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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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到目前為止，有關現代性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社會學以及比較文學領域。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現代性理論引入經濟領域，認為現代性在個體觀念及行為模式方面，體現在理性和個人主義上；現代性在資源配置問題上，體現在社會治安、法律秩序、財產保護和產權界定等方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會通過影響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生產要素投入，進而作用于該社會的經濟產出，使該社會經濟體可能持續處于變化之中，使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狀態、實現不同的增長速度。將現代性理論引入社會經濟領域，這為分析現實生活中的經濟變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為理解經濟現象、進行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分析框架。

一、現代性研究概述

現代性(modernity)／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modern引申而來，而modern源自拉丁文modernus，這在五世紀的歐洲已經開始流行，意思是與古代互別，用于描述自己所處時代，與此同時將羅馬及其他非基督教的早期社會歸為古代。在十八世紀后，文藝復興以后的文化被稱為現代文化，現代化和現代性也隨之被賦予了特殊的內容。在近幾個世紀的西方學界，modem主要是用于與中世紀(Medieval Age)進行區分。

在安東尼·吉登斯看來，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的現代社會理論屬于現代性的理論范疇，代表了古典現代性理論的基本范式。通過對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的著作進行反思，吉登斯系統總結出古典現代性理論的三個明顯主線，即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和理性化，在此基礎上重建現代性理論范式。

吉登斯認為，現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大略等同于‘工業化的世界’，前提是我們認識到工業主義并非僅僅是在其制度維度上”。“在最簡單的形式中，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詳細描述的話，涉及“(1)對世界的一系列態度、關于實現世界向人類干預所造成的轉變開放的想法；(2)復雜的經濟制度，特別是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國家和民主”。

達尼洛·馬爾圖切利認為現代性是指當代社會和目前時代，“現代性始終是一種充滿不安，面對現實的關系方式，是尋求一種對不安的回答”。馬泰·卡林內斯庫認為，現代性“既是一種心智結構，也是對知識的一種特定態度”，即“知識是通過假設和驗證取得的，求知的過程理想地說應該擺脫任何外在權威與體制的專斷，同時也應該擺脫個人信仰與偏見的固執”。S．N．艾森斯塔特認為現代性在本質上應當“被視為一種獨特文明，具有獨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現代性的核心是對世界的一種或多種闡釋方式的成形和發展，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想象的成形和發展，空前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是核中之核”。安德魯·芬伯格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悖論式的概念，一方面，它是指現代科學技術、各種民主政體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另一方面，現代性是建立在一種獨特的技術系統擴展基礎之上，它與傳統是相對立的，并且處處用一種合理的技術文化取而代之。齊格蒙·鮑曼認為現代性的本質要素是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中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尼格爾·多德認為現代性作為一般術語來使用，屬于規范工程，而規范工程可被定義為一個思想和信念系統，它以某種方式涉及改善社會的作用。沃格林認為西方現代性的本質是“靈知主義”，其核心因素是，把世界體驗為一個人迷失在其中的異鄉，人們必須找到回到他所從來的那個世界的道路。史華慈認為現代性的核心是一種“浮士德沖力(FaustianSpirit)”。一種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知識的無限欲望，它影響了現代文化的每個方面。

對于現代性的理解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從起源來分析現代性，有人認為現代性是科學革命或經濟技術的合理化，有人強調社會倫理方面的變化，個人從人類或超自然的權威中解放出來，有人認為現代性的核心是推進人類的平等，也有人認為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占主導地位。還有人這樣描述現代性：從歷史上說，現代性通常是指西方的歷史，更具體地說，是指歐洲的歷史，而從某個時候起也指北美的歷史。“在那些明確擁抱現代性的人——現代性對他們來說意味著理性、民主、相信開放社會和政治多元化的優點、高度尊重個體價值、競爭的市場體系等”。也有學者在與“現代化”的對照中來理解現代性，“現代性與現代化不同。現代化是指變革的過程，是動態的過程，結果不能預料；而現代性是指由現代化及其成果所喚起的相應的精神狀態和思想面貌”。“韋伯把合理化作為現代性的中心，很有說服力”。現代社會的現代性在于其合理化發展，吳承明對此的看法是，“我以為，在更好的理論出現之前，這個看法是可以接受的”。

齊美爾和韋伯都將工具理性定義為一種經濟計算形式。韋伯認為，工具理性在管理和核算工作中的應用是資本主義市場發育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代社會中呈現出理性形式的科層組織是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首要條件。對經濟、國家和文化問的關系，韋伯作了一個多側面的分析，認為這些關系發展的動力更多來自核算程序的理性化和市場的擴張。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化在于日常生活建立理性原則之上的信念，人們理性地相信這些原則，這些原則反過來通過計算來指導人的行為。

在新古典經濟學里，存在一種抽象的和工具性的計算方式，它是經濟人推理特色的最好表達。韋伯在這一背景下將社會行動稱為目的合理性，這可以被界定為計算性行動，目的是通過最有效的方式獲得一個特定的目的。另一種理性形式包含具體和應用性的價值判斷和政治承諾，這種形式的社會行動是價值合理性的，價值合理性行動可被定義為一種由壓倒一切的理想所支配的行動。韋伯依據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表達了對理性的雙重理解。形式合理性是對于達到一個預定目標的最高效率或最有效途徑的極端；實質合理性要求依據價值合理性或實質目標合理性來對那些經濟行動——雖然它在正確計算的意義上屬形式合理性——進行測量。

哈貝馬斯的相關論述進一步加深對理性的理解，他將理性看作是雙重性的，理性有兩個維度。即工具性和溝通性。這與現代社會中兩個并行且各具特點的發展模式相呼應：技術進步和道德進步。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是由理性化的根本邏輯決定。理性化過程呈現出兩種主要模式，每一種都有其特有的邏輯。第一種來自工具理性的增長，第二種來自于價值合理性，也稱為溝通理性的增長。工具理性增長導致了現代社會中經濟和技術進步，溝通理性的增長使整個社會達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

二、現代性在經濟領域的體現

現代性在經濟領域從兩個方面得以體現，一是個體觀念及行為模式，二是與之相關的資源配置問題。

“理性在人類事務中發揮作用，自由的個人是理性的載體，這樣一種觀念是20世紀的社會科學家從啟蒙時代哲學家中繼承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題”。現代性在個體觀念及行為模式方面主要體現在理性和個人主義上。需要加以注意的是，這里的個人主義不能簡化為對自我利益的單一追求。個人主義與個體化不盡相同，個體化使個人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感受，與社會無關，而個人主義是包含著依賴社會進行真正表達的觀念。更為詳細的表達是，現代性在此體現在理性、個人主義和社會化上。

