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政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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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就業；外部環境

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連續出現兩位數增長的業績，特別是在世界經濟出現極大波動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成就，給我國農村勞力就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農村勞動力就業人數達到6．6億多，占農村勞動力就業人口的87%。但是也必須看到，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環境依然存在著政策封鎖、勞動力市場體系不健全，國際勞務輸出環境不理想等諸多不利因素。為此，政府決策者或參謀者應重視和考慮這些因素帶來的影響，并采取有力措施，為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

1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環境因素分析

目前農村勞動力就業處于十分困難的時期，不但農業內部有困難，其他備業也面臨著各自的實際困難，因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重視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領導者應堅持密切聯系群眾，提煉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出的新經驗，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在行動上改變作風，不斷開創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新局面。當前不利于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環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環境因素

(1)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是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必要保證，也是激勵農村勞動力脫貧致富、充分就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近幾年來，國家采取了促進農民增收、緩和勞動力就業壓力的農業產業化、產業結構調整、發展小城鎮、西部大開發和戶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調動了農民從事各類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緩和了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緊張局面。但是，還存在許多農民進城的歧視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應通過稅收政策調整、鼓勵部分家庭成員貿在農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為單位按家庭人均收入為免稅額和比例稅制的基礎，征收所得稅，并減免撫養負擔比較重的人的所得稅。對于正在領取保險退休金仍在就業的，要采取征收征罰性所得稅的辦法，以騰出更多的就業崗位給更多的正需要就業的勞動人口。

(2)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創造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載體。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拉動經濟增長、安排就業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幾年來，國家發行國債數千億元，加大了農林水利、交通通訊、城市基礎設施、城市電網改造，改變國家直屬儲備糧庫和經濟適用住房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而且為長遠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更重要的是為農村勞動力就業創造了新的大容量載體。

(3)地方政府的封閉政策，導致農村勞動力難以進入城市正規就業。目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阻礙主要來自各大、中城市對農民進城采取了各種歧視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繼出臺了限定外地勞動力進城就業數量的政策，而且對進城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業也作出了規定。對本地勞動力采取保護“壁壘”。如長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繼推出保護本地勞動力就業的政策，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就業進行限制性管理，不斷增多就業的辦證收費名目，增加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成本和求職風險。

1．2農村勞動力市場體系環境

我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全國100家勞動力市場基本完成科學化、規范化、現代化的試點任務，取得了積極成果。主要表現在：現代信息網絡初具規模，在就業服務中發揮了極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強，較好地滿足了求職者和用人單位的需要；就業服務功能不斷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從中央到地方的勞動力市場法規體系，勞動力市場秩序明顯好轉，所有這一切，為促進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逐步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在編制完成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人口、就業和社會保障重點專項規劃》提出，我國將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在有條件的省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逐步推行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極大地拓寬了農村勞動力就業獲得信息的渠道，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動，加快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步伐。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機制完全形成還需要時日，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政府部門之間就業政策的不協調，不配套從而導致市場分割現象仍然嚴重，給農村勞動力就業帶來了一定的阻礙。為了給農村勞動力就業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導，不至于盲目流動，由臨時性向穩定性、由單個性向整體性發展，應主要解決的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開放問題，目前一切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鄉就業的政策都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開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競爭問題。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相比較，農村勞動力失去了平等競爭的機會，同工不同酬現象嚴重；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雙向選擇受到破壞，勞動力價格的低廉也破壞了等價交換原則。三是定位問題。政府應該找準自己的位置，不要隨便干預勞動力市場，政府應該積極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促進農村勞動力正常就業。

1．3中小企業環境

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途徑。中小企業由于其自身特點而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要途徑。這些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中小企業數量多，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業對就業人員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適合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現狀；三是中小企業就業制度靈活，適合農村農忙農閑的特點；四是中小企業分布廣，城鄉分布合理，適合農村勞動力的生活習慣。就目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情況來看，75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在中小企業就業。

隨著產業結構調整，中小企業將更多地進入到第三產業，因第三產業具有分散、規模小、勞動密集、資本就業彈性大等特點，對勞動力的吸收仍具有相當大的空間，估計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從事第三產業的中小企業還能容納16000萬勞動力。除此之外，中小企業進入的其他領域還包括為大中型企業配套的勞動密集的敏感的第二產業以及農副產品加工業。從長遠來看，第二產業仍然要吸納大量勞動力。根據過去的情況預測，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二產業還可以吸納大約6000萬勞動力。這樣，由于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吸收，從而成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途徑。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小企業自身外部環境的窘境，成為制約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瓶頸。中小企業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很大的成績，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點也就是它發展壯大中的缺點。點多面廣、四處分散，沒有形成規模，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種風險。隨著中小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不利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中小企業將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職工下崗和失業。在這種情況下，要進一步擴大吸收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規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現實。與此同時，城鎮失業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趨勢。1991—1997年的7年間登記失業人數分別為352萬、360萬、420萬、476萬、520萬、552萬和570萬。近幾年來，城市就業形勢嚴峻，1997年來企業下崗職業總數為1151萬人，加上行政企業單位的下崗職工，其數量達1200萬人，1998年新增下崗職工2350萬人，分流5O萬機關干部，再考慮精簡機構、青年就業、學生畢業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萬勞動力，1998年城市勞動力供給總量達2907萬人。這樣，城市與農村雙方勞動力供給都在增加，使得農村勞動力進入中小企業的空間就沒有多大了，從而成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一大障礙。

l。4國際勞務輸出環境

我國已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由于國際社會經濟交流的增多、雙方貿易的增長、產業結構調整的升級，給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我國在2005年將完成入世的各項承諾，這將有利于對外貿易的長期穩定發展，加工貿易特別是具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帶來更多就業機會。按照外貿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20一40測算，每年額外增加4—5個百分點的出口，就可以使國有經濟多增長1個百分點。從而增加近萬個就業機會，預計在今后十年，就業率比20世紀90年代平均提高50，達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業總量增長0．15個百分點。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萬一300萬個就業機會。入世也會推動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并給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可以增加更多的農村勞動就業機會。

