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根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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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一、非審慎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

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由次級住房抵押貸款(以下簡稱次貸) 危機引發的，因此，對此次金融危機的考察必須首先從次貸著手。在美國，根據抵押貸款主體信用條件的評級好壞可將抵押貸款分為三類:一是優質抵押貸款，二是次優抵押貸款，三是次級抵押貸款。次貸一般是向信用分數低于620 分、還款能力差、負債較重的購房人發放的住房抵押貸款。①美國次貸能夠形成并發生危機，一方面是因為從2001 年開始次級住房按揭抵押貸款放款額急速增長，其占美國住房按揭抵押貸款放款額的比重從2001 年的8. 6 %上升到2006 年的20 % ， ②次級住房按揭抵押貸款在金融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因為次貸領域審慎原則的缺失，不僅金融機構在經營次貸業務時沒有遵循審慎原則，而且監管部門也沒有遵循審慎原則，對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實施審慎規制和監管。

審慎意為謹慎從事以避免風險和不良后果。隨著經濟金融化和全球金融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金融業市場的失靈會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不僅如此，相比其他行業，金融業具有戰略的重要性和公眾信心的維系性等特征。這些都要求金融業堅持審慎原則，即金融機構要審慎經營，監管部門要審慎規制和監管。基于這一認識，巴塞爾委員會在1997 年并于2006 年修訂的《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以下簡稱《核心原則》) ③中多次對審慎原則給予強調。《核心原則》第7 項原則規定，銀行監管當局必須滿意地看到，銀行和銀行集團建立了與其規模及復雜程度相匹配的綜合的風險管理程序，以識別、評價、監測、控制或緩解各項重大的風險，并根據自身風險的大小評估總體的資本充足率。在這項總的規定之下《， 核心原則》對信用風險作出了多項具體規定。例如《， 核心原則》第8 項原則規定，銀行監管當局必須滿意地看到， 銀行具備一整套管理信用風險的程序;該程序要考慮到銀行的風險狀況，涵蓋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信用風險(包括交易對手風險)的審慎政策和程序。對于市場風險和利率風險《， 核心原則》第13 項原則規定，銀行監管當局必須滿意地看到，銀行具備準確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市場風險的各項政策和程序;銀行監管當局應有權在必要時針對市場風險暴露規定具體的限額和(或) 具體的資本要求。《核心原則》第16 項原則規定，銀行監管當局必須滿意地看到，銀行具備與其規模及復雜程度相匹配的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有效系統，其中包括經董事會批準由高級管理層予以實施的明確戰略。需要指出的是《， 核心原則》高度濃縮了巴塞爾委員會和許多發達國家在銀行監管領域的優秀成果，集中體現了散見于以往巴塞爾委員會文件中的原則精神，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角度的風險監管原則架構，且在制定和修訂的過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非“十國集團”國家的參與，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因此，我們可以以《核心原則》為據審視美國次貸業務經營的非審慎性。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從源頭上看主要是由信用風險造成的，即是由于交易對方———次貸借款人———不能償還貸款造成的。那么，美國的銀行等信貸機構是否嚴格執行了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信用風險的審慎政策和程序呢? 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 (1) 按常理和常規，銀行發放住房按揭抵押貸款首先必須審查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和未來的收入狀況，以此確定是否放貸和貸款額度。但大部分次貸是所謂的“忍者貸款”———無收入、工作和資產但只要有脈搏的人無需任何證明都可以申請的貸款。由于房價的不斷上漲，信貸機構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貸標準，忽視了住房貸款的第一還款來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償付能力，這就為信貸機構從事次貸業務埋下了信用風險的巨大隱患。(2) 在次貸危機之前，美國的信貸機構發放次貸時沒有按照審慎信用風險管理的要求，審查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借款人甚至在抵押貸款發起人的隱形支持下提供虛假信息獲取貸款。這使得次貸業務中的欺詐現象得以蔓延，信貸機構無疑面臨著巨大的潛在信用風險。(3) 在次貸危機之前，在美國的銀行等信貸機構的經營中，傳統的次優抵押貸款的質量也逐漸淪落到次貸水平。次優抵押貸款的傳統定義是個人證明材料不足抵押的貸款，但后來卻演變成證明材料很少或沒有證明材料甚至可以是“說謊者的貸款”。④次優抵押貸款的實際經營狀況意味著潛在的巨大信用風險不僅存在于次貸業務中，而且也存在于信貸機構從事的次優抵押貸款業務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欺詐案件從2001 年的4 996 件急劇上升到2005 年的25 989 件。⑤ (4) 美國次貸中“第二按揭”的做法進一步加劇了信貸機構在房價下跌時面臨的信用風險。第二按揭又稱第二抵押，是指同一房屋在已被登記抵押貸款后又設立新抵押，后設立的貸款抵押被稱為第二抵押。第二抵押在法律上居附屬地位，因為之前登記的抵押貸款的信貸機構在借款人違約時對房屋具有優先受償權。美國的次貸抵押多數是以第二抵押或其他再融資的抵押的形式存在，而非房屋凈值貸款抵押，因此，第二抵押的實際擔保額便是房屋未來的升值額度。⑥但是，一旦被抵押房屋的市場價值降至第二抵押設立時的市場價值，第二抵押就會名存實亡。上述這些做法無疑都是不審慎的。

在美國次貸業務的經營中，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的交織對次貸危機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的信貸機構之所以大量從事高風險的次貸業務，并不是因為其對次貸的風險狀況一無所知，而是因為其將借款的償還寄希望于抵押物而非借款者的償付能力。受2000 年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和“9 ·11 事件”的影響，美國經濟結束了近十年的持續增長，出現衰退跡象，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美聯儲) 為刺激經濟增長而連續降息。在這一背景之下，大量過剩的流動性資金進入民用房地產市場，使得美國房價一路上漲。美國聯邦房地產企業監管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01 年開始至2006 年第一季度，美國房價一直保持著6 %—9 %的漲幅。⑦基于對房價不斷上升的預期判斷，信貸機構在發放住房按揭抵押貸款時并不關注借款人的信用和還款能力，而是關注作為抵押物的房屋的價值，因此放松甚至忽略了對借款人信用風險的識別、計量。而信貸機構對次貸抵押物———房屋———的市場風險是否有充分的認識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住房按揭抵押貸款的還款期限一般在20 年以上，在如此長的還款期內，房屋的市場價格免不了會發生波動，這是市場風險的正常體現。根據審慎經營原則，銀行不僅應注意考察放貸之時抵押物的價值，還應考慮在還款期間抵押物市場價值的波動，而次貸危機前美國信貸機構并沒有對未來房價下跌時的市場風險給予應有的關注。信貸機構對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置若罔聞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次貸資產的證券化。信貸機構發放次貸之后便將貸款資產轉售給“房地美”和“房利美”等獨立的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構，再由這些機構打包出售給投資者。借助次貸資產的證券化，信貸機構把次貸風險從自己的賬本上轉移到資本市場，借款人日后的違約似乎不會對從事次貸業務的信貸機構造成任何損失，但風險并沒有消失，這為后來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埋下了禍根。事實證明，信貸機構這種獨善其身的做法難以善終，因為無論是銀行流動性的維持還是長期投資收益的保障都依賴于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總體發展狀況。

缺乏對利率風險的關注與識別也是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01 年開始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增長持續降息，使美國聯邦基準利率在2001 年11 月至2004 年11 月間的整整三年時間內維持在1 % —2 %的超低水平。美國的銀行等信貸機構正是在利率處于歷史性低位的背景下大量從事次貸業務，因此，次貸借款人一開始還貸壓力較小，沒有暴露信用風險。但自2004 年開始，面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和經濟過熱的勢頭，美聯儲開始不斷加息，尤其是2004 年至2006 年連續17 次加息，將聯邦基準利率迅速抬高至5. 25 % ，使得住房按揭抵押貸款的還貸壓力不斷加大。⑧不僅如此，次貸合同的特殊還款利率設計也加劇了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美國的抵押貸款一般可分為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和可變利率抵押貸款。所謂可變利率抵押貸款是指貸款利率可以定期根據指標利率調整的抵押貸款。可變利率抵押貸款的利息與優惠放款利率相掛鉤，并根據聯邦基準利率水平定期進行調整。此外，還有混合可變利率抵押貸款，此類貸款一般在經過一段固定利率期間后進入可變利率期間。⑨美國次貸大多屬于可變利率抵押貸款，到2006 年有超過80 %的次貸采用混合可變利率。⑩這樣的還款利率設計潛伏著巨大的利率風險，因為借款人的還款壓力并不會因利率上調而立即加大，而是在過渡期(一般為兩年) 后才逐漸顯現。混合可變利率不但沒有起到防范和降低利率風險的作用，反而潛在的幫助了信貸機構吸引大量的次貸業務，實際上增加了信貸機構的潛在信用風險。更有甚者，美國的抵押貸款機構還設計出比可變利率抵押貸款風險更大的利率可調抵押貸款期權，這種金融產品允許借款人在一段時間內非全息還款，且無需借款人提供收入或資產證明，抵押貸款的利率在開始兩年低于市場利率，然后在利率調整時采用市場利率。美國抵押貸款銀行協會的調查顯示，2004 - 2005 年度超過20 %的利率可調抵押貸款期權的價值低于其證券化融資的籌集金額，因而利率變動極易產生違約風險。lv 盡管《核心原則》第16 項原則要求銀行建立全面和適當的利率風險計量體系，對模型和假設進行定期驗證，同時銀行應定期進行適當的壓力測試，評估對利率變動造成的損失的承受能力，但事實證明美國的銀行等信貸機構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未來利率上調的影響，銀行對利率風險的識別和檢測也沒有做到《核心原則》所要求的審慎。

美國次貸之所以大行其道，也在于政府監管部門缺乏審慎規制和監管。在美國，作為銀行主要監管者的美聯儲的特殊職能決定了金融規制和監管中的審慎要求極易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侵蝕。美聯儲不僅是銀行業的主要規制和監管者，而且是承擔貨幣政策職能的中央銀行。規制和監管責任與貨幣政策職能存在內在沖突，這在經濟衰退時表現得尤為尖銳和突出。因為此時，美聯儲為了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通常會鼓勵信貸機構發放更多的貸款。lw信貸機構發放次貸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追求自身利益，但若美聯儲及時適當收緊貨幣政策抑制信貸機構的房貸沖動，危機可能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嚴重。一方面美聯儲在長時間內保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刺激了信貸機構發放次貸;另一方面，信貸機構的經營特點又決定了其不可能持有過多的現金。因此，流動性過剩也促使信貸機構將業務向次貸等領域延伸。審慎規制和監管與審慎經營是有機的統一體，規制和監管是否審慎主要看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的要求是否達到審慎標準，以及是否保證審慎經營標準在實際中得到落實。美聯儲為實現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降息等手段向市場投放流動性資金，而為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其顯然不可能嚴格限制銀行的放貸業務，也不可能對其中的風險進行審慎規制和監管。這種做法實際上為銀行等信貸機構違背審慎原則大量從事次貸業務提供了隱形支持。