理性通常被理解為一種以成本——收益估算為基礎的思維模式，在此，成本和收益涵蓋物質、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多個方面，這也包括考慮信息不完全的情況，強調的是一種權衡思想。關于理性，有以下四點值得強調：一，理性并非與信仰不相容。從信仰帶來平靜、幸福、滿足或信心的意義上來講，這也是一種收益。假如有些時候堅持信仰與實現其他一些目標產生沖突，即堅持信仰存在著機會成本，這同樣產生權衡的問題。因此在寬泛的意義上理解，可以認為信仰包含在理性當中——沒有邊界的信仰應當被稱為迷信；二，理性具有有限性。一方面是由所處的時代和所處的社會帶來的理性的歷史局限性，另一方面是源自個體心智發展水平的理性有限性。承認有限理性，這本身就是一種理性表現，或者說，是理性的反思性。理性的有限性也為信仰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理性并不具有唯一的衡量標準。不同當事人的成本和收益的具體內容不同，估算能力、估算方法和風險態度也各有不同。理性強調的是權衡這種思維模式，而非要求具有相同的權衡方法或結果；四，人的理性并不是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給定的或者說是可資獲得的，而必須被理解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人的貢獻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檢測和糾正。理性包含了對即時性后果的考慮，即人在自己行動前對即時性后果的預期，與經過實際過程后的結果相對照，這種實際后果包括對自己的后果和對他人的影響，已經經過了其他人的檢測和糾正。這里強調理性的開放性。

個人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經濟理論，一種旨在理解各種決定著人類社會生活的力量的努力。一方面，個人主義者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才能發現一套激勵制度，以便激勵人們根據自己的選擇和依從那些決定著日常行為的動機而盡可能地為滿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個人主義者不僅意識到個人利益之間存在各種沖突，而且更是強調建構良好制度的必要性，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中，主張利益競爭和妥協好處的規則和原則。其次，個人主義是一套從這種觀念中衍生出來的準則，即任何人或群體都無權決定另一個人所應當具有的地位，這也是個人實現自由，包括交易自由的重要條件。個人主義要求對所有的強制性權力或一切排他性權力施以嚴格限制，但這并不否認強制性權力的必要性。

所有的人類動機都來自于個人，這包括使用資源的動機，而現實資源是有限的，由此引發的資源配置問題是現代性在經濟領域的另一方面的體現，即資源配置方式和資源配置的制度性問題。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資源的配置可以通過市場自由競爭實現，可以通過政府調控實現，也可以通過以降低交易成本為基礎的例如企業等這樣的組織來實現。資源配置的制度性問題包括財產安全和產權界定。財產安全不僅意味著財產的存在具有安全性，這需要良好的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也意味著財產的轉移具有安全性，這需要相關法律、法規以及被普遍認可并實施的慣例習俗等的維護。由于一些產權在界定時具有理論上的爭議，還有一些產權界定在實踐中難以明確實施，因此產權界定可具體分為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對公共品的提供和對委托一問題的解決這樣三個方面。前面所說用以解決財產安全問題的社會治安、法律秩序等正是現代社會所必需的公共品中之一類。

個人理性在經濟變化中最本質的作用可以追溯到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中。新教教徒對于經濟利益的史無前例的追求源自一種對宗教教誨的感情或說是心理反應，該反應從根本上出于——追求經濟上的繁榮以榮耀上帝，支持自己成為上帝選民的內在信念——這樣一種理性的考慮。新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理性和個人主義與該理論中的理性經濟人假定相當一致，而理性經濟人假定正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基礎和邏輯起點之一。另外值得強調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理性，其含義已得以深化和相應擴展。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包括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技術、教育和技能等方面。運用基于該理論構建的模型所進行的一些定量分析表明，這些要素的確為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是對于為什么不同經濟體會投入不同量的生產要素(這里的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實物資源，也包括技術、技能等。以下同。)，為什么不同經濟體所投入的生產要素對經濟產出的貢獻程度有所不同，為什么特定的經濟體在不同時代經濟增長速度存在顯著的差異等此類問題，這種分析方法難以提供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

一個社會通過武裝力量和法律法規對其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將為該經濟體內的生產要素流人、經濟連續運行提供一種基本保障和必要的便利。一個經濟體內資源配置方式的多樣化，不僅意味著某種資源配置方式下的具體配置行為的效率問題，而且意味著不同配置方式的效率問題，比如在對比哪個私人通過市場競爭運用特定資源更高效之外，也可以對比私人與政府哪方更高效，競爭與壟斷哪種方式更高效。一個社會對產權的有效界定和合理實施，將激勵其經濟主體不斷追求當前自身利益最大化，并積極尋找潛在利益和實現方式。在正當的個人權益得以確保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每個個體對于這些追求的實現，將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的帕累托改進。

無論是個體觀念及行為模式中的理性和個人主義，還是資源配置方式的多樣化、資源配置制度性問題的解決，都會通過影響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生產要素投入，進而作用于該社會的經濟產出，使該社會經濟體可能持續處于變化之中，使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狀態、實現不同的增長速度。

三、現代性理論與經濟史研究

主要基于哲學詮釋學的啟發，這里先談我對經濟史研究的理解。

一般來說，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或說已經存在的事物，我們與之存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在這段時間，可能相繼有很多人，可能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領域的人，對其作過思考和研究，伽達默爾所說的“效果歷史”一直擴展和更新；從研究者方面來看，從其所處時代、背景有別，社會偏好有別，到自身生活環境、成長歷程有別，到思維方式或說偏好有別，偶然事件影響等等這些，“前理解”自然多種多樣。林林總總的“前理解”遭遇不斷發展的“效果歷史”，加上研究者自身操作能力，客觀上接觸“效果歷史”的范圍和程度，因此無論從時點上還是時段上看，“視域交融”都是繽紛多彩的。

動態的“效果歷史”意味著更綜合的，以及更多樣的理解，在研究中，可認為是已有的多種視角；從研究者方面，不同的“前理解”也可認為是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視域交融”產生之后，一方面，在后來人看來，即為不同的“效果歷史”，另一方面，直接或是間接地擴展著研究者的“前理解”……持續產生的不同視角，這正是我們去理解我們想要理解的事物的方式，也正是我們要理解的事物本身。

理論來源于現實，確切的說來源于現實的積累，那么用現有的任何理論去分析已經發生的事情，并無不可。在研究事件之前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稱之為顯然的指導作用，之后的相關理論，可以認為是受到事件的某些啟發。除非我們能證明它們是不相關的，否則我們沒有辦法說這樣的應用是不對的。對這點進行推論，即我們不回避所有的“前理解”，正視它們，甚至是主動運用它們，都是合理的。“前理解”正是為了讓我們作出理解。

第2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所謂"選精法"，即從有關史料中選取一兩種據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為據來概括全面。在建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時，這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畝產量研究中，使用"選精法"頗不少見。有關宋代江南畝產量的記錄為數不少，僅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達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畝產量數字都列出來，總數還更多得多）（注：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縣學田籍）就包含了114個產量數字。）。這些數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顯著的時空分布差異（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僅0.13石，高者則達5石，相差竟達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畝產量記載，從時間分布來看，北宋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別集中于南宋后期）；從地域分布來看，秀州（嘉興）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蘇州則多達110例。）。一些學者在研究畝產量時，通常是從這些記載中挑選出一兩條，以此為據來推導出其結論。例如前引余也非對兩宋江南畝產量的估計和顧吉辰對北宋江南畝產量進行估計時，都只列出了一條證據。漆俠估計南宋太湖流域畝產量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據，茲可不論（注：漆俠在論文《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及專著《宋代經濟史》（第2、26、175頁）中，多次說到太湖流域畝產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來源。查該論文的"中國封建時代各時期畝產量數字表"及該專著第135-137頁的"宋代各地畝產量數字表"，畝產六七石的記錄均只有一條（即政和7年明州畝產量的記載）。此條史料原文為"訊之老農，以謂湖（明州廣德湖--引者）未廢時，七鄉民田，每畝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這已明說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條史料說的是米還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關于南宋江南畝產六七石的估計依據的肯定不是這條史料。但究竟依據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據何而得。）。他又認為南宋江浙畝產五六石，而閔宗殿已明確指出漆氏此說所憑只有一條史料，即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中說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畝產五六石的記錄在宋代史籍中僅此一見，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見到的最高產量記錄（注：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第160頁。）。因此漆氏實際上是選取宋代水稻最高畝產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為江南的普遍畝產量。余氏、顧氏等對史料的掌握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漆氏《宋代經濟史》中對田?租（特別是官田、學田田租）進行分析時所引用的史料來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從這么多的史料中挑選出一條，當然是使用"選精法"了。