但是也要看到，無論是經濟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大量的失業人員。國際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競爭加劇，造成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國外轉移困難。其主要原因：一是保護主義加強，限制措施增多，勞務價格越來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條件苛刻，標價普遍壓得很低，對外工程項目只能達到保本水平，吸納勞動力能力減弱；三是普通勞動需求明顯下降，技術勞務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數量大大增加；五是隨著勞務輸入國產業結構調整，國際勞務市場對外籍勞務人員素質要求也不斷提高。這就使得我國大量的素質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很難輸出到國外。另外，從世界范圍來看，勞動力在國內各類市場的流動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對勞動力的國際流動，各國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預措施以保護本國利益因此，把我國豐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勞務市場只能作為一種補充方式。

2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要對策

2．1消除政策環境的障礙，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

農村勞動力無論是外出還是在本地就業，無論是進入鄉鎮企業還是自我創業都需要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但是由于戶籍制度、土地流轉制度、流動人口收費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因此，迫切需要給農村勞動力以寬松的環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的農業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農村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實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權租賃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農村非農化的產業政策。以開發農村勞動力資源為重點，結合農業產業化、城鎮化、工業化。通過制定政策，改革農村投融資體制。引導有一技之長的外出務工人員積極回歸創業。同時，注重培育農村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從多方面為創業人員構建安居樂業的環境。

2．2消除空間轉移的障礙，拓寬勞動力就業空間

勞動力轉移從空間地域上一般表現為省內、省外和國外。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勞動力一般向東南沿海和大中城市轉移。由于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素質提升很快，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素質要求明顯提高，致使其他地區素質不高的農村勞動力向該地區轉移就比較困難。同時，近些年來，由于宏觀經濟緊縮，大中城市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更深層次，國有企業自身狀況的不理想，導致下崗、失業人員增多。城鎮失業率上升，原本城市人口不愿干的臟、累、差的工作，愿意干的城里人增多起來，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日趨狹小。因此，拓寬勞動力就業的空間，要從四個方面下功夫：一是服務的網絡化。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在勞動力輸出人口密集地設立勞動力服務聯系點，在外地設立勞動辦事處，加強橫向聯系，開展勞動力信息交流。二是輸出基地化。輸出地與輸入地之間要在政策、企業和勞動力管理部門之間建立良好的協作關系。每年定期輸送各類勞動力，形成若干個勞務基地。三是培訓層次化。隨著就業形勢的變化，有針對性地對各類勞動力進行培訓。以適合不同層次的就業需要。既要有勞務輸出的崗位培訓，也要有農業勞動力的技能培訓、素質培訓，還要有出國人員培訓等。四是組織多元化。目前，外出務工人員多是自發性的，由當地勞務部門有組織輸出的比重不到10%，主要以親幫親、友幫友形式，以地緣與血緣關系為紐帶。這種形式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力量分散，轉移空間有限。這樣就需要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力量的聯合，形成合力。為此，要建立勞務中介、職業介紹機構，形成由政府、學校、個人等多元化組織結構，保障在“有業可就”的前提下，擴大輸出規模，推進勞動力的有序轉移。

第2篇：農業政策論文范文

摘要:隨著國家財政扶持力度的加大,農業龍頭企業受到了各級政府的關懷,但是也出現了許多與政策目標相背離的情況,以至于有些學者對扶持政策產生了質疑。通過對參與者的博弈分析,只有不斷完善政策才能使各方效益最大化,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結果。

關鍵詞:財政扶持政策;農業龍頭企業;博弈分析

我國是龍頭企業帶動型的“公司+農戶”形式現已成為普遍的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龍頭企業的強弱和帶動能力的大小決定著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程度、規模和成效。擴大龍頭企業的規模和生產水平離不開資金扶持,通過財政扶持,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導向、吸附、膨化和杠桿作用,引導社會各種資金共同投入,是解決制約龍頭企業發展資金瓶頸的有效途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獲得財政扶持中也出現了過度依賴現象,尋租行為的發生導致了財政扶持政策低效率、農戶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等情況。以至于有些學者對扶持政策產生了質疑,認為政府的扶持政策對于龍頭企業業務擴張沒有明顯的積極作用,沒有達不到扶持預期的目標。本文試圖通過對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策中參與各方的博弈分析,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一、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博弈

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策執行中存在多種利益集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龍頭企業和農戶,這四方均想使自己的目標最大化。概括來說中央政府的目標是促進GDP的增長、增加農業生產總值、帶動各方資金投入、社會穩定,地方政府的目標是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帶動盡可能多的農戶脫貧致富,龍頭企業的目標是企業利潤最大化,農戶的目標是提高農產品轉化率、增加純收入。

(一)龍頭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博弈

龍頭企業和農戶雙方的目標均可以概括為利潤最大化,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很復雜,二者之間的博弈較為復雜,包括是否租地、租金多少,是否簽訂合同、簽訂什么類型的合同,農戶是否按照公司的標準要求生產,是否執行合同,產品是否賣給公司或公司要不要收購產品等等。雙方博弈考慮的因素也較多,雙方信息擁有量、市場變化帶來的風險、自然災害造成的豐與欠、公司與個人信用、短期與長期的合作關系等等。

(二)龍頭企業和當地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

由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可以享受政府的財政扶持,政府配給每個地方的企業名額有限,所以對企業而言首先要爭取成為龍頭企業,其最優選擇是爭取名額。這樣企業能否成為龍頭企業取決于企業的公關能力和政府官員的價值取向。不達標的企業可以想辦法達標,選擇的企業并不一定是最優的。

(三)當地地方政府和上級政府之間的博弈

對當地地方政府來說,爭取本地有更多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既可以得到上級政府的投資和優惠,有利于經濟發展,又能體現政績,其最優選擇必然是爭取更多的名額。中央政府同樣是希望按照規范辦事,同時中央政府還希望平衡各地之間的差別。目前是通過競爭,設置門檻,達標者上。這樣就可能出現以下情況:中央政府在各地平衡建立;當地地方政府和企業聯合弄虛作假,使未達標企業達標;當地地方政府官員通過公關取得名額等。

目前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合作一般是財務訂單生產,訂單生產從實質上來說就是一種遠期交易方式,這種遠期契約關系往往因為價格波動,或者其他不確定性因素的突然出現而遭到人為破壞。無論對于農戶還是對于公司,只要不執行合同的收益大于執行合同的收益,所簽合約就會面臨被撕毀的風險。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在合同簽訂以后,如在某一時刻任一合同方違約,那么農戶與公司實際上構成了一個靜態博弈。在靜態博弈中,只要一方有一種能給他帶來更多利益的策略,也就是說該博弈方擁有嚴格的“上策”,那么他就會無條件的選擇這種上策,而不受其他博弈方策略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另一方的損失能夠給自己帶來更多利益的話,在沒有外部約束機制有效作用的情況下,那么他必然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策略而不會顧及對方的損失。因此,在訂單農業中常常出現違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多方博弈帶來與政策目標的背離

