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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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內容提要]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的形成，使人們認識到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聯性，即兩者既存在互補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國已經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踐，但是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完善。

[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貿易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過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遭遇反傾銷的基本狀況：

中國歷年遭受反傾銷狀況

項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計

對華案件數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國際案件數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國出口額（億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額（百億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我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我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我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積極實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繞開國外的貿易保護壁壘，推動本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調整。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6960家，中外雙方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金額93.4億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企業42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22億美元，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外投資的行業領域也從最初的只投資于與貿易有關的服務業，逐步拓寬到工農業生產、投資開發、交通運輸、餐飲旅游、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各種產業。特別是服務貿易型的行業投資十分突出，按照投資額計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投資占62%，資源開發型投資占19%，生產加工和農業開發投資占18%.此外，對外投資的區域逐漸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延伸。在中國跨國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由于投資主體的限制，外貿公司的投資區域多選擇在原進出口市場集中的地區，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東和非洲。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海外投資從以港澳、東南亞地區為主逐漸擴大到其他國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遍布154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港澳地區。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排前10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是美國、中國香港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泰國、墨西哥、贊比亞、俄羅斯和柬埔寨。中國在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都超過了1億美元，約占中方投資總額的67%，其中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額都超過了3億美元，占中方總投資額的29.4%.所有這些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應當承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用不夠明顯。根據國內有關院校和學者的調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目前還比較復雜，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長期戰略和開拓外國市場的目標需要，也有可能是為了克服已經存在的貿易壁壘，還有可能是為了安置和轉移國內過剩的資源，等等。但是，無論如何，在所有的動因之中，通過增加或擴大直接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克服進口國貿易限制的動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面臨貿易壁壘時，較少使用直接投資的方法去繞開。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不大。如2001年，中國向對反傾銷問題叫嚷最厲害的地區之一的歐盟出口了492億美元，而對歐盟的投資僅為1161萬美元，是中歐貿易額的2%.統計中還發現，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國，即使在這些中國企業投資偏好的國家中，中資企業的總投資額也不足5000萬美元。另一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1998～2000年三年內，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分別達到281億、302億和455億美元，但三年內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量增幅不大，分別為5097萬、5149萬和5884萬美元，就是明顯的例證。

怎樣進一步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作用？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除了需要積極地鼓勵與提倡服務業和自然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外，應當重點抓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較為復雜。首先，由于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加工，生產初級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對帶動我國相關行業的貿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進口該初級產品，經過深加工再出口，則能間接起到貿易創造效應。其次，產品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如機械行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結合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相關技術、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此外，遭受貿易壁壘的行業如紡織品業，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難較大，出口成本提高，為了規避這一壁壘，尋求在海外的市場，爭取參加國際分工，企業往往轉而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對貿易的替代，補充市場的貿易損失。如果在投資中可以使用國內原材料，則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的出口，對貿易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雖然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是復雜的，既可能產生替代效應，也可能會有創造效應，但經驗性研究表明，作為投資母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替代效應，對外直接投資會改變母國向東道國出口的商品構成，以中間產品出口代替終極產品出口，這也就更說明了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關聯性將會不斷發展，我國應該適應這一新的形勢，積極改變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缺乏競爭優勢，與對外貿易的規模不相適應的狀況，鼓勵企業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制定確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同時，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資立法，利用財政、金融等多種手段支持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提供優質服務，努力建立起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健康良性的發展關系。

參考文獻：

1.徐波。中國與西歐直接投資關系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2.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3.張碧瓊。國際資本流動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第2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3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第4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對相關變量的選擇具有可計量性的特點，以便引入后來的計量模型。參考國內外實證研究規范，本研究主要考察東道國市場規模、中國對東道國出口、東道國匯率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OFDI表示中國外向的對外直接投資，GDP指接受中國投資的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東道國的市場規模；EXPO指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量，是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聯系的變量；EXCH表示東道國貨幣兌人民幣的匯率；IE代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即考察以上四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的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數據，因此用合成數據(Paneldata)的估計方法是合適的。合成數據(Paneldata)是指不同時刻對截面個體做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能夠綜合利用樣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時減少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問題。模型假定時間序列參數齊性，參數值不隨時間的不同而變化。使用變截距模型，將斜率系數假定為個體和時期恒量，也就是因變量對自變量的相關系數在時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歸檢驗

