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商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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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民商法 經濟體制 價值體現
一切社會活動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之上的，經濟活動亦是如此。民商法是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結合體，構成了市場經濟的標準規范，能夠有效保障市場經濟活動的運行狀態，有效避免市場經濟的局面失控。
一、現階段經濟條件下我國民商法的理論基礎
（一）民商法以市場經濟理念作為指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在經濟理念上就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種思想層面的質變，難免會讓人們對新型市場經濟活動產生新的看法及觀念，并且會產生一些不正常的違法行為，因此，建立以市場經濟理念為思想指導的法律法規，成為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這種市場經濟理念的指導下，民商法應運而生，通過不斷的內容完善，使其逐漸成為了市場經濟活動運行秩序的核心。
（二）民商法以依法治國作為基本理論
所有市場經濟的運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法律文明的建設，在我國，法律文明建設的核心即是依法治國。而民商法也將依法治國作為其發展的基本理論指導，同時取得了不錯的發展成果。在我國市場經濟法律建設體系中，民商法的作用非同尋常，在我國相關立法部門，民商事立法所承擔立法任務最重。從財產利益關系方面到社會民事管理方面，民商事立法都是以依法治國作為基本理論方針，進而在市場經濟運行中不斷地完善。依法治國基本理論的確立，提高了民商法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同時提高了人們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主體意識和維權意識，使人們了解民事權利對自身的重要性，學會使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并形成基本的法律信念。
（三）民商法以私法作為核心依據
私法作為市場經濟法律制定的依據，對相關經濟法來講具有決定性作用。而私法是相對于公法而言的。公法主要涉及到是公共性權利，其在上下級管理關系方面的作用具有很明顯的強制性。而私法則主要涉及與公法相對的個人方面的利益及權責，特別強調了個人之間相互平等關系，其中民商法就歸屬于私法范疇領域。主張在市場經濟中的公平、公正和誠信原則，同時也是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下民商法最基本的原則。由此，保護民眾個人的經濟利益，明確經濟權責，實現市場經濟活動的平等公正，就成為了民商法的核心依據。
（一）價值根本——以人為本
大多數人都具有較強的私利性，而人類的私欲正是通過在社會中的優勝劣汰來滿足的，而這種優勝劣汰的過程需要法律進行約束，否則就會引起社會混亂。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私欲的體現更為明顯，民商法就是以約束者的身份存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活動是基于人的自由交易進行，如果沒有人在商品數量個種類方面需求上的變化，商品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種類繁多，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也不會這樣形式復雜，這也同時要求人們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不斷進行嘗試和創新，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想象能力想象，進而創造出更多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商品。以上這些與民商法相關的內容其實都是遵循一個根本，即以人為本，這也是民商法的價值根本所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并不是依靠對未來發展可能性的預測，而是在于人類對現有知識的控制以及對當前發展形勢的把握，只有將當前擁有的把握住，才有可能繼續創造新的文明。而當前所擁有的所有事物都是以人作為主體，因此，必須要將人的價值把握住，才把握住社會的發展節奏，其中包括人的利益、權責以及關系等方面，這也是民商法在我國經濟中的價值根本。
（二）價值核心——市場調節
在我國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民商法即是通過對我國社會中各主體之間關系的調整，通過強制性的法律手段，將市場經濟中最基本的要求確立下來，以便更有效地分配社會經濟資源。換句話來說，民商法的價值核心就是在于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根據市場經濟發展中自由競爭的規律，優化資源的配置。因此，需要根據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價值要求來確定民商法的價值取向，同時，該價值取向還應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價值目標相一致，才能將民商法更好地融入進社會經濟市場中，更便于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法律職能。
（三）價值理念——自由競爭
為加強市場經濟的平等性，更好地維護民眾的經濟利益，民商法需要將自由競爭納為其主要的法律保護涉及范疇。自由競爭一方面在民商法中集中表現為對人民權利的有效維護，這主要是因為權利決定了其在法律層面上具有的利益，享受權利就相當于主體能夠按照自身的意志決定相關利益的歸屬問題，并且由法律保護不受外界力量干涉處分該相關利益而不受其他力量的干涉。另一方面，自由轉變為自治，需要主體按照自身意志進行自我負責和約束。目的在于在保障經濟活動正常運行，不受政府等外界力量干擾、支配，完全由個人決定體現出自由競爭的價值。而自治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法律行為來完成，而這種法律行為需要通過一定法律制度進行，以保證其規范性和有效性。因此，民商法需要根據自由競爭理念，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市場經濟問題，通過主體的自我意志來確認市場經濟與法律的關系，從根本上發揮自由競爭的價值，從而體現出民商法自身的價值理念。
三、現代民商法在我國經濟中的價值體現
（一）民商法保護民商主體的營利化價值
商主體一般指的是商戶個體在一定的法律法制規范下，從事的一定的經濟活動，主要以個人或者組織的形式存在，并在從事商事活動的過程需要承擔一定的法律義務。商主體根據從事活動的不同所具有的法律關系和成為的角色也是不同的，一般從事商業活動的，按照商法規定進行的都是商事主體，并且具備一定的商事法律關系；相反，一般從事民事活動的，按照民法規定進行的則都是民事主體，同時具備一定的民事法律關系。正是基于此，民商法才得以確定民事和商事的法律地位關系，進而實現民商主體的營利化價值，因此，民商法是民商主體法律地位確定的重要法律依據。
（二）民商法有利于交易順利實現
不管什么商事活動，商主體的商品交換的目的都是在交易的過程中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得到做大的利潤匯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商事法律的要求能夠滿足兩個方面，一方面，商事法律能夠縮短交易的實踐周期，提高交易的進行效率；另一方面，商事法律要求最大限度的降低交易成本。而民商法完全能夠滿足這兩個方面的要求，通過預先設置規定多種交易方式，不但對交易的方式作出了規定，同時也對交易的客體作出了定型。預先設置的交易方式不會隨著交易的類型、交易的時間、交易的地點的改變而改變。民商法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交易的客體實現定型化和商品化，同時對交易過程的各個環節都做了具體的法律規定，這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交易各個環節的正常進行。另外，民商法在效率上確定了短期時效制度，通過縮短交易的時間能夠有效減少交易進行中個環節出現的問題，提高交易進行的順利程度。
（三）民商法有效保障了交易安全度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商事活動的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內容上也變得繁瑣復雜同時商事活動的范圍也在不斷的擴大，給商事活動增添了很多問題和矛盾。另外，商事活動進行的風險也在逐年增加，這些風險會使商事活動在交易過程中產生一定的不安全因素。而民商法通過對商事活動的交易流程制度的規范，能夠緩解商事活動中出現的矛盾，消除不安全因素，有效提高商事活動的安全度。民商法對交易的主體和客體制定了嚴格的責任和義務制度，同時對交易的各個環節做出了詳細的法律制度規定。例如，民商法在企業證券方面做出的相關行情規定，不但保證了商事活動主體的法律效益，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商事活動的安全程度，促進該商事活動的發展運行。
（四）民商法捍衛了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原則
第2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哈爾濱理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摘 要：我國現實和未來都是民商合一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民法和商法教學應緊密銜接，教師應具備整體性思維，避免人為割裂二者的密切聯系，這在合同法教學中尤為顯著。現代社會，商法逐漸擴張，商法教學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針對我國缺乏成熟的商法總論情況下，借鑒外來的交易教學法、案例教學法、診所教育等方式培養學生的商法思維和技能就顯得尤為必要，而小班上課使得這些措施的推行成為可能。自然，教材改革也成為必然。
關鍵詞：民商合一；合同法；整體性思維；商法技術；商法理念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5）07-0055-02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簡介：王立兵（1973—），男，遼寧建平人，哈爾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民商法研究。
基金項目：哈爾濱理工大學2013年教育教學研究項目“民商合一背景下的民商法課程改革研究”（B201300034）
一、問題的提出
民法與商法均為教育部確定的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在司法考試中更有“得民商者得天下”之謂。民法和商法關系密切，學科上將二者合稱為“民商法學”。然而，一方面，民商法教學在具體課程設置上存在過于偏重民法而輕商法的事實；另一方面，商法與民法教學基本上處于割裂狀態。而事實上，我國基本上屬于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以合同法為著例。無論講授民法還是商法都不可能越過合同法。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部分由于商法思維不夠的原因，合同法被當成了純民法的范圍，而商法則被限定在公司、破產、證券、票據、保險、海商等制度范圍內。這樣做的后果是，未來的法律人在合同法司法實踐中往往缺少商法思維，并可能導致法律適用錯誤。
因此，基于我國民商合一的現實，民商法學教學工作者應尋求民法和商法教學的無縫銜接，即民商法學整體教學觀，并適度增加商法課程教學比重，同時調整既有的商法教學計劃，最終達到培養具有商法思維，熟諳商事規則，適應社會需要的法科學生的目的。
二、民商合一背景下的合同法教學
（一）合同法的商法屬性
1.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合同法形式上沒有區分民事合同與商事合同，統一適用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且不論其營利與否。如借款合同既適用于自然人之間借款，也適用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主體的借款；保管他人之物既有保管合同也有倉儲合同。因此，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
2.合同法整體上是商法。盡管就形式而言，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但究其實質，整體上是商法。換句話說，合同法是以商法為基調的。但是，合同法的商法屬性學界則很少提及[1]，相當的合同法主講教師也未注意到。
就立法沿革來看，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于1999年通過，它是在此前的《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分基礎上整合而成。在該法出臺初期，習慣上稱之為“統一合同法”。既然《合同法》與此前的三個合同法是承繼關系，則后者必然在《合同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無論是從立法名稱，還是適用范圍，此前的三個合同法都明顯屬于理論上的商法。進一步的佐證是，《合同法》借鑒了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許多規則，其商事化程度更加惹人注目[2]。
就合同法適用主體范圍而言，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第2條是關于合同定義與合同法適用范圍的規定，共兩款。第1款：“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第2款：“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前款看似不分主體，不論營利性與否，既適用于民法，也適用于商法，然而由于第二款明確排除了身份性協議這類純民法協議，因此該條最終確立了商品交易規則的基調。毫無疑問，商品交易的規則主要是商法的領域。
根據《合同法》第9條之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權利能力”顯然針對法人而言，因為自然人權利能力平等，無需單獨強調。此點與《民法通則》區別判然若揭。可見立法本意是突出合同法商法屬性，或者說是以商事合同為基調的。
就合同法內容安排而言，合同法以商事合同為主。格式條款規則、融資租賃、倉儲、運輸、行紀以及間接等是商事營業的著例。不僅如此，即便在那些既適用于民事合同也適用于商事合同的場合，商事合同為基調的安排也至為明顯。《合同法》第12章“借款合同”共16條，關于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的規定僅有兩條零一句話，且安排在最后。立法顯然是為凸顯合同法商法的屬性，自然人借款合同僅作為例外性規定而已。
（二）合同法教學應主動傳播商法理念
以此為背景，教師應該在學生尚未接觸商法前，利用合同法教學這一寶貴的時機適時播下商法理念的種子，為其民法和商法學習的銜接打好基礎。
商法理念集中體現在商法的基本原則，如維護交易安全原則、追求交易效率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教學中，教師應積極引導學生通過表見、表見代表規則發現“外觀主義”，以初步理解維護交易安全原則；引導學生通過買賣合同中的質量異議期、試用買賣中沉默規則、間接中委托人的介入權等制度的學習，初步理解交易效率原則；引導學生通過“格式條款”解釋規則與附隨義務規則等的學習，進一步理解誠實信用原則。此外，在顯失公平規則學習中，通過統計分析，引導學生該規則在實踐中較少運用，從而推知商法的技術性，而較少倫理性。
按照這一思路，在合同法教學中，可以引導學生積極研討相關規定的合理性。比如，委托人任意解除權問題，其實宜限定為民事合同領域，而不適用于商事合同領域；又如，格式條款規則也應限縮解釋為適用于消費合同，側重于弱勢主體保護，但對于平等的商人之間，則因其都具有相當的經營經驗及知識，有足夠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無政策傾斜保護的必要[3]，否則有違商事誠信原則。再如，作為合同的保證，在商法中以連帶責任為典型，但在擔保法中卻不分具體情況，凡約定不明就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對于民事保證未見妥當。此外，關于民間借款利息計算的限度問題也可以重新評價。民間借款既有日常偶然的生活小額借款，也有商人間生產性較大數額借款，對于后者不應嚴格限于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
這個傳播和培養商法思維的過程，也使得學生逐漸認識到：盡管民商合一是一個趨勢，但是在歷史的特定階段或者特定領域，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色，不可能完全同一。
三、商法教學側重商法理念和技術
商法的技術性特點決定了商法教學培養目標應定位于職業訓練，但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商法思維，后者是商法理念的載體。
在英美法系，由于缺少系統的成文法典，注重經驗主義和實用哲學，商法比重較大，且涉獵廣泛，內容龐雜，在以案例教學法和診所教育為主導的教學方法指導下，學生浸染其中，對商法理念、技巧掌握效果顯著。自1984年吉爾森教授在《耶律大學法學雜志》上《商業律師的價值創造：法律技能與資產定價》，首次提出交易教學法的概念框架以來，交易教學法日益受到重視。這篇論文是哥倫比亞大學交易課程指定的必讀文獻。在哥倫比亞大學，每學期有超過150位學生競爭交易課程的50個名額。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交易教學法的實施主要通過交易課程以及交易工作坊兩個層次展開。不同于診所教育模式，交易教學法更側重商事非訟業務，還原了商事活動的綜合體，因而更有助于職業訓練。
大陸法系民、商法關系上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模式。盡管民商合一是歷史趨勢，但主流的民商法教學仍將民法和商法分別開來。這對于民商分立的國家一般不存在問題，因為民商分立的國家存在著商法典，其中的商法總則是理論的抽象，相應地，商法教學首先就是對商法總則的理論進行講授；民商合一的國家沒有商法典以及相應的商法總則，講授商法對教師的知識水平和講授技術性安排都提出了較高要求。筆者的理解是，教師應具有大民商的整體性思維，即民法教師應關注商法的發展，反之亦然，不可固步自封。整體性思維的形成賴于扎實的體系教育以及教學實踐中有意識地培養，而教師在民法和商法教學中適當進行輪換則是必要路徑。
我國雖立法堅持民商合一的思路，但在民商法教學中卻堅持將商法學作為一門核心課程進行講授。按照大陸法系的傳統，商法的學習自然不能缺少商法總論，但由于沒有民商分立前提下的商法總則為依據，故在商法教學過程中，理論和立法實踐嚴重脫節。特別是商法總論先于商法分論的學習，對于缺乏感性認識的的初學者而言，其接受程度大打折扣。從國內各種法學專業的商法教材體例看，其均或多或少地含有商法總論的內容，基本都是介紹或評價國外的立法例。由于總論脫離了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而分論則與立法和司法實踐緊密相聯，故商法總論未能指導商事立法和司法實踐，總論與分論“兩張皮”現象非常明顯。
本科生的知識結構和社會閱歷決定了他們對簡單的實踐更感興趣。筆者所在單位，診所教育開展得較有特色，學生參與度較高。當然目前的診所教育受制于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能力還主要局限于簡單的民事訴訟和民間糾紛調解；也有個別教師對類似于交易工作坊式的教育實踐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指導學生親歷公司設立和章程設計。目前，普遍實行小班上課的作法也給難以融入我國教學的案例教學法提供了新的機會。這些有益的探索表明英美法系的商法教學模式更適合我國的現實需要。當然，與此相適應，我國的商法教材整體上需要轉型，注重技術層面，解決實際問題，從而使學生從實踐中讓感受商法的魅力，并由此點滴培養其商法理念。
參考文獻：
[1]黃積虹.完善我國合同法之商法內容的思考[J].東南學術，2013，（5）.
