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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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1.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失靈。即使通過合理有序的政策制定過程產生了良性的公共政策，但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執行，同樣會產生政策執行結果與政策目標的偏差乃至背離，造成公共政策的失靈。主要表現在：第一，照搬式的執行。在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許多執行主體無視公共政策和民族地區的特殊性，不能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有計劃有步驟的執行公共政策，而是生搬硬套，也就難以應對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第二，粗暴式的執行。在我國民族地區，尤其是在一些相對偏遠、落后的地區，仍然存在著粗暴執行公共政策的現象，主要包括行政手段的濫用、以行政命令等方式強制執行。這些都容易引起執行對象的抵制，造成干群關系緊張、暴力沖突等嚴重后果。第三，附加式政策執行。民族地區政府為了部門或個人利益而私下給政策附加內容、充值公共政策的現象屢見不鮮。民族地區政府對公共政策的人為附加，產生了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趨利避害”現象，即對公共政策執行主體有利的就執行，不利的就舍棄，嚴重曲解了原本合理的公共政策。第四，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尋租。由于諸多原因，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執行者的綜合素質相對較低，不能正確全面地理解公共政策，加之約束機制欠缺，交通信息閉塞，容易產生公共政策執行者利用手中掌控的權力謀求不正當利益的情況，即容易在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造成公共利益的不正當分配。

2.公共政策監督過程中的失靈。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具有彈性較大的特點，容易偏離公共利益目標的實現，因此，在公共政策的任一環節，都必須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才能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執行。當前，我國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監督過程中的失靈主要表現在：第一，內部監督軟弱，流于形式。以行政監督、職能監督為主的內部監督，由于其“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天然缺陷而顯得疲軟無力。第二，外部監督缺乏。我國民族地區大都處于邊疆、山區、寒冷、干旱的區域，地廣人稀，交通困難，環境惡劣，公共基礎設施嚴重滯后，致使民眾之間、民眾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之間、民眾與各類新聞媒體之間的溝通交流較少。因此，立法監督、審計監督、輿論監督等外部監督，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也就不能實現有效的監督。正是由于監督不足，致使在制定公共政策過程中未能完全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敷衍了事，公共政策失靈也就不可避免。

二、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失靈的原因分析

民族地區的發展需要以切實可行的公共政策為基礎。為保證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有效實施，切實改善公共政策的績效，實現社會的公共利益，分析我國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失靈的原因變得尤為重要。

1.從公共政策主體的角度分析。從公共政策主體的角度分析，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失靈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公務人員的綜合素質欠缺。民族地區政策環境的特殊性，要求公務人員了解當地的民族風俗習慣，懂民族語言，實際上，只有極少部分公務人員能用民族語言與當地群眾進行交流。同時，民族地區政府公務人員的知識結構單一，水平不高，復合型人才十分缺乏。第二，以民族地區政府工作人員為主的公共政策主體的自身利益需求。公共政策主體是其利益團體的代表，而在利益團體相對缺乏的民族地區，公共政策主體往往是代表國家利益的民族地區政府工作人員。他們既是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的代表，也是部門利益、個人利益的代表，同樣追求著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民族地區政府工作人員的雙重身份，使得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現象層出不窮。第三，公民參與不足。隨著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有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一項公共政策的良性與否，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的參與度。長期以來，受“官本位”思想和“清官”意識的影響和制約，民族地區群眾大多認為制定政策是政府官員的事，他們只需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就行了。這種意識的存在，導致民族地區群眾大多對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持冷漠的態度，加之相關參與機制不完善，政府“唱獨角戲”也就在所難免。同時，由于民族地區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大多數公民缺乏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和驅動力。

2.從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角度分析。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又稱公共政策客體，是指公共政策直接作用和影響的客觀對象，即社會公眾和各種群眾團體。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力大小，取決于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第一，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客體的特殊性。我國民族地區多處于邊疆地區，宗教問題和民族問題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各民族群眾大多有自己的，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會演變為宗教民族問題。因此，取得各民族群眾對公共政策的理解與支持，尤為重要。第二，目標群體的知識水平較低。我國少數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較為偏僻閉塞、交通不便的農村，經濟發展比較遲緩，教育事業發展滯后且極不平衡，致使各民族群眾接受教育的機會相對較少，受教育水平低。同時，由于各民族原有社會形態發展階段的差異，各民族地區經濟文化背景的不同，各民族群眾對教育的認識和重視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其結果，各少數民族群眾間的受教育水平極不均衡。很明顯，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知識水平低和受教育程度不均衡，將使目標群體理解公共政策的難度加大，直接造成了公共政策執行上的困難，從而引發公共政策的失靈。

3.從民族地區政策環境的角度分析。政策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任何一項政策都會受到一定環境的制約和影響。民族地區的公共政策環境有其特殊性。第一，民族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對公共政策產生負面影響。一是地處偏遠，交通設施不完善，政府與各民族群眾的有效溝通存在諸多障礙，從而使得公共政策信息的傳達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二是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較為脆弱，因而，當地政府只能以減緩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為代價，集中精力保護生態環境，導致一些能較快帶動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無法及時有效執行，延緩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三是民族地區地廣人稀，各民族群眾獲取公共政策信息的渠道單一，使得公共政策的宣傳和動員工作難以開展，進而影響公共政策的有效執行。第二，參與不足。由于經濟落后，財力拮據，民族地區各級政府大都無力承擔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各項需求。一是民族地區大多屬于欠發達地區，傳統的生活方式在許多民族地區居于主導地位，缺乏現代科學技術的洗禮。二是經濟落后導致的貧困，使得各民族群眾不得不將大量精力用于解決溫飽問題，致使民族地區目標群體對公共政策各環節的參與不足。即使參與，也只能是表面文章。實踐證明，只有豐衣足食的人，才會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做熱心公益的公民，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各環節。三是經濟發展的滯后，使得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水平比較低，很多現代化的方法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難以得到有效應用。第三，民族地區特殊的民族政治關系。民族地區的政治關系，既涉及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也涉及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且，其位處邊疆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這種關系具有國際化的趨勢。這種復雜的民族政治關系狀況，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執行，容易引發公共政策政策的失靈。第四，民族地區的文化環境。我國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這些都具有復雜性和敏感性。如果認識不到位，處理不當，極易導致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失靈，進而影響民族關系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三、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失靈的矯正

防止公共政策失靈，充分發揮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作用，實現公共利益的目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實現民族地區全面健康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也是有效治理民族地區的客觀要求。為此，要不斷優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每個環節和執行環境。

1.正確處理中央與民族地區的關系。中央與民族地區關系的協調，是實現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目標的重要保證，是全面貫徹落實黨和囯家的方針政策及上級政府政策的前提與基礎。第一，要達成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的協調。在我國，國家的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是民族地區發展的基礎，同時，囯家要統籌兼顧民族地區的利益。第二，中央政府應該從雙贏的角度出發，考慮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落后、財力微弱、人才缺乏、交通不暢等特殊情況，繼續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從人力、財力、物力等各方面支持民族地區的發展，切實保證公共政策在民族地區的全面貫徹落實。為此，“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調整中央、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級政府的財政關系，明確上級對民族地區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責任，保證民族地區的各級政府擁有供給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必要財力。”［3］第三，要切實保障民族地區自治權的可操作性。行使自治權是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核心，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在宏觀層面制定的一些公共政策可能不適應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中央政府應當改革相關規定，賦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可操作性的變通執行權。

