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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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資本主義；發展；長期性
根據理論的闡述，人類社會的發展一般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會依次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前一個社會形態，它最終要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已經存在和發展了幾百年，仍然沒有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性。
1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人們社會發展方面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是“兩個絕不會”。兩個絕不會，也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從這個論斷可知，資本主義和以前的其他社會形態一樣，是一個單獨的社會形態，它的發展也會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并非不會出現暫時的停滯，但是停滯狀態的存在不能成為我們否認資本主義發展更快的理由。放眼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發展是長期的、絕對的，而停滯只是相對的、暫時的。這種發展的長期性和絕對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1 就資本主義現在的發展階段來說，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資本主義已經處在最后階段
資本主義最初出現在 14、15 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距今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而社會主義的發展才不到一百年，比資本主義的發展時間要短許多。可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相當長的，而且還在繼續向前發展。因此，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歷史，在整個人類歷史里也還是一個小片段。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到壟斷階段。但目前是處在什么階段，大多數學者認為在開始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有些學者把這個階段稱之為資本主義中壯年時期，有些學者稱之為后工業化社會，還有學者稱之為資本主義晚期階段。盡管如此，當代資本主義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思想文化還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國際社會中還發揮著很大作用，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資本主義已經處在最后階段。
1.2 就資本主義統治的現狀來看，資本主義的統治還很有力
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盡管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并沒有進一步激化和尖銳化，并沒有超出資本主義國家可控的范圍，反而由于其自身的變革和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資本主義政黨牢牢掌握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權，工人階級政黨的影響并不大。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等進步力量還不足于動搖或威脅資本主義統治的合法性，革命意識在工人階級中有所衰退，傳統的工人階級革命并沒有任何出現的痕跡，社會主義運動依然處在低谷中。
1.3 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地位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然占據主導地位
二戰后，一大批亞、非和拉美國家走向獨立。這些經濟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國家沒有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而是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民族主義政黨帶領這些國家的人民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發展資本主義，依附于發達國家，使得在世界體系內占主導地位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
2 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性的主要原因
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性的原因，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課題。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原因。這些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共同產生影響。
2.1 科技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與科技革命密不可分。目前已經發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形成、發展和變革有直接的關系。發源于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到鞏固，使得資本主義制度最終得以確立；發生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國家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二戰以來開設目前還在進行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它給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新的強大動力。
2.2 經濟危機提高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是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和解決的，它將會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發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實際上就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會使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破壞，并引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當這些危機無法解決時，資本主義就要滅亡了。可是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經濟危機確實一直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發生，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卻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發生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消除或減小危機的影響，使危機沒有造成不受控制的不良影響。也就是說，經濟危機大大提高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
2.3 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
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斷完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立的，是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否定，是人類民主發展的一個階段。在社會主義制度出現后，資本主義為了避免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現，又完善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此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2.4 當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主義產生之后，迅速向世界擴展，最終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雖然社會主義在二戰后也曾擴展到較多國家，但是自劇變后，社會主義的力量被削弱，在世界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在這樣的格局下，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自己的經濟科技優勢向全世界推行資本主義價值觀，加強實施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此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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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鑫雨 . 芻議當代資本主義改良的實質[J]. 經濟研究導刊 ,2013(18).
第2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一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資本主義的批判史。作為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和發展的一種思想理論，生態學以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把生態學與相結合，充分吸收借鑒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思想，以對資本邏輯的批判為核心，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了集經濟、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體的生態批判，開辟了資本批判理論的新維度。
一、生態學資本批判理論的經濟維度
生態學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自毀其發展根基的趨勢，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形態，其理由有三。一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資本積累，其手段是擴大生產和剝削勞動，其后果是經濟的危機與生態的危機并存。生態學認為，資本積累、經濟危機以及生態危機之間是有著內在關系的。至于資本與經濟危機的關系，馬克思已做過論述。在資本與生態危機的關系上，由于資本的自我擴張在經濟的維度上沒有限制，并且資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價值，因此，資本只有通過經濟危機的形式來觸及到生態維度上的局限性。在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的關系上，奧康納認為，經濟危機可導致生態危機，反過來，生態危機也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其二，資本存在新形態對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影響進一步加劇。生態學認為，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的存在形態出現了新的變化，比如石油資本、金融資本等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秩序帶來的破壞性更大。奧康納就認為，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不僅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而且也加劇了國際社會的不穩定；而建立在消費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礎上的金融資本，“在帶來財富的同時，也會帶來債務、金融投機以及金融結構的不穩定，這些因素很可能會引發一場金融體制的危機。”[1]261奧康納的這一觀點也為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所證明。其三，資本的全球化帶來了生態危機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生態學認為，資本為了克服其自身擴張帶來的生態危機和發展限制，必然會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圍的資源納入其生產體系，并為了實現由擴大再生產帶來的剩余價值而搶占世界市場。因此，生態學認為，資本通過操縱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和消費，把全世界都納入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并存的局面。機遇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和技術，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挑戰就是資本通過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態危機進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資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因此，進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發展和世界環境危機的進一步加劇。
二、生態學資本批判理論的政治維度
生態學從其獨特的生態危機視角來審視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并將其提到與整個生態系統以及人的發展相聯系的高度，得出了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反生態本性及其根源于資本邏輯的結論。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對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反生態性有過詳細的描述，他說道：“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上的弱點導致了人們在其中不得不通過個人的高消費來尋求幸福的環境，從而加速工業的增長，對業已脆弱的生態系統進一步造成壓力。”[2]486生態學認為，生態危機的問題不應該僅僅放在資本的維度上來加以審視，國家與自然界的危機之間也存在著非常深刻的內在聯系。
