悲的是,我們可以生產出一流水準的產品,但卻只能屈居與進口國的中低端市場,而同樣的產品被冠以國外品牌價位就可以上升幾倍甚至十幾倍而仍然可以擁有穩定的市場需求,讓人不得不哀嘆我國產品出口在海外市場所喪失的巨額利潤空間。在許多擁有獨立海外市場銷售終端的外貿企業海外市場銷售業務中,經常會出現低價與冷而高價暢銷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很多出口企業仍舊沒有走出低價競銷的誤區,認為價格是調節產品需求的萬能鑰匙,只要價格足夠低就能夠打開銷路,而在存在大量非理性消費者的現實中,產品的市場需求曲線在很多情況下并非為向下傾斜的直線,價格只是影響消費者需求的眾多因素之一,而且不可否認的是,有很多消費者在選擇中僅僅將價格作為衡量產品性能質量的標準,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被認為是劣質品了。為了更直觀地說明差異化定價策略的重要性,構建博弈模型如下:
假設A、B兩場上位出口同類產品的出口場上,其在海外市場的定價策略為高價和低價兩種,如博弈模型所示,A、B兩場上的定價策略則構成了一個簡單的囚徒困境模型,當產品定價初期,若A場上采取低價策略而B采取高價策略,當兩廠商產品無明顯差異時采取低價策略場上往往獲得較大利潤,L1’> H2’,同樣,若A為低價而B為高價,H1’< L2’這樣,AB在該市場多次定價博弈后的占優策略均衡為(低價,低價),此時兩廠商的利潤總和為L1 + L2 < H1 + H2,而我國出口廠商在海外市場低價競銷所帶來的利潤損失不僅僅是該博弈模型內部的(H1 + H2)-(L1 + L2),低價競銷會帶來模型外部條件的改變,在海外市場上造成我國出口廠商整體市場檔次的降低,在這種情況下降價所帶來的需求增長的彈性就會越來越小甚至為負,這樣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原本具有占先優勢的國外廠商面前更毫無競爭力可言了。
一味的低端定價所帶來的市場利潤與我國出口廠商所付出的成本相比可謂得不償失,盲目的地價不僅自我束縛了出口產品的海外市場空間,將其局限在利潤極低的低端市場,而且在低價空間上我國出口產品的高密度存在不僅導致了我國出口產品頻頻遭遇貿易制裁,而且中國國內廠商在同一市場上的低價競銷難免會讓一些劣質產品乘虛而入,損害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形象,。因而,我國出口產品定價上應當在對目標市場進行充分細分的基礎上,根據潛在顧客的需求確定產品投放種類及定價策略,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各個層面的消費者需求,將市場占有方式從單一價位的底層占有方式變為多種產品檔次不同價位的全方位立體式占有市場,從而擴大對市場利潤的占有空間,而且降低了同類產品間的競爭程度。
四、結語
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強有力的一級,我國出口貿易仿佛一匹矯健的駿馬伴隨著改革開放樊籬的大開縱橫馳騁,為我國經濟水平是先三十年持續增長的世界奇跡立下了豐功偉績,但伴隨著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風云多變及我國經濟增長中諸多體制問題的日益凸現,我國外貿出口在近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已并不平坦,而我國長期以來依靠外貿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過程中形成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使得我國出口貿易的每一次波動都會波及到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我國出口貿易中存在的弊端,并使我國經濟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同時也讓我國出口貿易中孕育的閃光點得到了體現,為我國貿易在后經濟危機時期的發展道路指引了方向,新時期我國出口貿易之路依然布滿荊棘,因此我國出口貿易必須“內外兼修”,通過內部結構的整合提升外貿出口的整體競爭力,外部通過出口方式以及海外市場進入策略的調整,最大程度的避開貿易保護主義的樊籬,實現出口貿易的持續平穩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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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 銳董相勇:淺析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問題[J] 產經探索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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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世界重心轉移;全球力量對比的改變;國際金融危機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0351(2012)04—0077—09
在從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有一種此前已經出現的趨勢在加速發展著,這就是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趨勢。由于這種趨勢涉及世界范圍內的力量對比、世界格局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等等的發展變化以及世界的未來,因此,這種趨勢的出現和加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密切關注。例如:
早在1995年6月9日的德國《時代》周報就在《亞洲——伙伴還是對手》一文中,提出了世界重心重新東移的發展動向。
