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法定原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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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一)從權利與義務的角度分析。
稅權作為一個稅法概念，應當將其置于稅收法律關系中，按照法律權利的一般原理對其進行解釋。在稅收法律關系中，無論形式多么復雜，最基本的當事人是國家和納稅人，最基本的法律關系是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稅權不是國家單方面的權力；國家和納稅人作為稅收法律關系的兩極，理應享有對等的權利義務，稅權也應是國家和納稅人同時享有的稅收權利或稅法權力。
從法律權利與義務的角度看，稅權即稅法權利，是指稅法確認和保護的國家和納稅人基于稅法事實而享有的對稅收的征納和使用的支配權利。由此可見，對于國家而言，稅權體現為對稅金的取得和使用的權利；對于納稅人而言，稅權體現為納稅人對稅收要素的參與決定權和對稅款使用的民主監督權等。從權利與義務的角度和納稅人作為稅收雙主體之一的角度來認識稅權，提升了納稅人的主體地位并將納稅人稅權系統地劃分為稅收使用權、稅收知情權、稅收參與權、稅收監督權、稅收請求權等幾類。
(二)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分析。
對于稅收本質的認識，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的國家分配論，認為稅收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社會產品進行再分配的形式；另一類是以西方社會契約思想為基礎的等價交換說、稅收價格說和公共需要說，認為稅收是公民依法向征稅機關繳納一定的財產以形成國家財政收入，從而使國家得以具備滿足公民對公共服務需要的能力的一種活動，是公民為獲取公共產品而支付的價格。
從公共財政角度出發分析稅權，將稅權不僅定位在國家與納稅人之間權力與權利的追求，并將納稅人作為稅收權利的主要地位，納稅人為了獲得公共需要而納稅，政府則成為企業獲得公共需要而必須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權力。
(三)稅收權力與稅收權利。
馬克斯·韋伯說：“權力是指一個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會行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與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情況下實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而權利是權利主體在權力保障下的必須且應該得到的利益和索取，是社會管理者、領導者所保護的必須且應該的索取和必須且應該得到的利益。從“權利是權力保障下的必須且應該得到的利益和索取”的定義看，權力是權利的保障者和根本條件，而權利是權力所保障的對象，二者有一定的聯系，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有著本質的區別。
稅收權力就是保障稅收活動正常運行必須且應該時，迫使被管理者不得不服從的強制力量，它為稅收管理者——征稅人所獨自擁有且為被管理者所承認的強制力量。事實上稅收權力是保障社會公共資源和納稅人之間利益的根本手段，征稅人是全體社會成員委托管理社會公共資源的維護與增加的代表。而稅收權利是稅收權力保障下的必須且應該得到的利益和索取，是社會管理者、領導者所保護的必須且應該的索取和必須且應該得到的利益。征稅者的權利就是納稅人的義務，相反，納稅人的權利就是征稅者的義務。
可見，稅收權力和稅收權利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稅收權力是稅收權利的根本保障，是保障稅收權利主體必須且應該的索取與利益的強制力量；稅收權利是稅收權力保障下的權利主體必須且應該獲得的利益。
二、企業的稅收權利分析
市場經濟是以權利為本位的經濟，是“逐利”和“趨利”經濟。企業是經濟的基本單元，作為市場經濟的經營實體和競爭主體，它具有各種能力和各種權利，能夠獨立享有權利并承擔責任，是各種權利和義務的集合體，其中，享有權利對企業至關重要，如果不保護并肯定這些權利，作為市場主體的現代企業也喪失了權利能力，同時也就喪失了生機與活力，就沒有了在市場中存在的價值。那么，稅收籌劃是不是企業的權利，還應該從企業依法享有的稅收權利談起。
企業的稅收權利也即納稅人權利。納稅人權利是納稅人因納稅而擁有的權利，即通過稅收來實現公共權力(政府)對個人產權的有效保護。經濟學中的“公共物品”是個含義很廣的概念，不僅指有形物品，也包括許多無形物品：一種重要的無形的公共物品就是“對產權的保護”。通常人們說國家和政府的職能是實行“法治”，通過立法、執法和司法，來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協調各利益集團之間以及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但這些都不過是手段，所有這些手段最終生產出的東西，正是社會上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而權益保障的前提則是權益的確認(合法化)，稅收正是追求權益合法化的重要途徑，納稅人權利正是通過納稅使得其自身權益得到合法化的確認和得到有效保障。納稅人權利在內容上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納稅人權利指的是納稅人在履行納稅義務時，法律對其依法可以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為，以及要求他人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為的許可和保障，同時包括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應當獲得的救濟與補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由納稅義務而生的納稅人權利，例如目前體現在《稅收征管法》(2002年實施)中納稅人的19項權利(知法權、知情權、保密權、申請減免退稅權、陳述權、申辯權、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權、請求國家賠償的權利、控告、檢舉權、申請獲取檢舉獎勵權、受尊重權、要求回避權、延期申報權、延期繳納稅款權、基本生活用品無稅所有、使用權、委托權、受賠償權、退回多繳稅款并受補償等)。廣義的納稅人權利指的是公民作為納稅人應該享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享有的權利。①
三、稅收籌劃權分析
(一)稅收籌劃權的法理基礎。
稅收籌劃存在的法理基礎在于稅收法定和私法自治，稅收法定是規范和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財產權利的基本要求，私法自治則表現為公民個人參與市民生活、處分其私有財產權利的自主性。稅收法定和私法自治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協調，共同保證納稅人權利的實現。
1.籌劃權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
稅收法定原則產生于英國。1689年，英國的“權利法案”明確規定國王不經議會同意而任意征稅是非法的，只有國會通過法律才能向人民征稅。此后，這一原則被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憲法或法律接受，成為保障人民權利的一個重要法律依據。稅收法定原則正式建立在西方社會契約自由和稅收價格說的基礎之上，其基本含義是，征稅主體和納稅主體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定，“有稅必須有法，未經立法不得征稅”。稅收法定是法治主義規范和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財產權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體現，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稅收實體法定和稅收程序法定。稅收實體法定是指各單行稅種法律中所共同規定的稅收法律關系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它具體包括征稅主體、納稅人、稅率、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減免稅、稅務爭議和稅收法律責任等內容，由法律明確。稅收程序法定是指在稅收活動中，征稅主體及納稅主體均須依法定程序行事。它具體包括稅額核定、稅收保全、稅務檢查、強制執行、追繳追征等內容。稅收法定原則要求對稅法的解釋原則上只能采用字面解釋的方法，不得作任意擴張，也不得類推，以加重納稅人的納稅義務。也就是說，當出現“有利國庫推定”和“有利納稅人推定”兩種解釋時，應采用“有利納稅人推定”，當稅法有欠缺或存在法律漏洞時，不得采用補充解釋的方法使納稅人發生新的納稅義務。稅收立法的過失、欠缺與不足應由立法機關通過合法程序來解決，在法律未經修改之前，一切責任和由此造成的損失應由國家負責，不能轉嫁到納稅人身上。
由于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側重點在于限制征稅一方過度濫用稅權，保護納稅人權利，它要求構成課稅要素的規定應當盡量明確，避免出現歧義。因此凡規定含糊不清或沒有規定的，都應從有利于納稅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說，只要沒有違背稅法中明文規定的內容，納稅人無論是利用優惠規定也好，還是利用稅法不完善之處也好，都是納稅人的權利，是合法的，應當受到保護。所謂“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反映在稅法領域就是稅收法定主義原則。
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要求在稅收征納過程中應避免道德判斷。因為道德標準不是法律標準。道德規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標準是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觀念，屬于意識形態。而法律是立法機關的明文規定。雖然法律在制定過程中會受到道德標準的影響，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與道德規范相脫離，不受道德規范左右。正因為如此，雖然違法行為通常是不道德的行為，但是不能反過來認為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法的。
2.私法自治是籌劃的內在動力。
私法自治原則建立在19世紀個人自由主義之上，強調國家應嚴格限制自己的權力范圍和權力界限，充分關注個體利益和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按照我國臺灣法學家王澤鑒在《民法總則》一書中的觀點，私法自治是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斷，自主參與市民生活，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務，不受國家權力和其他組織的非法干預。私法自治原則強調國家應嚴格限制自己的權力范圍和權利界限，充分關注個體利益和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在私法范圍內，個人能夠自主地參與經濟活動，自由處分其私有財產，進而促進市場交易，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根據英國著名法學家AJM米爾恩的闡釋，權利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資格。它可以分為兩大類：行為權和接受權。享有行為權是指有資格去做某事或用某種方式做某事；享有接受權則是指有資格接受某物或以某種方式受到對待。基于私法自治原則，基于對稅收利益的追求而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的稅收籌劃行為，是納稅人享有的行為權。按照經濟學觀點，納稅人(企業)是在社會經濟狀態中從事生產、消費、交換的行為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偏好，這種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必然帶來對稅收籌劃利益的追求與向往。
(二)稅收法定與私法自治共同保障稅收籌劃權利的實現②。
法律作為一種行為標準和尺度，具有判斷、衡量人們行為合法與否的評價作用。法律作為評判標準具有客觀性，如果不想受到法律的制裁，必須在客觀上使個體的行為與法的規定相協調。在稅收法律關系中，稅收法定原則同樣為納稅人納稅、征稅機關征稅建立了明確的評價標準和規定，納稅人的稅收籌劃行為是合法還是非法，是稅收籌劃行為，還是偷稅、漏稅、騙稅行為，這些都需要稅收法定原則在相應的稅收法律中予以明確。按照法學理論，法律一方面通過宣告權利，給予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選擇范圍，另一方面又通過設置義務，來要求人們做出或抑制一定的行為，使社會成員明確自己必須從事或不得從事的行為界限。在稅收法定原則下，納稅人一方面享有稅收籌劃的權利，另一方面又必須按照稅法的規定行事。
稅收法定的根本目的是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并不背離私法自治原則。納稅人在稅法規定的各種納稅范圍內，有根據自己生產、生活需要任意選擇生產經營方式的自由，但自由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最終將導致自由的淪喪；權利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同樣導致權利的濫用。稅收法定對私法自治的限制，不會妨礙私法自治原則的適用。稅收法定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對鼓勵國家產業發展，引導企業經營，調整私法自治具有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稅收籌劃權在稅收法定中是法律在其規定范圍內所享有的權利，私法自治原則使納稅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由地行使稅收籌劃權利，實現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是因為這兩個原則的相互界定，將稅收籌劃權的具體權利與行為范圍體現在明確而具體的范疇內。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推進，稅收籌劃權利必將作為一項納稅人的基本權利得到法律的認可。
(三)稅收籌劃權的法律意義③。
稅法確認和保護的國家和納稅人基于稅法事實而享有的對稅收的征納和使用的支配權利，即稅權。相應地，稅收籌劃權作為稅權的一部分則可以界定為在法律權利義務規范下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行為。