為了說明資本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奧康納提出了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的理論，即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其生產條件之間的關系。其中，生產條件是一個關鍵概念，它包括勞動力、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空間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環境。奧康納認為，生產條件“它不是作為商品，并根據價值規律或市場力量而生產出來的，但卻被資本當成商品來對待的所有東西”。[1]229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能夠在政治上獲得保證。但奧康納又認為，從生產條件的這種政治化視域中來看，如果生產條件被忽視了即它們的生產性能力遭到了破壞，將會出現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問題，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危機或者執政的黨和政府的政治危機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在市民社會中得以運行的，它身上還負載著意識形態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沖突與妥協。同時也就意味著，國家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實現必然會引發市民社會內部的各種復雜的斗爭和運動。生態學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條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條件。所以，國家政權無視甚至保護資本對其自身的生產條件進行有計劃的損害或破壞，致使經濟危機及其引發的生態危機和社會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將不可避免。
三、生態學資本批判理論的文化維度
生態學認為，資本在積累過程中不僅要通過資本對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領域的支配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來實現，而且受求利性的驅使，資本必將突破經濟領域，通過對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等社會領域的依賴、滲透和控制等來實現積累。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資本邏輯也從經濟生產領域擴張到了意識形態和精神生產的部門中去。因而，人們的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也全部滲透著交換原則的資本運作邏輯，馬克思的作為上層建筑的一種形式的文化整體也在資本邏輯的侵蝕下逐漸被肢解。資本邏輯通過操控科學技術和人們的消費來為資本增殖服務，這必然會會對人們的社會心理、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觀念等文化層面的內容和要素造成沖擊，以致技術文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等在資本的推動下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文化形態。生態學認為，在消費文化盛行的社會里，不但人們頭腦里只有可供銷售的商品，而對人類的歷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環境的知識一無所知，并且資產階級政權為了滿足個人通過高消費來追求幸福的異化需求，必然會擴大工業生產規模，以生產盡可能多的消費品。這必然會 帶來對自然剝削的加強，從而給業已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更大的壓力。由此，生態學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文化也成了資本剝削自然、追求價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態的特征。
很明顯，生態學把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也作為自己資本批判理論的內容之一，并試圖通過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和重構來解決當前面臨的生態危機。例如，萊斯和阿格爾就試圖把人們的幸福追求從消費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來消除消費文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奧康納試圖賦予人類的社會勞動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種能將文化和自然與傳統的的勞動范疇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論模式，從而使作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系統中介的社會勞動具備一種文化維度和自然維度，構建起文化、勞動、自然三位一體的自然觀和歷史觀，以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四、生態學資本批判理論的人文關懷維度
生態學認為，由于資本主義不能克服資本邏輯所導致的危機，又需要依賴危機確保資本邏輯實現，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擴大生產規模與操縱消費市場的途徑。而其帶來的結果卻是人的進一步異化和生存危機。首先，資本所創造的大規模產品必須要銷售出去才能實現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便通過制造人們的需求、激發人們的消費欲望、改變人們的消費觀，以達到實現剩余價值的目的。資本所制造出來的需求是與人的真實需求相異的虛假需求，因此，生態學認為，在勞動異化的基礎上，人的虛假需求進一步加深了人的異化。其次，資本擴大生產規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生態學認為，作為人類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學技術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已經成了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工具，從自身解放的手段轉變成了資本壓迫人、統治人的工具。最后，資本擴大生產規模的另一個手段是全面加大對自然的開發，使自然全面資本化。生態學認為，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自然從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前提轉變成了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的“蓄水池”。只不過是“這個水龍頭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這個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滿的”。[1]296這樣，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人類的生存環境被破壞了，人從異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態學認為，受資本邏輯的支配，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人的消費、科學技術、自然界等都發生了異化，在這種社會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成了資本邏輯的附屬品。
生態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危機的社會，而且其依賴于危機而存在。在生態學看來，資本為追求剩余價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僅不能很好的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社會危機和人的生存危機，而且會使危機形勢進一步加劇，因為資本具有自毀根基的趨勢。所以，從生態維度出發，生態學提出了構建具有生態理性的、可持續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模式。
參考文獻：
第3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經濟波動；經濟規則波；經濟危機；匯聚效應；色散效應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B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簡介：朱其忠（1969-），男，安徽淮南人，云南財經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管理科學理論與應用。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2YJA630202；云南財經大學人文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YC2011D33。
英國1825年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各種經濟危機大致呈現周期性特點。蘇紹智把經濟危機的歷史大致分為五個階段：19世紀20至40年代，19世紀40年代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1]。從這五個階段的發展來看，經濟危機源頭從一國發展為多國，波及范圍從少數國家蔓延到世界范圍，從一國中的外貿部門擴展到整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提高的今天，經濟危機發生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對世界經濟的危害也越來越大，各國需要應對匯率、貿易政策及政治環境等日益復雜而帶來的種種問題。
一、文獻綜述
關于經濟周期波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周期的誘因和傳導機制。從時間上看，經濟周期的誘因研究出現較早，古典經濟學家、新古典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者、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外部因素觀和內部因素觀。經濟周期的傳導機制研究出現較遲，構建了若干經濟計量模型，如國際經濟周期理論、“多源化”經濟周期理論、信息周期理論、突變周期理論、混沌周期理論等。
國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一國發生的事件很可能對其他國家經濟造成影響，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Uribe和Yue（2003）利用7個發展中國家數據，闡述了國際利率、國際傳播和產出波動之間的關系，得出了實際利率與整個經濟活動具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Neumeyer和Perri（2005）發現：雖然產出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波動大小不同，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與產出在周期中的協動性方面是非常一致的，而且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經濟波動性更大；Lei Wu等（2012）認為美國股市在次貸危機中不僅與亞洲股市之間有著依存關系，而且還具有傳染效應，使得亞洲新興股市對日本和香港的沖擊反應過度。
“多源化”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周期性的波動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某一單一因素的效應。Carlstrom和Fuerst（2001）構建了一個包括內生成本的RBC模型，該模型在交易子集的現金先期約束中引入貨幣，演示了內生成本是怎樣改變貨幣傳導機制的，并討論了內生成本對貨幣沖擊的放大和傳播。信息周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Zeira的研究（1999），表明由于經濟信息的動態變化，在尋找投資機會的過程中將產生產出和投資周期。突變周期理論主要分析了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的突變現象，混沌周期理論將確定性和隨機性結合起來，認為經濟體內部即使沒有外部沖擊也會產生不規則的周期性波動。本文引入孤立波理論，通過對經濟周期的波動特征分析，旨在揭示經濟波動的類型、特征以及經濟危機的產生和傳播規律。
二、經濟體的特征
由于經濟體是由大量要素組成的，要素之間的關系小于要素內部的關系。所以，經濟體的微觀結構具有離散的性質，這種結構帶來了經濟體變化的復雜性和特殊性。
1.無形性。一是經濟體各個組成要素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這些影響和作用將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沒有固定的模式；二是要素本身也不穩定，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經濟體的無形性使得經濟波動有時候具有偶然性，有時候具有必然性。有人發問：“為什么從向上趨勢變為向下趨勢時轉變得非常驟然、劇烈，但從向下趨勢變為向上趨勢時卻一般說來并無尖銳轉捩點”[2]。
4.周期波動性。經濟體的發展是在波動中前進的，且呈現周期性特點。一個完整的經濟波動周期包括四個階段：蕭條、復蘇、繁榮和衰退，因其運行像波浪一樣，所以簡稱為經濟波。周期性經濟波有橫波和縱波之分，橫波是指任何與該波有關的矢量與波的傳播方向相垂直的波；縱波是指任何與該波有關的矢量與波的傳播方向相一致的波。由于所有經濟體都是有邊界的，這兩種波經常耦合在一起，比較常見的經濟波動周期有康德拉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欽周期。由于繁榮階段和衰退階段分別位于波峰和波谷，具有一定的能量，不斷推動經濟的周期性和非均衡性發展，如“曾為周期的危機，給予一個物質基礎”[3]，即促進了固定資產更新、工藝的改進、科學技術的應用，為下一次繁榮奠定了基礎。
三、線性經濟規則波與非線性經濟危機的特征
從表面上看，經濟體內要素的變化是非正常波動，但實際上其變化具有確定的屬性。從微觀結構及運動來看，經濟體內的各個要素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宏觀結構及運動來看，每個要素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分布是均勻的，兩者的相互矛盾決定了經濟體的運行過程既具有線性波動又具有非線性波動的特征。
（一）線性經濟規則波的特征
線性經濟規則波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經濟發展初期，一是經濟體較為封閉，對外貿易依存度低；二是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比重較小；三是要素相互獨立，橫向聯系少，且層次分明，如行業條塊分割等。
1.線性疊加性。由于每一個要素的運動或變化都會引起經濟體的波動，而波長可能各不相同。所以，經濟體波動可以被看成是由許多不同要素的分經濟波疊加而成的，稱為合成波。較為穩定的合成波是一種線性疊加，即線性規則波，這種疊加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被疊加的，經濟波參數（波長、波幅、周期等）均相同，在其傳播過程中波形將保持不變；另一種情況是被疊加的，經濟波參數各不相同，在其傳播過程中波形將發生改變。
2.分層性。各要素之間聯系在線性經濟規則波中不太緊密，且發展速度也較慢，所以該經濟體表現為分層波動，稱為層流。經濟體分層有縱向和橫向兩種形式，縱向分層分為高層經濟體、中層經濟體和低層經濟體等，橫向分層分為農業經濟體、工業經濟體、服務業經濟體等，每一層次都是有規則地按一定方向（專業化）、一定發展速度做相對運動的，彼此不相混雜。
3.有序性。線性經濟規則波的有序性既包含低級有序性，又包含高級有序性。低級有序性緣于經濟體所含要素少、結構簡單、功能單一，所以整體性較弱，導致經濟體發展速度緩慢。高級有序性不僅經濟體所含要素多、結構復雜、功能多樣，而且各經濟分量之間能夠相互協調、和諧發展，所以整體性較強，導致經濟體發展速度較快。但是，無論何種有序性都表現為經濟體平穩運行，且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二）非線性經濟危機的特征
當線性經濟規則波遭受較大沖擊，且經濟體發展處于加速狀態時，其層流將會被破壞，出現了切向的速度分量，使各經濟流層互相混合，該經濟體逐漸從有序性轉變為混沌、無序性，形成紊亂的運行狀態，甚至可能出現經濟“漩渦”，這種情況稱為經濟危機。所以，非線性經濟危機所導致的能量、資源損耗要比線性經濟合成波大得多。
