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社會調研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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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745（2013）06-0164-02
一、審前社會調查的概述
美國是審前調查制度的“開山鼻祖”，其雛形可追溯到1840年，由“現代緩刑之父”約翰·奧古斯圖斯（John Augustus） 最先提出。后來伴隨著美國緩刑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與之配套的緩刑資格調查也得到不斷完善，到1930年，緩刑資格調查演變成為整個量刑提供判決前的調查，從而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審前調查制度（英美國家稱the pre-sentence report） 。審前調查制度是美國決定是否對有關犯罪人適用社區矯正的重要制度依據。
社區矯正這一概念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在我國的學術界，隨后在我國立法上也有了規定。并且在2012年1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頒發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中對于審前社會調查制度作了規定。其中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監獄對擬適用社區矯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調查其對所居住社區影響的，可以委托縣級司法行政機關進行調查評估。”“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機關應當根據委托機關的要求，對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況、家庭和社會關系、一貫表現、犯罪行為的后果和影響、居住地村（居）民委員會和被害人意見、擬禁止的事項等進行調查了解，形成評估意見，及時提交委托機關。” 雖然這一條款沒有明確提出審前社會調查這一概念，但是它的實質內容涉及了審前調查的規定。
審前社會調查制度是社區矯正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其順利實施的有效保障。通過審前社會調查，我們的目的是對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形成一個比較全面的客觀的評價，使法院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的判決能夠建立在和犯罪人有關的、體現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綜合評價上，以降低社區矯正的適用風險，為預防犯罪和矯正罪犯提供科學依據。審前社會調查制度使社區矯正被提前到法院審判這一過程中，對于實現刑罰的個別化和刑法的公平、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審前社會調查的意義
目前，我國大部分省市都已經開展了審前社會調查的試驗工作，特別是那些社區矯正工作開展的較好的省市，他們的身前社會調查更是走在了所有省市的前面。通過這些省市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到，審前社會調查工作的開展對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區矯正工作的有效實施，實現司法的公正和高效，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1）有利于社區矯正工作的有效實施
在沒有實施審前社會調查之前，法院對于被告人判處社區矯正僅僅建立在對于被告人犯罪行為以及悔罪表現，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法官個人對于被告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的主觀感受的基礎上的，這是不科學的。社區矯正不同于有期徒刑等監禁刑，它一種非監禁刑，是一種社會化改造方式，它不是把罪犯關押在監獄中，而是把犯罪分子放到社會中去，由社區矯正機構對其進行監督、教育，改造。因此，社區矯正機構在這一過程中的責任非常重大，它就需要對被矯正人員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因人而異制定符合犯罪人的矯正計劃，才能更好的幫助犯罪人棄惡從善，重新回歸正途。但是，在沒有實行審前社會調查制度之前，社區矯正機構對于被矯正人員一無所知，從而就產生了矯正過程中的各種問題，使得社區矯正沒有實現應有的效果，不利于罪犯的再社會化。
而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的實施則改變了過去的那種狀態，它提高了社區矯正的效果。實施審前社會調查，讓社區矯正機構在接收被矯正人員之前就對其犯罪情況、家庭和社會關系、一貫表現、學習和工作狀況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從而可以更好的制定矯正計劃，根據犯罪人的特性來實施適合他的矯正方式，幫助他重新回歸社會，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這就有利于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進行，能夠提高工作效率，做到事半功倍，而且符合刑罰個別化的要求，能夠更好的實現刑罰教育、感化犯罪人，預防犯罪的目的。
（2）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
審前社會調查是由法院委托犯罪人戶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的，不受法院的干涉，因此就可以做到客觀公正的調查，并作出合乎實際的調查報告。以往法院在作出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的判決時只是依據自己對于案件事實的掌握以及法官個人的主觀意愿，因此就有司法擅斷的空間存在。但是，在實施審前社會調查制度之后，法院在判決前先委托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社會調查，在司法行政機關全面而客觀地調查完畢后制作出反映現實的調查報告，然后法院依據調查報告來決定對被告人是否判處社區矯正。在這一過程中，法院的判決不再是隨意的、擅斷的，而是有客觀的報告為依據的，這使得法院在判決或裁定時更加客觀、公正、透明，因此，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腐敗的發生，有利于體現司法的公正和提高工作效率，推動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
（3）有利于服刑人員的順利回歸和和諧社會的構建
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為法院在判決時提供了客觀、可靠的依據，從而使那些主觀惡性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人可以在社會上服刑，切實把“那些不需要監禁、不適宜監禁或者繼續監禁的罪犯放到社區里，充分利用社會力量有針對性地對其實施矯正，促進其順利回歸和融入社會”。
同時，審前社會調查制度通過對犯罪人所生活的社區的居民、鄰居、同事、朋友等人員的調查，明確這些人對于對罪犯適用社區矯正的態度，從而法院對于那些社區人員認同的犯罪分子判處社區矯正。把這樣的人員放入社區，社區的人員就不會強烈地反抗，就會更加積極的配合社區矯正機構的工作，監督被矯正人員，接納他們，從而有利于提高矯正的效果，有利于社區的和諧，對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也有推進作用。
三、我國審前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問題與完善建議
（1）調查人員專業素質不高
雖然《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中規定了人民法院等需要調查被告人、罪犯對所居住社區影響的，可以委托縣級司法行政機關進行調查評估，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很多省市都是縣司法局再委托給下面的司法所來進行調查的。這就產生了較大的問題，即由于基層司法所人員的配備還不是很充分，它缺乏由專業人員來進行調查的條件，因此造成審前社會調查的內容不科學，結論不客觀、不實際，從而會影響法院的裁判，對被告人、罪犯可能造成不公正的結果。或者即使是由縣一級的司法行政機關自己進行審前社會調查，也會存在人員方面的問題。畢竟縣一級司法局中這方面的專業人員也比較少，人力資源不夠充分，從而也會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公正性。
從全國各個省市的實踐經驗來看，社區矯正審前調查報告在法院的裁判中的采信率還是很高的。如江蘇省在2007—2008年兩年間，社區矯正機構提供的10500余起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前評估報告在法院的采信率分別達到90%和85%；以上數據表明了法官對于審前社會調查報告是非常相信的，對它的意見是采納的。這些報告對于案件的結果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因此就更需要加強工作人員的素質。
要解決人員素質不高的問題，就需要我們在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培養審前調查方面的專業人才，提高整個隊伍的業務素質和能力。我們可以在招募人才時多注意吸收具有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專業背景的人才來專門從事審前調查工作，從而就可以提高調查報告的質量。同時，我們的司法行政機關也應該在平時多開展審前調查方面工作的專項培訓，以提高工作人員的素質，使他們能夠完全勝任身前調查這項嚴肅而意義非凡的工作。
（2）審前社會調查缺乏獨立的執行機構
從目前的審前社會調查的實施程序來看，首先，是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接到法院或其他機關的委托進行審前調查；其次，縣級司法局再委托基層司法所或者由縣級司法局直接派出工作人員或者再吸收一些社會工作人員或志愿者組成調查小組，然后去到目的地進行調查。由此可以看出，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在接到委托之前是沒有專門的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機構的，只有在收到委托時才臨時組成調查小組，倉促進行調查工作。這樣的做法，由于工作人員在平時并不是專職負責審前調查工作的，具有不穩定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影響了工作的專業性和結果的公正性，不利于審前調查工作的順利展開。
因此，為了審前社會調查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為了提高報告的質量，為了提升工作的專業性，使得工作人員的業務既專又精，我們就需要在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獨立的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小組或者類似的機構，從而才能保障調查工作符合法律的要求，符合公平公正原則的題中之義。
參考文獻：
[1]王志亮：《外國刑罰執行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版。
第2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關鍵詞】 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現狀;問題;對策;淄博市淄川區
按照國家60歲及以上人口占10%以上即達到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淄博市早在2000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淄川區是淄博市的人口大區，也是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截至2014年底，淄博市淄川區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2.5萬，占全區人口總數的19.31%。解決老齡化問題，社會養老是關鍵所在。因此，積極推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健康發展，是應對人口老齡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
一、淄博市淄川區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現狀
近年來，淄川區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參與，逐漸形成了“以區福利中心為龍頭、以養老機構為支撐、以社區日間照料為依托、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養老醫療保險為保障、以高齡優待為補充、社會各界多方參與”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基本框架，淄川區養老事業呈現出了全面化、特色化、快速化發展的特點，為全區老年人安享晚年、老有所養提供了基礎性的設施和制度保障。
1、加強養老機構多元化建設
（1）加大政府投入。今年淄川區在開展“項目建設年”中，積極籌建了淄川區社會福利中心，項目總投資3000萬元，建筑面積近6000平方米，提供床位200張，均超過了省里要求的50-100萬人口的縣（市）建設標準，是唯一由政府全額投資，集老年人生活照料、醫療保健、孤老供養、流浪乞討救助為一體的綜合利中心。該項目自2014年9月份運營以來，正逐漸發揮養老機構的龍頭示范和引領帶動作用。
（2）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現在淄川區有依托鄉鎮敬老院的開發區老年公寓、威通集團企業投資興辦的天倫老年公寓、個人投資興辦的康壽、恩澤、孟子山等老年公寓，特別是今年5月份投入使用的留仙湖養生中心，是由西關一社區投資4000余萬元興建，占地面積1.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48萬平方米，可提供養老服務床位400張，是目前全市規模大、標準高、設施先進的養老機構之一。目前，全區各類養老機構擁有床位數3255張，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約28張。
2、完善居家養老服務
在鼓勵發展機構養老的同時，大力發展居家養老上門服務和社區日間照料服務，并逐步呈現出其養老的基礎性作用。自2012年開始，組織城市社區建設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農村建設幸福院，為老年人提供集中活動、休閑、就餐場所，免費為社區、農村老人提供養老服務，目前全區共有社區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9處，在農村初步規劃了幸福院28處。2009年淄川區出臺了《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暫行辦法》，重點為城區“三無”老人、城市低保、重點優撫對象中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60歲以上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探視、精神慰藉等內容的免費服務，目前已服務2700余人次。淄川區志愿者協會不定期組織開展主題實踐活動，全區登記注冊志愿者隊伍21支、2萬余人，免費為老年人提供理發、看病、法律咨詢、清理衛生、維修房屋等服務。
3、加強社會保障和政府優待