在法治社會中，國家通過法律形式賦予納稅人各種權利，稅收籌劃權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原因在于權利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法的規定性，它對權利擁有者來說是客觀存在的；二是權利擁有者具有主觀能動性。前者以法律界定為標準，具有強制性、固定性；后者則表明雖然法律對權利的規定是實施權利的前提，但還需要納稅人在守法的前提下，主動地實現其需求，即納稅人對自己主動采取的行為及其后果事先要有所了解，并能預測將給自己帶來的利益。從這個角度說，稅收籌劃就是這種具有法律意識的主動行為。市場經濟條件中，經濟主體有自身獨立的經濟權利和利益，稅收籌劃權也成為納稅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在稅收籌劃的發展史上，為大家公認的稅收籌劃產生的標志事件是20世紀30年代英國上議院議員湯姆林爵士針對“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一案的發言，他說“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如果依據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繳稅，那就不能強迫他多繳稅收。”這一觀點得到了法律界的認同，稅收籌劃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認可，成為奠定稅收籌劃史的基礎判例。另一重要判例為1947年美國法官漢德在一個稅務案件中的判詞更是成為美國稅收籌劃的法律基石，原文如下：“法院一直認為，人們安排自己的活動，以達到降低稅負的目的是不可指責的。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不論他是富人還是窮人，而且這樣做是完全正當的，因為他無須超過法律的規定來承擔國家的稅收。稅收是強制課征而不是無償捐獻，以道德的名義來要求稅收純粹是奢談”。這兩個判例，在國際上被認為是對納稅人納稅籌劃權利認可的重要法律依據，同時也在法律上承認了稅收籌劃是納稅人的一種權利。而且，中國加入的WTO和OECD組織賦予國民八項權利，其中便有納稅人的籌劃權。我國稅法規定，納稅人既是納稅義務人，又是稅收法律關系的權利人，是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之一。在法律允許或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納稅人有從事經濟活動、獲取收益的權利，有選擇生存與發展、兼并與破產的權利。而企業稅收籌劃是企業對其資產、收益的正當維護，屬于企業應有的經濟權利。從長遠和整體看，稅收籌劃權不僅不會減少國家的稅收收入總量，甚至可能增加國家的稅收收入總量。
注釋：
①張禱：《對我國稅收征納關系的認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6月。
第2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一定條件下阻止欠繳稅款又未提供相應擔保的納,t~t．A-出境，是《稅收征管法》中確立的一項保障稅款征收的措施，但對阻止出境構成要件的規定較為模糊，免責條件顯得過于苛刻，行政裁量的標準也完全缺位，對納稅人權利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損害。因此，除了考慮國家稅收利益之外，有必要從納稅人的權利的角度，重新審視阻止出境措施，從實體要件和程序要件兩個方面對其加以規范。
在一定條件下阻止欠繳稅款又未提供相應擔保的納稅人(以下簡稱為“欠稅人”)出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為《稅收征管法》)中確立的一項保障稅款征收的措施，該法第44條規定：“欠繳稅款的納稅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應當在出境前向稅務機關結清應納稅款、滯納金或者提供納稅擔保。未結清稅款、滯納金，又不提供納稅擔保的，稅務機關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機關阻止其出境。”與之相對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為《實施細則》)第74條規定：“欠繳稅款的納稅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在出境前未按照規定結清應納稅款、滯納金或者
提供納稅擔保的，稅務機關可以通知出入境管理機關阻止其出境。阻止出境的具體辦法，由國家稅務總局會同公安部制定。”顯然，上述法律法規對于阻止欠稅人出境構成要件的規定較為模糊，免責條件過于苛刻，行政裁量的標準也完全缺位，對欠稅人出境自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侵害。盡管國家稅務總局、公安部此前曾制定《阻止欠稅人出境實施辦法》(國稅發E19961215號文，以下簡稱為《辦法》)，規定了阻止出境的相關標準和程序，但對欠稅人的權利保護仍然考慮得不夠周詳。因此，除了考慮國家稅收利益之外，也有必要從保護納稅人權利的角度，重新審視阻止出境措施的實體要件和程序要件。
一、阻止欠稅人出境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分析
(一)可行性——阻止欠稅人出境并不違憲
眾所周知，出境自由是公民遷徙自由的重要內容，也是各國憲法所普遍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在我國，1954年《憲法》即確認了公民遷徙自由的權利。1982年《憲法》雖然將其刪除，但從基本權利的性質看，憲法本身只有確認的效力，并無創造或廢止的能力。作為應然性的權利，憲法未明確規定公民的遷徙自由權并不意味著公民不享有此項權利。g13遺憾的是，我國《稅收征管法》第44條有關阻止出境的合憲性問題并未引起我國大陸地區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重視。相比之下，我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對此則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就在于為了保全稅收而對公民的遷徙自由權加以限制，以對基本人權的限制達到征稅之便利是否合理。盡管其大法官解釋稱“行政院……之《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上述辦法為確保稅收，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抵觸”。但有些學者仍然認為，這一解釋僅以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為出發點，論證限制出境之合憲性，而并未論證《稅捐稽征法》的合憲性，因此仍有探討之空間。
從法律上來講，任何權利(包括公民的基本權利)都是有界限的。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必要的范圍內，法律可以對基本權利加以限制。正如《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言，為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必需且與本公約所承認的其他權利不抵觸的限制，是可以被允許的。顯然，《稅收征管法》設置阻止欠稅人出境措施，其法理依據即在于保障國家稅收，維護公共利益，立法意圖本身亦無可指責，因此，這一措施并不存在違憲之嫌，在稅收實踐當中也是可行的。
(二)必要性——財產性稅收保全措施的不足
稅收必須通過納稅人繳納稅款來實現，相應地，《稅收征管法》也賦予稅務機關廣泛的行政執法權來確保稅收目的的實現，如該法第38條所規定的包括查封、扣押、凍結在內的直接針對納稅人財產權的稅收保全措施。而阻止出境針對的實質上是欠稅人的人身權而非財產權，除非欠稅人在被阻止出境之后自行繳納所欠稅款，或者提供擔保以換取出境自由，否則，就阻止出境本身而言，并不能保持或增加納稅人現有的財力狀況或支付能力，最終可能無助于稅收的實現。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欠稅人并無出境之需要，或者根本不打算出境，阻止其出境便無任何意義，稅務機關以阻止出境迫使欠稅人繳納稅款的目的勢必落空。基于此，有學者認為，阻止出境的手段是否有助于實現稅款征收的目的，值得懷疑。【2]
實際上，盡管國家的稅收管轄權確定之后，其存在雖不受國境的限制，但其行使卻不可能隨心所欲。從獨立角度來講，外國稅務機關不能到中國強制執行其稅收決定，中國稅務機關也不能到國外執行職務。即便存在這種可能，由于難以查清納稅人的財產所在，強制執行往往也會落空。而如果欠稅人存在通過出境逃避稅收的嫌疑，則阻止其出境無疑是最為現實的舉措。因此，在德國稅法中，針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被稱之為“物的假扣押”。而針對人的限制出境、拘提管收、監視居住等，則被稱之為“人的保全假扣押”。l_3換言之，針對欠稅人的人身權的阻止出境的措施，雖然無法直接保全欠稅人的財產，但確實是為了保障稅收安全的舉措，將其歸入稅收保全措施之列以彌補單純的財產性稅收保全措施之不足當無不妥。
另一方面，阻止出境對于欠稅人而言也是一種現實的或潛在的壓力。在這種壓力的作用下，出于各種考慮，欠稅人可能向稅務機關主動繳納稅款，或者提供相當的擔保。特別是對于臨時來華或者僅僅來華一次的外國人來說，這種措施更是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相對于查封、扣押或凍結等財產性稅收保全措施來說，盡管阻止出境僅僅屬于一種間接的強制措施，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欠稅人主動履行納稅義務。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欠稅人采取阻止出境措施確實又有其必要性。
二、阻止欠稅人出境的實體要件
如上所述，阻止欠稅人出境的立法意圖無可指責，對于以逃避稅收為目的而出境的欠稅人而言，其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但是，《稅收征管法》及相關規范性文件關于阻止出境實體要件的規定卻過于寬松，極易造成稅務機關對納稅人權利的過度侵犯。因此，有必要完善相關制度設計，使得阻止出境在對納稅人權利損害最小的情況下發揮最大的效用。
(一)阻止出境的欠稅數額標準
如果運用比例原則來衡量阻止出境措施，必須充分考慮納稅人所欠稅款之數額。如果欠繳稅款的數額過小，則無阻止欠稅人出境的必要，除非欠稅人欲定居境外，且今后也無重回境內之可能。對于欠稅數額的具體標準，《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均未明確規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認真貫徹執行<阻止欠稅人出境實施辦法)的通知》(國稅發[1996]216號文，以下簡稱為《通知》)第1條第1款對此明確規定：“各地稅務機關對欠稅人實施出境限制應嚴格掌握，原則上個人欠稅3萬元以上，企業欠稅2O萬元以上，方可函請公安邊防部門實施邊控。但對拒不辦理納稅申報的，可不受上述金額限制。”
筆者認為，本著慎重保護納稅人權利的考慮，對欠稅數額可采取雙重限定標準，即一方面，欠稅數額必須達到一個法定的具體而明確的標準，并且該標準應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及時加以調整；另一方面，應當同時要求欠稅數額必須達到欠稅人應納稅額的一定比例，方可對其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對稅務機關行政裁量權的限制
為避免或減少稅務機關采取阻止出境措施時的隨意性，對于確無必要阻止出境的情形，應由法律直接作出除外性規定，而不能任由稅務機關自由裁量。例如，對于公益性單位的負責人，其出境本身是基于公益目的，況且與單位之間并不存在財產聯系，實無阻止其出境之必要。而即便屬于稅務機關裁量范圍內的事由，也必須嚴格遵循“權力用盡原則”。具體而言，就是要求稅務機關必須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財產性稅收保全措施，只有在上述措施無效的情況下，方可考慮采取阻止出境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對欠稅人的人身權利的影響。而《通知》也強調了這一點，該通知第1條第2款規定：“對納稅人的欠稅事項，凡能在境內控管的，盡可能不要留待欠稅人出境時解決。”與此同時，在個案中還應考慮欠稅人的具體情況。例如，欠稅人無力繳納所欠稅款，也無法提供相應擔保，但確有奔喪、探病等緊急事務需要出境，稅務機關就應當考慮一定限度內的融通余地，否則，一概阻止其出境也明顯違背人倫。
(三)被阻止出境對象的具體認定
根據《稅收征管法》第44條的規定，只要納稅人存在欠稅情形，又未能提供擔保，稅務機關就可以決定阻止其出境。如果欠稅人是自然人，那么欠稅人即是被阻止出境的對象。如果欠稅人是單位，則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但從實務操作來看，對于單位納稅人而言，即便有必要阻止出境，阻止的對象是否必然為法定代表人也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合伙企業中即不存在所謂的“法定代表人”，全體合伙人可以共同執行合伙企業事務，也可以委托一名或數名合伙人執行合伙企業事務。執行合伙企業事務的合伙人，對外即代表合伙企業。顯然，如果嚴格按照《稅收征管法》的規定，此時就無法確定阻止出境的對象。而《辦法》第3條則規定：“欠稅人為自然人的，阻止出境的對象為當事人本人。欠稅人為法人的，阻止出境對象為其法定代表人。欠稅人為其他經濟組織的，阻止出境對象為其負責人。上述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變更時，以變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為阻止出境對象；法定代表人不在中國境內的，以其在華的主要負責人為阻止出境對象。”應當說，這種規定更符合實際，與《稅收征管法》也未必存在沖突。
此外，如果欠稅人死亡，自然無從阻止其出境。但是，在欠稅人留有遺產時，是否應當阻止其繼承人出境呢?我國《繼承法》第33條規定：“繼承遺產應當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繳納稅款和清償債務以他的遺產實際價值為限。超過遺產實際價值部分，繼承人自愿償還的不在此限。繼承人放棄繼承的，對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可以不負償還責任。”據此，繼承人應以其所繼承的遺產為限承擔被繼承人的納稅義務(繼承人自動放棄繼承的除外)，否則，稅務機關可對其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三、阻止欠稅人出境的程序要件
除了必須滿足相關實體要件之外，阻止出境的程序要件則關乎納稅人的知情權和救濟權等一系列權利。不過，“在考慮法制建設的時候，中國的法學家更側重于強調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實體合法性方面，而對在現代政治和法律系統中理應占據樞紐位置的程序問題則語焉不詳。”『4對于阻止出境而言，無論是《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還是國家稅務總局的文件，相關的程序性規定均存在較大漏洞，亟待立法進一步予以完善。