本研究選擇了接受中國投資的17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樣本期為2004年和2005年。樣本國家每個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為2004年和2005年中國對給定東道國的FDI年度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GDP使用17個東道國2004年和2005年的真實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PO為中國對該17個東道國的年度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CH，本文使用各東道國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匯率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釋變量IE代表的是一國投資環境情況，我們采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加權(各占50％)來做變量。工業生產指數體現了按美元不變價計算的主要產業增加值的變化，代表了一國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人類發展指數是人類發展的一項綜合指標，用以上兩個指標合成可以代表一國的投資環境。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年鑒2006年版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2006年版。

三、結論

從以上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各國的GDP顯著負相關，說明接受投資的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越大，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非市場導向型，東道國所具有的大的市場規模對我國的投資并無吸引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不足，理論也不成熟，因此我國企業不太愿意進入發達國家的大市場。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小市場，由于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有些國家經濟及技術發展水平還不及中國，中國企業進入后會擁有相對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因此會被其市場吸引。

第二，對東道國的出口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正的顯著的決定因素，且邊際影響程度較大。我國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越多，對其直接投資也越大。從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不明顯，更可能是出口導向型。由于先期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使我國的企業在該東道國市場積累了更多地經營及管理經驗，對該東道國市場及相關經濟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從而降低了投資的風險，因此更愿意對其進行直接投資。

第三，東道國的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匯率反向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這一結論驗證了前面所說的強勢貨幣的購買力優勢，人民幣的升值將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第四，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正向顯著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可見好的投資環境和良好的東道國治理基礎對我國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個實證結論與之前的研究結論一致。我國表現出對投資環境較敏感，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在變得越來越規范，資金正在越來越多地流向能夠產生更多經濟效益的投資環境中去。第五，通過仔細研究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發現中國對拉丁美洲的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投資額很大，如2005年分別為51.6275億美元和12.2608億美元，這在該年中國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這兩個地區并不是獨立的國家，因此沒有被選擇在我們的樣本范圍內。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所以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鎮之地，是因為這兩個地區都是免稅地，是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避稅天堂。由此可見，東道國的稅制能夠影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低稅率和有利的稅賦政策是吸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的決定因素。

第5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1.FDI三次產業間構成特征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部門，并開始向第三產業傾斜。無論是項目數還是合同利用外資金額上，第二產業所占FDI的比重都遠大于第一和第三產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FDI在第二產業中所占比例有比較明顯的增長，并基本保持在65%～75%之間。

2.FDI產業內部構成特征

(1)第二產業內部的FDI分布特點。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建筑業分布比較少。并且FDI在工業部門主要集中在制造業，FDI投向制造業的比重較大。2007年，外商投資于制造業的企業數為19193家，占全部企業數的50.7%；實際使用金額為408.6億美元，占總金額的54.6%。在制造業中，FDI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工業，對原料工業的投資相對較少；對輕加工業的投資比重較高，對重加工業的投資比重較低;對資源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的投資比重很小。

FDI工業分布的另一個特點是：輕工業的投資比重高于重工業；加工工業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業的比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業。

(2)第三產業內部FDI的分布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領域不斷擴大，外商對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在第三產業內部各行業的分布有較大差別。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007年，房地產業的實際使用金額為170.9億美元，占總金額的22.9%，為第三產業之首。

