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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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關鍵詞：銀行；不良資產；資產證券化

不良資產證券化不僅能增強銀行不良資產的流動性，為銀行提供新的融資方式和調整資產結構的空間，降低銀行的財務負擔，而且有利于推動不良資產的科學定價和處置，有利于推動貸款的二級市場的形成和價格的發現。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開展將大為豐富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品種，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產品開發與制度創新，并為商業銀行的混業經營奠定組織、技術和人才基礎。

一、我國銀行不良資產的基本情況分析

根據官方數據，我們可以對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規模做一個保守的估計。截至2007年末，我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余額為5.03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6.35%；雖然較之往年有所下降，但是總量還是高居不下。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且每個季度都有所增長。

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來說主要有經濟體制、宏觀經濟調控影響、政府干預、企業經營狀況影響、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影響和金融監管機制等。

二、我國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障礙分析

2.1缺乏規范的信用評級機構

信用評級是資產證券化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特別是對于不良資產證券化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對于不良資產的準確評級可以增加交易透明度，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并引導投資者做出決策，促進證券化的順利運作。目前，我國缺乏被市場投資者認可的信用評級專業機構，現存的資信評估機構缺乏統一的組織形式和行為規范，獨立性不強，出具的評估結果難以使人信服。這會直接導致證券發行成本的增加，證券化后的產品在市場上沒有需求者，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運行體系不暢通。另外，在信用評級過程中還需要采用增信的方式來降低投資的風險。

2.2資產證券化市場缺乏機構投資者

我國的資本市場一直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資本市場的金融產品較少，法律法規不健全，管制較多，這些缺陷直接導致企業的融資渠道單一化，多數依賴銀行貸款，銀行的不良資產敞口也隨之擴大。需被證券化的不良資產的數量呈正態上漲趨勢，但是由于保險、證券、銀行分業經營的限制，以及資本市場的不健全，導致在金融市場上缺乏大的機構投資者，多數為分散的個人投資者。這也使得資產證券化市場出現了供過于求的局面，資產證券化無法順利推行。

2.3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不良資產證券化作為創新金融產品，涉及到很多新的法律問題，需要依靠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但是我國目前相關的法律法規，如《證券法》、《公司法》、《企業債券管理條例》等，都未對不良貸款證券化問題做出任何規定，找不到資產證券化的相關法律依據。我國目前相關法律的缺陷和不足，導致市場主體的行為很難規范，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難以真正得到維護。

2.4缺乏專業人才和操作經驗

資產證券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法律、會計、金融及金融工程等領域的專業知識，我國的從業人員都處于摸索階段，缺乏實踐經驗。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就更需要由專業人員對不良資產授信、組合、未來現金流收益、定價等各個方面有深入的認知和研究。

三、我國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對策探討

為促進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改善銀行體系的資產質量，需要根據市場的發展勢態，逐步地改善資產證券化的法律、

制度環境，提高政策明朗度，降低資產證券化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

3.1盡快實施實質性的試點操作

建議加快成立由銀監會、財政部、人民銀行和政監會等部門聯合組成的政權化試點工作小組，確定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試點辦法、試點機構，對商業銀行的證券化方案進行審批。以改變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緩慢的進程，為商業銀行的創新活動創造空間，形成以市場為主的證券化品種的創新機制，通過試點資產證券化促進立法的適應性和有效性。

制定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過程中損失核銷的處理方法及相應的報批程序。由于現有的不良資產的損失并非當年產生，可允許商業銀行根據綜合改革方案的進度，設立過渡期。

解決我國資產證券化的主要障礙，即特殊目的載體和證券的可流通性問題中，其中又以特殊目的載體為核心。允許試點銀行設立專用于資產證券化的特殊目的公司（SPC），允許SPC在注冊資本經營范圍的特殊性，允許SPC發行資產支持證券。

3.2加強資產證券化的立法建設

通過資產證券化的試點經驗，盡快指定專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法案，完善和資產證券化有關的現有法律制度，明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問題，推動資產證券化市場的規范發展。

會計制度對資產證券化結構最重要的影響是其對真實銷售和抵押融資型證券化的認定標準，這會引導市場根據證券化的目的選擇特定的交易結構。因此，必須按照國際會計標準制定適應我國國情的資產真實銷售標準，制定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銷售融資的會計處理原則以及交易后資產負債和留存權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明確資產支持證券的性質并納入《證券法》的管轄，建立資產支持證券的注冊、審批及信息披露制度，明確和簡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證券的審批程序，規范資產支持證券私募發行的條件和方式。

明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資產轉移問題，如資產轉移的方式，抵押權的轉移方式。明確在資產轉移后，原始債務人不能再行使抵消權，以保證基礎資產現金流的穩定性。

制定證券化過程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用制度體系，強化債權追償的法律規范和約束，保障債權人的利益，強化證券化資產的信用基礎。

成立專業的資產服務機構，培育不良資產處置的專業人才，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推進不良資產管理的專業化，提高證券化管理效率。

3.3提高證券化產品和信貸資產的市場流動性

市場流動性對于資產證券化市場和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市場流動性的提高不僅需要相關限制性政策的調整，還需要有系統、技術、規則等一系列措施的配合。因此，要進一步加強市場的基礎建設，為資產支持證券的流通創造條件，從根本上擴大資產支持證券的市場需求，提高流動性。

允許特殊目的信托發行資產支持信托證書，明確信托證書的證券性質，提高信托證書的流動性。從而提高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吸引更多的國內機構和零售投資者的參與，降低投資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流動性風險，降低證券化的融資成本。

擴大貸款受讓方的范圍，允許國內機構投資者對貸款進行投資，大力發展貸款二級市場，促進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資產轉讓提供價格形成參照，促進貸款的流動性，降低交易的流動性折扣。

培育資產證券化市場的機構投資者，規范市場投資行為。允許外資投資者投資于不良資產支持證券或將資產轉移給國外特殊目的載體，明確外資投資和國際證券化有關的結售付匯問題。

綜上所述，銀行系統根據不同的監管、法律和稅務制度，根據不同的財務目的、資產特性和市場環境設立特定的交易結構對不良資產進行證券化。

參考文獻：

第2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不良資產 資產池 特殊目的機構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4－0147－01

一、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模式的演變發展

我國早期并沒有完整的資產證券化，資產所有權和資產收益權不是相分離的。為了達到完整的資產證券化，我國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金融市場法律環境不完善的情況下運用了信托模式，雖不是完全的不良資產證券化，但仍然符合它的基本流程。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我國商業銀行融資也從間接融資發展成直接融資。但我國要想完全實現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證券化還需要走一段很長的路程。