(一)阻止出境是稅務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
從形式上看，采取阻止出境措施是針對特定主體的一種人身限制，因而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但問題在于，該措施同時牽涉稅務機關和出入境管理機關，而實際作出阻止出境決定的行政主體，究竟是負責稅款征收的稅務機關，還是負責出入境管理的公安機關。進一步言之，如果欠稅人對該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應以哪個行政機關為對象尋求法律救濟，則直接關系到納稅人權利能否得到有效保護。
在我國臺灣地區，早期的行政法院判例認為，稅務征收機關對出人境管理機關的通知，只是請求出入境管理機關限制當事人出境。至于當事人是否實際被限制出境，取決于出入境管理機關的決定。稅務征收機關的通知行為只是一種事實通知，不產生限制當事人出境的效果。因此，當事人不能針對這種通知申請救濟，而只能在出境申請被實際駁回后，針對出入境管理機關的行為申請救濟。不過，行政法院現在則認為，當事人是否有限制出境的必要，是由稅務征收機關決定的。出入境管理機關無從審查財政部決定是否妥當。因此，當稅務征收機關將副本通知當事人時，即產生法律上的效果，可以申請行政救濟。
我們知道，作為負責稅款征收的稅務機關并沒有阻止欠稅人出境的權力，而只能向出人境管理機關提供相關信息，提示其阻止欠稅人出境。根據《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的相關規定，稅務機關僅僅是“通知”出入境管理機關阻止欠稅人出境。《辦法》中也只是規定，在符合條件時，稅務機關應當“函請”公安機關辦理邊控手續，阻止欠稅人出境。而無論是稅務機關的“通知”還是“函請”，抑或類似的其他作法，均不能看作是真正意義上的具體行政行為，出入境管理機關可以不受其約束。我們從中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出入境管理機關阻止欠稅人出境，只是基于自己的職權。如果納稅人不服，只能以出入境管理機關為對象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
(二)阻止出境之決定必須送達欠稅人
讓行政相對人知曉針對自己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內容是行政執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對被阻止出境的欠稅人而言，其有權知曉自己已經被采取了阻止出境的稅收保全措施。這一方面使得欠稅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另一方面，阻止出境措施的效用也方能得以發揮。而實務操作程序卻是，稅務機關并不是對欠稅人作出并送達阻止出境決定，而是直接通知出入境管理機關，進而由出入境管理機關阻止欠稅人出境。
顯然，這樣做實質上剝奪了欠稅人知情和申請救濟的權利，從而構成嚴重的程序瑕疵。
雖然《辦法》第3條規定：“經稅務機關調查核實，欠稅人未按規定結清應納稅款又未提供納稅擔保且準備出境的，稅務機關可依法向欠稅人申明不準出境。”但此處的“申明”應采取何種形式，是否具有強制性，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均不無疑問。
第3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出口退稅，是國家為鼓勵出增加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而采取的一項政策。是對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國內稅的部分或全部（甚至是超額）退還給出口商的一種措施。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強以及我國加入WTO，我國在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政策就是實施“走出去”戰略。這是充分考慮了我國各產業的實際國際競爭能力后的正確抉擇，出口退稅制度也必須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這一戰略決策服務。
一、我國出口退稅制度回顧及簡要評價
從1985年開始，我國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1988年，我國確定了出口退稅制的原則，即“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徹底退稅”的原則。1994年我國實行稅制改革，在此次稅制改革中規定了對出口商品實行零稅率的政策，繼續堅持“征多少、退多少、末征不退和徹底退稅”的原則。出口退稅政策對于規范涉外稅收制度、支援貿易體制改革、扶持出口企業迅速成長，擴大出口創匯以及促進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外貿的增長與出口退稅的增長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特別是1998年，我國為了抵制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周邊國家匯率相繼貶值所帶來的出口負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面影響連續三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使綜合退稅率達到15.51％，接近征稅水平，在國際經濟普遍下滑的情況下仍然增長了0.5%左右。這與出口退稅的積極效應的關系密切。另外，出口退稅制度對于優化產業結構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出口退稅政策亟待解決的問題及其相應的對策
1．出口退稅率整體偏低，部分行業的退稅不反映其實際國際競爭力
從1999年7月1日開始，我國增值稅的出口退稅率有四種，分別是17%，15%，13%和5％（具體規定略）。而我國增值稅的法定稅率是17%，13%，7%（農業生產環節免稅的農產品等商品的收購單位有10%的扣除率，只需向稅務機關繳納7%的稅款）。如果不考慮財政來自出口退稅企業的增值稅實際收入低于應征收入這一因素，則出口退稅率和增值稅法定稅率基本上是吻合的，即采用的退稅模式是“征多少，退多少”的模式，這種退稅模式算是一般性的保護和鼓勵政策，對部分行業的退稅并不反映其實際國際競爭力，沒有用足WTO規則中允許的出口退稅的條款，出口退稅率整體還是偏低。筆者認為農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應該，高于7％，以促進中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
實施“走出去”戰略應立足于目前各個產業對外開放程度和國際競爭力差別的現實，在保護產業和鼓勵出口的政策方面，要進行有差別、有層次的政策選擇。具體而言：首先，對一些因資源條件等“先天因素”限制而需要長期保護的薄弱產業，如農業（指初級農產品的出口)，應采用“少征多退”的模式保護和鼓勵出口；其次，對一些發展層次較低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子、汽車行業、醫藥行業，以及一些對外開放程度低、國有經濟比重高，但屬于有利于優化我國產業結構和外貿出口結構，具有，高附加值、高創匯率、高技術含量、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定競爭力和潛力的產業，如石油行業、鋼鐵行業等，加入WTO后將有較大沖擊，所以應采用“少征多退”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模式保護和鼓勵出口；再次，對于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盡管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相對低下，但在國際市場上已形成一定出口競爭力，創匯率較高，加入WTO后將有利于其出口的產業，如紡織、服裝、食品加工和普通日用消費品工業、玩具制造業等原則上可以采用一般的保護和鼓勵政策，在退稅模式上可以選擇“征多少，退多少”的模式；最后，對于一些稀缺的天然資源或其有戰略意義的資源的出口不應鼓勵，應采用“多征少退或禁止出口的措施。如天然牛黃、麝香、石油原油資源等。基于我國所處的階段性實物相對過剩，而不是資本過剩的現狀，所以，“走出去”首先表現為加工貿易向境外的擴張，而非資本的境外擴張。
2.實際稅負不公的根源是出口退稅政府缺乏統一性
目前，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缺乏統一性，即相同的出口商品由于企業的性質、類型、成立的時間，以及貿易方式不同，出口退稅的政策存在差異，造成實際稅負不公的現象。主要表現在：第一，出口退稅政策的“內外資”企業不統一及“新老三資”企業不統一;第二，生產企業無論執行“免、抵、退”還是“先征后退”辦法，其出口貨物按增值稅退稅率與征收率之差計算并轉入出口成本的進項稅是以出口貨物離岸價為計稅依據的，而外貿企業收購并出口的貨物，轉入出口成本的增值稅進項稅是以購進價格為計稅依據計算的顯然生產企業出口環節實際稅負重于外貿企業。這顯然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也有悖于WTO要求的非歧視性原則。
我們現在可以考慮借鑒國際上多數國家的成功經驗及習慣做法:對所有生產企業自營出口及委托外貿出口，一律實行“免、抵、退”法，取消出口額占季度全部銷售額50%的規定，凡是一個月內有末抵扣完的進項稅金都得退還，并對其計算辦法、管理程序及配套措施等做進一步的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收購出口應采用“免稅采購”、“免、抵、退”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先征后退”并存的方法；對一部分信譽好、管理佳的國有大型企業準許“免稅采購”或者“免、抵、退”；對新成立的外資企業、小型外資企業以及“免稅采購”的企業超額出口的部分則實行在征退一體化基礎的“先征后退”。
3.稅款大量流失，其中很大部分是出口騙稅造成的
部門之間行為缺乏防、調和監督、稅收管理技術的落后以及公民納稅意識的淡薄，從而造成現在比較嚴重的騙取出口退稅現象。
部門之間行為缺乏協調與監督突出表現為征稅機關和退稅機關分離的問題。由于部門利益的不一致性，使得征稅機關對于可以用來作為退稅憑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的責任心不強，因為大量的虛開發票不僅不會對其部門利益帶來任何損失，而且還會給部門內的某些人員帶來好處。加之我國稅務管理方面的技術落后，計算機全國聯網還沒有實現，使得征稅機關和退稅機關之間以及退稅機關和管理出口的海關等部門之間信息交換的不對稱，這就為騙稅打開了方便之門，造成騙稅一時失控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會造成退稅機關的工作積極性不高，拖欠退稅款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嚴重影響了退稅的效率和出口企業出口的積極性。因此，我們要想改革“征退分離”的局面，協調部門之間的利益，那么加強部門之間的相互監督是遏制騙稅犯罪的有效手段。筆者建議：首先，應加強稅法、外貿形勢等相關知識的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公民的納稅意識，使公民真正理解“符合型”退稅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從而獲得實施政策需要的群眾支持。其次，實行出口退稅“誰征收、誰退稅”的辦法，即出口企業出口前一環節已負增值稅額的征稅機關也是退稅機關，具體事項由出口企業所在地的國稅局負責辦理通過計算機聯網，出口企業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可將該企業已負增值稅額從實際征收機關的稅款賬戶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轉出，直接退還給企業。“少征多退”模式的企業，其應多退部分由中央財政負擔，由所在地國稅局辦理。再次，盡快實現計算機全國聯網，建立全國綜合信息庫和納稅申報的電算化稽核制度，通過計算機的交叉審核和邏輯審核及時發現征收和出口環節的問題，使“征、退、管”各方的信息交流順暢起來，從而有效防止出口騙稅現象的發生。最后，建立一種激勵約束機制。一方面，鼓勵各部門支持退稅政策，可以考慮未來從出口企業的創匯收入，拿出一部分補償稅務機關的稅收損失，獎勵海關等管理機關；另一方面，建立“滯退金”制度，規定稅務機關辦理出口退稅的時間期限，超期賠償納稅人的時間價值損失從而保障納稅人的權益。超級秘書網
4.再談財力制約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退稅數額是根據當年的財政狀況由預算安排的，預算具有“事先性”，退多退少是由國家當年的財力決定，并通過計劃額度形式下達，而不是根據出口的實際需要。在實際操作中不僅總量落后于外貿的發展速度，而且結構上出現出口口岸地區額度的分配不均，造成大量拖欠退稅款，財政積累的風險加大。按照我國分稅制的設計，增值稅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而出口退稅的稅額全部由中央財政負擔，這使得中央財政負擔過于沉重，使出口退稅與地方的利益、責任脫鉤，不利于調動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所以，應增加出口退稅方面的頂算資金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并建立“滯退金”制度，提高退稅效率；恢復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出口退稅的機制，并將進口環節增值稅由中央稅改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
參考文獻：
第4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稅收公平 稅法公平 區別 內涵
稅法基本原則是指規定于稅收法律之中對稅收立法、稅收執法、稅收司法及稅法學研究具有指導和適用解釋的根本指導思想或規則，是稅法本質的集中體現，是稅收立法和執法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現代稅法的基本原則一般包括效率和公平原則，其中稅法公平原則對社會的分配、個人權益、各方利益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會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各國政府都非常重視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稅法基本原則。我國的稅法學研究也接受了公平原則作為稅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學者們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稅收公平原則”，直接將其作為稅法的基本原則，從而嚴重弱化了該原則對稅收理論及實踐的指導意義，導致稅法不公平現象大量存在。筆者認為，有必要厘清稅法公平原則與稅收公平原則的區別，闡述稅法公平原則的真正內涵，完善我國的稅法公平原則。
一、稅收公平原則的發展及其含義
（一）稅收公平原則的發展