2.優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政策過程的起點，優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包括：第一，著力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主體的政策制定能力。要對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各類人員開展培訓。此外，還需對民族地區的各類團體、組織進行積極有效的引導與幫助，充分發揮他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作用。第二，逐步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度。推動準政府組織和民間政策研究組織的發展，促進民族地區第二部門（半官方組織）、第三部門等組織的較快發展，發揮其在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第三，強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公開程度，提高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度。要讓不同的利益主體將其各自的利益訴求明確地表達出來，是利益視角下政策過程分析的重要啟示。［4］第四，健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信息溝通機制。主要包括各類信息的收集、整理，從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主體能夠明確、清晰的對問題進行界定，幫助決策者找到正確的問題。

3.強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執行。第一，優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執行組織機構。在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因地制宜，組建精干有效的執行機構，減少不必要的層級，為公共政策的有效執行提供組織保證。第二，提高公共政策執行人員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一方面，“筑巢引鳳”，即改善民族地區政府單位的工作條件，制定有利于人才引進的政策以招攬優秀人才。另一方面，強化對現有工作人員的培訓，盡快提高他們的業務能力和知識水平。第三，實現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有效分權，包括縱向分權和橫向分權。縱向分權是指行政組織內部的分權，強化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執行。從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當前應側重于橫向分權，培育各種公共組織、社會團體來承接部分公共政策的執行，實現政府、社會與公民之間的協調。

4.提高目標群體理解公共政策的能力。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目標群體主要是指各民族群眾及當地的各類團體組織。“成功的政治社會化能擴大對公眾的政策宣傳，增強公眾的政治參與性和政策認同感，自動傾向于接受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積極配合政策的執行。”［5］要提高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理解公共政策的能力，可從以下4個方面入手：第一，要切實把尊重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和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只有公共政策是符合民族風俗習慣、尊重其的，各民族群眾才有可能深入了解和認同這些公共政策，從而配合這些公共政策的執行。第二，加強對當地群眾的語言培訓。倡導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相互學習語言，強化各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的漢語溝通能力及漢族干部群眾用少數民族語言的交流能力，加強溝通交流，才能真正促進民族地區的發展。第三，引導民族地區群眾轉變觀念。加強民族地區群眾對其他有助于自身發展的各類文化知識的培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各種現代化知識武裝自己，真正理解公共政策，有效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各個環節之中。第四，引導民族地區各類團體組織的健康發展。各類團體組織在民族地區發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地區各級政府應該加強與各類團體組織的聯系，重視他們的利益訴求，通過這些團體組織廣泛宣傳公共政策，充分發揮其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中介作用。

5.完善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監督機制。民族地區要預防公共政策的失靈，關鍵在于建立、健全、規范公共政策執行的監督機制。第一，要建立健全公眾監督機制。要充分調動民族地區各民族群眾的積極性，因為公共政策與各民族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因此，理當激發各民族群眾的監督熱情。同時，拓寬各民族群眾監督的渠道，完善各民族群眾監督公共政策執行的機制，加強政府與各民族群眾之間的互動。第二，強化民族地區各級政府內部監督的權威性和獨立性。民族地區各級政府的內部監督主要包括職能監督和審計監督，要切實保證監督機構在事權和財權上的獨立性，實現和強化監督機構的垂直管理，提高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第三，完善社會監督制度及相關的法律法規。民族地區各級政府應當引導建立各種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發展當地的媒體事業，使媒體成為群眾的眼睛和政府的窗戶，完善有關社會監督的規章制度，讓社會監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2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公共政策學產生于美國，因此其理論體系都貫穿著西方國家的問題，并體現在主流的公共政策學教科書中。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宗旨是“政策分析與探求美國問題的方案”，并用理性主義決策理論、團體決策理論、漸進主義決策理論等理論分析了美國的刑事司法、健康福利、教育、經濟等領域的政策。反觀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學，盡管也有形式上的“中國公共政策學”的教學體系，但本土化的程度很低，表現為教學內容安排的仿西方化以及教學方法上的“灌輸式”講解和“牽強式”舉例。教學內容安排的仿西方化通過國內出版的公共政策學教科書直接體現出來。截至2011年，國內學者出版的公共政策學教材達到106部[3]。盡管數量不少，但其內容構成基本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學知識體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國內教材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系統”、“政策過程”、“政策分析”三個板塊。如果將這些教材與國外的經典教材對照，就會發現每個部分都有明顯的西方“藍本”：政策系統的“藍本”是查爾斯•E•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過程》和邁克爾•好利特、M•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環與政策子系統》，政策過程的“藍本”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政策分析的“藍本”是威廉•鄧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以及卡爾•帕頓和大衛•沙維奇的《政策分析和規劃的初步方法》。教材的編著者抽取這些內容中的理論部分，隱去西方的背景和案例，用中國式的思維和語言重新編排起來，就成為公共政策學教材的主體框架。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國內公共政策學的教材都沒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藍本”的三大板塊，再加上一個必要的“公共政策學學科發展”導論，就成為標準的國內公共政策學教材“四部曲”。

以政策過程理論為例，國內公共政策學教材對政策過程的講述完全以安德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作的政策問題、政策議程、政策方案形成、政策決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和政策變遷的邏輯劃分為“藍本”，基本是一個邏輯環節一章的內容篇幅，不同的只是對這些邏輯環節的具體劃分和取舍有所差異。這些對公共政策過程邏輯環節的講述往往占據一本教材的很大比例，有的甚至占到所有章節的80%以上。按照這種框架給學生講述公共政策過程，學生的常見反映是“過于理想化”，與政策運行的現實過程不符。實際上，西方學者后來將這種方法稱為“階段啟發法”，也稱為“教科書法”。從這個稱呼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對這種理論的批評態度。這種邏輯劃分不僅與政策過程的復雜現實不相符，也無法解釋階段與階段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西方公共政策學者全面改革公共政策學教材的內容體例安排，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就完全拋棄了“階段啟發法”的內容體例，而是按照不同領域政策專題的形式進行講解。然而，國內的教材在講述公共政策過程的時候，依舊在西方早期的“階段啟發法”后面亦步亦趨。中國公共政策學教學的本土化嚴重不足還表現為教學方法上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任課教師采用的主要教學方式是“灌輸式”講解，即使不是“照本宣科”，也只是在西方的理論內容上隨機添加一些自己的個人觀點甚至是經驗感悟來作為補充。另一方面，為了彌補“灌輸式”講解西方理論的教學缺陷，近年來很多任課教師嘗試學習和引進案例教學，但這些所謂的案例大部分更多地只是“牽強式”的舉例說明，還遠未達到案例教學的規范。

二、公共政策學教學本土化的途徑

從社會科學知識“地方性”（Parochial）的基本屬性來看，公共政策學教學本土化的根本途徑是公共政策學理論研究的本土化。因為只有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研究本土化了，才能提供本土化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盡管當前我國公共政策學的基本理論體系依然是西方的，但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程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成果并沒有很好地反映在公共政策學的教科書和課堂教學中。因此，公共政策學教學的本土化有兩個途經：首先是鑒于絕大部分理論知識沒有本土化，要求任課教師必須辨識并講述其在中國的適用性，稱之為“西方理論——適用辨明”式教學；其次，緊密追蹤公共政策學理論研究的動態進展，及時將那些某種程度能夠修正西方理論甚至嘗試提出本土理論的成果設計在教學內容中，稱之為“西方理論——本土修正”式教學和“本土實踐——本土理論”式教學。下面以政策過程理論為例，對這三種本土化教學策略進行分析。