二、以信托模式構建SPV是我國現階段資產證券化模式的現實選擇

（一）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主要模式介紹

1.真實出售模式。在真實出售模式下，證券資產從原始權益人資產負債表中轉移到spv的資產負債表中，具體操作中會涉及很多相關法律、稅收和會計處理等問題。其最大益處是當不良資產的發起人破產后，不良資產可以不被化作破產清算資產，這樣就保證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實施。實現了證券化資產與原始權益人之間的破產隔離。

2.參與模式。在參與模式下，基礎資產并沒有完全從原始權益人資產負債表中轉移到spv的資產負債表中，只有基礎資產信用風險和相應的預期現金流轉移到spv，這些相應的預期現金流可被spv以證券的形式向投資者發放。在此過程中，資產仍歸發起人所有，通常在證券化發行款被償還后，如果基礎資產仍有剩余價值，那么該剩余價值仍歸發起人所有。在此過程中，發起人以自身所有財產作為擔保。一旦破產，投資者以債權人身份享有對其他財產的追索權參與破產清算。參與模式并非真正的資產證券化。

（二）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具體模式選擇

根據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情況，結合國外發展經驗。信托模式是最適合我國的選擇。此種信托模式屬于參與模式的其中一種，即由信用機構來擔當這個模式的核心spv。發起人發起貸款等基礎資產，組建資產池。之后轉移給信托機構，再通過擔保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進行信用增級和信用評級。最終把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賣給投資者。此時，基礎資產并沒有轉移到spv的資產負債表中。發起人只轉移了相應的信用風險和預期現金流于spv中。因此，我國采用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的信托模式并沒有完全隔離風險，只是通過信托資產的獨立性部分隔離了風險。由于我國的外部法律環境不完善，暫時無法采取高成本的“真實出售”模式，只有通過在操作細節上的不斷改進和外部環境的不斷完善才能最終轉為“真實出售”模式。

三、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模式選擇的依據

（一）選擇出的模式要符合下列原則

1.可操作性原則

上文已經對資產證券化模式的理論進行了分析，但在證券化的過程中怎樣更好地發揮此種模式的作用就要發揮其可操作性，即簡捷、方便、節省時間。滿足資產證券化各方面的要求，并使發起人和投資人都得到最大效益。

2.普適性與針對性原則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模式選擇要適合各種不同的商業銀行進行資產證券化操作，包括一些資產管理公司。這樣可以使我國現階段不太發達的金融市場上有一個較為統一的標準。但是對于銀行的不良資產有著與一般資產證券化不同的自身特點。例如，銀行不良資產是在一定時點上的不良資產，隨著時間變化可能轉化為優質資產。銀行對不良資產判斷標準是相對的，每家銀行有其自身的標準。這些特點都是在不良資產證券化模式選擇時需要考慮的有針對性的證券化服務。

（二）實施“真實出售”的外部條件不具備

原始的權益人擁有資產的所有權是“真實出售”的基本前提，在把不良資產的債權從資產池轉移到spv時的出售方式應為“真實出售”。即這個資產所有權必須有效并完全轉移給spv。目前，在我國商業銀行雖已實行股份制，但國家仍是其所有權主體，并將不良資產轉錄到資產管理公司。我國目前雖已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但是相關的法律框架并不完善。而且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有其長期和復雜的歷史原因，買賣雙方在資產包裝定價上很難達成共識，造成定價成本提高，花費時間較長等多種障礙。此外司法嚴格控制債權發行條件，使得真實出售模式遇到嚴重法律阻礙。

第3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關鍵詞】不良資產余額 不良資產率 不良資產證券化 帶動效應 有限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下行，我國GDP增速也持續回落，2015年GDP增速僅為6.9%，近乎是2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嚴峻的經濟形勢給政府、企業、銀行都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為防止實體經濟步入衰退，政府在財政政策方面已制定并實行了包括全面營改增、國企改革、一路一帶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貨幣政策方面已進行了多輪的降準降息，并適時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以及新型政策工具，如PSL（抵押補充貸款），MLF（中期借貸便利），SLF（常備借貸便利），SLO（短期流動性調節）等為市場補充流動性。盡管這些“藥方”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檢驗，但不容忽視的是，一方面當前部分行業和企業面臨著較高的經營杠桿，這在傳統行業的國有企業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余額和不良資產率雙升，撥備覆蓋率和盈利能力雙降，如何有效降低企業的經營杠桿和化解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成為了一項重要議題。因此當前對于不良債務的處理，針對銀行方面提出了包括與負債企業進行債轉股、將負債企業破產清算、將不良資產進行證券化在內的一些措施，這些方法各有優劣，銀行在針對不同企業的不同時期可能會采用不同的方法，或者將這些方法進行綜合運用，在這些方法中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引起了我們的關注。

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概念及條件分析

資產證券化一般指金融或非金融機構用其具有穩定現金流的某部分特定資產而不是全部資產來進行債務融資的行為，對于不良資產證券化，這部分特定資產就是不良資產。值得注意的是，不良資產并不一定就是不能回收的資產。眾所周知，1995年頒布的《貸款通則》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分為逾期貸款、呆滯貸款和呆帳貸款，即“一逾兩呆”的總和。在此之后，商業銀行貸款的五級分類制度開始逐漸被引入到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管理當中，從2002年起正式將銀行信貸資產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五大類別，在這其中，次級類貸款、可疑類貸款、損失類貸款被劃分為不良貸款，這就意味著損失概率大于30%的信貸資產都可能被劃為不良資產的范疇。