早在17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就提出了公平、便利、節省的稅收原則。18世紀德國尤斯蒂提出的六大稅收原則就包括了“平等課稅”。18世紀美國的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從經濟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提出了平等、確實、便利、最少征收費用四大課稅原則。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提出的稅收原則是財政政策原則、國民經濟原則、社會公正原則、稅務行政原則。其中社會公正原則包含普遍原則和平等原則，普遍原則是指課稅應毫無遺漏地遍及社會上的每個人；平等原則是指社會上的所有人都應當按其能力的大小納稅，能力大的多納，能力小的少納，無能力的（貧困者）不納，實行累進稅率。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將稅收公平原則分為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他認為，稅負的分配應該是公平的，每個人應支付他合理的份額，這稱之為橫向公平。另外，根據納稅能力原則的要求，擁有相同能力的人們必須交納相同的稅收，而具有較高能力的人們則必須交納更多一些，這稱之為縱向公平。20世紀八十年代至今，西方國家稅收公平原則發生了重大變革，首先是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變化；其次是由注重橫向公平到更注重縱向公平的變化。
（二）稅收公平原則的含義
所謂稅收公平原則是指國家征稅應使各個納稅人的稅負與其負擔能力相適應，并使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平衡。稅收公平包括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兩個方面。橫向公平是指經濟能力或納稅能力相同的人應當繳納數額相同的稅收，亦即應該以同等的課稅標準對待經濟條件相同的人；縱向公平是指經濟能力或者納稅能力不同的人應當繳納數額不同的稅收，亦即應以不同的課稅標準對待經濟條件不同的人。
二、稅法公平原則與稅收公平原則的比較
稅法與稅收密不可分，稅法是稅收的法律表現形式，稅收則是稅法所確定的實質性內容。稅法公平原則與稅收公平原則也是密不可分的兩個概念，稅收公平原則是稅法公平原則的實質性內容的體現，但不等同于稅法公平原則。稅法公平原則的內涵遠大于現在稅法學界所公認的“稅收公平原則”的內涵，它包含稅收公平原則而又不限于稅收公平原則。二者的區別主要有：
（一）本質不同
稅收公平原則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原則，體現了經濟分配關系或經濟杠桿作用，是稅收在執行職能中處理所涉及的諸如稅收總量、稅負分配、稅后經濟影響等各種問題的經濟意義上的準則。而稅法公平原則本質上是一種法律原則，它不僅關注經濟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實現整個社會層面上的公平。這里的社會是包含了經濟、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統一體。
（二）內容不同
稅收公平原則主要指的是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公平，而稅法公平原則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不僅包括稅收負擔的合理分配，還包括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稅納稅主體之間的公平及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用稅公平。第二層含義包括從稅收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綜合考慮稅的公平問題，在這些環節，納稅人既可要求實體利益上的稅收公平，也可要求程序上的稅收公平。
（三）目的不同
一個國家在征納稅中實行稅收公平原則通過稅收負擔的合理分配，其目的是保證納稅義務人之間的公平。而一個國家確定稅法公平原則是通過對稅收法律關系中實體利益的公平及征納稅程序公平的保證，最終目的是實現終極的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益。
三、稅法公平原則的內涵
稅法公平原則的內涵遠大于稅收公平原則的內涵，主要包括：
（一）納稅人之間的稅負的公平
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公平實際上就是傳統上所說的“稅收公平原則”的內容，即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在我國，主要表現為：普遍征稅、平等征稅和量能征稅。普遍征稅是指所有發生應稅行為的納稅人都有依法納稅的義務。我國《憲法》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任何符合與滿足稅法規定，為稅法要求應當承擔相應納稅義務的人，均應按有關稅法的要求，按期、及時、足額地向國家繳納應納稅款，以保證國家稅款的實現，為國家提供充足財政，維護國家的正常運行和稅法的尊嚴。平等征稅是指法定統一稅率，體現了受益公平。大多數實行比例稅率的稅種都規定了一個統一稅率，它不區分行業、地區、納稅人規模大小、經濟性質，一概適用，如企業所得稅。量能征稅指的是適當考慮不同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實行累進稅率和分檔稅率。有些稅種按課稅對象數額的大小劃分為若干等級，規定最低稅率、最高稅率和若干等級的中間稅率，不同等級的課稅數額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課稅數額越大，適用稅率越高。還有些稅種規定一些差別比例稅率，用于對統一稅率進行政策或技術上的調整，如增值稅為解決小規模納稅人無法抵扣進項稅額的問題，釆用了兩檔征收率征收稅款，以保證納稅人之間實際稅負的公平。
（二）稅收法律關系主體及內容的公平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有兩個主體，一個是征稅主體，在實質意義上是國家，表現形式上是征稅機關，兩者重疊構成征稅主體。另一個主體是納稅主體，為廣大納稅人。隨著稅收法律關系的“債權債務”性質日益被人們所接受，納稅人與征稅機關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平等的關系。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稅收法律關系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力）和承擔的義務，也就是征稅機關與納稅人的權利（力）和義務。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稅機關與納稅人的權利（力）義務的分配上應該是公平的的，即征稅機關享有征稅權力的同時，還應該承擔相應的義務，納稅人承擔納稅義務的同時，也應當享有相應的權利。如果只強調征稅機關的權力和納稅人的義務，而忽視征稅機關的義務和納稅人的權利，這種主體權利義務的不平等會引起承擔納稅義務人的逆反心理甚至是反抗，不利于納稅人納稅意識的形成，對于稅收收入會造成消極影響。因此，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合理分配納稅人與征稅機關的權利（力）和義務，是稅法公平原則的基本要求。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稅收法律體系中，都十分注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例如加拿大就在1985年專門公布了《納稅人權利公告》；美國先后在1994年和1996年兩次公布了《納稅人權利法案》，該法案不僅對納稅人應當享有的實體權利進行了明確規定，還向全社會明確公布了納稅人依法可以享有的稅收程序方面的援助和救濟的權利。我國憲法中，僅是在“公民的基本義務”一節規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而未規定納稅人的基本權利。雖然在《稅收征管法》總則中也加入了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的語句，但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一味強調征稅機關的權力和納稅人的義務，導致征稅機關權力意識至上，侵害納稅人權利的現象時有發生。要真正實現納稅人與征稅機關之間的征納稅公平，就要在憲法中規定納稅人的權利。稅務機關在征稅也要提高執法理念，尊重納稅人合法權利，平等、公平地對待每一個納稅人，樹立為納稅人服務的征稅意識。
（三）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用稅公平
第5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綜合課征模式；混合課征模式
1994年我國開始實施新個人所得稅法，促進了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穩定、快速增長，使個人所得稅在每年財政收入的占比也逐年上升，已然成為我國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通過其調節個人收入的方式手段，為緩解社會分配不公平的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從整體上看，我國個人所得稅還是存在著稅款流失嚴重、調節力度差強人意等各種問題，由此說明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仍存在很多弊端，需要不斷的改進與完善。本文擬從課征模式的視角，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同時結合、借鑒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教訓，對個人所得稅課的改革選擇進行探討。
一、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的種類與特征
個人所得稅最早于1799年在英國形成，發展歷史超過兩百年，其課征模式已發生較大的變化，各國在立足其基本國情的前提下，對個人所得稅的稅制都有不同改變與創新。目前國際上實際運用的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主要有三類，分別是分類課征模式、綜合課征模式和混合課征模式。[1]
（一）分類課征模式
分類課征模式，就是根據區別對待的原則，將個人所得根據不同的來源和性質，依照稅法的規定進行分類，然后在分別扣除不同費用的基礎上，以不同的稅率進行計稅的所得稅課征制度。這種模式較多適用于具有連續性來源的收入，便于采取源泉征收的方式以控制稅源，因此課征簡便，征收成本比較低。[2]不同性質收入所承擔稅負不同，因此也是橫向公平的體現，有利于實現政策目標。但另一方面，由于稅基相對較窄，通常無法按照納稅人真實的納稅能力進行計征。
（二）綜合課征模式
綜合課征模式，是指在扣除了國家法定減免和扣除項目的數額后，將一個納稅人在某一定期限內所有不同來源和性質的所得綜合起來，按累進稅率對該余額計征所得稅的課征制度。這種計稅模式較為全面地考慮了納稅人總體的負擔能力。它的稅基覆蓋面較廣，秉承著稅收中性和稅收公平原則，同等對待各項收入；同時由于廣泛的涉及面，其對于全社會的影響性和調節性也就更強，更有利于綜合全面地反映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可以達到調節不同納稅人所得稅負擔之目的，較好地實現穩定社會經濟之目標。但是另一方面，綜合課征模式由于征稅手續繁瑣和稅基范圍廣，因此造成較高的課征成本和容易出現偷稅漏稅的情形。因此，綜合課征模式的實施需要納稅人具有比較強的納稅申報意識，以及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財務制度和稅收征管制度作為支撐。
（三）混合課征模式
混合課征模式規定先就納稅人的收入所得按分類課征模式的方式進行分類，針對某些類別的收入按標準比例稅率實行從源扣繳，然后在納稅年度終期再合并申報其余項目的各種來源所得總額，按累進稅率綜合征稅。它是分類課征模式與綜合課征模式相結合的產物，較分類課征模式和綜合課征模式更能體現稅收公平的原則。一方面，為了體現量能課稅的原則，它主張對不同來源的收入要綜合計征；另一方面，為了體現對不同項目收入區別對待的原則，它主張列舉出特定的項目按特定方法計征。理論上，混合課征模式能更好地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增加財政收入的功能，但前提是對稅收機關的征管技術和征納雙方主體的文化素質的要求都很高。
縱觀三種課征模式，分類課征最為簡便可行，它只需要對規定的收入項目，由支付的一方按法律規定代扣代繳即可。而對于綜合課征模式和混合課征模式，它們設計的征稅項目多，扣除項目和免稅規定繁雜，且大都要求納稅人自主申報，從而對稅務機關的征收管理稽核水平要求也有所提高。
二、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及存在問題
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已將先前的個人所得稅、個人收人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戶統一稅這統一為個人所得稅一個稅種，亦經多次修正，使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與過去相較大為完善。該法明確列舉了11個應稅項目，規定將不同來源的收入歸入相應的應稅項目，適用不同的稅率進行計征。[3]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八條還體現了納稅申報制，但其適用范圍非常有限。[4]
綜上可知，我國個人所得稅至今一直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即將所有收入根據不同的性質和特征歸入到相應的類別中，適用對應的稅率，實行源泉扣繳。對于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的初期，這是當時符合我國國情的選擇，極大程度上保證了稅基范圍和財政稅收收入；但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我國公民個人收入的類型更為紛繁復雜，這一征收模式的弊端也越來越突出：
一是有失公平。現行的分類課征制度對于不同類型的收入適用不同的稅率并分項課征，雖然有利于對不同性質的所得實行區別對待以示公平，卻也更易形成較大的稅負差別。具有相等收入水平的納稅人，可能會因為其收入來源的相異而需要適用不同的稅率，例如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所得，都是需要納稅人通過相同的辛勤勞動而獲得，卻因收入性質的不同而造成納稅人稅負上較大的差別，這樣無疑是顯失公平的；其次，納稅期限不一致也會造成不公平，同樣一筆收入，納稅人可以通過分解收入或多次收入一次性納稅等手段來降低稅負，進而導致稅負不公。
二是稅源監控不利，可能產生嚴重的稅收流失。隨著經濟發展，我國居民的收入更為隱性化、多樣化，分類征收模式采用“列舉+兜底”的方式，看似已把每一種可能產生的個人所得都納入到應納稅范圍當中，但在稅收實踐中，難免會有一些隱性收入難以被明確列入征稅項目之中而造成稅務機關的難以監控，從而導致稅款流失的現象；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主要是以征收為主，稅務機關不主動上門征稅，納稅人就不主動納稅，以至于偷稅漏稅現象嚴重，既加大了稅務機關的工作難度，也不利于公民納稅意識的提高。而在綜合課征模式和混合課征模式的情況下，都會有公民主動申報年度收入總額的環節，因此將更有利于稅務機關的監控和稅收征管。
