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階段劃分標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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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歷史階段劃分標準范文
【關 鍵 詞】詹明信/新/后現代/總體性敘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后現論目標，如他自己所說，是想用一個有調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來準確表達和描述各種文化現象整體的構造模式，從而對晚期資本主義進行全面考察。這就表明了他的理論建構出發點仍然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敘事框架內將經典融入到后現代的文化語境中，對后現代主義進行批評性反思。他的新實際上就是后現代主義理論與的一種綜合，是對理論進行的一種當代重構。而這一目標也決定了他的敘事視角的選擇。
在對后現代文化進行的全景式掃描之中，詹明信始終維持了的基本立場，仍然站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關系立場上將后現代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相應的歷史階段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并從理論上將后現代主義概括為與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聯系的一種廣義文化邏輯。他甚至從文化層面上將美國乃至全球的后現代主義視為“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統治世界新勢頭的一種內在的和上層建筑領域的表達”[1](P57)。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論始終筑基于政治經濟學的總體理論原則。他堅持認為，文化領域里的每一種后現代立場從里到外無一不是今天的跨國資本主義本質的政治姿態。
雖然詹明信與許多后結構主義者一樣，把后現代主義看作是一場文化災難。但他同時又運用的立場，辯證地指出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合邏輯的發展。他對后現代社會文化的基本認識和眾多的后現論家一樣，能敏銳地察覺到當代社會中社會與文化結構存在著具有斷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轉變，并將這種現象歸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而且指出，作為一種文化邏輯，后現代主義從文化上統治著晚期資本主義，并創造出一種超越既往的資本主義所有現代形式的全新經驗和意識形式。
正是這一經驗意識形式構成的邏輯導致了當代西方社會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轉變：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界線被打破；對現代主義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喪失批判顛覆鋒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導致的社會批判性距離的消失；異化感、焦慮等現代人的困擾消失；主體性急劇解體引起的資產階級個人觀的終結；過去與未來的歷史感在現代觀念中的不斷弱化；以及后現代的虛擬性超維空間導致的方向感的喪失。從總體上看，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由圖像與幻影構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現實，它具有零碎或片斷性的基本特點。
指出并承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或后現代主義所具有的這種明顯的斷裂性特征是詹明信與多數后現論家的共同之處。但與其他許多后結構理論觀點不同的是，詹明信是從經典的認識基點出發，認可盧卡契的總體性理論角度，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僅僅是對當代潮流的一種抗拒，更重要的是尋求歷史感的恢復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論始終保持著一種總體性的歷史敘事框架。而拒絕放棄描述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歷史敘事理論的基點，堅持歷史敘事的總體性觀念則是詹明信與許多后現論家理論分歧的一個根本出發點。
對總體性持否定態度的理論家一致認為，總體化理論意味著對多元的差異性事物進行鎮壓的圖謀，是為一種總體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此基點上構筑其合法性。利奧塔認為，總體性觀念依據的是一種普遍性價值尺度，而現論描述正是以這樣的一般理論來解釋社會的所有方面，但卻又是不可靠的。這便導致許多后現論家對總體性話語提出質疑。在利奧塔看來，這樣的一個能夠支配我們所有領域原則的總體性敘事是不存在的，這是由不同語言游戲的不同規則，如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決定的。語言游戲的這種不可通約性表明，語言游戲具有多元性和迥異性特點，它們不可能被統一在某一敘事之下。所有對總體化理論的質疑便指向了總體性敘事的圖謀，即力圖向人們提供一個將所有證明的規則整合成一個總體性的證明的陳述——元敘事。在利奧塔那里，對于這種元敘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經典敘事，如關于人類解放的元敘事話語便遭到顛覆。因為在他看來，的元敘事話語在今天已經失去對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決定的能力。“宏大敘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無論它采取什么統一方式，也無論它是思辨的，還是解放的敘事。”[2](P66)。在多數后現代主義理論家那里，在像后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分裂或斷片似的狀態中，存在著只是許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價值觀和社會準則，差異或異質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對后現代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雖然主要也是依據現代語言學與敘事學理論，但他始終堅持意識形態批評理論的基本觀點，聲稱“文學文本的政治闡釋是所有解讀與闡釋的惟一視界”[1](P17)，并堅定地維護總體性理論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他用“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來說明總體性的主導敘事的合法性。