總之，如果資產價格處于不切實際的高位，就必然會下跌;如果利率處于不切實際的低位，就必然會上升;如果信貸機構在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處于不切實際的高位時違反審慎原則不顧借款人狀況以不切實際的低利率發放貸款，而又缺乏政府監管部門的審慎規制和監管，那就必然會鑄成大錯。

二、對投資銀行的非審慎規制和監管

“投資銀行”無疑是這場美國金融危機中最為顯目的一詞。伴隨著貝爾斯登公司與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美林證券公司被美國銀行(Bank - American Corporation) 收購，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被迫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無一幸免。從一定意義上講，投資銀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扮演了“主力軍”的角色，也成為金融機構中被指責的核心對象。投資銀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角色也暴露出了現行金融規制和監管體系的重大缺陷。

傳統的金融監管一般將金融機構分為銀行、證券和保險三類，而這里的銀行一般是指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雖然使用“銀行”一詞，但監管部門一般將其納入證券業而對其實施監管。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庫恩在概括何為投資銀行時，基于投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將投資銀行概括為從狹義到廣義的四類。庫恩認為，廣義上的投資銀行是指從事所有資本市場的活動，從證券承銷、公司財務到并購，從管理基金到管理風險資本等活動的金融機構。庫恩特別指出，那些業務范圍僅局限于幫助客戶在二級市場上出售或買進證券的金融機構不能稱為投資銀行，而只能稱作“證券公司”或“證券經紀公司”。lx從投資銀行的發展歷史可以知道，投資銀行最早經營的業務與證券公司基本相同，即主要是從事證券承銷的中介業務，依靠傭金、手續費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將投資銀行納入證券業監管范圍的主要依據所在。但現今的美國投資銀行的業務早已超出中介業務的范圍，其更多的是直接作為主體參與金融產品的交易，而非僅僅是作為實體經濟機構的人參與金融交易，其主要收入也不再是依賴傭金等中介費用，而是直接參與金融市場的投資所得，這也是投資銀行高速發展的“秘訣”之一。

投資銀行本身不能吸納公眾存款，投資銀行直接投資金融市場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利用短期票據市場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滾動借債模式所籌集的資金。由于這種滾動借債模式規模龐大，只有環環相扣，一個環節也不能出錯，投資銀行才能保證龐大機構運營所需資金，儼然變成了一種借短債、放長貸的銀行。ly同時伴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銀行經營的直接融資業務逐漸成為實體經濟部門的主要融資手段。因此，投資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傳統商業銀行在金融業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對投資銀行的規制和監管并沒有像投資銀行的發展一樣與時俱進。

實際上作為銀行業監管公認標準的巴塞爾委員會2004 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資本協議》) 也沒有將獨立的投資銀行納入其調整范疇。一方面根據《新資本協議》第1 部分“適用范圍”的規定，只有銀行集團或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的投資銀行業務才受《新資本協議》的約束; lz另一方面《， 新資本協議》的核心內容在于要求銀行滿足最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即通過將銀行杠桿率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來防范過高的經營風險，但投資銀行在逐漸代替傳統商業銀行成為融資主角的同時其杠桿率也在急劇上升。僅從2003 年至2007 年，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的杠桿率從20 倍左右上升到30 多倍，而這還不算結構式投資工具的杠桿效應，如果算上這些杠桿率，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杠桿率可高達50 倍—60 倍! 如果投資銀行套用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算法，他們的資本充足率約在1 % - 2 %之間。l{ 由此可見，投資銀行在其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受到及時有效的審慎規制和監管，投資銀行的業務范圍早已超出傳統的證券中介服務，但對它的規制和監管仍停留在證券業領域之內;投資銀行在其業務拓展的過程中伴隨著潛在金融風險的加劇，而監管的標準并沒有相應的改進與提高。對投資銀行業務的非審慎規制和監管正是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加劇的根源之一。

如今伴隨著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的倒閉與轉型，投資銀行的業務將主要在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經營，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投資銀行規制和監管上的缺陷就因此而消失。這是因為《新資本協議》對投資銀行審慎規制和監管的缺失主要在于監管方式的選擇上，而投資銀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重大缺陷。《新資本協議》是以機構種類為標準來確定其適用范圍的，即以國際活躍銀行為中心將適用范圍擴展至此類銀行上級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下級的國內銀行、證券公司。這種以機構種類為標準來確定適用范圍的做法的實質是棄功能監管而采機構監管。機構監管是根據金融機構的種類來確定監管的范圍，例如，銀行由銀行監管部門依據銀行法進行監管，證券公司由證券監管部門依據證券法進行監管。功能監管是指監管的范圍應當根據業務行為加以劃分，例如，所有證券業務都應由證券監管部門依據證券法加以監管，而不論機構的形式如何。l| 在傳統的分業經營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被嚴格限定在特定的領域之內，金融監管采取機構監管模式恰好可以發揮機構監管專業性強的特點，保證對不同金融機構有效監管的落實。但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傳統的機構監管模式顯然已不能適應新的金融監管的要求，功能監管的優勢得到彰顯。

《新資本協議》以機構種類為標準來確定適用范圍，這表明《新資本協議》延續的仍是機構監管的理念和思路。美國現行的傘形監管模式雖然將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結合運用，l} 但其傘形監管模式是針對銀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團而言的，對于獨立的投資銀行的監管仍延續著機構監管模式。美國金融監管的實踐也表明，美聯儲無權對獨立的投資銀行的業務進行檢查《新資本協議》以機構種類為標準來確定適用范圍的缺陷，還表現在機構監管模式在不斷創新的金融衍生產品面前無法對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的規制和監管。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當形式上具有不同業務種類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在經濟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時，機構監管模式下的監管就很容易被金融機構規避和操縱，l~而這正是在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凸顯之前對投資銀行審慎規制和監管的缺失所在。

三、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非審慎規制和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中使用最頻繁的詞語除“投資銀行”之外，就是信用違約掉期等金融衍生產品的名稱。這些金融衍生產品在次貸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人們將信用違約掉期稱為是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金融衍生產品之所以對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加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因非審慎規制和監管而導致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金融衍生產品各式各樣，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次貸證券化過程中的衍生產品。

《新資本協議》在三大支柱中都涉及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有關規定。第一大支柱即最低資本要求，其將資產證券化的監管規定在信用風險領域，即在確定信用風險時對資產證券化有特別的規定要求。第二大支柱即監管審查，其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審查有特別的規定。第三大支柱即市場紀律，其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標準化方法與內部評級法的信息披露有具體的規定。盡管如此《， 新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的規定本身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重大缺陷。這是因為《新資本協議》的標準化方法與內部評級法對于資產證券化風險的暴露使用的是一刀切的單一方法，并沒有區分初級證券化與再證券化的不同風險狀況。如果僅憑初級證券化產品就確定資產證券化風險的暴露，實際上是低估了再證券化產品風險的暴露。而此次金融危機中風險迅速擴散的媒介主要不是初級證券化產品，反而恰恰是信用違約掉期、擔保債務權證這樣的再證券化產品。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是指商業銀行和其他房貸機構將其住房抵押貸款的收益權打包出售給一個具有風險隔離功能的特定目的機構，并由這一機構公開發行以此為基礎資產支持的偏債性抵押貸款券———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發行募集的資金用于支付購買抵押貸款的價款，而投資者相應獲得主要由住房抵押貸款利息構成的收益。mu 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便是初級證券化產品，但次貸的證券化過程并未就此結束。一般來說，中間級段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v 信用評級相對較低(風險較高) ，但發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金融機構為提高這些資產的收益，于是以中間級段住房抵押貸款支付債券為基礎進行再證券化。以中間級段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為基礎發行的債券被稱為擔保債務權證。擔保債務權證與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主要區別是:擔保債務權證的資產已經不再是次貸，而是中間級段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和其他債券。mw由此可以看出，初級證券化中的現金流直接源于實體經濟之中，而再證券化產品的收益卻是以其他證券化產品的現金流為基礎，而且這些作為再證券化產品基礎的證券化產品往往都是一系列組合，因此，再證券化產品的投資者一般很難了解其投資產品的真正風險狀態。像擔保債務權證這樣由各種信用等級的證券化資產組合而成的金融產品極其復雜，以至于最聰明的投資者也無法確定其風險。mx更為復雜的是，華爾街的金融創新步伐并未因為擔保債務權證的出現而止步，以各種擔保債務權證為基礎的證券化產品也被廣泛推向市場，這些以擔保債務權證為基礎的證券化產品被稱為擔保債務權證平方，以此類推還有擔保債務權證立方等更為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這些過于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實際到最后連其設計者都無法確定其風險狀況，那么投資者與監管者又如何確定其風險狀況? 無法確定風險的投資是盲目的，并最終導致損失，而監管者無法確定風險狀況便導致監管的失效與潛在系統風險的蔓延。因此，鑒別金融衍生產品的具體風險暴露程度，并采取適當的規制和監管措施是對金融衍生產品進行監管的重點所在。

巴塞爾委員會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就已經認識到了在資產證券化方面規定的缺失，正準備對《新資本協議》框架進行修訂，以便對復雜的再證券化信用產品規定更高的資本要求。my但需要注意的是，提高資本要求本身并不是有效防范風險的關鍵所在，有效防范和抵御風險的關鍵在于確定具體的資本要求。在監管者還無法確定像擔保債務權證這樣復雜金融衍生產品的具體風險狀況時，其又如何確定具體的資本要求和其他有效防范風險的措施呢? 解決這一監管難題需要我們對金融的作用進行重新認識，并依此反思現行的金融監管理念。具體到資產證券化而言，資產證券化最為重要的要求是風險的實質轉移《， 新資本協議》也特別強調資產證券化中風險的實質轉移，并以此為依據確定資本要求。但若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設

計者與投資者對具體風險狀況都沒有明確的認識，何談風險的實質轉移? 華爾街金融大鱷們設計出結構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是為了更好推銷自己的產品和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至于經濟發展是否需要這樣復雜的衍生產品來防范與規避風險，則不在他們的思考范圍之內。但監管者顯然不能與金融機構保持同樣的思維，雖然當今還無法準確確定某一具體金融產品為經濟服務的程度，但出于防范風險的考慮，監管者對風險難以確定的金融產品應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并提高市場的透明度。