(一)地方保護主義的加劇與龍頭企業的過度依賴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會導致地方政府為了能夠出政績,極力扶持本地的龍頭企業,以期望其做大做強,形成本地幾個大的龍頭企業的壟斷,加重了地方保護主義,不利于全國性龍頭企業的形成,違背了中央全面平衡發展的戰略。政府的過保護和扶持,會給龍頭企業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當遇到諸如資金短缺等問題時不是從自身找原因、想辦法來解決,而是期待通過找政府財政的幫助來解決,失去了自身發展的動力。

(二)龍頭企業和農戶之間毀約情況時有發生

在“公司+農戶”模式中,龍頭企業從農民手中收購農產品,然后進行深加工。作為各自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表面上看,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事實上,這種看似平等的背后隱藏著真實意義上的不平等。在農戶與龍頭企業的博弈中農戶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一方面,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的農產品交易額幾乎是農戶的全部收入,而單個農戶提供的農產品在龍頭企業收購的全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卻是非常小的;另一方面,由于農產品的同質性,生產相同產品的農戶在龍頭企業看來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對于農戶而言,相對于特定的農產品收購和加工的龍頭企業,農戶往往沒有更大的選擇余地,這些都導致了農戶對龍頭企業的強烈依賴。某一地方的農戶要想在國內成千上萬的競爭對手中勝出,從而獲得龍頭企業的垂青,進而取得供貨合同,就必須不斷進行專用性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像專用性的技術培訓,專用性的設備投資等,而專用性的投資越多,農戶對龍頭企業的依賴性就越強,一旦龍頭企業因某種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時,農戶的專用性投資將毫無用處,這時農戶的損失將會很大,事實上這些農戶已何嘗體裁“套牢”在這家企業身上。再加上龍頭企業在市場信息、產品檢驗等方面的優勢,使龍頭企業在這一渠道關系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農戶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也就成了常態。在這種情況下,為規避風險、避免被龍頭企業“套牢”,農戶理性的做法是不進行或者盡可能少地進行專用性投資,一旦市場價格高于龍頭企業給出的收購價之時,農戶則很有可能率先撕毀合同自行出售。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農戶投入不足,難以生產出質優、價廉的原料型農產品,造成龍頭企業在與國內外同行的競爭中,在原料環節就先失一城,降低了龍頭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三)政府財政扶持中伴隨著對龍頭企業的干預

政府對龍頭企業的扶持本身就是出于通過龍頭企業來帶動農戶增加收入,在這種目的下的促使下,在政府本身不具有完全理性的情況下,各地政府也為了自己能夠出政績,按照把龍頭企業是否按照政府自己的思路辦事作為扶持的條件,而龍頭企業為了得到政府的財政扶持又必須要按照政府的要求來做,這些都有可能形成對企業正常經營的干預,有的甚至是對市場資源配置的干預。

(四)尋租行為的發生導致財政扶持政策低效率

龍頭企業與在政府博弈中,由于在企業利益的流失會由國家補償的誘導下,企業會擴大外購或合作的比例并以各種形式使農民的收入得到實現,導致企業競相追求補貼的深度,要求更優惠的稅收優惠或更多的財政補貼,而這些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都為企業制造了尋租的機會,許多企業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去爭取政府的優惠和補貼,而忽視了主營業務的發展,甚至有的企業虛報材料躋身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以期獲得這些優惠政策。有學者通過對幾十家農業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如下結論:由于政府對龍頭企業的扶持對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的主營業務增長并無明顯作用,甚至是那些接受政府補貼少的企業更具備經濟效率,政府扶持并沒有直接帶來所期望的農業龍頭企業產出的增長②。

財政扶持龍頭企業目的之一是為了給農民增收,也就是說企業和農民都應該能夠分享到合理的利益,而現實中農民只是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利益,大部分的利益都為企業所獲得。另外,當前我國給予的龍頭企業的扶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補貼,而往往有些企業在拿到資金后,只是拿出一部分投資于農業,而有相當部分投資于其它高利潤項目,去追求更大的利益,這也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五)對龍頭企業扶植有余而風險失控不足

在對待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作用上有些地方政府忘記了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作用被過度夸大,一說農業產業化,就是“公司+農戶”。對于龍頭企業社會各方面都是支持有余,但對其潛在的風險卻少有人去提及,一時的成功有時并非企業自身“身強體健”,而是方方面面“厚愛”的結果,但企業決策者往往會被一時的成功沖擊昏了頭腦,致使企業越跑越快,風險越積越大。在福建省南平市原本只有幾百頭奶牛的一家小型奶企,通過實施“公司+奶場+農戶”的經營模式,短短幾年迅速崛起為我國地方最大的奶業基地。但在狂飆突進式的盲目擴張和奶業市場慘烈競爭的雙重壓力下,目前南平市的牛奶企業全面陷入困境,數億元的銀行貸款難以償還,幾十家奶牛場慘淡經營。①

三、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策的完善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對于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策只有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去完善,才能進一步提高這一政策的效率。

(一)中央財政政策由重扶持轉變為重引導

雖然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扶持的資金每年在數量上和占財政總預算的比重上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受制于我們國家底子太薄、農業欠賬又過大的現狀,財政資金不可能滿足龍頭企業的全部需求,中央政府財政投入只是起引導、導向作用,引導社會各種資金共同投入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中央在制定扶持政策時要把引導地方政府配套投入、吸引社會資金投入、帶動企業自身投入作為是否進一步扶持的考核指標。

(二)加強管理和監控,防范企業風險

人們對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策的質疑并不完全是政策本身有什么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的執行不利造成的。由于存在著多頭管理,財政資金安排上并沒有形成合力。在目前我國對重點龍頭企業采取資格認定的情況下,各部門有沒有真正按照規定來審查,企業有沒有虛報的情況,企業拿到財政補貼后有沒有按照規定的用途使用,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很好的管理才能保證政策的實施到位。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要避免一味的扶植而不顧企業自身的發展能力,要在扶植的同時幫助企業建立財務預警機制防范財務風險的發生。另外,必須隨外部世界的變化和人的認識的深化對財政扶持政策做出適時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使政策目標實施步驟,執行手段與現實相符合,因此,政府在扶持中必須注意對政策執行中的各個方面進行有力的監控,以使其不斷得到調整和完善。