"選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義信、大澤正昭等人所作的總結所示，宋代江南農業技術有多方面的進步。許多學者就是從這些進步中挑選出一兩種，作為導致"農業革命"的主導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進。何炳棣、張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認為占城稻的引進引起了宋代農業革命（注：參閱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這些正是傳統中國水稻品種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進后，導致了稻作向供水較緊的高田地區擴展，并引起農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種。早熟品種的進一步發展，又大大保證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從而成為過去一千年間中國土地利用和糧食生產的第一次長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時期的蘇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傳播的主要地區；在這些地區，占城稻對糧食生產和人口的影響已經明顯（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節。）。因此，盡管何氏并未特別加以強調，但是從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進，乃是引起宋代江南農業革命的關鍵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澤正昭對以往學界宋代江南農業技術進步的研究所作的總結中，"占城稻的廣泛種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許多學者視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與此相類的是漆俠對江東犁所起作用的評價。他認為"曲轅犁的發明，對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兩浙路所使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曲轅犁"（即唐代陸龜蒙《耒耜經》所記述的江東犁）；"從北宋仁宗時候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吳郡志》都原封不動地照抄了《耒耜經》，稱吳地的'農器甚備'，為全國之最，無怪乎兩浙路農業生產居全國首位了"。同時他在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導致的充足勞動力，因此"精耕細作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產量既高且穩，成為宋代著名的糧產區（注：漆俠：《宋代經濟史》第110、178頁。）。由此可見，江東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假如真有的話）這樣一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出現，原因當然極其復雜。從眾多的原因中選出一兩個來對這個歷史現象進行解釋，當然是因為有關學者認為這一兩個原因是關鍵，因此他們使用的也是"選精法"。

盡管以上學者在有關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種引入對中國農業的影響），但是如果對他們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上面所列舉的結論都十分脆弱。例如在畝產量研究中，我們并不否認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時候曾有過高產的情況。然而問題在于：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區，個別的高產記錄都不難找到；但對于一個地區的一般畝產量的研究而言，這種個別的高產記錄并沒有多大意義（注：游修齡指出：一般而言，最高產量的記錄往往是平均產量的3-5倍。見游修齡《太湖地區稻作的起源及其傳播和發展問題》，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論文集》，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憑一兩個高產記錄就能斷言一個地區畝產量普遍很高，那么就會得出該地區的畝產量在幾百年、上千年中都沒有變化可言的結論來。就江南來說，早在孫吳時代就已有畝產3石的例子（折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注：據《三國志》卷六《鐘離牧傳》，會稽鐘離牧在永興種稻田20余畝，以稻與縣人，縣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還牧。換算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米（換算標準參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10-13頁。），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學田、職田和官田上的絕大多數畝產記錄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孫吳時江南的畝產量就已超過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畝產量水平了嗎？可見，選取一兩個例子作為代表來評估一個地區的平均畝產量是十分不妥的。

第3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關 鍵 詞】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顧

【 正 文】

《山海經》堪稱天下奇書。它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中華古代典籍，從此書內容涉及之廣泛，文化沉積之深厚，歷代學者研究成果之豐碩，以及當今《山海經》影響之不斷擴大等方面進行考察，可以說，把《山海經》稱之為世界文化寶庫中之瑰玉是當之無愧的。

一

20年紀以來，從事《山海經》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成果迭出。據不完全統計，本世紀（截至各正式學刊發表論題含有“山海經”或其篇目名的學術論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國學者6篇。至于論題未直接標明書名而涉及《山海經》研究的則更多。

專著的推出標志著《山海經》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經校注》、《山海經校譯》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經》研究專著則有徐顯之《山海經探原》（武漢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經校注》包括《山海經山經柬釋》和《山海經海經新釋》兩部份，后附“《山海經》敘錄”，全錄漢劉歆（秀）《上〈山海經〉表》、晉敦璞《注〈山海經〉敘》、舊本《山海經》目錄和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敘》，另附“所據版本及諸家舊經書目”與“引用書目”，書后另有《山海經》索引，由張明華編。袁珂《山海經校注》的主體部分是《山經柬釋》和《海經新釋》，后者完成于1963年，“著重對神話傳說部分的注釋，蒐羅豐富，征引詳博，頗有發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詮解和校勘”（注：《〈山海經〉校注》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經柬釋》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注：《〈山海經〉校注》序。）是對《山海經》一書內容的概括，很有見地。

《山海經校譯》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認為“須首先整理出一個《山海經》的新校本來”（注：《〈山海經〉校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校勘是從十個方面著手的，即錯、脫、衍、倒、經文入注、注入經文、脫簡和錯簡、它書竄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礎上，此書按郭璞注《山海經》18卷順序作了全譯。

《山海經》研究的地理學派、歷史學派和文學神話派發端甚早。地理學派認為《山海經》是一部主要記述地理事物的著作，歷史學派認為《山海經》是反映中國上古時代的史籍，文學神話派認為此書是神話匯集。本世紀中，由于不同學者對《山海經》性質的認定和研究側面各有不同，各學派的流派特征逐漸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從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學者也參加治《山海經》學人隊伍，他們的研究側重于《山海經》科學價值和經文破譯。近年來，各學派已在一些研究領域取得共識，形成了研究合力。

為適應《山海經》研究發展形勢，1983年12月在成都舉辦了“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有10多個省區的60多位學者參加。這是第一次《山海經》專題研究會議，標志著《山海經》研究隊伍已經形成。

“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山海經新探》，該論文集共收論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話、科技、綜論的順序進行編排”，“各篇論文均從不同角度對《山海經》及其所反映的中國古史諸問題進行了探索，對于研究和了解我國上古的社會和自然狀況均有參考意義”（注：《〈山海經〉新探》前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紀以來，《山海經》研究在本書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上取得很大進展。