1.非線性疊加。經濟危機的產生并非是各分經濟波的簡單疊加，而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了蝴蝶效應，放大了該疊加。一個微小的沖擊，“甚至只是一個負面的新聞，也可能會通過放大作用對某一市場產生毀滅性的打擊”[4]，進而沖擊整個經濟體。這種非線性放大效應具有突然性，難以預測，人們常常用“爆發”這個詞來描述經濟危機的產生。
2.混合性。經濟危機的爆發一方面是某些要素發展速度較快、脫離實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要素相互“纏繞”和相互作用的結果。不僅產生經濟危機的經濟體沒有層次之分，而且各經濟分量的發展速度和方向也都是極不規則的，有許多不規則的“漩渦”產生，使經濟體各層相互混雜起來。它們不是有規則地做相對運動，而是以相互超越的速度發展，如“信用過度膨脹，是造成隨即出現的1929年大災難的首要原因”[5]。
3.無序性。經濟危機的無序性是指經濟分量的不規則波動，不僅表現為供給無序，而且需求也無序。“消費市場已經表現出奢侈過度的特征，這不是因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對世間商品充滿貪婪物欲，而是因為人們的購買力已經徹底無序”[5]。所以，經濟危機也可理解為經濟體的速度、各種屬性等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漲落現象。當經濟體出現經濟危機時，其要素除了作宏觀運動之外，還要作不規則的危機漲落運動。
4.傳播性。經濟危機會傳播，并以震蕩的方式進行，這是因為經濟體在受到擾動時所激發出的內應力，趨向于把該經濟體恢復到原來的未擾動狀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一國發生經濟危機，可以更容易通過某種方式，例如“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其他國際金融聯系等將該危機傳輸出去，使自己國內的經濟危機程度降低，但卻會在短期內、在世界更大范圍內引起經濟震蕩”[6]。
四、從線性經濟規則波到非線性經濟危機
經濟周期表現為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正常現象。所以，“產出絕對水平的上下波動（即古典周期）和產出增長速度快慢的交替變化（即增長周期）現象古已有之”[7]，“歷史經驗似乎已經證明即使沒有那些表面上被認為是起因的顯著的外在力量，周期運動也仍然有繼續存在的強烈傾向”[8]。以19世紀20年代為分界線，在此之前由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還沒有爆發過全面的經濟危機，所以被稱為線性經濟周期階段，其主要運行特點是經濟規則波；在此之后，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危機均頻繁爆發，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均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它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該階段被稱為非線性經濟周期階段，其主要運行特點是經濟危機。
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由于產品供不應求，“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9]。從長期來看，作為工業資產階級代表的薩伊等古典經濟學家，以及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都認為“沒有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失業”[10]。所以，“無危機論”對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起著理論基礎作用，“使資產階級徹底擺脫封建殘留勢力和生產關系的束縛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11]。但是， “無危機”并不是說經濟沒有波動，而是指經濟波動幅度在合理范圍內，是一種線性經濟規則波。線性經濟規則波不僅是非線性經濟危機的前提，而且還是其基礎。正常運行的經濟體如果受到某種（內部或外部）因素的擾動，打破了原有的線性經濟平衡，不平衡的部分就以一定的速度向經濟體的其余部分傳播，振幅一旦超過臨界值，該經濟體可能會變得很不穩定，導致整個經濟體的震蕩，演變為經濟危機。內部因素包括技術的創新效應、固定資產的集中更新、金融領域的乘數-加速效應和貨幣的超量供應等；外部因素包括國際貿易、熱錢效應、跨國公司等。例如2007年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危機，“房地產市場遭受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暴跌，在2007年的最后一個季度里，全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5%，美國某些地區的房產銷售商憂心忡忡地注意到自己的房地產價格猛挫50%”[12]。因此，經濟危機在一定時期內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伴侶。
五、經濟危機的“孤立波”效應
（一）孤立波理論概述
“孤立波”一詞譯于英文solitary waves，是由英國科學家羅素（J.S.Rusell）于1844年首先發現的奇特現象。1895年考特威格（Korteweg）和德伏瑞斯（De Vries）建立了有名的淺水波動方程，即KdV方程，并求出了該孤立波解。孤立波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中廣泛存在的既有非線性會聚效應又有色散效應的復雜波動系統，其借助能量守恒定律闡釋隱藏于波動現象中的形狀不彌散問題，從而提供了觀察自然的新途徑，并成為描述和解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重要方法和數量模型。它有一個有趣的特點：它的波峰越高，速度就越快，若有一低一高兩個孤立波，低的在前，高的在后，沿同一方向前進，則經過一段時間后，高的孤立波必然會追上低的一個而發生“碰撞”（趙芳燦，1983）。碰撞會產生兩種可能，一是彈性碰撞，即碰撞后保持原有的速度和波形，采布斯基（Zabusky）和克魯思卡爾（Kruskal）（1965）把這種具有類似于粒子碰撞后不變性質的波，稱為孤立子；二是非彈性碰撞，即碰撞后原有的速度和波形發生了改變，這種波仍被稱為孤立波。孤立波理論最主要的特征是波的會聚效應和色散效應的綜合作用，其原因是波的能量有限性，且分布在有限的空間或時間范圍內。會聚效應將把不同行進速度的波集中在一起，形成“浪”；色散效應將把不同行進速度的波分散，使其消失。所以，兩者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如果大小也相等則會形成孤立子。
（二）孤立波理論在經濟危機中的應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經濟波動不可避免，但只要把該波動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經濟危機則不會發生。即使經濟危機發生了也并不意味著經濟體就一定會崩潰，通過適當的政府干預，經濟危機可以改變波動形狀，使其慢慢地消失或傳播出去。所以，政府干預主要針對的是經濟危機傳播過程中的匯聚效應和色散效應。
1.經濟危機的會聚效應。經濟危機的會聚效應源于經濟繁榮階段，是經濟體里企業不平衡發展的結果。一方面，由于人員構成、文化、技術、規模等的不同，在“經濟人”行為的推動下，企業發展規模和速度也必然會產生差異；另一方面，企業發展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也在所難免。或因為消費者需求偏好發生變化，或因為領導者決策失誤，或因為其他企業原因，這些因素都會對企業發展產生某種阻滯力。企業不同，阻滯力的大小也不同。一般情況下經濟越繁榮，阻滯力對企業的影響也就越大。當某一經濟體或經濟分量中不同企業，有不同的行進速度時便會產生會聚效應。特別是當一些企業發展速度較快，另一些企業發展速度較慢時，兩者的速度差異使得經濟波在運行的過程中將會越來越向前傾，且這種差異越大，經濟波的前傾度也就越大。因此，在某一時刻，一些“排頭兵”企業開始出現“崩塌”，從而產生經濟危機。例如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繁榮、次級貸款市場迅速發展的基礎上，由占次級貸款市場7成份額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破產引發的。
2.經濟危機的色散效應。經濟危機的發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要經歷一個風險積累的過程。一方面，在此期間自動穩定器不斷起作用，如比例所得稅、轉移支付、儲蓄等，它能夠減少各種干擾對經濟發展的沖擊，即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自動抑制膨脹，在經濟衰退時自動減輕蕭條，從而使經濟發展趨于平穩；另一方面，政府也會根據“凱恩斯原理”對經濟波動進行一些宏觀調控，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它包括“雙緊”模式、“雙松”模式、“松財政、緊銀行”模式、“緊財政、松銀行”模式等，以化解風險。由于這些機制和政策實施的范圍、對象、條件、目的等各不相同，如與貨幣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對調整產業結構更為有利。與財政手段相比，貨幣手段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對調節企業行為更為有效。由于它們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力和方向各不相同，使得不同行業中的各個企業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導致經濟波在運動時改變它的形狀，并彌散開來。所以，初始時刻出現的經濟危機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彌散，以至在某個時刻完全消失。
3.兩種效應的綜合作用。經濟危機的會聚效應和色散效應并非是獨立存在的，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經濟體，使其呈波浪式前進。根據會聚效應與色散效應之間關系的不同，可以把經濟危機孤立波分為收斂型孤立波、平衡型孤立波、發散型孤立波。收斂型孤立波是指由經濟波的會聚效應大于其色散效應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短期的，波形是不穩定，它傳播距離短，震蕩性大，對本國經濟有重大的影響。例如1990年前蘇聯發生的經濟危機，其主要原因是產業發展的不協調，即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輕視了輕工業和民用工業的協同作用，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平衡型孤立波即孤立子，是指由經濟波的會聚效應等于其色散效應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長期的，波形是穩定的，它傳播距離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較大。例如1929-1933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首先就是因為它席卷了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使一些國家很難靠犧牲另一些國家來擺脫危機[1]。發散型孤立波是指由經濟波的會聚效應小于其色散效應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短期的，波形小并逐漸消失，它對本國經濟的影響較小。例如1993-1994年發生在我國的通脹危機（24.8%），通過政府的一系列宏觀調控，1996年下降到5%，同時避免了經濟出現大的滑坡，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1997年仍達到9.7%）[13]，并且使得經濟結構更加合理，實現就業和經濟的軟著陸。在會聚效應和色散效應中，會聚效應更多地受市場行為的影響，較難控制，而色散效應更多地受計劃行為的影響，較容易把握，如某些國家采取諸如貨幣貶值、出口補貼等政策，產生孤立子，轉嫁經濟危機，從而危及其他國家。
六、結語
經濟波動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它是由許多影響因素形成的單一頻率的、單色的經濟波疊加而成的。如果是線性疊加則稱為線性經濟規則波，如果是非線性疊加則稱為非線性經濟危機。不管是線性經濟規則波，還是非線性經濟危機，都具有周期性特點。非線性經濟危機來源于線性經濟規則波的非正常波動，它能夠在不同企業、行業、地區、國家之間傳播，有時候很弱，有時候很強，可以連續地傳播，直到色散效應而消失為止。在當今社會，經濟危機的傳播具有了新的特點：策源地多元化和小國化、策源點金融化和虛擬化等。通過把孤立波理論引入經濟危機的研究，發現經濟危機在產生、傳播過程中具有孤立波特征。經濟危機的孤立波分析有利于認知其內在的結構和形態演化，有利于決策者了解經濟體里企業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對制訂和實施情況，為化解危機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但是，對于經濟危機采用的孤立波理論研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缺少前人在該方面的研究成果與探索經驗。本文對經濟危機的孤立波分析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出深入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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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屆全國政治經濟學研討會”在江西財經大學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河北經貿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經濟學家》、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等新聞出版機構共61家單位的92位專家學者就“經濟危機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討論。
一、經濟危機的成因研究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解釋
西南財經大學蔣少龍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產的危機,雖然表現形式新,但其本質未變:生產過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費下降,消費下降源于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
東北財經大學鄧春玲通過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的解讀,認為馬克思強調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基因決定的。危機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爆發,而整個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和停滯只不過是其具體表現而已。
江西財經大學羅雄飛基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解釋世界經濟危機。他認為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義上是傳統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復歸,從根本上看這次經濟危機是全球化經濟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國際資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經濟的無序競爭和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缺失是其深層根源。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劉曉華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外,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也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最后,資本主義制度會加劇虛擬經濟的發展,使之與實體經濟相脫節。