（一）“西方理論——適用辨明”式教學在我國公共政策學發展過程中引介西方的理論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無論是公共政策學的教科書，還是課堂教學，都習慣于機械地講述西方理論內容，而對理論產的背景脈絡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不作任何介紹和分析，其結果是教師對理論的講述和學生對理論的學習只能“生吞活剝”。對西方理論的教學，在講述內容之前，應該著重介紹其產生的背景和條件，在講述完內容之后則引導學生思考其在中國的適用性。例如政策過程理論中的政策網絡理論。政策網絡理論的基本內容是，政策活動中的行動者及其互動關系構成政策網絡，而政策網絡的結構和網絡中行動者的策略影響政策產出。但是教科書中對這個理論的講述都是介紹政策網絡的概念、類型及其對政策產出的影響。于是學生在學習之后就開始在課程作業中大量直接套用，但在很多情況下錯誤地使用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將我國政府之間的縱向關系也直接理解為政策網絡。雖然西方理論中對政策網絡的分類包括“府際網絡”，但在我國并非凡是政府之間的關系都能形成政策網絡。在這里，必須要向學生講述西方政策網絡理論的背景和來源。政策網絡理論產生于西方國家的分權體制，即政府結構內部在橫向和縱向上的分權和制衡。即使是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也是分權的，例如在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是分權的，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在聯邦憲法和州憲法規定范圍內行使自治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與無權直接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務。因此在分權體制的西方國家是存在縱向上政策主張完全相反的“府際網絡”。但是我國的政府架構是權力集中體制，上級政府對于下級政府擁有法律賦予的權威和行政權力，上下級政府之間無法各自成為獨立的博弈主體。即使存在下級政府消極抵制或拖延執行上級政府政策的現象，但難以出現下級政府或政府部門聯合形成政策網絡提出與上級政府相反政策主張的情況，也就不會出現相互公開對抗的政策網絡。因而，必須要注意到中國政府體制的等級制約和權力集中的特點，由于政府間關系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必須要辨識垂直的“府際網絡”的適用性。如果這樣給學生講述政策網絡理論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哪些情況下適用，哪些情況下不宜適用或根本不適用，不僅可以使學生在比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政策網絡及其功能，也可以提高學生實際分析問題的能力。

（二）“西方理論——本土修正”式教學在辨識和講述西方公共政策學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的基礎上，任課教師或者自己發現，或者通過其他人的研究發現本土的政策“案例”與已有理論不符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講述適用性的層面上，而是要將這些發現及時吸納進教學內容，展示本土“案例”對西方理論的修正和擴充作用，逐漸引導學生思考本土“修正版”的西方理論。例如政策過程理論中的“多源流”理論。“多源流”理論由美國公共政策學家金登提出，其基本內容是：政策議程的開啟和政策變遷取決于政治系統中的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當三種源流符合特定的條件并交匯時就會開啟“政策之窗”，議題就會提上政策議程從而政策就會發生變遷。其中，政策流中的政策建議需要具備“技術上可行”和“價值（政治）上可接受”兩個基本條件。“技術上可行”是指政策方案在法律、行政、財政和具體操作上可實施；“價值（政治）上可可接受”是指政策方案符合既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只有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政策流”才能與其它源流交匯并促進“政策之窗”的開啟。但中國本土的案例反駁了“政策流”的標準要求，證明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即使“技術不可行”也可以開啟“政策之窗”。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除[4]。法學學者提出十分激進的“憲法審查”政策方案當時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如果按照金登的“多源流”理論，“政策流”中的政策方案“技術不可行”就不符合“政策之窗”開啟的基本條件。然而，2003年6月，國務院很快就以《城市生活無著落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取代了實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不僅開啟了“政策之窗”，而且實現政策的重大變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多源流”理論源于美國的分權制衡和“否決”體制，政策要出臺必須要闖過重重“否決點”，這就要求任何政策方案必須在各種“技術”細節上具有高度的實施可行性，才能通過法律規定的程序成為正式政策或改革政策。但是我國是黨領導下的權力集中體制，越是重大問題和“棘手”的問題，越可能從常規程處理序“轉移”到高層或頂層決策機構中去“特殊”處理，也就越有可能實現重大變遷。“孫志剛”事件中法學學者提出的“憲法審查”的“技術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就是一個重大而又“棘手”的問題，因而問題迅速進入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層。很快，國務院就“自行”宣布廢止“收容遣送”制度，并出臺“救助”制度。這說明在我國政治體制下，如果是“價值（政治）上可接受”但“技術上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反而可能會開啟“政策之窗”。對于這種方式的教學，首先要向學生客觀地講述“多源流”理論的背景和基本內容，然后讓學生思考并舉例說明在中國是否適用，接著詳細地向學生講述“孫志剛”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廢除的來龍去脈，引導學生對照“多源流”理論思考這個案例中的差異及其原因，最后進行總結和點評。這種教學不僅不至于讓學生將“多源流”理論生搬硬套在中國的政策實踐上，而且可以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

（三）“本土實踐——本土理論”式教學近年來，還有一些研究嘗試完全基于中國本土的政策實踐和政策案例提出本土化的政策理論。任課教師要充分吸收這些成果，將其設計成“本土實踐——本土理論”式教學。典型的代表是陳玲提出的“制度——精英”雙層決策模型和王紹光提出的“共識型”決策模型，這兩個政策決策模型都是基于本土的重大政策案例而提出的。陳玲基于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政策變遷與重大決策過程的分析，提出我國公共政策決策是在“制度”和“精英”兩個渠道交互影響下達成“共識”的過程。正式制度層面上形成“政策舞臺”，政策問題自下而上按既定程序進入決策層；同時由“人際關系”構成的非正式制度則形成“協商網絡”，政策問題自上而下在各類精英之間尋求“共識”；“政策舞臺”和“協商網絡”兩個渠道相互作用，達成并擴散“共識”，就可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樣，王紹光和樊鵬基于我國“新醫改”政策決策過程的分析提出中國式“共識型”決策模式，這種決策模式由“開門”型參與結構和“磨合”型互動機制兩個維度構成，多元主體參與和多渠道協商溝通形成中國公共政策決策的基本過程。這兩個理論不僅是本土的，而且所依據的事實是學生有所了解的。在講述的時候可以完全拋棄教材上充斥的西方政策過程理論，首先細致地向學生介紹案例，之后讓學生討論并從中自己概括案例中所蘊含的政策制定方式，然后再完整講述研究者提出的理論本身，加深學生對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特征的理解。最后，還可以鼓勵和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人際關系”、“協商政治”等標志性的本土元素是如何體現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問題，激發學生以此去觀察和分析其它的政策制定事件。除此之外，還有關于中國“政策試驗”的研究，其獨特的政策過程直接挑戰了“階段啟發法”，這也是政策過程理論教學本土化的可用內容。

從上述本土化教學的途徑和策略可以看出，教學內容的本土化和教學方法的本土化是“一體之兩面”。教學內容的本土化離不開案例教學和討論啟發式教學方法的運用，而無論是案例式教學還是啟發討論式教學方法的本土化，如果沒有本土化的教學內容作為理論主線，要么是天馬行空式的“花邊新聞”課堂娛樂，要么是牽強附會地“舉例說明”應付了事，難以激發學生探究問題的興趣和提高其分析問題的能力。

三、結語

第3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共性；合法性；公正性

公共政策是政府或者公共權威為處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公共管理而制定和實施的公共行為規范、行為準則和活動策略的總和。正如日本學者藥師寺泰藏所說：“‘公共政策’的意思與其字面意思相同，即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威主體，為了公共目標，利用公共權力所制定與實施的總體性的策略選擇，公共政策必須具有公共性。作為政治系統輸出的主要內容，公共政策又是一種權威的價值分配，它具有極強的公共權威性的普遍的社會影響力，具有強制性、導向性、管理性、調控性與分配性的功能。公共政策憑借著公共權力的使用，對社會資源與價值進行配制，而且要求社會成員服從其利益選擇與利益分配。政治權力的使用必須證明其正當性，這是民主社會對政治權力使用的倫理要求。公共政策是政治權力使用的主要方面，與其他方面的政治權力運用一樣，這種強制性必須獲得人民的贊同，經過合法性的檢驗，否則就不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因而公共政策又必須具有合法性。所以，民主社會公共政策應當具有公共性與合法性的倫理精神，正是這兩種倫理精神才彰顯出公共政策的民主性。