關于《山海經》的性質，學者的論點很不一致。30年代前，幾個主要論點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經〉為〈詩經〉舊傳考》（載《地學雜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認為《山海經》是《詩經》之傳注，這大概是本世紀最早涉足《山海經》性質討論的論文。著名的《山海經》研究日本學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書說，他在《〈山海經〉的考證及補遺》（《支那歷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經》一書遠比一向認為金科玉律之地理書《禹貢》為可靠，其于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為唯一重要之典籍”。魯迅則提出巫書說，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經》性質的討論更為活躍。從歷史學角度研究《山海經》的學者主張《山海經》是一部“側重反映上古歷史的珍貴古籍，雖有許多神話傳說，但應與史實區分開來，通過此書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由原始蒙昧向高級階段漸次前進的發展總過程”（注：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胡欽甫《從〈山海經〉的神話中所得到的古史觀》（《中國文學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經〉內大荒海內二經古代帝世系傳說》（《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鄧慕維《〈山海經〉古史考》（《勵學（山東大學）》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經〉及其史料價值》（《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等文都傾向于認定《山海經》為歷史書。

側重于探討《山海經》地理價值或認定其為地理書的學者仍占多數。主要論文有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論叢》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經〉的地理意義》（《地理知識》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史集刊》1958年第1期）、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等。劉起釪認為，“保存了豐富的地理素材而附麗以高度神話的《山海經》，它開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這一派這些著作認真當作嚴肅的地理書看待”（注：《〈禹貢〉作者》，《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近年一些探討《山海經》地域范圍的學者大多也主張地理書說。

支持《山海經》巫書說的學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學術會議上，有些學者又提出了這一主張。僅1985年一年就發表了三篇明確主張巫書說的論文：翁銀陶《〈山海經〉性質考》（《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經〉蓋古之巫書試探》（《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6期）、孫致中《〈山海經〉的性質》（《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3期）。

關于《山海經》篇目與版本討論的論文也很多，主要有蔣經三《〈山海經〉篇目考》（《語歷所周刊百期紀念號》，1929年）、賀次君《〈山海經〉之版本及關于〈山海經〉之著述》（《禹貢》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經〉》（《歷史文獻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經〉產生地域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也討論了《山海經》篇目。通過討論，目前對《山海經》篇目的認定已接近取得共識，至于《山海經》版本學探討尚處于初始階段。

關于《山海經》作者，論者的分歧很大。何觀洲主張鄒衍縣《山海經》的作者（《〈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顧頡剛等主張非一人之所作，作者為秦人（如顧頡剛《禹貢全文注釋》：“《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袁珂等主張《山海經》作者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呂子方、蒙文通等認為有巴蜀人的手筆（如呂子方《山海經雜記》等）。另外，衛聚賢主張“戰國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進而推演為墨子弟子隨巢子寫定；李行之認為《山海經》作者是楚國南部一位少數民族士人，其籍貫之地望為今湖南省常寧縣（《〈山海經〉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還有人主張《山海經》有北方齊國、燕國人的手筆。

討論《山海經》成書時代的論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經〉成書時代》（《語歷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陸侃如《論〈山海經〉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翁銀陶《〈山海經〉作于楚懷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過論討，大多數學者認定的《山海經》成書時間在東周至漢代之間。不過，也有人認為“本書成書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認為“《山海經》的相對年代以儒家所說堯舜時期較為準確，即夏代建立以前，約在公元前21世紀”（注：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經》地理范圍的討論十分活躍，眾說迭起且相差驚人。大致說來，本世紀發表的論點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的華夏說，二是局部小區說，三是世界圈說。

傳統的華夏說認為，《五藏山經》的地理范圍，“從所提到的山名來看，東邊達到東海之濱的會稽山，西邊提到了新疆的天山；從所描述的地理環境來看，北邊似乎越過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亞，南邊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維人：《淺談〈五藏山經〉》，《云南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海經》描述的地理范圍則可遠及朝鮮、日本、中南半島和阿富汗、俄羅斯等鄰國。持傳統觀點的學者對《山海經》的地理內容作了詳細的考訂，如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衛挺生《南山經地理考釋》等五篇（載《東方雜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學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域范圍很小，只及中國境內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認為《海經》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東省中南部以泰山為中心的地域。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一書認為，《山海經》記述的是云南西部東經101度以西，北緯23度以北縱谷地區的地理，書中的古昆侖山即今云南納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縣縣城以北、高黎貢山以東、金沙江以南橫斷山脈地區。作者還利用地圖比例，換算出《山海經》里距為今日華里的3.4%左右（注：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區說相反，有些學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理事物遠及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國外學者也持這一觀點。

國人《山海經》地理范圍世界圈說可能發端于梁啟超、蘇雪林的中亞西亞說，本世紀7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認定《山海經》某些部分相當準確地描寫了北美大陸，以及近年來在南美洲等地發現中華古文化遺物從而推論中國人最早到達美洲，這些事實支持并推動了世界圈說的提出。

梁啟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經蓋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注：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教與中國文學》，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蘇雪林認為《山海經》所述海內外的海實際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經》“是兩河流域的地理書”，在戰國時由波斯學者攜來中國（注：《屈原與〈九歌〉》，《屈原評傳》1978年版第107頁。）。國外有的學者也主張世界圈說，如法國學者維寧認為《海外東經》、《大荒東經》所寫“好象都是圍繞著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地區，但沒有計算里程”，“第四卷《東山經》的記述與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灣地區有關，有明確里數”（注：《無名的哥倫布或慧深與阿富汗族之佛教團于五世紀發見美洲之證據》。）。為世界圈說注入活力的還有考古發現。近幾年，在美洲發現了反映軒轅氏的虎皮畫和殷商文化遺跡乃至寫有漢字的實物。

《山海經》地理范圍世界圈說推出了不少論著。宮玉海《談談如何揭開〈山海經〉奧秘》（《長白論壇》1994年第3期）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作，該文對《山海經》一些地名作了闡釋，地域涉及今歐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該文還認為，“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陸時，就是《海內經》時代”。此外，胡遠鵬《〈山海經〉揭開中國及世界文化之謎》（《淮陰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經〉和中華文化圈》（《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達了與宮文相同的觀點。焦國標《〈山海經〉空間之謎解析》（《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一文為《山海經》蘊涵的國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釋，認為《山海經》是“我們民族自其初始至書成所有時代中保留于記憶里的經歷（歷史、地理、聞見、見解等）的殘存者，漫長時代中繁復的經歷代代相傳至《山海經》成書時的‘記憶’，必然有久遠和錯雜兩大特點”，該文認為《山海經》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內的“記憶”材料是先民東遷時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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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了上述《山海經》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時代、《山海經》的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外，本世紀《山海經》全方位研究還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醫藥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乃至音樂學等方面的新論題。

1905年，劉光漢在《〈山海經〉不可疑》（《國粹學報》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書的科學性。30年代，學者已開始探討《山海經》的科學價值。何觀洲《〈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鄭德坤（《〈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書后》（《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經》一書某些科學解釋問題，鐘敬文《〈山海經〉的醫藥學》則是從醫藥學角度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張貽俠《〈山海經〉——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產地質文獻》（《光明日報》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經〉與鐵》（《社會經濟史的諸問題》，《森嘉兵衛教授退官紀念論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題材逐漸廣闊，學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音樂學等各個方面。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鈞《〈山海經〉榮草釋》（《中華文史論叢》第15輯，1980年3月）、蓋山林《陰山巖畫與〈山海經〉》（《內蒙古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經〉中的渾天說》（《歷史地理》第8輯，1990年）、陳國生、黃蔭歧《〈五藏山經〉記載的植物地理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劉恭德《試論〈山海經〉與遠古氣候史關系的若干問題》（《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謝因《〈山海經〉與現代科學》（《讀書》1981年第8期）、吉聯杭《〈山海經〉遠古音樂材料初探》（《中國音樂》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經〉與古代新疆歷史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這一類論文的代表。