三是調節社會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稅收是進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個人所得稅更是調節社會收入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使用分類課稅模式，容易造成同等的收入水平下，納稅人可以憑借其綜合收入中的所得涉及更多的來源，而涉及更多的扣除項目，從而比其他納稅人繳納更少的稅。我們從稅收實踐中發現，高收入納稅人的收入來源種類遠遠多于低收入者，因此高收入納稅人就同等金額所納稅款比低收入納稅人更少，如此便難以體現“多得多征”的立法原則，個人所得稅的社會收入再分配作用不能有效地發揮。相比之下，綜合課征模式可以通過在納稅年度末根據個人收入總額進行綜合課征來實現對分類課征模式不足之處的矯正，進一步的稅收公平，實現真正的“多得多征，少得少征”。
所以，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進行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勢在必行。那究竟在綜合課征模式和混合課征模式之間，我們該如何選擇？
三、各國綜合課征模式和混合課征模式的適用分析
目前，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開征了個人所得稅，并普遍結合各自的基本國情和本國特征，設定了不同的課征模式，以此來滿足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相對而言，經濟水平較高和社會制度較完善的發達國家由于已經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完善，其個人所得稅制度設置一般更加科學合理；而合理科學的稅制模式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障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作用。而就我國目前的情形而言，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歷史相較發達國家較短，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除了扎根于具體國情以外，也要注意借鑒發達國家中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的成功實踐經驗，以藉此把握住全球稅制改革方向。
（一）綜合課征模式的經驗分析
學者普拉斯切特在其研究中表明，世界五大洲91個國家中，共有82個國家開征了個人所得稅，而在這82個國家中，采用綜合課征模式的占了62個[5]。由此可見，綜合課征模式在各國個人所得稅征收中的使用及影響范圍均十分廣泛。而在此之中，當數美國采取個人所得稅綜合課征方式的時間較早，是最典型的采取個人所得稅綜合課征模式的國家之一，制度設置相對最為完備。因此本文中，對綜合課稅模式的國際經驗進行研究時，擬以美國的實踐經驗為例。
美國采取的是這樣一種綜合課征模式。它規定將一個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的各項收入進行統一合計，然后在此基礎上扣除不予計入課征的收入項目，以此作為稅基，在扣除法定寬免額的基礎上再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計算，得出最終的納稅額。除了明確列為免征項目的收入以外，其他全部收入都被歸入了應納稅所得額的范圍中。由此可以看出，其稅基范圍相對較為寬廣。美國稅收計征的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申報方式靈活，對于一個家庭而言，可以選擇夫妻合并申報，也可選擇個人單獨申報，但是不同的申報方式對稅額影響差別不大。
對于個人寬免額，為了消除社會通貨膨脹可能對稅收造成的影響，美國設定了每年進行指數化調整的機制。[6]同時，還規定了寬免額隨納稅人收入遞增而逐步遞減，以致當收入水平達到法定的某一程度時，納稅人就不再享有寬免額。這種機制更好地體現了量能課稅的原則，使高收入者的寬免額減少，從而直接增加了實際稅收負擔，同時也使政府的稅收收入得到更優的保障。
對于稅收抵免額，美國允許將勤勞所得進行抵免，這一政策可以直接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在經濟上起到調節收入分配、刺激就業的作用，保證一個國家和社會具備充足和可持續的工作源動力。[7]
這樣的綜合課征模式的優勢在于，一是可以避免收入來源分散的納稅人出現逃稅漏稅的現象，二是可以避免將不同類型所得需要按照不同方法導致計征計算上的繁瑣，三是可以更全面地體現出納稅人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至今經過多年的發展與完善，美國完整和嚴密的個人所得稅綜合課征模式制度體系更多地從公平角度出發，考慮和制定其要素內容。如其在成本扣除上，納稅人可能因申報身份的稅負承擔能力不同而對應不同的扣除標準，而盲人和年滿65周歲的老年人則可以獲得額外的扣除額，以達到美國保護弱勢群體的目的。
除美國以外，施行綜合課征模式較為典型的國家還包括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
（二）混合課征模式的經驗分析
從混合課征模式的定義可以發現，它雖都不同于分類與綜合模式，卻又是介于分類與綜合模式之間，兼有兩者的特點：既通過對不同來源收入進行綜合征收以體現量能負擔，又會對不同來源的收入進行區別征收以實現相應的調節功能。
日本是典型的實行混合課征模式的國家之一。日本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所得稅以綜合課稅作為主要模式進行征收，同時輔以分類征收作補充。將每個納稅人一個納稅期間內的收入所得進行合計加總，然后使用法定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進行課稅。日本個人所得稅法將納稅人的所得按來源以及勞動成本付出的不同，分為10大類，每一類分別計算合計所得，以體現對各類所得的區別化和精細化管理。通過法律的明確規定，對一部分收入項目進行綜合課征，剩下一部分實行從源泉上分類課征。分類課稅后，該部分應納稅額便不再重復計入綜合課征應稅額中。[8]
近年來，瑞典、丹麥、芬蘭、瑞士也在混合課征模式的實踐中取得成功經驗和積極效果。上述四個國家在稅制改革中雖然基本思路相同而具體稅制內容上存在一定差異，但改革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稅收公平。它們都實行個人所得稅自主申報，并在申報中就對資本性收入和勞動性收入進行區分。通常情況下，可以將資本性收入與勞動性收入合并計算繳稅，但是若是出現了資本性收入出現負數的現象（由于投資虧損等原因），則可以將同期的勞動性收入直接扣減資本虧損，或者從勞動性收入應納的稅收中扣減一定的稅收補貼，以此沖抵資本虧損。[9]并在此前提下，為保護甚至增強社會投資水平，促進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它們提出了降低資本性收入的稅率水平的方式。
四、我國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的改革方向
（一）我國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的選擇
正如前文所述，當前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都采用綜合課征模式，因此國內很多學者也認為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采用綜合課征模式。但是通過前文對于綜合課征模式的經驗分析可知，在綜合課征模式下的征稅需要由高納稅意識的納稅人、高素質的征管人員以及強大的稅收征管體系來共同完成，恰恰這些都是我國短時間內難以企及的。而相對來講，混合課征模式首先兼備了綜合課征模式的優勢，同時因其也對部分項目所得進行源泉扣繳，并不完全依賴于納稅人的自主申報，所以操作相對便捷，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稅基的范圍。因此，綜合稅收公平和稅收效率的不同角度的考量，同時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的改革方向應當為混合課征模式。
1、我國實行個人所得稅混合課征模式的必要性
首先，混合課征模式能夠有效解決現行所得稅課征模式下存在的稅負不公的現象。混合課征模式是在分類課征模式按照源泉扣稅的基礎上，針對納稅人的總收入不論來源實行綜合計征，因而能夠達到高收入者多納稅、低收入者少納稅的效果。
其次，混合課征模式下，既能保證稅基防止稅款流失，又能鼓勵收入來源多樣化的發展趨勢。稅務機關對分類計征的部分，仍然可以實行代扣代繳的征收方式，以此來保障對源泉扣稅的管理；而對于新增加的綜合課征部分，則是需要通過納稅人的自主申報來完成計征。這兩種課稅方式的有效配合，能夠較好地適應和推動個人收入來源多元化、收入形勢多樣化的趨勢，有效地防止稅款的流失，達到改革的效果。
2、我國實行個人所得稅混合課征模式的可行性
首先，課征模式改革符合我國政策導向。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稅制改革，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就是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的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按照會議所指，正是印證了本文中所提出的混合課征模式。政策的支持將會讓改革之路更加順暢。
個人所得稅課稅模式的改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業財力的支撐，需要強大的資金做后盾。總之，雄厚的經濟實力讓課稅模式改革成為可能。
其次，不斷完善的征管環境和良好的經濟環境可以保障課征模式改革的進行。近年來，我國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并借鑒國外先進的征管經驗，稅務機關在征管水平方面取得了很大幅度的提升；隨著公民素質的提高，納稅人在納稅意識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飛躍。此外，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我國稅收收入也逐年增長，這些可以為推行課征模式改革所需的政策與設施的建立提供資金上的保證，例如對征管條件進行完善、對稅務人員進行培訓、對納稅人進行稅制宣傳等。[10]
3、我國個人所得稅混合課征模式的主要改革手段
實行個人所得稅混合課征模式，我國應當對勞動性收入和資產性收入進行科學合理地差別化計征：對勞動性收入，適用綜合課征模式和累進稅率進行征稅；對財產性收入，適用分類課征模式和比例稅率進行征稅。在具體政策和實踐中，為擴大稅收基礎，可通過縮減稅收優惠政策的方式，從而也有利于兼顧綜合課征模式與分類課征模式這兩種不同稅制和稅負的平衡，提高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公平和效率。完善和優化稅前扣除、稅率等課征要素，增加對大宗生活支出（如教育、住房、醫療等）的稅前扣除。考量家庭的稅負能力，可將稅前扣除的主體轉向家庭。另一方面，為了能夠真正使各個收入層面的納稅人的稅負水平更為平均，在改革中可以保持現有的最高邊際稅率和最低邊際稅率，在降低對中等收入水平的稅收負擔的同時，加強對高收入水平的稅收負擔。
（二）構建與混合課征模式相配套的稅收體制與征管措施
如前文所述，每一種課征模式都需要有與之相應的稅收體制和相關配套措施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功效，因此，我國要把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改革為混合課征模式，在概念轉變的基礎上還需要構建起配套的稅收體制與征管措施。
首先，需要完善納稅人自主申報制度。混合課征模式需要依靠自主申報與源泉課征相結合的方式加以實現，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國納稅人的自行申報制度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要加強對納稅人進行自行申報納稅的宣傳，建立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的意識；另一方面，要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對于據實、及時自行申報納稅的納稅人進行獎勵，對不申報或申報收入不實的納稅人進行處罰，鼓勵納稅人養成自行納稅的習慣。
其次，加快建立有效的納稅人收入監控機制。我國應該建立全國適用的納稅人編碼制度，并進行稅務機關及其協助部門信息共享，納稅人無論在何時何地取得收入，都必須將信息匯集到其唯一的編碼下，以便稅務機關管理、核查，提升我國居民財產持有的透明度。要尤其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管理，轉變其納稅意識，增強其依法納稅的主動性。此外，還要加強對現金交易的管理，避免因難以確定現金交易的金額和范圍而致使稅款流失，以此擴大稅基，為整體減稅政策提供稅基補充。
最后，要完善納稅服務，并建立“強核查，嚴處罰”的稅收執法體系。稅務人員的素質直接決定了國家稅收征管水平，所以，一定要加強對稅務人員的深入培訓和考核，切實有效的提高我國征管水平；與此同時，還需以加強核查為核心，以嚴厲處罰為手段，輔以公正、高效的稅務復議和訴訟為保障，惠及各方合法權益，從而建立起符合我國個人所得稅特點的稅收執法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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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稅收法定主義是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應當完全由稅法加以規定。私法主體在進行經濟活動時，無論其是否有納稅的本意，只要其行為或其經濟結果符合課稅要素，就必然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本文認為，稅事實行為具有權利義務效果法定性、客觀性、競合性、客觀上的設權性、是事實構成行為等特征。稅事實行為雖然多為其他法律部門尤其是私法部門的行為，但是，該行為在私法上的效力狀況一般不會對稅收法律關系產生影響。對于同一行為，私法上的評價和公法上的評價因公法與私法的價值目標不同而各異。
行為理論是大陸法系一個重要的法學理論，稅法行為理論也應該是稅法學中的一個重要的范疇。但就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兩大法系雖然在具體的稅行為研究方面成果頗多，但對稅行為理論的系統研究很少。缺少對稅行為的系統論述，不能不說是傳統稅法學理論的一大缺憾。本文嘗試對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消滅的稅法事實行為(本文下稱為稅事實行為)的特點進行研究和闡述，以期拋磚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稅事實行為之界定