一、公共政策應有的倫理精神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邏輯起點，公共政策所以是公共政策，就因公共性而成為公共的政策。對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概念分析，研究者們進行了很多的闡述，這些闡述也極有建樹。在此我們試圖從倫理精神的角度對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進行說明。作為倫理精神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首先，公共政策是對公共生活需要的回應。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力主體所作出的政治性的抉擇，但是這種抉擇并不是隨意而作出的，而是政府對公共問題的自覺回應。所謂問題就是主體對客體的期望與現實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才導致了主體的不滿，因此想努力對其進行改造。一個社會存在很多問題，社會公眾也有不同的需要，這些需要都希望得到滿足。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進入公共政策議程，必須通過政府政策進行解決。公共政策只局限于，而且應當局限于公共問題的解決。“當問題超出了當事人，其影響波及到不直接相關群體時，問題就轉化為公共問題。”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力機構所作出的，而公共權力機構活動應當限制在其正當的范圍之內。對于只涉及到個體或相對較小范圍內的組織的問題，公共權力是不應當通過政策的方式解決，否則就是越權，影響社會自治，而對于那些影響公共生活應當由公共權力通過政策方式進行解決的問題，如果不通過政策的途徑加以解決，那么政府就是缺乏回應性，是無能的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最為致命的錯誤就是為解決一個錯誤的問題進行決策。”公共政策自開始就立足于公共生活，立足于回應公眾的要求。對公共生活的回應決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屬性，也是其公共性之倫理精神的根源。正如有學者所說，“政策絕不能僅僅理解成官方聲稱的目標，而且還包括廣闊范圍內的所有參與者之間被模式化了的行為方式，這樣人們才能夠了解將要發生的事情。”公共政策是對行為方式的建構，任何一項公共政策不僅建構了公共問題，建構了政府與公眾的關系，而且建構了在公共問題中參與政策的各方的權利與責任。

其次，公共政策是公共意志的表達與結晶。由于現實中公民參與政策的能力與積極性的局限性、也由于現實決策制度的局限性，現實公共政策制定都是政策精英所制定的，由少部分精英對公共問題進行決策，這看起是一個“民主的悖論”問題。這一民主的悖論只有通過公共論壇予以解決和消除。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事務，涉及多數人的事務必須由社會的多數人共同同意，國家只是受人民委托而行使公共權力，這是民主社會的一個最基本原則。人民原則決定了公共政策必定是人民意志的表達與結晶。“一個好的公共政策是多數人的意愿和利益的產物，它不是少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合成，”民主社會的公共政策應當體現公眾的利益要求。政治精英、“政策企業家”對公共政策進行決策何以合乎民主的要求？答案就在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民主程序之中。公共政策是在公共領域中通過公共討論而制定出來的。公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應當有權參與公共政策，民主的政府有責任通過公共媒體與其它的手段，讓所有公民都參與到政策的討論中，通過民主的公共論壇，使得公民的不同意見得到充分合理的表達，最后通過公民的理性商談達成對政策的共識。民主的公共論壇在公共政策過程之中起著決定的作用。公共利益是一個難以明確的概念，什么樣的利益需要才是公共利益的要求，這一問題的解決只有在公共論壇之中，通過平等公民的理性商談達成共識。任何政府的臆想性與強制性的要求都不會與公共利益要求相一致的。民主的公共論壇發揮著橋梁性的作用，它溝通政府與公民，使得公民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有著平等的協商與理性的對話，而且還承擔著公共批判的作用，使得不同的價值得到理性的評判，以最終決定何種利益是最迫切需要的，最合乎公共利益的要求。政治精英與“政策企業家”在政策過程中的職責就在于匯總民意的工具性責任，而不得代民做主。只要公共意志自始至終都得到合理的尊重，公民在政策程序其民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民主的悖論”才最后被消除。公共政策是多數人的政策，應當表達多數人的意志與利益要求，也應當使少數人的合理利益得到滿足。如果公共政策只是反應那些在某些方面居于控制地位的集團與少數利益群體的利益，公共就偏離了其公共性要求，其公共性的倫理精神就要被喪失。

最后，公共政策應當體現公正的倫理精神。現代社會從本質而言是一個公平的合作體系，因此公正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倫理要求與倫理精神。“政府存在一個主要理由就是確保所有的個人都能得到保護，以免受有權勢的個人或集團的強制。”現代政府是社會公正的主要維護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也由此得到辯護。公共政策是政府活動的最主要方式，因此必須體現公正的倫理精神。公共政策的公正包括實質公正與程序公正兩個方面。從實質公正而言，公共政策應當體現社會公平的原則：一是公正無偏的原則，公平地對待任何一個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公眾，應當尊重他們合理的利益要求，如果因公共需要而對某些人利益進行限制，必須是正當而慎審的；二是公民受益原則，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最終受益者最終都是公民，政府與國家不應當與民爭利；三是劣勢群體利益最大化原則，公共政策在利益的選擇與利益的綜合過程中，要對那些處于社會劣勢的弱勢群體有意識地偏向，使政策的最終結果使他們的利益得到最大的考慮與安排；四是分配普遍原則，公共政策的利益安排要使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的重視，而不是僅僅只照顧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在社會資源中占據支配地位的少數人的利益。總而言之，公共政策通過提取性、分配性、管制性與象征，為公眾提供福利、安全、秩序與自由，這是公共政策的根本使命。只有完成了這一使命，公共政策才算是承諾了對社會公正的倫理要求。從程序公正而言，公共政策過程必須堅持公開原則，保護公民對公共政策的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與批評權。民主社會允許也應當允許公民參與到公共政策過程之中，他們有權發表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的觀點也有應當被政府重視的權利。他們應當可以通過意見表達機制，將自己正當合理的利益要求整合到政策之中。政府有責任通過合法的公共媒介，使公民的政策權得到充分的實現。“密室謀劃、暗箱操作”而形成的政策只是官僚個別的意志表現，而不是公共的民意表達，因而也不合公共政策的倫理精神。