(三)減少財政直接補貼創新扶持方式

目前直接給企業提供補貼,一方面會引起企業的尋租行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對企業在資金使用上的監督管理,因此對龍頭企業的財政補貼重點可以考慮放在技術、設備、基地上,使龍頭企業更快地形成直接的、可持續的、高效的生產能力。各級政府應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積極探索新的、更科學的扶持方式。

(四)完善的配套措施建設,引導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應當建立一種長期的、合作競爭的戰略伙伴關系

龍頭企業和農戶要想走出“囚徒困境”,必須著眼于長期合作。龍頭企業要想做大,并在市場競爭中始終處于不敗之地,應當具備穩定、高效、按照標準化生產的原料基地;而農民要想與“大市場”對接,拋開龍頭企業很難有所作為。因此,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應當建立一種長期的、合作競爭的戰略伙伴關系。在這樣一種合作框架下,地方政府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改變龍頭企業直接與農戶打交道的情況,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在龍頭企業與農戶間設計一個中間層,即農民專業協會、合作社等。這樣一來,一方面降低了龍頭企業直接面對農民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農民的談判地位。

龍頭企業與農戶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之后,農戶在協會或龍頭企業的指導下,可以放心地進行專用性投資,按照標準化種植,而不必擔心遭遇解約或被套牢;而龍頭企業則有精力專注于市場開拓,并可期待農戶對日益變化的市場需求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適應,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農藥殘留”、“標準化程度低”等困擾企業的技術壁壘問題,提升龍頭企業的競爭能力。這種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雖然仍是市場合約關系,但由于建立在互惠互利、長期合作的基礎上,因而比通常的市場關系要密切和牢固得多,這種互好的關系,確保了合作雙方在競爭中實現雙贏。中央財政可以把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保護農戶的配套措施作為考核龍頭企業的一項指標。

(五)繼續完善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

地方政府應該充分發揮自己與扶持的龍頭企業面對面的優勢,一方面,地方政府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給企業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制定優惠政策、規范市場管理、引導企業發展方向、為企業提供有效的服務上,加快龍頭企業在全國范圍內的整合,解決好跨區域經營的問題,不斷提高龍頭企業的競爭力,利用比較優勢鼓勵龍頭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把手中壟斷的許多資源盡快市場化,同時簡化繁瑣的審批程序,使資源的配置能夠真正達到有效率,恢復龍頭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

總之,在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策的執行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龍頭企業和農戶既是政策執行的主體,又是市場經濟博弈的參與者。它們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合作過程是博弈的過程,相互影響,其合作效果直接影響各方的經濟利益。如果局中人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其中一方或各方都將遭受損失。只有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政策,政策參與各方就彼此有利的行為過程或組合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共同遵守,合作博弈,都將使效益最大化,達到帕累托最優。這也印證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博弈論基本觀點。

參考文獻:

[1]艾里克拉斯繆森.博弈與信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林萬龍,張莉琴: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政府財稅補貼政策效率:基于農業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4(10).

[3]楊德生.農村道路建設若干博弈分析[J].商業研究,2003(2).

[4]朱四海.反哺時期農業產業化政策取向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06(4).

第3篇：農業政策論文范文

摘要:討論了我國現有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相互影響,分析了在不影響現有農業政策目標的情況下,農業政策和農村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形式: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政策決策者必須在農業污染控制、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之間尋找平衡點,通過改進制度安排,強化與農業投入品的使用有關的規定,提供咨詢和推廣服務,修改與產品標準有關的規定,實施環境成本分擔以及加強監測和研究活動,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實踐,在農民收入不受影響或者部分少量減少、增加農民整體收入的同時,減少污染并改善農村環境質量。

關鍵詞:農業政策;環境政策;政策一體化

農業一直被認為是一個非競爭性的行業,具有市場失靈的特點,并提高了環境質量。由于農業的重要性和其弱質性,幾乎所有的國家制定了影響農業市場的農業政策。我國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出臺了很多政策,有些政策在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加重了環境污染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隨著國家對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控制的加強,農業已經成為中國水域中含氮污染物的主要來源,水污染已經超越洪澇災害成為中國政府最大和最難解決的問題[1]。

本文討論了我國農業環境問題的來源、現有農業政策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環境政策對農業的影響;分析了在不影響現有農業政策目標的情況下,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形式: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

一、中國農業環境問題的來源

進入21世紀以來,在工業點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農業環境污染主要是農業面源污染逐漸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環境問題[2]。農業污染指人們從事農業活動時產生的非點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農藥、畜禽糞便等造成的水環境污染。農業污染具有廣域性、隨機性和監測困難等特點,其污染分量小,但總量極大。在發達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歐洲的農業污染是造成水體污染的首要來源,農業磷污染占地表水污染總負荷的24%~71%[3],美國60%~80%的水體污染來自農業污染[4]。農業面源污染主要來自于農用化學品、農業廢棄物、農村的養殖業等。

化肥:許多研究都認為化肥的過量使用是造成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在“綠色革命”以后,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依賴農用化學品(化肥、農藥等)的投入。我國糧食產量的不斷增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化肥投入的增加,但實際上,化肥的利用率并不高,很多都流失到水體、土壤中,有研究表明,氮肥的利用率僅為30%~50%,磷肥為10%~20%,鉀肥為35%~50%[5]。

農藥:我國是農藥的生產和消費大國,但是農藥的利用率一直很低,一般來講,只有10%~20%,大約有80%的農藥直接進入環境,造成對土壤、水體、人體健康等的污染,尤其是高毒農藥的使用,危害更大[6]。

農業廢棄物:包括農村居民生活垃圾、生活廢水、農田中秸稈殘茬以及田間農膜殘片等。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任意排放、丟棄導致農業污染;大部分農業秸稈被焚燒,污染大氣;農用塑料薄膜帶來的白色污染,導致土壤的退化、水肥的遷移等。

養殖業:隨著農村養殖業的快速發展,畜禽糞便直接進入附近水體和土地,嚴重影響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質,并危害人體健康。對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也帶來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環境問題。