這一術語，在其他后結構理論者看來，是帶有權力話語的霸權特征的總體化敘事，是將自己定位于所有敘事之上的一種元敘事。而在詹明信看來，主導敘事或總體性敘事并非像利奧塔等人所認為的那樣，已經從人們的視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種寓言的形式在繼續構筑著人們的意識。更為嚴重的是，它已經進入到人的無意識深處，悄然地產生著無法抵消的作用。對后結構主義理論的非因果論，將社會歷史結局視為任意性的結局的觀點，詹明信持堅決否定的態度，他堅持社會總體性決定論模式，將歷史看作是一個階級斗爭的連貫敘事。在對利奧塔等人質疑總體性敘事理論合法性的回應中，他指出，資本主義已經將商品化的原始動因伸展到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每一領域，貫穿于知識、信息以及無意識自身在內的每一領域。依據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斷定，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歷史階段都有其相應的文化類型。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相對應的便是市場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跨國資本主義的相應文化階段。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考察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某種新興的文化與此前的某種主導性文化形式之間的關系上，“各時期之間的急劇變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內容的完全改變，而更多地是一定現存因素的重構：前一階段的或制度的從屬性特征如今可成為主導性的，再往后又從主導性成為次要性的了。”[3](P123)這一分析既辯證地包含有對后現代形式的斷裂特征的強調，同時又含有對與后現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邏輯上的延續性推論。這一論述表現出詹明信的敘事理論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框架內對后現代主義進行語境化闡釋。
詹姆遜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角度可以讓人更為深入地理解他的總體性立場。他接受了盧卡契的的批評理論，認為在文學敘事中更能使人看到總體性的方式。不可否認，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產生的文學作品大都顯現出一致的社會批判傾向，而這種總體性傾向是在對矛盾的各個階級和對抗的生產方式的綜合連貫的敘述中表現出來的，文學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體性對抗著資本主義的歷史總體性對它的同化，行使著社會批判的功能。詹姆遜闡釋文學文本的基本出發點是，首先應承認作品自身的整體性；其次，對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須“依靠一般的背景(當然，這些背景也在每時每刻以及不同時代之間發生變化)來理解”，必須將它置入不同的閱讀語境中來理解，這實際上就是把作為完整作品的個體放到一個較大的關系范疇中去進行解釋。就文學的形式而言，他也認為，“即使是藝術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變化的，這取決于作品是否有意識地引發與業已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整體進行對比，因為各種文體是先存在于相對而言是一種系統的復合體中的，而這些復合體本身又能以它們的歷史共存或連續構成為研究對象”[3](P125)。這樣，單個的文學文本就被聯系到更廣的同類文體或不同文體的共時和歷史的范圍中得到對比研究，并通過這種對比研究獲得更全面的辯證的說明。
作為學者，他在關于總體性問題上表現出的堅定性表明，這一問題恰好是他與后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各種非理論之間理論分歧與論爭的焦點。他指出，后結構主義的一個根本思想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總體觀，認為無論社會制度、藝術作品或哲學，只要試圖從總體上去把握它，就會帶有總體的壓制性質。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歐美社會中的各種闡釋的新理論后發現，對待各種非理論的修正與挑戰，能完滿地闡釋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學觀念的便是盧卡契的思想理論。而盧卡契理論的最突出建樹和核心觀點就是總體化理論，它堅持了的總體觀認識論原則，并把所有對世界進行感知和認識的不同方式融會其中。他的先決觀念就是視整個社會生活為一體。更進一步地說，盡管承認，每個人的心智會受其自身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但就人類總體來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個讓人難以直接把握，有著它自身規律的大網之下。因此，當今某些學者指責過時的地方，恰恰能證明它的生命力優于所有現存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和哲學流派。基于這一認識基點，詹明信大膽地聲稱，作為科學研究基礎的意義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聯結打通不同學科及其學術語言之間關系的觀點不容忽視。由于辯證法規則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種專業語言，而超越各專業之上的，詹姆遜稱之為“超規則”系統。有了這一認識基點，詹明信便能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狀況而言，詹明信進而指出，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個能將其置放在更廣的歷史語境范圍內，并能對其進行階段性劃分的敘事框架。后現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釋為商品化的更高級和更純粹的階段。詹明信同時堅持后現代文化的異質性不可還原，聲稱后現代主義是一種主導性文化，意味著抗爭性、抵消性的邏輯和傾向在一個復雜的力量場里的運動。建構這樣的一個描述模式就必須對資本主義文化進行整體性考察。《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便體現了他的這一總體性理論構想。語境化是評估后現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徑，“只有依據某種主導性文化邏輯觀念或霸權主義式樣，真正的差異才能得到估價”[4](P146)。