(一)稅事實行為的涵義
參考法理學對事實行為的定義，本文將稅事實行為界定為：行為人不具有設立、變更或消滅稅收法律關系的意圖，但依照稅法規定客觀上能引起稅法法律后果的行為。由于稅法中采稅收法定主義原則，不存在依據當事人意思發生稅收法律效果的可能性，所以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發生的行為是稅事實行為。本文所稱稅事實行為，是指納稅主體的行為，該種行為一般而言是私法上的行為，這種行為會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
公私法的融合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種趨向，也是經濟法區別于民法的顯著特征之一。稅法作為經濟法的一個子部門法，其公私交融性的特點十分明顯。由于法的調整對象的交叉性，稅法往往以當事人的私法行為或其結果作為其課稅要素。也就是說，稅事實行為多為私法行為，可能是私法的法律行為，也可能是私法的事實行為。
私法法律行為本身的目的在于設立、變更或消滅私法法律關系，但因其同時滿足了稅法上的課稅要素，故于客觀上可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的發生，亦即同時導致了稅法上的法律后果，此與私法上私法法律行為與私法事實行為的區分同理。稅事實行為以符合稅法之課稅要素或發生稅法上一定效果為成立要件，凡具備此要件的私法上或公法上的行為，均可稱為稅法上的事實行為。稅事實行為均為其他法律部門的行為，無論這種行為是合法行為還是違法行為，是有效行為還是無效行為、可撤銷行為、附條件行為，也不論該行為是意志行為還是事實行為。可以說，不論私法法律行為是直接還是間接導致稅收法律行為的發生，此類私法法律行為均可稱為稅法上的事實行為。
(二)界定稅事實行為的邊界
法律事實是模態的事實，立法者從生活事實中提取法律事實是根據其立法政策和價值判斷標準進行的。所以，并不是一切具體的生活事實都被納入法律范圍的，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立法者，總是根據其立法政策和價值判斷標準，選擇一定的生活事實在抽象化的基礎上納入法律范圍，作為法律事實的事實行為也不例外。立法者將哪些生活事實抽象規定為法律事實和法律要件，并連接何種特定的法律效果，是法律設計中的價值判斷問題。
并非所有的私法行為或其結果都會符合稅事實行為的構成要件而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到底哪些行為或其經濟結果應該被稅法確定為稅事行為呢?它們應符合的構成要件應當滿足的底線又是什么?應該看到，不同的稅種，對于稅事實行為的構成要件規定各不相同，但是筆者認為，因為稅收活動本身是國家參與分配的一項活動，關系到相對人的利益，因此，客觀法對稅事行為的確定要符合的一個邊界就是其合理性。
從財富即收入分配的結果意義上，公平必須符合時代精神賦予的基本倫理理念，其體現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在某種意義上是法觀念的本質，是人們評價一種法律制度公平與否的最后依據。在法的觀念史上，合理性的蘊涵頗豐，中國學者通常認為其包括兩層含義：(1)合乎人類主體的必然性與規律。(2)合乎社會歷史和自然世界之必然性和規律。稅事實行為的合理性，是指合乎現今條件下人權的起碼要求及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具體包括以下兩項：
1．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證人能像人一樣地生存，且保證每個人能有條件發揮自己的潛能，在現今社會里表現為生存權、受教育權。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是應納稅所得額，而應納稅所得額是扣除掉稅法允許扣除的項目之后的余額。稅法之所以允許扣除準扣項目，就是考慮到人的生存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確定個人所得稅的稅事實行為范圍以及稅基的時候，必須將其合理性作為一個考慮的重點問題。
2．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應在與人們的能力、貢獻相平衡的基礎上承認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們的不滿，不能引起社會的不安，在顧及差別對待產生激勵所帶來的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穩定帶來的效率。我們不能夠將公平等同于平等。將生活事實行為進行篩選將其確定為稅事實行為時，應當考慮到公平這一稅法的價值目標，同樣將其作為提煉稅事實行為的一個底線。
二、稅事實行為的特點分析
筆者認為，稅事實行為應當具備以下特點：
(一)權利義務效果法定性
稅事實行為不以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為必備要素。按稅收法定主義的要求，稅收要素只能由法律加以規定，稅務機關無權變更，納稅人也不能隨意變動。可見，當事人的行為本身或其經濟結果只要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件，就會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因而稅法對稅事實行為的構成要件概括中并不考慮行為人從事行為的具體意圖內容。稅事實行為的效力根源，在于稅法的規定而非行為人的意志。
私法上的行為，之所以成為稅事實行為，主要是因為其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而不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意志。換言之，稅事實行為之所以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的發生，就是因為行為的結果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稅事實行為是連接客觀法(稅法)與權利義務的重要一環。客觀法(稅法)事先規定了稅法的要素，正是由于當事人的行為，才使得稅收法律關系由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離開了當事人的行為，征稅的客體一般不會自動產生。
稅法中的課稅對象，從物的角度看，無非是財產；從行為的角度看，則概為與財產有關的行為。德國財政學家瓦格納將財富與勞務分為“取得”、“保有(持有)”與“使用”三個階段：課于“取得”者，謂之所得稅；課于“保有”者，謂之財產稅；課于“使用”者，謂之消費稅。德國學者Kirehhof教授進一步認為，每一種稅，均系對財產權人所課之稅，故財產流轉的全過程，自取得、持有到使用均有稅法介入的可能。換言之，稅法能否實際介入，就在于財產權人是否對其財產進行有關行為，——此種行為大多數應屬于私法法律行為。如私法主體從事買賣活動并取得收益，除對該買賣活動本身需課稅之外，對私法主體取得的收益亦需課稅；則私法主體的買賣行為，同時引發了其納稅申報行為與納稅行為，以及／或者稅務機關對其買賣活動和所得收益的稅款核定與征收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私法法律行為是稅收法律關系得以產生的前提。
可見，稅事實行為的行為人在私法上的行為的意圖并不是為了納稅，造成稅收法律關系產生的實際結果的發生，與其預期結果之間存在差異。因為“作為以行為的目的為其靈魂的形態來說，是行為自己的后果(它們附屬于行為的)。但是行為同時又作為被設定于外界的目的，而聽命于外界的力量，這些力量把跟自為存在的行為全然不同的東西來與行為相結合，并且把它推向遙遠的生疏的后果。”“后果也包含外邊侵入的東西和偶然附加的東西，這卻與行為本身的本性無關。”張文顯先生認為，這外界的力量是不以行為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素，如物理性限制和社會性限制。這就出現了實際結果與預期結果的差別與對立，亦即結果與目的的差別與對立。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
總之，納稅義務的產生與法定的事件或事實行為直接牽連，所以納稅主體基于事實行為或事件已經特定化，不需要通過當事人意志來選定。稅事實行為的法律后果，稅法直接作出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使得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具有先定力和公示力。
(二)客觀性
稅事實行為是當事人的某種客觀行為，是某種業已實施的、對客觀外界造成影響或后果的行為，僅僅停留在內在意志階段或意志表示階段而未表現為作為和不作為行為者，不構成稅事實行為。對稅事實行為來說，具有法律意義的不是行為人的意圖，而是行為本身或其客觀結果，至于行為人的內心意圖，對稅法上的法律效果沒有任何影響。這與稅表示行為截然不同，稅表示行為中，具有法律意義的是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的某種缺陷可以成為稅表示行為發生爭議的根據。
(三)競合性(法律意義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稅事實行為多為私法上的行為，但行為本身或其經濟結果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因而一個行為在不同的部門法之間產生了兩個法律效果。
現代法制中，由于民法和刑法的分立，合同法和侵權法的分立，法律的運行不再是民刑不分的，各部門法有自己的調整對象，部門法內部的各部分也各有自己的調整范圍。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律概念的發展與分化也留下了“法規競合”、“責任競合”、“附帶訴訟”等問題。從實證的角度看，競合現象不僅發生在同一部門法學中，如民法學中的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刑法學中的想象竟合犯、法規競合等，也會發生在不同的部門法中，如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競合、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的競合等。筆者認為，稅事實行為具有競合性，其理論依據是法規競合理論。“法條競合”(又稱法規競合)，指的是“兩個以上的法條構成要件相互重合、包含或交集，則便可能發生同一法律事實同時為它們所規范的情形，于是相對于法律事實處于競合的狀態。其特征在于同一法律事實同時為兩個以上法條所規范”。“現代法律都作抽象規定，并且從各種不同角度對社會生活加以規范，所以，經常發生一個法律事實符合幾個法律規范的要件，致使這幾個法律規范競合，一個行為產生幾個法律后果。法律規范競合有發生在同一個法律部門內的，也有發生在不同法律部門的。發生在不同法律部門的法規競合，即產生不同性質的法律后果……。”
“稅法在體系上雖被劃人公法，但它在內容上和實體上仍和私法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租稅問題是以人們私人生活關系為前提或契機而產生的，因此，租稅實體法的對象是私人生活關系，特別是私法關系。”當事人的私法行為，如果行為本身或其結果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盡管當事人在從事該行為時，不是以納稅為目的的，但稅收法律關系不以當事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了。這時，當事人的一個行為，將產生兩種不同的法律效果：一種是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另一種是稅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可以說，是私法上的行為與稅事實行為的競合。這是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以及法律調整的交叉性所導致的。以買賣合同為例來加以說明：甲與乙簽訂買賣合同，銷售一批貨物，貨價為100萬元。那么甲的銷售貨物的行為，一方面在合同法上產生相應的法律效果(銷售屬于合同法上的履行行為，為民法上的法律行為)，毫無疑問，甲的行為要受合同法的約束；另一方面，甲的行為要繳納增值稅(如果銷售的貨物是消費稅法所列舉的消費品的話，還要另外繳納消費稅)。那么，甲在私法上的簽訂合同銷售貨物的行為與導致其納稅義務產生的行為只有一個，但是這同一個行為，卻要受到兩個以上的不同的部門法的調整。首先，在私法上，該行為要受到合同法的調整；其次，在公法上，該行為要受到稅法的調整。當一個行為同時導致不同法律部門的兩種法律關系的產生，我們就可以認為這種行為具有競合性。這種競合性，也可以理解為一個行為具有多元的法律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稅法和民法在有些情況下，雖然對同一行為進行調整，但由于稅法和民法的法律規則基于不同的價值選擇，關注的焦點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民法所關注的，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各個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與自由的意思表達與行為，其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調整更多的是基于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的平衡與保護。而稅法關注的是，市場經濟下經濟主體財產對自由權保障與作為對價的財產的無償讓渡，其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調整更多的是其行為乃至由行為所獲得的收益的可稅性以及經濟主體與國家之間的財產轉移的條件與方式。正因為如此，民法與稅法必然各有其特殊的規律和價值選擇，有著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不同的思考模式。”因而，同一行為在不同的法律部門中，引起的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稅事實行為與民事行為是基于同一個行為，同一個行為在不同的法律部門經過不同的法律評價。如甲方在自由意志下出售一雙筷子于乙方，獲利1元，這一交易行為，在第一階段首先是適用民法進行評價，民法基于其意思自治原則認為是民事合法行為，確認甲方可獲得1元的利益，確定甲方與乙方之間的利益分割方案。第二階段，同一行為還需受稅法的評價，稅法認為合乎稅行為構成，甲方所得利益需在個人和國家之間進行利益分割。不過，就稅法評價而言，細究起來還可以有很多的演繹，如流轉稅法可能認為該行為不到起征點，不合乎流轉稅行為構成，國家不應參與利益分割；而所得稅法卻認為國家在所得稅領域內可參與利益分割，合乎所得稅征稅要素構成。
(四)具有客觀上的設權性效果
稅事實行為的設權作用僅根據稅法關于每個人均須遵守稅法的規定而產生。這是從稅事實行為的法律效果的角度而言的。如前所述，稅法采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課稅要件(要素)由稅法規定，當事人的行為本身或其經濟結果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那么就在納稅人和征稅機關之間產生稅收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果行為人沒有稅法規定的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產生法律事實(這里主要指的是其行為)，稅收法律關系是不會自動產生的。由此可見，稅事實行為是行為人依照稅法產生稅收法律效果的條件。