在2006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指出這種轉移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全球正在經歷一場變遷,其影響之深刻不亞于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1]
據2008年10月13日法新社紐約電相關報道,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則指出這種轉移對于改變國際格局的重大影響。他說,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地緣政治變革,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二戰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時代已經結束。”
2009年,法國前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指出,由于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統治了世界長達五個世紀的歐美的權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變化。”[2]
2011年,在目擊了世界重心東移的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進一步加速的情況以后,阿根廷迪特利亞大學國際關系教授胡·加·托卡特利安發表文章,強調國際金融“危機表現和推動了世界權力的重新分配,這是其最突出的政治特點。”[3]
那么,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表現和內容是什么?造成這種轉移的原因是什么?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它是怎樣加速的?西方又采取了哪些措施來阻攔其發展?這種轉移又怎樣影響世界形勢的發展?
一、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表現
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首先表現為世界形勢的發展扭轉了多少個世紀以來重心由東方向西方轉移的發展趨勢,開始倒過來呈現出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發展趨勢。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爾特·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發現,人類歷史的重心在幾千年的過程中日益由東方向西方轉移,它起源于亞洲的內陸草原,然后轉移到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流域,再后又越過希臘和羅馬,向西北歐轉移,最后在2000年前跨過大西洋。而現在,這個發展趨向正在顛倒過來:世界重心正向東移動,即從北美重新移向太平洋—亞洲地區。
對于世界重心由東方向西方移動、再由西方向東方移動的這種情況,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曾經以印度的紡織業為例,作過生動的描述:
回顧18世紀,印度的紡織業無論在規模方面還是在質量方面,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可是,當英國開展工業革命,接著陸續出現一批擁有數百部蒸汽紡織機的工廠以后,情況就完全改變了。英國紡織機生產的布料比印度的手織布料更均勻,價格也更便宜,特別是在英國占領了印度次大陸以后,更是順利地取消了當地原有的配額限制和各種保護,讓來自英國的紡織品源源不斷地在當地傾銷。隨著外國機械化生產的浪潮排山倒海地涌入,印度最著名的紡織業也難以匹敵,以致急劇萎縮。至19世紀末,單以英國蘭開夏郡生產的紡織品而言,其中多達40%都是出口到印度去的。到了1900年,英國人均工業化比率(即一個國家的工業制品相對于人口的比率)竟然是印度的100倍!而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兩國的發展還不相上下。
保羅·肯尼迪接著描述說,然而,時移勢易,到了21世紀初的今天,世界局勢的發展又倒轉過來了。過去數十年來,富國不斷地把紡織業與其他機械運送到窮國去,發達國家在全球多個地區投入資金和成立合資企業,迫使當地政府開放市場,從而使印度輸往富國的紡織品又增長起來。時至今日,中國和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高達10%和8%,兩國進一步壟斷全球生產,分占全球財富,繼而享受全球權力,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趨勢。
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保羅·肯尼迪說:“當我們的讀者、公眾及傳媒沉迷于伊拉克危機或等話題時,世界生產重心也同時出現急劇變化,從‘第一’世界轉到‘第三’世界。風水輪流轉,我們卻仍懵然無知。”[4]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分析
隨著我國綜合國際的不斷增強,眾多國家都相繼與我國建立良好關系,并加強了經濟貿易往來。雖然我國目前在國際金融危機下所受到的影響并不大,但是也不萌忽視其破壞力,必須加強對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研究,時刻防范危機的爆發,以保證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一、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概述