（一）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美國經驗

不良資產證券化誕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美國，當時為解決美國儲貸協會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布什政府依據國會通過的《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法案》對儲貸協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并專門設立了RTC（清算信托公司）處理儲貸協會的高不良資產。RTC從1989年成立至1994年之間，共接收了747家儲貸協會共計4560億美元的信貸資產，收回的總資產為3580億美元，到了1995年末這一數值更是達到了3950億美元，并且RTC使得1460家儲貸協會中的近90%恢復正常運營。RTC之所在回收儲貸協會資產方面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與其采用證券化的方式處理不良資產有著很大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RTC在整個運作過程當中將正常貸款與不良貸款進行了“融合式”的證券化處理，借此發行新的債券取得的收入就高達250億美元。除此之外，RTC所發行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資產池中由于有優質資產，因此還具有優質資產的帶動效應，使得不良資產的回收率有所提高。由于RTC對不良資產的處理方式不僅能夠顯著降低和分散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同時還能夠增強其信貸資產的流動性并促進不良貸款的回收（李耀，2001），不良資產證券化很快便在意大利、韓國、日本流行開來，資產證券化開始逐漸成為國際不良資產市場中最常用的批量處理方式（鄭磊，2014）。借鑒于美國的經驗，中國于1999年成立了AMC（信達、東方、長城、華融）針對性的處理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但這種方法與RTC所采用的方法其實并不一致。從商業銀行的角度來看，RTC只是一個臨時部門，在處理完儲貸協會的不良資產后便解散，RTC相當于“清潔工”，而AMC則一直發展到了今天，其地位相當于“回收站”。國有商業銀行以極高的折扣，一般而言為一到兩折將不良資產賣給AMC，然后就交由AMC對資產進行處理，國有商業銀行順利實現了不良資產的出表轉移，但商業銀行所剝離的不良資產幾乎全為高概率損失的資產，AMC的資產回收率不高，到2006年信達和東方推行不良資產證券化之前，四大AMC累計處理了1.21萬億的銀行不良資產，累計回收現金僅為2000億元，每年的不良資產的平均回收率僅為20%左右[1]。

（二）當前不良資產余額與不良資產率雙升

第4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一、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發展歷程

從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歷史實踐來看，我國在2005年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開始以前發行了3筆業務，2005-2008年期間發行了4筆業務。2008年后收到次貸危機影響，國內資產證券化業務完全停止。2011年，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重啟，但至2015年期間并無新增產品發行。

2016年，在經濟增速換擋和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部分企I運行困難增加，資金鏈趨緊，信用違約風險加大，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上升，至2016年9月末已達到1.49萬億，較2015年末增加2，195億；9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6%，相比2015年末增加0.09個百分點。在此背景下，2016年3月監管部門首批六家銀行（中、農、工、建、交以及招商銀行）作為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行，嘗試以不良小微貸款債權作為基礎資產發行不良資產支持證券。ABS從此重新拉開序幕并發展迅速，2016年僅招商證券就承銷了五家銀行共11期不良資產證券化項目，共發行101.02億元，協助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約332.45億元。

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設計關注要點

（一）宏觀經濟不景氣，將加大不良資產處置難度

判斷ABS基礎資產償債是否符合預期，需重點考量宏觀經濟因素，若未來面臨宏觀經濟持續低迷，或因政策調控導致土地、房地產等抵押物市場行情下行，則基礎資產整體回收預期可能走低，不良貸款資產處置難度將可能加大。

（二）基礎資產的償債來源需綜合評估多項因素

因ABS基礎資產均非正常類貸款，違約風險通常較高，因此產品設計需更加關注還款來源穩定性及可靠性。不良貸款的變現方面，借款人方面需關注償債意愿及現金流狀況，抵質押物方面需關注變現方案可行性、價值變動及交易市場活躍程度，保證人方面需關注償債能力及意愿。

（三）基礎資產組合合理性要求較高

由于入池資產為非正常類貸款，基礎資產信用質量通常較差，為合理平衡產品風險，產品設計需細致考量各類信貸資產配比、貸款集中度、行業及地域劃分、入池資產抵押物特征、回收率預測及現金流回收預測等信息。

（四）產品抵押率設定需順應市場需求

由于基礎資產違約風險較高，考慮市場行情，產品抵押（基礎資產本金/證券發行本金）率通常大于100%，并參考銀行損失承受度合理設定。對于信息披露，應偏向對貸后管理操作、清收措施、資產回收保障等方面，為投資者提供定價評估依據，防范信息不對稱風險。

（五）對中介服務機構服務能力有更高標準

不良貸款的回收，除了正常催款清收流程以外，還將涉及強制執行、司法糾紛等問題，對于中介機構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服務機構催收行為的主動性和創新性，更需要外在機制的激勵。例如，農盈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產品設計，在證券固定資金成本償還完畢后，會將剩余金額的一定比例向資產服務商支付“超額獎勵服務費”，剩余部分再分配給次級檔證券投資人。這種利益捆綁機制使得資產服務商更加有勤勉盡責的進行不良貸款處置回收的動力。

三、當前不良貸款證券化面臨的瓶頸問題

（一）制度框架不完善

目前，資產證券化業務缺乏國家層面的同一法規，仍然以試點管理辦法及監管機構的通知、指引等為主要依據。而不同機構監管要求的差異性，則限制了業務規模化發展。

（二）中小銀行難以承受不良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高額成本

目前，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基本以貸款本金的2-3折發行，銀行虧損較嚴重。但實行資產證券化后，銀行可以獲得資產回收帶來的后端利潤創造，提升資產周轉率，具有較大吸引力。但是，國內中小銀行相對大型國有銀行資產質量壓力相對更大，風險承受力更弱，尚不具備不良貸款證券化的資格和能力。

（三）證券化產品投資者結構單一，不利于風險有效分散

第5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優點突出的新興工具，已經引起了界的廣泛關注，這其中被爭論得較多的是關于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的選擇，即應該從哪一類資產開始進行證券化。筆者認為，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應該以基礎設施收費項目證券化為切入點。

一、證券化的標的資產的四大要求

要討論從哪一類資產開始進行資產證券化，首先要明確進行證券化的資產的要求。從國外資產證券化的實踐看，通常對證券化的標的資產有四個基本要求：

1.該類資產必須有一定的存量規模，這樣才能形成具有相似條件的資產組群，才能有效構建資產池進行信用擔保和信用升級。

2.必須有可預期的穩定的現金流的資產。當ABS的現金流出為既定時，若其現金流入不穩定甚至“斷流”，那么ABS的發行人或擔保機構就不可避免地面臨支付風險甚至支付危機。

3.資產必須具有可重組性。資產證券化的本質要求組合中的各種資產的期限、風險、收益水平等基本相近。

4.資產的信用等級要十分明確，即必須有明確的擔保支持。

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還不能成為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

占據主流觀點和實踐得最多的是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不可否認，住房抵押貸款由于其收益流穩定、風險相對較小、潛力大等一些自身的特點存在著優勢，但它同樣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限制條件，這些限制條件的改善還需要一定時間，將之作為我國實行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為時過早。

（一）我國住房抵押貸款的存量規模限制了進行證券化的可能性

一類資產要進行證券化，第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該項資產要有一定的規模。而我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雖然在迅速發展中，但是目前市場仍然較為狹小。在我國，截止 2000年末，各商業銀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余額為3212億元人民幣，僅占當年各項貸款余額的3.23％，其差距可見一斑。我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有限的規模限制了資產池的構建，不利于以此為切入點進行資產證券化。