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長達10余萬言，堪稱《山海經》全方位研究論著，該著除了討論傳統論題以外，還探討了一些新論題。呂氏的新論點涉及到《山海經》按南西北東的順序與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類似順時針方向旋轉有關，日月運行二十八宿與歲星（行星，一般指木星）運行，太陽黑子及假日，季風的認識，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觀測，流星與雷暴等異常天象，測天量地，極光和極晝極夜等等。

第4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從循環流通視角來看，人類經濟行為就是利用勞動借助于土地(當然包括現代意義上的各種資產和各類信息)來獲得貨物的過程。如熊彼特所言，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勞動，既可以看作是工人消費其他貨物之后的產品，也可以看作是人類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原始的生產資料或生產手段。由于工人消費到工人勞動特征之問聯系存在高度不確定性(顯然，這涉及到教育、文化等等復雜的社會因素)，對主流經濟學來說勞動就不是工人消費其他產品過程之后的產品，而是原始生產資料或生產手段，在此背景下，人類經濟行為就被理解為目的在于取得貨物的行為。經濟學家白身的“有限理性”選擇了視勞動為經濟過程中的投入而不是產出的研究圖式：在主流經濟學奠基時候，人類并沒有關于勞動或者知識再生產的更多知識。

有限理性揭示了偏好只能在局部(時空)保持傳遞性，行為者的偏好、信念與行為的演變就成為研究的關鍵對象。行為經濟學關注經濟過程產出的勞動，主要是因為異質性的引入導致個體信念、偏好與行為的多樣化，并作用于真實的生理過程。在行為經濟學中，作為產出的勞動不僅在下一次循環中具有生產率方面的特征，其感性、理性特征也是關注重點，并用以解釋勞動生產率的形成過程。從公理化基礎來看，主流經濟學默認了偏好的全局傳遞性；而在行為經濟學中，作為經濟過程產出的勞動，是社會經濟體系中傳遞性局部化和概率化的具體化:信念、偏好與行為隨著環境而多樣化，指向人們主體滿足(及其真實生理過程)。

行為經濟學將非理性的情感納入到個人決策框架中，腦的生理機制數據成為經濟研究的客觀基礎。行為經濟學從兩個方面擴張了主流經濟學的個體效用:人的行為以給定消費品(或者是決策環境下)后的產出而出現。決策環境對應的局部框架不僅影響個體的決策結果，還直接從信念、偏好與行為方面塑造決策者，影響決策者的情感、心理特征，實質上已經把勞動看作是決策環境的輸出，視勞動為經濟過程的產出；行為的神經元基礎。行為經濟學關注外部環境下人類的神經沖動特征，給出真正意義上勞動作為產出的具體生理物理基礎，把經濟行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體性滿足上。

作為消費或者決策結果的勞動，其對應的決策者信念一偏好一約束演變過程具有內在的不確定性，三大非標準模型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平臺。主流經濟學也已注意到作為人類勞動關鍵的知識和人力資本是經濟過程的產出，知識被視為人類勞動的基本特征，知識之問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經濟體系不確定性的根源。行為經濟學則把對行為人勞動特征的關注深入到個體選擇與環境互動過程的信念一偏好一約束的演變中，甚至基于腦科學數據把情感因素納入到勞動行為輸出的高度不確定性特征的揭示框架中，在此基礎上形成三大非標準模型，不僅可以分析個體勞動的知識特征是如何驅動信念一偏好-約束演變過程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人類經濟行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體性滿足上。經濟學研究圖式必須把特定環境下所產出的勞動特征:偏好、信念、知識、情感和行為置于分析的中央。

第5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知識經濟管理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創造知識，發現知識，傳遞知識，這三個階段組成了知識經濟管理體系的主要內容。知識經濟管理可以利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例如信息傳遞，工作流程和復制技術的改變。企業應該充分認識到知識經濟管理是未來企業競爭的核心競爭力，因為知識管理具有較多益處。知識改變命運，當然企業命運的改變在新的經濟時代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識。知識可以全面提升企業人員的綜合素質，進而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最終提升企業經營效益知識經濟管理企業并不遙遠，近十幾年來，通過我國政府單位以及國有大型企業的不斷努力，已經為知識經濟管理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數據，以及規章制度，企業通過知識經濟管理在競爭激烈占有一席之地。

二、新經濟時代知識經濟管理的發展趨勢

1.加強創造價值與核心能力的培養

創造價值是新的經濟時代的鮮明特征，它是在能力基礎之上建立的競爭模式，集體的價值來源于組織中的每一個個體。因此，企業在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務必要加強能力的培養，在培養的同時還要積極發展創造價值以及核心能力。以解決問題與改善現狀為目標，可以延伸到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在新的經濟時代，人力資源管理的重點在于人員創造價值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當然，目前在知識經濟的管理過程中，創造價值存在一定的風險，這個風險是指企業在人才管理中伴隨著人員的流動，會給企業發展帶來財政與競爭的風險。在知識經濟管理的發展趨勢中，企業的核心技術人員必將成為發展趨勢的佼佼者。

2.中層管理者組織地位的確定

知識經濟管理強調創新，所以在組織管理中，中層管理者務必要扮演好具體落實創新管理決策的角色。知識經濟管理趨勢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管理的模式。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是基于傳統的管理模式，但是知識經濟的管理過程中要在此基礎上勇于創新，此創新需要組織中的高層管理者發動，由中層管理者具體落實，起傳達信息的作用。自下而上的管理則是知識經濟管理的創新，顛覆了傳統的經濟管理模式。因為知識創造起源于具備創新精神的個人，高層管理者在其中只是起到指引的作用，知識主要集中在個體之中，隱性的在小范圍內流傳，溝通方式的選擇也是符合組織人員偏好的，如此依賴，可以節省很多的因為溝通障礙造成的時間浪費。

3.知識經濟將成為未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知識經濟管理是企業參與行業競爭的基礎保證，隱性知識的共享成為企業知識經濟管理最大的挑戰。一個企業一旦邁入知識經濟管理的步伐，便可以將管理重點轉移到如何激發員工的創造能力。一個成功的企業知識的變現形式應該是分散的而不是聚攏的，因為分散的知識有利于循環利用。知識經濟管理可以最大程度的激發員工創新的積極性，也便于企業的人員管理，最終可以使得企業的監督機制淡化甚至是消除。

三、結語

第6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在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浪潮中，經歷了工業化時代、信息化時代和知識化時代。知識經濟無疑是現代化發展中最亮麗的浪花之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新型的富有朝氣的經濟形態。知識經濟的基礎是教育、文化和研究開發，所以具有知識和高素質的人才才是知識經濟長久發展的根基。

1．1知識經濟的主要標志

1．1．1資產的無形化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資產從有形資產占主導地位逐漸轉換為無形資產占主導地位，企業的主要資產不在是固定資產中的房屋、機械等，而是以知識、信息為基礎的無形資產。每個企業都開始注重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的比重，那些在激烈競爭中發展壯大的企業無疑是注重企業的研發和創新。