（1）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全民覆蓋。2013年10月，隨著全市新農保和城鎮居民保險正式合并，淄川區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實現統一參保、統一待遇;2014年1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并軌，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政策實行統一管理，城鄉居民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全部納入社會保險統籌范圍。2014年，淄川區共為12.4萬名老年人，支付養老保險待遇9.49億元，支付醫療保險待遇4.16億元。
（2）建立高齡人員政府補貼制度。淄川區自2013年7月份起，將90-99歲高齡老人的長壽補貼調整到每人每月80元，新增百歲老人每人每月120元長壽補貼和免費乘車優待。全區農村集體發放養老補助的村居達到80%。開展了“銀齡安康工程”，為全區15.3萬名老年人辦理了近31萬余份意外傷害保險，為700余名老年人賠付120余萬元。
二、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淄川區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著與社會養老需求不相適應的諸多難點和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養老服務供需矛盾突出
經對部分老年人養老需求調查，70%的老人選擇家庭養老，10%的老人選擇社區日間托老，10%的老人希望機構養老服務，10%的老人希望村（居）統一建設集中養老。因此，老年人在養老需求方式上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傾向，但目前淄川區的養老服務形式仍主要以機構養老為主，在養老服務方式供給多元化上明顯欠缺。從機構養老服務供給數量來看，盡管淄川區目前已達到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28張的水平，但31家養老機構中有18家為公辦社會福利院和敬老院，以收養城市“三無”老人和農村“五保”老人為主，扣除這部分床位，淄川區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養老床位，距離淄川區提出的“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32張”的目標還差距甚大。
2、養老機構發展不平衡
目前，淄川區除區社會福利中心、西關一留仙湖老年養生中心外，其他的養老機構規模都相對較小，山區養老機構數量更少，社區日間照料中心覆蓋面較低，農村幸福院建設尚處在摸索階段。養老機構基礎設施不完善，投入大、回收周期長、利潤低、風險大，全區6家民辦養老機構在基礎設施上參差不齊。因社會養老觀念、媒體宣傳及家庭經濟條件等因素制約，多數群眾和老年人并不了解養老機構情況，導致大部分養老機構入住率并不夠高。
3、養老扶持政策不夠完善
養老服務業投入大、收益低、投資回收期長、經營風險高。盡管隨著社會老齡化程度的提高，社會養老服務需求不斷增加，養老服務業被稱為“朝陽產業”，吸引社會資本的關注，但太多投資意向者仍然呈現試探、觀望狀況，實際投入的不多，社會力量興辦老年機構熱情還不能充分激發。加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量大、面寬的社會化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各個部門的積極支持和配合，扶持政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4、服務人員綜合素質較低
護理人員普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素質參差不齊、缺乏專業護理技能。同時，護理人員待遇不高，工作難做，養老機構護理員不斷流失或頻繁換人，造成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不高。居家養老服務面較窄，政府購買服務的只限于城鎮“三無”、低保、孤寡等特定人員，服務內容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家庭需求。目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僅限于提供清理衛生、做飯等基本服務內容，精神慰藉、特殊護理等服務還不能滿足家庭養老的需求。
三、加快推進淄博市淄川區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對策建議
針對目前淄川區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1、加大公共財政投入
養老服務行業是微利行業。因此，政府應切實加大對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扶持力度和資金投入，不論興辦主體是政府、集體還是個人，都應納入支持系統，并探索建立長效資助機制，保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服務設施的積極性，滿足不斷增長的老年人養老需求。對公辦養老機構保障所需經費，應列入財政預算并建立動態保障機制;對民辦養老機構和居家養老服務中心采取“以獎代補”的形式，給予適當補貼;對農村“五保”老人、城鎮“三無”老人、低保或低保邊緣家庭中的失能和空巢老人等實行政府購買服務，以發放服務券的方式資助困難老人養老。制定對養老機構的一次性建設補助、運營補助，對養老機構星級化獎補和財政獎補資金的分配，對社區日間照料中心、居家養老服務站的建設補助和運行補助等，確保資金保障到位，提高養老機構的管理服務水平。
2、把養老服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
堅持政府主導的原則，把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納入各級經濟社會、城鄉社區建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總體規劃，將養老服務建設項目用地納入年度建設用地計劃，同步規劃，同步建設。針對社會養老供需矛盾突出、總量不足的問題，通過置換、改擴建或新建等方式，盡快規劃建設一批養老服務設施。一是在居家養老層面，大力扶持居家中介服務機構發展，引導其進一步開發和完善服務內容和項目，為居家養老提供便利服務。二是在社區養老層面，城區重點建設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動中心等設施，對社區人數3000人以上的社區應配套建設一處養老機構;農村重點結合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集中建設老年房，實現農村互助養老，妥善解決大量空巢老人養老問題。三是在機構養老層面，政府重點推進供養型、養護型、醫護型養老設施建設，以收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為主，同時為社會興辦的養老服務機構提供示范和培訓。其他類型的養老機構根據自身特點和市場需求，為不同類型的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
3、落實完善優惠政策
根據國務院和省市相關文件精神，各相關部門對社會養老服務機構的土地供應、資金投入、稅費減免、財政補助、社會融資、供水供電供熱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進行細化，制定出臺標準明確、切實可行的落實辦法。制定建設用地扶持政策，對建設養老服務機構的企業在購地價格上給予優惠標準，并將養老設施建設項目審批納入綠色審批通道，優先保障;制定稅費減免扶持政策，相關部門聯合制定出臺稅費減免實施細則，明確減免標準;制定金融及保險扶持政策，通過貸款貼息、直接融資補貼、融資擔保等間接投入辦法，使更多信貸資本和社會資金投向養老服務行業。
4、加強社會養老服務隊伍建設
（1）對養老護理員實行統一培訓、持證上崗制度。民政、財政、人社等部門，盡快聯合制定出臺養老護理員免費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意見，建議大中專院校和社會福利院為培訓基地，由財政對培訓費用進行補助，民政組織養老護理員參加，對所有養老護理員分期分批進行免費培訓。考核合格后，由人社部門頒發職業技能鑒定證書和從業資格證書，實現持證上崗。各級新增護理員招聘上崗前一律進行培訓，視考核結果決定是否錄用。
第3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一、社區居委會干部成員結構情況
我縣古陽鎮下轄4個社區，19個居民小組，居民人口3500戶，13000余人。社區干部20名，其中35歲以下的2名，占社區干部總人數的10%；35歲至55歲的8名，占社區干部總人數的40%，55歲以上的10名，占社區干部總人數的50%。從文化層次看，大專文憑的4名，中專及高中的9名，初中及初中以下的7名。從干部身份來看，退休干部7名，下崗職工隊5名。
從我縣社區干部隊伍建設情況來看，社區居委會大多數干部的思想素質、工作能力、發揮作用等方面整體是好的。從20__年社區居委會成立至今，四個社區的基層組織和基礎設施經歷了從無到有：先后落實了辦公場所，配置了辦公設施，完善了基層組織，組建了腰鼓隊、健身協會等服務性群眾組織，辦公條件、辦公水平、服務設施逐步完善，社區的各項職能不斷得到完善與加強，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社區居委會的地位、作用日益凸顯。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社區功能提升、社區自治組織、社區社會事務、社區群眾性組織的完善成為發展趨勢，社區作為群眾性基層聚合體，其潛在的價值和現實社會功能受到社會認可和重視。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1、社區居委會干部年齡結構趨于老化。四個社區20名干部中，55歲以上的10名，占社區干部總人數的50%。在這些老同志中，雖然他們具有極高的威望，豐富的工作經驗，但是他們畢竟年已花甲，精力上難以承受日益繁重的社區工作，再加上固有工作理念，使他們缺乏開拓創新精神，難以適應適應社區工作的新思路、新模式。
2、社區居委會干部隊伍整體文化素質偏低。在20名社區干部中，大部分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隨著社區工作面的不斷擴大，城市居民文化層次的整體提高，作為社區的組織者和引領人，其文化素質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區事業的繁榮和發展。
3、社區干部待遇偏低，影響了社區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待遇偏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報酬待遇偏低，由于居委會經費來源缺乏，目前居委會干部人平月工資只有300元，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福利待遇也沒有落實，挫傷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導致了大多數居委會在沒有中心任務的情況下，平時只有一兩個離退休干部駐守辦公室開展日常工作。二是政治待遇欠缺，使部分有抱負、有能力、甘于奉獻的高文化素質人才在社區中找不到自己的奮斗目標，思想不穩定，想通過應聘、報考公務員等方式謀求更高的發展職位，導致優秀人才不能正常流入社區。
4、各職能部門對社區重視支持不夠，社區干部壓力大。從當前實際看，社區居委會不僅僅是“協助”，更是具體的操辦者和執行者。政府各職能部門都強調“工作向社區延伸”，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只是簡單地把工作推給了社區，但工作經費卻很少落實到社區，不僅增加了社區干部的工作量，而且增加了社區的經濟負擔，使社區干部工作壓力過大,產生消極懈怠情緒。
三、對策與思考
隨著城鎮建設的加速，城鎮管理重心逐步下移到人們日常生活的社區，社區承擔起了社會穩定、社會整合和社會服務等多項功能。社區干部處在社區工作的第一線，是參與社區建設、管理和服務的主導力量，是推進社區建設的主要力量，他們整體素質和工作能力如何，直接關系到社區工作的成效。為建設一支堅強有力、精干高效的社區干部隊伍，進一步抓好我縣的社區建設，我們需抓住此次換屆的契機，采取多種方式把一批思想政治素質好、文化程度較高、有奉獻精神、工作能力強的優秀人才充實到社區干部隊伍中。
1、“留”。充分發揮老干部的余熱，通過廣泛聽取居民意見，民主推薦等形式，把一批威望高、能力強、經驗豐富、甘于奉獻的老干部依法留在社區居委會，傳承經驗、以老帶新。
2、“引”。適時引入干部基層鍛煉培訓機制，從國家機關中選派干部進入社區任職，把一批素質高、能力強和熟悉社區工作的優秀年輕機關干部，按照組織程序到社區擔任黨支部書記或通過依法選舉擔任社區居委會主任，充實社區干部力量。
3、“選”。每年從大中專畢業生中選拔一批熱愛社區工作、勇于開拓創新、素質好、能力強的優秀青年，通過依法選舉或擔任主任助理等方式安排到社區工作，既解決了他們的就業問題，又為社區發展輸入新鮮血液，增強社區干部隊伍的生機和活力。
第4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社會調研報告
為進一步推動社會保障工作，根據市政協安排，第二調研小組一行10人，于6至7月份，深入淇縣和淇濱區，進行調查、研究。調研組通過聽取匯報、走訪座談、實地查看等方式，重點對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醫療、失業保險，淇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兩縣區城市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開展情況進行了調研，現將此次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淇縣、淇濱區社會保障工作基本情況
目前，全市初步形成了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為實現“兩個確保”，我市積極爭取上級資金，彌補了保險基金的缺口，維護了全市改革發展大局；進一步完善了城鄉最低生活保障等12項救助制度，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和災民救濟為基礎，醫療、教育、司法、住房等專項救助為輔助的新型城鄉社會救助體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進展順利，運行平穩，社會效果明顯。
養老保險淇縣應參保單位286個，實參保單位247個，占86.4％，應參保職工17653人，能正常繳費職工11661人，占66.1％；淇濱區應參保單位36個，實參保單位28個，占77.8％，應參保1800人，能正常繳費職工1286人，占71.1％。失業保險淇縣應參保單位295個，實參保單位281個，占95.3％，應參保職工18000人，能正常繳費職工9100人，占50.6％；淇濱區應參保單位36個，實參保單位16個，占44.4％，應參保1140人，能正常繳費職工639人，占56.1％。醫療保險淇縣應參保單位295個，實參保單位191個，占64.7％，應參保職工22000人，正常繳費職工12000人，占54.5％；淇濱區應參保單位36個，實參保單位9個，占25％，應參保1100人，正常繳費職工516人，占46.9％。淇縣共有城鎮居民低保對象7108人，農村低保對象3069人；全縣農民“參合”19萬人，“參合”率92.67%，為全省“參合”率最高縣份。淇濱區城鎮居民低保對象5254人，農村低保對象3213人，沒有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二、主要做法
淇縣和淇濱區采取了多項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促進了社會保障工作的開展。
1、加強領導，建立完善了組織機構和工作機制。為做好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淇濱區推行目標責任制，將目標完成情況列入區政府目標考核體系，與有關單位簽訂目標責任書，對完不成任務的責任單位實行一票否決，取消年度評先資格。推行目標責任制以后，淇濱區養老保險費征繳工作進展順利，2003—2005年連續3年在全市養老保險費征繳工作中排名第一。兩縣區都成立了由主要領導牽頭，分管領導具體負責，有關部門參與的領導小組，經常深入基層，調查了解社會保障工作開展情況，及時召開現場辦公會解決存在的問題；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建立、完善了工作機制，有力地促進了社保工作的開展。