臺州大學張明龍從對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依存條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結論:經濟危機不是競爭作用的結果,而是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結果。在兩者與經濟危機關系上他認為競爭加劇經濟危機,而生產無政府狀態引起經濟危機。
(二)西方經濟學的解釋
與前者不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樊明認為,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主要解釋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因此這一理論對2008年經濟危機成因的針對性較弱,除此之外,他還提出幾點猜想:(1)經濟危機直接成因在于生產與消費互為前提從而均衡脆弱;(2)經濟危機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有嚴重的理論缺陷及與經驗脫離;(4)金融市場的波動是導致經濟危機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認為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應同時采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場時注意防范風險。
清華大學趙準從危機后“效率市場假說”之爭入手,引出對該假說及其相關模型的理論內涵、政策寓意、經驗驗證和預測功能,揭示了它們給宏觀經濟調控及金融業帶來的危害。通過剖析該假說所期望的金融市場穩定過程,指出它所假設的市場穩定因素其實并不存在,所謂“精明的投資者”實際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場出現危機是難免的。
二、經濟危機的影響研究
(一)經濟危機與經濟增長
西南財經大學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機對于我國經濟增長路徑的影響即先境外后境內、先沿海后內地、先外資企業后內資企業、先競爭性企業后壟斷企業,指出政府應當著眼于“后危機時代”的發展,著力發展新興產業、抑制落后產能過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技術進步和創新;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當從五個方面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即繼續深化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二)經濟危機與產業結構調整
河北經貿大學母愛英等結合京津冀現實情況和今后一段時期世界經濟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現狀,在經濟危機背景下提出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的新思路。
陜西師范大學許軍等指出,中國加工貿易對外依存度高、勞動密集型產業高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值產品多于高附加值產品;外部環境不利于我國加工業持續增長。受經濟周期規律等因素的影響,金融危機期間我國加工貿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轉,這一方面證明了我國加工業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產業調整形成了倒逼機制,我國加工業應該利用這次調整完成轉型升級。
江西財經大學萬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產業、周期性敏感產業以及耐用消費類產業的不良影響,以及金融危機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指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需要得到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優化外資利用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產業結構調整應伴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孫宇暉認為,在金融危機期間,由于我國市場化、開放度的加深,尤其對美國貿易依存度的增強,必然深受其害。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當遵循“應對目前危機與圖謀長遠發展兼顧;促進內部增長與擴大外部市場并舉;社會財富生產與居民消費水平同增;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雙贏”的原則,實施宏觀調控,以達到既將危機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又實現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調整好內部積累與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及進出口市場結構,為經濟起飛打下基礎。
(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
中央民族大學張春敏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是資本形態發展到國際金融資本時代,以虛擬資本為存在方式的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國際金融資本通過在貨幣領域和生產領域的制度設計構建了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礎。金融自由化成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流動的紐帶,使得全世界的經濟循環流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為主導的循環圈,國際金融危機不過是這一體系出現問題的必然結果。
上海財經大學包亞鈞從分析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進而指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保證,從而在理論上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關系進行探究。
西南財經大學朱博從關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論述入手,指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之母,虛擬經濟發源于實體經濟,兩者既有聯系又相互獨立。他通過進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機根源在于虛擬經濟發展超過實體經濟承受限度,因此我國應當科學把握兩者關系,在充分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促進作用的同時,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可能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經濟危機與金融監管
清華大學陸銘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解讀“次貸危機”。與馬克思關注消費與經濟危機、凱恩斯關注投資與經濟蕭條不同,海曼?明斯基則基于三種融資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穩定假說,其核心思想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是內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經濟周期中,金融市場的脆弱性與投機性融資泡沫內生于金融市場自身。金融不穩定性觀點非常重視資本資產所有權或者控制權的融資方式,如果投機―龐氏融資所占比重越大,經濟將無法維持均衡的系統,很有可能成為畸形放大的體系。對此,我們應該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保持適度審慎,正確把握創新金融工具的特點,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采取必要的風險防范措施,防治創新金融工具被誤用、濫用,重蹈覆轍。
(五)經濟危機與就業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夢龍通過對深圳市工商登記數據的經驗研究,解釋投入要素組合與金融危機的就業沖擊效應關系。他認為企業對投入要素組合方式的選擇會通過信貸條件的變動放大金融危機對就業的沖擊,通過研究深圳市工商數據和宏觀數據,從而得出結論:金融危機通過影響企業的信貸條件而引發就業沖擊效應,即由于企業偏好選擇高資本密集度的生產要素組合,一旦信貸條件惡化,企業正常經營將難以為繼,隨之會帶來顯著的就業沖擊效應。
三、經濟危機與宏觀調控
河北經貿大學武建奇就我國目前為解決經濟危機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三點反思:(1)投資的工具化:投資作為增加社會需求、調控宏觀經濟的工具,在規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過去計劃經濟講三大平衡,現在市場經濟講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會需求這一宏觀調控的稀缺資源時就應當小心珍惜:在不同發展階段(較高和較低)宏觀調控對社會資源(社會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費工具化:消費是經濟目的還是經濟手段?(3)GDP為什么要高增長?收入是流量,財富是存量,從長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財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單純的增加,破壞舊財富,創造新財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為增長而增長,無益于人民福利的實際增加。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樹青從七種市場經濟國家面對危機作出共同的選擇――政府救市入手,認為政府救市對穩定金融市場、恢復經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常態現象。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政府本身作為市場的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政府掌握、調配資源,要求其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發揮不可或缺的統領作用,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
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指出,從表面看美國消費不足是暫時的,而我國現狀是消費不足,經濟增長靠投資拉動,長久看來解決金融危機還是要以消費為主,宏觀政策應避免南轅北轍。
浙江師范大學曹榮慶在研究了危機視角下的房市調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職能定位的混亂(職能越位――干預銀行)切斷甚至打擊房地產開發商為社會做貢獻的途徑,所以要職能歸位:以計劃經濟方式來實現對低收入群體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場體系解決之,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法定的資金轉移供給體制,從而實現兩者良性循環。
四、經濟危機的治理思路
清華大學張珂從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關于消費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所在。而我國內需以投資為主,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增長缺乏持久動力,對此一方面應該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應該實現合理稅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優化財政支出,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首都師范大學韓學麗認為,消費需求作為社會總需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提供了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是目前擺脫金融危機困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而我國消費需求長期低迷,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不強,對此,應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稅制改革步伐,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推進新農村建設,以擴大內需改善民生、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江西財經大學康靜萍從集體談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經濟危機的思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社會財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機途徑則是變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認為集體談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國勞動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舊機制的交替,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從認識到實踐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集體談判主體資格不到位,集體談判機制欠完善,集體談判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國集體談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證勞動者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額,使社會財富分配趨于合理,防止經濟危機爆發。
五、應對危機的經驗研究
江西財經大學熊俊以收入分配為切入點,分析美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及其對經濟危機的作用機理,認為從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資本)到規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這一格局變化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導致金融危機,投資銀行、貸款公司、兩房次貸危機反復相互作用導致危機越來越大,危機到來時消費和投資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發全球經濟危機,所以資本主義制度和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和惡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對中國的啟示是政府應加強對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預、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這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學楊文進基于經濟長波、貨幣供給與國際競爭的視角探析美國經濟危機原因及其影響:他認為美國經濟危機是其新長波運行到頂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現的一次調整,為滿足長波擴張對巨額貨幣供給的需要,美國進行了金融創新,但隨著長波的演進,實體經濟對新增貨幣的吸納能力減弱,由此金融創新深化所創造的巨大貨幣供給就只能轉向“次貸”和高杠桿的金融衍生產品。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背離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又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