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國經濟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一旦發生金融危機,便會立即迅速傳導至另一個國家,并產生一些列的連鎖反應,造成多國多行業的經濟損失,這便是國際金融危機。這一金融危機主要由多種因素所導致,其爆發具有難以避免的特征。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主要分為四種形式。第一種是季風效應傳導,就是指一些具有相似因素的國家,在金融危機發生時,相繼受到投機性沖擊,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傳導。這一傳導機制的典型代表為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1]。第二種是凈傳染效應傳導,這一傳導方式的引發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無法被宏觀基本面數據解釋[2]。其中主要涉及了自我實現和多重均衡理論,一旦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就會使另一個國家的經濟出現貨幣貶值、資本外流等情況,形成“環的均衡”。第三種是羊群效應傳導,主要是由于小投資者相關信息缺乏,更愿意跟隨大投資者作出決策,從而產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傳導。第四種是溢出效應傳導,由于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往往依靠金融和貿易,因而,金融及貿易溢出也成為了國際金融危機傳導的途徑。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傳導方式
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傳導形式主要包括貿易交易、金融渠道等的傳導。貿易交易中的金融傳導,主要是在某一國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出現了貨幣貶值、消費者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降低,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減少,從而使其他國家也受其影響的傳導形式。在這種形勢下,金融危機十分容易擴散,一國貨幣不斷貶值,其他國家的貨幣卻在不斷的升值,與其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出口貿易額會大大降低,而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資金流動量也隨之減少,雙方都會出現經濟受損的情況。例如美國在金融危機后,進口國外產品的數量不斷減少,與其有經濟聯系的國家出口額降低,獲取的經濟利益不斷減少,美國內部很多資產價值縮水,金融機構開始縮緊信貸,而對于具有超前消費意識的美國人民來說,這一措施對其正常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經濟受損的同時,也引發了民眾的恐慌,并通過貿易交易的方式將金融危機傳導向全世界。金融渠道傳導,主要是以匯率和利率作為傳導方式,以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作為傳導途徑[3]。這一傳導方式與貿易交易傳導相比,具有破壞力更大、傳導速度更快的特征。尤其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各國緊密相連,一旦一國發生金融危機,貨幣貶值,也就會引發持有其國債的其他國家債券縮水,出現經濟虧損。該國從其他國家收回海外資金時,也會使相應的國家出現股市、房價波動等情況,導致他國企業經濟受損。
三、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抑制措施
為抑制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提升本國防御能力,應首先對出口市場進行調整,實現多元化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緊密,尤其是在貿易方面,則所產生的貿易溢出效應也就更加明顯。因而,在貿易交易上,不應完全依賴某一國家,而要適當調整出口市場,以多元化發展方式分散風險,有效減輕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其次,應建立相應的預警機制。雖然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沒有征兆,但是在爆發前也會使經濟運行中的一些不足顯現出來,通過預警機制的建立,能夠及時將其中存在的問題找出來,并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時間、概率等進行預測,并便采取相應應措施,減輕其所造成的危害。最后,應加強跨國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會影響多個國家,尤其一些跨國金融機構,會出現較大的經濟損失,因而,國家應注重對這些機構的監管,并要求各機構間能夠形成良好合作關系,在一家機構出現金融危機時,減弱其向其他機構的傳導效果,避免金融危機的大規模爆發。
四、結論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之間聯系密切,一旦一國產生金融危機,將會快速傳導至其他國家,并形成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因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進行深入研究,通過調整出口市場、建立相應預警機制、優化各國跨國金融機構合作關系等方式,避免或減輕金融危機影響,以促進本國經濟健康發展。
作者:葉真卓 單位:湖北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李禾.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及對中國經濟影響和對策分析[J].中國外資,2013,6(6):36-37.