2、廣泛宣傳發動，增強社保意識。縣區充分利用電視、墻體標語、公示欄和宣傳資料等形式廣泛宣傳政策法規、工作程序及流程，增強社會和群眾對社會保障工作的認識。淇縣在新農合工作中，印發合作醫療“明白卡”12萬份，編制“合作醫療就是好，農民看病能報銷”等“順口溜”萬余冊，發放到農民群眾手中。淇濱區每年都舉行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政策宣傳月活動，廣為宣傳社保知識；邀請市有關領導、市勞動保障部門業務骨干到區大中型企業舉辦政策業務知識講座，并采取致企業負責人一封信的形式，向法人代表講解有關企業職工參保的責任和義務，提高用人單位的參保意識，引導廣大職工樹立自我保護和維權意識，大大激發了用人單位和職工參保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扎實開展低保工作，努力做到“不漏保”、“不錯保”。淇縣在縣城區的朝歌鎮和鐵西區成立了三個居委會低保工作站，設立專職低保工作人員，分塊管理城區的低保工作，形成了居委會低保工作站、鄉鎮、民政局三級審批的管理機制，實現了城鎮低保工作的規范化管理。兩縣區建立了低保申請、審批、三榜公示、“一評三審兩榜、三公開一監督”、“三對照”、低保金社會化發放、低保對象分類施保制度，規范了低保工作，嚴格了操作程序。堅持定期核查，動態管理，對家庭收入超過低保標準的取消低保待遇，對符合條件的及時申批加入，努力實現應保盡保。2005年以來，淇縣共取消低保對象800多人，新增低保對象100多人。淇濱區大河澗鄉為解決農民看病難和因病返貧的問題，積極想辦法，與鄭州大學醫學院和新鄉醫專進行合作，每年在全鄉舉行2次義診，為群眾、特別是特困群眾提供醫療服務。今年，大河澗鄉繳請30多名專家來鄉里進行為期6天的義診，并準備與鄭州大學共建實驗、教學基地，為群眾提供長期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
4、加強資金管理，確保專款專用。資金運作是社保工作的核心和關鍵。兩縣區把社保資金全部納入財政專戶，建立專賬，由財政監督執行；嚴格資金發放手續，低保資金全部實現了銀行發放，為低保對象建立專戶，保證每一筆資金都用到低保對象身上；嚴格審計監督，每年均要組織審計、財政等部門，對有關社保資金進行嚴格的審計。
5、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進展順利。淇縣按照“政府組織引導，農民自愿參加”原則，初步建立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為保證新農合的有序運轉，強化經辦機構建設，在縣鄉兩級建立了辦事機構，固定人員專門負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制定了管理委員會工作制度、合醫辦工作制度、公示制度、審計監察制度等26項規章制度，并對縣、鄉合醫辦人員進行了集中學習培訓，確保新農合試點工作有章可循，有案可查；確定了定點醫療機構，5個縣直醫療衛生單位、7所鄉鎮衛生院和3所大型民營醫療機構已被確定為淇縣第一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定點醫療機構，村級定點醫療機構正在按甲級衛生室標準進行評定。新農合已全面啟動運行，截止5月份，淇縣農民享受補助7056人次，補助資金98.96萬元，其中門診小額補助13.41萬元，住院大額補助85.55萬元。
三、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1、應保未保和不能正常繳費現象比較突出。根據淇縣和淇濱區提供的養老、失業、醫療保險數字顯示，應保未保和中斷保險費繳納現象普遍存在，各項社保費欠費比較嚴重。養老保險正常繳費率淇縣為66.1％、淇濱區為71.1％，失業保險正常繳費率淇縣為50.6％、淇濱區為56.1％，醫療保險正常繳費率淇縣為54.5％，淇濱區為46.9％，兩縣區在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費征繳工作中還有較大差距。出現這種情況有的是企業有繳納能力，也惡意欠費，拒不繳納；有的是企業由于生產經營不景氣、改制、破產等原因，無力或中斷繳納。原淇縣電廠由于破產，正在對原職工的社會保險費進行清算，就無法正常繳費，廠方表示將在清算完成后，盡快把所欠職工的社會保險費足額繳納；一些新建企業，由于還處在起步階段，目前也沒有參保。
2、社會保險覆蓋面小，民營企業參保率低。兩縣區參保單位多數是原來的國有、集體企業，大部分事業單位、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都沒有參加社會保險。許多民營企業主沒有認識到參加社會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追求“利益最大化”，把為職工投保視為負擔，認為參保是從我口袋里往外掏錢，會增加管理成本，卻沒有意識到繳納社會保險費是一種法律義務，所以對保險費能欠就欠，能拖就拖。民營企業員工流動性大，企業不愿意為他們參加社會保險，一些企業參保，也只是為企業較為固定的職工參保。河南大用公司作為我市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企業，現有員工3000多人，只為130多名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干參加了養老和失業保險。鶴壁市綠色環保生產有限公司有職工72個，只為36人辦理了養老保險，為46人辦理了醫療保險。由于我國社會保險費征繳缺乏強制性執法手段，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對拖欠保險費問題顯得無能為力。
3、宣傳不到位，影響社會保障工作的開展。有關部門雖然對社會保障工作進行了大量的宣傳，但仍然缺乏細致的、有針對性的宣傳，部分企業和職工對社會保險政策和具體操作程序并不十分了解。有部分從業人員認為企業普遍不景氣，如果中斷交費致使累計交費不滿15年，那么以前的交費就等于白白丟掉了，因此不愿交；淇縣民營企業用的農民工較多，許多人認為參加社會等保險沒有用，不如現在多拿些工資，因此不愿參保；原來在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過的職工，對社會保險有所了解，有比較強的參加社會保險意識，但由于當前就業困難，大部分人認為能保住現在的“飯碗”就已經不容易了，雖然有這方面的要求，也不愿或不敢爭取；有的企業雖然參加了社會保險，但對具體政策不了解，使自己本應享受到的保障無法實現。鶴壁市綠色環保生產有限公司參加了社會保險，一個職工因看病花費732元，但企業和職工本人不知道只有去定點醫院看病才給報銷的規定，結果在非定點醫院看病花費的425元不能報銷，對社保政策產生誤解，認為參加社會保險也得不到補償，影響了參保的積極性；一些參合農民不知道報銷程序和補助辦法。淇縣北陽鎮王莊村一個參加了新農合的農民，可以使用新農合醫療證免費在村級定點醫療機構看病，但他卻不知道這個規定，看病時依然付的是現金。
4、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水平偏低，難以解決農民看病需要。目前的新農合醫療制度基本目標定位還是以“大病為主”。淇縣的新農合每人每年50元，納入新農合醫療基金專帳，分為基本醫療服務基金、大病統籌醫療基金和風險基金三部分。基本醫療服務基金，即農民個人帳戶中的金額太少，每人每年只有10元，如果不住院，在門診看病，只能使用個人賬戶的錢，一年10元，根本解決不了大多數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由于大病統籌基金有限，抗風險能力較弱，補償比例及補償能力也就較低，造成慢性病補償的病種較少，僅限于門診治療腫瘤的放療、化療、腎病的透析等慢性病，對其他需長期門診治療且費用較高的慢性病均未納入，農民患大病后的醫療負擔仍然較重。淇縣北陽鎮王莊村一農民因患類風濕病，由于經濟等原因不能住院治療，只好長期門診服藥，每年治療花費3000多元，但這個病又不需要住院，除了花個人帳戶的10元錢外，其余的無法報銷，只能自己負擔，對于一個長期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幾年下來已是家貧如洗。這類人大多因病部分或全部喪失了勞動能力，收入很少，因病返貧、因病致病現象非常嚴重。大病補償比例、報銷封頂線偏低，農民看病難問題依然存在。農民在鄉鎮級定點醫療機構住院醫療費用補助起付線是100元，在縣級定點醫療機構住院醫療費用補助起付線是500元，大額醫療費用超過起付線以上部分的可享受大額分段補助，補助封頂線每人每年累計不超過1萬元。淇縣北陽鎮南口村一農民因病住院，花醫療費1.5萬元，報銷了4038元，報銷比例只有27.22％，自己負擔10962元，農民認為難以承受。
5、低保救助資金緊張，補助標準低。縣區財政困難，上級資金有時也難以及時到位，導致救助能力不足。淇濱區反映，由于城市失業人員、農村因病因災返貧人員增多，救助資金需求量不斷增大，但區財力有限，省市匹配資金都沒有及時到位，低保資金缺口較大，僅有能力保障喪失勞動能力的鰥寡孤獨人員、殘疾居民及無勞動能力且未納入五保范圍的居民。低保金補助標準過低，只能解決低保對象最基本的吃飯問題，而低保對象在就業、就醫、子女上學、住房等方面的困難仍然十分突出。淇縣一個城市低保戶，大人沒有工作，2個孩子上大學，1個孩子上高中，每月312元低保金只能解決基本生活，孩子上學等其它花費只能另想辦法。淇濱區一個農村低保對象因病基本喪失勞動能力，有一個孩子正在上學，每月低保救助金20元，只能保證基本生活。
6、準確界定低保對象困難。在對貧困人員進行核查界定時，個別家庭不如實申報收入，特別是隱性收入難以了解，干擾了低保工作人員對低保對象家庭收入的核查和確定，給救助對象的確認帶來很大困難。
四、幾點建議
1、加大力度，有針對性地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推動社會保障的主要思想障礙是利益矛盾，是局部與全局、個人與整體、眼前與長遠的利益關系。要采取多種形式、多種途徑、多種辦法，組織學習條例和細則，使企業和職工掌握政策法規，認清社會保險的重要性、強制性和共濟性，增強社保意識和法制觀念。要將宣傳工作重心下沉，組織專門力量深入企業特別是到民營企業中去，耐心細致地宣講法規，解惑釋疑，推動企業和職工參保；制作通俗易懂的電教片，在企業播放，使廣大員工了解社會保險的性質、意義和政策法規，提高參保的自覺性；要充分發揮企業工會組織以及各種商會、協會的作用，開展宣傳活動；新聞媒體應加強社保法律、法規、政策宣傳，大張旗鼓宣揚先進典型單位。
2、加大清欠社會保險費和擴面征繳工作力度。在社會保險法未出臺前，建立相應的制約機制，加大社會保險費清欠催收力度。對拖欠養老保險費的企業分清原因，屬惡意欠費的企業要加大處罰力度。一是通過法院強制征收，二是通過媒體曝光，實行輿論監督。對效益差、經濟困難的企業，職工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應先到位，單位繳納的部分暫時掛帳，待企業走出困境后再予以補繳。對企業繳費應建立目標責任制度，企業與政府簽定繳費目標責任書，年終完不成繳費的，追究企業經濟責任等等。協調稅務、工商、衛生、工會等部門，加強與勞動保障部門的配合，共同建立社會保險征繳聯動機制，對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用人單位，有關部門不得為其出具有關證明和證件，如對安全監察重點企業，沒有勞動保障部門出具的參保證明，安監部門不予辦理許可證。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新建企業可以區別分類，先易后難，逐步納入。對那些有一定規模、經營正常的民營企業要按照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同樣的政策，盡快納入，一步到位。
3、積極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慢性病門診醫療補償模式。建議按照“大病統籌，兼顧門診”的原則，在不影響基金運行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擴大慢性病補償種類，提高慢性病門診治療報銷標準。
4、把農村醫療救助制度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相銜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農村醫療救助分屬衛生和民政兩個部門管理，但其資金的來源渠道、用途、目的和宗旨具有一致性，建議把農村醫療救助制度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結合在一起，對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五保戶和農村特困（低保）戶，因患大病經合作醫療補助后，個人負擔醫療費用仍然過高，難以承受，影響家庭基本生活的，由醫療救助專項基金給予一定數額的醫療費用補助。民政部門應根據醫療診斷書、已支付的醫療費用原始收據、已領取的醫療保險補助憑證等有關情況證明，對符合醫療救助條件的農民給予救助。
5、在三個區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調研中了解到，淇濱區希望盡快建立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已經做了準備。在國家未能批準我市城區納入新農合試點范圍的情況下，建議由市政府出臺政策，在我市三區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由市、區、鄉、農民個人分別按比例籌集新農合基金。條件成熟時，可考慮在全市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市級統籌，在市級層面上建立醫療基金，增強基金保障的能力，給農民看病提供更好的服務。
第5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摘 要】文章采用隨機分層抽樣的方法在成都市區和郊縣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成都地區3~6歲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狀況，分析其產生的原因，為促進幼兒的社會性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關鍵詞 3~6歲幼兒；社會性發展；調查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4）27-0029-02
一、引言
隨著社會競爭壓力的增大，幼兒出現社會不適的現象越來越多，致使更多的人關注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狀況。社會性發展是幼兒全面、健康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學前期是社會性發展的關鍵期，直接影響其日后的學習和工作。本文采取調查的方式對成都地區3~6歲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各個方面進行整體研究，來揭示成都地區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特點。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樣本。本文樣本來自四川省成都市四所幼兒園（市區兩所，郊縣兩所），每所幼兒園均按照隨機分層抽樣的方法抽取了小、中、大班幼兒，剔除無效問卷，有效的樣本共計188名幼兒。其中市區82名，郊縣102名；男孩88名（市區男孩有40名，郊縣男孩48名），女孩100名（市區女孩42名，郊縣58名）；小班幼兒54名，中班幼兒66名，大班幼兒68名。
2.研究工具。本次調查采用的測量工具是北京師范大學陳會昌教授編制的《3-7歲幼兒社會性發展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與效度。社會性發展量表共15個因素，60個項目。15個因素是遵守社會規則、社會認知、意志、生活習慣、內外向性、依戀家人、情緒穩定性、自我概念、同伴關系、侵犯性、獨立性、誠實公正、共情和助人、好勝心、自尊心。所有項目均采用五級評分制，1表示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中等程度符合，4表示較符合，5表示符合。全部為正向題，得分越高表明兒童在此項目上發展越好。此量表是由家長進行填寫。
3.研究步驟。首先，聯系幼兒園，確定研究對象；其次，請幼兒園老師將量表發放給家長，填完后收回；最后剔除無效問卷，對有效問卷的各題分數錄入Excel工作表，再由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
三、研究結果
1.總體情況。由于《3-7歲幼兒社會性發展量表》是由15個因素組成的，每個因素包含4個項目，每個項目的得分相加就是該名幼兒在這個項目的得分。幼兒在各因素上的平均分及總分如表1所示。在3~6歲幼兒社會性發展各因素中，平均分最高的是誠實公正，其次是侵犯性，再次是共情和助人，而生活習慣的得分最低。因此，成都地區幼兒社會性發展總體狀況良好，在各因素中，發展最好的是誠實公正，較差的是生活習慣。