最后，公益導向是公共政策所依據的法律規則與法律程序二次合法性論證的根據。公共政策是政府行為的主要方式，從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看，公共政策必須合乎法律的要求。合法律性，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前提。如果不遵循法律規則及其程序的要求，根本不可以獲得合法性。但合法律性與合法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合乎法律規則與程序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從理論上明確合法律性與合法性兩個概念有助于更進一步理解政策合法性的內涵。現實法律制定與執行都具有局限性，一是因為人類理性的限制，法律條文不可能窮盡現實中所有的問題，并對這些問題都進行合理的規范，特別是立法的穩定性與現實的多變性與復雜性的矛盾，使得法律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一些現行法律與人民正當權利需要之間的偏差是必然的；二是，法律的制定不一定都是人民意志的表達，現實中也曾有過政治權力強制性立法的事實，比如法西斯政權就強制性制定與執行法律，這些法律完全不是人民意志的真實的表達。如果法律與人民意志或者人民正當權利有這種或那種不一致，這時依據這樣的法律制定并執行政策，那么政策的合法律性與政策合法性不一致，也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因此，政策所依據的法律規則與法律程序必須經過規則的二次合法性論證。“所謂規則的二次合法性論證是指能夠為政治合法性提供論證的規則的合法性本身是需要證明的。”合法律的，并不是一定具有合法性，合法性不僅要合法律規則與程序的要求，而且要合社會價值規范，被人民所認同并自愿遵守的。因此，對這些作為依據的法律規則與程序要進行二次論證。這種二次論證事實上也就是對法律及其程序的倫理批判。如何對法律規則與程序進行倫理批判，批判的標準是什么？比瑟姆說：“規定權力的規則必須按照統治者和服從者共有的信仰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法律規則與程序的合法性就在于其正當性之中，法律所以是正當的，就因為其不僅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的表達，而且它是人民的意志的表達，體現了統治者與服從者共同的價值與信仰，換句話說，也就是法律所體現的規范與社會價值規范的同一性問題。我們前面已經指出，政治規范要與社會價值規范同一，政治規范就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基本價值取向。法律規則與程序必須體現公共利益的要求，體現現代市民社會平等互利合作的要求。如果法律規則與程序與這一要求相沖突，并有損于公民正當權利，法律規則與程序就得受到倫理的批判并被修改，政策制定與執行也不可以依據這樣的本身就不正當的法律規則與程序，否則其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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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廣義的非理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從個體決策者的層面來看，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對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無法脫離理性而存在。但是，當把理性狂熱地抬高到“唯我獨尊”和“無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拋棄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當作客觀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類歷史時，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臘哲學史上的斯多葛派認為，如果可能的話，理性應該完全壓制情感，以達到心靈上的寧靜。在柏拉圖看來，理性是人的靈魂最高的屬性和力量，它應該統治著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顯，兩者都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和力量，認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們是人的理性的障礙，而對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貶斥。不可否認，人應該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卻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豐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維在發揮著作用，情感、意志、靈感、信仰、潛意識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義張揚盛行之時，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人的心靈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著必須的作用。相對于當代公共政策制定所處的高度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任何人，無論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決策行為的知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作為富于情感的高等動物，其決策行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還會受到情感、深層心理動機、宗教激情、價值信仰等多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個體的經驗、直覺、靈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作為間接決策者的公眾來看，存在群體非理性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個人的決策，各種利益集團、公眾等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大力倡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為落實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政治權利之外，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體的利益關注制約個體的利益動機，以群體的理性彌補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以群體的理性制約個體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有時會表現出一種群體非理性。集體無意識、群體失智等都是對這種群體非理性現象的刻畫。這種群體非理性一旦被激發，在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約它。這種現象不僅為現代心理學所揭示，也被現實中大量的實例所印證。回憶一下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我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中的群體性狂熱，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群體非理性所具有的難以駕馭的力量。雖然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在少數時候才會出現群體非理性的現象，但是，一旦出現，必將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中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論和經驗的對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決策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通過理論分析的政策方案與通過經驗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觸的，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讓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案的選擇往往是很艱難的。當然這是很極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產生也不會純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為無論個體決策者或是群體決策者的決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復雜過程，即便從行為結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選擇，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現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證了政策在客觀世界的精準性，而非理性保證了政策在現實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斷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過來不斷改進理性的政策方案。

綜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離的，也不僅僅只有相沖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這樣過于簡化了政策所要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復雜性；當然更不能完全靠決策者拍腦袋來進行抉擇，這樣會導致盲目的經驗主義錯誤。這已經在我國近代歷史上留下很多慘痛的教訓。同時，我們要正視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這種特殊關系，使制定出來的政策兼具科學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達到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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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據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各種備選的公共政策中確定何種政策將最有效地實現一套既定目標的過程。這一分析過程，是政府“政策主張的先決條件”，亦即政府決策、主張及其實施的前提，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質。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發展；是指既實現人類經濟發展的目標，又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并促進人與環境和諧地發展。筆者認為，盡管不是每個具體而微的政策問題都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但至少從宏觀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必須遵循“公共”原則，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公共”原則的內涵

我國臺灣學者張世賢、陳恒均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或公共目標”的。日本學者藥師寺泰藏也認為，公共政策就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見，“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則，才能真正體現這一本質屬性。這里所謂“公共”原則，一是指政策問題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原則。公共利益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各利益主體間的此得彼失，影響著公共利益的實現，甚至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秩序。因此，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機構”，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權力、承擔公共責任、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必須謀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領域侵犯私權，或為少數人甚至政府自己謀取私利。“公共”原則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問題為綱領性的政策問題進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能夠更有效地約束、引導各社會主體，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領域內以其秩序化的活動增進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為現實和未來的各社會主體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標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代際目標的實現為原則。從一個歷史過程來看，“公共”原則要求，通過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得以把政府的行為目標，規范、約束在既立足當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確保未來人可發展的基本條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政府行為在代際之間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執于當代的自私性、狹隘性。“發展才是硬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當代和未來連續、不間斷的發展，即持續發展，才能真正確保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這種代內和代際的持續發展，是當代人和未來人公共利益的根本體現。因此，從另一角度也同樣可以說，以代際目標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樣是在公共利益實現意義上的“公共”原則的體現。

三是指政策問題范圍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整個發展系統全面、協調的發展為原則。根據前面的結論，持續發展問題也應該是當代政府綱領性的政策問題。持續發展是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因素的全面、協調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威脅著持續發展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人口劇增、生態破壞等嚴峻問題，正是由于當代政府違背“公共”原則，默許甚至鼓勵人們對公共資源“各取所需”式的無節制開采與利用，才造成了發展系統內部各因素之間，尤其是人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失調，使符合持續發展需要的公共資源的供給呈現出間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斷。因此，從政策問題認定的范圍來看，“公共”原則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約持續發展的問題，包括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從當代人到未來人的各種有關發展問題的有序而系統的解決，既尊重人類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當代人的利益，又著重作為利益主體目前尚還缺位的未來人的利益。

還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則，實際上已內在地與持續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了。可持續發展既是一種持續發展的狀態，又是當代人類在發展問題上的一種價值取向。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則之間，是內在相連的。可持續發展理應成為人們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則的基本角度。

二、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從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角度看，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環節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難以真正體現公共利益要求，實現代際發展目標，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內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偏離甚至違背了“公共”原則。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個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響著現代政府的決策理念，以致于發展為約瑟夫?雷茨自由主義的國家中立原則，認為縱使公民的所作所為為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所不贊成或違背了絕大多數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權利，國家也不得干預。美國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甚至專門論證了“不可能定理”，認為社會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種一致的選擇，或對事物進行一致的優劣排序；即使這里的所謂“一致”僅理解為“多數決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種能夠明確定義，在現實中能夠實際起作用的公共利益。這種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強調國家中立，而不得干預所謂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個人利益的決策理念，無法使公共政策分析體現“公共”原則，必然損害公共利益，當然也影響著體現了公共利益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不少學者認為，“公共物品生產的資源配置問題不能通過經濟市場來解決，而要通過政治市場來解決”。因此，當代政府的政策分析過程，多是憑借政治市場進行博奕的過程。一方面，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盡管政治市場在起點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終點上受“少數服從多數”的主導，表現出了“多數”強制“少數”的不平等。并且，“國家在過去被看作是大公無私的，現在則被當成參與政治活動者進行交易的市場”。因此，作為有“經濟人”特征的選民與政治家，其政治市場上的價值取向，不能不受組織良好或力量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違“公共”原則的政策，把公共資源的利用導向對公共利益的破壞，或者反過來，借公共利益之名，據公共資源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認知能力的局限，當代政府還不具備足夠的能力，按政治市場的要求去準確地收集信息，并形成與整個社會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這就使政府與其各個部門之間難以獲得有效的溝通，形成對公共利益的共識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結果是，政府及其部門之間政出多門，難以協調發展系統內部諸因素間的矛盾，誤導出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社會主