二、現有的農業政策對環境的影響

針對以上農業環境污染問題,我國出臺了很多與農業環境有關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等。但從整體上看,我國的農業環境政策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農業政策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提高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的同時,加重了環境污染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1)穩定、提高糧食產量以保證糧食安全相關政策;(2)提高農民非農收入的政策;(3)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政策。

(一)穩定、提高糧食產量以保證糧食安全相關政策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國家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增加糧食產量的相關政策。比如國家對化肥、農藥、水資源、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補貼政策、農資增支綜合直補制度等。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國的糧食供給,但是這種單純注重糧食增產的政策也對環境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

1.農藥、化肥的污染農業化學品的補貼加劇了環境質量問題,造成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導致魚類中毒或者因為水質惡化導致的其他水生動物的減少,而且農藥用多了以后,害蟲會對農藥產生抗體。

政府一直在化肥生產、運輸、銷售等環節上有優惠政策,促使農戶大量使用化肥以在短期內獲得最大的農業產出。農資增支綜合補貼政策干撓了市場機制,激勵農戶去多使用或一如既往地使用化肥、農藥污染品。現行的關于化肥的政策環境并沒有把化肥施用的外部成本完全內部化,對農戶和農業行政部門的環保行為的激勵也不夠[7]。化肥農藥補貼、供水價格補貼等政策的運用從短期看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扭曲了要素價格導致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帶來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糧食安全的誤區導致已有耕種土地集約化程度提高、不適宜土地大量被開墾,對濕地、沼澤地帶的開墾破壞了動物棲息地,使得農村的野生動植物日益減少[8]。自1982年,國家確定以來,國內的化肥施用量呈穩步增長,2007年,國內的化肥施用量為5108萬噸,較1982年的1513萬噸增長了2·38倍,25年以來化肥施肥量復合增長率達到了4·99%。中國化肥施用強度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水體污染而設置的225kg/hm2的安全標準。化肥中大量過剩的氮素流入河流湖泊造成了水體的富養化。在一些地方,由于過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肥力持續下降,農民為維持農田生產能力,更加依賴于增施化肥,使農業生產呈現出“過量使用化肥—污染環境—土壤結構惡化—地力下降—追加化肥施用量”的惡性循環,既造成環境污染,也使農業成本逐年上升[9]。

2·塑料薄膜的污染國家對設施農業的鼓勵以及對農膜的補貼,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農民對農膜的使用。2005年地膜使用量為95萬噸,地膜覆蓋面積為1351萬公頃,分別較2004年增加了3%和3·14%[10]。目前我國平均每公頃農田殘留地膜75千克左右,地膜殘留平均每公頃高達64500塊左右,全國平均殘留率為20%~30%。農用地膜屬高分子有機化學聚合物,在土壤中不易降解,大量廢膜滯留田間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下降,造成農作物減產。而且降解之后產生有害物質,逐年積累,最終破壞土壤,導致作物減產[11]。此外,農村大量的秸稈焚燒也造成了濃重的大氣污染。

3.水資源浪費嚴重現有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導致水價偏低,水資源浪費現象嚴重。在美國,對干旱的西部地區的灌溉水補貼,是環境質量問題的主要根源。它導致了河水鹽堿化,重金屬流入地表水,損害了野生動物。河流減少也損害了野生動物,因為土地都變成耕地,野生動物的生活環境受到損害[12]。

(二)提高農民非農收入的政策農村勞動力兼業和非農轉移雖然可以穩定和增加農戶經濟收入、發展農村社會經濟,但是,農戶的兼業和勞動力非農轉移行為必然會引起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的轉移,使本來就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更加分散,而且外出勞動力絕大部分為青壯勞力,導致從事農業生產和農田管理的勞動力減少。非農就業會對化肥施用水平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13]。勞動力外出轉移增加了農業生產勞動力投入的機會成本,導致了農民對除草劑的依賴,特別是在高收益的水果和蔬菜作物的生產中,化肥和農藥的過度使用情況十分突出。

從單季稻生產用工量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40個工降至現在的10個工。在施肥用工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畝水稻施肥用工占總用工的20%左右,現在降至9%左右,降低了十多個百分點。更為重要的是減少的用工主要源于不再實行深施肥,而是灑施于土表或水表。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工礦企業的迅速發展為促進我國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據統計我國農村鄉鎮企業數量已達到2200萬家。

鄉鎮工礦企業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廢水、廢氣、廢物的排放劇增。目前,鄉鎮工業企業廢水、廢氣、廢物的排放占全國工業污染排放總量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1%增加到50%左右[10]。特別是部分采礦業鄉鎮企業存在濫采亂挖、采富棄貧的現象,對環境的破壞和資源浪費更為嚴重。

(三)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政策近年來,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措施,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養殖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鼓勵農產品出口。

在我國畜牧業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規模化養殖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為保障大、中城市菜籃子供給,方便運輸,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郊區和人口稠密地區,絕大多數畜禽場的糞便沒有綜合利用和污水治理設施,使得大城市周邊地帶和郊區農村單位土地面積的糞便承載量過高,糞便的肆意排放導致水體嚴重污染。農村大量涌現的養殖小區也對農村居民的生活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許多畜禽糞便不加處理,堆在路邊并通過水渠、河道,造成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取代了畜禽有機肥,畜禽糞便沒有應用出路,使畜禽糞便從“利”變“害”發生了質的變化,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農民認為在放牧養殖和農藥化肥方面國家出臺的促進政策會對現有的資源保護產生不利影響。

其他一些農業政策也對環境產生了不良影響。如農業貿易政策、農業保險政策等。農業貿易政策總體上對環境帶來了不利影響,JohnK.Horowitz和ErLichtenberg研究了美國中部地區農作物保險對谷農化肥和農藥使用的影響。發現因為“道德風險”的存在作物保險可能會影響化學品的使用,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戶比沒有購買保險的農戶每英畝N肥的使用量多19%,農藥多21%,除草劑和殺蟲劑分布多7%和63%[14]。在各項具體政策中,農產品對外貿易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最大。

三、環境政策對農業的影響:

以退耕還林為例同樣,環境政策也會對農業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本文以退耕還林為例進行說明。退耕還林是生態系統恢復的一種有效途徑,但一定程度上必然會影響到區域糧食安全。退耕還林使得農戶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消費支出總體明顯下降,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沒有顯著的效果,對非農就業的促進效果也不盡理想。張志東等對在張北縣l8個退耕鄉鎮的研究表明,有6個鄉鎮糧食安全出現了嚴重危機[15]。