信用違約掉期，又稱信用違約保險，也是一種再證券化的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違約掉期的雛形是由摩根大通銀行于1994 年設計出的，最初的目的是將因貸款而發生的壞賬風險轉移給第三方，這樣銀行就無需為貸款壞賬撥備巨額的準備金，具體方式就是銀行通過支付給第三方一定的保費后便由第三方承擔債券的壞賬風險。mz信用違約掉期與傳統的資產證券化有顯著的區別，在信用違約掉期中風險雖然轉移給了第三方但資產本身并沒有轉移，這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是合成型資產證券化的典型代表。合成型資產證券化是指通過一種或多種信用衍生產品或擔保來使全部或部分信用風險或潛在的風險轉移給一個或多個第三方，其與傳統型資產證券化的區別在于是否使用信用衍生產品或擔保來轉移風險。m{《新資本協議》已經注意到了傳統型資產證券化與合成型資產證券化的區別，并且在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處理規定上進行了區分。例如，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標準化方法對擔保與信用衍生產品規定了風險暴露的特別資本要求;資產證券化的內部評級法對合成型資產證券化與傳統型資產證券化做了分別說明，以確定哪些寸頭屬于“高檔次”，并按此處理。但《新資本協議》關于合成型資產證券化的這些特殊規定能否發揮實效呢?此次金融危機當中全球最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的遭遇即對此提供了注腳。m| 信用違約掉期是一種以保險的方式轉移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但像美國國際集團這樣的保險公司經營類似的保險業務并不受《新資本協議》的約束，因為《新資本協議》在其適用范圍中明確規定，本協議所指的金融業務不包括保險業務，金融企業也不包括保險公司。信用違約掉期說起來像是一種保險，但實際操作上更像期權。m}因此，將信用違約掉期定性為非保險業務進而由證券監管部門對其監管是適當的。問題是目前當保險公司參與信用違約掉期交易并承擔信用違約掉期的債券風險后，其根本無需依據《新資本協議》有關合成型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特殊規定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新資本協議》這方面的規定受其適用范圍的限制，其防范風險的措施自然很難起到實際的效果。信用違約掉期使得《新資本協議》有關合成型資產證券化的規定暴露出的以下兩個問題: (1) 資產證券化的深入發展意味著其涉及金融領域與金融機構的多樣化，面對日益復雜的資產證券化產品與結構，巴塞爾委員會應注意保持涉及該領域有關規則之間的一致。(2) 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在于轉移風險，但金融監管的核心不是轉移風險，而是防范與抵御風險。《新資本協議》有關資產證券化的規則卻只強調風險的轉移，而未重視對風險本身的防范與抵御。這一設計理念實質是只強調被監管部門(銀行) 的穩健，而忽視其他金融機構的安全，實質上是分業監管思維慣性的結果，沒有發揮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功能。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主動放松了對金融衍生產品的規制和監管，尤其是格林斯潘主持美聯儲期間更為突出。早在1998 年春季，當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對場外金融衍生產品的激增表示擔憂時，格林斯潘則表示，出臺新的監管措施有擾亂資本市場的風險。m~ 正是受到格林斯潘等人影響，加之華爾街金融大鱷的推動，美國國會于2000 年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徹底解除了對包括信用違約掉期在內的金融衍生產品的規制和監管。美國國會通過該法案正是基于對市場自我約束的考慮，認為投資者的自我選擇可以有效地約束金融機構，無需政府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金融衍生產品進行規制和監管。nu 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產品一直沒有被人們真正認識，這不僅是因為衍生產品本身過于復雜，缺乏透明度，同時也因為投資者不被允許調查最初借款人即抵押貸款借款人的信用狀況。nv 以擔保債務權證為例，其現金流量是基于最初借款人的償付能力，但如果投資者對金融衍生產品的基本信息都無法全面了解，市場對金融衍生產品的自我約束又從何談起?

四、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法制建設的啟示

美國金融業遠比我國金融業發達，其金融業的發展比我們起步早、走得遠。雖然發達的美國金融業暴露出的有些問題在我國還不具備發生的條件，但我國金融業終究要走向遠方，因而美國金融危機在金融法制上留下的教訓為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和金融法制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前車之鑒，值得認真總結和汲取:

第一，金融業的經營與監管部門的規制和監管都必須遵循審慎原則，并應注意維護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的健康。金融問題的出現主要原因在于不良的宏觀經濟環境和不健全的金融監管。信貸機構的非審慎經營與監管部門的非審慎規制和監管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源頭，而以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為代表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不當適用則為美國的金融風險埋下了禍根。就我國來說，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審慎經營與審慎規制和監管，出臺了一系列有關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管理的法律、法規、規章等，這也是我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金融重創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當前的金融規制和監管中也存在不可忽視的突出問題，如房地產泡沫與房地產貸款風險問題。房地產泡沫巨大在我國的許

多地區是不爭的事實，銀行為泡沫中的房地產提供貸款無疑面臨巨大的風險。例證之一就是一些城市隨著房價的下跌，出現了斷供的現象，并有演變為中國版次貸危機之虞。這反映出銀行在房地產價格急劇上漲過程中對于房價逆轉導致的泡沫破裂缺乏應有的審慎處置，監管部門也沒有及時采取諸如提高房貸首付比率之類的風險防控和抑制泡沫的措施，出現了非審慎經營與非審慎規制和監管。同時，房地產泡沫與房地產貸款風險問題也折射出宏觀經濟政策與金融審慎規制和監管相協調的重要性。隨著我國宏觀調控效果的顯現，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超預期地加劇對我國影響的凸顯，我國經濟由當初防止過熱轉向防止下滑和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泡沫尚未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采取飲鴆止渴性質的托市行動，金融審慎經營與審慎規制和監管又不得不屈從于宏觀經濟的需要。金融業的機體健康和安全穩健取決于其所置身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果宏觀經濟環境不良，宏觀經濟政策缺失，那么金融審慎經營與審慎規制和監管免不了會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的“綁架”而無法有效貫徹，長期下去會養癰為患，釀成大錯，最終貽害金融和實體經濟自身。因此，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消退后，繼續擠出房地產泡沫并保持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已成為我國防范金融風險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加強審慎經營與審慎規制和監管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最為重要的是需要對審慎規制和監管有恰當的認識。在我國，不少人對金融規制和監管的正當性還存在模糊認識，甚至否定其必要性。例如，有人將效率與規制和監管對立起來，借口規制和監管會壓抑金融機構的效率而全部或部分地抹殺規制和監管及其作用。nw然而，沒有必要的審慎規制和監管，市場失靈及其對社會效率所造成的巨大損害就無法得到防范和制止，規制和監管正是由于市場沒有達到或妨礙達到帕累托效應———效率最大化———而應運而生。審慎規制和監管發軔的這一理念基礎本身賦予了規制和監管以效率的內涵和尺度。審慎規制和監管與效率及競爭沒有實質沖突，審慎規制和監管通過加強競爭并使之在市場上更加有效，增進社會的總福利。還有人將金融自由化與削弱甚至取消規制和監管簡單地等同起來，認為金融自由化就需要取消或放松審慎規制和監管。nx實際上，金融自由化所放松或取消的主要側重于影響市場結構的規制措施和影響經營行為的規制措施，如分業經營的限制措施、準入限制措施、借貸利率或收費的限制、貸款規模限制和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等。在此，放松規制不僅不能要求放松或取消影響審慎監管的規制措施，而且需要加強這類措施，因此，金融自由化與審慎規制和監管并行不悖。如果我們在認識上不把金融法看做規制和監管之法，反而將其當作金融業發展的桎梏或障礙，那么金融業的審慎經營與監管部門的審慎規制和監管就會失去科學根據和精神支柱。

第二，在金融創新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應及時樹立功能監管理念，確立功能監管的機構模式。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暴露出的對投資銀行審慎規制和監管的缺失，顯示出機構監管理念在金融創新面前的重大缺陷。我國金融業正在向混業經營方向發展。在我國現行“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體系之下，各監管部門的職責劃分仍以機構監管理念為標準，對不同金融機構從事的金融業務由不同的監管部門負責監管。不過根據國務院2008 年7 月頒發的《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第2 條“主要職責”第7 項規定，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會同金融監管部門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規則和交叉性金融業務的標準、規范，負責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監測”。這表明我國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功能監管的理念，而這與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有極大的相似之處。如前所述，美國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是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標準的結合，但對投資銀行等獨立金融機構的監管仍延續機構監管模式。而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之所以還能適應金融監管的需求，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金融創新步伐和程度較之美國有很大的差距，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的缺陷并沒有充分暴露。然而，伴隨我國混業經營的開展和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成熟，金融創新的步伐必將不斷加快，機構監管模式的缺陷也將不斷顯現。因此，我們必須及時樹立功能監管理念并建立功能監管模式，才能保證監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防止監管真空的出現。確定功能監管模式需要對現行監管部門的設置進行調整，功能監管涉及對具體金融業務性質的認定問題，在多個監管部門并存的情況下確定功能監管必將引發不同機構之間的沖突。我國曾嘗試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但其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此，改革現有監管部門的設置是我國今后實現功能監管的重要保障。

第三，金融業發展與金融產品創新必須以審慎規制和監管為保障。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暴露出的對金融衍生產品審慎規制和監管的缺失，表明在缺乏審慎規制和監管之下金融業的發展存在重大隱患。防范金融風險僅僅依靠市場自律已被證實是遠遠不夠的，金融業的安全穩健須以審慎金融規制和監管為條件，金融創新產品須得到全面及時的審慎規制和監管。為此，我國應對金融創新產品的推出事前實行市場準入審查制度，事中進行市場跟蹤監測，金融機構應將金融衍生產品及其風險對投資者進行充分披露。在此方面，我國應當一方面完善已有的規定，另一方面彌補立法漏洞。我國現行有關金融衍生產品的規則主要體現在部門規章和大量的通知、文件之中，這些規則法律效力較低并缺乏穩定性，因此，對金融產品創新進行有效的規制和監管必須在高位階的法律中加以系統規定。同時，我國應彌補現行立法的漏洞，以滿足對已有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審慎規制和監管的需要。例如，對于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兩大支柱———凈額結算制度和擔保制度，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沒有任何規定，需要彌補。我國金融法制的上述缺陷在我國國內并沒有造成嚴重問題，這主要在于我國對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嚴格限制，但伴隨著我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市場交易的增多和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我國亟須完善相關法律以改進對金融創新產品的審慎規制和監管。

①⑤參見辛喬利、孫兆東:《次貸危機》，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2 —115 頁。

②參見王自強:《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直接動因與作用效果———來自美國的經驗證據》，科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9 頁。

③參見吳曉鵬《: 未來三年:金融海嘯或第二波?》《， 21 世紀經濟報道》2008 年12 月23 日。

④ Se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October2006 ， http :/ WWW. bis.org/ publ/ bcbs129. pdf .