體對公共資源的無序利用，最終使發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資源而被迫中斷，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是指“政策執行之后，政策的標的團體，所分配到的社會資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負擔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應該是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的統一，是政府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滿足社會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權威的重要目標。它既是一種客觀狀態，又是一種主觀判斷。從倫理上講，公平是指未來各代人與當代人分享資源與環境利益的平等權利。然而，當代人的認知局限及其難免的功利主義傾向，使他們難以克服代內公平的目標偏好，很難理性、自覺地從未來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著眼于在代內和代際之間公平地分配公共資源，并使之成為其政策訴求的主要取向，謀求從當代指向未來的持續發展。

不僅如此，當代政府還面對著解決有關代內公平的公共問題的現實壓力。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從政治上講，增加效益也許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長意味著政府及其政策“運作得更有效或會得到更高的評價”，“而降低成本或削減項目預算”，“也許會激起人們的反對”，因為這意味著在一定效率的條件下，人們可能獲得的效益將下降。因此，當代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在“使窮人的境況好起來，而不使富人的境況壞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當它們提高最小人群組的福利時，才應該被采納執行”。可見，人們要求公共政策實現的代內公平目標，不是靠清教徒式的節儉，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資源利用量的不斷增加，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會平均效益，并擴大其在窮人當中的得益面與得益程度的。

顯然，嚴峻的問題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這種公平目標，存在著嚴重的結構缺陷。它忽視了代際公平而偏于代內公平；并且，在代內公平的現實壓力下，難以對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盲目追求當代人的利益要求進行有效限制，將斷送未來人發展的條件，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出間隙性。從人類歷史的動態過程來看，與其說當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標的結構缺陷，不如說由于嚴重違背了“公共”原則，才使政府的職能范圍超出了其廣義的公共領域，使人類（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滿足了當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國內外學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模型概括為多種決策模型。其中一些決策模型的固有局限，決定了相應公共政策偏離“公共”原則的傾向。國內也有相關著作對這些決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評。最典型的，一是團體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作為政治過程產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團體間斗爭的產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隨著各利益團體力量和影響的消長，公共政策將變得有利于其影響增加的那些利益團體的利益。這就清楚地表明：該決策模型下產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而不是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盡管在實際決策過程中，無論哪一個利益團體，在法理上，還是能力上，都無法取代政府的主導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響力最大的利益團體的政策要求，但是，這種模型無視公共利益要求的傾向，無疑將是對政府及其政策背離“公共”原則的某種認可。二是精英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統治權的精英人物決定，并由行政官員和行政機關付諸實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階層的偏好、利益和價值選擇。很明顯，雖然該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議制民主下各國決策實際可能的情形，然而，與團體決策模型相比，該模型更多地強調了居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離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則，漠視了公眾的公共利益。總之，這些局限，將不同程度地帶來了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對人與公共資源間關系的協調能力，難以實現對公共資源掠奪性利用的控制，破壞了可持續發展賴以實現的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應如何體現“公共”原則

公共政策從本質上是導向未來的。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體現“公共”原則，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當代，又面向未來；既面向人類自己，又兼顧資源、生態、環境，維護人（包括當代人和未來人）與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內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續實現與尊重，進而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須反映“公共”原則

人類的活動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絕對自由的。為了保護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決策中，必須徹底拋棄視人類為自然界的中心的陳！日理念，形成以保護自然并協調其與人類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新理念，進而“建立一個以自然持續發展為基礎、經濟持續發展為任務、社會持續發展為目的”的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新的發展觀。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則，一方面，就是以新的倫理道德和價值標準，把人類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為人類生態體系總體利益中利益主體的一方，使其權利不被侵犯的范圍內，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類隨意盤剝和利用的對象，而看作是人類生命和價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當代政府必須將其關注的公共領域進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個變化，無論是否人類活動所致，無論是否對人類有直接利害，都成為公共問題而進人政府的視野，進而進人政策議程。只有這樣，才能在更廣的范圍內，從根本上協調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系統，確保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必須遵循“公共”原則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體。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能否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系統內各因素、各環節的利益要求，包括資源、生態、環境作為利益主體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既影響著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們對資源的種種不合理占用，進而使政府面臨著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協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重大壓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學家葉海卡?德羅爾所說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羅爾認為，在決策主體處于“重大的兩難境地”時，應盡量“將這些政策堅持若干年”，“因為對大多數逆境來說，沒有持續和連貫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這就提示人們，著眼于人與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長遠（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體理應在各種干擾面前“不為所動”，在人與自然組成的公共領域內，堅持“公共”原則，不徇政府私利，力戒價值偏好，協調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否則，可持續發展將難以實現。

需要進一步指出，由于長期以來工業的盲目增長，已經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的失調。如若美國學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說“政府的任務是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并且這種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連續不斷的為人們共同分享的利

益”的話，那么，當代各國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就應該遵循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加強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口膨脹等公共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使全人類“可持續”地享受其應得的公益。可以認為，把利益的可持續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屬性，是安德森有關公共決策問題的深刻見解，他實際上已經把公共利益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內在地聯系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續發展，就會如德羅爾所說的，將“減少了各個國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國政府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甚至不能因本國的價值偏好而違背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損害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必須體現“立體”要求

第6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競爭力公共政策

一、影響農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及當前競爭農業的發展趨勢

1.影響農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農業競爭力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并通過農產品生產成本、農產品的實際價格、農產品比較優勢變化、實際質量、市場營銷能力和市場占有份額綜合體現出來。

(1)農產品成本。一般來說，成本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成本低，競爭力強；成本高，競爭力弱。而在農業經營中，除生產費用以外，農產品的經營規模、區域布局、生態環境、生產條件、加工條件、政策變化等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農產品成本水平。

(2)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一般來說，實際價格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在質量相差無幾的情況下，實際價格越低，競爭力就越高；實際價格越高，競爭力就越低。而且，要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來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其難度相當大。

(3)農產品質量。一般來說，農產品質量與競爭力呈正相關。即質量越好，競爭力越強；質量越差，競爭力越弱。而且，隨著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競爭形態已經從產品的價格競爭轉向質量競爭。農產品質量的高低，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又決定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高低。

(4)營銷能力。一般來說，市場營銷能力如何，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的地位和份額，又直接體現了農業競爭力的大小。積極開展充分的市場調研、恰當的市場細分和市場定位、正確的銷售策略、有效的促銷手段和良好的服務等一系列市場營銷活動，不僅是提高農產品市場占有率的關鍵，也是實現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關鍵。

2.當前競爭農業的發展趨勢

今后的農業競爭，將日益趨于白熱化。競爭農業，也將成為推動農業發展的基本特征。其總體趨勢為：

(1)從局部性、區域性向全局性、全國性、全球性方向發展。今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能否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不僅要比較區域內的產業、產品優勢，還要從全國和全球的產業格局比較中尋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鄭州市必須站在全國和全球的制高點，認真審定本地區的農產品發展對策，指導產業結構調整，并采用現代化的營銷觀念拓展農產品貿易。

(2)從傳統的經驗指導向信息引導方向發展。要在競爭對手越多越強的條件下取得勝利，關鍵是要充分掌握國內外農業科技發展和農產品供求變化的最新“情報”——農業和農村經濟信息。加強信息網絡的建設，發展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更迅速、更準確地掌握影響農業發展的各方面信息，將是鄭州市必須盡快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

(3)從低技術水平的開發利用向現代高新技術方向發展。只有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科技,才能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做到以多樣化取勝、以優取勝、以廉取勝。鄭州市必須審時度勢地搶占農業科技的制高點,集中力量組織對農業生物工程技術的攻關，推進產業化、規模化生產,以及滿足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多樣化、無公害、營養保健和廉價方面的需求,作為參與全球化競爭的必要條件。