第3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從經濟法產生﹑法律部門劃分標準﹑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經濟法的重要作用出發，擬探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經濟法”這一概念的出現和使用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法在我國發展的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筆者通過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以期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一、從經濟法的產生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1775年撰寫的《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度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壟斷市場的傾向日漸顯著，產生了各種市場弊端，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加強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國家對自由市場干預的法——經濟法應運而生。
從上面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見經濟法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雖然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后性，易導致不正當競爭及壟斷行為產生等弊端，為保障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同時發揮市場及國家必要干預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經濟法既在微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規制，又在宏觀方面對經濟進行整體調控的特性，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門不能替代的。
二、從法律部門的劃分標準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門，一般而言是指調整因其本身性質而要求有同類調整方法的那些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法學理論界，對法律部門的劃分標準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一元說”，是僅以法律調整對象的不同作為劃分標準。因為這種劃分標準過于單一，無法對紛繁復雜的法律體系做出較為科學的劃分，這種學說已為學界所拋棄；一種是“二元說”又稱“主輔標準說”，這種劃分方法由前蘇聯法學家提出，至今仍被許多學者所接受。“二元說”以調整對象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依據。其中，調整對象標準是調整同一性質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一個法律部門，而調整方法主要指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的確定方法。
（一）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對象
經濟法是調整發生在政府、政府經濟管理機關和經濟組織、公民個人之間，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這一點決定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社會公共性，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不是一般的經濟管理關系，而是具有社會性的經濟管理關系。具體而言有兩大類：
1、微觀經濟管理關系。微觀經濟管理關系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是政府或政府授權部門在建立和維護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中形成的管理關系。它主要發生在政府及其授權部門與市場經營主體之間、社會經濟團體與市場經營者之間，包括在稅收征管、金融證券監管、貿易管制、價格監督、技術監督、企業登記管理、交易秩序管理等活動中產生的經濟關系。建立和維護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秩序，就必須由國家對市場經營主體的行為進行管理和干預，而且也只能由國家進行管理和干預。為此，我國已相繼出臺了一大批此類法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等。
2、宏觀經濟管理關系。宏觀經濟管理關系是具有社會公共性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及其法定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實施對國民經濟與宏觀管理調控，而發生在宏觀經濟領域里的經濟管理關系，主要包括在計劃和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國家經濟預算及其主導之投資，稅收、金融、物價調節，土地利用和規劃，標準化管理等活動中產生的經濟關系。
實行宏觀經濟法律調控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趨勢。當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甚至到了大規模的程度。在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中必須要建立、建全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以推動社會進步。
因此，我們說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管理關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門的調整范圍無法涵蓋的。
（二）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方法
經濟法的調整方法的獨特性是許多學者予以否定的，因為我們在大量的經濟法的法律法規中看到的調整方法（即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主要是采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是對這三種責任方式的綜合化和系統化，但是法律責任方式的種類是有限的，它們已經被業已存在的法律部門所采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現象，也只能采用這些種類有限的責任方式，而且這種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的調整方式又恰恰在一個方面說明了經濟法調整方式的獨特性。
隨著社會經濟和法制的發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調整手段被“挖掘”出來，適用于經濟法領域，諸如程序的、褒獎的、社會性的，等等。我國學者對此研究得較多的是獎勵手段（也有將其稱為褒獎手段）。另有一種新型的法律調整手段，有著作將其稱之為“專業暨社會性調整手段”，包括專業調控及專業約束和制裁。勿庸置疑，傳統調整手段和這些新型調整手段，構成了經濟法這種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門的獨特的調整方法。
三、從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因為他們或認為經濟法僅為民商法的補充，或認為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為了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我們就必須對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的關系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一）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民商法的相同點在于，主體中均包括企業、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并且都涉及對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的調整。
它們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1、調整范圍不同。民商法主要調整平等、等價的產權關系和流轉關系，著眼于微觀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個別主體的財產及人身權益；而經濟法主要調整公共性經濟關系，著眼于宏觀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個人的人格、財產和交易關系。2、調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對于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自然人和法人，采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經濟法正如以上所述，采取了綜合性的責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證各種合法主體能夠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則參與經濟關系及從事其他活動，保證其合法意志能實現；而經濟法的根本作用是為了保證社會有一個正常、自由的競爭環境，從而使社會經濟能夠協調、穩定的發展。4、性質不同。因為民商法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是平等關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經濟法是“以公法為主，公私兼顧”的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在于，兩個部門法的調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責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管理關系。但二者的區別也是相當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1、調整范圍不同。行政法調整的是關于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社會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在協調經濟運行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雖然二者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但調整經濟關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樣。行政法調整微觀經濟關系，是對個別、具體、特殊的經濟關系的調整，經濟法則調整宏觀經濟關系，主要包括稅收關系、金融關系、計劃關系、財政關系等，是國家從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考慮對經濟所作的調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調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責任方式為主；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則不同。行政法的原則是依法行政、廉潔高效；而經濟法以維護公平競爭、平衡協調及責權利效相統一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國家本位法；在經濟法中，國家干預經濟活動是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在現有基礎上更快地發展，所以經濟法是社會法，為了維護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產生。5、國家權利大小不同。行政機關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會關系，使行政活動成為一種純粹的社會活動和組織活動，因而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往往無具體明確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機關就享有較高的自；而在經濟立法中，法律法規的最根本依據是客觀經濟規律，經濟法是對客觀的、固有的、穩定的經濟規律的一種反應，因此國家在頒布經濟法和執行經濟法時的自較小。
四、從經濟法的重要作用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這一法律部門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應運而生的，不是任何法學學者的臆造，它在促進、穩定社會經濟發展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門法都不可替代的。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法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國有經濟的法律法規，在法律上確立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主導地位。國務院的《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等有關法規有力地保障和促進了集體經濟的迅速發展。《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和《個人獨資企業法》等經濟法規對扶持城鄉個體經濟和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法規的制定，改善了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推動了“三資企業”的迅速發展。
（二）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建立有中國特色、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經濟法對于反映經濟規律要求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及相關措施做出明確規定，使其制度化、規范化，這樣便能從法律上保證經濟體制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三）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經濟法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把各項經濟活動都納入法制軌道，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各自的作用，充分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益，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社會是發展的，經濟是發展的，法律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不能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時，還固守著幾個古老的部門法，否定新的部門法的重要作用。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參考文獻：
第4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現實訴求；調整對象；調整方法；根本目的。
一、國際商法之獨立性———是對現實訴求的回應。
吳經熊先生在其《法律三度論》一文中指出：每一個特殊的法律均有三個度，即時間度、空間度、事實度。這里的事實度是指所有法律均與事實有關，在邏輯上，有什么是關于這件事的法律？詢問“什么是法律”這一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每一法律均統制一定的事件，或一類的情事[1]。事實上，吳氏先生的事實度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給我們指引了一條研究法學問題的路徑，即對法律問題的探究必須回應現實的訴求，基于現實的語境來對法律樣態予以多維度的考量和解讀。因此，筆者認為，在論證國際商法獨立性①這一法律問題上，有必要從事實的維度考察其獨立性之現實訴求。據此，下文擬從三個事實維度對此問題展開分析：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際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客觀上要求一套獨立能夠規范商事活動的法律。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飛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商事活動頻繁發生，國際貿易不斷的增加，據統計：二戰后，國際貿易迅速發展，1950年國際貿易僅為607億美元，到2000年世界商品貿易總額達70000億美元，并且，當前的國際貿易的規模還在繼續不斷擴大[2],伴隨著各國間商事交往和合作密切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各國從一國內部的商事領域逐步步入世界性的商事領域，這樣必然打破一些原先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封閉性的地區商事法律、法規（實際上，早在11世紀，地中海沿岸區各國的商人團體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即開始自行制定一些規約，即所謂商人法，這種商人法就是商人們長期從事商業活動的習慣做法，這種習慣性的做法一開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區和行業，隨著國際商業的不斷發展，其影響也不斷發展，有的發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圍內通行），迫切需要產生一部能在全世界統一的大市場內能夠適用的商事法律、法規。因此，鑒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際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在客觀上必然要求誕生一部能夠在國際商業社會領域內，調整平等的國際主體從事各種國際商業活動的統一實體法律規范，即我們所稱謂的國際商法。
第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為國際商法走向獨立化提供根本性的動力支持。經濟全球化作為全球化進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促使世界范圍內的國與國之間的商事交易活動空前的頻繁與活躍。從事國際商事活動的商人們迫切的希望能夠像從事國內商業一樣，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套統一的規則，從而擺脫因適用不同國的民商法而給國際商法帶來的障礙[3]。因為法律規則的不同一，不僅將增加國際商事往來的不確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預見性和安全感，而且還會造成交易成本極大增加和效率顯著的降低，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業活動本身固有的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同一性與世界性以及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要求減少或消除各國商法法律的歧異，避免法律沖突，以便利交易的進行的需要，客觀上要求一套統一的國際性商事法律體系[4]。因此，可以這么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客觀上為國際商法走向獨立、構建一套獨有的調整國際商事領域的法律體系提供內在性的動力支持。