2.年齡差異。對小班、中班、大班幼兒進行相鄰年齡組之間的多重比較，得出幼兒在社會認知、共情和助人、好勝心、自尊心存在年齡差異，而社會性發展的其他均無差異。從表2可以看出小班幼兒與中班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在共情和助人、好勝心、自尊心方面存在顯著年齡差異（P<0.05），而中班與大班的幼兒在這幾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幼兒在共情和助人、好勝心、自尊心這幾方面的發展從小班到中班呈上升趨勢，而中班后基本不變。中班幼兒與大班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僅在社會認知這一因子上存在顯著年齡差異（P<0.05）。說明大班幼兒社會認知比中班發展得好。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總分的平均分進行比較，得出中班略高于小班和大班（小班為221.30，中班為230.48，大班為223.82），說明中班是幼兒社會性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3.性別差異。男孩和女孩的社會性發展各因素進行t檢驗發現，幼兒社會性發展的部分因素存在性別差異。由表3得知：男孩和女孩在共情和助人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女孩得分高于男孩，說明女孩在共情和助人方面發展得比男孩要好。同時，男孩與女孩在遵守社會規則和無侵犯性上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P<0.01），女孩得分高于男孩，說明女孩比男孩遵守社會規則，更少出現侵犯性行為。而在社會性發展其他因素上的得分均無統計學上的差異，但從社會性發展的總分上看，女孩得分要高于男孩（男孩為223.11，女孩為227.48）。
4.地區差異市區和郊縣3~6歲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各因素進行t檢驗，結果見表4。市區的幼兒在發展總分上高于郊縣，市區幼兒的社會性發展總體比郊縣幼兒發展得好，并存在統計學上的差異。另外，市區的幼兒在內外向性和依戀家人這兩個因素的得分低于郊縣幼兒，但無顯著差異，而其他13個因素上的得分均高于郊縣幼兒。其中在社會認知、情緒穩定性、自我概念、獨立性、誠實公正上兩者存在顯著差異（P<0.05）。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伴關系上市區幼兒與郊縣幼兒的得分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P<0.001），市區幼兒的同伴關系發展好于郊縣幼兒。
四、分析與討論
1.年齡差異分析在社會性發展量表各因素上，隨著年齡的增長，幼兒得分并非呈簡單的直線上升趨勢。很多社會性發展因素在幼兒中班出現轉折。在表2中，中、大班的幼兒在共情和助人、好勝心、自尊心上沒有小班幼兒發展的好。這說明小班幼兒開始擺脫自我中心，在成人的教導下意識到要關心和幫助別人，愿意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漸漸意識到太好勝、好強有的時候會給自己帶來傷害，也許并不是處處需要爭強好勝，也不需要自尊心過于強烈，適當地示弱反而有利于自己需要的滿足。由此，應遵循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年齡差異，適時引導。
2.性別差異分析。成都地區女孩社會性發展比男孩好，尤其在遵守社會規則、無侵犯性、共情和助人上女孩明顯好于男孩，這與社會對男女的性別角色定位有關。父母在教養孩子時，強調男女的差異，要求女孩溫柔、端莊、文靜，而男孩要勇敢、大膽，不要像女孩子那樣柔弱，這就使得女孩比男孩要遵守社會規則、侵犯性行為要少。另外，男孩和女孩在身心發展特點上存在明顯差異，女孩比男孩更敏感、更細膩，使得女孩在共情和助人上要好于男孩，這與幼兒的在園表現一致。在幼兒園，男孩表現出更多的攻擊性行為，女孩則更關心和同情同伴。
3.地區差異分析。在表4中顯示市區幼兒的社會性發展明顯好于郊縣幼兒。市區經濟發展好于郊縣，市區幼兒所處的物質環境、精神環境以及文化氛圍好于郊縣幼兒，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新鮮事物，學習新知識。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市區幼兒的父母學歷總體上高于郊縣幼兒父母，市區父母尤其注重對幼兒的教育，注重生活習慣的培養，給孩子創造獨立的機會，帶孩子到社會中學習，培養幼兒的意志力和堅持力。同時關注家庭教養方式，與周圍人探討育兒經驗，閱讀育兒知識，搜尋育兒方法。另外，市區的幼兒園更加重視對幼兒社會性的培養，并開展了大量的社會教育活動，來促進幼兒的社會性發展。
因此，要關注幼兒社會性的發展，遵循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年齡和性別差異，思考影響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因素，探尋培養的方法，尤其應關注家庭對幼兒社會性發展所起的作用，并剖析家庭中的關鍵影響因素，尤其注重孩子同伴關系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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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野,楊麗珠.我國3-6歲兒童個性類型及發展特點的研究[J].心理科學,2005,(28):4.
第6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一、××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現狀
××區現有行政村63個，其中村居合署3個，社區居委會57個。近年來，全區各級大力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加快推進農村基本現代化建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綜合實力明顯增強。
農村二、三產業加快發展，主體經濟實力明顯壯大。20__年全區鄉鎮工業完成納稅銷售439億元，同比增長23，占全區工業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83.4。5個鎮完成三產納稅營收222.7億元，同比增長71，占全區三產總量的52.9。實現鎮級可用財力6.54億元，鎮級可用財力均超億元。全區95個村、社區合作社實現可用財力達2.55億元，平均268萬元，其中村均245萬元，社均319萬元。引導村級強化經營理念，20__年全區各村集體新建標準廠房18.5萬平方米，累計達39.6萬平方米，新增加商業用房5.6萬平方米。
（二）集聚集約水平提升。
圍繞資源最優化、效益最大化，加快推進“三個集中”。確立了以沿山形成區、沿湖組成片的農業集中戰略，突出抓好一批都市農業項目，建成了太湖葡萄溝、唯瓊生態農莊等都市農業產業園區，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面積4.78萬畝，集中率達47.47，建設無公害農產品基地19600畝。通過抓好營造高地吸納一批，城市拆遷安置一批，進駐標房集中一批，加快提升改造一批，沿湖景觀遷出一批，關停并轉淘汰一批“六個一批”，加快工業向園區和工業集中區集中的步伐，工業集中度達到68。推進農民居住集中做到“六個結合”，即與市區重點工程建設相結合，與工業園區、工業集中區建設相結合，與地塊拍賣改造相結合，與“城中村”改造相結合，與撤并小規模村巷相結合，與提升改造保留相結合，20__年共拆遷農民住宅3596戶、62.7萬平方米，整體撤并自然村45個，開工建設農民安置房102萬平方米，竣工88萬平方米。
（三）規劃導向作用明顯。
以實現城鄉規劃全覆蓋為目標，對我區現代都市農業體系、城鄉產業體系、城鄉社區體系的新模式等進行全面規劃，有力促進了城鄉統籌發展和集聚發展。確定了我區“211 8”二級城鎮空間布局結構總體目標框架，即：兩個分區——蠡溪分區和太湖新城分區，一個馬山國家旅游度假區，一個鎮——胡埭鎮，8個新型農村社區。同時注重優化產業發展布局，完善基礎設施配套，統籌各類生產要素，著力提高規劃水平和可操作性。通過規劃來整合優化現有資源，預計到20__年可節約各類用地20__多公頃。
（四）改革創新激發活力。
以推進農村體制機制創新為目的，激發農村經濟組織加快發展的活力、動力。完成企業改革15家，盤活退出公有資產8404萬元，企業改革掃尾工作基本完成。加大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力度，累計成立77家，股東達146113名，量化經營性凈資產9.73億元。20__年度可分配收益1715萬元，實現個人股分紅1058萬元，同比增加223萬元。結合實際發展土地股份合作社，20__年共組建10家混合型土地股份合作社。積極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20__年創建“四有”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10家，其中農業專業協會9家、專業合作社1家。
（五）富民保障進程加快。
抓好農村培訓就業工作，20__年共培訓農村勞動力12230人，其中技能培訓5456人，對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指導6774人次；積極挖掘“十個一批”潛力，有效調控政府援助的公益性崗位資源，優先安排農村特困對象就業，多措并舉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不斷完善農村社保體系，共完成鄉鎮養老擴面1.61萬人，其中城保擴面1.36萬人，農保擴面0.25萬人，養老保險參保率達到69，全區農保最低年繳費額提高為1000元；將養老補貼享受對象的范圍由農村老年農民擴大到全體農村世居戶老年人員，發放率達到100％；區級養老統籌人員統一納入全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體系，農村大病(住院)醫療保險覆蓋率達99.26，原郊區養老統籌人員城鎮醫保工作政策調整接軌到位；全區農村符合低保條件的778戶1585人全部納入低保，做到低保全覆蓋；深入開展了“籌千金、助千戶”活動，對農村弱勢群體的救濟幫扶力度不斷加大。
（六）各項事業協調發展。
完善鎮村教育管理體制，“雙高普九”成效顯著，教育布局結構進一步調優，教育現代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加快完善農村公共 衛生體系，加大農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衛生服務站建設力度。全民健身服務體系“八個一工程”達標創建活動取得實效，文體市場管理秩序進一步規范。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全面落實，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資金發放到位率100。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十星級”文明家庭、“五星級”企業和“三星級”青年愛心服務站、文明村鎮、文明社區、文明單位等各類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四五”普法工作圓滿結頂，“民主法制村（社區）”創建活動、“法治××”建設取得較好成效，“平安××”創建活動進一步深化，有效維護了農村社會穩定。
二、當前××區新農村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幾個突出問題
××區近幾年呼應城市化建設發展要求，加快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步伐，農村經濟社會取得了較快發展，環境面貌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從××區農村發展的現狀來看，仍然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如果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也就無從談起。
一是規劃布局比較零亂。規劃是龍頭，是建設發展的依據，離開了規劃的新農村就不會是科學發展的新農村，必然導致結構布局的不合理,造成資源浪費。首先是產業布局零亂，全區原9個鎮、開發區、街道建設了11個工業園區，包括集中區外共有大大小小的工業企業4000多家，缺少成規模的大企業集團和大型的服務業商貿區、專業市場，“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現象十分突出。其次是居住布局零亂，全區現有的262.5平方公里區域土地上共有自然村1000多個，“城中村”244個，其中20戶以下的小村巷60個，農村住宅分布散亂，配套不完善，環境較差。第三是缺乏統一的規劃導向，××的綜合發展區規劃和區農村規劃正在修訂完善，次分區規劃和控制性詳規還未做到全覆蓋，許多區域和地塊的開發功能尚未確定。
二是經濟發展參次不齊。經濟是一切工作的基礎。要在全區同步推進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必須要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和經濟財力作支撐，但是經濟發展中鎮和街道之間、村和社區之間的不平衡性，成為××區現代化新農村建設中的突出問題。由于歷史和區位的因素，近郊村大多有資產而缺資源，而遠郊村有資源卻缺少優質經營性資產，村級收入高的如龍山社區、南橋村、溪南股份合作社等，年集體收入超過500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收入低的如馬山的嶂青村、耿灣村等年集體收入只有50萬左右，人均不足500元。各鎮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財力相對不足，如胡埭鎮等；有的債務較多，如太湖鎮、華莊鎮；有的發展不快，如蠡湖街道等。只有加快發展鎮村經濟，壯大集體財力，促進穩定增收，才能為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夯實經濟基礎。
三是保障體系有待完善。當前來看，城鄉差別仍然較為明顯，社會貧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農民實際就業率還不高，農村醫療衛生體系不夠完善，促進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和提高農村職工工資福利水平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此外，社會弱勢群體在農村較為集中，農村的社保政策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農村居民的就業率、城保的農村覆蓋率、農村保障的標準都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扶貧濟困的力度有待于進一步加大，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有待于研究解決，等等。
四是基礎設施較為薄弱。新農村應當有新氣象，但從當前城鄉發展來看，農村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不和諧的現象相對突出，特別是農村生活環境、設施配套與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還有明顯差距，農村基礎設施較為落后，配套設施不完善，環境衛生較差，與現代化新農村的要求比差距很大。農村安置房建設滯后于城市拆遷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五是文明素質有待提高。文明素質是體現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當前來看，××區農村社會事業的基礎還比較薄弱，教育、文體等各項事業的投入相對不足，城市的優質公共資源和社會服務有待于進一步同農村對接、向農村拓展，農村居民的素質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三、加快推進區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幾點設想
針對上述薄弱環節，圍繞市委、市政府明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的目標任務，××區在當前和今后工作中必須通過抓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來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建設。
一是以科學規劃為指導，促進集約有序發展。規劃是建設發展的龍頭，要通過科學規劃來節約利用資源、集聚集約發展。要按照“三個集中”的要求深化完善農村規劃編制，統籌安排農村工業區、農業區、居住區、生態區和重大基礎設施的空間布局，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生態良好、環境優美、區域協調的城鎮體系，實現有限資源無限發展。特別要加快完成××綜合發展區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十一五”城鄉建設規劃、各項次分區規劃、重點控制性詳規和農村新型社區詳規編制。要通過規劃的完善和實施，節約土地資源。