并非當事人在私法上的所有的行為都會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只有行為人的行為本身或其結果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才會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行為人才負有納稅義務。這也是稅收法定主義的表現。稅法主要的任務就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分配利益。符合稅行為構成要件的行為就是應納稅行為，就應該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分割利益，而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就不發生國家參與利益分配的情事，其利益維持原有的狀態和格局，國家不參與這種利益的分配。
與稅表示行為的設權性不同的是，稅事實行為最終形成的稅收法律關系，與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之間沒有關聯關系(牽連關系)，而稅表示行為最終形成的稅收法律關系，其法律效果與行為人之間的主觀意圖之間存在有必然的關聯關系。
(五)是一種事實構成行為
稅事實行為其本質不在于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在于法律的規定。由稅事實行為的客觀性特征和權利義務效果法定性的特征決定它必然是某種事實構成行為，它在法律上必有構成要件問題。在實踐中，只有在行為人的客觀行為符合法定構成要件時才成立事實行為并引起規定的法律后果，而在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不符合構成要件時則不成立事實行為且不引起法律后果。這就要求客觀法(此處應指稅法)必須事先規定出不同事實行為的種類，并對每一種事實行為的構成要件作出詳細的規定。因此，每一條有關事實行為的法律規范中必然“包含著一個典型的事實狀態和一個法律后果的表述。如果與典型事實狀態相吻合的具體事實發生，那么法律后果就隨之出現。”從稅收實定法來看，稅法對稅事實行為的要件概括顯然并不限于對行為的描述，而往往包括有行為的后果或狀態的持續等事實要素。
以增值稅為例來加以說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中國增值稅的征稅范圍為銷售貨物、進口貨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相應地，增值稅的納稅人就是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可見，導致增值稅納稅義務發生的行為是“銷售貨物、進口貨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三類。這三類行為成為增值稅的稅事實行為，其內在的聯系便是這些行為極有可能導致商品“增值額”的產生，也就是這三類行為共同的經濟后果。前述所稱的“典型的事實狀態+經濟后果”在增值稅法中就具體化為“三類行為+增值額”。可見，這三類行為(增值稅的事實行為)是導致增值稅的課稅對象——增值額產生的原因(即法律事實)。而對納稅主體的確定，也是通過增值稅的事實行為來加以特定化的。筆者認為，增值稅的稅事實行為的構成要件最為關鍵的就是課稅對象——增值額，除此之外，還有納稅主體、稅率、納稅環節、納稅期限、納稅地點等。
三、稅事實行為與征稅行為之間的關系
毫無疑問，稅事實行為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稅務機關依據稅法的規定享有征稅權。從這個意義上說，稅事實行為是征稅行為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征稅行為與稅事實行為之間的關系卻是無因的。當事人的行為或其經濟結果只要滿足稅法規定的征稅要素，就應當納稅，而不論該行為的效力如何。但該經濟行為的經濟后果已被其他職能部門確定為應加以全部返還或者應予以沒收，則不應再征稅，已征稅款應予返還。換句話說，征稅行為一般不受納稅人行為的效力影響，當事人的行為在私法上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瑕疵，都不影響稅務機關行使征稅的權力。
意大利學者彼得羅·彭梵得將法律事實劃分為本義的法律事實和自愿的法律事實二類，并認為本義的法律事實是在法律規定的“客觀條件出現時，法律后果立即被承認，無需主體的任何意思表示”。“立法者希望將這種事實條件作為一切法律變化的內在理由，這種條件足以造成權利的取得或喪失，即使主體無意思表示且對之尚不知曉。”在這一類法律事實中，法律后果因法的意志而當然發生。稅行為作為導致稅收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消滅的法律事實，應該為本義的法律事實。這是由稅收法定主義導致的。稅收法律性關系的產生，不受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支配，不管當事人行為時是否有納稅的意思表示，只要行為的結果符合稅法規定的課稅的要素，那么稅收法律關系自然發生，與當事人的意志無關。
第7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制度；問題；改進措施
隨著我國社會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職能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而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因為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其職能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因此，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對稅制進行分步式、循序漸進的改革迫在眉睫。
一、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
1.現行分類所得稅稅制模式存在缺陷
稅收的橫向公平原則要求經濟條件或納稅能力相同的人繳納相同的稅收。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分類征收模式，對不同來源、類型的個人所得采用了不同的稅率，等額的稅前收入由于來源或者取得次數的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的稅收，由此導致實際稅負的不相等，進而違背了稅收橫向公平原則。
（1）同等的工薪收入、勞務報酬收入和股息紅利收入由于來源與取得次數不同，在稅收模式的適用上大相徑庭。而且對勞動性收入采用累進稅率，對其他生產要素收入采取比例稅率，也會使得勞動收入的稅收負擔偏重，造成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
（2）現行的分類所得稅模式并沒有將個人所得全部納入個人所得稅計征范圍，尤其是需要加大調控力度的，薪酬之外的一些高收入。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包括薪酬、稿酬、經營所得等11類。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個人收入來源多元化，個人收入所得形式非上述11類所能涵蓋。比如，廠主型的富豪，不給自己開工資或僅象征性地開工資，就可以全部或大部規避超額累進稅率的調節機制；又如，城鎮化進程中，大量城市周邊居民獲得大量房產和補償收入，然而由這部分的收入目前并沒有納入征稅收入范圍。
（3）現行稅制導致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繳稅較多，而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階層繳稅較少，無法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由于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非貨幣收入逐步增多，居民收入呈現出多樣化和隱蔽化的特點，如個人股權轉讓收入、房屋轉讓收入、金融市場衍生品收入等。尤其是一些高收入階層，如私營企業主、演藝明星等，收入來源渠道多，隱蔽性強，使稅務機關對于他們的真實收入情況很難準確掌握，從而導致逃稅避稅漏洞較多。造成了所得來源多且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不用交稅或交較少的稅，而所得來源少且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卻要多交稅的格局形成。
2.稅制設計不完善
（1）稅率設計不合理
我國個人所得稅采用超額累進稅率和比率稅率兩種形式，按所得的類別不同選擇對應的稅率形式計稅。其中工資薪金所得稅率實行3% -45% 七級超額累進稅率，這樣的稅率結構存在很多弊端。第一，稅率計算復雜。第二，我國個人所得稅主要征收群體是工薪階層，而45%的最高邊際稅率顯然過高，大部分工薪階層只適用于最低的的兩級稅率。所以，七級的稅率設置以及較小的級距差距，不僅不能很好地發揮稅率調節的作用，而且還會導致納稅人通過隱瞞各項收入來降低邊際稅率。
（2）稅前費用扣除不合理：
在稅收理論中，個人所得稅除稅收優惠項目不予課稅外，還要對個人所得的一些費用進行扣除，主要包括必要費用扣除、生計費用扣除和特別費用扣除3個方面。我國個人所得稅納稅申報方式為個人單項申報，費用扣除只是單純地對自然人的一般花費進行的扣除，并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狀況、負擔人口、教育費用、住房費用、醫療費用等情況，也沒有考慮家庭的收入構成結構，只是采用“一刀切”的征收標準，導致同樣收入總額的家庭繳稅差距很大，有失公平。
（3）稅收監管機制有待健全
①代扣代繳是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征收方式，但有關代扣代繳的法律規定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致使在實際工作中涌現出很多問題，為稅務機關留下了執法風險和隱患。例如很多單位因手續繁復而不代扣代繳或只對固定發放的貨幣工資予以代扣稅款而忽略了不固定發放的獎金、補貼等。
②自行申報納稅制度的落實不到位。首先，我國目前對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實行自行申報的制度設計，超越了目前稅收管理的外部基礎條件和現有征管技術條件。在沒有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個人收入信息及有效收入控管制度的情況下，自行納稅申報的積極作用都將趨弱。而且現在也沒有形成對依法申報者的有效激勵和對違法者的嚴厲懲處機制，將不利于全民納稅意識的培養，甚至會惡化稅收環境。
③信息渠道不暢通，導致征管機構間信息不對稱，使得逃稅漏稅引發的稅收流失增多。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征管系統一直未實現全國聯網，導致征管信息傳遞受阻，且時效性很差， 不但稅務部門內部征管部門之間傳遞納稅人的信息資料受阻，而且征管與稽查之間、征管與稅政之間的信息也不能實現有效信息共享。這樣就為偷逃稅行為埋下隱患。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進措施
1.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向
中央關于個稅改革的指導方針在歷年歷次文件中始終是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為方向。故應科學設計稅制，具體操作方法為先按年匯總個人的全部所得（含各種收入類型），扣除法定減免額以及特定項目后計算出收入余額，然后按照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計算繳納稅收。上述所謂的特定項目包含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這些項目所得可以單獨列出，繼續實行分類征收。混合征收模式能有效規避納稅人惡意調節收入來源和性質的情況，既保證了稅收收入又照顧了低收入群體，又強化了個人所得稅的稅收調控功能。
2.降低稅率，減少級數，拉大級距
現行研究普遍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稅率級次太多、級距不合理、結構復雜以及最高邊際稅率過高。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僅規定了三到六級的超額累進稅率。因此，個稅改革應逐步減少級數，將現行七級稅率合并為三到五檔；拉大級距，尤其是拉大中低收入稅率的級距；降低最高邊際稅率。這樣既可以減輕工薪階層的負擔，也可以真正貫徹“高收入者多交稅，低收入者少交稅”的原則，更好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
3.規范稅前費用扣除項目
（1）要將個人收入和個人綜合生計費用緊密聯系，綜合考慮納稅人的婚姻、年齡、健康以及家庭情況，由此確定相應的扣除標準。在政策的制訂上向社會低收入群體傾斜，將關注的重點集中于中高收入階層，以此更好發揮收入調節作用。
（2）應適當采用家庭申報制度，以整個家庭為納稅申報單位，根據不同家庭的收支情況確定稅收負擔，以此來避免家庭收入來源集中于一個人所導致的稅收不平等。
4.改進稅收監管體系
（1）將納稅編號與納稅人個人信息對接，建立完善的現代化信息網絡管理平臺，推動稅收征收管理工作科學化和規范化進程，努力做到個人信用消費、財產登記和收入申報等全程監控。此舉既便于個人所得稅征管，也有助于防范和打擊腐敗、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
（2）明確相關部門的職責，全面落實各項監管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強化相關部門支持協助稅收工作的硬性約束，為個人所得稅征管營造一個好的外部環境，加強宣傳教育，敦促納稅人了解并遵守納稅規則。
（3）加大檢查和懲處力度。個人收入的多元化、隱性化，使得稅務機關在征納博弈中無法掌握完全的個人收入信息，即所謂的信息不對稱。納稅人是個人收入信息的掌握者，要使納稅人如實向稅務機關提供收入信息，必須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使納稅人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主動向稅務機關申報收入信息。而實施嚴厲的懲罰措施，并使稅收懲罰成為可置信威脅是稅收激勵機制形成的首要條件。必須保證適當的檢查面，并且加大懲處力度，增大逃稅的預期風險和機會成本，才能保證稅收。為此，應增加個人所得稅稽查人員，通過培訓提高稽查人員的業務水平；加大投入，改善稽查機構的裝備。
參考文獻：
[1]岳樹民，李建清等《優化稅制結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
[2]陳效 對改革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的思考和建議.稅收經濟研究，2011（2）.