第三，現行諸多的國際商事條約、國際商事組織、國際商事慣例的存在，為國際商法成為獨立部門法提供技術支撐和保證。為了推動國際商事領域法律的趨同，實現法律的統一，減少國際商事交易的障礙，產生了諸多的國際商事條約，這方面的重要條約包括：1913年的《統一海難救助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1913年的《統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規則的公約》等、1930年的《統一支票法公約》《統一匯票及本票法公約》、1946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78年的《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公約。這些國際商事條約一方面在調整現行的國際商事活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積累了諸多的經驗，為國際商法統一立法，走向獨立性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推動“商法一體化”的國際商事組織存在，比如國際海事委員會、國際法協會、國際商會、國際商事仲裁法院、國際商事仲裁委員會、聯合國的國際貿易法律委員會，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這些組織的存在為國際商法的統一化、獨立化提供有力的資源保障。與此同時，國際商事習慣的大量存在并被司法適用，以及它在國際商事活動領域所具有的獨特的規范作用，使其成為國際商法的重要法律資源，并為國際商法從國際經濟法或國際私法分離提供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二、國際商法之獨立性———是符合部門法獨有的法律屬性。
法律是人類社會，尤其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人類社會內在的規律性。按照自然法學派的觀點，法律本身便來自于自然，是自然的產物，因而法律對于整個人類而言是具有一定共性的。但是，法律制度的概念性安排卻是人為的，是由不同的法學家們對法律現象作出的人為的解釋，這些法學家們從哲學、社會、經濟和歷史等不同的前提出發，就可能對法律作出不同的安排，從而產生不同的法律部門劃分結果[5]。從法理學而言，判斷一類法律規范是否從整體上構成一個法律部門，需要考察這類法律規范是否有自身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6]。但筆者認為，除了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兩大重要范疇外，基本原則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范疇。國際商法能否從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中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法，實現其獨立性，關鍵看其是否擁有獨立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和基本原則。
筆者通過考察國際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以及基本原則，可以得出國際商法符合一個部門法應有的基本屬性的結論，即國際商法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符合法律部門和法學學科劃分規律。
其一，國際商法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國際商事關系（私人間的跨國商事關系和跨國商事組織關系）。國際商法，國內有學者譯為現代商人法、新商人習慣法、跨國法、國際貿易法等。它是指調整平等主體間國際商事交易以及國際商事組織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7]。以商事關系作為調整對象，決定了國際商法的私法性質，以此將國際商法與國際公法予以區分。當然這里的商事關系，即為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包括商事關系、物權關系、知識產權關系和債權關系，而婚姻家庭、收養和繼承等民事關系不屬于國際商法所調整的商事關系的范圍，以此可以將國際商法與國際私法予以區別。（當然，盡管目前在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對于國際司法的調整對象，雖然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但主流觀點將之概括為“國際民事法律關系”[8]或者“涉外民事法律關系”[9]）。與此同時，在國際經濟法學界，對國際經濟法學的調整對象，理論界一般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總稱[10]。筆者認為，盡管國際商法所調整的國際商事關系可以說是一種經濟關系，但是，國際經濟法學中所談及的經濟關系是一種經濟管理關系，有別于商事關系中所述的經濟關系。而且，由于近代以來我國深受大陸法系的影響，并不區分商事關系與經濟關系，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在國內法上也區分了經濟關系與商事關系。因此，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商法調整對象的區別在理論上已得以證成。
其二，國際商法有自己的調整方法，即直接調整方法。
國際商法的直接調整方法是國際商法區別于國際私法的一個明顯的標志。毋庸置疑，國際私法是以解決法律沖突為中心任務，以沖突規范為基本規范，而沖突規范本身并不是直接調整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主體的實體權利與義務，其作用在于確定國際民商事關系所適用的國內法。因此，國際私法乃一種特殊的規范，其所運用的調整方法是一種直接調整方法，而國際商法則直接規定商主體在國際商事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直接規范國際商事領域商主體的行為，其調整方法是一種直接調整方法。
其三，國際商法有其獨立基本原則。國際商法的基本原則作為國際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說，國際商法的基本原則并不是對傳統商法基本原則的再繼承，也不是對國際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復制，而是國際商事交往自身特點與屬性的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性原則、國際經濟原則、平等雙贏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安全原則、發展原則。根據國際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目前，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包括：經濟、非歧視、互惠互利和適度開放的市場原則[11]。
三、國際商法之獨立性———是國際商法起源、發展、根本目的使然。
根據國際著名貿易法專家施米托夫的觀點，關于國際商法的起源、發展應分三個階段：11—17世紀是中世紀商人法時期；18—19世紀是商人法被納入國內法時期；當代是新商人法時期[7]147;很顯然，根據施米托夫教授的劃分，11世紀乃是國際商法的產生時期。在11—17世紀的中世紀商人法時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商業慣例、規則，在幾個世紀里成為西方世界商事交往的基礎，并且也成為跨國性商事交易關系的支柱性力量，直到18世紀被各國的商法所吸收，并納入其國內法。正如學者所言，這種做法使得商人法在性質上所具有的“世界性”、“統一性”、以及內容上的“公平”、“靈活”和“便捷”的特性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并不能適應商業活動本身固有的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同一性和世界性，商人法開始出現衰落[4]。但是到了19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商品貿易活動迅速增加，國際商事法律關系日益復雜。此時，單純依靠各國的國內法來規范跨國性的商事交易活動，其缺陷日益暴露，弊端日益顯現。從而在客觀上要求一套統一的規則來規范國際商事交易當事人的商業活動行為，保障其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商事關系的正常運轉。有鑒于此，國際商會、聯合國等組織以及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于1919年到1965年，為各國民商法的統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各國商事法律逐步走向國際化，比如通過采取國際多邊條約、示范法等方式，最終使得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商法領域內對立的部分逐漸趨于統一。與此同時，當前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正在向深度和寬度上的擴展，極大地推動了國際商法的迅速發展，并為國際商事規則在全球范圍內的統一，使國際商法從國際經濟法或國際私法中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提供了根本性的動力支持。
綜上述及，商人間的商事實踐活動是國際商法得以產生的內在根源，它記錄著國際商法產生、發展并且逐漸走向獨立的歷史軌跡。同時，國際商法的獨立化、規范化、體系化，對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活動，規范國際商事行為，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要順應全球化之浪潮，經濟一體化之趨勢，專門制定一套適用于國際性的商事交往規則，打破國界之劃分，使其在全球范圍內能統一規范各國的國際商事活動行為，以此消除因各國民商法的差異而給國際商業造成的障礙，從而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活動的規范化、法制化。
因此，國際商法走向獨立化、體系化是國際商法起源、發展和根本目的的必然要求，于理論、于實踐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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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法律部門的劃分，是“屬于法學范疇的學理探討，它與客觀條件之間的聯系，需由立法者（暨立法）和法學 家的主觀意志作為中間媒介” [1]由此出發，法律部門的劃分，法律調整模式的設計，應當不僅僅強調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還應當滲透著法學家的主觀意志，從根本上說，一個法律部門的成立與否。是所有構成這一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的特性決定的，法律調整模式的設計應當立足于本國的現實實踐。
一、商法的產生和發展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的習慣法， [2]它起源于11、12世紀的西歐國家，城市規模的擴大，導致了職業商人階級的產生，“正是主要為了滿足新的商人階級的需要，才形成了一種新的商法體系”[3] 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城市的發達與自治又促使商業聯盟、商事習慣和商事法院得以發展。從中世紀到近代，調整單方面商事行為的制度和法律規范日益出現并且逐漸在體系上充實起來，從而確立起商事管理、商事票據、商事公司以及銀行和商業信用等制度。至16-17世紀。為了謀求國家的富強，加強政府對商人階級的控制，各國均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將商事習慣上升為法律，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3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5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和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歐洲大陸的商事立法熱潮，是商人利益的典型體現，也是立法者秉承商人習慣法這一成型規則的傳統作法。因而，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模仿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其制法過程顯然缺乏類似于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準備。 [4]歐洲各國的商事立法，事實上不過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在缺乏理論準備下建立起來的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商法內容不斷修改和補充，成為發展最為迅速、變化最大而又最缺乏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從瑞士民法典開始，出現了民商合一的趨勢，商法典模式逐漸由個別的單行法規作為民法的特別法這一趨勢所代替。
從19世紀以來，商法賴以存在的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1、 人的商化和商化的人。人的普遍商化，使商法所規定的商人已很難與自然人和法人相區別，法國商法和德國商法分別采用了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試圖將商事法律規范與民事規范區別開來，但這種努力顯得越來越勉強。從而使得商法得以獨立存在的基礎岌岌可危。
2、 商業行為的泛化。不僅僅是商事主體出現了普遍化，商業行為與其他民事行為已經難以區分，“營利性”的標準隨著現代經濟生活追求效益性已經不可能使商事行為獨立。同時，商事行為的范圍越來越大，商法對于經濟生活的保障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 國家職能角色的轉變。現代國家集行政管理、經濟管理者與經濟參與者三位于一體，對于經濟生活越來越需要統一的調控、管理、參與，缺乏系統理論和統一性的商法不可能勝任這種需要，這正是現代商法式微的根本所在。
不僅僅是社會關系的發展如此，商法本身理論上的先天不足也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而日趨捉襟見肘，從而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首先，商法的獨立調整對象，“本質上是某種生產經營關系，此種社會關系是由營業性主體所從事的營業性營業行為所形成的，其方位包括了一定社會中生產交換和分配各階段上形成的基礎關系” [5]由此可見，商法獨立的基礎在于其主體制度及與其相聯系的商事行為上，而事實上，現實社會關系經歷了所謂‘普遍商化’的過程，營利性營業行為的范圍大大擴充， [6]“營業之種類已大為擴充，從而商業和商行為之概念范圍亦大為推廣”， [7]商人特殊身份的消失和商業的泛化，正是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之一。由此，商法獨立于民法的依據已不復存在。
其次，商法本身的體系極其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組成它的幾個法律相互之間，并沒有完整的內在聯系”， [8]各國有民商合一、有民無商、有商無民、無民無商等幾種模式。法國商法采取行為主義，即采取客觀主義，包括通則、海商、破產、商事法院各編；而德國商法則采取屬人主義，即主觀主義，包括商業性質、公司及隱名合伙、商行為、票據、海商諸編；日本商法則為總則、公司、商行為、票據、海商等編。這些法典的范圍本就不同，更何況各國對之均進行重大修改，相應頒布了不同的單行法規，更使得商法零亂不堪，“可知商法應規定之事項，原無一定范圍，而劃分獨立之法典，亦只自取煩憂……關于商法則不能以總則貫全體”。 [9]
最后，商法作為國家對經濟有限干預的產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逐步公法化的特征，“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民法所調整的常常是個人的福利，保護的是公民個人的利益關系，而商法所調整的內容常涉及公共福利，更多地保護著公共利益關系”， [10]這種觀點并未真正認識到現代民法發展的精髓。盡管商法中有眾多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規范，但僅僅表現為國家對商事行為的形式的要求，它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客觀化、表現化是一致的，傳統民法向現代民法的過渡，事實上就是民法逐漸向商法靠攏的過程，商法學者所提出的商事公法、商事私法的理論本身就反映了他們既希冀利用傳統法律部門來解釋現代國家參與調控經濟的現實，又企圖維持自由競爭時期發展而來的私法自治的矛盾心理。
商事法律規范本身缺乏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11] “商法并不超越民法的范疇，二者都必須貫徹私法自治或當事人自治的原則”。 [12]可以說，商法的產生和發展表明其實質上是為了彌補民法的不足，保證國家與私人之間的距離的應急物，對于我國而言，既缺乏商事慣例傳統，也不存在商人集團這一現實，更不具備理論準備，其獨立性不存在事實上的根據和邏輯上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民商合一才是中國法制的必然選擇。
二、晚近民法的社會本位化和商法化
民法作為傳統的法律部門，從羅馬法以來一直以自由的財產法處于私法的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為和意思表示制度為核心，主要調整當事人意思自治，亦即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財產流轉關系，并建立相應的主體制度、物權和其他權利制度，與刑法銜接調整較輕微的侵權關系”[13] 民法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現代民法的權利義務不再是權利本位（權利本位的真正含義就是個人權利本位）[14] ，而是由公共利益、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則約束下的社會本位為價值取向的。
個人主義的勃興是傳統民法發展的精髓，不僅在民法上形成了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社會契約論的興起，“遵守《民法典》將成為最為普遍的道德準則”[15] ，而現代社會中，“為了減緩自由市場競爭的盲目性和破壞性，以期合理配置資源，資本主義國家則由治安警察國家過渡到行政國家，主動介入‘市民社會’的‘私生活’”[16] ，因此，從法國民法典的傳統民法，發展到1919年魏瑪憲法所規定的“所有權負有義務，其行使應當同時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戰后增補民法第1條關于“私權應服從公共福利”的規定，民法已從權利本位發展到社會本位。今天，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從個人本位到社會本位的轉變￡權利不得濫用原則應運而生。 [17]在羅馬法中，
“人的活動是自由的，國家保護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給予某一主體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資料總和是他的財產，因而這種權利本身被稱為財產權”[18] .物權體現人對物的權利，債權體現的人對人的權利，這種完整的權利世界觀是緊緊的圍繞著財產組成的，與此同時，人格獨立、自由、尊嚴等通過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為來完成，傳統民法的契約自由典型的表現出來這一特點，“契約自由被視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當事人有權擺脫法律為他們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設置其相互之間的法律關系” [19].因此，傳統民法的精髓在于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財產的穩定性（物權制度）和流動性（債權制度），從人的自由與對財產的完整性保護這兩個基點完成了傳統民法理論大廈的構筑。