詹明信對后現論的最富挑戰性的理論便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內將現象進行連接。他從兩個方面為其總體化理論的合法性進行辯解：首先，差異自身不可能在關聯著的系統的語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說，任何文化符號或代碼意義都產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統之內，都是在其具體的語境中被理解的，因此，這一文化語境就具有總體性的價值特征。其次，總體化的分析對于描繪資本主義霸權化和體制的效果圖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認為，對差異性、獨特性和異質性的強調一方面會產生一種混淆視聽的虛構來將單一性、特異性實物化，又可能將人們關注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轉移，忽略了大規模生產消費、大眾媒體宣傳、社會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場關系產生的雷同、無個性、統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諱言，詹明信對總體性敘事的合法性問題的認識基于這樣一種認識觀，即人類社會的發展筑基于其發展進程中所依循的內在的邏輯發展規律。而這一點又必然傷害到他的后現代文化批判立場，即認可西方后現代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這顯然與他的社會批判立場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論立場的致命傷。
從另一方面看，對于普遍標準和原則的放棄排除了常規的批評立場，對總體化思想、宏大敘事以及其他現代知識的特征的攻擊便會陷入另一困境。否定總體性理論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在批評現代性的同時肯定了總體性的存在，因為他們所謂的那個與現代性斷裂的后現代狀態的概念實際上也是一種理論預設。而且這個后現代性概念的預設實際上是設定西方社會從舊的歷史階段向新的歷史階段過渡的這樣一個總體敘事，因此他們同樣無法回避這樣一種總體化的立場。正是現代性及其急劇的歷史斷裂的理論預設導致了對一個全新狀態的描述，并以此證實后現代術語的合理性。總之，后現代的觀念必須建立在某種總的控制性敘事和總體性的概念的基點上。
從總體上看，詹明信的總體化理論比較令人信服地回應了后結構主義者對元敘事的批評和質疑。事實上，任何一位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如果始終堅持對總體性理論原則或元敘事的否定認識，就無法再進行他的后現代語言游戲。因為被標上“后”這一前綴的術語終究會將人們帶入歷史的連續性的話語之中。任何承認后現代狀態存在的理論都必須面對此前的存在，而對“前”與“后”的歷史敘事本身就預設了這一話語中所暗示著的某種總敘事、總體化的歷史階段劃分以及歷史的相繼性的思想。后結構主義理論對于普遍標準和原則的放棄使他們排除了常規的批評立場，而他們對總體化思想、宏大敘事以及其他現代知識的特征的攻擊又恰恰使他們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們在描述中承認后現代主義文化狀態確實存在，并在這一前提下進行我們的文化批判，那么，我們對其進行批判的立場所依據的理論前提又可能將我們帶入到某種理論預設之中，從而使我們陷入現代思維模式，承認元敘事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詹明信對總體化理論的堅持正好可以使我們避免這種理論的困境。
【參考文獻】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奧塔[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第2篇：歷史階段劃分標準范文
論文摘要:論述了如何科學理性地看待我國現階段貿易摩擦形勢嚴峻的問題。首先從我國貿易摩擦的現狀人手，客觀地講述了我國現階段所面臨的貿易摩擦形勢，然后以綜述當前相關理論研究作為鋪墊，用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數據來說明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問題是歷史的必然，無需驚恐而是應該沉著冷靜應對，積極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線和摩擦曲線組的概念以及相關的政策和建議。
作為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正面臨著國際經濟與貿易摩擦的高發期。雖然在后WTO時代，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但是，貿易摩擦是我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該科學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沉著應對，以科學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經貿權益，弱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并更多地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Real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2/(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
本文從現狀到理論再用數據說明現狀，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的興起必然伴隨著摩擦的增加，特別是經濟貿易層面的摩擦。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線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貿易摩擦的減少或是消失，必定將會有新的貿易摩擦國的出現，進人下一個摩擦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