⑥See Lauren E. Willis ， Decisionmaking and t he Limit s of Disclosure : t he Problem of Predatory Lending Price ， Maryland Law Review 2006.

⑦See OFECO ， OFHEO Seasonally - Adjusted House Prices Index for USA ( 1991Q2 - 2008Q2) ， http :/ / WWW. of heo. gov/ media/pdf/ 2q08hpi. pdf .

⑧mw參見余永定:《美國次貸危機:背景、原因與發展》《， 當代亞太》2008 年第5 期。

⑨參見徐凡《: 美國次優抵押貸款危機的回顧與展望》《， 國際金融研究》2007 年第9 期。

⑩See Prentiss Cox ， Foreclosure Reform Amid Mortgage Lending Turmoil : A Public Purpose Approach ， Houston Law Review Sum2mer ， 2008.

vl參見巴曙松、王淼《: 加拿大銀行業受次貸危機沖擊較小的原因分析》《， 福建金融》2008 年第9 期。

lw參見[美]詹姆斯·R. 巴茨等:《反思銀行監管》，黃毅等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 年版，第73 頁。

lx參見[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投資銀行學》， 李申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第5 頁。

lyl{參見吳瑩等《: 投資銀行之殤》《， 財經》2008 年第20 期。

lz參見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 頁。

l|See Heidi Mandanis Schooner ， Regulating Risk not Function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 Winter ， 1998.

l}傘形監管模式是在金融集團的業務可以根據功能進行劃分并由不同功能監管者分別監管的基礎上，在金融集團層次上安排一個監管部門，負責對金融集團進行全面監管并指導、協調各功能監管者履行監管職責。參見韓龍主編:《國際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1 頁。

l~參見楊惠《: 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的交錯:美國GLB 法案的經驗》《， 財經科學》2007 年第5 期。

mu參見曹遠征《: 美國住房抵押貸款次級債風波的分析與啟示》《， 國際金融研究》2007 年第11 期。

mv在實踐中，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后產生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分為優先級、中間級和股權級，三者的比例分別約為80 %、10 %和10 %。參見余永定:《美國次貸危機:背景、原因與發展》《， 當代亞太》2008 年第5 期。

Mx See Aaron Unterman ， Exporting Risk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 he securitization of U. S. housing debt ，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2nal ， Winter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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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e Robert F. Hugi ， J ason H. P. Kravitt and Carol A. Hit selberger ， U. S. Adoption of Basel II and t he Basel II Securitization Framework ， Nort 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 March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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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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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e David Blake ， Greenspan’s Sins Return to Haunt US ， Financial Times ， 24 Sept . ， 2008.nuSee Thomas Lee Hazen ， Disparate Regulatory Schemes for Parallel Activities : Securities Regulation ， Derivatives Regulation ， Gam2bling ， and Insurance ， Annual Review of Banking & Financial Law ， 2005.

nvSee Aaron Unterman ， Exporting Risk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 he securitization of U. S. housing debt ，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2nal ， Winter ， 2008.

nw參見孫光焰《: 我國證券監管理念的市場化》《，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 年第2 期;孫奉軍《: 安全與效率之辨》《， 國

第2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進入2001年，在阿根廷經濟衰退日趨嚴重和外匯儲備顯著減少的情況下，國際金融界擔心無法履行償還債務的顧慮日益增強（注：例如，2001年3月國際評定信用等級的機構穆迪投資商服務與標準普爾先后降低了阿根廷政府債務的信用等級。其后，到了2001年底為止，上述的前一個機構又四次，后一個機構又六次降低阿根廷政府債務的信用等級。）。當時阿根廷為了對付外匯嚴重短缺的局面而采取了多種措施（注：2001年6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已與政府公債持有人進行了協商，以2006年到期的新公債（300億美元）掉換即將到期的公債。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單方面宣布將一部分公債的償還期延長三年。2001年12月10日公布，提取銀行存款每人每周限在250美元以下。）。

但是，2001年12月上旬，鑒于阿根廷沒有實現削減財政赤字的承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阿根廷政府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2001年度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65億美元，而實際的財政赤字額卻超出承諾額13億美元。）決定暫時凍結對阿根廷的12.6億美元的貸款。為此，剛剛就任總統職務的洛多里卡斯·薩總統（注：由于實施財政金融緊縮政策和限制提取銀行存款等原因，2001年12月阿根廷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暴力，政局也陷入動蕩之中。1999年就任的德拉魯阿總統在任期末滿的2001年12月20日于政局動蕩中引咎辭職。其后在短短的10天之內便走馬燈似地換了三任總統。）宣布延期償還1321億美元的政府債務。之后，2002年1月3日停止支付2800萬美元的公債，至此阿根廷的信用違約行為已是十分明顯的了。這些動向使國際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資本大量外流，外匯儲備額在2002年內不斷減少，2002年6月以后已減少到100億美元以下（見表1）。為此阿根廷政府于2002年1月6日制定、頒布了“國家危機與匯兌制度改革法案”，廢除了自1991年3月以來一直實施著的“自由兌換法案”。1月11日采取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并行的雙重匯率制度，2月3日阿根廷政府公布的經濟對策中，宣布實施浮動匯率制度。2月4日封閉了外匯市場，但2月11日重新開放。比索對美元的匯率在2月11日為1美元＝1.8比索，其后便持續下跌，5月跌到突破3比索，10月1日為3.75比索，而且仍處于下跌的趨勢中（在固定匯率制度期間，即從1992年1月到轉變采取浮動匯率制度以前這段期間，比索對美元的匯率一直固定于1美元＝1比索的水平上）。

當前阿根廷的經濟形勢與1997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后的東亞地區各國的經濟形勢頗為相似。由于短缺外匯，原材料、生產設備的進口銳減，生產活動日趨低迷（2002年6月的工業生產產值比2001年同期減少了15.l%）。加上限制提取銀行存款限額也直接壓抑了個人消費。2002年上半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前一年同期比）為-15%。2002年5月的失業率創戰后的最惡化的記錄21.5%，國內治安狀況急速惡化，2002年10月縮小財政赤字的目標未能實現，為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肯給予貸款融資，阿根廷國內形勢的前景處于不明朗的狀態。

附圖

表1　阿根廷的主要經濟指標

附圖

注：①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生產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為按年率換算的增長率；其他經濟指標為年平均值。

②1997年以前的數字按各年年底的數值進行期中平均，1998年、1999年、2000年為年底數值。2001年上半年為6月底數值、下半年為12月底數值。

③1990年以前的數字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有關各年版的資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數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有關各期的資料整理。

④“1981-88年”期間的利率為期間平均值。利率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的市場利率。

⑤1990年以前的數字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有關各年版的資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數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有關各期的資料整理。官方的外匯儲備額、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均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

二、阿根廷金融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阿根廷的金融危機是由于資本外流和外匯短缺引發的。那么為什么會發生資本外流的外匯短缺呢？下文擬探討一下導致發生阿根廷金融危機的體制上原因。

如圖一所示，阿根廷的資本收支從戰后直到80年代一直是處于基本上平衡的狀態上（注：但是，如圖1所示，資本收支在80年代末期出現了巨額逆差額（1989年81億美元、1990年59億美元）。這是阿爾方罕政府政策的失誤所導致的，國內相繼發生了總罷工、經濟也出現了大動蕩（例如：1989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出現了-7%負增長、消費者物價上漲率達3200%，創歷史最高記錄），成為了促使大量資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但進入90年代，阿根廷的資本收支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順差，由于阿根廷是資源豐富的國家，貿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持續持有順差；為此，國際經常收支在1961-70年期間年平均持有0.1億美元的順差額。1971-80年期間出現逆差，但年平均的赤字額僅為2.7億美元，基本上也保持了平衡狀態。如表2所示，80年代上半期受到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影響，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趨于增大，但下半期再度趨于縮小，接近于平衡狀態。但是進入90年代以后，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便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擴大。1991-97年期間年平均有27億美元的逆差額，1998年有146億美元逆差額，創歷史最高記錄。

表2　阿根廷的國際收支結構　（單位：億美元）

附圖

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資本收支”大致分為“投資收支”與“其他資本收支”。“投資收支”進一步分為“直接資本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其他資本收支”包括了資本轉移收支和專利權等非生產性、非金融資產的交易額（請參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3年）《國際收支平衡表》第五版和日本銀行國際收支統計研究會，（2000年）《國際收支》）。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02年4月號的資料編制。

進入90年代阿根廷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擴大的經濟背景為：國內經濟景氣迅速擴大，經濟景氣的擴大導致進口需求的增強。此外，1989年7月上臺執政的梅內姆總統在執政后匆匆地實施了貿易自由化政策。首先大幅度降低關稅和簡化進出口貿易手續。1989年年中的平均關稅率為39%，到了1993年底便降低到10%（注：參看戶田一郎（1994年），《阿根廷梅內姆政權的經濟穩定政策和存在的問題》，見日本輸出入銀行，《海外投資研究所所報》，1994年12月號，第15頁。）。同時也廢除了進口數量限制和進口許可證等非關稅進口限制，到了1993年底，原則上也廢除了進口前批準制度。這些政策、措施促進了阿根廷的商品進口貿易，例如1991-2000年期間商品出口貿易合計額為1981-90年期間的2.4倍，進口貿易合計額則增加了4.3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的資料，按美元計價額計算）。此外，由于產業活動趨于活躍，有關運輸、保險、旅游、專利等服務貿易進口額也趨于擴大。這些均促進了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的急劇增大。擴大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不得不依靠資本流入（即資本收支順差額）來加以填補。但是，90年代的資本收支的順差額遠遠大于國際經常收支的逆差額，從表2的綜合國際收支差額增長變化趨勢看，1991-97年期間年平均約有23億美元，接近相當于1%的國內生產總值的順差額，1998年進一步增大到41億美元。90年代以后，外國資本每年持續有相當于1%國內生產總值的數額流入阿根廷。