新興經濟體在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時,由于新興市場國家投資“有毒資產”的規模很小,因此受到的直接影響并不嚴重,但來自信心層面的沖擊十分明顯,這次危機的傳導并非同過去一樣是通過資金、資本或者實體經濟傳導,而是直接通過信心傳導至金融市場。同時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對出口的依賴度大大提高,這些國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沖擊較大,要想辦法減少這方面的影響。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新興經濟體的作用能夠體現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地減少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保持經濟增長,把自己的事辦好:其次,新興經濟體應當從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危機過后,能克服掉過去的問題,實現新一輪增長。本輪金融危機起源于華爾街,是從發達國家開始,不僅新興經濟體需要吸取教訓,發達國家的問題也需要關注。
另外,由于工業化國家出現衰退所導致的對進口商品的需求減弱,金融危機也通過出口環節對新興市場的很多國家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一輪經濟危機的另一個特點是,全球化的發展使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對出口的依賴度大大提高,這些國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沖擊較大。
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跨國金融機構把資金撤回母公司,并減少投資活動,可能影響國際收支平衡,造成貿易融資短缺。建議通過國際合作,支持貿易融資,反對保護主義,來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近期召開的G20倫敦峰會明確提出支持貿易融資,中國參加了支持IFC(國際金融公司)貿易融資的活動,目前已對下一步支持貿易融資做了安排。
發達國家從危機走出來需要一定時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真正幫上的忙不是太多,但其對新興市場國家克服困難方面則能發揮更多的作用。從中長期角度來看,應當推進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國際金融秩序,使全球經濟走上更健康的軌道。
除去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以外,也應注重區域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因為區域性開發銀行獲得區域內的信息更豐富,各國之間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達成共識,比如亞洲開發銀行通過增資、開展區域內活動,能夠減少危機造成的負面沖擊。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機構;并購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01
一、前言
在過去約十幾年里,為迅速擴大資產規模、增強競爭實力和搶占市場份額為,金融機構并購重組的規模越來越大、輻射面越來越廣,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演變為全球的金融危機,金融并購的性質發生重大變化。在這種大背景下,一股空前的兼并大潮也正在發生,如何把握住金融危機催生的并購良機,推動和完善我國金融并購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的并購市場一直表現比較活躍,2008年1月到10月份我國企業并購交易量同比增長37%,非國有產權的交易已經超過50%以上,企業并購重組已經涉及到20幾個省市的近萬家企業,并購活動呈現出縱向并購增加、大量中小企業加入并購大軍、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聯動并購頻繁等趨勢。但我國的金融機構大多沒有參與全球金融并購,而這一空白也在隨后得到填補。在2011年9月26日普華永道了一份最新報告《新興機遇:亞洲2011年金融服務業并購》,該報告顯示:逾75%的中國金融機構正在積極考慮在未來的12個月進行并購,而隨著全球經濟增長的重點迅速轉移到東方,中國和亞洲的交易數量預計將在2011年后期及2012年加速增長。這表明中國和亞洲的金融服務并購預計將在2011年后期崛起,并在2012年加速增長,中國金融并購市場即將擴大。
二、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并購呈現的主要特點
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金融并購呈現不一樣的特點:第一,金融機構的并購規模越來越大。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金融機構的大規模并購是為了避免大型金融機構破產帶來的損失和沖擊,也是為了以大規模并購來實現協同效應或是優勢互補的需要。如美國銀行以500億美元收購美林證券。第二,金融機構的跨國并購顯著增多。在這一輪金融并購的浪潮中,在金融國際化、一體化的推動下,各國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并購的跨度由過去以國內并購為主逐步走向跨國并購。據統計,2007年前10個月世界銀行業并購金額達到的3700億美元,其中跨國交易占到55%左右,是上年這一比例的兩倍多。第三,金融機構的跨行業并購不斷增多。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行業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這就給一些有意跨行業發展的金融機構提供了機會。如摩根大通收購了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將其最需要的大宗經紀業務和全球交易處理業務收入囊中。第四,金融機構危機救助型并購在快速上升。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國際金融并購多以強強聯合為主,然而,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強并弱或以大并小的救助型并購不斷增多,呈現急劇上升的趨勢,如巴克萊銀行收購雷曼兄弟部分業務。第五,金融機構并購出現國有化浪潮。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大批金融機構倒閉或陷入困境,為了促進金融體系的重整和金融危機的化解,減少社會震蕩,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干預力度更大的手段,由原來的市場干預變為直接收購,采取政府注資的形式并購或接管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據統計,2008年10月份金融機構的部分國有化總額達740億美元,占當月全球并購總額的約30%。
三、對推進和完善我國金融并購的啟示
近幾年,我國金融機構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尋求通過海外并購或沒立分義機構提升綜合競爭力,加快國際化進程。通過分析金融危機形勢下國際金融并購的基本特征和變化趨勢,結合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推動和完善我國金融機構并購的應對策略。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的努力:
首先是政府層面,要努力創造和穩定國內經濟金融環境,并且懂得利用海外金融周期。一方面是要保持國內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穩定,為跨國金融并購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另一方面要重視對國際金融周期的利用,充分認識到并購是化解危機的有效手段和實現中國金融國際化的有利時機。利用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跨國并購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適度支持開展跨國金融并購,但同時也要注意選擇適合中國金融實力的跨國并購戰略。
其次是金融機構自身的層面。金融機構通過并購,可以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和財務協同效應,有效增強金融機構的競爭實力和發展后勁。而且當前國際金融并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行業并購增多,國際金融業綜合經營的趨勢日益明顯。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可以讓金融機構能夠同時提供多種不同的金融業務,充分發揮業務多元化下的風險分散優勢和資源共享帶來的效率優勢,達到規模經濟中的“帕累托改進”。中國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跨國并購來達到做大做強的目的,實現綜合經營,與國際接軌。而同時跨國并購的成敗最終取決于金融機構自身的實力強弱和并購整合的難度大小。因此,要積極推動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增強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提高金融機構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并采用合適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來開展跨國并購,同時可以在國際和國內營造有利的輿論氛圍,以降低跨國并購整合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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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突然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無論是行業管理者還是企業經營者,都在急于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在產業日益融合的大趨勢下,似乎沒有誰能夠在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
實際影響并沒有外界預料的那么嚴重。在12月5日召開的2008中國信息產業經濟年會上,來自信息產業的各方嘉賓以翔實的數據和深入的分析告訴我們,全球金融危機雖然已經或者即將給我國的信息產業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但與之并存的也有千載難逢的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不是唯一原因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國際電子信息產業以技術驅動為主,到90年代之后逐漸轉變為市場驅動為主。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在技術上以引進、消化、吸收為主,產業發展受技術驅動的影響更加不明顯。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成為我國電子信息產業近年來高速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電子制造業第一大國。
全球市場需求趨于平穩不可避免地導致我國信息產業增速趨緩。1987~2007年,我國的電子制造業銷售收入從411億元增長到50166億元,年均增長高達25.7%,翻了近7番。但21年間的增長速度具有明顯的波動性,目前正處于增速下降期。如果不出現特別的情況(如新技術的突破、經濟危機、社會動蕩等),未來幾年我國的電子制造業將進入緩和增長期,甚至可能在個別時期出現弱負增長。
很明顯,通信設備、臺式PC、家用視聽、移動通信終端等產品,近年的增長速度已經不同程度地出現下滑的情況。與此同時,軟件、基礎元器件、液晶、等離子電視、筆記本電腦等產品卻保持了較快的增速。以軟件行業為例,2000~2007年我國軟件產業營業收入從560億元增長到5834億元,年均增長34%。今年前三季度,累計完成業務收入5764.7億元,同比增長32.8%,較去年增加9.2個百分點。
除了信息產業本身的發展規律,我國經濟運行情況的自身規律也影響著信息產業的發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10月份,消費者預期指數、滿意指數和信心指數分別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2.6%和4.1%,這表明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存有顧慮,消費信心不足。
消費和投資信心下滑必將影響本國IT市場。受沖擊最大的是消費電子產品,特別是家用視聽產品,其次是計算機整機行業。受整機產業的影響,元器件行業也會在未來一兩年內出現增長下滑的情況。當然,這種不利影響將隨著我國下一輪經濟增長而好轉。
工業和信息化部財務司司長周子學認為:“我國電子信息產業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經濟自身波動特點正在影響著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速度,不能將信息產業目前遇到的問題都歸咎于國際金融危機。”
抓住機遇 應對挑戰
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傳統優勢以低生產成本為主,隨著信息產業和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傳統優勢在逐步減弱。然而,經過長期的發展和積累,我國的信息產業也培育和形成了許多新的發展優勢。如發展了一批具有較大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國內市場空間快速擴大,國際市場開拓不斷取得突破,積累了大量國際化經營經驗;技術研發能力不斷提升,標準制定意識明顯提升。這些傳統優勢和新優勢將在我國建設電子強國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美國的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而我國的貨幣、銀行和資本市場體系相對獨立,受危機影響較小。同時,我國外匯儲達1.8萬億美元,每年的財政收入達5.1萬億元,銀行儲蓄總資產46萬億元,厚實的家底使我國能夠較從容地應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得益于此,我國的電子信息產業仍然能夠在較穩定的國內經濟、政治環境下穩步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資本供給也面臨一定的歷史機遇。