徐晉濤對西部三省的研究表明:退耕還林使退耕地區畜牧業的發展和飼料供給面臨潛在威脅。退耕后,農民的人均耕地擁有量大幅度減少,三省總體上減少了三分之一強。其中,陜西省的退耕戶在退耕前人均耕地面積最多(3·61畝),退耕后卻成為人均耕地面積最少的省(1·37畝),耕地減少超過了60%[16]。

四、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

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建立全新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已經成為未來中國環境管理體制變革的核心。

實現農業污染有效治理必須進行政策創新,采取靈活的、綜合運用的政策調控體系,而不是單獨使用某一種政策手段。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和經濟的發展,為農業和環境政策的一體化提供了機遇,這對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目標雙方都有益處。必須放棄工業化初期追求農產品產量最大化和過度抽取農業剩余資本的政策目標,將政策目標的支持重點轉移到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加農民收入和改善生態環境等方面來[17]。一體化的環境政策要求人們在制定和實施有關社會經濟政策的早期就對環境問題加以考慮。由于一體化是一個雙向過程,制定和實施環境政策時也應全面考慮它們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農業政策可以以一種加強它們對環境的有利影響并減少其不利影響的方式得到制定和實施。成功的一體化要求政策制定者了解農業政策對環境的影響,同時也要了解環境政策對農業政策的影響。一體化的政策工具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集合,它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同時又能夠組合到一塊交互發揮作用的法律法規、計劃、方案、措施等組成。準確把握這些政策工具對政策目標的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成功制定一體化政策的基礎[18]。

具體來講,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組織的一體化最理想的模式是建立綜合性的管理機構來負責政策的制定和部門之間的協調。

將環境保護的要求滲透到產業政策、價格政策、財稅政策、貿易政策等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之中。農業部門、環境部門及其他相關部門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慮并接受他們的政策對所有其他部門目標的影響的責任。在不斷加強縣級環境管理機構的同時,建議在各鄉鎮設置環保機構,并垂直于上一級環境保護機構管轄、監督,賦予相應的職責和權限;積極培育農村民間環境保護組織,促使其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監督并監督政府和其他環境行為主體的職能。最需要建立的就是農業面源污染的綜合協調機構,實現農業、環保、水利、國土資源等多個部門的共同參與,突破單一的職能部門權責限制,促進環境管理協同能力的提高,改進管理效率,拓寬管理深度和廣度[19]。

(二)研究、推廣和咨詢工具農業活動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導致農民使用過多的化肥和農藥等生產資料的投入來盡量減少病蟲害等風險以獲得最大的產量。

政府可以開展相關研究并更有效地提供推廣和咨詢服務。例如通過加大控釋氮肥的研究,來推廣對環境更友好的控釋氮肥;通過對農民的培訓,使他們獲得相關科學的生產管理知識;通過農業技術服務,鼓勵農民只使用實現最大利潤所需要的化肥施用量;通過加大宣教力度,鼓勵公眾參與加強環境保護宣傳教育來強化農民的環境意識,使農民獲得相應的環保知識,使農民自覺、自愿地采取有利于環保的農業生產方式和進行有利于環保的農業實踐活動。例如提供病蟲害預報和病蟲害的準確信息,將有利于農民采取更有效的病蟲害綜合治理策略;提供土壤質量和作物生長方面的知識將有助于農民更合理地施肥等。最終達到農業目標和環境目標的統一。

(三)政府和農民共同分擔費用通過政府和農民共同分擔費用來鼓勵農民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實踐證明,當經濟鼓勵工具被用于鼓勵農民進行維護和改善環境的活動時,效果特別明顯。

具體而言,較高的價格會促進生產集約化程度的提高,且投入品使用得越多,相應的污染環境的風險也越大。所以,減少農業環境污染,可以通過削弱價格支持降低農業的集約化程度,把農業部門置于市場壓力下,這將建立起一個更有效率的農業部門并反過來減輕對環境的壓力。對農民的保護性耕作給予成本分擔,預防土壤流失。對分散化的家禽養殖場提供畜禽糞尿貯放、處理設施并提供部分補貼。對親環境技術和生產方式的使用和綠色農產品進行補貼。

(四)法規手段建立健全農業面源污染控制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對化肥和農藥制定化學標準,對存在潛在污染的農業活動進行限制,對不良農業活動進行禁止,對某些高度易侵蝕土壤的耕作活動進行禁止,對某些活動發放許可證(如對抽取地下水的深井發放許可證),用法律來約束和規范農業生產活動中人的行為。引入國外的“交叉承諾”制度,即農民獲得國家各項補貼以滿足一系列預先指定的土地使用規定為條件。這樣可以更好地調整各種社會關系,更好地保護農業生態環境。

(五)因地制宜地調整環境與社會經濟關系農業生產和環境影響依賴于當地具體的環境特征,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的差異較大,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致,同一項環境政策在不同區域實施效果會產生明顯的差異,因此,要準確掌握特定地區的生產數據和環境數據,調整和完善環境政策時因地制宜地調整環境與社會經濟關系。

五、結論

農業生產一方面會改善環境質量,另一方面也會給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在制定和實施農業政策時必須對環境問題加以充分考慮。環境政策也會對農業生產活動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在制定和實施環境政策的時候還必須全面考慮它們對農業產量、農民收入和糧食產量、糧食價格的潛在影響。政策決策者必須在農業污染控制、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之間尋找平衡點,實施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政策。

可以通過以下手段來達到農業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改進制度安排,強化與農業投入品使用有關的規定,加強咨詢和推廣服務,修改與產品標準有關的規定,實施環境成本分擔以及加強監測和研究活動,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在農民收入不受影污染并改善農村環境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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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農業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保險巨災風險政策性保險

我國農業保險業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從1982年開始由民政部門、農業部門、保險公司等陸續開辦了一些農業保險業務。1982年到1992年農業保險業務呈上升趨勢，到1992年當年農業保險費收入達到8.62億元。但保費快速上升的同時是居高不下的賠付率，1991年農業保險的賠付率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減弱以后，過高的賠付率導致農業保險業務逐步萎縮，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不得不調整農險結構，對一些風險大、虧損多的農險業務進行戰略性收縮，而其他保險公司則是退出農業保險的經營。1993年以后農險規模和保費收入也逐年下降，2000年農險保費收入下降到3.87億元，2002年繼續縮減為3.0億元，全國農民人均繳納農險保費不到1元。我國農業保險遠未發揮其化解農業風險、保障農業生產穩定發展的作用。