（二）商業銀行進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要求并不迫切

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規模小，并且作為商業銀行的一項新業務才起步不久，占總貸款的比例偏低，還不至于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構成威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各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中，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相對于其他資產還屬于優良資產。各商業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了構造一個良好的資產負債比例結構，在其他資產質量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銀行還想通過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這塊資產創造效益，優化結構。而資產證券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規避風險，釋放資本，以從事具有更高邊際收益的項目。如果僅僅是一次性售出，又無好的投資項目，則實施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不但不會增加其總收益，反而會減少其絕對收入。因此，商業銀行在這種資金充裕但貸款項目又缺乏的情況下對其住房貸款實施證券化，缺乏效益。

（三）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業務缺乏經驗，有待完善

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業務才剛剛起步，銀行發放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操作還處于試驗階段，缺乏經驗，沒有形成統一的貸款標準和貸款格式。盡管人民銀行下發了統一的個人住房貸款辦法，但各地、各銀行之間的情況不同，在具體操作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標準化的住房抵押貸款體系。

三、銀行不良資產仍不能成為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

銀行不良資產是指銀行不能按時、足額得到利息收入和收回本金的資產。資產證券化曾經一度被看為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的良藥。因為資產證券化最大的特點就是提高了資產的流動性，正好解決我國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的問題，因此很多人建議從銀行不良資產著手進行資產證券化。

但是，資產證券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在未來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的現金流。而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是否能產生符合需要的現金流，可以從其產生根源來。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非銀行本身的、的和體制的因素更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國有改革滯后，過度負債經營，效益低下；二是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相混合，使得在利潤目標與宏觀調控目標矛盾時舍棄前者而取后者；三是在政府管理經濟的前提下，政府職能錯位，干預銀行貸款，而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按行政區域設置分支機構客觀上又為這種干預提供了條件。從這些原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相當一部分銀行不良資產由于體制方面的原因并經過長期的“沉淀”已經沒有什么價值，也根本不可能產生現金流；剩下的一部分盡管還可能產生收益，但也因國有企業效益連續下降，能否產生穩定的收益流量最終還取決于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進程以及該進程中復雜的企業資產重組效果。因此可以說，銀行不良貸款能否產生未來現金流或者產生多大的現金流，具有不可預測性和不穩定性，我國銀行的不良貸款基本不具備產生穩定的、可預見的持續現金收入的條件。

我國銀行不良資產多為不良貸款，這些貸款的期限、壞賬風險、收益水平各異。復雜的成因導致組成我國銀行不良資產的各種貸款不僅期限差異很大，而且風險、收益水平也參差不齊。如果把這樣一批各方面條件差異很大的資產組合在一起，勢必會造成信用評級和風險定價的困難，也不利于投資者全面、準確地把握其投資風險和投資價值。

進行證券化的資產應該為抵押、擔保資產。但我國1996年以前銀行的貸款大部分是無擔保、無抵押的信用貸款，即沒有與某筆貸款合同相對應的確定的資產。這樣的純信用貸款并不適合進行證券化。

從我國銀行不良資產狀況的中可以看出，銀行不良資產很多方面都不符合資產證券化的標的資產的條件，選擇以銀行不良資產進行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也并不可行。

四、選擇基礎設施項目作為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

（一）選擇基礎設施項目作為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有其必要性

基礎設施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必要前提。一般而言，經濟起飛階段基礎設施投資至少為總投資的25％，基礎設施發展的超前系數應在O.5—0.8之間。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基礎設施投資約為總投資的13％，發展超前系數停留在0.1—0.3之間，這說明在一定程度上基礎設施已成為制約經濟高速增長的“瓶頸”，加強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投資已經迫在眉睫。但多年以來，我國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主要依靠政府財政資金和銀行貸款，存在著投資主體單一、融資渠道較窄、市場配置機制和財政杠桿機制缺乏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相對滯后，特別在中、西部地區更為突出。而且，我國實行5年積極財政政策后，財政支出增長率已接近GDP增長率的3倍，財政資產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增長空間有限，而政府為主的投融資模式在爭取銀行貸款方面也日益表現出局限性。因此，通過資產證券化這種方式，將一些收費穩定的基礎設施的未來收益轉變為現在的融資權，將是解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面臨困境的有效途徑。

另外，通過證券化的方式進行融資，與運用得較多的BOT方式相比，有自身特殊的優勢。BOT方式是非政府資本介入基礎設施領域，其實質是BOT項目在特許期的民營化，某些關系國計民生的要害部門是不能采用BOT方式的。而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債券的發行期間項目的資產所有權雖然歸SPV所有，但項目的經營決策權依然歸原始權益人所長。因此。運用證券化方式不必擔心重要項目被外商或民營資本控制。除此之外，BOT方式的操作復雜，難度大。ABS融資方式的運作則相對簡單，它只涉及到原始權益人、特設信托機構SPV、投資者、證券承銷商等幾個主體，無需政府的特征及外匯擔保，既實現了操作的簡單化，又降低了融資成本。

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迫切需要引入新的融資機制，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進行融資既可解燃眉之急，又可以克服目前其他融資方式的一些不足之處，因此選擇基礎設施項目作為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切入點是必要的。

（二）由于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一些本身的特點，又決定了從它開始進行資產證券化是可行的，有它的必然性

第一，基礎設施投資領域最大的特點便是具有穩定的現金流入，能夠形成證券化資產的有效供給。基礎設施建成后，由于具有消費的準公共物品性、經營上的壟斷性等特點，導致了其經營期間的現金收入流相對穩定。而資產證券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在未來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的現金流。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特點正好符合這個要求，克服了銀行不良資產難以解決的毛病。

第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另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規模較大。我國是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發展家，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都有大規模的投資，將這些項目進行資產證券化完全可以形成足夠規模的相似條件的資產組群。

第三，由于基礎設施項目運營期較長且遵循一定的自然和生活，一般而言貸款期限和風險均比較穩定。因此在構建資產池時，組合中的各批貸款的期限基本相近，風險、收益水平也能維持在固定的穩定水平。它還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建設，因此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獲得政府擔保，能實現較為明確的信用等級。

（三）我國已經有了部分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經驗

第6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關鍵詞：銀行；不良資產；資產證券化

不良資產證券化不僅能增強銀行不良資產的流動性，為銀行提供新的融資方式和調整資產結構的空間，降低銀行的財務負擔，而且有利于推動不良資產的科學定價和處置，有利于推動貸款的二級市場的形成和價格的發現。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開展將大為豐富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品種，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產品開發與制度創新，并為商業銀行的混業經營奠定組織、技術和人才基礎。