(4)從產后推銷向產前訂單農業、期貨交易方向發展。以產定銷這種被動營銷方式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和無序性，不適應市場農業發展的需要。隨著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農產品產后市場勢必會被產前的訂單農業和期貨交易所替代。鄭州市必須將訂單農業、期貨交易等貿易方式，作為今后農產品營銷競爭的重要形式。

二、鄭州農業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的差距，既體現在資源稟賦、財政及物化投入、市場建設等“硬指標”上，又反映在諸如人員素質、經營機制、農民組織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軟指標”上。

1.觀念上的差距

鄭州市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農業觀念，認為農村的主要功能是經濟功能，忽略了農業的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而發達國家是現代農業觀念，強調在提高經濟功能的同時，著力發揮其生態功能與社會功能的作用。

2.發展階段上的差距

一般說來，農業分為古代農業、近代農業、現代農業等三個階段。目前，鄭州市差不多是三種類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區進入現代農業階段。而發達國家已全面進入現代農業。

3.農產品質量上的差距

以前，鄭州市農業片面追求農產品數量，忽視了質量，造成農產品質量水平總體較低，并已成為制約出口的隱患。而發達國家的質量農業早已走上了正規。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鄭州市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0%左右，而發達國家為80%左右；鄭州市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40%，而發達國家為60%～80%；鄭州市農業研究與發展經費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0.2%左右，而發達國家是5%；鄭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發達國家則達60%以上。

5.農業開放程度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的開放程度與其他行業相比有明顯的差距；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與工業、服務業等“一視同仁”的。

三、從農業政策的重點內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鄭州農業競爭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優質農產品主導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無公害農產品的簡稱。我市“三品”的發展要按照“三位一體，整體推進”的思路，加快發展，樹立我市農產品品牌形象。在發展“三品”時要以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為核心，提高農產品質量水平為主線，保證消費安全為出發點，樹立農產品品牌為基本目標，以標準化生產為主要手段，標志管理為突破口，監督檢查為保障措施，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加快發展綠色食品，因地制宜發展有機食品。

2.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健全農業產業化政策

農業產業化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連接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通過區域規模化和專業化的農業資源綜合開發，以科技進步和系列化服務為手段，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經營。通過龍頭企業、專業市場、中介組織，把分散的農戶經營與統一的大市場銜接起來；通過按市場需求組織農業生產，興辦加工和運銷企業，把農產品生產同國內外市場需求銜接起來了，提高了生產者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進而把農業納入了市場化軌道，也為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3.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農業產品質量為重點，提高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二是大力發展畜牧業和園藝業，發展高效農業，提高農業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區域結構調整，重組資源要素，提高農業的效率和效益；四是著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加工業的水平；五是發展二三產業和小城鎮，拓寬農民的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六是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還湖，構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格局。

4.構筑多元投入機制，完善農業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經濟效益決定的。而農業投資大多數具有周期長、風險大、比較利益低的特點。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擔一部分農業投資職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資主體加強對農業的投資。根據我市近期的實際情況，加強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嚴格執行《農業法》。充分發揮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明確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護農業方面的責任，調動地方財政支農的積極性；二是提高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三是積極鼓勵和引導農村集體和個人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四是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增加信貸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五是擴大農業利用外資的范圍和數量，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綜合開發。

5.建立健全農業保險制度，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

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設立專門的農業保險機構，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農業保險要逐步對主要農作物進行全程全季自然災害保險和市場保險，改變小階段如小麥收獲時的防火保險的做法。對農作物和家禽家畜進行市場保險難度大，但這是農民最盼望的保險，也是保護農業、調動農民積極性的重要措施，應試行并推廣。還要開設農民最低收入保險，如農民的一年收入達不到一定的數額，保險公司給予適當補貼，保證農民所得，以此來保護農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

第7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信息經濟學研究范式在分析貨幣政策調整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時，認為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是一個整體，左右兩側相互影響，公司的資產狀況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能力，而公司外部資金的可得性反過來影響公司的投資決策，其機理在于投資者和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債權人與公司之間就會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即相對于外部債權人，公司的所有者（實際控制者）對公司投資項目擁有較多的信息，或者是當債權人把資金借給公司后，公司的管理者可能會發生敗德行為。債權人為了控制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會限制信貸資金的供應量，對小公司會出現信貸配給，對大公司會出現債務積壓，限制了公司外部債務資金的可得性，此時資金市場就不能由資金供求調節而出現均衡，而是債權人根據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確定均衡價格，均衡價格確定資金的供給量和需求量。這種研究范式是從市場主體最優的角度去分析問題，而不是從市場均衡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本文主要是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考察貨幣政策影響公司投資的融資約束渠道的存在性，即貨幣政策調整是否會改變公司外部融資約束程度，進而影響公司投資支出。

二、假設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全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省份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技術進步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郭慶旺、賈俊雪，2005）。這意味著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環境和投資環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潤，而且可以在質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增發國債等方式擴大購買支出，通過轉移支付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增長；通過稅收政策減少稅收支出，進而刺激公司再投資，拓展資本規模。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利于公司會計業績的增長。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常意味著貨幣供給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變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資項目將更為有利可圖；與此同時，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會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機會和盈利水平。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說1：假說1：擴張性貨幣政策與公司的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

三、模型設計

1.模型設計。為了檢驗不同貨幣政策下的公司績效之間的差異，本文使用績效的托賓Q模型，此模型是近來研究公司績效的學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體模型如下。AP代表會計業績包括三個指標：營業利潤率、利潤率、凈利潤率（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和凈利潤除以年度平均總資產），t代表時間下標，i代表公司下標，TobinQ代表公司成長機會，LDBL是財務杠桿，MP表示貨幣政策類型啞變量。

2.貨幣政策類型的界定方法。根據對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解讀，我國貨幣政策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相機適應性調整。雖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沒有列示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及其類型，但是，我國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穩健性貨幣政策，中間雖然也存在一些微調，但都沒有更改基本的貨幣政策類型。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是從2007年第二季度開始的。為了控制經濟增長過快，公司績效過度，國家及時采用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適度從緊貨幣政策實施了兩個季度后，政府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過快，貨幣政策改為緊縮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實施了三個季度，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從增長過快轉向趨冷，自2008年第3季度開始采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總的來說，從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實行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從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實行的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實施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四、樣本選取及假設檢驗

本文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公司財務數據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報告數據，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剔除下列公司數據：（1）公司財務數據中存在缺失值的數據，（2）季度銷售收入增長兩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3）總資產季度增長一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4）金融行業公司數據。為了保持更多樣本觀測值，將主要研究變量的上下1%的數據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考慮到季度數據可能存在季度變化特征，在設定研究視窗時，既要考慮貨幣政策的變化，又要考慮數據季度特征的影響。因此，本文將研究視窗設計如下表。

1.描述統計。從上圖中可以看出，所研究變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數，說明這些變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沒有列出主要變量各季度均值變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賓Q值和流動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變化。從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銀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在此期間，公司托賓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賓Q值都低于均值，這表明緊縮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抑制經濟增長過快。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受貨幣供給的影響，公司的價值在逐漸減少。