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發達國家企業生存環境急劇惡化,將有大批精英人才下崗,優質資產縮水。這給我國實力較強的企業開展跨國并購、技術引進和人才引進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為減少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國務院出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實施這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新增投資4萬億元。同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3486項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增值稅改革意味著企業有更多的資金和更大的利潤空間,可以刺激企業擴大投資,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家電下鄉計劃的深入實施將拉動手機的市場需求。如果電腦最終被納入家電下鄉計劃,其對信息產業的正面影響將更加深遠。
工業和信息化部軟件服務業司副司長郭建兵表示:“從已掌握的情況看,國際金融危機也可能給我國軟件服務業發展帶來一些難得的機遇。”國際金融危機給歐美企業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和市場壓力,未來將有更多跨國企業將其非核心業務外包,以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這將給中國承接離岸外包業務帶來更多發展機會。
印度外包產業遭遇的困境讓業界對過分依賴國外市場的巨大風險有了新的認識,必會促進企業重視內需市場,通過大力發展面向我國制造業、政府、電信、金融、保險等部門和行業的信息技術服務,為軟件服務業創造新的發展空間。
增長仍是主旋律
郭建兵認為:“潛在的不利影響未來可能作用于整個軟件服務業。雖然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軟件服務業的沖擊還未顯現,我們仍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軟件服務業處于金融危機傳導鏈末端環節,初步估計滯后3~6個月。”2008年前10個月,我國軟件服務業累計完成收入1154.6億元,同比增長37.9%。其中,軟件外包服務收入125億元,增速達到81.5%。離岸外包增速雖有所下降,但同比增長仍達到了47.2%。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衍生產品;虛擬經濟;法律問題
從2007年初開始,由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逐漸演變出的一場次貸危機,不僅瞬間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而且不同程度地擴大和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普遍的觀點認為,“次貸危機已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從各國政府首腦到金融監管部門、從金融機構到學術界,都在匆忙而審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應對、渡過難關。就法律界來講,同樣面臨著反思與應對的迫切任務,應當采取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準確把握成因,進而做出科學判斷和合理建議。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園分析——以美國為案例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就受影響程度而言,作為全球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顯然首當其沖。客觀地講,金融危機在眾多國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國或區域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機的成因及根源,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國。就金融危機在美國的成因來講,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缺乏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有效法律監管
美國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虛擬經濟,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統論述。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債券和不動產抵押等,它通過滲入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這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也開始不斷泛濫,金融衍生產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l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
(二)按揭法律結構上存在缺陷
美國在住房按揭貸款的設置上雖有擔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結構上卻存在重大缺陷,使得這種擔保不具有實際意義,從而也就使得金融風險從源頭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擔保變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風險也就變得更容易發生。有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發放的次貸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間,美國家庭貸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了整體經濟的增速。金融機構的貸款年增速為10%。如今,由于房價暴跌,很多貸款人無力還款。而購房人對于所購房產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然后再以該房產做還款的擔保,從這樣的擔保結構中可以看出,擔保人的擔保物雖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權,但就實質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換價值意義上的“所有權”。實際上,英美財產法中本身就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有的只是對于財產進行利用的相關概念,這通常被理解為靈活并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按揭這樣一種交易一擔保模式在高房價時代確實為普通人購房提供了一種可能。適應了經濟迅速發展下的社會需求。但是,法律作為對社會經濟進行最本質、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權歸屬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是不能含糊其詞的,否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無權處分”之類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并一直爭論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沒有所有權而處分財產是法律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處理機制。像現在遇到次貸危機的時候就能發現,正視所有權本質的問題其實就能發現它的價值。