二、FDI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

1.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的正面影響

(1)FDI的流入優化了我國的三次產業的的比重，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FDI的利用對產業結構轉變的影響最終體現為不同行業利用FDI對其增加值的貢獻。如上面的分析所示，投放于不同產業的資金促進了各個產業的發展，從而優化了三次產業結構的比重。同時，我國所具有廣闊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的比較優勢，FDI的流入大大提高了我國國內加工工業水平，促進了加工工業的改組和提高，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2)FDI加快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過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于加工工業，FDI對我國加工工業的影響遠遠高于其他產業，外資工業對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加快了我國工業的高加工度化過程。同時，FDI也促進了我國工業的高附加值化。

(3)FDI的結構性傾斜促進我國產業向高科技產業轉移。近幾年來,大型跨國公司實行“以技術換市場”為戰略導向的產業轉移,紛紛投資于中國市場。外商投資的技術和產品提高了我國加工工業水平，帶動了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改組和提高。

2.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的負面影響

(1)FDI加大我國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我國吸收利用FDI的產業依然處于不合理的狀況：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集中于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過小，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偏低。FDI對我國三大產業的偏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我國工業過度擴張而服務業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2)FDI過度推動了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擴張，特別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在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中，外資過多地流向房地產、金融保險業、商務服務業等利潤較高、回報周期短的產業，雖然我國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已見成效，但房地產業的投資仍占較大比重。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不合理對我國經濟無論在短期還長期上都會產生不良影響。

(3)FDI的技術溢出阻礙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一方面，跨國公司為保持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對于最先進的技術進行嚴密的保護，這就使我國的產業在技術上過度依賴于跨國公司，而不能進行自主創新，更無法趕超。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生產實行縱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協作，實行一套完整的生產質量體系，但是這樣其在華的子公司就與我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降低，不利于我國各產業的均衡發展。

綜上，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有較大的影響，我國應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大引導外商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引導投資流向主導和支柱產業，制定合理的產業組織政策等，使我國的三大產業對外資能夠合理地利用，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各產業比重的合理發展。

參考文獻:

[1]李俊江:國際貿易.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

[2]杜江:FDI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分析.世界經濟,2002(8)

第6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當今世界，經濟正在日益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構成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兩大支柱除了國際貿易活動之外，便是國際投資活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以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為主要特征的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正在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領導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加入WTO后，中國將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FDI必將以更大的規模進入，對中國未來的市場結構和經濟走向產生更加巨大的影響。本文擬就這一問題作初步分析。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太勇：《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北京]《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第7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要獲取技術帶動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和品牌戰略，提高企業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引言

建國后，我國對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無償對外援助，而對外直接投資直到1979年8月才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方針，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從1979年至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探索新的經濟領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30年的發展后初具規模，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50億美元。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2、我國的對外t接投資極況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己經建立了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分布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對外直接投資勢頭銳不可當。

表1 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類構成情況

資料來源:((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公報里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金融類投資達到140. 5億美元，增長速度最快，較去年相比增長741%，占據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其中，銀行業仍然是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龍頭。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共在美歐等國家設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達10幾萬人。

據資料統計，2008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 7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我國企業在境外總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見，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正確指揮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銳不可當。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

3.1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國際收支表中的賬戶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準備賬目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上幾個賬目，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的出口貿易增加，從而對母國國際收支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通過投資資金與利潤的匯出而對該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隨著經濟的無國界發展，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呈積極方向發展。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保持快速增長。隨著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繼續和外匯儲備數額的進一步加大，國外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加強，國際熱錢的涌入及快進快出，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以對國際收支波動進行有效調節。因此，在目前資金供給充足、外匯儲備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可以減少國內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促進外匯保值增值，同時可以適當減少資本項目的順差，緩解我國經常性項目賬戶中投資收益項逆差的壓力，積極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 3.2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在一國國際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蒙代爾的投資貿易替論和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分別介紹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蒙代爾認為:在對外貿易中貿易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貿易的發展。投資國會減少擁有比較優勢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而東道國則增加該種商品的生產，另外投資國會增加擁有比較劣勢商品的生產。這兩種情況都會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即投資和貿易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與蒙代爾等學者不同，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可以擴大兩國問的比較成本差距，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