華南師范大學范方志對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惡化的原因進行了反思,認為注資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而降息因為貨幣政策存在時滯而效果不佳,因此,應該讓那些資不抵債、問題極其嚴重的銀行盡快破產,同時,剝離不良資產,進行資產重組,更換管理層。
上海市委黨校鞠立新通過對拉美國家近60多年經濟增長過程中貧富懸殊問題的研究,得出若干啟示:發展經濟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經濟快速增長的成就之中;應該大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避免貧富懸殊和社會群體的嚴重分化;在大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社會建設;積極有序地推進城鎮化,高度重視農村發展。
六、可持續發展
天津商業大學王樹春等基于全球化視野思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制度約束。當前國際社會主流制度約束條件造成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過分強調行為決策過程中的利己原則,而忽視利他原則,導致利他原則稀缺,使眾多世界性問題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難以解決,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約束條件,使利他行為得到普遍培養,才能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首都師范大學程世勇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從“資本制約型”轉變為“土地制約型”。土地價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基礎性因素。由于地價的傳導效應比資本利率和工資率更強,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對土地差異化的壟斷低價和壟斷高價實現實體資本投資和虛擬資本投資的雙重擴張。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完善土地制度及價格機制實現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
江西財經大學肖文海指出,隨著工業化推進,資源和環境質量成為日益稀缺的自然資本,打破資源環境無價的傳統觀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價格制度,是循環經濟長效發展的關鍵。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在資源開采、產品制造、資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環節分析資源環境價格的實現,構建“政府調控(創設)市場,價格促進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機制,結合我國國情,以前端減量化優先為原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1)以建立生態修復和補償為核心,推進開采環節的環境定價;(2)以能源稅制改革為核心,促進節能減排;(3)多管齊下,建立清潔生產的價格激勵。
信陽師范學院蔣國平、徐永新認為,構建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構建農民務農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二是加快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構建農民務工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三是深化農村改革,完善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體制保障機制;四是加大強農惠農力度,構建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政策保障機制;五是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完善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社會保障機制。
七、其他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錢津指出,經濟危機源于經濟學的危機:后危機時代到來,要求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認識上從以下幾方面實現創新:(1)市場價格:維護剛性原則是經濟運行穩定的需要;(2)金融監管:重點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規模;(3)政府干預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規范化和常態化;(4)宏觀調控必須實現虛實一體化的轉折與創新。
清華大學蔡繼明等認為,2009年中國的GDP雖然保持了8.7%的增長,但是由于貨幣流動性過剩,社會公眾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通貨膨脹的全面形成,國際市場上一些主要商品價格上漲也會促使國內發生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有可能破裂,從而導致經濟衰退。政府應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重點發展國內消費。為此,建議國家釋放1萬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外匯儲備,將之轉化為國內消費資金。同時,要高度重視金融不良資產問題,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資產并采取有效措施實現房地產市場去泡沫化。
江西財經大學伍世安從探討市場經濟和綠色經濟關系入手,指出綠色經濟能否與市場經濟接軌且統一起來,取決于綠色經濟的產業鏈與其價值鏈的匹配和耦合,而綠色經濟價值鏈的形成,取決于通過廣義價格形式及其機制將外部性內在化。所謂廣義價格即物品產權的貨幣表現和交易過程所需支付的代價條件,而不是狹義的“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在綠色經濟背景下,通過對初始投入環節、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和消費回收環節等四個環節的價格安排的分析,細化出十幾種具體的價格形式,并提出運用“試錯”方法和市場方法來形成這些價格。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巧玲通過對資本主義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產品創新理論以及產業生命循環理論的分析,探究影響和制約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原因,分析主導其發展演化的根本矛盾,從而找出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規律:周期性發揮作用的產品創新導致以蜂聚形式出現的新興產業部門的生命循環,從而進入長波的上升期;隨著這些部門生命循環由成長進入成熟,宏觀經濟增長就會放慢,從而進入長波的下降期。目前,國際范圍內初始產品的創新往往集中于發達國家,而擴散到我國的技術大多來源于生命循環后期的部門,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不利。對此,我們應當發揮我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改變現有的發展模式,提高基礎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能力,逐漸改變世界范圍內基礎技術的創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第5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貨幣(紙幣)輸出
自去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針對這場危機的研究不可勝數，各種觀點充斥其間。一場危機引發如此眾多的關注和解讀，固然在于這場危機規模之大、影響范圍之廣，實屬上個世紀大蕭條以來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這場危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帶有某種標志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可能預示著某種歷史時代的開端。正因為如此。對這一重大事件進行的解讀，有著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西方經濟學在解釋這場危機發生的原因時，多把它歸咎為金融的過度創新、政府的監管不力、投資信心過渡膨脹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解釋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從現象層面揭示了危機產生的技術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問題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在西方經濟學看來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態呢?西方經濟學恐怕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從西方國家《資本論》空前熱銷，人們紛紛從馬克思哪里尋求答案的現象中可以得到佐證。
實際上，如果循著導致金融危機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層次追問和探究，可以發現，從根源上說，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物，只不過這種矛盾隨著資本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取得了新的表現形式，并且以更為復雜的形式集中爆發。早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注意到了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所包含的這種危機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股份公司的出現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在這種形式下，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則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固然，股份制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但“這種向股份制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在這種情況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極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態表現出來，即“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由于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產力在物質上的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
馬克思揭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相對貧困化。英國學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間和之后，資本相對于勞動力從產出之中所得的份額有了普遍提高。這意味著剝削率的增加，同時也表明工人的購買力的相對下降。相關研究顯示，在美國。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資產。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凈值外總資產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凈值外總資產的80％。而處于金字塔底層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窮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對收入進行比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總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總收入的45％。最貧困的80％的人占到總收入的41.4％，而最貧困的40％的人僅占到總收入的10.1％。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使全部產品都能夠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資。但這樣卻又必然導致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即更多的產品需要解決能夠售出的問題。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一悖論是無解的，因為社會財富掌握在私人手中。這一矛盾的解決對資本主義本身是決無可能的。與此同時，制造業的利潤率也呈現出長期走低趨勢。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RobertBrenner)使用美國官方統計數字形成的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業的利潤率水平既低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紀90年代(盡管高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20世紀80年代)。他針對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計算顯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潤率水平比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種合乎資本的邏輯的結果，對利潤進行生產性的投資減少了，“相反，通過金融體系，利潤從一個流向另一個投機性的冒險活動。每一次冒險似乎都在一段時間里提供了超過平均值的利潤”，這種冒險自新世紀以來就表現在次貸領域。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導致了購買力相對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機活動卻使房地產這種大宗商品的產出與購買力之間的矛盾，通過金融機構大量貸款以促進房地產銷售而得以掩蓋，并由此衍生出規模驚人的次級貸款，但這種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其他行業也不同程度存在類似情況，美國家庭的負債已達到驚人的水平)，只是建立在一種金融炒作和欺詐基礎之上的虛假繁榮，只消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就將使得這一虛假繁榮在短期內崩潰。于是就產生了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金融資本日益擴大。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譬如次級貸款——這樣的現代形式的金融欺詐和剝削手段。資本的剝削進一步加深了。大資本不僅從當前的工人勞動獲取剩余價值。而且預期地占有了未來工人的勞動。隨著資本的不斷流入，這種新形式的剝削和信用欺詐，使得這種金融活動像一個巨大的泡沫被越吹越大，當某個臨界點來臨時。泡沫破裂了。由于資本主義的這種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的存在，危機的來臨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第6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一、全球經濟指數下降風險上升