二是以都市產業為方向，促進轉變增長方式。堅持園區化發展戰略，進一步拓展××開發區、胡埭安置區、馬山生物醫藥園、工業設計園等一批特色品牌園區空間。要加快拓展現有園區的可用空間，重點抓好胡埭工業園西拓和工業設計園南擴，提高園區對骨干企業安置、高新技術企業引進的承載功能，以空間拓展來“穩心留根”，為××未來發展提供規模支撐和產業基礎。要依托現有的12個園區和3個老工業團地，大力發展標房樓宇經濟，在原有基礎上再建設一批適銷對路的標房樓宇，并著力提高租售率和產出率，實現集聚集約發展。要積極引導現有企業運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節能低耗環保、循環型、知識型的都市工業。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引導有條件的集體和個人搶抓城市化發展機遇，搶灘沿路發展現代商貿，并著力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積極發展新興服務業，實現工業、服務業“兩輪驅動”。根據戰略農業和過渡農業相結合的思路，依托沿山沿湖自然資源，大力發展唯瓊農莊、九龍灣鄉村家園、雪浪山生態園、龍寺生態園等一批集觀光旅游、度假休閑、餐飲娛樂等功能于一體的都市農業示范園，實現農業生產的園區化、特色化、高效化。
三是以資產經營為紐帶，促進財力穩定增長。引導鼓勵鎮、村（社區）積極搶抓城市化推進機遇，把農村土地出讓金、集體資產轉讓金、自有資金等最大限度地轉化為土地、房屋等優質經營性資產，大力發展集體經營性資產，增強發展后勁。積極參與胡埭工業園西拓和工業設計園南擴，參與建造適銷對路的標準廠房和配套用房，增加集體優質經營性資產。結合老工業團地改造，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通過拆舊建新，騰籠換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利用區位優勢，搶灘沿路發展商業用房，有條件的要發展樓宇經濟。抓住“城中村”改造和農村宅基地整理等的機遇，優化一批新的空間進行置換開發。全區鎮村要通過強化資產經營，均能增加一塊能穩定獲利的經營性資產，使村級集體財力年均增幅不低于5。
四是以富民優先為根本，促進完善社會保障。堅持以人為本，突出富民優先，把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積極挖掘就業載體，加強就業培訓，拓寬就業渠道，完善政策配套，促進農民充分就業，鼓勵群眾創業致富。要加快農村養老保險向城鎮企業養老保險并軌，全面建立城鄉統籌的醫療保險體系，切實落實對困難群眾和弱勢群體的各項救助政策，構建城鄉一體化的保障體系。要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切實提高人民的收水平，促進收入的多元化，增加經營性、資產性和股份合作收入。通過政策 配套和措施到位，到“十一五”末，力爭城鎮社會保障三大保險覆蓋率達到90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4000元，年均增長10，恩格爾系數下降到35，城市化水平達到80以上。
五是以建設管理為重點，促進優化生態環境。立足于“以建促拆”，切實加快安置房建設進度，按照城市化推進的要求，今后幾年全區的29個安置點至少要新建安置房500萬平方米以上，逐步實現拆遷安置“零過渡”。要加快城市改造，提升城市品味，高標準推進河埒口地區改造，全面建成核心商務區，打造區域發展新亮點。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在農村扎實開展以拆臨拆違、環境衛生等為重點的各項專項整治。要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發展循環節約型經濟，推進清潔生產，徹底整治水環境。確保到“十一五”期末每萬元GDP綜合能耗控制在0.72噸標準煤以內，60以上工業企業實現污染集中治理，生活污水處理率達到90，區域環境質量綜合指數達到90，國家生態區創建全面達標。
第7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 湖北 武漢 430072）
［摘 要］ 文章利用湖南省4縣（市、區）586位農戶的調查數據，對農民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影響因素展開實證研究，Logistic回歸分析表明：農民是否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受到年齡、家中是否有60歲以上老人等多個變量的影響，而農戶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是否與兒女一起居住以及收入水平，家中承包的土地數量等變量對農民的參保行為不存在顯著影響，但前者與后者有一定的相關性。
［
關鍵詞 ］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與行為；Logistic回歸分析
［作者簡介］劉元花（1990－），女，湖南耒陽人，武漢大學社會保障中心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保障；鄧大松（1949－），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社會保障理論與政。
一、引言
根據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國務院從2009年起正式啟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試點，計劃到2020年前基本實現全覆蓋，標志著我國向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目標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新農保制度的推廣速度超越了政策實施預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在本次實地調研中發現，制度在實施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有一部分農民沒有參保，絕大多數農民選擇的投保檔次較低，農民對制度預期的滿意度普遍不高等等。可見，制度實施并沒有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因此，在目前制度并不完善的背景下探討農村居民對新農保的認知程度，參保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對于全面了解與衡量新農保實施的效果及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而進一步完善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新農保實施以來，學者們給予了較多關注，相關研究成果日益增加。在新農保農民參保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方面，國內學者主要從個體、家庭、村莊社區、政策及政府等不同層面，探討了影響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因素。一是個體因素，主要涉及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等農民特征 ［1－3 ］；二是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子女個數、家庭經濟狀況、農戶承包耕地面積等因素 ［1 ］ ［4 ］ ［5 ］；三是村莊、社區因素 ［6 ］ ［7 ］ ［8 ］；四是政策因素，主要是指政策設計、政策宣傳、農民對政策預期以及對政府的認同 ［2 ］ ［5 ］ ［9 ］。但是，現有文獻資料在探討影響農戶參與新農保行為的主要因素時，對于農戶家庭收入這一因素是否對農戶參保存在影響上有很大的分歧，例如，黃陽濤調查分析發現，家庭年均純收入與農民的參保選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家庭年均純收入每提高一個層次，選擇參保的概率就增加63．5％ ［4 ］。但是，王永禮等研究發現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子女個數對實際參保行為沒有影響，而人均耕地與農民參保率顯著呈正相關 ［1 ］。
上述文獻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本文認為，不同的研究結論可能由于數據來源差異以及研究的側重點不同造成的。本研究根據被調查地點的實際情況，盡量把可能的影響因素都考慮進來，對新農保農戶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較全面的考查，希望能為政府有關部門完善新農保制度、提高農民參保率提供參考。
二、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2014年7月和2015年1月筆者和所在團隊成員在湖南省長沙縣、湘潭市、耒陽市、衡山縣的實地調查。之所以選擇這4個市、縣作為調研地點，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原因：一是綜合考慮到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新農保發展的狀況，大體而言，長沙市和湘潭市的經濟水平相對較高，新農保的普及面較廣，而耒陽市和衡山縣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新農保的普及面也較窄，因此，選取這4個地區可以較好地兼顧新農保實施狀況的不同特點，有利于全面開展農民參加新農保行為影響因素研究；二是4個地區均為團隊成員家鄉所在地，更有利于調研活動的開展。
調查采用偶遇式入戶問卷調查與重點對象結構訪問相結合方式，共發放調查問卷600份，實際回收58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7．7％。問卷調查內容主要涉及4個方面：一是農民的個人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自評健康狀況等；二是農民的家庭特征，包括農民所在家庭年收入、子女數量、家中是否有60歲以上老人以及家庭承包土地數量等；三是農民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程度；四是外部環境因素，主要是指周圍的鄰居是否參保。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設定
本文反映農民參保行為影響因素的數據主要是以分類數據為主的離散數據，而分析離散選擇問題時，采用概率模型是理想的估計方法，本文因變量只涉及兩類離散數值，在研究過程中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是有效的估計方法，由于因變量農戶參與行為是一個二分變量，即農戶參保時用“1”表示，反之用“0”表示，因而選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最為理想。
假設因變量的發生概率為p，則回歸模型的表達式為：
logit（p） ＝ ln（p／1－p） ＝a＋ b1x1＋ b2x2＋ b3x3＋ b4x4＋ b5x5＋ b6x6＋ b7x7＋ b8x8＋ b9x9＋ b10x10＋ b11x11（其中a是常數項，x1、x2、x3、x4，…，x11是本文所分析的自變量，bi是系數，i＝1，2，…，11）
本文把“農民的參與行為”作為被解釋變量，賦值為：未參保＝0，參保＝1，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選取了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農民對新農保的了解等方面的相關變量，作為研究農民的參與行為的解釋變量。具體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自評健康狀況、是否與兒女一起居住、自評家庭年收入、子女數量、家中是否有60歲以上老人、承包土地數量、對新制度的了解程度、鄰居是否參保，各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具體假設如下：
1． 農民個體特征對農民參保行為有影響。（1）從性別的角度看，一般來說，男性的創收能力強于女性，也愿意接受新事物，女性則更傾向于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所以男性有更高的參保率 ［10 ］；（2）農民的年齡與參保意愿成正相關，即年齡越大，養老的需求越迫切，從而越傾向于參加新農保；（3）農民的受教育程度與農民的參保行為正相關，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養老風險意識較強，易于理解新農保制度，因而更易于接受這一新型養老方式，參保傾向較強；（4）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與農民的參保行為負相關，身體健康狀況差的農民，依靠自身養老的能力較弱，因而更需要靠社會保險防范未來的養老風險；（5）農民是否與兒女一起居住對其參保可能有影響。
2． 農民家庭特征對農民參保行為有影響。（1）家庭年均收入與農民的參保行為正相關，家庭年均純收入越高，農民越有能力繳費參保；（2）子女數量與農民的參保行為呈負相關，一般來說，子女較多所能提供的家庭養老保障相應較高，因而對其他養老保障的依賴強度相應也越低；（3）家中是否有60 歲以上老人與農民的參保行為正相關，一般而言，對于家中有60周歲以上老人的村民來說， 為了讓自己的父母能領到基礎養老金，參保意愿較強，對于家中沒有60 周歲以上老人的村民來說， 他們覺得自己同樣也繳費了， 但是眼下距離領取養老金時日較長，再加之擔心政策會變， 可能選擇不參保；（4）家中承包土地數量與參保行為負相關，即家庭承包土地越多，土地保障功能相對較強，因而對其他養老保障的參與意愿相對較低。
3． 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影響農民參保行為且呈正相關。一般來說，農民越了解新農保制度和政策就越傾向于參保。
4． 鄰居是否參保對農民參保行為有影響。一般而言，農民的總體文化水平、自主意識和決策水平不太高，從眾心理和鄰里效應特別突出。因此，鄰居是否參保將會影響他們的參保行為。
三、樣本描述與回歸分析
（一）樣本基本特征
1．個體特征。在全部調研對象中，男性占44．71％，女性占55．29％，基本符合實際的人口學特征；45－60歲的被調查者最多，比重為41．30％，其次為30－45歲（30．72％）和60歲以上（21．16％），最后為30歲以下（6．82％）；51．88％的為初中文化水平，小學、高中或中專的被調查者所占比例分別為25．26％、16．04％，沒上學及大專以上的被調查者只占很小的比例，分別為2．73％和4．10％；被調查者對身體狀況自評較好，其中72．35％的調查對象認為自身的身體狀況良好，27．65％的認為身體狀況不好；擁有子女的被訪者中選擇與兒女居住在一起的占到82．94％，而其中表示未與兒女居住在一起的主要出現在60歲以上受訪者中，這一比例達到12．29％。
2． 家庭特征。被訪者自評家庭收入為中等的比重最大，高達65．53％，而自認為家庭收入較高、偏低和很低的比例相對而言較小，分別為16．72％、6．48％以及0．68％，總體而言，被訪者所在家庭的經濟狀況處于中上水平，有能力參加新農保；農戶家庭子女數量為1個和2個的所占比例之和達到70．31％，而擁有3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僅占16．72％，可見，農村家庭規模趨向于由中型家庭轉向小型家庭；家中有60歲以上老人的被訪者所占比例為65．87％，而表示沒有的比例僅為34．13％；58．36％的農戶所在家庭承包的土地數量為1－4畝，沒有承包土地的所占比重達到32．76％，而承包土地數量為4畝以上的家庭僅占8．88％，這反映了土地在農村家庭中保障功能的逐漸弱化。
3． 其他方面的特征。被訪者中對新農保制度表示比較清楚和不清楚所占的比例分別為59．04％和33．79％，而表示很清楚所占的比例僅為7．17％；84．98％的被訪者表示鄰居已參保，而表示鄰居未參保所占的比例則為15．02％。
（二）數據結果分析
根據前文所述估計方法，運用SPSS17．0進行數據處理，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B代表回歸系數，反映了自變量對事件發生概率的影響方向，Exp（B）代表發生比率，表示自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時事件發生比的變化。
從模型的對數似然值、類R2等指標可以看出，該回歸模型顯著，模型整體效果良好。各變量影響情況具體分析如下：