一、我國農業保險發展存在的問題

考察我國農業保險20年來的發展歷程，發現我國農業保險主要存在以下5個方面的問題：

1.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農業保險業發展20年來我國沒有制定專門的農業保險法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沒有針對農業保險的專門條款，使得農業保險業務的開展缺乏法律支撐；連WTO農業國內支持與保護的“綠箱政策”允許對農業保險發展的保護條款，我國都沒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劇的農業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凸顯國家農業保險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現有對農業保險的扶持政策遠不能適應農業保險發展的需要。

2.農業保險的深度和強度較低

我國農業保險在總體上普及率很低，覆蓋面很小，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業務覆蓋面較寬、有一定保險深度以外，全國農業保險承保率不及應保面的5%。1993年是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高峰年，當年全國的糧食作物承保面為4.8%、經濟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豬1.18%、家禽約1.3%、水產養殖2.5%、森林4.59%。除經濟作物覆蓋面超過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農業保險的萎縮，農業的投保覆蓋面進一步下降。目前我國種養兩業95%以上均處在缺乏保險保障的狀態之下，農業生產完全處于一種不確定性的包圍之中。

3.農業保險費率居高不下

我國目前農業保險費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選擇嚴重，通常是自然災害發生頻繁的地區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澇保收的地區則不愿參加保險，造成農業保險的高賠付率，直接導致了農業保險的高費率；二是農險理賠復雜、特別是養殖保險核損較為困難，容易產生道德風險，騙賠的現象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業保險的高費率。

4.農業保險的經營長期虧損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經營農險的風險巨大，農險的賠付率遠遠高于安全線。1982年-2002年期間農業保險的平均賠付率高達88%，遠高于農業保險經營盈虧平衡點79%的賠付率；其中有7年的賠付額超過投保額，開展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長期虧損。盡管免除了農險營業稅，但國家的扶持力度不大，農險業務難以為繼。而且我國農險存在著政策性保險業務商業化經營的弊端，這也導致農險經營的長期虧損。

5.農民投保意愿較低

我國農戶小規模經營、農民收入不高，加之農民保險意識淡薄，對農業保險認識不足，普遍存在僥幸心理。農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農險業務不符合大數法則，使得農業保險公司無法在更大范圍內分散風險，這也是我國農險日益萎縮的重要根源。

二、農地制度的局限性與小規模農戶的經營風險

1.我國農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來我國以家庭承包經營制的農地制度推動了我國農業乃至整個國家經濟歷史性的持久增長。但從制度的安排來看，仍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隨著改革深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逐步暴露出來，家庭分散經營更加劇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資源承包的有限性，影響了土地的規模經營。這不僅大大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區域性種植、機械化耕作和集約經營；而且增大了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勞動力及農業固定資產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農業生產收成的不確定性及市場的多變，單一分散的農戶不能很好地運用價格、成本與利潤的比較去規避市場風險，容易造成決策的盲目性、產品的單一化、市場行為的趨同性，導致農業生產經營始終處于一種不穩定的“振蕩”狀態。

我國農地產權激勵不足這表現為三個特征：產權不明確。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確，農民承包界定不清。產權不完善。農民擁有有條件的使用權和收益權。產權不穩定。我國農地制度多變，農戶權利經常受到損害，無法實現土地利用長期利益最大化。這三個特征與產權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轉讓性、繼承性是相違背的，使農民對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長期預期，在收入、投入、風險目標的制約下，不能實現有效投入和積累機制。因而對我國農戶對有效抗擊自然災害的投入沒有積極性，是不難理解的。

2.小規模農戶經營的風險特征

在經歷家庭承包后我國的農業土地制度沒有出現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小規模兼業農業成為我國農業的基本特征。國內外對農戶內部風險處理的研究顯示，農戶的風險處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規模的農戶防范和處理風險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國小規模農戶經營風險及其特點是：

農戶面臨多種多樣的風險作為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交織特征明顯的產業，在農業生產經營中，農戶既要應付農業的自然災害風險，又要應付農業生產資料與農產品價格波動以及農產品供求關系變動等的市場風險。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環境的變遷，農戶在面臨農業經營所固有的各種傳統風險的同時，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新的風險。這些風險對農戶生產經營的影響越來越大。

農戶風險分攤的外部環境差在良好的市場體系中，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來分散風險。例如通過保險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風險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損失。但我國農戶缺乏有效的資本市場來分散風險，其外部風險分散和防范的機制比較脆弱。現階段農戶對風險的防范和處理主要還是通過家庭內部及農戶之間的各種手段來應付，而且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應付意外事故。對農戶生產和消費可能遭遇到的風險與不穩定性還缺乏有效的外部機制與手段來防范。

由于農業活動受自然條件影響大、風險程度高，農戶面臨的風險不確定性及損失都很大，商業保險往往不能承擔這種風險。保險公司無法統一農戶的行為，無法要求不同風險偏好和對各自風險評估不一致的農戶都加入統一的農業保險計劃，保險的信息高度不對稱，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防范都十分困難。這些特點決定了我國農業保險的外部機制安排在供給方面先天不足。

農民多是風險回避者大量的經驗觀察和實證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農戶通常都是風險厭惡者，他們在生產和生活消費中力圖回避各種風險，這主要是因為欠發達的農戶抵抗風險和補償風險損失的機制與手段的成本較高。我國農戶承受不起風險較大的損失，大多數農戶寧愿選擇生產風險較小、收入水平也較低的生產方式，而放棄那些收益可能較高、同時風險也較高的活動。

我國農戶家庭的小規模農業既受自然風險影響、又受農產品市場波動風險制約，農業生產經營比較經濟利益低下，農地制度的缺陷和農戶的風險處理策略使得我國農戶單靠自身力量是無力防范和承擔諸如農業洪澇、干旱等巨災風險的。

3.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設計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條件下，小規模經營的農戶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難以承擔洪澇、干旱等巨災的農業風險，必須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力量、通過農業保險的方式分散和化解農業巨災風險。針對我國農業巨災風險特征農業經濟結構特征和WTO框架下農業保護政策，我國的農業政策性保險制度設計如下：