社會本位的民法對所有權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權社會化，出現了維護交易安全，保護經濟上的弱者和消費者以及公平競爭原則，規定解釋契約的表示主義條款，限制利息、租金和價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強制承租人搬遷，限制權利的履行以及限制卡特爾和不當贈與契約，禁止不當招徠等等，所有這些，表明了國家對私人權利的限制，意思表示的外化，與雙方的實質是一致的，傳統民法的這種變化不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而是同民法的出發點的變化是緊密相連的：
1.債權地位的上升。人與物的關系減弱，市民生活的交往擴大，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復雜，出現了保護交易安全、防止權利濫用的趨勢，債權逐步優先于物權。人更注重物的價值而不是物本身，財產組成的債權化，人與特定物的聯系弱化的趨勢將進一步促使法律更加注重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強調人與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這是現代民法最重要的發展，合同的特殊意志隨著社會精神約束力的削弱，越來越侵蝕國家與社會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現，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時，逐漸對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20] 社會現實越來越需要外在性的約束控制機制，合同內在的形式與實質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沖突。意思自治的衰落與現代民法的發展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其核心所在。表現在：強制性合同大量出現；合同中的意思主義逐漸為表示主義代替；合同解釋由探求當事人真實意思趨向于使之產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據“當事人的意愿要訂立公平和符合社會利益的合同” [21]來解釋。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觀化和形式主義的發展使其得以與商法相融合，對民事法律行為嚴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體現，國家通過對特定商事行為形式的要求實現商法的特殊調整。許多學者僅僅強調商法的公法性，卻未看到這種公法性僅僅是建立在對自由意志的強調上。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現代民法中強行性規范的增加，正是其社會本位所在。但是民法的本質在于個人意志的自由，任意性規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強行性規范的增加導致了現代民法的危機。“現代民法中法律行為的效力與法律規則效力之間的矛盾顯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法律行為調整方式與法定調整方式之間的矛盾顯然也不可能得到適當的協調”，[22] 因而，社會生活的發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來越外在化，越來越趨同于商法，民商合一的趨勢使得現代民法出現了無法解決的二難選擇，即如何解決意思自治與實現有效社會控制之間的矛盾，在商法無法實現對現代國家職能轉變的要求時，為了保持現代民法的自治性，實現經濟法與民法的接軌是現代法律體系的必然選擇。
三、經濟法：現代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
毋庸質疑，商法的公法化為許多學者解決民法危機提供了一種思路，“在商法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里，新的經濟法仍然在為自己謀求一席之地，一般來說，它仍然難以有足夠的力量來充實商法”， [23]但實際上，盡管經濟法與商法確實都參與了程度不同的國家干預因素，但商法僅僅是通過對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實現對商事活動的調整。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規范組成的。例如公司法，商事公司法僅僅是對資本組成、成立程序等從財產關系方面所作的規定。經濟法則不同，它從組織、內部結構、管理、財務、資本運動等各方面全方位的進行調整，因而“在公有制企業居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傳統商法的內容基本上都可歸入經濟法” [24].經濟法的出現與特點是由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所決定的。現代國家中組織的日益擴大，既所謂的“橫向一體化”與“縱向一體化”，“企業是許多專業化的個人組成的集合，處于相繼生產階段領域或相繼產業的專業化的企業之間的合并被稱為一體化，這一概念是與專業化相反的對應”[25] ，而組織是靠縱向的行政權力指導分配資源的[26]， ，推動社會變遷的因素不僅僅是技術，制度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參數 [27].制度的變化是國家、組織（企業）與個人之間社會博奕的結果。現代組織的不斷擴大是傳統市民社會與現代市民社會之間的最大變化，傳統法律以國家與個人為基點構筑體系，，但是壟斷的產生、跨國公司、聯合企業的不斷涌現，使得以財產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以個人為基本主體的民商法無法深入組織內部進行調整，而對組織關系以及組織內部的調整必然由經濟法來調整。
現代國家職能的轉變也是經濟法興起的重要因素，為了尋求經濟發展及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國家在各個方面-包括經濟生活、社會保障、社會管理、國土及人口管理等方面-進行調控和強制，“20世紀以來，國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不介入經濟生活的舊體制，越來越加強干預經濟生活的廣度和深度”[28] .國家在經濟領域內作為再分配人通過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宏觀經濟政策，作為國家所有權所有人通過參與經營、對企業組織的鉗制、反壟斷、保護公平競爭、等微觀經濟政策實現了對經濟的完整參與、管理，通過公共供給政策、公共引導政策以及公的規制政策[29] 實現對經濟調控的目標實現。國家職能的發展和國家作為不同主體的角色的分離，是現代經濟生活發展的不可逆轉的趨勢。[30]
社會關系的變化體現在法律上，是“組織因素”、“權力因素”的法律規范的增加正如美國學者加貝爾指出的，“最正確地表達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調整原則已經不是自由競爭，而是穩固的合作，在橫向和縱向一體化的工業中資本日益壟斷化，勞工在工會中越來越集中，隨著國家進入市場，公共企業的出現，確保失業者購買力的金錢的再分配-所有這些過程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向所謂的多元主義社會經濟的過渡……多元主義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員的調整干預，是當事人之間的合作或道德的行為”。 [31]傳統民商法是以財產關系為調整對象，在其哲學觀中，財產被視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由此出發，在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其社會本位只能是國家對個人意思的硬性規定，從而，對于現代經濟中所要求的合作主義難以適應。經濟法則以組織關系為調整對象，以實現國家的宏微觀調控為目標，“這種由組織為基本主體參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財產因素相結合而構成的基本主體參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財產因素相結合而構成的經濟關系，也應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律調整的主要方向和重點”。 [32]組織因素的法律規范的增加，體現在法律領域的多方面，在物權領域，國家所有權的出現，促使國家從多方面來實現其所有權，包括對國有企業運營中的組織管理，“對此，民法中的源于羅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權制度，既關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抽象規定，是無法實行有效調整的” [33]；在債權領域，則出現了國家政府經濟行為合同，“當我們論述現代契約關系時，有必要加上一個新的因素-權利、等級和命令，雖然權力、等級和命令在原始契約關系中決非不存在” [34]，合同出現了
傳統合同理論無法解決的困境。合同自身的異化突破了傳統合同法中純粹財產關系的范疇，合同已決非單純的民法債權的內容。
顯然，組織因素的增加使得以調整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民法很難對經濟進行完整的調整。盡管民法的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趨勢促使許多學者企圖以商法代替經濟法，希望以現代民法的社會本位來代替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參與。但所謂民法的社會本位，僅僅是對意思表示的限制，強行性規范的增加，和形式主義的發展，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則完全體現為對現代經濟生活的適應，即立足于組織和國家的新發展，實現國家、社會和個人利益的協調，這是經濟法的社會本位的更為深刻的內容，“概括地說，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質來說除了不能調整組織管理性質的所謂‘橫向’經濟關系或契約性關系，也因為加進了組織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調整的范疇”。 [35]
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民法需要經濟法來對組織關系和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參與加以調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純潔性；經濟法也需要民法來對市場經濟的基礎關系加以調整，經濟法并不是將民法排斥在經濟生活以外，它與民法的目標是一致的，既保證社會正義和社會經濟效益的實現。“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條款，可以說是民法與經濟法的一個‘銜接點’，被認為違反了公序良俗條款的行為，既超出民法調整的范疇，而須由經濟法的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來作具體調整”，[36] 經濟法的責權利效原則真正體現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特征，正如美國學者所稱的，現代市場經濟是責任市場， [37]通過專業化、技術化、完全社會本位化的法律規范來保護社會整體及個體的利益，經濟法對于現代經濟實現了高層次的調整。
當前，有許多人對經濟法持有錯誤的理解，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干預的法，事實上經濟法的根本任務在于保證經濟民主與促進競爭，其精髓在于對國家經濟管理的有序化控制，限制行政部門的濫用職權，經濟法的哲學觀是一種統分結合、民主與集中結合的思想，通過對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協調實現與民法相同的價值目標。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公有制占有主導地位，必須將社會利益置于首位，“社會主義是天然的，以社會為本位的制度”，[38] 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經濟法與民法應當攜手并進，經濟法通過它的國家所有權、經濟責任制、經濟合同[39] 、經濟管理、競爭與消費者保護等各項制度，與民法中的物權、債權、主體制度相銜接，共同實現國家的立法目標，“公有社會的理想應當這樣界定和實現，以便于加強而不是削弱個人自治的意義以及使個人自治與權威彼此相容” [40]
因而，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模式的建立，應當立足于我國的公有體制的傳統與現實，以民法為基礎法，以經濟法為基本法，兩者均以社會為本位。如果試圖完全以民法來對經濟生活加以調整，必將陷入-要么不顧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堅持私法自治，從而去“補資本主義課”的道路，要么將顧及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而使民法的強行性規范壓過任意性規范，失去民法的精髓，不顧我國是一個個體利益發展不充分，急切需要發展私法的國情-的泥潭。純粹的私法自治在任何一個現代市場經濟中都只是一種臆想和一廂情愿。
注釋：
[1]史際春：《經濟法的理論問題與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理論批判》，載《當代法學》1992年第3、4期連載。
[2]參見 董安生 等編著：《中國商法總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頁[3]［美］H.J.伯爾曼 著：《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頁。
[4]參見 前引董安生，第14頁。
[5]參見 前引董安生，第33頁。
[6]參見 前引董安生，第30頁。
[7]［臺］曾如柏 著：《商事法大綱》，正中書局1972年版，第2頁。
[8]劉文華 《當前經濟法學理論研究中應關注的幾個問題》，天津高等工科院校經濟法研究會年會論文。
[9]［臺］史尚寬 著：《民法總則》，著者1980年版，第51頁。
[10]范鍵 編著：《德國商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頁。
[11]粱慧星 王利明 著： 《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頁。
[12]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國的經濟法》，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13]前引 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國的經濟法》。
[14]參見 前引史尚寬，第30－32頁，史際春：《從民法看法本位》，載《法律學習與研究》，1992年第7期。
[15]［美］約翰·H·梅利曼著：《大陸法系》，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頁。
[16]前引 史際春：《從民法看法本位》。
[17]參見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頁。
[18]［意］彼得羅·彭梵得 著：《羅馬法教科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頁。
[19]Carbonnier，les obligations，p46，轉引自 尹田 《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
[20]史際春 鄧峰：《合同的異化與異化的合同──關于經濟合同重新定位問題》，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 研究會1996年年會暨武漢學術討論會論文。
[21]參見 ［美］邁克爾·D·貝勒斯 著《法律的原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6頁。
[22]董安生 著：《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頁。
[23]［美］丹尼斯·特倫：《商法與經濟法》，載《法學譯叢》1986年第4期。
[24]史際春 著：《大陸經濟法精要》，[臺]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頁。
[25]馬九杰 鄧峰 編著：《企業制度改革方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頁。
[26]參見 張軍 著：《現代產權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27]參見L.E.戴維斯 D.G.諾斯 《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版。
[28]潘靜成 劉文華 主編：《經濟法基礎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頁。
[29]參見 [日] 植草益 著：《微觀規制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頁。
[30]參見 前引 馬九杰 鄧峰，第134-137頁。
[31]轉引自 朱景文 著：《對西方法律傳統的挑戰》，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頁。
[32]前引 潘靜成 劉文華，第39-40頁。
[33]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法》，載《光明日報。》，1994年12月14日。
[34][美] I.R.麥克尼爾 著：《新社會契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頁。
[35]前引 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國的經濟法》。
[36]前引 史際春：《大陸經濟法精要》，第14頁。
[37]參見 前引 麥克尼爾，第31頁。
[38]徐國棟 著：《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頁。
第6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商法是現達國家法律體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部門，弄清其基本理論存在的問題，是關系到它的生存、發展和繁榮的關鍵。文章針對商法的調整對象、商法是否屬于民法特別法和商法在立法、執法等方面存在的理論問題，進行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探討，目的是期盼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的交易規則，促進我國商法的現代化和國際化。
商法是現達國家法律體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是調整商品經濟秩序的主要法律手段，是現代文明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對今后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將產生重大作用。因此，學習和研究商法基本理論，弘揚現代商法的開放性，“牢牢掌握商法自主發展的寶貴精神，是我們打開商法科學之門的一把金鑰匙。”[1]本文就商法的調整對象、商法是否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還是民法的特別法以及我國商法在當前運行中存在的問題等，作一初步探討。