1．1．2知識的產業化

知識經濟的發展，推動著我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正逐步從“投資拉動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增長”，也推動著我國從勞動密集型國家發展為知識技術密集型國家。知識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產業化經濟，也帶來了“知識密集型的軟產品”。傳統的技術創造的利潤將被知識創新產品創造的利潤逐漸取代，成為人類創造利潤的主要來源。

1．1．3企業的虛擬化

在知識經濟之前，企業發展依靠的是有形的產品，企業的利潤都是通過薄利多銷形成的，企業對合作企業的評估主要是看企業有形的固定資產。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發展不在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巨大的銷售量，企業主要是靠關鍵技術、品牌、互聯網和企業的文化。企業的發展不在拘泥于一定要有廠房等固定資產，企業的發展逐漸的虛擬化，“互聯網+”和傳統企業的整合升級，企業對合作企業的評估主要是依靠企業的技術、品牌等。

2．會計的四大假設

2．1四大會計假設

2．1．1主體假設

會計主體假設規定了會計核算對象的空間范圍。會計主體是指會計工作的服務對象，可以是企業、公司和特定單位，換句話說，會計主體是會計工作中反映和監督的對象。

2．1．2持續經營假設

持續經營，是指企業或會計主體的經營活動將一直持續下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會清算或破產。

2．1．3會計分期假設

會計分期的劃定是為了編制財務報告的方便，人為地把企業一個持續的經營期間化為一定的期間，比如月、季和年。

2．1．4貨幣計量假設

貨幣計量，是指會計在核算公司業務的時候，用貨幣來反映企業的主要經營活動。

3．知識經濟對會計假設的影響

3．1對主體假設的影響

從“云計算”到“物聯網”，從“大數據”到“工業4．0”，知識經濟中的互聯網給予人類的巨大能量與無窮的想象空間。一方面，國際互聯網的開通促使許多網上的“跨國公司”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使會計主體假設不再像以前一樣單一;另一方面，“網絡經濟實體”的出現打破了原來會計主體假設的“空間”范圍，很多企業取得巨額的利潤但是卻沒有實體的企業作為依托。

3．2對持續經營假設的影響

在知識經濟時代之前，企業處于相對穩定的環境之中;知識經濟時代之后，企業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企業為了應對激烈的競爭，在經營模式上的創新層出不窮，促使“無實體公司”的興起及飛速發展。這種無實體公司是為了特定的經濟目的而存在，當特定的目標達到后，這種暫時性公司一旦目標實現就面臨著宣告解散。這種暫時性公司與持續經營的假設是不相符的，因為暫時性的公司在經營目標實現的時候，就可能被解散。

3．3對會計分期假設的影響

預收、攤銷、預付、折舊等經濟業務都是建立在會計分期假設的基礎之上，這不可避免的導致會計反映的信息與客觀經濟現實背離，導致會計信息失真。在會計上對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是通過歷史成本是確定的，但是殘值、使用期間卻是人為規定的，同時對會計科目采用不同的折舊方法會對當期的損益也有很大的影響，可能會導致使得會計信息和經濟業務不相符。

3．4對貨幣計量假設的影響

“網上銀行”和手機銀行的發展，支付寶等支付方式的出現并在不斷地推廣、使用，貨幣未來發展的一大主流將是無紙化。無紙化對會計中以某種紙幣作為主要計量手段產生重大影響。

4．對策

第7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關鍵詞：體驗經濟；體驗設計；服裝設計

截止到2015年10月25日，使用百度搜索“體驗設計”，有24,300,000條相關結果。而同我們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服裝設計的搜索結果是3，070,000。動漫設計的搜索結果是1,830,000。工業設計的搜索結果是2,370,000。環境設計搜索結果是389,000。室內設計搜索結果是4,920,000。網站設計搜索結果是20,800,000。平面設計搜索結果是100,000,000。從這個對比我們可以看出“體驗設計”的熱度，為什么這個看似沒有明確產品的設計會有如此的高頻率的搜索熱度呢？因為“體驗”本身就是產品，而是這種產品相對特殊，是將人內在的情感需要轉化為市場的需求。

一、體驗經濟及附屬產品體驗式設計

體驗是一個具有情感維度的詞，它的出發點，核心和歸宿都是具有情感的，這種情感是在商業模式的轉變下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體驗經濟以消費者感受為出發點，塑造良好的感官體驗，豐富消費行為，并為商品找到新的消費價值與空間。由于經濟發展的變化，人們的個性化消費欲望不斷加強，而個性消費市場難以得到徹底的滿足，企業把注意力轉移到能夠為其提供價值的新經濟模式—體驗經濟。現階段歐美發達國家在完備的服務型經濟基礎上，正在向更人性化的體驗經濟另一拓展。體驗經濟被稱為第四經濟形態，在農業、工業和服務經濟形態后，是從生活與情境出發點的具有情感因素的商業模式。這種依靠情感因素為賣點體驗開始被各行各業所重視。是商業模式的演變，是服務經濟的更高層次,是以創造多元個性化生活及商業體驗獲得利潤的。我國首次對這種形態提出討論是在2002年9月在沈陽召開的“國際工藝設計討論會”上，提出“體驗經濟”和“體驗設計”，這種通過情感帶來的消費變化，開始被各行各業所重視。設計本身是一個創新的活動，又是一種體驗，設計師要體驗潮流資訊，體驗材料材質、體驗生活經驗等。通過設計的互動，消費者感受體驗設計，設計師感受銷售者，在設計過程中獲得獨特的情感體驗。

二、體驗經濟對服裝設計的影響

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消費者對服裝設計過程的參與度及消費過程的需求在不斷提升。消費者更希望從中難忘的愉悅的感受，以及服裝所傳遞出的個性化表現。體驗經濟更重視消費者的情感體驗與參與性，比較其他經濟形態而言，體驗經濟對于服裝設計師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以設計師和潮流資訊為主導的設計方式很難滿足體驗經濟這種更為人性化的經濟模。消費者在選擇服裝的時候主要從服裝的顯性因素如:造型、色彩、款式因素考慮，而體驗設計要求設計師從更專業的角度，考慮消費者心理需求、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設計師以消費者的感受設計過程的結構、材質、工藝等專業過程，理解設計所包含的情感與商業價值。重視消費者潛在感受、注重消費過程的互動性心理愉悅和自我滿足感受。體驗經濟下的服裝設計，體驗消費心理，開發消費者潛在需求，提升情感消費比重。因此，在體驗經濟時代下，就如何關注和打造服裝消費者認同的獨特體驗并引導消費者心理和行為的共性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體驗式服裝設計及研究意義