近年來，外國資本越來越注重在華獨資經營，想方設法保護其技術，我們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在這種狀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逆向技術轉移，即技術由東道國向投資國轉移，紛紛通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一步講所取得的技術帶到母國企業進行消化吸收。我們所熟悉的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優秀中國企業到海外市場投資并不一定直接獲得產品上的優勢，但是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兼并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來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將這些技術帶到國內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術動態，與時俱進。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先進技術的源頭，并實現國外向國內的轉移，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 3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短期就業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因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而使本國企業本該進行的生產活動停止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造成的國內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為海外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形成的額外的就業機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第8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一、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從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資企業“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國內地企業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合作，境外中資企業已超過1.7萬家。“十一五”時期，隨著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和“走出去”戰略加快推進，對外投資合作取得跨越式發展。規模和速度快速增長，業務遍布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年均增長均超過30%（見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3220億美元。去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達到1034億美元，連續兩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354億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務部表示未來五年，中國對外投資合作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多元化，質量和效益顯著提高，在全球范圍內運用生產要素的能力繼續增強，一批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初具規模，對外直接投資2015年達到1500億美元。

（二）投資領域聚集度高、投資區域廣泛 從投資額來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第三產業投資占到76.5%，第二產業投資額僅為22.7%，第一產業投資不足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如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而且可以看出這樣的行業投資結構幾年來變化不大。

注：數據來源于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注：根據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整理得來

從國家看，香港依舊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地區，流量達385.05億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業則涵蓋上述主要海外投資行業。其次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盧森堡、澳大利亞、瑞典、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從地區看，對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資增長速度依舊很快，2010年對非洲的投資增長幅度較大，較2009年增長40%。而亞洲、拉丁美洲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地區，大洋洲和歐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區。而從國內看，地方對外投資活躍，浙江、遼寧、山東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區增幅較大。

數據來源：商務部經濟合作司。

（三）投資主體多元化 中國對外投資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實力的名企，這其中大型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在內擔當了海外投資的先行者和主力軍（見表4）。而近年來，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也在不斷增多。在江蘇、遼寧等一些地區，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占據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領域，民營企業也已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力量。與不斷高漲的海外投資熱情相對應的是，許多民營企業面臨融資難、信息不透明等難題。外部環境的多變性增加了中國對外投資的難度和風險，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受到的約束過多也是制約其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風險 由于中國的社會體制的特殊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總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國，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也容易帶有色眼鏡，經常以安全為由干預我國企業的正常商業投資行為。當前在非洲、拉美、亞洲等我國企業已進行境外投資的地區均存在政治動亂風險，東道國參與的任何戰爭或者在東道國內發生的革命、顛覆、、罷工、內亂、破壞和恐怖活動以及地方武裝的沖擊等事件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東道國政策、法律不連續也會限制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發展空間和利潤。最近幾年，在拉美地區，從委內瑞拉到玻利維亞，再到厄瓜多爾，拉丁美洲國家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國有化運動不斷涌現，這些對我國境外投資企業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與法律風險。

（二）缺乏健全的投資風險防范體系 我國海外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盡合理，財務預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資決策不科學，財務報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內部審計制度不健全；民營企業決策易粗糙草率；國有企業主要是決策程序、考核激勵、監督是否健全適當、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虧損5.5億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虧損146.32億港元的案例，充分說明我國有些企業的內部運營管理存在問題。另一方面，政府未發揮應有作用，我國尚無有效的投資風險預警機制、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第三，風險防范的法律體系尚不健全，立法層次低，形式散亂，工作上缺乏系統性。

（三）文化差異風險 文化差異風險是一不可忽視的風險，因為各國總是要存在著語言上的差異、上的差異、民俗習慣上的差異等文化差異，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它是歷史的沉淀，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如果海外投資企業不注重文化差異，一意孤行，就會“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異的泥潭中，很難實施經營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國都有，教訓非常深刻。