(三)金融債務信用基礎的法律保障機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索應該是金融債務信用基礎遭到了摧毀性的破壞,客觀地評價,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極其牢固、自身修復性很強的金融債務信用體系,同時,還有嚴密的法律機制對其進行全方位保護。但是,在此次危機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其金融債務信用基礎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仍然沒有抵擋住自由金融市場負面作用的巨大沖擊。其整個邏輯過程其實非常簡單,就公司金融債務而言,公司企業從商業銀行大量借款,再將借來的錢從事證券業或房地產業的投資。這時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高漲。但是,當過熱的股市或房地產市場高漲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崩潰,此時公司的資金都壓在股票或房地產上,無法套現償還銀行的貸款。這就會導致銀行的信用基礎出現問題,銀行的資金不具有流動性,就會引發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的危機。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從事股票業或房地產業這些高風險的投資,而是從事出口貿易或制造業投資時,也可以從銀行大量貸款。但是,因為市場情況的突然變化,由于對市場估計的錯誤等各種原因,產品壓庫滯銷,也可能導致公司到期不能償還貸款。這也會影響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能力。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信用出現問題時,公眾存款人便對銀行進行大規模的擠兌。擠兌必然導致銀行倒閉。一家銀行倒閉還會引起數家銀行接連發生擠兌,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二、爆發金融危機的外因分析——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機自美國肇始,而后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國家,其原因,除了已經分析過的國內因素外,對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視。就法律角度講,外在因素,其實質就是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國際金融法對各國以及經濟實體的制約性不強。這是各種國際金融關系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具體表現在:第一,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與安全方面功效最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稀少、內容抽象,不能為金融危機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雖然規定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促進國際貨幣穩定的宗旨和監督國際金融運行的職能,但對于IMF如何促進國際貨幣穩定、如何實施金融監管、是否有處理金融危機的權能等,并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致使金融危機治理實踐中產生有關IMF越權、救助時機延誤、救助資金不足、救助措施失當等種種紛爭和問題。第二,與金融危機治理密切相關的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諒解備忘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僅僅是各國金融當局之間簽署的一種意向性聲明,因而在實施時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種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協助條約,其雖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關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專門性文件,且它們大多在發達國家之間簽訂,處于金融危機震中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較少簽訂,因此在金融危機防范與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組織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業監管者組織和國際保險業監管者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所的一系列國際金融監管規則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們主要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向各國監管當局推薦采用的一些金融監管原則、標準、建議和做法,同時,這些規則更適合于發達國家及其活躍銀行的監管,在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事實上很難得到確定的和同步的實施。
另一方面,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內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問題:第一,缺乏維系國際監管合作機制的懲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確而權威的國際金融監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國際金融政策與制度的協調機制。第四,缺乏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有效監管。第五,缺乏針對金融危機的一整套彼此聯系的法律應對機制。
三、應對金融危機的法律手段
(一)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法律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使我們必須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兩面性,在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電子化、自由化、國際化趨勢不斷加深的形式下,風險也在逐步增強。據有關人士統計,在過去10年內,因衍生交易產生的虧損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風險。對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監管,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軌,這是西方輿論公認的催生美國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對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較為明確的法律規范。有關交易的主體資格和授權、交易的、交易的避險性規定及其認定、交易的凈額結算在破產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風險,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的建議主要是:首先,要進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監管體制。我國應當立足本國國情,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監管模式。這種三級監管結構可以實現對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其次,應當制定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對市場準人條件、信息披露、交易主體作出明確規定,并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眾公布與衍生交易有關信息。在監管立法中,可以參考國際組織指導性文件,將其納入國內法律體系中,使風險監管與國際社會接軌。最后,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深度合作。