無論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都承認商法不僅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且還有它單獨的調整對象，但我國在長時間內對商法的調整對象乃至基本理論的問題認識不清，“我們似乎被籠罩在商法的煙霧之中，感到難以名狀的困惑。”[2]追溯其根源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否認商品交易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再加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產生的法律體系不完備的狀況存在，自然否認了調整商品交易活動的商法的獨立性。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劃分法律部門之間關系不清，出現互相爭奪地盤的現象，尤其是民法和經濟法兩個法律部門都片面強調自己地位的重要性。民法試圖應用它與商法的特殊關系包容商法并取而代之，持此觀點者認為“商法獨立于民法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3]而經濟法更不示弱，認為凡是與經濟有聯系的它都可包攬，亦圖包容和兼并商法，德國學者柯洛特主張經濟法是規范各種職業階層經濟生活特別關系的法規的總稱，其中包括商法。卡斯克魯認為經濟法是促成民商合一而代替商法的總名稱。[4]在這一思想影響下，我國有學者認為:“商法在社會中已經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如果再按照某些學者的建議制定商法典，或者按照大陸法系法典化的思路發展我國商法，則這種做法是沒有任何出路的。”[5]“商法的基礎在現代社會中并不存在或業已喪失殆盡了。”[6]
不可否認，商法在我國發展過程中確實經歷了一段艱難歷程，我國歷史上商品經濟不發達，沒有形成獨立的商人階層，經過長期的重農抑商和封閉的計劃經濟后，傳統上依附于民法并作為其特別法形式出現的商法，才逐漸“浮出水面”，引起法學界和整個社會的關注。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在短短十幾年內，我國在商法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成績，初步建立了商法體系。“我國已頒布的商事單項法律，已經使各個商事領域的法律調整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7]到目前，國家已頒發了12部商事法律，其中包括商事主體和商事行為兩個方面的法律規范。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要“進一步完善民商法律”，由此可見，商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尤其是商法的調整對象的相對獨立已逐漸被人們公認。①為此，法律實務部門對民商審判機構也作了調整，從而使促進商事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商法”不再成為“被人們遺忘的角落”。
一
什么是商法的調整對象?對此，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商法學界所持觀點并非一致，大體可概括為三種:第一，商法調整的對象是商人或企業，例如，德國商法學者奉行以商人為中心主義的原則，故持此觀點。第二，商法調整的對象是商事行為，如法國奉行以商行為中心主義的立法原則，故持此觀點。第三，商法調整對象是商主體和商行為，如日本等。我國學者一致認為商法調整的對象是商事關系。但如何把握這一概念，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除認為商事關系的發生在平等商事主體之間從事營業行為所產生的社會關系之外，有人認為:“商事關系僅發生在持續的營業之中。”[8]還有人認為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市場交易關系，包括交易組織關系和交易行為關系”[9]等等，不一一列舉。
綜上所述，各方觀點，不盡相同，略有差異但其實質并無多大差異，可謂殊途同歸。比如，主張商人或企業為調整對象者，強調以商人或企業身份實施了商行為，從而形成了商人這一特殊主體方面的關系;主張商行為為調整對象者，強調基于商行為而形成的行為者之間的關系。因此，我們可得出如下結論:無論強調商主體還是商行為，最終都是以實施了商行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關系為商法的調整對象。
誠然，商事法律關系是現代商法獨立的調整對象，這是由商事法律關系作為特殊的社會關系的自身特性決定的，并非人們的隨意性而決定。因為商事法律關系是一種鮮明的徑直的經營關系，即由經營主體所從事的經營性行為而形成的特殊社會關系，是實施了經營行為的主體之間的對內對外法律關系。在這里，我們認為商事法律關系作為商法的調整對象，其內涵可理解為:
第一，商法調整的是平等性的營利主體之間的關系，不調整非營利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便非營利主體偶爾從事的營利行為，商法也不予以調整。
第二，商法只調整營利主體的營利行為，不調整營利主體的非營利行為，即不調整營利主體所從事的與商事活動無關的行為，如企業開展的文體活動，經濟組織對慈善事業的捐贈等，都不是商法調整的對象。
第三，商法所調整的營利主體是各種企業和經濟組織，商法對其具有多層次、多規模的廣泛適用性。
第四，商法所調整的營利主體在經營活動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既包括企業的對外關系，也包括企業的對內關系;既包括國家對企業行為的監督管理關系，如工商登記等，也包括企業與企業之間在交易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關系;還包括企業與權利人、企業與企業員工之間所形成的權利和財產關系。
第五，商法所調整的營利主體的活動必須發生在持續的營業之中，偶爾發生的營利行為不是商法調整的對象。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商法調整的商事法律關系與民法所調整的民事法律關系，二者雖然都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又共屬私法性質。然而，二者僅此一點的一致性并不能代替或忽視二者之間在性質上的重要區別，有必要區別二者的不同之處，這對理解商法在市場經濟中的獨特作用是非常有益的，否則就會陷入“私法一體化”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民法與商法調整對象的重大區別在于:
第一，民事法律關系是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非法人的組織之間以及公民、法人、非法人的組織之間，基于民事行為而形成的社會關系。這種民事行為既包括非經營活動，也包括經營活動。商事關系僅僅是商主體實現商行為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主體不會有自然人特征的抽象的經營單位，商行為僅限于經營活動，不包括非經營活動。
第二，民事關系不僅包括財產關系，還包括人身關系，如婚姻關系，家庭關系等。而商事關系主要涉及財產關系，不涉及自然人相關的人身關系。
第三，民事關系中的財產關系主要反映的是商品交換關系，且并不都是有償的、以營利為目的的，重點是財產的支配權。而商事交易中的財產關系都直接發生在商事領域，不僅包含商品交換，而且包含商品的生產和經營關系;不僅包括財產支配權，更多的是財產的管理權和經營權。
第四，民事法律關系重點強調的是民事主體的平等權利，即私法上的權利。商事法律關系不僅強調這種私法上的權利，同時強調公法上的國家主體對商主體所行使的管理權，強調因國家管理所形成的各種關系，如商事登記，特種標的物經營許可等。
從以上民事法律關系和商事法律關系調整對象的對比中，顯然可知，商法的調整對象有自己明確的獨立性，“商法在法律體系中應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所謂獨立，就是說商法有自己的調整對象。”[10]而且它的調整對象的具體內容，會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而不斷增加，這正是商法這種獨立性的具體表現。對此，學者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民法調整的是常態的經濟關系，如財產所有關系;商法調整的則是營運中的財產關系，這是一種動態中的財產關系。”[11]民法是權利法，商法是財富法。民法相對于商法是靜態的，商法對于民法則是動態的，而且伴隨著社會不斷發展，也不斷為自己增加新的內容，從而更顯現出自己獨特發展的道路。
二
商法究竟是“民法的特別法”，還是有它自己的本質屬性，它的發展趨勢如何?對于這一重大理論問題，商法學界很少有人提出質疑，因此，近幾年來我國出版大批商法學教科書，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①而在人云亦云之中，劉凱湘、徐學鹿等教授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提出了質疑，劉教授認為:“商法和民法是私法的兩項基本法，是兩個并行的、相互獨立的法律部門，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不是商法的普通法，商法也不是民法的特別法。”“在商事關系高度發達的今天，再把商法視為民法的特別法就欠科學了，而且十分不利于商法制度的完善和商法觀念的形成，從而不利于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12]徐教授也認為:“進入現代，商法與民法截然分開，商法調整市場交易關系，民法調整家庭關系。”[13]商法具有民法特別法模式的不可取性。[14]對于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究竟是不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第一，關于商法是特別法的概念問題。從一般法與特別法的法律分類來看，特別法是“指適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特定人或特定事項的法律。”一般法是指“適用一般人、一般事，在全國普遍適用的法律。”如果把民法作為一般法，近代商法在適用的歷史時期、特定的商人身份、特定的商事活動等方面都可視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但在空間效力的范圍內，民法和商法都是在全國范圍內有效。通常所稱的特別法要么是地區性法規，要么是非常時期法令，要么是屬人法。而現代意義的商法是不屬于這些類型。
第二，關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的由來。從商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來看，商品經濟是商法賴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土壤條件，商法正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產生、發展而出現的。眾所周知，民法是簡單商品生產的產物，民法規范基本上來源于羅馬私法，它平等地保持一切民事主體，而不是保護某一特殊階層的利益的法律，但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具有了普遍性，加之民法特有的擴張性和包容性，因此，在大陸法系的學界始終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長此以往，束縛住了人們的頭腦，形成了傳統的固定模式。
第三，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并不具備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法律意義上的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意味著邏輯上的種屬關系，如合同法之于民法，民法表現為一基本的法律規范，合同法表現為一具體的法律規范。而商法并不特指某一具體的法律規范，它植根于希臘商文化，從一開始就與民法毫無關系，表現為中世紀商人習慣法，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經濟關系的變化發展，大量的商事法規破土而出，作為商法主要分支的公司法、票據法等，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從一開始就是與民法并行的市場經濟法律部門，把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定義為另一個法律部門的特別法，很顯然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
第四，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商法的獨立。在現代社會商業迅猛發展的今天，市場經濟到處涌動的情況下，商事活動已成為一項最具廣泛性的社會活動，它關系到交易雙方當事人、社會、國家的物質利益、人身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它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它健康有序地運行，商法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將日益重要。民法雖與商品經濟結伴而生，但與現代工業社會市場經濟同步前進的卻是商法。[15]“法律不僅要在一國統一，一國普適，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還會日益國際化，世界普適。”[16]商法在國際統一浪潮面前，現代化迫在眉睫，商法相對于傳統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就是把近代商法融于世界統一的大潮中，重新恢復商法的國際性，跨上現代商法的里程，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繼續存在。我國商法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必須立足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對各國商法予以揚棄，形成獨具特色的有效而科學的商法體系。未來的中國歷史也將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最終獲得成功，是離不開現代商法的保駕護航的。惟獨如此，我國商法才能走向世界，為振興中華發揮重大的作用，否則是沒有出路的。
此外，商法在人類歷史演進過程中所形成的自主性和開放性的特有品格，對進一步理解商法并非是民法的特別法的傳統模式也大有益處。綜上所述，商法的發展與進步，必須擺脫陳舊觀念，認識它存在的危害性，使商法在新世紀盡快完成向現代化商法的飛躍。
三
“商法是市場交易的規則”。[17]市場交易規則具有國際性。而國際性是商法的天然屬性。由于商法這一特點，決定了它在運行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獨特的，尤其在我國對外開放中的功績無與倫比，它加大加快了我國向世界開放的步伐，使中國產品走向世界市場，促進了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使我國的經濟融入世界洪流之中。商法在我國獲得崇高榮譽，被世人稱贊當之無愧。但是，就商事立法和商事執法，依然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很落后。因此，目前當務之急是，為加快我國商法發展，對我國商法立法和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必須認真對待和高度重視，以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潮流，否則它會直接影響國家的重大經濟利益和直接損害國家的形象。 轉貼于
(一)中國政府應當盡快削弱對商事事務過分強制性的規定，大力弘揚商法特有的自主發展精神。商法雖然在一定程度具有公法性并為其服務，然而，就其本質而言，它屬于私法范疇，這一點沒有任何爭議，對此不能產生任何懷疑。在我國，商法的實施由于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法性，包含了許多行政管理措施，它的實施主要依賴于行政機關，而不像西方國家實施依靠法院。因此，在商法實施過程中有三個突出問題亟待改革。
第一，行政主體“過分強調政府的干預色彩”，在市場準入方面設置了許多障礙。例如，在市場準入方面，我國法律實行嚴格的審批制或者許可制。這種制度極其落后，強烈顯示出政府對微觀經濟領域干預經濟的發展。再如，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和申請上市要經證券主管機構嚴格審核，程序極其煩瑣。但它們又不承擔任何投資風險，實質是“權力出租”，造成了嚴重惡果。追其原因是行政機關職能轉變只喊口號，少見成效，種種問題總也得不到實質性改進。商法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因此商法的實施，應該進入司法程序，讓其享有程序公正、公平的待遇。
第二，行政主體過多的強制性規范，束縛了商事主體的手腳。在我國現有的商事法律規定中，出現諸如“必須”、“應當”等強制規范，這與商法是私人自治的法律產生矛盾。因為商事行為體現為私人交易行為，其形態各異，千變萬化，不能忽視其特點，行政主體應當充分相信和發揮私人的自主裁量，使其具有自主精神，在不違犯法律的前提下，活躍市場交易。
第三，行政主體過分依賴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忽視司法救濟措施，顯示了行政權利的專橫，這是不可取的。商法是私法，它在實施過程中與民事法律享有平等待遇，因此應當尊重和運用民事方法作為權利的重要救濟手段。沒有救濟的法律顯然是惡法，惡法與善法的主要區別，就在于有無救濟這一關鍵環節。
(二)充分認識商法國際化的天然屬性，積極發揮商法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商法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途徑，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阻礙商法走向國際化有兩個問題必須引起注意。一是我國加入國際條約缺乏應有的積極性，與WTO規則要求存在著距離，我們必須迎頭趕上，盡快與國際交易規則接軌，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要求，否則我們將會產生重大失誤，延緩我國現代化的速度。二是商法的落后，突出表現在立法空間已有立法規則落后，制約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如果我國的商法仍然固守19世紀的規則，那我們將可能只有資格與墳墓中的死人做生意。”[18]問題必須這樣嚴肅提出并望設法改正，否則我們會落后于正在崛起的印度，這種危險是存在的，而且，我們的人民絕不會答應。
(三)積極改革商法的立法技術，完善我國商法交易規則，推進科學立法的現代化。在這方面，我們立法過于簡單粗糙，缺乏應有的法理上的嚴密性和邏輯性。有的出現嚴重的技術上的“硬傷”。諸如已出臺的《公司法》深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以“財產所有權”代替“股份受益權”，表明了國家權力的“霸道”，動搖了公司法的基礎。再如“信托法”墮落為“委托”法，違背了立法的初衷。其他商事行為亦有類似的毛病，不再列舉。這些問題存在尚需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認真改進。
(四)商事交易中的不平等，是商法領域中存在的重大法律問題，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維護商事交易的公平競爭。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對國內市場的發展嚴重受阻。概括地講，就是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一是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處于不平等地位;二是國資企業與外資企業處于不平等地位;三是企業內部的私人投資者與國家股東處于不平等地位。由于篇幅所限，我們舍去內容不作詳盡論述，只追其原因，一句話就是政治上不平等導致經濟上不平等，完全是人為造成的，這一問題不予重視和改正，否則將來會造成經濟上的不平等，最后只好用政治手段解決，這一點我們是不愿意看到的。問題的嚴重性必須充分估計，為此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予以徹底糾正。
本文對上述三個問題作了一些初步探索，目的在于澄清商法研究中的基本理論存在的問題，推動我國商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使商法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律部門，發揮它應有的偉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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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邱本.商土中國及其法治建設[J].法治與社會發展，2004(4):33.