1． 個體特征。（1）年齡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農民參保有影響。其回歸系數和標準化回歸系數均為正值，說明不同的年齡階段影響農民的參保行為，而且兩者呈現正相關關系，發生比率為1．209，由此可知，年齡較大者的參保比率是年齡較小者的1．209倍，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的養老意識增強，對“新農保”的關注度較之于年輕人會更高，可能更容易參保。（2）性別、受教育程度及身體健康狀況對農民參保行為的影響都不顯著，與原假設不一致，原因可能是，新農保尚處于試點推廣階段，尚未形成一套完善而成熟的體系，不論男女以及農戶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對新農保都持觀望的態度，因此，農民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并不影響農戶的參保行為；現行新農保制度的待遇水平較低，對參保農民因身體狀況不佳而產生的就醫費用方面的補償作用甚微，農民并不會基于身體狀況而選擇是否參保。
2． 家庭特征。（1）家中是否有60歲以上老人在1％顯著水平上對農戶的參保行為有影響，且回歸系數符號為正，說明家中有60歲以上老人的農戶參保的可能性要大，這與我們的假設相符合。這是因為，新農保政策規定已年滿60周歲的農民不用繳費，可以直接按月領取基礎養老金，但其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而這條原則性規定在許多地方演變成了“家庭成員捆綁繳費”的強制性措施，子女不參保，父母就不能領取國家的基礎養老金，因此許多參保者都是抱著替父母親養老的心態而被強制參保 ［11 ］。可見，這一規定在制度實施初期有利于擴大新農保覆蓋面、提高參保率。（2）是否與兒女一起居住以及子女數量對農民參保行為的影響都不顯著。這可能的解釋是，由于現行新農保的待遇相當低，較低的養老金不足以替代家庭以及子女的養老保障，因此，在農民考慮是否參保時，并未將其作為子女養老保障的一種替代。（3）家庭年收入對實際參保行為沒有影響。這可能的解釋是，最低100元／年的繳費水平，對于絕大多數農民而言并不構成實質性的負擔，農民家庭收入并不是影響其參保與否的關鍵因素。（4）家庭承包土地數量對農民的參保行為也沒有顯著影響，這與前面的假設不符，可能的解釋是，由于現行農村土地養老保障功能已逐漸弱化，因此，其對農民參保行為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3． 農民對新農保的了解程度。農民對新農保的了解程度在1％顯著水平上對其參保行為產生影響，且估計系數符號為正，即農民對新農保的了解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完全自愿參與該項政策。從回收的問卷看，在回答“您對新農保的了解程度”這一問題時，選擇“比較了解”這一選項的村民幾乎全部參保，而選擇“不是很了解”的村民參保率僅為20．48％，這與模型估計結果相符。
4． 鄰居是否參保。鄰居是否參保對農民參保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但回歸系數為正，說明鄰居參保的農戶其參保的可能性較大，可能是由于農民的總體文化水平、自主意識和決策水平不太高，從眾心理和鄰里效應特別突出所致。
四、政策建議
（一）完善激勵機制，增強新農保對中青年農民的吸引力
研究結果顯示：年齡越大的農民參保率越高，中青年農民由于年齡相對較小，距離領取養老金待遇時限較長，參保率較低。因此，很有必要增強新農保對這部分中青年農民的吸引力，促使其參保。應建立繳費年限與繳費的財政補貼之間的動態激勵機制，對繳費期限長的農民加大繳費補貼力度，鼓勵農民延長繳費年限，從而吸引更多中青年農民提前參保。
（二） 認真貫徹落實“捆綁式”繳費制度
研究表明，家中有60歲以上老人的農民對新農保的參與度較高，這說明當前新農保特有的“捆綁式”繳費制度在初期還是有利于擴大新農保的覆蓋面。然而，從長遠來看，在新農保“捆綁式”繳費制度的背景下，政府有關部門應該更多向農民講解參與新農保對于自身的益處，讓他們明確現行繳費是在為自己以后積累養老金，自己才是最終的受益者，至于父母親們的基礎養老金并不會擠占他們所繳納的保險費，這樣讓農民知道自身的益處所在，因而，更多的農民就會自覺參保。
（三）加大宣傳力度，擴大新農保政策效果
此外，農民對新農保的了解度也是影響其參保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為了提高新農保的整體參保率，應進一步完善宣傳方式，加大宣傳力度，以提高農民對新農保的了解度，具體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做起：第一，定期舉辦有關新農保政策的知識講座活動，并組織村干部，社保機構人員以及大學生村官入戶講解新農保政策，解答農民的疑惑；第二，實現宣傳的廣覆蓋，充分利用標語、廣播、手冊等形式廣泛開展政策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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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nvestigation A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Practice Teaching Activity Week
LI Ling， PANG He
（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nvestigation ability in the current social practice teaching activity week， and mak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some college students. The survey shows： the practice week of all kinds of social survey activiti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limited. Theref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urvey related cour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eaching departments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othe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rvey abilit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e teaching week； social investigation ability
1 部分國內院校實踐教學周中大學生社會調查能力培養情況
在北京大學，校團委在社會實踐教學周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每個暑假都校團委都舉行不同主題的社會實踐活動。學生以團隊或個人形式申報，申報成功者就可以依托實踐基地展開包括社會調研在內的各類實踐活動。校團委多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依托學校實踐基地開展的實踐活動，校團委會協助學生與實踐基地的聯系。二是校團委還集中負責組織社會調研技能方面的培訓。除校團委，北京大學各二級學院也會在暑假期間組織學生赴實習基地進行調研，這類調研主題會有明確的專業導向。
山西財經大學統計學院在實踐教學周活動中采取集中實踐與學生個人分散實踐兩種方式，組織學生進行各類社會實踐活動。結合專業特色的社會調研實踐活動受到鼓勵和支持。實踐周中，由校內本科生導師對實踐活動進行指導，也邀請各界人士對學生進行輔導。在2015年寒假的實踐周中，學院組織了“消費者滿意品牌調查”、“珠寶文化品牌調查”、“投資傾向調查”、“社區服務現狀”等六個生源地調研項目，安排學生按照“就近、就地”原則展開調查活動。
從以上學校的實踐周運行情況看，高等學校實踐周中對學生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具有以下特征：（1）實踐周中學生社會調研活動的規劃和管理涉及到多個部門，團委、學生會、教務管理部門、二級學院和系等；（2）根據不同專業、不同年級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專業水平，確定不同的調研主題，結合專業特色；（3）充分發揮在職教師的作用，主要以在職教師作為調研活動指導教師；（4）主要以學生提交的調研報告作為考核依據，對優秀報告進行獎勵實現對學生的激勵。
2 實踐教學周中高等學校大學生社會調查能力培養效果的調查分析
2.1 調查說明
為考察實踐周中大學生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效果，課題組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對學生的訪談，調查對象為西安財經學院經濟學院的部分學生。調查中，在經濟學院四個系參加過實踐教學周活動的三個年級中隨機各抽取一個班，共抽取12個班；然后，在抽中的每個班內隨機抽取25人，樣本容量為300人，收回有效問卷280份。280個有效樣本中，參加過1次（含1次）以上由教師帶隊指導的小組調研活動的有36人，約占有效樣本的12.9%；其余只參加過個人分散的社會調研活動，約占有效樣本總數的87.1%。
數據來源：根據調查資料整理。
2.2 調查結果分析
（1）大學生參與社會調查的意愿。問卷設計了“您是自愿進行社會調查”問題，并提供三個選項：“是，自愿進行社會調查”、“一般、無所謂”以及“非自愿，為完成學校要求”。三個選項對應的樣本數分別為62人、101人及117人。樣本中，參加過由團委等組織、并且由老師集中帶隊指導的調研活動的有36名學生，其中34人對社會調查有興趣并自愿參與，2人選擇了“一般、無所謂”；而分散進行社會調查的244個樣本中，僅有28人有興趣自愿進行社會調查，99人選擇了“一般、無所謂”，117人選擇“沒興趣，為完成學校要求”。
數據來源：根據調查資料整理。
（2）社會調查參與意愿形成的原因。自愿參加社會調查的62名同學中，39.3%的學生認為參與社會調查有利于提高專業知識運用能力，32.4%的同學認為可以提高對現實的判斷能力， 19.5%的同學認為有利于提高組織協調能力。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學生更加希望能夠通過社會調查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運用能力。
非自愿參與社會調查的117名同學中，擔心安全問題的占 37.6 %；認為社會調查“沒用，不感興趣”的占40.0%；時間安排受限制的占22.4%。這也說明在社會調查的組織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宣傳不到位、安排不合理等。在以后的實施過程中，應多關注安全控制、組織協調等環節，并加大宣傳力度提升學生社會實踐的積極性。
（3）對社會調查提升綜合素質和能力作用的認可度。對于“社會調查是否提升您的綜合素質和能力”這一問題，有 123 人認為有明顯的提升；87人認為有提升；70人認為有提升，但不明顯。與部分進行分散調研學生的訪談中發現，他們的調研常常流于形式，調查范圍小，樣本少，甚至存在沒有調查而復制他人調查成果的現象。
（4）社會調查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對于問題“社會調查中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和困難是什么”，280個有效樣本中，有98人認為是調查方案和問卷的設計，占比35%；有72人認為是運用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和整理，占比25.7%；有85人認為是與受訪者或與調研組中其他成員的交流和溝通，占比30.4%；15人認為是撰寫調研報告，占比5.4%。這說明一半多的學生還沒有掌握現代調查統計的理論和方法，學生的人際交往、寫作能力等還需提升。
2.3 調查總結
對西安財經學院經濟學院學生的調查顯示：從總體上看，實踐教學周中的社會調研活動對學生調查能力的培養作用有限，對學生調查能力培養的作用不顯著，其原因如下：
（1）分散調研的學生常常缺乏有效的指導。目前，以團隊形式參與社會調查的學生在學生總數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學生是回鄉分散調研，學生積極性不夠，調研往往流于形式，與指導教師的聯系較為松散，能力提升也就有限。
（2）考核機制對學生的激勵不夠。目前主要是通過調研報告對學生社會調研進行評價，考核體系中忽略了學生在調研過程中的態度與執行過程的考察。一些學生并不是出于增加社會認知、培養實踐能力的角度進行社會調研，他們更多關注怎樣把報告寫好，而不是怎樣優質地完成調研。
（3）社會調查相關課程設置不合理。受訪同學在在一年級暑假進行社會調研時，多數還未學習過“社會調查方法”、“統計學”等課程，調研缺乏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另外，學生在選題時準備并不充分，缺乏相關社會知識的積累，調研方案設計時還沒有明確自己的調查目的和問題。
（4）專業的社會實踐及社會調查指導師資不足。不少社會調查指導教師自己并未在實際單位工作過，也未接受過系統的社會實踐或調查的相關訓練。這樣的教師對學生的輔導顯然難以“接地氣”。
3 提升高等學校大學生社會調查能力培養效果的對策
（1）優化課程設置。首先，各高校應在全校范圍內開設社會調查課程，且應盡量安排在一年級第2學期。其次，加強通識課教育，促進學生關注社會、關注生活。通過通識課程引導學生樹立正確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培養良好道德水平及社會責任意識。
（2）建立高校團社組織與教學部門的協同機制。教學部門應該與學生會、團委等組織建立學生社會調查能力的聯合培養機制，在社會調查選題、團社活動對學生能力培育的側重點等方面積極溝通。實踐教學周期間，教學部門與團委密切合作，盡量吸納更多的同學在老師集中帶隊指導下進行調查。
（3）對外搭建社會化服務平臺。高校教學部門、學生管理部門、團委等間應該通力合作，整合資源，取長補短，發揮集聚優勢，多渠道開拓和構建社會調查平臺，特別是能提供小組調研活動的企業、社區、政府部門性質的實踐平臺。
（4）完善考核激勵機制。大學生社會調查成績的評定是多元化的，不僅包括對社會調查課程考試成績與調查活動研究成果的評價，還應反映出調查過程中團隊成員的參與度、主動性等。
第9篇：社區社會調研范文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2013年高等學校訪問學者專項發展項目“恢復性司法理念指導下的社區矯正運作模式研究——一個功能主義的視角”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FX2013256。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非監禁處遇的社區矯正代表著犯罪矯正的未來走向，體現了刑罰的輕緩化、人道化和行刑的社會化、經濟化。截止2013年8月底，全國實行社區矯正的罪犯占全國罪犯總數的四分之一。①隨著兩院、兩部聯合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正式實施，人民法院不斷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率，判處緩刑、管制和裁定假釋的比例越來越高。人民法院應當如何確保對被告人采用社區矯正的正確性，理論與實務界普遍認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是一項行之有效的保證措施。