其實文化風險也包括企業道德風險，某些企業采取商業賄賂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社會責任意識差，其后果是引起東道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不滿，最終引發風險造成損失。而這種損失是整個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形象都受損，無形損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幾點差異外，還存在許多的企業經營風險，比如市場變動、財務風險、營運風險、人事風險、技術風險、法律訴訟等，還有企業國際化人才矛盾日漸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對稱問題等各方面風險。其中任何一種風險都有可能使企業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一）加強政府宏觀引導與調控 具體有：

（1）完善政策促進體系。政府應該加強宏觀調控，加強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導和監管。健全對外投資合作領域法律法規，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創新，推動對外投資合作便利化，利用各類政策杠桿加強對企業和項目的監管，規范市場經營秩序。完善外匯管理和服務，拓寬企業和項目融資渠道，完善融資擔保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充分發揮政策性和商業性保險的保障作用。提高相關部門辦事效率，注重服務引導，便利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2）健全服務保障體系。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完善對外投資合作信息服務系統，更新各類國別產業指導性文件，發展與對外投資合作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加強行業商（協）會組織建設，有序發展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提升服務能力和水平，強化行業自律規章制度建設，進一步規范企業境外經營秩序。

（3）構建風險防控體系。應推進對外投資合作安全權益保護體系，健全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設有國家風險與研究分析機構，由具有顯著社會背景的部門負責組織并提供“國家風險報告”。要完善境外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強安全信息收集評估，強化對外投資合作金融風險管理。

（二）加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轉變觀念。與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經驗還不夠豐富，存在很多問題。投資速度雖然快，覆蓋面廣，但缺乏拔尖企業較少，在高端技術上的競爭力還不夠強。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時間里，中國海外投資凈收益有5年為負。截止2011年底，中國海外凈資產高達到1.77萬億美元，但2011年中國海外投資凈收益為負268億美元。所以中國企業首先要轉變觀念，在跨國發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認為買到了技術品牌就買到了核心競爭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須靠中國企業自身克服困難，加大研發力度，改善經營，修煉好“內功”。

（2）強化風險防控管理。首先，企業應三思而后行，投資前要進行完備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資分析評估，不可盲目跟風。其次，要加強海外投資企業的財務監督并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對海外投資的重要信息進行監測，及時對各種風險的變化做出反映；確定恰當的預警指標體系從而形成預警機制中的識別系統，并對各種信息進行鑒別、篩選、去偽存真。借助財務指標的變化，判斷是否出現警兆，參照事先設立的警度評價指標，分析并尋找警源，從而進行預控。

同時，應建立海外投資企業的績效監測體系，對海外投資的安全進行監控，審計并評價其績效，測度其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還應建立健全企業風險轉移機制，深化與國家部門、駐外使領館和地方主管機構的溝通聯系，充分利用外交資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強化內部控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否從容地應對各種風險，從根本上取決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強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穩健地處理各方關系和利益，在共贏的前提條件下走得更長遠更健康。因此，企業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正確區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職責界面，使其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要強化企業內部的激勵約束機制，尤其是央企，要嚴格實施問責制，以防重大決策失誤導致國有資產受損。要加強企業內部控制，采用預算控制、會計系統控制、電子信息技術控制等科學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時發現、分析并化解企業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遇到的風險，預防為主，查處為輔。

（三）重視文化交流與溝通 從某種角度講，文化風險是企業最不好解決的風險，它帶來的損失最不好估量。因為文化是一種思想的、意識領域的沉淀，代表著群體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一定要重視與國外政府、機構、其他群體和企業內部中的外國員工之間的文化上的交流與溝通。

在對外直接投資前要對東道國的文化進行調研，識別文化差異，企業管理盡量做到“本土化”，將生產、管理、營銷、人事等經營的各個方面融入到異國的經濟中去，尤其要尊重東道國的民俗禮儀。不要妄想把本國的精英文化理念強加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那樣只會適得其反，要做到企業文化和當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斷摸索形成適合企業自身的獨特的帶有異國風情的企業文化，助推企業前進的步伐。