大宗農產品（糧棉油）是我國大面積種植的主要農產品，極易受到洪澇、干旱巨災的威脅。大宗農產品涉及千家萬個農戶，擬采取政府統籌農業保險的措施：類似西方國家的農業保險，給參加大宗農作物投保的農戶提供保險補貼或分擔保險費。美國、日本等給本國農戶的保險補貼達到農業投保費的45%以上，考慮我國目前財政負擔情況，給予大宗農產品的洪災保險補貼率可為30%；大宗農產品生產面廣、經營分散，農業保險的運作成本高昂，為鼓勵保險公司從事農業保險事業，政府應當給予農業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費用補貼。

其他農產品，經濟價值較高、生產經營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濟式——相互保險的農業保險模式。非大宗性農產品是當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發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險模式可以起到風險化解與分散的作用。根據一些國家的經驗，我國目前實行農業相互保險機制的途徑比較可行的是集資模式。由于單個農戶實力有限，可以考慮以村民小組或村級經濟集體為成員單位參與相互保險公司的集資和籌建。

在缺少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條件下，為鼓勵更多的保險公司參與農業保險業務，可以考慮將農村其他保險（如財險、人壽險）納入農業保險，享受農業保險的一些政策待遇。這樣的制度設計有助于從事農業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將農村地區其他保險業務的收益補償經營農業保險業務的虧損，從而分散保險公司的經營風險。

改變國家對受災地區救濟救災款的辦法，將財政救災救濟款在內、甚至一部分扶貧資金等轉化為以農業保險補貼的形式發放，這樣既可以減輕對受災地區補貼的隨意性和地方政府對國家救災補貼的依賴，減少國家財政支出和提高財政補貼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動受災地區農業保險業務的發展，同時改變政府和受災地區人們只重視抗災救災、忽視農業災害風險的防范和風險分散與轉移的觀念。

農業洪澇、干旱等巨災的特點決定了巨災保險所具有的公共產品性質，農業巨災風險不符合大數法則，純粹由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商業保險公司提供是不現實的。因此，為防范和化解巨災風險、真正實現保險保障農業生產經營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過合理的“市場干預”，建立國家巨災保險保障基金。以巨災保險基金支持農業水災保險業務的正常進行，并且政府要作為巨災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險人”，在巨災基金不足以應付賠款支出或達到某一收支臨界點時，政府應當提供強力的財政支持。

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發展我國農業政策性保險。為減輕自然災害給農民可能造成的風險損失，西方發達農業國政府對從事農業保險的機構提供大規模的保費補貼，從而使農民能以較低保險費普遍參加農業保險。發達國家發展農業政策性保險經驗，我國農業政策性保險實施途徑：一是強制保險，在一定地區實施農業保險時，把農戶貸款、技術幫助與投保掛鉤；二是對給予參加農業保險的農戶以保費補貼和對保險公司的農險業務費用補貼；三是對參與農業保險的保險公司實行稅收優惠，減免營業稅和所得稅。

參考資料：

1.許飛瓊，我國的農業災害損失與農業政策保險，《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9期：-8-12

第5篇：農業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 縣級農業行政執法；存在問題；對策與措施

縣級農業行政執法是農業行政執法體系中最直接最關鍵的環節。目前，農業和農村工作已進入一個重要時期，農業行政執法工作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

1縣級農業行政執法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1.1農業行政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還不高，適應新形勢的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絕大多數專職執法人員原來從事的是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對農業法律、法規系統學習時間較少，缺乏行政執法所必備的法律知識及相關的執法技能，在具體執法過程中仍然存在執法人員不善執法和不敢執法的現象。

1.2管理相對人和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淡薄，依法行政的輿論氛圍不濃

在市場檢查過程中，管理相對人受到處罰時，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為由，推卸責任，逃避處罰，干擾執法工作的正常開展；農民群眾的法制觀念不強，自我保護意識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時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1.3農業行政執法機構的性質不利于工作的開展

目前，縣級農業行政執法主體屬于行政機關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編制、理順體系”的辦法組建起來的，屬事業性質，農業行政執法分散于各個基層單位。有的沒有解決農業執法辦案經費，農業行政執法沒有專項經費保障，導致執法手段落后，執法檢查、調查取證和實施處罰困難。缺乏相應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響了執法水平和質量的提高。

1.4行政執法面臨的難點

農業行政執法由于起步晚，經驗不足，相對人、執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識和素質不同，導致執法難，難執法。有些由于認識不到位，行政執法難以放到應有位置，執法中取證難，處罰決定難以實施，執法機構履職無法獨立完成，干擾因素多，法律法規未能有效落實；在少數地區，農資產品質量問題日趨嚴重，管理機構重標識、輕質檢，重處罰、輕管理，重外地、輕本地產品現象普遍存在。

2農業行政執法工作的對策與措施

2.1推進農業綜合執法，完善農業行政執法體系

將分散在各事業單位的執法職能統一起來，單立機構，專司執法工作，單獨行使職能；把農業行政執法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保證人頭經費、日常辦公經費和執法辦案經費，建立健全農業行政執法保障體系；努力提高農業行政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建立一支業務能力強、清政廉潔、秉公執法、高素質的執法隊伍。

2.2加強法制宣傳教育

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特別是管理相對人和廣大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只有努力學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傳教育要建立一些長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傳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過報紙、廣播、電視、標語、印發資料等多種宣傳形式加強農業法律法規宣傳，推動全社會依法治農氛圍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規范執法行為

通過制度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建立健全農業行政執法管理制度、行政執法人員管理制度、行政執法公開制度、重大案件審批、查處、備案制度、執法過錯和錯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責任到人。依靠制度，強化管理，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嚴格做到主體合法、依據合法、行為合法、程序合法。

2.4加強執法監督，確保依法行政

建立健全農業行政執法監督機制。一是加強行政機關內部對行政執法的監督，實行執法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明確執法機構領導干部及執法人員的責任。二是建立健全外部監督機制，向全社會公布執法依據、執法程序、投訴電話，接受管理相對人的監督，接受人大的監督檢查，接受司法機關和社會輿論監督。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糾正本位主義和地方及部門保護主義，堅決消除執法中的腐敗現象。2.5突出重點，強化源頭監管，促進農資市場秩序進一步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