服裝行業的利潤是通過創造區別于“同制化”產品的來獲得的,在體驗經濟時代關注消費者的情感體驗來進行設計開發是對設計師必然要求。研究服裝設計、工藝等因素外，“消費需求”，“消費環境的合理性”，注重消費者參與互動，體驗式服裝設計的本質就是研究消費者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潛在需求，在設計因素的基礎更為人性化更滿足消費者需求是服裝行業的發展前景。國內服裝設計產生路線多數為，第一步進行市場調研收集國外流行資訊和相同類別產品的比較，第二步是根據較為多數是設計師的經驗進行信息整合，最后才在成品的基礎上才去關注消費者的體驗設計。而國外知名的國際品牌在設計之初，消費者的情感體驗是最先考慮因素。這種體驗式服裝設計理念并不是意味著將現有理念全部，而是在現有的理念的基礎上將情感體驗作為設計的重要目標，側重的對消費者的需求進行發現和探索，了解消費者感受挖掘消費者需求從而不斷用服裝這一特殊的詞匯來詮釋自己的感悟。體驗式服裝的研究意義：首先，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人”是服裝的最終使用者，對“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才能做出更為人所服務的設計。在設計時，突出消費者的感性價值，將消費者的內在需求并轉換為現實。其次，從企業利益出發，相當一部分服裝設計還是以借鑒國外時尚資訊。對消費者的關注度欠缺，如感覺、行為、習慣等方面來觸動消費者，用無形的服務創造出另消費者難以忘懷的感受設計，提高了消費者和服裝之間的聯系。從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再次，從社會角度出發，提高服飾文化的影響。中國服裝設計起步相比歐美起步較晚，還有待發展。但是服裝行業的要求與標準在國際上應該是相通的，以消費者為中心設計，全程高品質為顧客服務，強調專屬性和個性化，注重消費者參與。消費者的體驗不僅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種文化，以“消費者的感受”為服裝發展的關鍵，創造生動的體驗文化，與消費者進行良性互動。這種讓消費者參與其中的體驗設計并不是將否定現有的設計理念，是服裝文化的一種升華。通過適當的設計，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得到高質量的產品，享受有品質的服務，獲得生理的滿足等需求，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將會收獲一段難忘的經歷和獨特的體驗，并且這段難忘的經歷和獨特的體驗會轉化為美好且深刻的回憶。綜上所述，在體驗經濟模式，服裝設計通過情感體驗帶給消費者享受和愉悅的消費過程，體驗式服裝設計為服裝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服裝設計在體驗過程中賦予了更多的情感體驗，也會提高服裝設計的文化價值和情感互動。

作者：孫曾鈺 單位：東北電力大學

參考文獻

[1]覃京燕.體驗經濟下的交互式體驗設計[J].包裝工程,2007,（10）:200-201.

第8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背景、會計統計、措施

引言：隨著市場經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會計與統計的一體化逐漸成為一種可能。會計與統計的一體化能夠減少會計和統計人員的負擔，減少一些重復的工作，因此也受到了人們的喜歡。本文將在討論會計與統計聯系的基礎上，分析實現會計與統計協調發展的意義，從而探討如何實現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

一、會計與統計之間的聯系

1、統計在會計中的運用

統計是指數據的匯總和數據的分析，會計是指財務的預算、收入支出費用 的核算、利潤的結算和各種稅務上報等等。在會計方法中，廣泛地運用了一些統計的方法。首先，統計方法在財務會計方面有著廣泛的運用，比如會計核算涉及到的靜態三要素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體現的就是統計中的時點指標，會計核算涉及到的動態三要素收入、費用和利潤體現的就是統計中的時期指標。其次，在會計中的財務管理預測、控制分析和決策方面，統計也有著廣泛的運用，比如在混合成本分析中使用的成本預測和銷售預測的趨勢分析預測的模型和相關回歸分析等都是統計的內容。最后，在會計的其他領域，如財務管理中的投資風險預期和資本結構等，都有統計方法的運用。

2、會計在統計中的運用

會計在統計中的運用是指一些統計工作，特別是統計指標，必須從會計方面獲取。統計中的價值量指標需要從會計核算的結果中獲取有用信息。其次，一些會計的方法也逐漸地運用到統計中來，比如說國民經濟核算中的資金流量核算、資產負債核算、循環賬戶核算，都有運用到會計的方法。最后，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逐漸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平衡發展，因此，傳統的GDP統計方法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統計的修正同時也引起了會計核算的改變。

二、實現會計與統計協調發展的意義

1、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能夠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如果會計和統計相互孤立，那么就會導致企業做很多重復的工作，這樣會大大降低企業的辦事效率，從而降低企業的經濟效益。實現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能夠減少企業的一些重復工作，增強數據的可分析性，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從而也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2、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能夠為現代企業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會計和統計運用的是不同的方法獲取數據信息，然而它們都是為企業的財務活動和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有價值的數據信息。會計提供的是財務方面的數據信息，統計提供的是統計方面的信息，這兩種信息都是最基礎的信息，他們為企業的其他信息提供信息來源。因此，實現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加準確豐富的數據信息。

3、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能夠為企業科學決策提供保障

現代市場經濟風云變幻，各種信息都在不斷地變換，企業只有掌握不斷變幻的市場信息，才能及時地做出科學準確的經營決策，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而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能夠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信息，能夠及時地為企業提供可靠科學的數據信息，為企業的科學準確決策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三、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實現會計與統計協調發展的對策

1、制定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的統一指標口徑

會計與統計雖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兩者還是存在著一些差別，所以要本著的原則對企業的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做出規范。如果是相同的指標，那么就要保持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在計算方法、口徑和指標含義上一致；如果是不同的指標，那么就要加以區別對待和詳細說明，避免兩者被混淆，以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2、從技術上保障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

技術的發展使得數據的處理和傳輸的速度在不斷地加快，同樣，技術的發展也能夠為在會計核算軟件中加入統計核算功能提供可能，這樣就可以大大減輕工作人員的負擔和提高企業的數據處理效益。其次，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能夠使表處理的功能變得更加強大，從而使讓會計數據生成統計表變成一種可能，這樣會更加促進會計與統計的統一協調發展。

3、建立增加值會計，真正實現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

在會計中建立增加值，就能夠反映債權人、股東、職工和政府對企業和社會的貢獻，為企業提供一項綜合的權益指標，將企業的宏觀國民經濟核算和微觀核算、分配核算和經營核算結合在一起，從而真正地實現會計核算和統計核算的一體化，從而促進會計和統計的協調發展。會計核算不僅要加強微觀的核算，而且也要加強宏觀的核算，從而實現企業會計固有職能和增值會計的統一，更加促進會計和統計的發展。

四、實現會計、統計核算協調統一的構想

1.完善會計、統計核算體制

制定一套滿足國民經濟核算基本要求的財務收支統計制度或會計決算制度。企業財務收支資料，除按財政預算體制要求上報財政部門外，還應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需要，按統計核算的要求，將企業全部資料按塊塊逐級上報統計部門，由統計部門按主管系統、產業部門進行分類匯總，用于宏觀分析。這樣既可以滿足宏觀經濟管理各方面的需要，又可以減輕基層負擔，使信息工作逐步實現規范化、標準化。

2.加強會計統計的信息管理

現代管理理論可以用兩句話來表達：管理的重點是經營，經營的中心是決策。而決策是否準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者對會計統計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取決于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獲取和傳遞信息的及時性與正確性。企業只有對所發生的信息、形成的信息流進行及時、迅速、科學地處理，才能作出正確的決策。可以說，信息是企業經營的重要依據，是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資源。信息的重要性還體現在使用目的的多樣性上，它既能滿足企業內部的管理需要，又能滿足與企業有利害關系的外部集團的需要。