（四）加強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 人力資源是企業的核心資源，這一點毋庸置疑。而我國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國際化經營能力的人才，加強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任重道遠。要企業要結合實際做好“人才儲備”，建立健全人才成長通道，完善人才引進、選拔、用人機制。由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涉外性，要不斷推進“人才國際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充分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這樣才能改善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狀況和局面。

總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業的積極、科學的努力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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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對外投資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對外投資

根據WTO分類，服務貿易包括過境交付、消費者移動、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四種方式，即服務貿易競爭力應指一國服務業出口和對外投資能力。因此，通過運用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計算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來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因此，較全面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還應考慮服務業對外投資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本文旨在通過比較中美跨境和商業存在模式(某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對外國公民的服務銷售模式)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以期為中國鼓勵服務業對外投資而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建議。

中美總體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 為全面比較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對兩國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業存在(附屬機構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進行比較(見表1)。 表1顯示，1996年，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順差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國BOP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遠低于美國，且處于逆差地位，即中國跨境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遠弱于美國。 因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嚴重滯后，所以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及FAT模式服務出口也很滯后、競爭力極其薄弱;FAT模式服務進口方面，即在中國境內的非金融類服務業外國附屬機構境內銷售收入，2005年總計739.74億美元， 2006總計913.2億美元，遠遠低于美國水平。總體而言，中國在FAT模式服務貿易方面處于明顯競爭劣勢。 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服務業FDI比較分析 為深入分析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分析中美雙邊服務貿易(見表2)。表2顯示，無論是BOP還是附屬機構模式的雙邊服務貿易，中國競爭力均遠遠落后于美國，特別是附屬機構貿易模式，中國更顯薄弱，2005年逆差額2倍多于BOP模式。 無論是總體還是雙邊服務貿易額，美國兩種模式均處于競爭優勢，且FAT模式強于BOP模式;中國兩者均處于劣勢，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鑒于FAT模式已成為國際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和趨勢，所以需對FTA模式的來源——服務業FDI進行比較(見表3、4、5)。

表3、4、5顯示，無論是服務業FDI總額，還是雙邊服務業FDI額，美國都遠高于中國，使得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發達于中國。美國服務業FDI處于凈流出地位，而中國處于凈流入地位，故美國FAT模式服務業處于競爭優勢，而中國處于競爭劣勢。 美國鼓勵服務業FDI的政策 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表明，某國服務業FDI對其服務貿易競爭力，特別是對占主導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薄弱的中國應借鑒美國經驗，通過促進服務業FDI來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一)重視國內服務產業發展，并重點進行產業培育 美國服務貿易和對外投資之所以發展迅速，與其國內發達的服務業分不開。服務業已是美國經濟中最龐大、發展最快的部門。美國支持 服務業發展的措施很多，較有特點的是： 主要通過宣傳、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使國內服務產業發展服從服務貿易全球戰略發展的需要，適度放松反壟斷限制。注重國防工業，特別是軍民共用技術對國內相關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保持其競爭優勢。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特別是自實施“國家出口戰略”和“服務先行策略”以來，其服務貿易和投資的產業發展重點愈益清晰，即將促進重點放在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旅游、商務與專業技術服務(包括環保、能源等)、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教育服務、影視娛樂、電信服務等領域，并由商務部分別與能源部、環境保護署、衛生部、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及行業協會組成專門小組，采取針對性促進措施。

(二)加大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創造并保持服務業競爭優勢 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人力資本/技術密集型已成為服務產業的主要屬性，人力資本/技術對保持服務貿易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進，為美國帶來豐裕的人力資本，美國已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最具優勢的科技人才隊伍，促使為美國服務貿易提供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持續得到發展，發達的服務業又反過來促進和擴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使得美國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保持優勢地位。 為爭奪國際市場，使美國跨國公司在與國外公司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國政府充當為其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保駕護航的角色，如制訂出一定的科研計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跨國公司科研與開發的發展;通過延長跨國公司研究與實驗機構的課稅減免，來鼓勵跨國公司進行科學研究，推動新型科技產品的開發，以便使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技術上領先別國，從而為跨國公司提供創造和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和手段，增強美國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