2010年世界經濟全面復蘇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世界經濟風險和國家風險，2011年隨著世界經濟增長放慢，世界經濟風險逐漸上升。
數據顯示，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綜合風險指數平均值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其中有68個國家綜合風險指數高于指數平均值（見圖1），占130個國家的52.3%。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數據，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為3.8%。其中，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為1.6%，美國經濟增長1.8%，歐元區經濟增長1.4%，日本經濟增長-0.8%，俄羅斯經濟增長4.3%，中國經濟增長率從上年的10.4%下降到9.2%。與此同時，2011年世界燃料價格上漲31.6%，非燃料商品價格上漲了17.8%，世界經濟形態轉向“經濟衰退、價格上升”為特征的“經濟滯脹”，歐美債務危機和經濟刺激計劃給世界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顯現，世界經濟增長開始放慢。2011年發達國家出口上升4.4%，發展中國家出口上升8.8%，國際貿易增長顯著放慢。
二、全球經濟緊縮債務風險緩和
歐美債務危機爆發后，包括美國在內的相關國家采取緊縮政策，控制債務危機蔓延，緊縮政策在緩解全球債務危機的同時，加劇了經濟危機。報告顯示，2011年基于全球130個國家數據的世界經濟綜合風險指數為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世界經濟風險上升。同期，世界債務風險指數為0.4626，比上年0.413Q上升12.0%，債務風險有所緩和；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數據的綜合風險評級BBB級，與上年評級水平相同，債務風險評級仍是B級。
報告顯示，2011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狀況下滑的同時，中東、南美的發展中國家國家相反遠離債務危機漩渦，偏安一角。全球130個國家綜合風險指數排名前10位國家中有一半是發展中國家，其中阿聯酋以0.9270取代瑞典名列第一，其后是愛沙尼亞、卡塔爾、芬蘭、盧森堡、德國、瑞士、阿曼、智利。卡塔爾由上年的第43位進入第4名，阿曼由上年的24位進入第9位。新加坡、中國被擠出前10位，分別排名第11、12位。相比之下，綜合風險指數排名最后10名的埃及、黎巴嫩、科特迪瓦、馬達加斯加、布隆迪、塞爾維亞、斯威士蘭、伊朗、牙買加、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都是中低收入國家（見圖2），中低收入國家經濟狀況較差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
分析表明，全球債務危機、世界市場緊縮和國內緊縮政策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沖擊。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從上年的10.4%下降到9.2%，綜合風險指數排名由上年的第8位下降到第12位，中國經濟風險有所上升。
三、全球綜合風險各地表現不一
《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數據顯示，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綜合風險狀況在地區格局上有較明顯的變化（見圖3）。西歐地區綜合風險指數由0.8207下降為0.8150，下降0.7%，但仍是綜合風險指數最高的地區。東南亞、東亞、拉丁美洲、非洲、南歐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出現小幅下降，其中非洲地區綜合風險指數由0.6758下降為0.6375，下降5.7%，降幅最大；北歐、大洋洲、東歐、北美、西亞、中亞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小幅上升，其中東歐地區綜合風險指數由0.6502上升為0.6971，上升7.2%，升幅最大，成為全球債務危機的一個避風港。東亞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7313下降為0.7199，降幅為1.6%；東南亞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7799下降為0.7638，降幅為2.1%；南亞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從上年的0.6402下降到0.6354，降幅0.7%；南歐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6533下降為0.6342，降幅為2.9%，南歐地區的希臘、意大利先后爆發了債務危機。與此同時，西亞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7358上升為0.7500，增幅1.9%；北美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737Q上升為0.7669，增幅為4.1%；北歐地區的綜合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7815上升為0.7880，增幅為0.8%。數據表明，全球債務危機環境下不同地區受到的影響不盡一致，差異對比顯著。
四、全球政治風險指數略微下降
報告顯示，全球130個國家包括國際和平、國內穩定、法律效率三項指標在內的政治風險指數平均值為0.8682，比上年平均值0.8686略微有所下降。在全球130個國家政治風險指數排名中，排在前10名的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分別是芬蘭、新加坡、新西蘭、瑞士、荷蘭、瑞典、挪威、英國、盧森堡、加拿大；排在后10名的分別是科特迪瓦、埃及、日本、愛爾蘭、委內瑞拉、海地、阿根廷、斯洛伐克、烏克蘭、布隆迪。其中，科特迪瓦、埃及受內亂的影響，政治風險指數大幅下滑；爆發債務危機的愛爾蘭由于政府更迭，債務危機已經轉變政治危機，政治風險指數由0.9231下降為0.7549，降幅為18.2%；日本由于政府頻繁更迭、法律效率指數下降，政治風險指數由上年的0.7593下降為0.7381，降幅為2.8%（見圖4）。總的來看，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政治風險相對要小，這源于發達國家相對穩定的政治體系、政治結構和法律制度。然而，日本、愛爾蘭跌入最后10名也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進入政治穩定的保險箱。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國際和平指數平均值為1.0000，比上年的國際和平指數0.9875上升1.3%，國際和平環境有所改善。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國內穩定指數平均值為0.9769，比上年的國內穩定指數0.9750上升0.2%，國內穩定狀況略微改善。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法律效率指數平均值為0.6275，比上年的法律效率指數0.6273上升0.03%，法律效率狀況基本穩定。
2011年中國國際和平指數為1.0000，國內穩定指數為1.0000，法律效率指數由0.7094下降到0.6807。中國政治風險指數為0.8936，比上年0.8972下降0.3%，盡管高出綜合風險指數0.8682水平2.8%，但中國如何保持穩定的政治環境仍面臨新的挑戰。
五、全球經濟下滑日本倒數第一
報告顯示，全球130個國家包括經濟增長、價格變化與宏觀經濟環境三項指標在內的經濟風險指數平均值為0.6146，比上年平均值0.6929下降了11.3%，且低于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綜合風險指數平均值0.6932的水平，說明歐美債務危機已經演變為經濟危機，世界經濟下滑，經濟風險加劇（見圖5）。
在全球130個國家中，卡塔爾以經濟風險指數0.9667成為經濟風險最小的國家，相比上年經濟風險指數0.6571大幅上升了47.1%，躍升第1位；阿聯酋經濟風險指數從0.8217上升到0.9430，增幅為14.8%，位居第2位。值得關注的是，排名前10位的國家中除瑞典外，均為發展中國家。其中，上年排名第1位的瑞典下降到第8位，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被擠出前10名。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上漲，中東、南美等地區石油生產國經濟增長較快，經濟風險指數大幅上升。卡塔爾代表亞洲地區最好的經濟狀況，摩洛哥代表非洲地區最好的經濟狀況、智利代表南美地區最好的經濟狀況。相反，由于歐美債務危機，發達國家經濟指數普遍下滑，日本經濟風險指數從上年的0.4347大幅下降到了0.1837，2011年日本經濟增長下降、通貨緊縮，經濟風險指數排名倒數第一。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經濟增長率平均值為4%，低于上年4.8%的經濟增長率水平，高于世界經濟3.8%的增長水平，其中蒙古以17.5%的經濟增長率成為當年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2011年中國經濟風險指數0.8313，比上年的0.9140下降9.0%，經濟風險指數排名從第7位下降到第11位，中國宏觀經濟環境基本沒有變化，經濟增長下滑，通貨膨脹率由上年的3.3%上升到5.4%。中國同樣面臨經濟滯脹的困擾。
六、世界貿易壁壘加大風險上升
報告顯示，2011年包括貿易壁壘、投資壁壘、WTO成員三項指標在內的貿易政策風險指數平均值為0.7784（見圖6），低于上年0.7998的水平，降幅2.7%。同時。高于2011年綜合風險指數0.6932的平均值，高出12.3%，說明盡管國際貿易投資環境比經濟狀況略好，仍因為受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影響出現下降。
在全球130個國家貿易政策風險指數排名前10個國家中，除了智利、巴林外，新西蘭、盧森堡等都是發達國家。新西蘭取代盧森堡成為世界貿易政策環境最好的國家，新加坡位列第3位。芬蘭、比利時取代瑞典和斯洛伐克躋身前10名。相比之下，貿易政策風險指數最低的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除了布隆迪外，其他9個國家均不是WTO成員，這些國家的國際貿易政策尚未進入全球法律規則軌道。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貿易政策風險各項指標中，國際貿易壁壘指數平均值為0.6896，比上年0.7135下降3.3%，國際貿易壁壘風險在世界經濟下滑過程中上升。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國際投資壁壘指數平均值為0.7149，略低于上年0.7295的平均值，下降2.0%，國際投資壁壘風險有所上升。
當年，中國國際貿易政策的風險指數為0.7761，低于全球130個國家貿易政策風險指數0.7921平均值，排在第82位，遠遠低于中國綜合風險指數第11位的排名，中國國際貿易投資政策有待進一步改善。
七、全球國際收支和信用惡化
《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報告顯示，全球130個國家包括國際貿易差額占GDP比重、國家信用等級和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三項指標的支付風險指數平均值為0.4626，比上年0.4130上升12%，全球國際支付風險有所緩和，債務危機似乎緩解。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支付風險指數排名前10位和后10位國家指數值相差較大。在排名前10位的國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各占5個，發達國家分別為瑞典、盧森堡、韓國、芬蘭、德國，其中瑞典保持了第1名的位置，盧森堡由上年的第6名上升為第2名，韓國由上年的第29名上升為第3名，德國由上年的第18名上升為第6名，挪威由上年的第8名下降為第15名，瑞士由上年的第9名下降到第16名。發展中國家進入前10位的國家分別為阿聯酋、愛沙尼亞、俄羅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以及中國，中國由上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由上年的第104位上升到第9位（見圖7）。同期，馬拉維等排名后10位的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其中有6個國家來自非洲，政局不穩、經濟結構較差、競爭能力不足，使得這些國家面臨較大的支付風險。
全球130個國家貿易差額占GDP比重代表的貿易差額指數平均值為0.4225，比上年的0.8792下降51.9%，遠低于綜合風險指數平均值0.6932的水平，說明全球130個國家國際收支嚴重惡化。
全球130個國家信用等級指數的平均值為0.5370，比上年0.5776下降7.0%，同樣低于綜合風險指數平均值0.6932的水平，表明世界信用狀況繼續惡化。
全球130個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衡量的財政穩定指數平均值為0.4315，低于130個國家支付風險指數平均值0.4626，比上年的0.4172上升3.4%，財政風險得到初步抑制。
受到世界經濟復蘇的影響，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出口上升，支付風險指數為0.8636，比上年指數0.7980上升了8.2%，高于綜合風險指數0.6932水平，排在世界第10位，中國尚無債務危機風險。
八、債務危機正在轉為經濟危機
《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報告表明，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國際和平、國內穩定、世界貿易指數藍燈正面。同時，投資環境、經濟環境指數黃燈負面；法律效率、經濟增長、貿易壁壘指數紅燈預警；價格變化、國家信用、貿易差額、財政赤字指數紫燈危險（見圖8）。
世界經濟風險綜合風險指數0.6932，紅燈預警。數據表明，歐美債務危機沖擊波已經嚴重沖擊歐美、中國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國家，世界經濟全面下滑。目前，債務危機盡管有所緩和，但信用危機在不斷加大，經濟下滑，通貨膨脹，國際貿易壁壘加劇，國際貿易形勢嚴峻，各國普遍采取的緊縮政策結果，債務危機正在轉化為新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九、全球國家風險評級穩定
《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在對世界經濟指數分析基礎上，對全球130個國家根據綜合風險指數進行經濟風險評級，根據支付風險指數進行債務風險評級。分級劃分為10個級別，從高到低依次為AAA、AA、A、BBB、BB、B、CCC、CC、C、D等10個級別，級別越高，越為安全。其中，AAA為正面，AA為穩定，A為負面，BBB、BB、B為險級，CCC、CC、C、D為垃圾級，風險較大。
1、全球130個國家經濟風險評級BBB級
《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的經濟風險評級平均為BBB級，與上年持平，險級，表明世界經濟風險依然較大。其中，AAA級的國家有2個，分別是卡塔爾和阿聯酋，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1.5%；AA級國家有瑞典、中國、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愛沙尼亞、科威特、馬來西亞、摩洛哥、阿曼、秘魯、沙特阿拉伯等12個國家，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9.2%；A級國家有韓國等19個國家，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14.6%。另外，有97個國家綜合風險評級在A級以下，風險較大，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74.6%（見圖9）。