2.相關性分析。因為篇幅原因沒有列出各個變量的相關性分析，從表中發現各變量之間相關系數都顯著低于0.5，說明各變量之間沒有顯著地相關性，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第8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廣義的非理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從個體決策者的層面來看，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對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無法脫離理性而存在。但是，當把理性狂熱地抬高到“唯我獨尊”和“無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拋棄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當作客觀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類歷史時，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臘哲學史上的斯多葛派認為，如果可能的話，理性應該完全壓制情感，以達到心靈上的寧靜。在柏拉圖看來，理性是人的靈魂最高的屬性和力量，它應該統治著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顯，兩者都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和力量，認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們是人的理性的障礙，而對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貶斥。不可否認，人應該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卻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豐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維在發揮著作用，情感、意志、靈感、信仰、潛意識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義張揚盛行之時，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人的心靈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著必須的作用。相對于當代公共政策制定所處的高度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任何人，無論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決策行為的知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作為富于情感的高等動物，其決策行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還會受到情感、深層心理動機、宗教激情、價值信仰等多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個體的經驗、直覺、靈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作為間接決策者的公眾來看，存在群體非理性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個人的決策，各種利益集團、公眾等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大力倡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為落實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政治權利之外，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體的利益關注制約個體的利益動機，以群體的理性彌補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以群體的理性制約個體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有時會表現出一種群體非理性。集體無意識、群體失智等都是對這種群體非理性現象的刻畫。這種群體非理性一旦被激發，在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約它。這種現象不僅為現代心理學所揭示，也被現實中大量的實例所印證。回憶一下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我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中的群體性狂熱，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群體非理性所具有的難以駕馭的力量。雖然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在少數時候才會出現群體非理性的現象，但是，一旦出現，必將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中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論和經驗的對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決策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通過理論分析的政策方案與通過經驗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觸的，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讓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案的選擇往往是很艱難的。當然這是很極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產生也不會純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為無論個體決策者或是群體決策者的決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復雜過程，即便從行為結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選擇，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現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證了政策在客觀世界的精準性，而非理性保證了政策在現實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斷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過來不斷改進理性的政策方案。

綜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離的，也不僅僅只有相沖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這樣過于簡化了政策所要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復雜性；當然更不能完全靠決策者拍腦袋來進行抉擇，這樣會導致盲目的經驗主義錯誤。這已經在我國近代歷史上留下很多慘痛的教訓。同時，我們要正視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這種特殊關系，使制定出來的政策兼具科學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達到政策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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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第9篇：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市政工程；質量管理；解決措施

在當今城市的建設中，市政建設是城市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如今的城市中各種市政工程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市政工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是最為密切的，市政工程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安全，這些工程在建造的過程中必然會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比如，在施工的過程中可能會導致交通道路的擁擠，一些建筑垃圾等會給居民的日常生活帶來許多的不便和干擾。市政工程建設與居民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因此，市政工程的實施必須要得到周圍居民的認可，而市政工程的施工程序非常復雜，施工的項目也是相當的繁多，因此，施工的難度也是相當大的。由于目前我國的市政建設中的一些項目的參建單位比較多，許多家的施工單位進行交叉作業，因此，常常有違規的現象出現。此外，由于有些違規的操作，在建設完工的初期往往不容易被發現，但是在使用的過程中，這些問題就會不斷的暴露出來，因此，就必須進行修補，而修補施工的過程中，又給居民帶來了不便，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如今的市政工程往往還會涉及到當地政府的政績和當地的外部投資環境，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到市政建設的安全性，因此我們要及時的發現市政工程施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且提出一些合理的解決措施。

一、我國目前市政工程施工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市政建設正在飛速的發展，在市政工程施工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市政工程施工質量管理的問題，而市政工程施工質量管理中也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

就現在的狀況來看，有的施工單位在施工時，往往缺乏最為基本的質量控制的程序和質量控制的手段，有的施工單位甚至壓根不具備最為基本的質量意識，往往只在乎短期的經濟效益，而忽視了工程的質量和安全性，如今很少有施工單位是以抓好施工質量為目標的，施工單位在使用施工設備時，往往不按照行業的規定和實際的情況進行施工，出現偷工減料的現象，施工單位的現場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也缺乏必要的施工經驗和處理現場事故的經驗，從而造成了施工的組織不合理，和施工現場的混亂。

（1）市政工程的質量管理體系不完善

目前的一些施工單位在進行市政工程的施工時，往往忽視工程質量的管理，導致了目前施工質量管理體系的不完善，一味的去追求施工的工期，而忽視了施工的質量，有些施工單位為了能夠提前完工，而忽視了施工工程的質量，有些施工單位的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工作人員的來源也不明確，因此，在施工的現場盲目的指揮，而忽視了質量的管理，由于施工單位在施工的過程中，施工相關單位沒有進行合理的溝通與協調，導致了施工過程中出現了摩擦和矛盾。

（2）一些監督管理單位的質量管理上存在弊端

在目前的施工建設中我們往往要更加注重監督管理工作，在進行監督管理工作時，要求監督管理工作人員不僅僅要有良好的綜合素質，還要有很高的管理能力和扎實的專業技術水平。雖然目前的市政工程監督管理單位的數量不少，但是監督管理人員的素質確實參差不齊，而素質較高的監督管理人員還只占少數，在大多數的監督管理機構中，機構的內部管理也是不夠規范和科學的，實施的懲罰力度也是不夠的，常常會出現一些包庇的現象。

二、市政工程施工質量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措施

（一）要樹立明確的施工工程建設項目質量管理的目標

在市政工程施工中，不同的階段就有不同的目標，只有一步一步的去實現每一步的目標，才能夠實現最終的目標，因此，在樹立目標時，要從以下的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個是要求被管理的對象要按照預先樹立的目標前進，第二個就是要控制好施工的管理活動，必須要符合施工的實際情況。因此在樹立了整個市政工程建設的目標之后，就要制定合理的施工計劃，項目的管理人員在制定質量管理計劃時，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對一些施工的質量問題要進行科學合理的分析，從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和預防措施。

（二）要不斷地加強市政工程建設項目的質量管理

市政工程的施工過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市政工程的施工質量管理在市政工程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而對市政工程的質量起到決定性的因素就是施工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施工人員和管理人員綜合素質的高低往往決定著施工建設的好壞。由于市政工程建設的施工人員的流動性較大，管理人員的管理具有隨意性以及監管人員的態度不端正等一些因素都會對市政工程的施工質量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市政工程監管部部門要制定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監督措施，防止在施工的過程中出現問題，影響施工的質量。

市政工程建設必須要按照預先預定的計劃和技術標準進行施工，在施工的過程中要將施工中的實際情況和預先制定的計劃之間來進行比較，從而不斷地改進與創新，在兩者的相比之下，選擇出更加合理可靠的施工措施，在遇到問題時，要積極的將兩者進行比較，及時的解決問題，并從中吸取教訓，積累經驗，保證在下次施工時不再犯此類的錯誤。在施工的過程中，必須要實施有獎有罰的管理措施，對那些表現好的員工進行補貼，對在施工過程中有失誤出現的員工要予以批評，從而里保證市政工程能夠保質保量的完工。

在市政工程施工工序的管理中，對工程中工序質量的控制是質量管理中最為基本的內容，對工程的工序質量控制的目的就是要及時的發現偏差和分析影響市政工程質量的制約因素，從而進行解決，保證將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從而來保證質量，工序質量的兩大不穩定因素往往是影響市政工程質量的關鍵因素，因此，施工人員在進行施工時，要嚴格的把握好工序的質量，要嚴格的對每道工序進行仔細的檢查，使每道工序都能夠在合理的控制下進行。

最后，在市政工程的實施中要做到以人為本的施工理念，要以保障百姓的人生安全和財產安全為首要目標，要嚴格要求全體員工的綜合素質，在施工的過程中，要明確質量目標，從而進行科學合理的管理，實行有獎有罰的管理制度，最終能夠有效的對市政工程的施工項目進行質量管理，保證市政工程的質量。

結語：總而言之，市政工程是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而市政工程施工質量管理也是市政工程施工項目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市政工程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政府的形象，因此，在市政工程的施工中，要牢牢的抓住市政施工質量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認真地對待，并且進行分析，制定合理的方案來解決問題，從而來保證我國市政工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只有這樣才能夠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保證人民的財產安全，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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