吸引過剩的外國資本流入的基本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梅內姆政權在資本收支方面采取了大膽的開放政策。自我標榜為經濟自由主義政權的梅內姆政府在上臺的兩個月之后（1989年9月）便制訂了“緊急經濟法案”，該法案規定給外資以國民待遇，無論是國民或外僑在投資方面不存在差別待遇。1989年12月又進一步宣布資本交易完全自由化，為了促進80年代大量從阿根廷外逃的資本回流（注：有關80年代期間從阿根廷外逃的資本數額雖然沒有每天公布的統計可查，但阿根廷政府的金融部門代表丹尼爾·馬克斯(Daniel  Marx)卻曾在美國第102次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上作過證詞，說，“據推算，1991年阿根廷國民在國外擁有三百多億美元的資產”。（請參看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資本外逃對拉丁美洲債務的影響：在財政赤字、債務管理與國際債務分委員會上的證詞》，第17頁）），1992年4月又采取了準許從海外回流的阿根廷居民資產被認定為該申請人的合法資產（但需繳納一定的稅金）（注：栗原晶子，《中南美的資金流動的變化及其背景》，刊于《東京銀行月報》，1992年10月號第50頁。）。第二，進入90年代，阿根廷已成為海外投資商所熱衷的投資市場，梅內姆政府于1991年3月頒布“自由兌換法案”，并根據這一法案于4月實施了“貨幣管理局”制度，如表3所示，該制度的主要內容為：“貨幣供應量”以外匯儲備資產額作為保證，在此項保證下，阿根廷的貨幣（比索）與美元掛鉤，匯率固定于1:1。在梅內姆政權以前，財政赤字都是通過發行通貨予以填補的，現在的新制度規定，發行通貨需有外匯儲備作保證，沒有外匯儲備作保證便不能發行通貨。此項制度對扭轉阿根廷經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1-90年期間的年平均438%的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到了1991-97年期間便被抑制到年平均22%；匯率也恢復了穩定。外國公司也由于阿根廷經濟的趨向穩定而積極地對阿根廷進行直接資本投資，從而促進了阿根廷的工業生產，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1991-97年期間達到年平均6%，和80年代的年平均-1.2%持續衰退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從而進入一個高經濟增長率。阿根廷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對國外的投資商來說已使阿根廷成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投資市場，國外資本迅速加速流入阿根廷。

表3　阿根廷的“貨幣管理局”制度的主要內容

附圖

值得注意的是流入資本的性質，如表2所示，在90年代流入阿根廷的外國資本中，直接資本投資雖然也不在少數，但占最大比重的卻是證券投資，就1991-97年期間的情況看，資本收支年平均順差額104億美元中，只有36億美元是直接資本投資，證券投資卻有98億美元。1998年的情況也是如此：在資本收支的190億美元的順差額中，證券投資便占了88億美元。可見資本收支順差額絕大部分是證券投資順差額。在證券投資中，債券發行引進的資金又占重要的比重。巨額的財政赤字（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資料，1991-98年期間年平均的財政赤字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9%），在這樣的背景下，阿根廷政府部門的公債發行在90年代不斷增大。此外，通訊、金融、能源等產業部門的民間大企業也發行公司債以籌集資金（注：阿根廷在國際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額從1993年起到1999年為止的期間內年平均達107.2億美元，其中由政府部門發行的占77.6億美元（年平均），由民間部門發行的占29.7億美元（年平均）。（請參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Argentina:Selected  Issue  and  Statistical  Annex》，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報告書，第00/160號，2002年12月，第32頁））。在當時極為活躍的國際金融市場發行債券，促進外資大量流入阿根廷的國內債券市場。此外，外資通過股市在1991-97年期間也有年平均12億美元的資金流入。還有阿根廷石油礦藏管理局（石油產業）、Teleforica（通訊產業）、TELECOM（通訊產業）等大型企業（雖然為數不多）也從海外股市引進股的投資（注：阿根廷在1991-94年期間的海外預托證券發行額達41.4億美元。（請參看國際金融中心，《中南美國家金融市場的現狀與展望》，1997年，第57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證券投資方面，以投資商購買10年后償還的債券為例，他們只要一看到此類證券投資風險在加大時便會立即脫手，為此從發行證券的債務國家來看，來自海外的證券投資具有極不穩定的性格。

如表2所示，進入90年代以后，外國資本的過剩流入在1999年以后便轉趨縮小，2000年轉為凈資本流出，那么抑制阿根廷外資流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基本原因是，外國投資商對阿根廷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日益提高。如表1所示，90年代順暢發展的阿根廷經濟在1999年以后便驟轉進入衰退局面。在巴西的經濟危機期間，從1999年初到1999年2月底巴西貨幣，里亞爾對美元的匯率劇降了70%。使貨幣繼續保持與美元掛鉤的阿根廷出口產業面臨了重大的沖擊，掀開了阿根廷經濟衰退的開端（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貿易額從1998年的79.5億美元減少到1999年的56.9億美元）（注：1995年1月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一起組成了被稱為“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關稅同盟。巴西市場在阿根廷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到了1998年便提高到占30.l%，成為阿根廷的首位出口對象國，其所占比重大大高于第二位美國（占8.4%）所占的比重。）。此外，1999年阿根廷政府實施的提高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附加價值稅等增稅措施和2000年大幅度削減公務人員的薪水（削減12-13%）和改革養老金制度、醫療制度的措施，加速了經濟衰退的步伐（注：1998年2月阿根廷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8億特別提款權的融資貸款，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將1999年度的財政赤字額（不包括國營企業民營化收入）抑制在51億比索以下。為此阿根廷政府在進入1999年度以后就得努力促使財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12月阿根廷政府通過了“稅制改革決議”、1999年8月通過了“財政收支平衡化法案”（目標是在2003年以前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德拉魯阿總統（1999年10月上任）也于1999年12月提出了“緊縮財政政策”。但1999年度的財政赤字額達70.9億比索，超過承諾額20億比索。（請參看阿根廷政府經濟部，《1999年經濟報告書》，第121頁））。從2000余年中起，阿根廷的外匯儲備額轉趨減少；外匯儲備額的減少抑制了貨幣供應量，貨幣管理局制度的通貨緊縮效果也給經濟景氣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與經濟迅速惡化的同時，外債余額急劇增大，海外投資商對阿根廷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增大。90年代海外資金的大量流入導致阿根廷的外債金額急激增大。如表4所示，阿根廷在金融危機前（2000年底）的外債余額總額為146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8%（80年代初債務危機發生時僅13%）（見表4）。

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一直在阿根廷積極進行投資的國外投資商開始對阿根廷的投資前景進行重新評價，對在阿根廷的投資轉而持謹慎的態度了。2000年阿根廷的資本收支順差額為82億美元，約比1999年減少一半，已無法填補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了；2001年上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公布數字，尚未公布有下半年的數字），阿根廷的資本收支差額已轉為負數，阿根廷顯然已轉入外匯短缺的困境。

表4　發展中國家的外債余額（年底數字）　（單位：億美元）

附圖

括號內的數字為對當年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注：(1)亞洲五國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韓國。

(2)短期債務指償還期在一年以內的債務。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金融》（2002年版）的資料整理、編制。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金融危機發生的過程如下：(1)“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擴大”與“資本市場的迅速對外開放”同時并進—(2)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過剩資本流入）—(3)“外債劇增”與“經濟不穩定”—(4)海外投資商信任感崩潰—(5)“資本外流”與“外匯枯竭”—(6)金融危機加深。從(1)到(6)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阿根廷金融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圖二　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的資本收支差額合計額增減變化趨勢

附圖

注：1981年以后的數字引自國際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第五版；1981年以前的數字則根據引用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四版《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的《國際金融統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刊發的數字整理、繪制。

三、為什么未能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

1.亞洲貨幣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是2001年12月，而四年半前的1997年7月東亞地區也發生了一場影響極其廣泛的90年展中國家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亞洲貨幣危機也出現在過剩海外資金的流入和資金外流的運動中。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代表的20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也曾被稱之為“資本收支危機”。（注：日本學者吉富騰、大野健一將“資本收支危機”定義為，“由超過”正常趨勢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以短期借款為主的巨額民間資本的流入及其急激的大規模外流所引起的，從而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宏觀經濟調整的危機”（請參看吉富騰、大野健一，《資本收支危機與信用縮小》，1999年亞洲開發銀行，第9頁）。根據這一定義，自1994年起到這次的阿根廷金融危機為止期間所不斷發生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的確可以稱之為“資本收支危機”。）

當時，盡管不斷有各方面的輿論提出，作為亞洲貨幣危機的教訓，應當注意外國民間資金過剩流入的風險，但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卻仍然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其后又發生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機。那么，為什么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不能發生作用呢？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先探討亞洲貨幣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眾所周知，1997年7月泰國貨幣管理當局擋不住投機性拋售泰幣的壓力，宣布采取浮動匯率制度，以此為契機，投機性拋售泰幣的浪潮便襲擊了整個亞洲地區。從匯率市場波動來看亞洲貨幣危機的混亂，從1997年6月底到一年后的1998年6月底的一年期間內，亞洲地區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均出現了大幅度的下跌：泰銖從1美元比25.79泰銖下跌到1美元比42.31泰銖，下跌了64.1%；馬來西亞林吉特從2.52林吉特下跌到3.99林吉特，下跌了58.3%；印尼盾從2465印尼盾下跌13535印尼盾，下跌了449.1%；韓國從889.5韓圓下跌到1395.3韓圓，下跌了56.9%；菲律賓比索從26.38比索下跌到40.40比索，下跌了53.l%。而且上述這五個國家的匯率市場因為亞洲金融危機而經歷了最嚴重的混亂，直到2002年10月為止，它們的匯率還未能回升到危機以前的水平。為此，下文便以這五個亞洲國家為例作為分析、探討問題的對象。

圖二繪出這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收支差額的增減變化趨勢和阿根廷的情況相似，這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收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順差額急劇增大，其后，以1997年為分界點，已經流入的國外資本便一齊轉為外流，資本收支差額便從巨額順差額轉為逆差額（注：1997年上半年亞洲五國的投資收支有順差額286.1億美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5.2%），但下半年便轉為逆差額482億美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8.8%）。），它們的國際收支差額增減變化趨勢有如表5所示。

表5　亞洲五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韓國）的國際收支增長變化趨勢

附圖

注：(1)1999年、2000年的數字中，馬來西亞公布有“其他投資”的數字，但沒有公布其子項目的數字。為此，“其他投資”大項目的數字包括有馬來西亞的數字，而子項目“（管理部門）”、“（政府機關）”、“（銀行部門）”、“（其他部門）”的數字中則沒有包括馬來西亞的數字，為此1999年、2000年的“其他投資”的數字和它的子項目數字合計額是不一致的。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02年4月號。