(二)進一步加強國際間金融法律領域的協作,切實提高有關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對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進行整合、查漏補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巴塞爾委員會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資源并促進資源的優勢互補,通過加強其相互間金融信息及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金融監管標準的法制化和統一化,建立包括跨國資本流動監督機制在內的有相當約束力的國際金融安全機制。其次,圍繞當代金融危機的主要特征進行有關制度設計。例如: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復合性,加強國際金融法制的協調性建設,包括國際貨幣法制、國際銀行監管法制、國際證券監管法制等國際金融法制的內部協調及其與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刑法等的外部協調,使世界貿易組織、貨幣基金組織、歐盟等各類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制度實施或其國際行動產生正向疊加效應,而非反向抵消效應。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各國監管當局和國際組織可以考慮相互借鑒與交流經驗,建立反應靈敏的危機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改革和完善IMF貸款條件,建設危機救援的綠色通道。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系統性,應開發和利用國際金融法制的救濟功能,賦予IMF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強化其制裁能力,依據權利義務一致原則建立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和危機救助中的責任制度,嚴格并完善危機處理的國際紀律和程序,研究和發展存款保險制度、國家債務重組制度等危機處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升級。
(三)進一步完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公共資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說我們應當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的話,與此同時,對于危機爆發后的補救措施的探討也顯得極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正在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控制和盡快擺脫危機困擾。而其中較為直接的補救方式就是公共資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臨時抱佛腳時,大家才發現,自己的制度設計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致使具體實施時困難重重。綜合考量后,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對公共資金法律援助制度進行改進:首先,從指導思想上,主管當局應當明確,所謂的公共資金援助不是萬能的,其授予條件必須建立在客觀標準之上,政治因素絕不能作為救助破產金融機構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機構應盡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綜合運用多種救助手段,充分調動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積極性;主管當局要敢于讓金融機構破產,讓失敗者自負責任,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貸款救助。
至于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須明確國家提供公共資金援助的條件,具體包括:該金融機構的償債能力受到威脅,如果不提供資金援助就難以支付到期債務;救助資金主要用于減輕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等。第二,公共資金救助形式可多樣化,除了央行緊急貸款外,還應建立與地方財政、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多頭救助機制,尤其應積極提倡并引導私人主體參與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機構股東、其他私人投資者注入新的資本等形式。第三,積極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設立金融穩定專項基金,使公共資金救助成本分擔社會化等。
(四)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促進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時,應該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重點明確確立金融監管的原則。金融監管權的行使是一國的反映,在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調整過程中,應針對金融活動國際化的趨勢,明確金融監管的原則,以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健和審慎經營,化解風險隱患,杜絕不良經營行為。要把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作為監管工作重點,以維護本國和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
第三,貫徹WTO下的互惠原則及國民待遇原則,增強法律的透明度,增強法律在適用上的權威性,同時也要善于運用WTO規則中的保障措施、國際貿易收支平衡等條款及原則,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第四,加強對外國金融機構的謹慎監管。在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方面,既要切實履行人世的承諾,也要以金融機構的母國對該金融機構有無足夠的監控手段、能否獲取其經營信息、能否對該金融機構實施檢查、審計等作為市場準入的條件。以雙邊、多邊條約等方式建立金融機構母國、東道國協調監管機制,在制度設立上既要包括對外國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活動中的監管,也要涵蓋我國金融機構在外國從事金融活動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