一、我國銀行不良資產的基本情況分析

根據官方數據，我們可以對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規模做一個保守的估計。截至2007年末，我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余額為5.03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6.35%；雖然較之往年有所下降，但是總量還是高居不下。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且每個季度都有所增長。

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來說主要有經濟體制、宏觀經濟調控影響、政府干預、企業經營狀況影響、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影響和金融監管機制等。

二、我國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障礙分析

2.1缺乏規范的信用評級機構

信用評級是資產證券化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特別是對于不良資產證券化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對于不良資產的準確評級可以增加交易透明度，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并引導投資者做出決策，促進證券化的順利運作。目前，我國缺乏被市場投資者認可的信用評級專業機構，現存的資信評估機構缺乏統一的組織形式和行為規范，獨立性不強，出具的評估結果難以使人信服。這會直接導致證券發行成本的增加，證券化后的產品在市場上沒有需求者，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運行體系不暢通。另外，在信用評級過程中還需要采用增信的方式來降低投資的風險。

2.2資產證券化市場缺乏機構投資者

我國的資本市場一直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資本市場的金融產品較少，法律法規不健全，管制較多，這些缺陷直接導致企業的融資渠道單一化，多數依賴銀行貸款，銀行的不良資產敞口也隨之擴大。需被證券化的不良資產的數量呈正態上漲趨勢，但是由于保險、證券、銀行分業經營的限制，以及資本市場的不健全，導致在金融市場上缺乏大的機構投資者，多數為分散的個人投資者。這也使得資產證券化市場出現了供過于求的局面，資產證券化無法順利推行。

2.3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不良資產證券化作為創新金融產品，涉及到很多新的法律問題，需要依靠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但是我國目前相關的法律法規，如《證券法》、《公司法》、《企業債券管理條例》等，都未對不良貸款證券化問題做出任何規定，找不到資產證券化的相關法律依據。我國目前相關法律的缺陷和不足，導致市場主體的行為很難規范，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難以真正得到維護。

2.4缺乏專業人才和操作經驗

資產證券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法律、會計、金融及金融工程等領域的專業知識，我國的從業人員都處于摸索階段，缺乏實踐經驗。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就更需要由專業人員對不良資產授信、組合、未來現金流收益、定價等各個方面有深入的認知和研究。

三、我國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對策探討

為促進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改善銀行體系的資產質量，需要根據市場的發展勢態，逐步地改善資產證券化的法律、

制度環境，提高政策明朗度，降低資產證券化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3.1盡快實施實質性的試點操作

建議加快成立由銀監會、財政部、人民銀行和政監會等部門聯合組成的政權化試點工作小組，確定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試點辦法、試點機構，對商業銀行的證券化方案進行審批。以改變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緩慢的進程，為商業銀行的創新活動創造空間，形成以市場為主的證券化品種的創新機制，通過試點資產證券化促進立法的適應性和有效性。

制定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過程中損失核銷的處理方法及相應的報批程序。由于現有的不良資產的損失并非當年產生，可允許商業銀行根據綜合改革方案的進度，設立過渡期。

解決我國資產證券化的主要障礙，即特殊目的載體和證券的可流通性問題中，其中又以特殊目的載體為核心。允許試點銀行設立專用于資產證券化的特殊目的公司（SPC），允許SPC在注冊資本經營范圍的特殊性，允許SPC發行資產支持證券。

3.2加強資產證券化的立法建設

通過資產證券化的試點經驗，盡快指定專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法案，完善和資產證券化有關的現有法律制度，明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問題，推動資產證券化市場的規范發展。

會計制度對資產證券化結構最重要的影響是其對真實銷售和抵押融資型證券化的認定標準，這會引導市場根據證券化的目的選擇特定的交易結構。因此，必須按照國際會計標準制定適應我國國情的資產真實銷售標準，制定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銷售融資的會計處理原則以及交易后資產負債和留存權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明確資產支持證券的性質并納入《證券法》的管轄，建立資產支持證券的注冊、審批及信息披露制度，明確和簡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證券的審批程序，規范資產支持證券私募發行的條件和方式。

明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資產轉移問題，如資產轉移的方式，抵押權的轉移方式。明確在資產轉移后，原始債務人不能再行使抵消權，以保證基礎資產現金流的穩定性。

制定證券化過程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用制度體系，強化債權追償的法律規范和約束，保障債權人的利益，強化證券化資產的信用基礎。

成立專業的資產服務機構，培育不良資產處置的專業人才，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推進不良資產管理的專業化，提高證券化管理效率。

3.3提高證券化產品和信貸資產的市場流動性

市場流動性對于資產證券化市場和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市場流動性的提高不僅需要相關限制性政策的調整，還需要有系統、技術、規則等一系列措施的配合。因此，要進一步加強市場的基礎建設，為資產支持證券的流通創造條件，從根本上擴大資產支持證券的市場需求，提高流動性。

允許特殊目的信托發行資產支持信托證書，明確信托證書的證券性質，提高信托證書的流動性。從而提高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吸引更多的國內機構和零售投資者的參與，降低投資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流動性風險，降低證券化的融資成本。

擴大貸款受讓方的范圍，允許國內機構投資者對貸款進行投資，大力發展貸款二級市場，促進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資產轉讓提供價格形成參照，促進貸款的流動性，降低交易的流動性折扣。

第7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關鍵詞：不良資產資產證券化金融市場

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各國的發展歷史及特點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已有20多年的歷史，實踐表明資產證券化對于解決一些國家銀行系統積累的不良資產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各國的發展差異很大，主要產生在出現過金融或銀行業危機的國家或地區，但并非這些國家都有不良資產證券化，解決銀行系統風險的迫切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是不良資產證券化能否在一國獲得發展的決定因素。

最初源于19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危機處理機構——重組信托公司（RTC）推出“N”系列計劃來處置其與房地產有關的不良貸款和準不良貸款（包括單家庭按揭、多家庭貸款和商業房地產貸款）、房地產，“N”系列發行了140億美元證券，并首次引入浮動利率債券、專業抵押品管理機構、現金儲備等形式。RTC的實踐推動了美國商用房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發展，促進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規范化。美國是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最大發行國，發行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意大利雖然作為世界第六大經濟國，但受90年代早期經濟衰退和監管不嚴的影響，銀行系統不良資產比例在1996年累積高達貸款總額的11.2%，總量達169萬億里拉。為解決不良貸款問題，意大利于1999年4月通過證券法，并特別允許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產生的折扣損失分五年內進行攤銷，有力地刺激了該國的貸款證券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自1997年8月第一筆不良資產證券化以來，意大利已發行了32筆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總發行金額達98.4億歐元，是全球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第二大市場。