(三)提供資金扶持與援助，為跨國公司提供“基礎支持” 利用各種渠道和機構對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金融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對外貨款業務中，有兩項貸款是專門支持跨國公司向外直接投資的：開發資源貸款和私人對外直接投資貸款，即對跨國公司給予貸款，幫助擴展業務，提高在國外的競爭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主要有兩項業務：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投資保險和對私人投資者提供融資活動。 因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面臨更多風險，所以應更重視對其開展海外投資的鼓勵和保護。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日益重視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如建立小企業發展中心，對高科技小企業提供資金援助及實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等。 稅收支持。稅收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而提供稅收優惠則成為政府鼓勵私人資本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政府鼓勵和支持公司向國外擴大投資的重要工具，如除與許多國家在雙邊協議避免雙重征稅外，還通過分類的綜合限額稅收抵免、延遲納稅制度、在稅收協定中不列入稅收饒讓條款、經營性虧損結轉制度、在進口關稅減免制度、國外投資收入優惠稅率等方式鼓勵和促進企業開展海外直接投資。 設立扶持企業海外投資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為政府資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職能是通過資助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許培訓、商業研討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技術輔助等，增強美國公司的對外競爭力，幫助美國公司獲得海外商機。其中，資助項目可行性研究的費用約占美國貿易發展署整個預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資保障制度，保障跨國公司對外投資 美國于1948年首創官方海外投資保證制度;1969年，美國再次修訂《對外援助法》，規定設立直屬國務院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正式開業，從此確立沿襲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管理海外投資保證業務的體制，即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美國的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承擔特別風險和綜合風險保險，如禁兌風險、征用風險、政治暴力風險，大大減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促進跨國投資事業的發展。

(五)為海外投資者提供系統、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行政機關或國內特別機關駐外使領館所設的經濟與商業情報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機構形成的信息網絡為企業提供從項目考察設計、論證到組織實施全過程的信息咨詢 服務等來實現對投資者的情報服務。

(六)與企業密切合作，注重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 美國商務部等主要貿易促進機構除注重通過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和促進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外，特別注重與企業間密切合作，更多地應用深受服務出口和投資企業歡迎的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如大量通過派出政府與企業聯合商務團組，包括利用類似于召開美中商貿聯委會等雙邊貿易協商方式開展游說與促進工作，以及舉辦各種商務對接、商務會議、展覽等商務促進活動，幫助企業尋找商機;針對服務出口和投資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點，舉辦大量技術性、務實性很強的專業培訓活動，幫助分析出口和投資目的地國家的市場和投資做法、消費趨勢及習慣等，以幫助中小服務企業提高服務出口和投資技能等。

(七)改進跨部門合作及與各州的合作，提高促進與服務效率 1994年后，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專門組成由各部門專家組成的服務業出口工作小組，主要集中進行跨部門合作與協調：數據采集與分析;共同確定為推動促進工作所必須的各服務行業的專業技術與專家人選;研究建立與民間企業最為有效的聯系與溝通辦法;共同制定在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的出口促進活動計劃與方案。由于服務貿易涉及面很廣，有許多州的法律在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規定與雙邊談判或多邊談判存在矛盾，因此，“國家出口戰略”還要求聯邦政府與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建立合作伙伴關系。 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無論是在BOP模式還是FAT模式服務貿易上均處于劣勢地位，且后者的劣勢更為明顯;而美國服務業對外投資發達對其服務貿易，特別是FAT模式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中國應把握服務貿易發展趨勢，特別是服務產業國際轉移和FAT模式服務貿易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通過大力發展國內服務產業、豐裕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建立和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綜合服務網絡、建構各級政府、行業、企業充分合作、協調互促的服務產業出口和海外投資促進體系等，以推動中國服務產業海外投資，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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