第7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關于經濟法律體系的論文不少，尤其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后，但其中多數文章都力求打破傳統部門法的界限，試圖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法新構成理論”。[1]筆者不贊成這種觀點，認為“經濟法律”和“經濟法律體系”本不是規范的法學術語，以之為基礎而進行過深的法學理論探究是歧途末路。“經濟法律”和“經濟法律體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需要，特別是市場經濟學即法制經濟學研究的需要。從法學角度講，“經濟法律”和“經濟法律體系”概念只是臨時借用而已，對之進行法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等法律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
關鍵詞：經濟法律法律體系商法地位經濟法律體系
正文：
一、關于經濟法律和經濟關系
雖然“經濟法律”不是一個規范的法學術語，但如果以“對象說”對之下一個定義的話，那么多數學者都會贊同：經濟法律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在這個定義當中，“經濟關系”是關鍵詞，只要弄清了“經濟關系”的內涵、外延，并對之做出科學的分類，就能基本掌握經濟法律的形式范圍和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構成。[1]所謂“經濟關系”，是指各經濟主體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中所形成的相互關系。[2]從“經濟關系”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經濟關系是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離開了經濟主體就無所謂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數量決定于經濟主體的數量；二是經濟關系形成于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之中，沒有經濟活動就不可能形成經濟關系，經濟活動的多少決定經濟關系的多少。而無論經濟主體還是經濟活動，都取決于社會分工的程度，社會分工越細，經濟主體越多，經濟活動也越頻繁。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大的社會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中分化出來，第二次是手工業同農業的分離，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現，[3]其中每一次社會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礎上進行的，亦即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社會分工不是跳躍式發展的，它有一個量變的過程，在每一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前，都發生和存在著大量的較小的社會分工，而且中間會有許多“分”與“合”的反復；社會分工也不是有終點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后，社會分工仍然在向前發展，而且速度更快、頻率更高。由此可見，社會分工的發展有三大趨勢：一是越來越細的趨勢，二是不斷調整變化的趨勢，三是越來越快的趨勢，自第三次大的社會分工至今的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快，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會分工的不斷調整變化，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不斷更新發展。總之，經濟關系的數量將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發展而日益增加。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的經濟關系不外橫向、縱向兩大類，但兩類經濟關系的數量不等，且差距懸殊。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經歷了產品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兩大階段，產品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商品經濟是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在產品經濟階段，由于沒有交換活動，因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經濟關系。進入商品經濟社會以后，由于交換的出現，經濟關系產生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經歷了兩大階段：自由商品經濟和壟斷商品經濟。在自由商品經濟階段，多為平等經濟主體之間的橫向經濟關系，從屬性的縱向國家協調經濟關系很少，只是到了壟斷商品經濟階段，縱向經濟關系才開始大量出現，但相對于橫向經濟關系，其數量仍然較少。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發展，大量增加的經濟關系也多為橫向經濟關系，因為縱向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是有限度的，社會經濟主要由看不見的手——市場來調節，而非主要由看得見的手——政府來調節。由此看來，只將經濟關系分為橫向、縱向兩大類有失平衡，還必須對橫向經濟關系再分類。橫向經濟關系的再分類，也要考慮平衡的問題，以是否具有營利性為標準將之一分為二。這樣，就形成了三類經濟關系：
1、橫向的非營利性財產關系（經濟關系）
2、橫向的營利性財產關系（經濟關系）
3、縱向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與之相適應，需要三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法律部門來調整這些經濟關系。于是，民法、商法、經濟法就相應出現了。
二、關于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劃分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適應法律調整的需要，將經濟關系分為橫向非營利性財產關系、橫向營利性財產關系和縱向國家協調經濟關系，但針對這三類經濟關系是否就能劃分出三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分析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劃分入手。
（一）關于法律體系
法律體系通常指由一個國家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分類組合為不同的法律部門（或部門法）而形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4]從法律體系的上述定義可以看出，法律體系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法律體系涵蓋一國全部法律規范，這一點易于理解；二是法律體系劃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對此法學界有爭議。
爭議的焦點有二：1、法律體系為什么要劃分不同的法律部門？2、法律體系應劃分那些法律部門？下面針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1、法律體系為什么要劃分不同的法律部門？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比較典型的觀點：
（1）有些學者認為，劃分法律部門尤其是糾纏于法律部門劃分的具體細節，純粹是費力不討好，沒有什么實際用途。一方面，法學家為法律規范的分類而忙碌著，大量時間耗費在理清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上面，為法律規范的“法律部門”歸屬而大費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滋生。法學所關注的問題，在立法實踐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法學并沒有給予充分地關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門的劃分。
（2）有些學者認為，法律部門劃分理論存在嚴重缺陷，其出發點和理論結構已經過時，建立在并非獨立的法律部門之上，沒有當代各國的立法根據，也沒能正確總結現實法律體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棄法律部門劃分理論，而建立“法體制”理論。所謂“法體制”，是指同類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的體系，可分為國家法體制、經濟法體制、行政法體制、民事法體制、刑事法體制。[6]
（3）多數學者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對于立法來說，有助于從立法上完善法律體系、協調法律體系內部關系；對于司法來說，有助于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明確各自的工作特點、職責任務，并準確適用法律；對于法學研究來說，使研究范圍有相對獨立的領域，使法學學科分工專業化。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理由是：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十分龐大，且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進行科學的組合分類，將有礙于法律的制定、實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門劃分理論已經被實踐、歷史和世界所認可，并且有些學者提出的所謂“法體制”理論只不過是法律部門劃分理論的一種變形，沒有細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之間又增加了一個層次，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2、法律體系應劃分那些法律部門？這涉及到一個標準掌握的問題，即法律部門劃分的越細越好，還是越粗越好？對此也有三種觀點：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體制”理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法律部門劃分不宜太細，粗放一點更好，理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新的法律法規不斷涌現，任何法律法規之間無論在調整對象上還是在調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如果法律部門劃分過細，會導致法律部門過多、過爛，更不利于對法律法規的學習、研究和掌握。
（2）越細越好，將法律部門劃分為憲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商法、親屬法、經濟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環境與資源法等眾多部門。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只要正確把握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和標準，法律部門劃分得越細越好，其理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法律法規將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現在看來比較小的法律部門將因其所屬法律法規的增多而很快變大，與其讓它變得龐大時再獨立不如現在就讓其獨立，這樣更有利于社會經濟和法律的發展。
（3）折中觀點，是介于粗放和細化之間的一種觀點，一般將法律部門劃分為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經濟法、勞動法、訴訟法。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法律部門劃分得不宜過粗，也不宜過細，要適中，既要嚴格掌握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又要結合實際需要，只有當其各方面條件成熟時才將其從原有的法律部門中獨立出來，超前了會使之力量過于單薄，拖后了會使之受到發展阻礙。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認為實際需要是法律部門獨立的首要條件，法律部門劃分過粗、過細都不利于對法律法規的學習、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關于法律部門劃分
法律部門的劃分，又稱部門法的劃分，是指根據一定原則和標準對法律規范進行分門別類的活動，劃分的結果——同類法律規范——法律部門（或部門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則和標準的共性，又具有相對獨立性。[7]關于法律部門的劃分，其學術爭議的焦點在于劃分原則和標準。現在我國多數學者認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標準有兩個：其一為法律調整的對象，即根據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不同進行分類，例如民法調整平等主體間的人身和財產關系，而行政法雖然也涉及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但不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樣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劃分開來；其二為法律調整的方法，即根據法律規范調整具體社會關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進行分類，比如民法與刑法都調整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調節為主要方式，刑法以強制性干預為主要調整方式，這樣就把民法和刑法劃分開了。[8]除了劃分標準以外，還有劃分原則。多數學者達成共識的法律部門的劃分原則有這樣三個：一是目的原則，即劃分法律部門的目的在于幫助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現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則，即劃分法律部門時應當注意各法律部門不宜太寬，也不宜太細，在它們之間要保持相對平衡；三是發展原則，即法律部門劃分固然要以現行法律、法規為條件，但法律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向前發展的，還要考慮到未來即將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規。[9]共識之外就是分歧。關于法律部門劃分原則和標準，主要分歧在于兩點：
1、劃分原則和劃分標準的關系問題，即兩者是統一關系，還是互補關系；
2、兩個劃分標準的關系問題，即誰是基本標準，誰是補充標準。筆者認為，一般來說，原則和標準是統一關系，即原則是標準的抽象要求，標準是原則的具體體現，但有一個前提，即原則和標準的內涵必須一致，不能你言這，我言那，否則就成互補關系。由此可見，分析原則和標準的關系，必須從二者的內涵入手，內涵一致即為統一關系，內涵不一就是互補關系。現在來看法律部門的劃分原則和劃分標準，上述三個原則和兩個標準在內涵上沒有絲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說：二者是互補關系，而非統一關系，即上述法律部門的劃分原則非劃分標準的原則，劃分標準也不是劃分原則的標準。基于此，在劃分法律部門時，既要遵循劃分原則，又要依據劃分標準。另外，鑒于二者的用詞和內涵，劃分原則應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據劃分標準。關于兩個劃分標準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是主次關系，即調整對象是基本標準，調整方法是補充標準，[10]筆者以為不然。現有的已經達成共識的主要法律部門，像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等，它們相互之間的主要區別：調整對象或調整方法，從出現的幾率上來看，調整方法比調整對象更多，僅從這一點上來說應將調整方法列為基本標準。考慮歷史因素和未來發展，筆者認為，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是兩個同等重要的劃分法律部門的標準，沒有主次之分。但這并不等于說是這兩個標準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將他們有機結合。在劃分法律部門時應遵循這樣的程序：
1、充分考慮現有的法律部門劃分的實際情況，不可打亂現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門劃分的三個原則：目的原則、平衡原則、發展原則，提出新的法律部門組建的初步意見；
3、根據法律部門劃分的兩個標準：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對新的法律部門組建意見進行學術論證；
4、權威機構認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學術研究，避免無端、無休止、無意義的爭論。
三、關于商法地位
通過上面兩部分的論述可見，分別以橫向非營利性經濟關系、橫向營利性經濟關系和縱向國家經濟調節關系作為調整對象而劃分出民法、商法、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三個原則和兩個標準。但是，目前我國法學界只對民法、經濟法的獨立法律部門地位達成了一致共視，而對商法應否獨立存在較大分歧，而且我國現行立法體例實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重點分析。
（一）商法產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11]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習慣法，形成于中世紀的歐洲。11世紀后，歐洲的農本經濟進入了發展時期，的勝利使得歐洲通向東方的商路相繼開通，地中海海上貿易逐步繁榮，沿岸城市不斷成長，出現了定期集市，產生了商會，商人也成為社會中的獨立階層。但中世紀的歐洲仍處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許多商事活動在一些國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種商事原則和規則在當時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觀念基礎，甚至許多國家的法律對商人加以種種歧視。為了適應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護商人利益，于是商會運用其在自身發展中形成的自治權、裁判權及其商事生活習慣，訂立了大量的實施于本商會內部的自治規約，經過11世紀至14世紀數百年的實行，最終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商人習慣法。商人習慣法有三個主要特點：其一，通常采用屬人主義立場，只在商人之間、商會內部實行；其二，內容已涉及現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動，許多規則已明顯反映了商事活動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產生于16世紀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的萌芽，歐洲的一些封建割據勢力逐漸衰落，統一的民族國家紛紛形成。[13]相應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團體消亡了，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廢棄了，各民族國家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商事法律，以確認商事活動的合法地位，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歐洲大陸各國早期的商事成文法，雖然僅是對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的確認，具有濃厚的商人法或屬人法特色，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大的社會進步意義，并對現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過渡和促進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響深遠的是1794年的《普魯士普通法》，它不僅確認了商人習慣的基本規則，而且大量引錄商法原理，其內容非常豐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國舊商法，就是以之為基礎而制定的。