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金融系統的不良貸款達2萬億美元，其中日本占60%，日本開始通過資產證券化來尋求不良資產的解決手段，并為此專門制定了SPC法、修改證券法和投資信托法、調整會計和稅收制度。韓國于1998年7月通過了《資產證券化法案》，其不良資產證券化以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為代表。截止到2001年底，KAMCO共處置58.5萬億韓元的不良資產，平均回收率為45.98%。其中通過發行ABS方式處置的不良資產為8萬億，收回現金4.14萬億，回收率為51.75%。近兩年來，印度、臺灣和馬來西亞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發展較快。印度于2002年制定《金融資產證券化與重組法案》，臺灣則是在2002年7月24日了《金融資產證券化法》后，才促進了當地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和規范。

從各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歷程看，不良資產證券的發起人先后有兩類：政府支持的銀行業重組和不良資產處置機構；商業銀行和專業投資銀行等商業性主體。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初期主要由前者推動，隨著各國資產證券化立法和市場環境的改善，隨著銀行體系自身風險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外部監管壓力的加強，商業性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活動成為市場主體。由于各發起主體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動機不一致，導致證券化類型發生變化。政府支持機構自身并沒有滿足資本充足率的壓力和轉移風險的要求，只需盡快回收資金，因此多為融資證券化。商業銀行為降低不良資產比例，對“真實出售”的要求更為迫切，因此商業性不良資產證券化以表外證券化為主。

隨著歐美不良資產市場的不斷成熟，逐漸形成了一批專門從事不良資產投資的機構投資者。90年代中期后，這些投資者紛紛進入亞洲市場成為亞洲不良資產及其支持證券的主要購買力。據統計，從1991年起各類投資基金已將9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亞洲不良資產市場。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內的機構投資者缺乏足夠的資金與技術實力，國內零售市場的發展尚處于空白。外資的參與促使這些地區的不良資產證券化運作走向國際化。如日本和韓國的大部分不良資產證券化都是采取離岸方式，針對歐美機構投資者發行。此外，外資機構憑借著專有技術以各種中介機構的身份幾乎壟斷性地介入到證券化過程。外資的參與使亞洲不良資產市場不斷深化，市場環境不斷改善。

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現狀

我國已有珠海高速公路、廣深高速公路以及中遠集團應收帳款離岸證券化的成功案例。如中遠集團為改善已發行證券的條件，于2002年通過由中國工商銀行融資對其1997年發行的7年期證券進行了置換并續發和增發了資產支持證券。從2000年起，以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國有銀行開始陸續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已有多家專業中介機構與國內銀行合作為按揭貸款資產證券化進行前期包裝、準備的工作。其中建行于2002年專門設立了住房貸款證券化處，但由于現有政策及法律環境的限制，建行方案在幾易其稿后轉而謀求表內融資方式，卻因資產未能實現破產隔離和表外剝離未能如期得到批準。

由于法律政策和市場環境等多種因素的限制，至2004年我國已有的不良資產證券化只有三例。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于2003年與德意志銀行合作推出的離岸信托模式的不良債權證券化，涉及項目20個，債權余額25.52億（本金15.88億，應收利息3.47億，催收利息6.17億），面向境外投資者發行總額近16億美元。

2003年初華融資產管理公司132.5億不良債權資產的信托收益分層方案。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委托中信信托投資公司，設立財產信托，于2003年6月發行期限3年、價值10億的優先級受益權4.17%，并委托大公和信資產評估公司、中誠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該受益權進行評級。在華融的方案中，還設計了提前贖回和受益人大會機制，以保護受益權投資者的利益。華融方案被稱為國內第一個準資產證券化方案，但華融方案是否構成符合國際慣例的真實出售則是頗有爭議的話題。

中國工商銀行正在以試點形式積極探索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2004年4月，中國工商銀行寧波分行聘請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作為財務顧問，將其面值26.19億、預計回收值8.2億的不良債權委托給中誠信托投資公司，設立自益性財產信托，并委托中信證券作為包銷商將其A、B級受益權轉讓給外部投資者。其具體交易結構如下：A級受益權——2億、利率為5.01%、期限一年；B級受益權——4.2億、利率5.10%、期限為三年。由工商銀行提供回購承諾；C級受益權——2億，由工商銀行保留。

經大公和中誠信評級公司對該不良資產池的現金流進行分析，確認其A級受益權的違約概率為0.25%，達到AAA評級，其B級受益權的違約概率為20%，經回購承諾后其評級也可達到AAA。評級公司客觀、獨立的分析，增強了投資者對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信心。

近年來，監管部門一直在關注并積極探討資產證券化的法律與制度建設問題。盡管目前還存在法規制度等方面的障礙，但市場普遍預期有關資產證券化的立法將很快會有突破，中國不良貸款證券化市場將蘊藏著巨大的空間與生機。

第8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風起于青萍之末，截至5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率已經突破2%，達到2.15%。

7月7日，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在新浪論壇上披露了最新數據，“截至今年5月末的最新統計，全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已經大大超過2萬億元，不良率突破2%，達到2.15%。”

五個月時間，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增加2800多億元，不良率提高0.16個百分點。攀升速度之快，讓身為監管者的于學軍也坦承，中國銀行業面臨自2004年國有銀行核銷處置不良資產、改制上市以來最嚴峻的經營壓力，并且這種壓力短期內難以扭轉。

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加快處置不良資產顯得越發迫切。一系列創新舉措頻出。

隨著5月19日中國銀行“中譽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以下簡稱“中譽一期”）和招商銀行“和萃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以下簡稱“和萃一期”）的發行，暫停八年的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

然而業內普遍認為，由于經濟下行，以及投資者有限，此輪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總體規模不會太大，無法擔當不良資產處置的主渠道。

此前的4月28日，銀監會下發《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下稱：82號文）將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納入合規渠道試點。然而，部分專業人士對于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是否真正能夠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同時轉移，尚存疑慮。

與此同時，不良資產處置的傳統機構AMC在地方大量涌現，成為接盤不良資產的主力軍之一。但據中投證券以四大AMC截至2015年末的平均資本充足率15%推算， AMC全行業資本能夠承接的不良資產規模將在2017年四季度至2018年三季度之間達到上限。