3.改進會計、統計核算原則

在核算中，對會計、統計相同的指標，在指標名稱、涵義、計算口徑、計算方法上應力求一致，使會計、統計核算找到共同語言。如現行會計制度中的“存貨”同統計中的“庫存”“儲備資產”，在經濟含義、核算內容上基本相同，為便于同國際標準接軌，會計、統計在核算時均應采用“存貨”的概念。對會計、統計在核算中存在著差異的資料，應有明確分工，相互補充，搞好協調統一。如反映本期生產成果（如產量、產值）以統計資料為主（不合格產品應統計在內），反映本期實現的經營成果（如銷售收入）以會計資料為主，以解決會計、統計在核算原則和指標口徑上的不協調。

4.建立增加值會計，實現會計、統計核算的協調統一

增加值也叫附加值或追加值，會計上習慣叫增加值，它是本企業經營活動在外購貨物和勞務上獲得的增益，即營業收入扣除經營活動中耗費的中間產品和勞務后的余額。增加值的核算擴大了現有會計、統計信息的使用范圍，能更準確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

結語：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的會計和統計之間的聯系變得越來越緊密，實現會計與統計的一體化成為了人們的普遍要求。因為企業會計和統計有著很強的聯系，所以實現會計與統計的協調發展是有可能的。由于實現企業會計和統計的一體化能夠實現巨大的效益，所以企業等要采取措施加快會計與統計的一體化進程。

【參考文獻】

[1]譚永生.對企業會計和統計相互協調的思考[J].財會通訊， 2000

第9篇：經濟史研究范文

1我國財經環境現狀

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財經工作為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因而具有十分關鍵的戰略地位。如果財經工作無法適應當下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會限制經濟的發展。從宏觀上來看，我國的經濟環境需要財經工作的支撐。經濟環境水平的提升需要經濟管理理念的支持，只有借助良好的財經工作，才可以保障經濟管理的順利進行。企業管理也需要財經工作的約束，通過制度化的管理使企業在合法的前提下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因此，當下財經環境急需提升財經工作的水平，以保障經濟環境的平穩運行。一方面，提升我國財經工作的水平，可以為經濟政策的推行提供支持。財經工作的開展與經濟政策相輔相成，借助國家經濟政策的權威性可以有效地提升財經工作的執行力，而財經工作的推行反過來又可以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實行。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制的建立也需要財經工作的支持。只有處在健康的法制環境下，經濟發展才能順利進行，財經工作才能得以發展。

2市場經濟環境中財經問題

2.1缺乏整體規劃

當下我國經濟環境比較復雜，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為財經工作的發展提供機遇；另一方面，經濟環境缺少整體性的規劃，導致財經工作在實施過程中面臨著挑戰。財經工作的規劃應當與實際的經濟環境相適應，但是不同經濟領域、層面的環境比較復雜，難以協調。而財經部門職責的發揮，也離不開財經整體規劃。但是在制定財經規劃的時候，往往不能真正結合實際情況確定，造成一些內容存在重復，難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2.2存在制度漏洞

財經工作的進行離不開制度的約束，特別是有關財政轉移的制度等，與當下財經工作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是當下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現有的財經制度不能與經濟環境相適應。一些違法犯罪行為侵占了大量的資金，卻不會受到財經制度的約束，這一點對我國當下財經工作的發展尤為不利。

2.3忽略了公共服務

隨著財經工作的不斷發展，政府也逐漸加大了對財經工作的關注。但是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財經管理缺少有效的管理機制，也別是忽視了對公共事業的服務效果。對于一些公共建設、運轉需要的資金，投入較少，到位效率較低，管理也十分薄弱，導致這部分工作難以順利進行，且嚴重制約了公共服務的發展。作為經歷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財經工作應當關注公共服務管理機制，保障資金投入的基礎上，對資金的流動進行監管，以確保資金到位后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有效地提升社會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發揮財經工作在公共服務領域應有的作用。

2.4缺少區域互惠

財經工作的發展也會收到地域的影響，不同區域為了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會過分關注本區域的經濟環境與財經問題。但是經濟的發展與財經工作的實施，不僅僅在區域內就能夠實現，更重要的是需要將區域聯合起來，實現互惠互利。只有摒棄了地方保護主義，重視聯合與合作，保障雙方或是多方的經濟利益，才能將區域經濟逐漸擴展，從而為本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但是當下的各個區域往往只關注本身的利益，在區域內部奉行地方保護主義，不能與其他區域之間建立起互惠互利的關系，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制約。

3應對財經問題的有效對策

3.1完善財經工作規劃

只有保障財經工作的平穩進行，才能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因此，應當對當下經濟發展現狀與發展形勢進行仔細地分析，從而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財經工作規劃，并結合規劃實施的具體情況對其進行適當的調整，使其不斷完善。同時，還需要保障財經工作規劃的客觀性與標準性，以確保與財經有關的各個部門能夠嚴格按照規劃的指導完成工作。這樣一來就有效地避免各個部門無法明確自身任務的問題，也有助于不同經濟領域順利完成財經工作。

3.2加大財政支付轉移力度

在財經領域內負責對效果進行調查的有關部門應當在充分了解社會經濟發展方向和形式的基礎上，目前我國地區間財力、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的情況下，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更好地體現轉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將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結構逐步調整到合適的比例；不斷完善標準收入和標準支出的測算方法，確保一般性轉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建議集中力量清理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大幅度壓縮和減少項目數量；有關部門要增強全局和服務觀念，克服部門本位觀念，加強溝通合作，共同做好專項轉移支付工作。逐漸提升對財政支付轉移的關注，通過積極推行與財政支付轉移有關的政策與條例，使支付轉移速度得到有效地提升，充分發揮財政部門在調節經濟中的作用，促進經濟朝著活躍的方向發展。另外，在對支付轉移政策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各個部門應當充分了解相關領域的經濟知識，確保財經工作的質量。此外，還應當重視法律法規對財政工作的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對財政支付轉移進行硬性的要求，以提升其執行效率和力度，在減少冗余支付名目的同時，保障資金的合理使用，從而有效地規范經濟市場。

3.3保障均衡發展

財經工作水平的提升，會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在這個過程中，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也會有所提升。而只有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獲得了提升，才能反過來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良性發展，并不斷完善以適應變化的經濟形勢。一方面應當加大對公共服務事業的投資，確保充足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應當重點抓資金到位的速度，確保專款專用，避免資金的滯留，使其盡快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作用。在提升公共服務質量與效率的同時，社會各個方面都會為經濟環境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在關注財經工作的同時，重視公共服務十分關鍵。

3.4推動經濟區域互惠

針對一些地方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利益，違規進行的地方保護政策，嚴重阻礙的經濟的發展。從短期來看地方保護主義似乎對本地區經濟發展有著積極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區域性的合作從利用資源互補、人文差異互補、地理優勢互補等合作共贏方面考慮，區域化合作帶來的經濟效益、人文方面的進步等遠遠超出本地區獨立發展的所帶來的增加值。因此，財經工作應當重視地方保護主義，在制定工作計劃時有針對性提出一些對策，以避免地方保護注意區域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同時，應當制定相應的財經計劃對地方經濟發展進行指導，特別是在地方的營銷觀念、方式、模式等方面，要使區域認識到地方保護注意對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同時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互利互惠，在與其他區域合作的過程中，使經濟更加活躍，為區域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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