第8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內容提要：納稅申報是現代稅收征管流程的中心環節，也是我國現代化征管目標模式的基礎和重點。2001年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及2002年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制度。本文對我國現行納稅申報制度進行評析，并借鑒國外納稅申報制度的成熟經驗，提出若干建議。
關鍵詞：納稅申報稅收征管評析
一、對現行納稅申報制度不足的分析
（一）納稅申報的法律規定尚顯粗陋，缺乏可操作性
納稅申報在《稅收征管法》僅規定了3個條文，《實施細則》也只有8個條文，只是相當原則地規定了納稅申報的主體、內容和方式，對于將稅務管理與稅款征收緊密相連的中心環節——納稅申報而言，確實過于粗疏，納稅人僅依據法規條文難以理解與掌握納稅申報的全貌與具體程序，這使得納稅申報缺乏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將大部分的規范空間留待稅收行政機關以部門規章的方式解決，又使納稅申報的法定性大打折扣，不僅與稅收法定主義的原則不符，納稅人權利也難免在具體程序操作中受到侵害。
（二）納稅申報控管不嚴
盡管我國稅收征管法明確規定納稅人無論有無應納稅款、是否屬減免期，均應按期報送納稅申報表。但實踐中，由于我國稅務登記制度尚未覆蓋到每一納稅人，僅僅是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是稅務登記的重點，稅務登記證件及相關制度的管理也只能在這部分納稅人身上發揮納稅申報的監督作用。而大部分的個人納稅者難以為登記制度所控管，自行申報也就缺乏制約機制。隨著我國個人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上漲，所得來源的日趨復雜化，納入自行申報范圍的個人納稅者將越來越多，如何對這部分納稅人進行納稅申報的監督管理成為立法和實踐急需解決的問題。
（三）申報方式選擇尚受限制
修訂后的《稅收征管法》賦予納稅人自由選擇直接申報、郵寄申報、數據電文申報的選擇權，但隨后頒布的《實施細則》卻限定了這一選擇權的行使，明令經稅務機關批準，納稅人方可使用其選擇的申報方式。這對于信息化建設尚處進程中的我國也許實際，然而卻違背了下位階法不得與上位階法相抵觸的立法原則，而且有背原立法條文的立法意旨。稅務機關當前應關注的是如何加快稅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設，提高稅收征管計算機應用技術，以適應變化的經濟環境，提高申報效率，減輕納稅人的申報成本。
（四）申報業務發展滯后
目前，我國稅務業務仍停留在試行階段，發展現狀不容樂觀。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稅務獨立性差，主要依靠稅務機構的權力和影響力開展工作，公正性難以保證；稅務業務不規范，行業自律性差，官方監督不夠，造成稅務人素質良莠不齊，服務質量不高。稅務機構對稅務機關的親緣性而對納稅人權利的漠視造成納稅人對其缺乏信任感，使稅務市場出現有需求但無吸引力的尷尬局面。業務遠遠落后于市場經濟發展、利益主體多元化、稅源結構復雜化對申報服務的需求。
（五）納稅申報服務有待完善
對納稅人權利的維護一直是我國稅法建設中的弱項。2001年修訂的《稅收征管法》集中規定了納稅人在稅收征管中的諸項權利，使得我國納稅人權利在立法上大有改觀，然而如何將這些權利落到實處，則是新時期稅收征管工作中需積極探索和實踐的問題。納稅申報的瑣碎、細致和經常性使得這一環節中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需求異常突出。如申報中的服務質量和保密義務是納稅人反映較多也最為敏感的問題。如何改善申報環境，提供便捷、優質的申報服務，培養自覺的服務意識是稅務機關需認真思索和改進的問題。
二、完善我國納稅申報制度的建議
針對以上幾方面問題，借鑒國外納稅申報制度的成功經驗，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納稅申報制度可作以下改進：
（一）完善納稅申報立法
針對法律條文過分粗疏、在短期內再次修訂《稅收征管法》又不太可能的情況，建議由稅收征管的主管部門國家稅務總局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制定納稅申報的統一、詳細的實施辦法。長遠之策應該是進一步完善《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中有關納稅申報制度的規定，使其更具執法剛性和透明度。但現實的權宜之計，是由國家稅務總局根據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及立法意旨，提煉散布在各稅種法中的納稅申報的共性規范，同時總結實踐經驗和成功做法，與《稅務登記管理辦法》相并行，制定《納稅申報管理辦法》，明確并區分申報主體、申報內容、申報期限、申報方式、申報程序以及罰則，便于稅務機關統一行政，也便于目前稅法意識與稅法知識尚顯單薄的納稅人全面理解、系統掌握，提高納稅人在申報中的意識和遵從度，實際申報才不會勉為其難。對于應嚴格管理的延期申報明確申請條件，要盡量縮小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空間，增加延期申報適用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修正申報是涉及納稅人責任承擔和稅法正確實施的一項重要制度，這方面我國目前在法律法規層次尚缺乏明確規定，可考慮在稅收行政規章的層次先期予以規范、補缺，在下一次《稅收征管法》修訂時上升到法律層面。
（二）改進申報方式的多樣化選擇
申報方式直接決定稅務機關的征收成本和納稅人的奉行成本。西方國家對此高度重視，積極調動各方面力量提高申報效率。郵寄申報、電話、傳真等電子申報方式在西方國家極為普遍，隨著計算機應用以及網絡的普及，網上申報成為各國申報方式發展的主流趨勢。如瑞典電子計算機的使用范圍已經覆蓋了所有稅種的登記、申報、繳稅、復核、研究等方面。巴西推廣網上申報，大大節約了時間和人力，征稅成本也大為降低。英國目前也正在大力推廣網上申報，為納稅人申報提供多樣化方式選擇。我國應盡快取消申報方式的批準制，讓納稅人充分享受申報方式自由選擇的便利性。在加強稅收信息化工程建設的同時，重視對網上申報方式的試行和推廣，并積極探索個性化申報服務。這對于納稅人權利的保障，現代化征管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重要課題。
（三）大力推行稅務申報
一個成熟的“征管市場”，一定有稅務人忙碌的身影。稅務業務在發達國家極為普遍與繁榮。現代稅制的復雜、稅法的繁瑣以及稅額計算、扣除的專業性均使得理性的納稅人積極求助于具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從業經驗的稅務師、稅務律師等稅務職業人。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正是在此契機下發展和完善各自的稅務制度。大部分國家均制定專門的稅務法規，對稅務的業務范圍、從業人員資格認定以及法律責任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如日本的《稅理士法》，德國的《稅務咨詢法》、法國、韓國的《稅務士法》等。其共同特點也很明顯，即稅務人處于中介地位，遵循獨立、公正的準則，服務于納稅人權利保護，忠實于法律的正確執行，實現征納雙方有效的溝通和交流。我國當前應借鑒國外相關的成熟立法，制定我國的《稅務師法》，從法律層面規范稅務人資格認定與考核、職業規范與懲戒，積極引導稅務制度的健康發展。嚴格稅務師和稅務機構的審批制度，加強行業監督，扶植行業自律性管理，在提高稅務人業務素質的同時，加強職業道德規范教育。規范稅務業務范圍，梳清稅務機構與稅務機關的關系，使之保持獨立、公正的立場，以幫助納稅人正確、適當、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推動我國納稅人自行納稅申報制度的健康發展。
（四）加快稅收信息化建設，強化申報控管
我國自行納稅申報制度的有效推行，離不開稅收信息化建設。國外廣泛應用計算機、通信和網絡技術進行登記、申報、征收、稽核的全方位管理。大型的計算機信息處理中心與有關行政部門的聯網、信息共享，以及計算機在資料收集、分類、整理、貯存、交換、傳送以及申報表審核、稅款征收、匯算清繳、稅款退回、稅務審計等方面的應用，都使得納稅申報的效率與正確率大為提高。美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均有稅收征管中運用計算機技術的成功經驗，美國現行的稅收信息系統模式就很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我國當前推行的金稅工程尚屬狹義，局限于增值稅的稅控管理，應盡快致力于廣義的金稅工程的建設，即稅務系統運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通訊技術，提高征管質量和決策水平，規范稅務執法行為。增強為納稅人服務意識而實施的稅務管理信息化建設，它包括稅收業務管理信息化、稅務行政管理信息化、外部信息交換管理信息化和為納稅人提供及時、有效、優質服務。其中，稅收業務管理信息化內容涵蓋所有涉稅事務處理的電子化和網絡化；外部信息交換管理信息化包括加強與國庫、銀行、海關、工商、財政、審計、企業等方面的聯網，并實現多種形式的電子繳稅和電子結算。
為加強申報控管，當前我國的納稅申報制度尚需稅務登記制度和稅務稽查制度的有效配合。稅務登記制度應將個人納稅者的登記監管納入其中，借鑒西方國家經驗，加快我國納稅人識別號的全面覆蓋率，通過稅務信息一體化建設，實現稅務機關與工商、金融、物價等部門的信息交流與共享，加強對申報不實、申報不當及漏報的控管。
（五）改進申報服務，增強服務意識
廣義上的金稅工程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增強為納稅人服務意識，為納稅人提供及時、有效、優質服務。這包括加強服務硬件建設和加強服務軟環境建設互動的兩方面。服務質量、服務意識、服務理念應逐步提升，為納稅人服務的理念應貫穿于征管工作中的每一環節，納稅申報環節應著重探索申報咨詢服務和申報方式改進。國外非常重視納稅申報服務，計算機技術在提高征管機構工作效率的同時，也在為納稅人服務方面發揮積極功能。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均在網上為納稅人提供納稅申報咨詢服務，積極探索個性化申報服務方式。這種服務意識和服務方式正是我國稅收征管工作急需改善之處。今后征管工作的重點應是致力于提供豐富、便捷、個性的納稅申報服務，將《稅收征管法》總則中賦予納稅人的權利落實到納稅申報的具體環節中。稅務申報網站、稅務信息服務以及納稅申報軟件開發均是服務的手段和介質。納稅人的納稅意識、主動自覺的申報意識除依靠完善的法規、嚴格的管理外，稅務機關的優質服務、良好形象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動因。
第9篇：稅收法定原則論文范文
關鍵詞：增值稅；增值稅費用；遞延進項稅額；遞延銷項稅額
一、增值稅會計的含義及其類型
（一）增值稅會計的含義
增值稅會計是在遵守現行增值稅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用財務會計的方法對增值稅涉稅業務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向相關使用人提供增值稅核算信息，是稅務會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增值稅會計的類型
增值稅稅務會計模式與各國的增值稅法立法背景、立法程序以及會計規范方式等息息相關，目前全球增值稅會計會計模式可以分為三種類型：財稅分離模式、財稅合一模式和財稅混合模式。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會計核算采取的是財稅合一的核算模式。
二、我國現行增值稅會計體系
（一）會計目標
增值稅會計是對增值稅涉稅業務的會計處理體系，它與財務會計的目標相協調，即“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受托責任觀”更加側重于強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決策有用觀”更加側重于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
（二）會計對象及要素
增值稅會計要對經濟事項從開始到價值的形成以及稅款的繳納這一系列的資金運動過程進行核算、反映和監督。所以，增值稅款的形成及繳納過程中的資金及資金運動就是增值稅會計的核算對象。
（三）現行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
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會計采取財稅合一的核算模式，具體核算原則為：以稅法為準繩，會計準則與稅法不一致的差異要進行納稅調整。一般納稅人在進行具體會計核算時，在“應交稅費”一級科目下設置“應交增值稅”、“未交增值稅”二級科目，并在借方設“進項稅額”、“已交稅金”、“轉出未交增值稅”等專欄；在貸方設“銷項稅額”、“出口退稅”、“進項稅額轉出”、“轉出多交增值稅”等專欄分別核算。
三、我國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存在的問題
（一）進項稅額不同處理方式產生的問題
1.相關資產的成本計量不符合歷史成本原則
根據我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一般納稅人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等合法扣稅憑證后，其進項稅額可以抵扣，會計處理時將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標明的買價計入了相關資產的成本，而隨買價一起支付的進項稅額則計入了“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科目，導致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賬面上記載的購買資產的成本并不是其支付的全部價款，從而違背了企業會計準則中的歷史成本原則。
2.同類資產成本不可比性
對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而言，其在購進相關資產時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與取得普通發票兩種情形不同，其資產賬面價值就會不同，因此導致即使是同一企業，其同類資產的購置成本也可能不同，因而缺乏可比性。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實行憑票抵扣進項稅的辦法，小規模納稅人無論是否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其進項稅額均不得抵扣，不同的計稅方式下的會計計量結果會導致不同增值稅納稅人的相關資產的成本缺乏可比性。
（二）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的差額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增值稅稅負
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會計信息應當符合配比的原則，而目前按照稅法規定計算的當期銷項稅額基本上遵循了權責發生制原則，以當期的銷售額或者視同銷售的金額為依據計算確認，而增值稅進項稅額的確認則是依據企業的購貨成本而不是企業當期實際消耗成本，因而可能會導致企業當期確認的銷項稅額與當期實際抵扣的進項稅額的差額并非因銷售而實際應當承擔的稅負，也違背了財務會計的配比原則。
（三）企業的增值稅稅收負擔沒有作為費用反映在利潤表中
在我國，由于增值稅作為一種價外稅存在，因此企業增值稅稅負無法像營業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一樣反映到利潤表中，因而利潤表中的利潤是排除了增值稅稅負影響后的利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違反了會計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
四、我國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的改進和完善
（一）進項稅額應計入采購成本
為使納稅人資產的購置符合歷史成本的原則，企業在購進資產的環節無論是否取得增值稅合法扣稅憑證都可以做如下會計處理：按價稅合計借記“原材料、材料采購、固定資產”等科目，貸記“應付賬款、銀行存款”等。增設“遞延進項稅額”科目，若企業取得了合法扣稅憑證，且屬于法定扣稅范圍時，借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貸記該科目。該科目借方則登記本期商品銷售成本中所含的進項稅額、視同銷售貨物成本中所含的進項稅額以及按稅法規定計算的當期進項稅額轉出金額。
（二）增設“增值稅費用”科目
為體現增值稅稅負，需增設“增值稅費用”一級科目，該科目。該科目借方登記本期確認的銷項稅額，貸方登記本期銷售成本所含的進項稅額，該賬戶為損益類科目，會計期末講其余額轉入“本年利潤”科目，從而體現會計意義上的增值稅費用。
（三）對期末納稅差異的調整
本著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完整性原則，增值稅會計核算需要記錄稅法與會計對增值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確認不同而形成的暫時性差異，當納稅義務已經產生而依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尚不符合收入確認條件時，需要借記“遞延銷項稅額”，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企業發生按照稅法規定需要做進項稅額轉出的經濟業務時，期末需要進行增值稅納稅調整，借記“遞延進項稅額”，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轉出）”；發生按照稅法規定需要視同銷售的經濟業務時，借記“增值稅費用”，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
（四）增值稅會計信息的披露
基于以上分析，在目前我國增值稅會計核算模式下，由于無法準確測算出企業的增值稅負，所以會計系統無法對與增值稅有關的會計信息進行詳細的披露，如果依據增值稅“費用化”的理論，以實現財稅分離，那么對增值稅明晰的披露就有了可能，為了完成這一目標，我國需要對現行增值稅會計的核算方法進行改進，制定統一的增值稅會計核算標準和增值稅會計準則，進一步規范企業增值稅會計確認、計量和披露。（作者單位：山西省陽泉市盂縣恒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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