與處置手段有限相對應的，是中國金融業不良資產的快速激增。國泰君安此前的估算數據顯示，2016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將達到2.1萬億元，信托業不良資產規模將達4700億元，非金企業不良資產規模將達6.3萬億元，并且預計2016年不良資產的市場化投放規模達1.5萬億元左右。 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

在中行和招行各自發行3.01億元和2.33億元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后，農業銀行發公告表示在積極籌備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6月中旬，建行行長王祖繼在香港透露，建行首單75億元規模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也有望在9月推出。

“各行（中行、農行、工行、建行、交行、招行）在試點階段至少會做一筆，總量會完成。如果今年做得好的話，明年可能會再擴大，也可以擴大到更多的銀行。”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宗良對《財經》記者表示。

“下半年可能會有更多產品推出，但是規模有限，預計以10億元以內規模為主。”一位曾經參與過發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銀行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監管層的一個授意是，先保障投資人收益，保證投資者信心，以確保試點成功。”

重啟之后，在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實際推進中，由于不良資產的回收存在不確定性，如何保證基礎資產穩定現金流，如何對產品進行評級、估值和定價是關鍵點也是難點。“這些難題從2008年第一單到現在，一直存在，尚待解決。”業內人士也表現出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擔憂。

時隔八年，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被認為是開拓了一個新的途徑，希望能成為加速盤活存量資產的渠道，但也面臨重重挑戰。

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資產證券化的前提是基礎資產具有穩定的現金流。因此，對入池資產的盡職調查以及不良資產的估值和回收時間的評估就顯得非常重要。

“一般來說，項目資產池估值的操作流程是從資產池中選出一定數量的樣本資產，對樣本資產逐項進行盡職調查并預測資產回收現金流的規模和回收時間分布。”一位參與今年重啟后證券化產品項目的銀行業內人士表示，“然后再將經辦行對樣本外資產的估值結果匯總到整個資產池，最終預測出資產池的回收現金流規模和回收時間，完成整個資產池的估值。”

即便如此，在很多專業投資者看來，不良資產證券化確實比正常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更難。

在一創摩根投資銀行部執行總經理王學斌看來，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并不是不良資產，但不良貸款估值主要涉及到不良資產的打折問題。如果折扣過低，對銀行成本和利潤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折扣過高，市場對資產的接受程度和認可程度則存在不確定性。這是交易雙方的博弈過程。

其次是風險識別能力。“因為入池資產是不良資產，即便是優質+不良組合模式，但是投資者對風險識別，還是沒有準確把握。投資人很難看懂資產包的實際情況，想要甄別風險要較高成本，所以也就很難給資產定價。”上述參與過產品發行的銀行業人士表示，所以就造成能夠接盤的合格投資者比較少。

中債資信結構融資一部副總經理呂明遠認為，能夠引入包括銀行、基金、券商、資產管理公司、外資機構等一系列投資者，有助于進一步拓展不良處置市場的資金來源、提高不良處置市場消化和容納能力、降低及分散銀行業系統性風險。

以招行“和萃一期”為例，當天發售僅僅用了半天時間就全部發行完畢，其中優先檔獲得2.28倍認購，次級檔也是獲得2倍認購。“招行發行的項目還有私募基金在其中參與。”一位市場人士告訴記者。

“與2008年發行的一單證券化產品一樣，當時那個項目發行當天中午12點就銷售完畢，從表面上看，市場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需求是旺盛的，有廣闊的市場。”一位參與過這一單不良資產證券化發行工作的銀行業人士坦言，這種旺盛的需求某種程度上有虛假成分存在。原因是，從2008年發行的幾單證券化產品到現在，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政府“隱形擔保”。

事實上，在資產證券化增信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外部增信，包括政府擔保、保險公司開具保函、銀行開具信用證等。從長遠角度看，政府將來必然會撤出，如果剔除政府“隱形擔保”的因素，不良資產證券化很顯然是需求不足的，通過資產證券化來化解不良貸款多少會受到阻礙。

于學軍則坦承，中國銀行業面臨自2004年國有銀行核銷處置不良資產、改制上市以來最嚴峻的經營壓力，并且這種壓力短期內難以扭轉。“同時商業銀行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也呈現同步增加之勢。在這樣情況下，銀行風險控制壓力、撥備壓力、盈利壓力也將持續加大。”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關注類貸款也快速增加。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關注類貸款余額攀升至接近3.2萬億元，占比突破4%，達到4.01%。與之相應的則是銀行撥備覆蓋率的不斷下降，至2016年一季度末已經降至175.03%，較2014年一季度末的273.66%下滑一倍之多。

“這說明，商業銀行通過騰挪的手段把實際上已經可以歸到‘不良’的貸款轉化成關注類貸款，比如調整貸款合同使其暫列關注類貸款科目。”一位國有銀行人士表示，或者用非常規方式轉移已經事實成為不良的貸款，比如借新還舊、與金融機構做通道，包括信托、基金公司幫銀行將不良轉移到表外，以后銀行再回購。而這樣做法之后造成，使不良余額和不良率出現緩慢上升的表現。

此時造成一個不得回避的問題是，商業銀行實際不良本應該提取撥備，但是轉化為關注類，造成撥備提取不足，監管部門從而無法把握經濟形勢。“這是一個潛在風險隱患。”多名銀行業人士表示。

所以在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趙幼力看來，監管層與其坐視或懲戒商業銀行騰挪不良貸款的行為，還不如千方百計拓展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正規渠道。而商業銀行如何能夠合理處置不良貸款是現階段監管層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

國泰君安此前的估算數據顯示，2016年末商業銀行不良余額將達到2.1萬億元，信托業不良資產規模將達4700億元，非金企業不良資產規模將達6.3萬億元，并且預計2016年不良資產的市場化投放規模達1.5萬億元左右。

第9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范文

作為信貸資產證券化的一種，不良貸款證券化的產生和發展需要具備以下條件：信貸資產證券化相關法律法規的與完善、成熟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土壤，以及經濟體中較大規模的不良貸款。

1 不良貸款證券化在美國的誕生

資產證券化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1968年，美國最早的抵押貸款債券誕生，之后得到迅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時，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規模已達到萬億元級別，種類也非常豐富，其中房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規模最大。