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擬適用社區矯正前，由專門機構對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人格特征、社會評價、犯罪行為后果和影響等情況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和是否具備社區矯正的監管條件進行系統評估，從而為人民法院提供書面調查評估報告并提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建議的制度。通過科學的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分析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使人民法院對犯罪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的評判能夠建立在與犯罪人有關的、體現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綜合評價上，以降低社區矯正的適用風險，為社區矯正執行機構開展個性化的預防犯罪和矯正犯罪提供科學依據，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區服刑人員再犯罪的風險。所以，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在社區矯正的適用階段扮演著“身先士卒”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和過程，調查評估報告則為社區矯正執行階段開展個性化預防與矯正提供了科學依據。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起源于美國的緩刑資格調查制度，到1930年，緩刑資格調查演變成為整個量刑提供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從而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審前社會調查制度。1950年在海牙召開的第12屆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積極倡導了這一制度，之后被許多國家效仿。我國的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最早運用于審理未成年人犯罪領域。為貫徹《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的公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率先于2001年4月出臺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其中第21條明確規定審判機關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前可以進行社會調查。隨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于2002年、2007年頒布《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為辦案提供參考。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68條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未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制度。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普遍適用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少年司法改革對這一制度的探索，給社區矯正的適用帶來了啟發。人民法院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適用緩刑、管制的比例越來越大。但“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不大”都屬于量刑情節，只有通過審前社會調查獲得較為充分的量刑信息，法官才能準確地判斷能否適用緩刑、管制，將罪犯放置于開放的社區環境接受社會矯正。在《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出臺以前，就有不少省市如江蘇、浙江、安徽、四川、湖北①等對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進行了探索和實踐。2012年，“兩院兩部”聯合下發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啟動程序、工作主體、調查內容等問題，這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正式確立。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在當下的社區矯正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和實施，也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這一制度的形成和實施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因《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4條對相關部門進行調查評估的權力所設置的是“可以委托”的“授權性”規范，而不是“應當型”的“義務性”規范，導致了調查的隨意性；啟動主體主要為人民法院的單一性導致了啟動時間的滯后性；調查內容的不統一有可能會造成部分關鍵調查項目和調查環節的缺失，導致了調查報告就事論事、膚淺空洞、對犯罪原因的深層剖析和人身危險性的綜合判定的嚴重不足；調查報告的低質量無法為人民法院適用社區矯正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進而導致了調查評估報告效力上的不確定性。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對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程序構建提出一些設想，先將整個程序設計為啟動階段、調查階段和調查評估報告的使用階段，然后分別進行程序構建。筆者從適用案件范圍、啟動主體和啟動時間三個要素來構建啟動程序；從調查主體、調查內容和調查方式方法三個要素來構建調查程序；最后從檢察院和監獄機關兩個方面構建調查評估報告的使用程序。
二、啟動程序的構建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啟動程序是指由什么主體在什么時間針對哪些案件開始著手社會調查工作，其中適用案件范圍、啟動主體和啟動時間是啟動程序最重要的三個要素。
在英美，刑事審判分為“定罪裁判”和“量刑聽證”兩個相對分離的階段。在大部分案件中，一般是在法院判定被告人有罪之后、開始量刑之前，法院才委托內部具有相對中立性的緩刑官進行量刑前調查。少年被告人案件則由社會工作者單獨或者會同緩刑監督機構一起調查。究竟哪些案件需要進行量刑前調查，在美國，聯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在一些州當中，要對所有被宣告犯有重罪的案件都進行量刑前調查；在另一些州當中，僅要求對可能判處一定時間（如1年）以上刑罰的案件進行量刑前調查；還有的州規定對21歲以下或18歲以下的犯罪人和初次犯罪的犯罪人必須進行量刑前調查。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量刑前調查的案件中，并不必然要判處犯罪人緩刑。而在不可能被判處緩刑的案件中，是否進行量刑前調查，由法官自己決定。[1]（p104）
我國目前 普遍的做法即在人民法院立案經由承辦法官初步閱卷后，認為有可能被判處非監禁刑的案件，委托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一種模仿英美的做法。仔細比較我國與英美國家在刑事審判模式、制度安排、機構設置等方面的不同，這種模仿和借鑒在我國存在著“水土不服”的情況。
（一）案件范圍
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建議被判處緩刑和裁定假釋的案件。《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緩刑和假釋前需要“考慮罪犯對社區的影響”、“不致再危害社會”，這為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對于判處管制和決定暫予監外執行前是否需要考慮罪犯對社區的影響，法律并沒有作出規定。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判處管制是《刑法》等相關法律明文規定具有相應的量刑情節時就應當適用的刑罰，而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種非監禁刑，不需要考慮社區影響，應當適用社區矯正。《刑事訴訟法》、《監獄法》明確規定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是否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決定主體不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問題，而且監外執行的條件消失后，社區服刑人員就應回監獄服刑。因為社區矯正期間主要是強化監管，教育矯正和幫助其再次融入社會的作用不明顯。所以，判處管制和決定暫予監外執行，是因符合法定量刑情節而依法獨立作出相應的裁判，管制中的酌定情節也只對量刑期限有影響，人民法院作出這兩種形式的裁判，審前社會調查的重要性不大。而法律對于裁判緩刑、假釋的條件只有原則性的規定，審判人員需要更多地考慮犯罪人自身的具體情況，在專門調查的基礎上，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應在全面綜合的前提下作出裁判。這些罪犯的具體情況大多數屬于酌定的量刑情節，所以，筆者認為，裁判緩刑、假釋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應作為裁判的前置性程序。
另外，筆者需補充兩點。第一，我國《刑法》規定緩刑的適用條件為：一是適用對象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構成累犯者；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說明緩刑只適用于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害較小的輕微刑事案件，只有被判緩刑才能適用社區矯正避免監禁刑。然而緩刑的條件限制排除了那些法定刑期為三年以上，但被告人悔罪態度非常好、再犯罪可能性非常小的案件。筆者認為這部分案件如果通過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發現被調查人確實一貫表現很好，只是過失犯罪或激情犯罪，且悔罪態度好，積極賠償被害人，再犯可能性極小，本著修復被傷害的關系的目標，可以考慮借鑒適用國外的嚴格監督性緩刑。當然這需要修改緩刑的條件，增加屬于社區矯正性質的非監禁刑種（措施）。第二，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本身就是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發展而來。本著“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對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論是否可能被判緩刑，應一律開展審前社會調查。
（二）啟動主體和啟動時間
因啟動主體的單一性造成了啟動時間的滯后性問題，已成為目前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詬病之一。根據《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2002年《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和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啟動主體可以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辯護人和人民法院。而《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也規定可以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的主體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和監獄部門。
《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是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有權依法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及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有觀點認為，公安機關在偵查案件時，就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所處社區群眾、單位職工都有接觸，因而公安機關可以在辦案的同時就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程序開展調查，還可以節約訴訟成本。[2]然而，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本能地逃避制裁，認罪態度不一定好，被害人正處于憤怒期，在此階段開展社會調查，恐怕難以收集到真實可靠的信息。公安機關的走訪調查是為了偵破案件的需要，更為重視那些能夠證明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證據，對于那些涉及嫌疑人罪輕或罪重問題的量刑證據，公安機關并沒有足夠強大的動力開展調查和收集。[3]所以，公安機關的偵查職能和審前社會調查的性質目的不同，公安機關不適宜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啟動主體。
目前，全國檢察機關開展量刑建議改革，檢察機關完全可以通過量刑建議權提出適用非監禁刑的建議，提供法庭采信，而量刑建議的提出有待于調查收集豐富的量刑信息。所以，檢察機關啟動社會調查活動是為了在量刑建議中提出酌定量刑情節進而建議法官能否適用緩刑。刑事審判中的簡易程序一般是針對輕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認罪，并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而僅對被告人量刑的過程。所以檢察機關是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的前提下，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程序，以獲得豐富的量刑信息。對此，已有地區嘗試了此做法。如上海市浦東區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法院、司法局協商，主動承擔起審前社會調查工作，對可能適用緩刑的被告人、由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進行調查，并作為量刑建議材料提交給人民法院。[4]人民檢察院作為啟動主體將社會調查工作提前到審查起訴階段，也體現了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的監督職能，避免了事后監督①的不及時和效果不佳的弊端。
辯護人則根據自身辯護職責的需要開展社會調查工作，制作書面材料提交法庭，以便法庭在量刑辯論時有充分的調查信息與公訴人（檢察機關）相抗衡，法庭將重點審理發生爭議的量刑事實。
人民法院啟動審前社會調查，容易造成先入為主、未審先定、合而不議的偏差，無法保證審判的公正和實質化的審理。而人民法院自行開展社會調查，會與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司法被動性和證據裁判規則產生沖突。[5]英美國家是由人民法院內部的緩刑官開展調查，緩刑官地位獨立，有著較高的職業素養、職業操守和敬業精神，能夠保證調查信息的真實性和全面性。但是，我國的人民法院內部并沒有設置這種專職的“緩刑官”，也沒有設立作為司法行政機構的“緩刑官辦公室&rdq uo;。若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擔任社會調查員開展社會調查，會存在因權力過于集中而濫用的可能。同時，基層人民法院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工作量本來就非常大，讓法官親自從事“審前社會調查”，不僅法官普遍不支持，而且也沒有基本的可操作性。[6]但是，有的案件人民檢察院認為不可能適用緩刑，而人民法院在審理階段又出現了新的證據，認為可能適用緩刑；或者一審判決實刑，但到二審認為可能適用緩刑。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應賦予人民法院審前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權，但不是自行調查權。所以，人民法院不適合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但是必要時可以委托專門調查機構進行社會調查。