現代商法產生于19世紀以后。隨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的商品市場的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14]同時以判例法為特征的英美法系國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頗有建樹。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國商法典》（德國新商法）、1952年的美國《統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現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見，商法的產生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的產生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商人階層逐漸形成并日益壯大，他們強烈要求擺脫封建法制和宗教勢力的束縛，能夠合法、自由、體面地從事商事貿易活動，而且社會經濟越往前發展，這種要求越加強烈和具體化。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以后，這種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就轉變為將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動。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于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各國政府為了本國的富強，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其具體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確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動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出現了，并迅速法典化。這一政策措施的實行，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起飛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極其迅猛的發展。[15]
（二）商法獨立應具備的條件之一分析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由眾多的涵蓋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門組成，新的法律部門的出現必然對原有格局造成沖擊，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備、已經具備哪些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條件。從上面的分析可見，商法要成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必須具備兩大條件：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后面將做詳細論述，在此只對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進行分析。我們已經知道，法律部門劃分的三個原則：目的原則、平衡原則、發展原則，在劃分法律部門時必須首先并同時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兩個標準：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在劃分法律部門必須至少具備其一。商法的情況如何呢？
1、目的原則的符合情況。無論是民商合一論者，還是民商分立論者，都承認商法包括形式意義商法和實質意義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認商法學的獨立學科地位，[16]只對商法是否獨立于民法有分歧。筆者以為，存在即是道理，細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為何不將已經存在的實質上已與民法分立的商法確立為獨立法律部門呢？這樣不更能幫助人們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嗎？
2、平衡原則的符合情況。在我國，多數學者主張，商法包括商主體、商行為、商事營業、商號、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破產法、海商法等，[17]其數量之龐大，在我國現行的民商法體系中已經占據超過50%的比重，而且還有進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趨勢，如若不將之獨立出來，勢必造成現行民商法體系結構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3、發展原則的符合情況。剛才已經提到，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確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奧運會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推進，商主體、商行為、商事營業等將在范圍、形式等許多方面發生較大的變化，商法的數量規模也將隨之不斷擴大，因而考慮到未來即將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規，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4、調整對象情況。商法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調整對象——因商主體實施了商行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關系，這也正是民商分立論者堅持商法是獨立法律部門而民商合一論者批駁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調整對象的相對獨立性在于，商事法律關系是一種經營性關系，即由經營主體所從事的經營而形成的特殊社會關系，是實施了經營行為的經營主體及其之間的對內對外法律關系。[18]
5、調整方法情況。一般來說，法律調整方法有三種類型：一是自行性調節方法，二是強制性干預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調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運用自行調節方法，但憑此并不能說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與科學性，因為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只有兩點都相同時才能劃為一個法律部門，有一點不同就不能劃為一個法律部門。
從以上對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的分析來看，商法已經充分具備了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條件，如若不及時劃出，將同時不利于民法、商法的發展，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繁榮、穩定。
（三）商法獨立應具備的條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經提到，商法要成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必須具備兩大條件：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也已經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第二層含義是指現代商法發展趨勢，第三層含義是指我國經濟發展現狀，那么，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應從這三方面來論述。
第一，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決定因素，[20]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商品經濟將在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發展的推動下日趨繁榮發達，而商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繁榮發達必將促進商法的完善與發展，其數量會越來越多，體系會越來越龐大，獨立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獨立的條件也越來越成熟。如果不正視社會經濟和商法發展的現實、本著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將商法及時從民法中獨立出來，還固執堅持“民商合一”的觀點，不但會使現行的民法體系結構日趨失衡，而且會對民法、商法的實施與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二，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完全符合現代商法發展趨勢。現代商法具有動態化、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滲透、國際化與統一的三大發展趨勢，[21]其中：現代商法的動態化趨勢，將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廢止等工作日趨繁重，加之商法區別于民法的特點，立法機構需要為之成立專門部門來承擔，立法上的獨立將加快商法的獨立；現代商法的兩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國際化趨勢，將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門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實現統一，一部適用于全世界的統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適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商法獨立的現實也告訴我們，一部獨立的商法是一個國家法制健全、社會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造就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完全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我國經濟雖然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但由于基礎薄弱、體制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我國在世界上仍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們不懈追趕。基礎薄弱可以夯實，體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經濟不發達可以促進。關于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總結世界上商品經濟發達的國家的經驗，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政府重視和推動，即國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而推行重商主義政策，離不開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視發揮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維護交易安全、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視發揮商法的作用，必須給予商法一個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點就是獨立性。
四、關于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
（一）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構成分析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商法獨立后，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將由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部門法構成，各部門法的具體法律法規組成情況如下：
1、民法部門：（1）民法通則；（2）合同法；（3）知識產權法，包括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養法等；（5）繼承法。[22]
2、商法部門：（1）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法；[23]（2）破產法；（3）證券法；（4）票據法；（5）保險法；（6）海商法。
3、經濟法部門：（1）市場規制法，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2）宏觀調控法，包括計劃法、經濟政策法；（3）國家投資經營法，包括國家投資法、國有企業法。[24]
（二）商法獨立后各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分析
1、民法與商法。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最為密切，因而產生了兩種觀點：一是民商合一論，二是民商分立論。民商合一論者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一國民法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二者不但現在分離不了，而且隨著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將來就更難舍難離。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著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調整的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界限也很難劃清。[26]首先，商主體是從事營利的個人和組織，而民事主體將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與民法的調整對象都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第三，民事活動的范圍包括營利性、持續性的商事活動。筆者認為，民商合一論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將民法定義為調整所有平等主體之間所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本身已涵蓋商法定義，當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結論。商法和民法的調整對象不同，這一點無論民商合一論者還是民商分立論者都承認，那為什么不將民法的定義修改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非營利性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如若僅僅因為中國現行的《民法通則》而不做這樣的修改，那么就應該考慮修訂已頒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則》了；如若做出這樣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論者就將啞口無言了。
2、商法與經濟法。關于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商法與經濟法都以企業為核心對象，兩者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另一種看法認為商法與經濟法的理念、機能是不同的，商法與經濟法應為兩個不同的法。[27]筆者認為，商法與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門。首先，二者的調整對象不同，商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商人之間因實施營利性的商行為而發生的商事法律關系之法，經濟法是調整國家或國家部門與市場主體之間因進行經濟調節而發生的經濟法律關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調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運用自行調節的方法，經濟法則綜合運用自行調節和強制干預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質不同，商示屬于私法，其理念是維護主體的私權，以個體利益為基礎；經濟法原則上屬于公法，它以社會為本位，著眼于超越個體利益的整體利益。[28]雖然如此，商法和經濟法在各自的體系構成方面仍有較大爭議，主要集中在企業法的劃歸上。筆者認為，企業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企業法是指規范各種類型企業的法律規范體系，除非特別說明，一般指此。由于企業法的集合性，決定了企業法調整對象性質的復雜性，因此不能籠統地說企業法是屬于商法，還是屬于經濟法。鑒于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分別因其國家投資、涉外、規模較大且涉及面較廣而事關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調整這三類企業的法律更多地體現了國家意志，因此將之劃歸經濟法。其他類型的企業，像合伙企業、獨資企業、集體企業、合作社等，對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影響較小或基本沒有影響，屬典型的商事主體，因此將之劃歸商法。[29]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商法和經濟法關于企業法的劃歸問題。
3、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在我國現行的民商合一的體例下，主要是指經濟法和商法的關系，上面已詳述，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轉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經濟學論綱——中國經濟法律構成和運行的經濟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2]劉瑞復著：《經濟法學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頁。
[3]參見前引[16]，卓炯書，《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16—17頁。
[4]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頁。
[5]參見喬新生：《法律分類，費力不討好？》，千龍新聞網（網址：）。社會。警法速遞。法制爭鳴，2002-1-6.
[6]參見前引[2]，劉瑞復書，《經濟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頁。
[7]參見《法律部門的劃分》，網址：/lawpart.htm.
[8]參見洪恩在線：《法律碩士復習指南。綜合課。法學基礎理論輔導》，網址：/proedu/flxy/flss/fd/zhk/fl060102.htm.
[9]參見前引[4]，沈宗靈書，《法理學》，第430—432頁。
[10]參見前引[4]，沈宗靈書，《法理學》，第432—433頁。
[11]范健主編：《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12]參見趙中孚主編：《商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13]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3頁。
[14]轉引自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5頁。
[15]參見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6—17頁。
[16]參見范健等主編：《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17]參見前引[11]，范健書，《商法》，第11頁。
[18]前引[11]，范健書，《商法》，第9頁。
[19]參見前引[7]，《法律部門的劃分》。
[20]參見卓炯著：《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