不良資產證券化則出現得較晚。20世紀70年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增長陷入困境，具體表現為低增長、高通脹。美國為了應對高通脹水平而采取的一系列貨幣緊縮政策使利率大幅攀升，同時由于金融市場競爭加劇，銀行利潤驟減。為了應對壓力，銀行不得不提高對房地產等高風險行業的貸款比例，以尋求更大的利潤。此后，由于經濟持續不景氣，美國銀行業對于高風險行業出現了大量不良貸款，其中房地產貸款占比最大。隨著不良貸款規模的持續攀升，美國大批儲蓄機構倒閉。為了應對規模不斷增長的不良貸款，1989年，美國了《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法案》，并成立了重組信托公司。

重組信托公司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下屬機構，其設立就是為了清理銀行系統危機過后的大量不良資產，最大限度地回收資產凈現值，以減小這些不良資產對于整個經濟的危害。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在此過程中應運而生，并最終成功處理掉了大量的不良資產，為美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誕生的過程可以看到，《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法案》的為不良資產證券化搭建了法律框架，1968年開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為不良資產證券化提供了成長的土壤，而銀行業大量不良貸款的解決需求則是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直接成因。

2 我國不良貸款證券化的誕生背景

我國不良貸款證券化誕生的背景主要有兩點：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開始，以及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商業銀行系統高企的不良貸款率。

我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始于2005年4月，央行與銀監會聯合《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正式拉開帷幕。4個月之后，證監會緊隨其后，推出企業資產證券化試點。

2005年12月中旬，“2005年第一期開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建元2005-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資產支持證券”相繼發行，在隨后的3年里，銀監會主管的信貸資產證券化項目共發行17單產品，規模合計667.83億元；證監會主管的資產證券化項目共發行9單，規模合計294.45億元。信貸證券化的開始，為不良貸款證券化打下了基礎。

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商業銀行系統高企的不良貸款率是不良貸款證券化誕生的直接原因。央行200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中，30%來自于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干預，30%來自于對國有企業的強制信用支持。正是由于我國商業銀行扮演的雙重角色和承擔的雙重職能，導致20世紀90年代至今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達到了非常危險的水平，甚至一度超過30%。為解決高企的不良貸款率給整個銀行系統帶來的風險，我國從2000年開始對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進行剝離，并成立4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并處理這些被剝離的不良貸款。作為處理不良貸款的一種方式，重整資產支持證券在此過程中應運而生。

此階段中誕生的不良貸款證券化產品一共有4單，規模總計約116億元。在產品結構的設計上，我國已發行重整資產支持證券和國外的重整資產支持證券有所差異，所發行的4單產品均采用資產池模式設計；在信用增級方面，采用了低抵押率、發行人認購全部劣后級證券等方法來提高產品評級，最后其評級全部達到了AAA級；在票面利率上，最終的發行利率都相對較低，僅有建元2008-1重整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利率達到了6.08%的較高水平。此后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出于對潛在風險的擔憂，我國停止了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

3 不良貸款證券化發展現狀

自2008年我國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被暫停后，直到目前，我國尚未有新的不良貸款證券化產品發行。然而，目前不良貸款證券化所處的歷史環境與2006年其最初誕生之時非常相似，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不良貸款證券化產品恢復發行成為必然。

3.1 相關法律法規的與完善

2012年5月，央行、銀監會、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宣布信貸資產證券化重啟。此后，監管層不斷提高試點額度，國內資產證券化開啟了大發展時期。今年以來，國內信貸資產證券化領域發生了兩件影響力重大的事件：一是銀監會開辦資產證券化業務資格審批，獲得資格后，發行新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將不需要再審批，只需備案即可，發行時間由40個工作日縮短到15個工作日；二是5月1日，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為深化金融改革創新，盤活存量資金，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會議決定新增5000億元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規模，繼續完善制度、簡化程序，鼓勵一次注冊、自主分期發行，規范信息披露，支持證券化產品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3.2 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高速發展

2012～2014年，以成功招標為統計口徑，國內共發行77單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總額合計3170.16億元，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其中，公司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占比較高，此外還出現了個人汽車抵押貸款、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個人消費貸款等多種類型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這些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成功發行，為不良資產證券化提供了產生與成長的土壤。

3.3 金融體系中不良貸款的解決需求

在經歷了長期的高速發展后，我國經濟逐漸下行，今年上半年，多項經濟數據均到達歷史低點，轉型迫在眉睫。在經濟下行和轉型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經濟內部存在的許多風險逐漸暴露，不斷推高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中不良貸款余額為9825億元，同比增長52%，雖然目前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但如此高的增長速度給商業銀行帶來了極大壓力。此外，更為嚴重的是目前我國存在的影子銀行問題。由于監管存在空白，以及影子銀行自身的風控問題，我國影子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率遠高于商業銀行體系。而其中有22%～44%的不良貸款會轉移至商業銀行體系，據相關機構估算，這將導致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貸款最多提高4.3%。由于商業銀行原有的政策性任務已經交由新成立的3家政策性銀行承擔，因此未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將主要依靠自身來消化。在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的今天，商業銀行的利潤增長率普遍下滑，甚至出現負增長，如何消化快速增長的不良貸款，對于商業銀行來說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不良貸款證券化無疑是其中的一條出路。

3.4 權益及固定收益市場自身存在問題

6月15日開始，A股市場出現了驚人的斷崖式下跌。如果說從5月28日開始，僅持續兩天的震蕩是A股市場降溫的開端，那么6月15日開始的斷崖式下跌則讓整個A股市場的投資者如墜冰窟。大跌之下，前期參與場外配資的資金紛紛被無情平倉，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使得大盤一瀉千里，甚至央行在6月27日的超預期“雙降”也沒能阻止大盤的下跌趨勢。截至6月30日，僅半個月的時間里，A股個股跌幅中位數達到37%。A股市場的急速降溫對于部分低風險承受能力的資金有極大的擠出作用，而這部分資金在離開風險凸顯的A股市場后，必定會進入固定收益市場，因此固定收益市場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必將得到長足發展。

然而，目前我國的固定收益市場尚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首先，非標類信托產品收益過高，風險較大。今年以來，我國金融市場已經出現多起非標類信托產品違約，甚至是多方均拒絕為違約的信托產品托底的現象，未來市場中占比較大的非標類信托產品的收益率必將出現大幅下降，且發行數量也將減少。其次，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類型較為單一，大部分為企業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再次，我國目前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普遍偏高，收益率偏低。這是管理層及發行方出于試點期間對風險控制的考慮，但從長期來講，并不符合市場發展規律。最后，我國目前的固定收益市場存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和證券交易市場相割裂，各發行方激勵制度不完善、規劃不合理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固定收益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