由于能源價格高漲，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亞洲五國的進口貿易額增大，從1981年到1985年亞洲五個國家的國際經濟收支年平均有116億美元的逆差額；但是這段期間用以填補國際經常收支逆差的資本收支卻年平均有129億美元的流入，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基本上能以同額的資本收支順差額給予填補，綜合國際收支基本上處于平衡狀態（注：由于經濟衰退加上阿基諾參議員被暗殺事件（1983年8月）所導致的政局不穩定，菲律賓出現了大量拋售比索的金融波動；1983年10月菲律賓政府被迫停止支付中長期的對外債務。）。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能源價格趨于穩定，國際經常收支也轉為順差，而且來自海外的直接資本投資大幅度增大（注：80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背景下，日本對亞洲地區各國的直接資本投資增大。亞洲五個國家的資本收支順差額中，直接資本投資所占的比重達68%（請參看第五表）。），資本收支也保持了順差額，這段期間亞洲各國的外匯儲備額均有增大（1986年底到1990年底，亞洲五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合計額從185億美元增大到462億美元），國際收支較為平衡。

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收支結構便發生了變化，1991-95年期間亞洲五國的國際經常收支轉為逆差，年平均達233億美元之巨。（注：由于直接資本投資擴大和國內社會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進入90年代之后，東亞各國的國內需求進一步擴大。以經濟規模作為基數進行加權平均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看，1981-90年期間五個亞洲國家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6%，1991-96年期間上升到7.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進行計算的）。生產資財、消費品等商品的進口需求顯著增大，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隨之急速增大。）另一方面有來自國外的大量資金流入，資本收支年平均有388億美元（接近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的順差額。金融危機發生前夕的1996年，亞洲五國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為538億美元，另一方面資本收支有744億美元的順差額。從1991年到1995年期間，亞洲五個國家的國際綜合收支的年平均順差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7%，1996年為1.5%。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海外資金流入填補了國際經常收支的逆差額之后仍有余裕。

第3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一、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研究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

1.運用理論解釋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其具體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這個矛盾如果一直發展下去，必然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引起社會生產的比例失調，從而導致整個經濟體無法正常運行。二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引發生產過剩的情況，一旦生產過剩越加嚴重，加上經濟體運行不協調，積累到一定時候，金融危機就會爆發。美國金融危機的實質就是生產過剩所引發的，次貸危機將美國的虛擬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泡沫，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最大誘因。

2.從美國金融體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級房地產按揭貸款讓美國人形成了超前消費的方式，在這段時間內雖然成就了美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也在發展的背后潛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壞賬隱患。其次，美國的大部分金融機構將次級按揭貸款證券化，巨大的泡沫轉嫁給投資者。加之美國經濟結構比例不合理，第三產業比重過高，制造業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國在制造業方面一直以來依賴進口，貿易逆差大，居民儲蓄少，收入結構與消費結構嚴重失衡。最后，美國金融機構片面追求利潤而盲目擴展業務范圍，致使美國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美國本土本來就缺乏實體制造經濟，而在這種環境下，信息科學技術成為了虛擬資本投機的工具，為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馬克思《資本論》關于金融危機的相關論述

（一）從馬克思信用理論看金融危機

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對現階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有著很好的解釋。

馬克思在討論信用與虛擬資本時就指出，信用不是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還是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加快了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產生和爆發。馬克思認為，所謂信用就是借貸行為，借者和貸者之間發生的關系就是信用關系。他指出：“信用這個運動，以償還為條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貸和借的運動，即貨幣或商品的只是有條件的讓渡的這種獨特形式的運動。”可見，信用就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

（二）從馬克思危機理論對金融危機本質的分析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危機理論是從社會制度層面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根源，他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那么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資本主義無法消除產生金融危機的根源，決定了金融危機周期性爆發。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金融危機的這種周期性使資本主義再生產也表現出周期性，這種周期包括了四個階段：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

關于金融危機，馬克思說：“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來到了。”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而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們用馬克思危機理論對美國的次貸危機進行系統分析后可以發現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華爾街里貪婪的資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關系和房地產行業相互推動以及信用鏈條的衍生功能，從而掩蓋了生產無限擴張和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因此，借用馬克思的邏輯：資本制度的內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金融危機。這樣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個金融危機的產生過程。

三、《資本論》對我國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啟示

（1）要一如既往的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前所述，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我們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不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還要以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己任，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自覺地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的意圖，保證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

（2）對于我國中小企業而言，應該加快和完善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業經營者的素質、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正確確立企業的發展目標等，這樣才能構建起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這是其抵御市場風險能力、疏通和擴大融資渠道、保持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所在。

（3）不斷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響社會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個國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導致貧富差距過分懸殊，兩級分化嚴重，勞動者收入過低，在社會財富中所占的比重過小，這就必然會導致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爆發。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日益嚴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4）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對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經濟活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起著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市場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場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為了彌補市場調節不足，防止市場失靈，我們就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力度。另外，我國國民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樹立正確的投資消費觀念，具備應有的危機意識和防范意識。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張克難.金融危機“捧熱”馬克思巨著：《資本論》熱銷說明什么[N].報，2008-06-25（A10）.

[5]高航.金融危機下企業經濟性裁員問題與對策探析[J].經濟視角，2009（8）.

[6]顧鈺民.用理論科學闡釋金融危機[J].研究，2009（1）.

[7]吳挺.馬克思不是預言家，是路標 [N].東方早報，2008-10-31（A16）.

第4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國際性金融危機，生成，傳導

由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逐漸演變形成的國際性金融危機，不僅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實力格局，也使我國在經濟發展形態上不斷反思。當前金融危機的發生機制究竟是什么，近年來一直在各學派經濟學家中間爭論著。新古典經濟學學派認為，危機根源于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國家干預學派則認為，危機應根源于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缺位。不難看出，兩派的觀點可謂是旗幟鮮明，卻莫衷一是。考察目前爭論的理論前提可知，其都是以西方經濟學理論作為分析框架。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從表面的運行角度，對金融危機的諸多信息給予理解。

在上述背景下，筆者試圖在經濟學視閾下，來審視當前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生產和傳導。在此之后，筆者還將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下，探討我國金融業的業態優化路徑。

一、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生成機制分析

金融危機是伴隨著信用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本質在于虛擬經濟發展與實體經濟之間嚴重背離。因此，僅在金融監管與否上繞圈子，無助于理解金融危機生產的機制。具體而言，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經濟指導理論的偏見。眾所周知，在上世紀8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經濟政策的理論來源。在此理論指導下，政府官員對于市場機制的全能性給予充分信任；而金融機構則在該理論指引下，要求“政府監管”退出金融市場。從而，這就直接形成了美國金融業長期膨脹發展的制度根源。這一理論偏見不僅從制度面影響到政府公權力的行使，也從經濟哲學的高度影響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社會生態。

（二）勞資收入分配的失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資關系天然存在著對抗性，盡管二戰之后資本主義各國相對改善了勞資關系，但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的90年代，歷史卻倒退了。上文所提到的“社會生態”，可以理解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此經濟哲學影響下，社會收入分配逐漸向資本性收入傾斜。根據數據顯示，美國工資性收入只占收入總量的23%左右。從而，民眾有限的收入數額嚴重制約了社會的有效需求。為了拉動內需，從克林頓政府時期就期望通過發展房地產業，來獲得范圍經濟的效應。結果，廣大民眾的有限收入水平，則成為日后次級貸產生的潛在風險。

（三）金融風險轉嫁的無度。為了廣大民眾購買房產，那么在房貸領域的金融創新則成為必然。在零首付的優惠政策下，美國商業銀行將這些劣質貸款，通過打包所形成的基金產品形式，被房利美、房地美認購；之后，在二者金融再創新的基礎上，向社會公眾銷售。由此可見，當因房貸利率上升所導致的斷供現象出現，自然沿著金融衍生路徑的逆向軌道沖擊著美國金融體系。

從而，在長期的歷史動態演進下，美國的金融危機爆發了。最終，又在開放經濟體范圍內形成了國際性金融危機。

二、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分析

考察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實則需要引入“實體經濟”這一中介。至少從我國被傳導的角度來看，是符合這一要求的。具體而言，傳導機制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金融危機形成了貿易保護主義。國際金融危機對西方國家的打擊最大，主要表現在政府債務直線上漲，伴之著國民經濟增速下降、失業率上升。針對這一現實，一貫推銷貿易自由化的美國也奉行起貿易保護主義來。不難知曉，正因西方國家市場的萎縮以及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導致了我國諸多外向型企業的破產倒閉。從而，在實體經濟面沖擊著我國國民經濟。

（二）人民幣與美圓比價一直處于上升通道。美國面對消費乏力的國內市場，努力尋找著海外市場。為了降低自己產品的出口門檻，一再要求我國提高人民幣的外匯比價。按照標準比價表示，目前1美圓=6.2元人民幣。這就意味著，我國實體經濟的出口壓力大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勢在必行。

（三）國外大量投機性熱錢流入我國金融機構。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以及我國商業銀行相對較高的利率。國際上大量的投機性游資流入我國金融體系中。這一現狀不僅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造成我國金融體系的統統性風險。不難理解，在資金逐利性使然推動下，若大量熱錢突然抽走，將導致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崩潰

三、上述背景下我國金融業的優化導向

結合以上論述，我國金融業的優化導向需要從這樣幾個方面著手：（1）強調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契合。美國次貸危機的演變，則是典型的反面案例。（2）增強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不難理解，在資本逐利性推動下，金融機構形成投機動機，從而需要政府的監管來抑制。（3）設計出金融風險防范機制。金融制度的建構非常重要，這需要金融界、學界、政府機構的共同努力。

最后，筆者強調著力打造“銀企互聯業務”。具體而言，以企業運營為核心的信息流、資金流的交互機制；同時，企業與銀行間形成正和博弈態勢。從而，形成我國金融業健康穩定的發展路徑。

四、小結

當前金融危機的發生機制究竟是什么，近年來一直在各學派經濟學家中間爭論著。新古典經濟學學派認為，危機根源于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國家干預學派則認為，危機應根源于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缺位。而應在經濟學視閾下，來審視當前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生產和傳導。

針對我國金融業的優化路徑，應強調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契合；增強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設計出金融風險防范機制。最后，將充分借助目前的信息技術，構建“銀企互聯業務”。

參考文獻：

[1]傅雪瑩.全球金融危機傳導的地理層級性及其對中國防范金融危機的啟示[J]. 地理科學，2010，（4）.