[21]參見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7—19頁。
[22]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
[23]參見曹平：《我國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圖書館（網址：law－）。法律論文資料庫。
[24]參見漆多俊著：《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頁；
[25]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6頁。
[26]前引[23]，曹平文，《我國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27]參見前引[23]，曹平文，《我國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第8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ACCA是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TheAssociationofCharteredCertifiedAccountants)的簡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會計師團體之一。
高校會計專業(ACCA方向)是我國高等教育與國際會計職業教育相互融合的新型專業。公司法與商法(F4,CorporateandBusinessLaw)課程是國際注冊會計師考試新大綱基礎技能部分(FundamentalsSkillsModule)的考試科目。
該課程要求學生熟練掌握英國的公司法、侵權法、合同法、雇傭法等法律知識,并能結合案例進行法律分析。非法學專業的中國學生缺乏英美法律基礎知識和法律英語應用能力,教師應在幫助學生構建英國法的基本理論體系的同時,針對該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門課程的特殊性,不斷改進和完善課程的教學。
一、公司法與商法課程特點分析
(一)會計專業法律課程的必要性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法制經濟。現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企業會計信息的作用日益重要。
作為市場主體典型代表的企業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穩步發展,無法回避各種法律法規的制約。因此,實務中很多問題已不再是純粹的會計問題,而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問題。為適應會計職業的這種市場需求的變化,普通高校會計專業的教育目標是培養能夠擔負多樣化與復雜性的會計工作,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單一會計實務工作的復合型人才。我國傳統會計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中雖然也包括法律基礎、經濟法等法律課程,但大多僅作為普通的基礎課程選擇開設,類似于普法教育。在實際教學中,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國際會計教育包括我國普通高校開設的會計專業(ACCA方向),重視通才教育,主要以培養熟悉國內外與財務、會計、審計相關的法律、法規、準則;具有較強的獲取信息、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國際化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為根本目標。課程設計更突出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尤其重視法律課程的設置。筆者在澳大利亞留學期間發現,澳大利亞各高校都要求會計專業本科學生必須學習包括商法、稅法、公司法等至少三門核心法律課程。美國等國家會計教育也將企業法等法律課程作為會計專業的核心必修課程,充分體現了法律知識在會計人才培養中的地位。
(二)兩大法系法學教學的差異性當今世界范圍內主要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大法系。與之相對應,高等法學教育也主要分為以案例分析為主要形式的英美式教學方法和以講授法律理論為主要形式的大陸式教學方法兩大類[1]。
在英美法系國家中,由于判例占有核心的地位,成文法相對處于輔助地位。判例通常被匯編成冊并寫入教材,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對判例的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析討論,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有利于培養其分析問題的技能和語言表達的能力,熟悉分析案例的方法,能夠將書本知識同工作實務結合起來,加深對理論的理解。大陸式教學方法以集中講授法典以及假設性案例為主,教師的講授和學生的閱讀范圍都圍繞法學教材。這種方法較適合基礎法律理論的系統學習,有利于學生對于抽象的法律原理的理解和法律意識的培養。隨著教學實踐的發展,單一的講授教學法逐漸暴露出其僵化、脫離實際等固有的一些詬病,普遍受到人們的質疑。因而,采用大陸式教學方法必須注意避免簡單地對學生“填鴨式”的灌輸和照本宣科,在授課時多形式、多角度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啟發[2]。
公司法與商法課程教學存在的主要困難(一)教學輔助資料匱乏公司法與商法課程要使用原版全英文教材。但在教學過程中,僅采用一本教材,很難讓中國學生完全理解并掌握英美法律知識,必須借助輔助資料來補充相關背景知識。
在目前的教學實踐中,能夠供本選擇的輔助閱讀資料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法學專業的英美法教材或外國法制史教材;另一類是法律英語專業教材。作為會計專業法律課程的輔助資料,這些教材都存在著一些不足。第一,過于專業的法學教材側重于介紹英美法發展的歷史沿革和背景知識,對于會計專業的學生不僅起不到幫助理解的作用,反而加大了學習的難度和負擔。
第二,大多數的法律英語教材偏重于講授法律語言和語法結構,而弱化法律體系本身,缺乏知識的系統性,在閱讀上也有相當難度。
第三,ACCAF4課程主要涉及英國法律制度,但市面上的英美法教材則以美國法律制度為主。英國和美國雖然同屬于英美法系國家,但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教學輔助資料的匱乏,給教師的授課和學生的學習帶來了不少困難。
(二)法律英語應用能力欠缺會計專業(ACCA方向)公司法與商法的教學既非專業的英語語言教學,也不是單純的法學教學,而是法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英語與會計職業的融合體,教學中主要強調法律知識及基礎技能的掌握。法律英語作為承載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的工具,具有高度精確性和嚴密科學性的特點,與普通英語相比無論在詞匯還是在語法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較難掌握。而且,F4課程與ACCA考試科目中其他以計算為主的科目相比,屬于純文字科目,對學生英語的應用能力尤其是寫作能力有較高的要求,英語與法律專業知識的相互交融,要求學生在記憶的基礎上更注重理解。對于缺乏英語語言環境的中國學生而言,平常使用英語的幾率本來就低,讓學生理解常用的英語詞匯都已經非常困難,更何況是英美法領域使用的專門性術語。
(三)教學師資力量有待擴充普通高校會計專業(ACCA方向)法律雙語教學的特點要求其專業教師應具有復合背景,既是合格的英美法律專業教師,又具有良好的英語基礎。但我國高校中ACCA教育尚處于起步階段。從教師狀況來看,現有的專業教師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培訓,能夠完全勝任法律雙語教學要求的教師數量很少[3]。所以,學校應重視ACCA法律課程的教學,有意識地培養本校ACCA專職教師隊伍。為教師的繼續深造創造機會,并提供必要的教學設施和條件以獲取課程發展的前沿信息,鼓勵教師參與校內外各種培訓和學術活動,逐步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和授課質量。
二、完善高校公司法與商法課程的對策分析
(一)重視先修課,積累英美法基礎知識在高校ACCA教學計劃中,通常為《公司法與商法》課程設置了先修課程,如《英美法基礎》或《英美法概論》。
針對ACCA多數學生沒有任何關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英美法律基礎知識的現狀,先修課的目的在于簡要介紹英美法律制度,了解英美法系特點、基本架構、法院制度,并結合判例法特征,對英美民商法律制度有一個綜合性的了解。同時為適應全英文考試的需要,幫助學生熟悉和掌握基本的法律英語術語,提高研讀英美法律資料的能力。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語言方面,重點講解英美法當中會經常使用的法律術語;另一部分是內容方面,以考試大綱為基礎,準確劃定需要掌握的英美法律知識及教學深淺難易程度,為后期的公司法與商法課程的學習打下堅實基礎,保證學習的效果。超級秘書網
(二)擴展閱讀,培養自我學習能力需要明確的是,ACCA課程原版英文教材并不包含所有必要的知識,因而除教材外,還需要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擴展閱讀,接觸一些課外讀物。沒有相應的課外閱讀作為補充,便很難理解教材和考試題目中出現的一些內容;而能夠有效的閱讀課外書籍的同學,知識面和思維的靈活性都會比較好。閱讀的范圍以ACCA課程為核心,其目的主要在于擴大知識面,有大致的概念和印象即可,并不需要深入細致的掌握。閱讀時要勤于思考、注意積累,培養和提高自我學習的能力。
(三)圍繞大綱,創新教學方法英美法學語言比較生澀,在教學中應創新教學方法,使學生能主動參與教學過程。
教師一方面可用判例來幫助學生理解法學理論。另一方面,圍繞考試大綱中重點、難點的提問、討論,可以鍛煉學生對英美法律的運用能力,既能有效地保證教學的效果,對學生今后從事會計職業也大有益處。但案例教學法同樣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雖然使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但卻難以使學生在短期內獲得系統和完整的法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律知識。同時,這種雙向的討論式教學,在中國僅適用于少部分思維較為活躍的學生。如果教師對案例教學法運用不當,或者缺少課前預習和課后復習的環節,也仍然難以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4]。
考慮到目前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采用原版英文教材為主,輔以中文參考資料;教師在授課中采用英語與漢語交錯,以英語講授為主的英漢混合型雙語教學模式對高校ACCA法律課程比較可行,而要達到全英文教學的模式在短期內還有較大困難。需要指出的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鼓勵學生用英文思考法律概念,分析律問題,并注意通俗易懂地講解考試大綱中要求的基本原理。通過比較的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克服畏難情緒。
(四)研習考題,強化實戰能力ACCA考試課程的教學與高校普通課程的教學有著較大區別,除了課程本身的學習之外,最終目標還是學生通過全球統考。ACCA考試注重對學生思考方式與技能的考查,命題的特點是題目的靈活性和實務性。因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對教師提出了雙重的要求,一是要使學生具備會計專業本科學生的綜合素質,二是要幫助其通過ACCA考試。應試教育的鮮明特點,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講授知識,更要注重對歷年相關考試題目的研習,不斷強化學生的法律寫作和法律思維的能力,將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理與具體案例結合,解決法律爭議的問題,提高實戰能力。
參考文獻:
[1]李宴1英美法案例教學法在我國法學教育中的地位研究[J]1淮陰師范學院教育科學論壇,2006,(3).
[2]楊海坤,趙富強1英美法與中國的法學教育[J]1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1
第9篇：現代民商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 船舶碰撞 成立要件 賠償原則
作者簡介：谷麗穎、陳娟，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法學。
一、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關于概念的在立法上做的規定
相關的國際公約對本篇論文研究討論的問題都做過很多規定，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都是哪些規定。如：駕駛人員駕駛船舶，在航行過程中如果造成兩個船舶有接觸，其實接觸并不是重點，重點是要有損失，都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去處理這種碰撞造成損害的賠償。又如：其實傳播的用途是很多的，有的只是用于交通運輸，運一些貨物什么的，運一些人員什么的。這些都是用這個法律的相關規定，但是船舶的用途又不只是這一個，像那些軍事用途和政治用途的船舶就不能試用這個法律。還如：這個法律規定適用范圍其實特別廣泛，其實船舶一旦撞了，就會有傷亡，接著就會出現賠償問題，再接著就是賠償案件跟賠償訴訟問題了，都適用這個法律，不論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即使未曾發生碰撞，也適用于此規定。我國《海商法》第165條規定船舶碰撞的概念做了一定的規定，這些規定便于我們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理解他。根據我國相關法律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船舶實際上并沒有同其他船舶發生碰撞，只是因操縱不當或者不遵守航行規章，適用本章的規定。
通過本論文的不斷研究，不斷討論，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法律道理，那就是船舶碰撞的定義是從國際公約和我國國內法的角度作出的。對于事實狀態下和法律意義上的船舶碰撞，兩者不管是在概念還是構成上都是不同的。然而對于船舶碰撞的概念的定義國際公約和各國國內法都有著不同的規定。其實船舶碰撞不只是一兩種，船舶碰撞的種類特別多，不論是從英美法系看，還是從大陸法系看，都分很多種。
二、船舶碰撞的表現形式
1.事實狀態下的船舶碰撞。發生碰撞的物理狀態是它定義的側重點。根據詞典的解釋，什么叫碰撞，其實碰撞從字面意思看上來看，就可以得出什么是碰撞。就是兩個東西之間的碰和撞。即碰撞。在該定義的框架下，我們可以得出事實狀態下船舶碰撞的基本含義即兩船舶的接觸是發生碰撞的必要條件，無接觸則無碰撞，有接觸才會有撞擊。通過上述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道理，船舶碰撞分那么多種，而事實狀態下是建立在"碰撞”這一基本條件上的，也就是說有碰撞才會產生自然意義下的船舶碰撞。
從更為縝密的角度來看，它應該被稱為船舶碰撞侵權行為。因為從法律意義上來看船舶碰撞，其實不夠嚴格。船舶碰撞侵權行為，論調整對象和調整范圍，應侵權行為法，它屬于我國法律大體系中的一部分。其實通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侵權行為法調整不清船舶碰撞這個復雜而又龐大的問題。原因就在于海上運輸造成船舶碰撞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對其責任關系的判斷更是難上加難。在現代各國立法中，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在各自立法過程中都對這個問題去做了專門的規定。船舶碰撞與一般的侵權行為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兩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所以，從根本上來看，應當稱其為船舶碰撞侵權行為。船舶碰撞侵權行為這一概念可以很好的將它和自然意義下的船舶碰撞加以區分，正是因為它可以準確的反映出船舶碰撞這一事實在法律上的定位。但是，以目前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管它叫船舶碰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叫它船舶碰撞侵權行為。其實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這是一種習慣叫法。
三、船舶碰撞損害賠償的相關問題研究
（一）船舶碰撞損害賠償的成立要件
第一，碰撞事實客觀存在。作為船舶碰撞損害賠償中最為重要的要件，碰撞事實客觀存在是我們判定賠償的基本出發點。
第二，損害結果確實發生。在我國現行的海商法中，對于船舶碰撞之間的非正常接觸，做出了嚴謹的規定，認為碰撞后必須造成客觀損害，需具有一方的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財產的損害，包括一方或者多方的貨物、人身以及其他的財產的損失。
第三，碰撞船舶一方或多方主觀上有過錯。主觀過錯是我們界定過失賠償的重要前提。而在船舶碰撞賠償過程中，對于過錯責任原則的貫徹同樣是我們保證法律公正性的重要前提。
第四，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有因果關系。因果聯系是我國民法中對于侵權行為進行認定的重要構成要件之一，并且能夠有效的應用于我國船舶碰撞過程中的責任認定工作中來。
（二）船舶碰撞損害賠償之原則
海事船舶碰撞事故的發生，必然會造成損害，對于碰撞事故如何對損害進行賠償，依據國際上通行的司法規則，在確定船舶碰撞損害賠償范圍方面，要遵循以下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恢復原狀原則。恢復原狀，其本來的意思就是指恢復到原來的形狀，也可以說是使受到損壞的事物恢復到最初的原始狀態。對于船舶碰撞造成的損害來說，賠償應最大限度的接近事故發生前的狀況。這一點在《碰撞損害賠償國際公約》第三條中就已經做了明確規定。而且各國處理船舶碰撞事件都依循著這個原則。
第二，直接損失賠償原則。《碰撞損害賠償國際公約》（1985 年）中第五條對碰撞造成損害的追償做出了規定，公約指出，除非是在此公約中作出了特別的規定，否則，因碰撞直接造成的損害才能追償。這款條文明確規定了，必須是碰撞直接造成的損害才能得到賠償，碰撞造成的間接后果不能作為追償的依據。 第三，受損方應盡力把損失降到最低的原則。《碰撞損害賠償國際公約》（1985 年）中第四條規定指出：受損害的索賠方盡合理謹慎而避免或減少的損害不得追償。在船舶碰撞的事故當中，過錯方理所應當承擔對受害方的賠償責任，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害的一方也有責任把損害降低到最低，能避免和減少的損害都要積極地處理，不能使不必要的損害任意擴大。
（三）船舶碰撞損害賠償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
目前，各國在立法已經將過失責任原則認定是船舶碰撞損害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對于這個原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加以認可與肯定，除此之外，其他原則的引用都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結果。此種學說是目前學術界的通說，同時也是對侵權法中過錯責任原則的延伸。
（四）船舶碰撞損害賠償責任的比例過失原則
船舶承擔責任有以下兩種情況：第一，各船舶應根據所犯過失的程度，按照比例承擔責任，前提是兩艘或兩艘以上船舶都有過失。第二，各船舶平均分擔所應承擔的責任。適用情況是根據任何條件，都沒有辦法去確定責任過失大小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根據各方面考慮，認為兩者責任大小是一樣大的。這是《船舶碰撞公約》第4條第1款的相關規定。我國《海商法》的規定同《船舶碰撞公約》類似。它的大概意思是說，如果兩艘船舶發生了撞擊，根據責任過失程度去讓船主承擔責任。如果兩個船主責任一樣大，又或者用盡任何辦法都無法確定責任大小的，就讓船主兩個人平均承擔責任。這是我國《海商法》第169條第1款的相關規定。
四、船舶碰撞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與建議
第一，對于船舶碰撞的概念確定，對量定船舶碰撞損害的賠償來說是非常重要。首先，概念的確定是船舶碰撞法律法規所適用的前提以及判斷的基礎，更是研究和判斷賠償責任所依據的起點和基點。在我國的《海商法》中的第 165 條、第 170條，都分別從船舶碰撞的有接觸碰撞以及無接觸碰撞這兩個角度對相關概念進行了法律上的規定。從總體來說，它反映了船舶碰撞損害賠償制度的中心內容。然而，就我國目前實踐而言，對此概念的定義還存在著許多迫切需要修改的方面，第一，碰撞船舶的概念在適用范圍上仍然比較狹窄，跟不上目前船舶碰撞實踐對法律的訴求。
第二，在概念表述上存在不準確、不通順、不清晰，在法律邏輯和文字表述上，都存在容易產生歧義的問題。所以，有必要對《海商法》中的相關條款，做進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使之更準確、完整地表述船舶碰撞的概念，以滿足航運業不斷發展所帶來的船舶碰撞侵權實踐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