監獄管理機關是罪犯的管理部門。監獄根據罪犯的改造情況，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部分犯罪人，在執行一定刑罰之后，認為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就可以向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提交假釋建議書。而罪犯的悔罪態度、改造表現、社會危害性才是決定能否假釋的實質條件。因為，監獄在管理過程中對罪犯的各方面情況比較了解，賦予監獄對擬假釋的罪犯調查“對社區的影響”，可以將調查結果與罪犯的悔罪表現、社會危害性評估等綜合考慮，制作假釋建議書，提交人民法院裁定。所以，監獄管理機關是適用假釋案件的審前社會調查啟動主體。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對于人民法院判處緩刑等適用社區矯正刑罰和相關措施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主體主要應為提出量刑建議的檢察機關和為被告人辯護的辯護人，其中檢察機關的審前社會調查是一種職責，辯護人的審前社會調查是一種權利。必要時，審判機關可以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程序。對于人民法院裁定假釋適用社區矯正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主體應為建議假釋的監獄管理機關。一般啟動時間應為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或監獄準備提交假釋建議書階段。啟動時間的前移是為了確保調查主體有充裕的時間開展調查，而不是匆忙應付了事。
三、調查程序的構建——關注被害人的權利
（一）調查主體分析
根據《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規定，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被委托主體）是縣級司法行政機關。但在實際工作中，真正進行審前社會調查的主體往往是基層司法所。筆者認為，制度設計由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即基層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英美國家的量刑前報告是由緩刑官根據法官的要求準備的，而緩刑官負責緩刑犯的監督執行。我國借鑒了國外的做法。第二，由社區矯正執行主體開展審前社會調查可以使其提前了解擬適用社區矯正犯罪人的基本情況，有利于今后對其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矯正，實現刑罰的個別化，提升社區矯正的效果。第三，可以實現社區矯正的適用主體（審判機關）和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司法行政機關）的無縫對接，有利于及時接收、管理、防止脫管、漏管的現象發生。但是，從學理上來說，該制度設計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從實施的實際效果上看，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不足。
第一，由社區矯正執行主體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違反了職能相分離的原則。審前社會調查是社區矯正適用階段的重要程序，調查評估結論對人民法院決定是否適用社區矯正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而英美國家規定由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緩刑官準備量刑前報告，那是因為緩刑官是法院內部相對獨立的司法調查員，法院內部又設立作為司法行政機構的“緩刑官辦公室”作為緩刑執行監督機構，他們都屬于法院系統。在我國不具備這樣的機構，我國社區矯正的適用主體和執行主體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國家機關，根據職能相分離的原則，司法行政機關不適合成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
第二，基層社區矯正機構的人員配備緊張、知識結構不合理、專業性不強等因素影響了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結論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工作是一項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按照規定，每份評估報告需走訪調查評估對象的家庭、社區、鄰居、單位，聽取被害人、所在村（社區）的意見，非常費時費力（人力、物力）。另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頻繁，異地犯罪的現象日漸增多，人戶分離情況嚴重，在客觀上加劇了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難度。基層社區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大都缺乏法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人員素質較低，有時為了應付工作臨時組合，甚至社工、志愿者也加入到審前社會調查的隊伍中，導致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往往膚淺空洞、主觀傾向明顯，質量無法保證。
因此，筆者認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調查主體應與啟動主體同一，即誰啟動誰調查，這種設計既能夠保證調查的時效性，又能夠保證調查質量。但人民法院作為啟動主體例外。社區矯正機構可以對是否具備社區矯正的監管條件進行調查，同時還應當作為調查的參與主體發表自己的意見。據筆者的實際調研發現，社區矯正機構開展審前社會調點關注的就是是否適合社區矯正的外部監管條件，而對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調查，因受制于工作人員的素質，調查評估結論簡單粗糙。
我國目前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從事“社會調查”的主體有：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如共青團、婦聯、青少年保護委員會、關系下一代委員會等；專職社會工作者或青年志愿者；社區矯正機構。[7]但問題是這些被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在從事本職工作之外兼職從事社會調查，難以保證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調查中，因而也就無法保證調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所以，社會團體組織不足以承擔社會調查的重任。從長遠考慮，我國應該設立專門從事審前社會調查的機構，以確保調查評估結論的中立性和專業性。筆者建議在人民法院系統內部設立專門的刑事案件審前社會調查委員會（或者專職的調查員），同時建立兼職調查員專家庫（具有一定心理學和教育學知識的人），讓其提供專業方面的指導和幫助。
（二）調查內容
緩刑前的社會調查評估內容和假釋前的社會調查評估內容是有所區別的，但總體來說應包括以下兩方面內容。其一是犯罪人自身情況的調查，其二是是否適合社區矯正外部條件的調查。
對犯罪人自身情況的調點首先應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在人身危險性調查中最重要的是被告人或罪犯的認罪悔罪表現，包括對犯罪行為的認識、悔過 態度和賠償損失情況。如果認罪態度好，悔罪表現突出，表明行為人犯罪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其次是犯罪前的平時表現（包括工作學習表現、業余生活、鄰里關系、社會交往以及違紀違法情況）、主觀思想動態和個性特點。再次是家庭、單位、鄰居對其的社會評價。社會危害性調查包括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環境因素、被告人造成損害的社會影響、被害人的諒解等內容。
是否適合社區矯正外部條件的調查，包括家庭背景情況和社區公眾被害人的態度（社區環境）。家庭背景調查包括家庭關系情況（如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的基本情況，是否是離異家庭，配偶、子女、父母是否有違法犯罪情況，家庭關系是否存在經濟糾紛等）、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成員的態度。社區公眾被害人的態度主要調查被害人的心理承受狀況、社區（村）基層組織的意見、公安派出所的意見，未成年人還需調查學校的意見。
而那些被告人實施犯罪時的情況，如犯罪人的年齡、職業、精神狀態，犯罪動機、犯罪目的、故意過失、是否預謀、犯罪手段、犯罪時間、地點等內容，不應該是審前社會調查的內容，而是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時就應調查的內容，是作為定罪的證據。
辯護人的調查內容則是在全面研讀公訴方的案卷筆錄，洞悉公訴方的量刑建議的前提下，對起訴書所記載的量刑情節進行必要的調查核實，調查收集各種被公訴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節。
（三）調查的方式方法
當前，我國對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具體方式沒有明確的規定，社會調查評估應當如何實施還是一個空白。但調查方式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所獲取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全面性。[8]筆者在走訪調查時發現，實踐中的審前社會調查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填寫表格式的審前社會調查表，表格中內容的獲取采取個別約談、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走訪等形式，如《浙江省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表》；另一種是直接以調查筆錄的形式出現，調查筆錄中有若干預設的問題，包括被告人、社區居民、派出所、所在村（社區）等調查筆錄，如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司法局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審前調查表》。兩種調查方式大同小異，但調查的具體過程我們無法知曉。
對此，美國緩刑官的量刑前調查過程為：首先，緩刑官要與被定罪的犯罪人進行一次面談，被稱為“最初面談”。這種最初面談通常是在緩刑官的辦公室中進行（如果犯罪人已經被拘留或逮捕的，就在看守所中進行）。在犯罪人未被拘留或者逮捕的情況下，最初面談也可能在犯罪人的家中進行，這樣的面談給緩刑官提供了了解犯罪人的家庭狀況等信息的機會。家庭面談不僅可以讓緩刑官通過實地觀察證實某些信息，還可以通過與犯罪人的其他家庭成員面談來證實有關信息。該面談的內容包括犯罪人的犯罪歷史、兒童時期的成長經歷、受教育程度、就業情況、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家庭情況等。其次，緩刑官試圖通過醫療記錄、雇傭記錄、社會服務部門的記錄、學校記錄等來核實這些情況。如果時間允許，緩刑官應與所有的有可能了解犯罪人情況的人進行面談，并核實信息的準確性。在一些案件中，緩刑官還應該到犯罪案件發生的地方，現場了解與犯罪案件的發生有關的情況。[9]（p105）
但是上述調查過程并沒有反映出犯罪人的悔罪態度問題。筆者認為，犯罪人對被害人的真誠道歉并積極賠償的行為能較好地體現其悔罪態度，同時也能夠體現犯罪人不再犯罪乃至回歸社會的意愿，使其人身危險性大大降低；犯罪人積極賠償被害人，努力幫助被害人擺脫困境，這也是降低犯罪社會危害性的標志。被害人接受道歉和犯罪人給予的賠償并對犯罪人表示諒解，這意味著雙方的矛盾有所化解，因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得到一定的修復。此類信息的調查收集將對法官量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調查主體在對犯罪人面談后，應再與被害人進行面談，了解雙方和解的可能性。被害人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社區矯正的社會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過程中引入刑事和解程序，以使社區矯正盡可能得到被害人的認同，從而實現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增進社會和諧。[10]因此，關注被害人的權利和意見是調查程序中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
四、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使用程序的構建
（一）檢察機關使用社會調查評估報告的程序
檢察機關根據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向法庭提出是否適用非監禁刑的量刑建議，連同起訴書、案卷材料一并提交法庭，作為量刑參考依據。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機關，檢察官受刑事追訴地位的影響，其提出的量刑建議一般會具有程度不同的偏向性。[11]近期一些基層人民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即簡易程序審理已出現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法官則對控辯雙方存有爭議的量刑情節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查，引導雙方就量刑發表辯論意見的情況。[12]這種量刑模式的改革，改變了以往人民法院對簡易程序的“辦公室操作”模式，①有效地規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同時也糾正了檢察官的偏向性。在這種量刑模式下，法官必須充分考慮雙方提出的量刑建議，對雙方提供的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中有爭議的內容展開質證和辯論，兩造對抗的模式確保了量刑的公正性。需要注意的是，檢察機關通過量刑建議的方式適用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不能總是強調“法律監督”，而應從行使訴權的角度來對待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以使得辯護方的“量刑建議”與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具有同等的影響力。[13]
（二）監獄機關使用社會調查評估報告的程序
監獄機關根據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向人民法院提出是否適用假釋的建議書。實踐中的操作往往是人民法院對假釋建議書進行書面審理，人民法院只對監獄報送的材料進行審核即作出裁定。有的人民法院甚至會以罰金的繳納情況作為裁定假釋的決定性因素，而完全忽視罪犯在監獄的悔罪表現和對被害人的補償等因素。近年來，人民法院也出現了對一些特殊的假釋案件召開聽證會，進行公開、公正的審理，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但哪些假釋案件需要召開聽證會還需進一步論證。若人民法院對假釋案件召開聽證會，那么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中有爭議的內容就會被質證和認證，從而確保人民法院裁定假釋的公正性。
【參考文獻】
[1][9]吳宗憲.社區矯正比較研究（上）[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周立琴.淺議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的不合理性[EB/OL].http：//hubei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3820，2014-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