《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報告顯示，中國經濟風險評級保持上年的AA級，中國經濟風險評級總體穩定。
2、全球130個國家債務風險評級B級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債務風險總體評級保持上年的B級水平，險級，全球債務風險仍然較大。其中，芬蘭、德國、韓國、盧森堡，瑞典和阿聯酋共6個國家為AAA級，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4.6%；中國、丹麥、挪威、瑞士、俄羅斯、阿爾及利亞、愛沙尼亞、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阿爾及利亞等11個國家為AA級，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8.5%；奧地利、阿曼、泰國等11個國家為A級，占全球130個國家總量的8.5%。其余102個國家債務風險評級均在BBB級及以下，希臘、巴西、貝寧、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厄瓜多爾、格魯吉亞、拉脫維亞、墨西哥、尼泊爾、巴拿馬11個國家評級在CCC級及以下（見圖10）。
值得關注的是，2011年意大利的債務風險評級由上年的CC級上升到BBB級，西班牙的債務風險評級由上年的CC級上升到BB級、葡萄牙的債務風險評級由上年的C級上升到BB級，債務危機形勢似乎有所好轉，但是希臘的債務危機仍比較嚴重，仍處于CCC級，具有較大風險。
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債務風險評級從上年的A級上升到AA級，債務風險由負面變為穩定。
3、2013年全球債務風險更大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經濟風險評級平均為BBB級，險級。同期，基于全球130個國家債務風險評級平均為B級，也為險級。
分析表明，未來全球風險仍以債務風險為主，經濟風險為輔（見圖11）。隨著世界各國不斷加大經濟緊縮政策力度，2013年世界經濟緊縮仍然是主要基調，債務危機在經濟緊縮政策下轉為經濟危機的風險在加大。歐洲統計局2012年10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二季度歐元區政府債務85171.87億歐元，比上季度增加1752.67億歐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8.2%升至90%；歐盟政府債務108401.98億歐元，比上季度增加2393.61億歐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3.5%升至84.9%。在歐盟成員國中，有14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超過60%，包括希臘（150.3%）、意大利（126.1%）、葡萄牙（117.5%）、愛爾蘭（111.5%）、比利時（102.5%）、法國（91%）、英國（86%）、塞浦路斯（83.3%）、德國（82.8%）、匈牙利（78.3%）、馬耳他（76.3%）、西班牙（76%）、奧地利（75.1%）和荷蘭（68.2%）。相比之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較小的國家有愛沙尼亞（7.3%）、保加利亞（16.5%）、盧森堡（20.9%）、羅馬尼亞（35.6%）、瑞典（37.3%）、立陶宛（40.4%）、拉脫維亞（43%）、捷克（43.6%）、丹麥（46.7%）、斯洛文尼亞（48.1%）、斯洛伐克（50.1%）、芬蘭（51.7%）和波蘭（57%），歐盟國家債務風險水平高、規模大，不容小覷。 十、2013年世界“風險懸崖”名單
未來是歷史和今天的延續。一個國家經濟風險和債務風險短期急劇加大，形成“風險懸崖”，容易出現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指數與國家評級》（WERICR2012）報告示警，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中部分國家風險指數排名變化劇烈（見圖12），其中馬拉維從第41位下降到第109位，降幅達到68位；科特迪瓦從上年的第61位下降到第128位，降幅達到67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個國家還有肯尼亞（下降58位）、多米尼加共和國（下降45位）、巴西（下降43位）、塞內加爾（下降42位）、埃塞爾比亞（下降41位）、薩爾瓦多（下降32位）、烏拉圭（下降32位）、泰國（下降31位）。
2011年全球130個國家債務風險指數排名變化同樣劇烈（見圖13），其中馬拉維從第130位下降到第22位，降幅達到108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個國家分別是馬達加斯加（下降102位）、喀麥隆（下降70位）、阿根廷（下降62位）、蒙古（下降56位）、貝寧（下降55位）、摩洛哥（下降54位）、巴拉圭（下降46位）、秘魯（下降46位）、烏拉圭（下降46位）。歷史表明，一個國家出現危機往往是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同時出現，當年冰島經濟風險指數從上年第28位下降到第90位，同期債務風險指數從第67位下降到第95位，經濟風險評級為BB級，債務風險評級為CC級，經濟危機與債務危機同時爆發。
總的來說，美國，歐元區、日本的債務危機是長期形成的，是結構性、系統性、長期性的，其根本原因源于不對稱，正是由于生產與消費、舉債規模與償還能力的不對稱，導致債務危機爆發。債務危機完全消失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目前來看，歐美債務危機得到了初步抑制。2011年意大利債務風險評級由上年的CC級上升到BBB級，西班牙債務風險評級由上年的CC級上升到BB級、葡萄牙的債務風險評級由上年的C級上升到BB級，債務危機形勢有所好轉。希臘債務風險評級雖然仍處于CCC級，但是債務風險指數有所上升，從上年的117位上升到70位，債務危機有所緩和。
目前，爆發債務危機的美國和歐洲情況有所好轉，但是日本的債務風險卻在加大。日本的債務問題與歐洲國家類似，人口不斷減少、產業不斷外移使日本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不同的是，2011年日本的經濟風險和債務風險指數雙雙降低加劇，日本經濟風險指數已經排到全球130個國家倒數第一，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排名倒數第一的發達國家。根據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數據，目前日本政府債務占GDP之比已近200%。盡管日本的債務多是國內債務，但債務規模與償還能力的不對稱仍將使日本面臨隨時爆發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風險，這對于世界經濟無疑增加了不確定的風險因素。
十一、2013年全球經濟危機四伏
歐美債務危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數據顯示，盡管世界經濟風險指數和債務風險指數趨于穩定，世界經濟增長仍在繼續下滑（見圖14）。美國、歐元區、日本采取的經濟緊縮政策都是中長期的。因此，世界經濟緊縮也將使中長期的，包括美國、歐元區、日本在內的世界經濟將進入5-10年甚至更長的緊縮時期，世界經濟環境變得更寒冷。
2013年包括美國和歐元區國家在內的經濟政策主調仍然是緊縮，世界經濟面臨債務危機在經濟緊縮政策下轉化為經濟危機的風險，世界經濟可能繼續下滑，世界經濟面臨持續低迷的局面，目前世界各國尚無全面解決債務危機和經濟繁榮之道，世界經濟不容樂觀，2013年中國經濟發展環境仍舊困難，同樣不容樂觀。
1、2013年世界危機四伏
第一，美國面臨財政懸崖和增長失能。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火車頭，在2011年全球70萬億美元經濟總量中，美國經濟總量15萬億元美元，占到世界經濟總量21.4%。目前，美國經濟缺乏新的增長來源和動力，明年啟動的增稅5000億美元和減少政府支出1000億美元的“十年財政緊縮計劃”，大大削弱了美國企業的投資能力和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全面財政緊縮計劃使美國政府幾乎失去了所有財政政策，經濟緊縮已成定局。在美國經濟全面緊縮情況下，貨幣政策已經失效，過多的貨幣只能帶來通貨膨脹，而不是經濟增長，美國剛剛出臺的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QE3不見成效，放出的貨幣重新回到美聯儲。除此以外，美國經濟發展的科技創新動力已經消失，僅僅靠一個蘋果公司的產品難以支撐美國經濟復蘇增長。在財政緊縮、經濟緊縮情況下，美國教育、醫療和國防開支大幅減少，也使美國以消費為主要增長來源的經濟增長受到制約。未來，無論是誰當上美國總統都難以帶領美國走向繁榮，美國經濟已經走過巔峰，進入人口下降、發展飽和、低速增長為特征的“后發達時代”。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2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2%（見圖15），2013年下降到2.1%，事實上并不樂觀。我們預測2013年美國出現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概率均為50%，美國經濟增長率在2%左右。
第二，歐元區債務危機轉為經濟危機。2011年歐元區經濟總量17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4.2%，超過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今，歐元區已經全面進入“后發達時代”。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0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為2.4%、2011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為1.4%，2012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為-0.4%，2013年上升到0.2%，這些預測過于樂觀，因為歐元區尚未拆除希臘債務危機地雷的引信，西班牙、意大利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仍在燃燒，預測明年歐元區經濟正增長缺乏理論邏輯和現實依據。相反，緊縮政策帶來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更是難以確定，我們預測2013年歐洲聯盟出現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超過90%，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在0%左右，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
第三，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如今，日本是全球人口下降、經濟飽和、發展失能、經濟低迷為特征的“后發達時代”的典型國家。多年來，日本人口連續負增長，不但導致生產力、消費力、發展力下降，也導致日本出現自1992年以來長達20年的經濟低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數據，2010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為4.5%，2011年為-0.8%，2012年為2.2%，預計2013年將下降到1.2%。分析表明，世界經濟緊縮、缺乏政治方向、經濟結構陳舊、國際關系緊張、政府債務沉重、日圓不斷升值、出口增長下滑、國內消費低迷、企業經營虧損、電力供應不足，這些因素使日本經濟難以興旺，我們預測2013年日本出現債務危機的概率為30%，經濟增長率將在1%左右。
第四，俄羅斯經濟大幅下滑。世界經濟緊縮、世界市場蕭條使初級工業經濟和外向依賴程度相等高的俄羅斯石油出口下降，經濟增長大幅下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數據，2010年和2011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率均為4.3%，2012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率下降到3.7%，2013年將回升到3.8%。總的來說，俄羅斯傳統初級工業經濟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受制于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緊縮影響的俄羅斯經濟仍將困難重重，我們預測2013年俄羅斯債務危機尚不存在，經濟增長下滑的概率為90%，經濟增長率在3%左右。
第五，印度經濟下滑陷入困境。歐美債務危機導致印度經濟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持續惡化，財政貿易雙赤字嚴重，商業信心下滑，印度盧比貶值，拖累印度經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0年印度經濟增長率為10.1%，2011年下滑到6.8%，2012年進一步下滑至4.9%，預測2013年印度經濟增長率恢復到6%。目前，印度經濟下滑的同時，通貨膨脹上升，出現經濟衰退、價格上漲為特征的經濟滯脹，盡管印度政府近期推出多項改革措施，在零售、航空、保險等行業擴大對外資開放程度，削減赤字減少燃料補貼，但難以改變印度結構陳舊、動力不足、外部依賴、經濟下滑局面，我們預測2013年印度經濟下滑的概率為90%，經濟增長率在5%左右。
第六，巴西經濟出現急劇下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數據顯示，2010年巴西經濟增長率為7.5%，2011年下滑到2.7%，2012年經濟增長率下調至1.5%，巴西經濟嚴重下滑。今年6月，巴西央行曾將經濟增長預期從3.5%調低至2.5%。近日，又將2012年巴西經濟增長的預期從2.5%調低至1.6%，今年通貨膨脹率預計將達到5.2%，高于此前預測的4.7%。目前，盡管巴西政府的財政政策已經從“中立”轉向輕微擴張，并采取了_一系列措施刺激經濟，包括刺激消費和投資。巴西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自2011年1月以來持續調低基礎利率。然而，在歐美債務危機、全球經濟緊縮、世界市場不振的情況下，農業經濟和初級工業經濟為主的巴西經濟難以擺脫對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依賴，我們預測2013年巴西經濟下滑的概率為90%，經濟增長率在1%左右。
第七，南非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動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0年南非經濟增長率為2.9%，2011年上升到3.1%。今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的南非經濟發展報告中指出，受歐美債務危機和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南非國際大宗產品出口放緩，價格也隨之降低，2012年南非經濟增長將下降到2.6%。目前，失業等問題對于南非經濟的持續發展將產生不利影響，如果高失業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未來有可能成為南非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導火索。因此，我們預測2013年南非經濟下滑的概率為90%，經濟增長率下降到2%左右。
第八，2013年世界經濟仍舊低迷。目前，歐美債務危機仍在持續，世界經濟仍在持續緊縮，世界市場全面低迷，美國、歐元區、日本、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仍舊處于困境。因此，2013年世界經濟危機四伏，難以復蘇，仍將低迷。因此，我們預計2013年世界出現經濟危機的概率為50%，世界經濟增長率在2%左右。
第7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新能源革命是人類文明時代轉型的革命