第5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金融危機 列寧

美國的金融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是進入21世紀以來最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目前雖然經濟危機的勢頭已不如當初，經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預，全球經濟已步入“后危機時代”，而后危機的時代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經濟呈現復蘇的狀態，但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仍在困擾著全球。這次“后危機時代”現象的深入剖析與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出路與前景的探討中運用立場、觀點與方法，特別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的思想來科學的認識這次“后危機時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與出路是很有研究價值與意義的。

一、對國際經濟危機的回望與“后危機時代”的探析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緣起于金融市場，而從07年開始蔓延開來的美國的次貸危機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進入2008年9月以來，美國的次貸危機驟然惡化，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機構紛紛瀕臨破產的邊緣。面對市場的急劇的動蕩和恐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紛紛出手救援金融危機維護市場的穩定。當然這次由美國華爾街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并不僅僅是發生在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的一場市場經濟動蕩，由美國的金融危機的災難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開來。歐洲一些小國經濟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出現了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動蕩。

至此，美國次貸危機已經變為一場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出臺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來，全球經濟信心已經慢慢地恢復，工業的實際產出也開始逐步回暖，消費者信心震蕩回升，經濟增長的預期也開始上調，全球經濟也開始逐步渡過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了“后危機時代”。但“后危機時代”中固有的危機只是暫時的蟄伏，危機并沒有消除。迄今為止，盡管目前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已經和早期的資本主義市場有了許多的變化與區別，但是資本主義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擺脫經濟周期和危機。二戰后以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沒有超越列寧時代開啟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經濟危機也常常帶有全球化的性質，其經濟危機的傳導的速度、規模、范圍和程度也往往帶有全球化的特點。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后危機時代”中必須對這場經濟危機進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變革。

二、以列寧思想為視角分析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的“后危機時代”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新階段，自由市場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進一步加劇，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不僅沒有緩和，相反卻進一步深化了。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再一次印證了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認識的真理性。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變化，列寧根據時代的新變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作中列寧對于當代帝國主義與經濟危機的認識，對于認清資本主義國家的“后危機時代”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金融資本全球化與經濟危機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決定了資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擇手段的。金融資本作為資本的最高形式，同樣具有資本的貪婪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就指出了在金融資本是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當今社會自由主義的思潮也使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放松國家的管制，促進了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列寧曾說過，金融資本的世界統治和國際盤剝向來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開始催生了各種的金融衍生工具，這些衍生工具的產生既降低了金融資本的跨國流動的成本，同時也賦予了金融資本的虛擬性，加重了金融資本的投機性。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對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資本最大限度的獲取利潤。總的來說，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的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引發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二）、壟斷統治與經濟危機

列寧在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經濟危機和壟斷統治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認為，經濟危機加深了壟斷化的過程，但是壟斷統治不斷不能徹底地消除危機，反而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在現今社會帝國主義的壟斷組織已經發展到更為強大，金融寡頭也由原先的傳統銀行轉變為“投資銀行”。他們已經不但與傳統的銀行資本合作，還與強大的產業資本合作，這種合作已經不是簡單的合作，這是可以通過各種金融的衍生品來控制傳統的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金融寡頭們并不滿足現狀，他們還發明了各種金融工具與杠桿工具，撬動全球資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資源，他們不但能使某個企業破產，甚至能使某個國家破產。因此，此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并非偶然，它是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結果。

（三）、制度危機與金融危機

這次全球的金融危機直接原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深層原因是受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其金融市場的監管的不足。但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來解讀當前危機的根源，便會找到它的制度根源，這是金融全球化下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危機時資本主義制度無法痊愈的頑疾，壟斷雖然促進了生產的社會化，但并未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這促使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也開始越來越尖銳。當前社會生產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會化與美國國際金融高度壟斷于華爾街一小部分金融寡頭手中的矛盾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現，這表現為世界創造的財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與財富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的矛盾。從根本上說這場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所演變而成的反映。這場危機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沒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

三、對“后危機時代”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出路的探討

對于“后危機時代”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出路探討，必須要清新的認識這次金融危機還不是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危機。這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方面還占有相當的優勢，另一方面，廣大發展中的國家還處在不斷發展的階段，各方面還處于弱勢地位。資本主義國家在“后危機時代”中一定還會有新變化與新發展。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出路與發展趨勢，筆者認為，第一種可能是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經過調整和“改革創新”，獲得新的生機和動力。通過列寧思想的視角，美帝國主義為了轉移經濟危機的矛盾，一定會通過對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來達到恢復經濟的目的。由此，美國的經濟有新的反彈的話，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將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鞏固與加強。其余資本主義國家將繼續“美國模式”，成為美國霸權的附庸者。第二種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國在經濟危機中，將危機轉變為契機，美國的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美國模式”與美國霸權主義將會得到根本上的動搖，世界經濟新格局與全球政治格局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多極化會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在“后危機時代”中，將大大加劇多極化的進程，資本主義國家講迎來自己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總的來說，認清當前金融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必須聯系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在看來，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正是資本主義日趨走向滅亡的標志，同時“后危機時代”傳遞出這次金融危機開始沖擊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深刻反思各自的發展模式，對自己的發展尋找新的出路。因此，我們必須把基本原理和當今時展變化與國際國內最新實際相結合，運用列寧偉大思想為視角，來思考這次金融危機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做出的反思與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防患于未然，進一步堅定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及世界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參考文獻：

[1]田春生，郝宇彪.國際金融危機：理論與現實的警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第6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在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大半年時間里,危機的嚴重程度越來越出乎人們的想象。金融危機的影響力從發源地美國迅速擴散,如今,歐洲局勢動蕩,原有的經濟與社會矛盾因金融危機而不斷加劇;日本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引發了市場對其重回“失去的十年”的擔憂;甚至,新興經濟體國家也受到了拖累,危機對俄羅斯的影響之大出乎俄官方和學術界意料,俄羅斯經濟已告別“黃金十年”;中國作為世界上龐大的外向型經濟體,當然也無法獨善其身。真的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最糟糕的日子也許還在后面。

金融危機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生活,銀行、企業紛紛倒閉,失業人數急劇上升。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人們已過慣了寅吃卯糧、敗家子般的生活。危機來臨,就業與社會保障形勢都在惡化,給了人們一個措手不及。所以,西方人不得不去改變透支消費的生活方式,盡一切努力抓住可以賺錢的機會,然后把錢存起來,為可能到來的更艱苦的日子儲備“過冬糧”。

然而,這樣的日子實在不好過,盡管各國政府都在采取大規模的救市措施,盡管二十國首腦齊聚倫敦,共同商討拯救危機的應對之策。但人們只想問:什么時候能讓我們看到結果?畢竟,體現在老百姓身上的是實實在在的就業壓力和生活壓力。

而對于政府和經濟學家們卻不同,他們必須要找到危機的根源,然后用適合的經濟學理論來拯救這個蕭條的世界。在熱衷于資本的西方國家,人們終于把淡忘了許久的《資本論》翻了出來,于是發現,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話就像是在今天說的。他在《資本論》中對今天的金融危機做出了很好的解釋:對所有貨幣持有者而言,生產過程只不過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一個中間連接過程。因此,所有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國家都會周期性地陷入試圖繞過生產過程而賺錢的狂熱階段。

今天的華爾街,正是“試圖繞過生產過程而賺錢”搞了一大堆金融衍生產品,把華爾街變成了拉斯維加斯,把貪婪和不勞而獲塑造成為華爾街的核心價值觀。

正是看到了馬克思的這些預言,在歐洲,掀起了一股《資本論》熱潮,被金融危機搞得焦頭爛額的德國財長施泰因布呂克,帶著30位企業總裁來到馬克思書店購買《資本論》,法國總統薩科齊也開始讀《資本論》,英國更是在應對危機的策略中采用了馬克思提出的銀行國有化之路。

第7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的原因

我國經濟學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不過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見解不一。有的學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機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學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還有的學者在研究和論述體制層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學者探究了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制度層面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雖然呈現出與以往危機不同的特點，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次危機并未超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判斷和分析。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形成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而金融資本貪婪和逐利性則是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泛濫一步一步發展的結果，其實質就是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發展所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而且是跨國移動生產過剩。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每一次危機的具體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機的根源卻是一樣的，即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確實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機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拋棄新自由主義不能解決危機問題。

有的學者既從制度方面又從經濟運行體制等方面論述本次危機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雖然經濟因素確實在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諸如政治、制度和監管等非經濟因素同樣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學者認為，信息機制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簡單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和金融穩定，而過于復雜的金融創新則可能在投資者之間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導致投資者的風險識別狀態發生系統性改變，最終誘發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導致經濟周期和危機的直接變量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跟不上資本積累的速度消費需求降低利潤率下降投資劇降經濟危機。

有的學者從經濟周期、收入分配視角等其他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達階段虛擬經濟周期運動的內生產物，深層原因在于強勢美元格局形成過度消費和虛擬資本膨脹間相互加強的循環，導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過度偏離。而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則是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疊加共振的結果。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于美國經濟中軟預算約束現象的普遍存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機制可以描述為：軟預算約束道德風險金融創新激勵金融創新過度信貸膨脹大量呆壞賬加劇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時的風險集聚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從收入分配的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響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國之間與各個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導致了宏觀經濟的金融化和消費者的債務積累。而新興工業化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壓制了國內需求。這些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間接地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債務融資。這種局面本質上就是一種無法持續的全球化。伴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傳導到全世界，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總體分析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學者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部分學者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強勁動力。美國和歐洲處于金融危機后的緩慢復蘇階段;其復蘇到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軌道可能性較小。在國際貿易環境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放緩將極大壓縮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空間。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低碳經濟可能成為發達經濟體新型貿易壁壘。

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將促進國際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新興大國經濟群體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是引發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國際力量格局變遷、國際經濟關系調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構形成的關鍵因素。

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與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相適應，并且無力應對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此，國際社會共同要求改革金融體系，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還有部分學者指出了后危機時代的另一些新特點，一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改革方案逐漸式微，經濟穩定和收入公平分配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場，在經濟治理上再次占上風，但美國市場經濟模式難以發生實質性變化。三是世界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調整，全球經濟失衡將有所緩解。四是經濟全球化將繼續深入發展，產業調整轉移將出現新變化。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的學者探討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學者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最根本屬性在于無約束的純信用本位貨幣特質，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正是在這種信用貨幣本位下的儲備國道德風險作用集中表現。另有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能有兩種方向：一是各國通力合作創造出超主權的國際貨幣;二是歐元和人民幣不斷崛起，與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準貨幣的新國際貨幣體系，而第二種的可能性更大。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是本位貨幣的選擇，一個公平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擺脫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由所有參與國共同管理。

第8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關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關于次貸危機形成過程的描述卻是大體一致的。一般認為,次貸危機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相關聯的階段:

第一階段:房地產市場繁榮導致抵押貸款標準放松。2000～2003年,美聯儲的持續降息拉動了總需求,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繁榮。在市場繁榮時期,房地產金融機構爭相放寬信用標準向購房者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這種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級低的人群發放的貸款就是次級房貸或稱為次級債。

第二階段:次級貸款證券化導致信用風險向整個金融市場傳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轉移風險,在投資銀行的幫助下將次級房貸通過證券化和層層打包推向金融市場,出售給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養老基金和個人投資者,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

第三階段:房價下跌導致次級房貸違約率上升,最終引爆危機。隨著新一輪加息周期的到來和房地產市場的降溫,越來越多的次級貸款出現違約,違約的增多首先使發放次級貸款的公司倒閉,并使購買了次級貸款證券的機構遭受損失,進而沖擊到整個金融市場,引發金融危機。

從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寬松的房貸條件所具有的高風險為危機的產生埋下了伏筆;二是次級房貸的證券化引起的風險傳遞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三是房價下跌最終引爆了經濟危機。

這樣一來滋生了次貸危機的根源是由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銀行放寬貸款標準是為了擴大有效需求以實現資本擴張;而資本擴張又會導致經濟過熱并產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價不可能永遠上漲;即擴張的資本必然抑制社會需求,由此導致經濟擴張失去其實現條件,產生資本過剩性危機,因而金融危機不可避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經濟危機永遠是細節不同,本質卻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如此,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亦如此,而這一次的次級房貸危機也不例外,它顯示了一種常規模式,即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投機――過剩――資產價格下降――違約――市場恐慌,而這種模式的背后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

生產過剩

次貸危機以來,經濟學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危機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觀點有“制度說”、“政策說”、“市場說”,雖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此次危機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釋不得要領,沒有從制度和經濟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機。

兩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對經濟危機的根源作出了明確和系統化的解釋和思考,即生產過剩理論。生產過剩理論不僅可以解釋古典經濟危機,也可以比較系統與全面地剖析和解釋現代經濟危機的根源,次貸危機自然也不例外。

在馬克思看來,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大工業生產方式開始跳躍式擴展(惡性增值)。一方面,生產能力幾何倍數的增長速度使資本家和資本在追逐利潤(剩余價值)的經濟本能下不斷膨脹;另一方面,因生產資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廣大無產階級相對貧困,消費能力的增長無法跟上生產增長,社會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斷加劇,并體現為市場供求矛盾,經濟蕭條和工人失業。概括起來,馬克思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其基本框架就是:(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產過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是資本和勞動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

生產過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產過剩解釋得已經很清楚,那信用在這次危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對于此,馬克思只是籠統地說,服務于市場交換的資本主義的貨幣制度、銀行制度、匯兌制度、信用制度等,為市場交換領域矛盾的激化、潛在危機的現實化提供了制度結構條件,并未詳細分析。或者說,分析這些資本主義內部的制度構架,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根本沒有意義,如黃達,就評價貨幣制度是“無法對資本主義帶來破壞性作用”的范疇。不過,對于解釋次貸危機的演進過程來說,這種分析依舊是有意義的。

首先,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下,生產跳躍式增長,而無產階級(廣大民眾)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決定的消費水平卻增長緩慢,出現了相對貧困。此時,從宏觀經濟學家們的統計圖表上來看,總需求下降,經濟增長放緩,似乎有衰退的跡象。

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危機有一套系統的解釋框架,即凱恩斯開創并被西方經濟學家不斷發展的“需求管理”。具體說,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總的政策方向是拉動總需求跟上總供給的增長水平,緩解供求矛盾。拉動總需求的切入點有三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而拉動的工具,都離不開信用。比如財政政策,政府通過財政赤字,增發國債,增加支出來刺激經濟;再如貨幣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勵貨幣的借貸來刺激經濟。本質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錢在今天消費或投資,來緩和生產與消費,或者說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貸,其實也是通過信用來刺激需求(包括房產投資和消費)的一個具體體現。本來買不起房的相對貧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條件異常優惠的次級貸款消費,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產市場又走向了“繁榮”。

整個宏觀經濟大致如此,只是實現的具體手段各異。總之,在以信用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廣義上包括了金融業自發的信用供應)之下,經濟似乎又恢復了繁榮景象,圖表上增長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觀經濟學家和財政部與美聯儲的官員們彈冠相慶,并預期,經濟將繼續增長,持續繁榮,“經濟周期被打敗了”。

可是,這之中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花明天的錢在今天消費或投資,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錢呢?

答案是沒有錢。于是大量次級貸款人無法還款,CDO和CDS市場崩潰,華爾街金融市場大海嘯,危機還不斷向實體經濟和其他領域蔓延

總之,在生產與消費矛盾激化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試圖利用信用為工具預支將來的財富來刺激需求,解決總供需矛盾,但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只是延緩和壓抑了危機,并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不僅美國居民在“透支消費”,而且美國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經濟”。眾所周知,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80年代以來,隨著對外投資速度的持續下降,美國轉而倚重來自國外的投資以支撐本土經濟的增長。1985年美國從凈債權國變為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凈債權國長達70年的歷史。在全球經濟都在為“過剩”而發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車公司開足馬力生產,就能滿足夠世界用一年的汽車需求量),美國之所以能夠獨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費”與“透支經濟”暫時填補了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從而掩蓋了本國的經濟擴張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內,與“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費”畢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透支消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問題。這就如同為了緩解癌癥患者的疼痛而不斷加大嗎啡的注射劑量一樣,“透支消費”不過是靠透支“未來”來支撐“今天”,把當下的危機延遲到未來爆發罷了。一旦對未來出現悲觀預期,以至于沒有未來可以透支的時候,危機就不可避免。在美國,“透支消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透支無處不在。而引發這次危機的次級抵押貸款(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不過是“透支消費”中的個案罷了。換言之,只要“透支消費”不停止,那么即便沒有“次貸”問題,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建議與結論

1、次貸危機的經濟和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導致的生產過剩,信用只是一種長期中必然失敗的延緩生產過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暫時壓抑矛盾,而無法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危機在給經濟社會帶來巨大動蕩的同時,也重新騰出大量生存空間,危機產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觀上促使生產跟著萎縮,進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經濟危機中,我們應該保持冷靜和理性,保持信心,積極等待經濟的復蘇。

2、從根本上,次貸危機以及它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難以在資本主義制度邏輯內部解決的,須尋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決措施。不過,我們雖不能避免經濟危機,卻可以預防和預測經濟危機,在一定程度上要預防這種金融危機(本質是信用危機),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針對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機制。

第9篇：金融危機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公允價值；經濟后果

2007年1月1日起，我國境內所有上市公司開始使用新會計準則。新會計準則中一項重要的變化就是大量使用公允價值，這標志著中國企業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逐漸并軌，對于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及加速我國融入全球經濟大潮中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完善和金融業務的發展，公允價值對我國企業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影響程度必將越來越大。隨著公允價值的逐步施行，學術界對公允價值的討論開始從“是否需要應用”升級為“應用后的效果如何”的論證與檢驗。我國學者關于其經濟影響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公允價值計量的引入是否具有順周期效應而加劇了金融危機，是否能提高會計信息有用性，是否能給公司帶來業績提升，是否會造成更多的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等。

一、公允價值與順周期效應

順周期效應是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中備受指責的原因所在。2009年FCAG公告，認為公允價值會計不是金融危機的根源，甚至提出如果大型金融機構更早更廣泛地采用公允價值，金融危機可能不會爆發得如此集中和劇烈。中國學者也在這方面做出了深入而詳細的理論推理和實證檢驗。于永生（2009）指出，順周期效應與公允價值之間沒有直接聯系，其產生的根源在于財務報告與金融資本監管政策的關聯性及次貸產品的復雜性，詳細論證了“將擴大公允價值應用確定為金融工具會計長期目標”的正確性。蓋地和杜靜然（2009）認為，不確定環境是公允價值產生的客觀條件，完全信息理論是公允價值發展的理論基礎，并不是公允機制本身存在問題導致其對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會計信息本身具有很強的經濟后果，很多學者也指出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期間的應用，確實對金融市場的穩定帶來了不利影響。周明春和劉西紅（2009）指出，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經濟環境和風險的變化及企業自身信用的不確定性都會導致財務報表數據的變化，特別是對于持有金融工具的企業而言，對金融工具市場價格的重新估計并確認價格波動所引起的未實現利益和損失會導致企業利潤激烈波動，進而加劇金融市場波動。畢茜和甘熠（2009）則認為，雖然公允價值本身不是金融危機的根源，但無視和混淆歷史成本，公允價值和市場價格計量可比性的差異是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了會計計量的新思路和方法以適應資本市場的發展。黃世忠（2009）在綜合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公允價值順周期效應產生的機理和傳導機制進行了分析，認為從技術層面上說，公允價值會計主要通過資本監管、風險管理和心理反應這三個機制傳導順周期效應，指出公允價值會計所蘊涵的市價代表企業出售資產可望實現的價格的假設沒有考慮到極端情形下可能出現的“羊群效應”。而在金融危機中，正是這意想不到的“羊群效應”催生了這場幾乎令市場崩潰的災難。劉玉廷（2009）指出，我國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過度創新的金融工具在我國不存在，另一方面則是我國在引入公允價值時的謹慎態度和適度原則。

二、公允價值的外部影響

筆者認為，公允價值對金融危機影響的探討是從宏觀的層面對其經濟影響進行研究。微觀層面，我國更多的學者是仿照國外對其價值相關性進行了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關注的是公允價值計量下的會計信息與股價的相關性，即市場上的投資者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反應。

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是國內學者進行價值相關性檢驗的主要方式。價格模型中有兩個較為成熟的指標，即每股凈資產和每股收益，它們在股票價格上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是，這與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在這些方面的研究結論卻大相徑庭。在王建玲、鄧傳洲（2005）、宋林的研究中，各項研究結果證明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調整不存在增量的價值相關性。但另一項研究結論卻證明，一方面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表外計量和表外披露及公允價值調整額與歷史成本比較具有明顯的增量信息含量，并且表內計量較之表外披露信息含量更豐富，另一方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調整額和歷史成本進行比較沒有增量信息含量。研究人員認為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性較差，變現能力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筆者認為，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研究結論存在如此大的差異。一方面是研究過程中行業與選取數據的時間不同，一些受公允價值影響比較大的行業，會計信息對股價的影響也大，像金融業或投資性房地產行業。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環境的逐步完善，對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的理解和認識也會逐漸提高。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用后期的會計數據進行相關性研究結果必然優于早期的相關性結果。

三、公允價值的內部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