在當今世界，研究中國的轉型必須關注世界發展的大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們認識未來世界發展大勢最具有時代標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與歷次危機本質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歷次經濟危機都屬于工業經濟時代危機，而2008金融危機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則是標志著工業經濟時代終結，超越工業文明的新經濟時代的開啟。之所以將目前興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為使當代人類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轉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判斷。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攜帶著新基因的新模式經濟的革命。我們之所以將新能源革命稱之為繼工業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經濟形態轉型的革命，用現代生物學理論看，是因為新能源就像一顆正在發育中新種子，它攜帶著新經濟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理論框架中，存在著這樣一個邏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革，決定著社會形態的變遷。如果將這個理論分析邏輯深入下去，則會發現，決定人類采取什么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最初始的原因，來自滿足人類生產與生活需要的自然資源類型。從這個角度看，不同類型的資源，就像不同的種子一樣，攜帶不同經濟形態的基因信息。不同類型的資源構成不同經濟形態演化的邏輯起點。
中國是古代農業文明發展時間最長、最成熟的國家。為什么中國古代自然觀是天人統一的和諧觀，這并不是中國古人的思維偏好，而是由滿足農業生產的資源形態決定的。因為滿足農業生產的能源來自太陽能和土地資源。由天時與地力構成的自然力遠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礎上的天人統一自然觀。同時也在天控制人的邏輯框架內，形成了君權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權制政治體制。中國是古代農業文明的中心，中國的古代文化與科技，都是在如何認識天時、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陽資源的框架內形成的。作為中國古代文化起點的周易與太極理論，都是與天時有關的宏觀宇宙感悟的智慧表達。為什么古代農業社會是鄉村為主體的文明社會，同樣也是適應利用分散的土地資源和太陽資源而形成的。
同樣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業文明，之所以形成與古代農業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養工業經濟的資源形態決定的。不可再生的礦產、煤炭、石油資源等是構成近代以來工業經濟的邏輯起點。工業經濟是對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為人類所利用的電的能量，發現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滿足人造物的化學元素。為研究原子世界的規律，由此形成了工業經濟時代最基本三大學科：物理學、化學與數學。在人與原子構成的世界中，人與自然關系表現為人與可控制的微觀世界的關系，這是一個人力遠大于自然力的關系，由此形成了工業經濟時代特有的人為自然立法、天人對立的自然觀。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與分工中，才能形成規模收益，由此決定了城市成為工業經濟的載體和生活方式。
按照這個邏輯，目前從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換的新能源革命，應當是引發經濟形態、文明形態轉型的革命。圍繞新能源開發和利用，需要新知識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由于古代農業文明建立在太陽能源的基礎上，所以，目前對以太陽能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開發，標志著當代人類面臨著從原子世界向太陽世界的回歸、從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歸。這種螺旋式回歸，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新價值，必須重新思考古代農村和工業時代的新發展等。
第二，自然資本經濟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財富經濟，這標志著新能源經濟已經是從母體中誕生的新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催化下誕生的新經濟，不僅是攜帶著新基因的經濟，而且是一個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財富經濟。工業經濟的財富來自人造資本，而以新能源為核心的生態經濟財富將來自自然資本。來自自然資本的新財富經濟與工業經濟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工業經濟時代人造資本增值過程，是造成環境污染、導致負財富效應的過程，而正在興起的自然資本財富，是同時滿足經濟收益和環境收益的財富。
第三，新能源經濟是一種已經形成內生動力的新市場經濟。判斷正在興起的新能源經濟是否能夠快速成為支撐生態文明的新經濟，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驅動新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是否形成。而判斷新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是內生，還是外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驅動新經濟的動力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2008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經濟與在此之前的經濟形態相比，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新能源投資的主體發生了變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全世界都已經認識到了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各國政府從來沒有把發展新能源經濟當做拉動經濟增長的新產業經濟來對待，而把它看成一種不得已而為的公共投資。為什么在奧巴馬上臺之前，美國政府拒絕在《京都協議書》上簽字，而奧巴馬一上臺，搖身一變，卻大張旗鼓地關心環境和低碳經濟發展，這并不是奧巴馬比小布什更偏好國際公益事業，而是奧巴馬看到了其中的商機。因為在金融危機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經濟從長期以來的財富扣除效應的公共經濟，變成可以被市場接受的能夠成為未來世界經濟增長極的新產業經濟。
綜上所述，在金融危機催化下誕生新能源革命，不僅是攜帶著新基因的新模式經濟，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內在驅動力的新財富經濟。既然新經濟革命是超出工業經濟形態的新經濟生態革命，那么在新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文明形態，也是不同于工業文明的新文明，這個新文明就是黨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
第8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三，應發揮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應當謀求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同時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
第四，應當根據國情，逐漸適應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數字化的潮流。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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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范文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最新調查顯示，僅29.7%的受訪企業家認為目前民營企業經營狀況“良好”，這一指標比2007年下降了30.9個百分點，為近6年來的最低水平。其中，東部地區企業、中小型企業、紡織和服裝等行業企業面臨的困難最大。
當前民營企業的困難表現在哪里？
企業經營成本明顯上升，已經成為目前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最大困難：調查顯示，關于“當前企業經營發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難”，排在前兩位的是“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和“人工成本上升”，選擇比重分別為79.2%和74.4%。生產成本上升、國內消費不足的雙重作用，對民營企業產生重大影響。上半年，企業環境成本、用工成本、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給企業生產發展帶來巨大壓力。下半年能源等原材料價格雖有所回落，但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加劇了我國經濟下滑的速度，投資減少，企業效益下降。加之受市場預期的影響，居民消費能力下降，使企業的生產經營陷入困境。
出口型企業受到嚴重沖擊：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經濟增長放緩，外需相對減少，加之去年國內一系列調減貿易順差的政策出臺，特別是出口退稅率逐步降低，使得出口企業的利潤普遍下降。同時，人民幣不斷升值，也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出口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調查顯示，出口數量下降比較明顯的行業有紡織、服裝、造紙、醫藥、化纖、非金屬和鋼鐵等行業。
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依然突出甚至有所加劇：受去年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影響，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從銀行貸款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一些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58.2%的企業經營者表示“資金緊張”(僅有3.1%認為“資金寬裕”)，這一數據比2007年提高了近15個百分點。從資金來源情況的調查看，民營企業家選擇“企業自籌”的比重為67.2%，排在第一位。同時，目前，國家的貨幣政策雖有所調整，但受經濟預期的影響，銀行貸款依然謹慎。調查顯示，認為從銀行貸款“較難”或“很難”的企業家比例接近一半，占了48.7%。加之其他融資渠道不暢，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沒有得到顯著改善。
除了受到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自身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一些大型民營企業，由于自身產品結構不合理，盲目擴張，導致企業資金鏈出現問題；產品缺乏核心競爭力，市場受到沖擊；企業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導致成本居高不下，產品質量出現問題等，影響企業發展。而中小型民營企業本身的抗風險能力就不是很強。特別是那些生產規模小，產品結構單一，人才匱乏，技術落后，缺乏核心競爭力的企業，由于對宏觀形勢把握不準，生產經營不善，應對挑戰準備不足，在此次危機中面臨的困難尤為突出。
2009：危機中孕育著機運
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雖然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沖擊，但也帶來了重大機遇。從國家看，金融、經濟危機促進了中國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當前世界各國，包括西方主要國家，無論意識形態如何，無論國家實力大小，都希望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中國，在維護國際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特別是前不久在美國召開20國峰會上，中國的聲音更加引人注目。從民營企業看，給有效實施“走出去”戰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帶來了難得的機遇。當前，許多國際優質企業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陷入資金緊張的困境，許多國際高端技術和管理人才因此喪失工作機會，而這恰好是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大膽收購國外能源資源類等優質企業或知名品牌，大力引進國外高端技術、管理人才以及全球化配置資源的大好時機。
重慶力帆集團專門召開高層會議研究4萬億中的商機時，董事長尹明善說：“最好專門找個人研讀政策，讓企業更好、更合理地利用各種政策。看看力帆是否也能在其中分一杯羹。” 4萬億投資主要投向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等方面，其中留給社會資本的“蛋糕”究竟有多大？長期來看，在中央財政投資先期導入下，必將帶動廣泛的社會投資。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11月27日在國新辦會上表示，中央4 萬億投資實際上只是全社會投資的一部分，明年全社會總投資將在20萬億左右。
這場金融、經濟危機還有可能促進民營企業實現“國民待遇”的突圍。根據全國工商聯關于“非公經濟36條”落實情況的問卷調查顯示，目前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主要問題依次是：融資渠道、執法環境、權益保護、稅費負擔、市場秩序、行業準入、政府溝通、土地使用、輿論環境和地方保護。其中行業準入和壟斷方面障礙最大的前五個行業分別是電力、電信、石油、金融服務業和公用事業。這些問題和困難，都需要通過改善發展環境來“過冬”。希望中央在出臺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時，考慮進一步解決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國民待遇問題。
金融、經濟危機也是提升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大好時機。企業抵抗外部風險最好的辦法是練好內功，而民營企業尤其中小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企業組織管理能力建設較差，無論人員培養、管理流程、制度建設、技術研發、品牌塑造都缺乏手段，直接導致企業內部管理在面對從緊的外部環境的時候缺少競爭力。有許多民企，決策機制長期不變。仍然是老板一個人說了算，沒有董事會制度，也缺少獨立董事作用，因此決策中往往犯錯誤。
一些企業并不是彌補資金鏈就可以救活，背后有一個深層次的制度問題。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解決危機，從公司治理結構上對企業進行根本性的改造。還有許多中小企業沒有長期的發展規劃。屬于訂單型、突擊市場型的發展模式，企業發展沒有按照戰略的思考進行規劃，盈利模式、管理模式、資金規劃等方面都是屬于應急的管理思路，所以當企業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各方面缺乏應變能力，導致困局連連。
民營企業自身的免疫力有助于其渡過難關
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企業一直是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在與各方力量的激烈博弈中，在相對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成長壯大。中國經濟是二元的，同時過熱同時過冷。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推動建設的有關項目是過熱的，比如鋼鐵、水泥、房地產等基礎建設項目。而大部分的民營企業是過冷的，因為它們大都和基礎建設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