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動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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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但與此同時，信貸增速放緩，政府投資驅動力開始弱化、經濟增長動能逐漸減弱的現實，也令市場擔憂經濟復蘇能否持續。在此背景下，能否有效啟動民間投資，已成為促進經濟持續向好的關鍵之舉。

日前，有消息顯示，由相關部委起草的進一步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即“鼓勵民間投資20條”已于8月上句上報國務院，有望于年內出臺。專家表示，若未來隨著財政刺激計劃逐步落實和減弱，私人投資和民間投資能夠全面啟動并復蘇，及時接下目前政府投資拉動增長的“接力棒”，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政府預期的全面復蘇。

民間投資將獲全面支持

據悉，“鼓勵民間投資20條”的內容包括擴大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范圍，削減行政許可事項、改進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減輕民企稅費負擔等若干方面。這當中包括一系列政策亮點，比如研究制定《放貸人條例》、適當放開中小企業債券市場、民企稅后利潤進行再投資和技術研發可享受稅收抵免等。而根據國務院要求，在“鼓勵民間投資20條”出臺前后，國家各相關部委還將依據各自職能分工，分別拿出旨在貫徹“鼓勵民間投資20條”的鼓勵民間投資的操作性政策。其中，最令市場關注的是，“鼓勵民間投資20條”草案在“擴大市場準入范圍”上，提出進一步打破行業壟斷，放寬股比限制，降低民間投資準入門檻，并明確劃定民間資本準入的五大范圍，即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金融保險、文教衛生和公共服務領域五大領域。

東北證券金融與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袁緒亞評價說，鼓勵民間投資20條措施上報國務院，意味著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性條例最終的決策程序。放開市場準入范圍和民間金融領域，均是刺激民間投資，提高民營資本投資積極性的關鍵性措施，對促進和拉動民間投資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相關條例的出臺值得期待。

現階段，民間投資面臨很大的問題。很多想進的領域進不去。即使進去了也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和很高的成本。對于拉動民間投資，放開市場準入是關鍵。某券商研究機構表示，政府投資主要偏向于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等大項目，一般規模比較大，民間投資很難進入，鼓勵民間投資最重要的是要讓政府投資把一部分市場空間讓出來。“鼓勵民間投資20條”中擴大了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放開的這些領域可能包括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金融保險，文教衛生和公共服務。市場機制中很重要的是競爭機制，把這些領域對民營資本放開，有利于在這些領域引入更完善的競爭機制，從而促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放開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有利于民間資本的拉動，從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擴大民間投資，拉動內需。

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綜合看，驅動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能夠在一季度率先觸底，從第二季度步入回升的力量，主要來自于政府投資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而及時啟動民間投資，對于鞏固前期政策的成果，促進經濟持續向好，實現由政府投資主導向民間投資廣泛參與的動力轉換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能夠為經濟發展再次注入強大動力。

不久前，央行副行長蘇寧在上海表示，在這次危機中，政府引導投資先行是必然的，否則短期內想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回升是比較難的。但“要真正克服金融危機，使經濟走上良性循環，必須有社會投資、民間投資的發展。”蘇寧指出，社會投資、民間投資能否跟上是經濟復蘇的關鍵。

上半年和7月份，投資和信貸數據已經預示政府投資高增長不可持續。西部證券指出，經濟能否持續復蘇取決于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政府投資見效快，但受制于財政約束注定不可持續；消費持續增長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基本上是個確定事件，但要實現消費快速增長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單獨依靠消費增長也不能保證經濟持續復蘇。因而，經濟能否持續復蘇取決于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民間投資對消費的拉動遠遠大于政府投資的效果。

從數據看，自4月份以來，在政府4萬億元投資帶動下，民間投資已有啟動的跡象，但總體看還不是很明顯。據四川省統計數據，上半年，四川民營企業投資2328.9億元，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53.7％下降到41.9％，下降了11.8個百分點：湖北省發改委數據顯示，上半年該省民間投資增長46％，比去年同期低13個百分點；廣東省發改委的數據也顯示了相同的趨勢。

專家表示，上述數據雖然令人沮喪，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啟動民間資本拉動經濟增長有著巨大的空間。一旦在政策的鼓勵支持下，民間投資的積極性被迅速啟動起來，民間資本有望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關鍵看政策能否真正落實

“鼓勵民間投資20條”是在遭遇此次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對于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復蘇增長，對于提高民間資本投資熱情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不過，鑒于2004年旨在鼓勵民間投資的“非公36條”出臺后，民營資本的活動范圍仍然是戒律重重這一前車之鑒，有專家表示擔心“鼓勵民間投資20條”是否會重蹈“非公36條”無法落地的覆轍?

從實際情況看，“非公36條”的出臺并未能取得預期成效。從現實來看，推動民間資本投資面臨的阻力依然強大。專家表示，之所以現實中推動民間資本投資很難，最大阻礙在于現實中強大利益集團與相關政策的博弈，導致政策落實存在打折現象。

第2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中國 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 貨幣需求 變動

一、我國經濟增長的現狀及我國貨幣數量的主要特征

近幾年來，我國經融市場采取了宏觀調控的形式，使得中國的經濟呈現平穩增長的趨勢。國家相關部門對經濟增長進行了調查分析，調查發現我國在1991年到2008年這十幾年間，全國的經濟增長速率達到了10.3%，這個數字顯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之快，并且一直保持平穩、高速發展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國的年通貨膨脹率在不斷下降，這就意味著我國的物價在逐漸趨向于穩定，商品的價值沒有持續上漲，公民的消費水平的相對合理。2008年以后，國家的經濟增長速率雖達不到10.3%，但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國家經濟的增長速率逐漸降低，國家經濟一直保持平穩增長的狀態。我國的經濟增長和貨幣需求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聯系，二者之間相互影響并相互制約著。我國貨幣數量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

1.貨幣增長率偏高，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2.貨幣流動性呈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的開放和居民收入的增加，造成貨幣需求上升，同時，大部分居民通過定期存款形式增加收入，可供居民投資的金融資產數量少。

3.貨幣化指標快速上升，居民的投資消費過程中很少使用貨幣進行交易。

二、我國經濟增長引起的貨幣需求變動

我國經濟的增長對我國貨幣的需求量具有很大的影響，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長期的經濟增長不僅會使得貨幣的需求量增大，而且會引起物價上漲，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給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一定的壓力。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經濟增長和貨幣需求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為了有效實現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提高其增長速率，必須嚴格控制好貨幣需求量的增長速度，以免因為經濟增長造成貨幣增長過剩，同時還要對物價上漲的幅度進行調控，避免因物價上漲造成的經濟發展紊亂。

為有效控制好因國家經濟增長引起的貨幣需求變動過大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部門應該對市場經濟實行嚴格的宏觀調控，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合理的控制好經濟的增長的速度，有效防止由于控制不合理造成的經濟過冷或過熱現象的產生，合理的經濟增速必須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縱觀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知道，國家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會造成國家貨幣需求量日益增大，于是會出現貨幣化現象。長期以來國家貨幣化水平的高低成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最主要的標志之一，貨幣需求量的變動成為衡量貨幣化水平的準則，金融體系和貨幣的作用范圍是由貨幣化程度來決定的，貨幣化程度越高，表明國家的貨幣流通的地域面積越廣，其作用范圍也與強大，貨幣在國家經融市場上所具有的推動力、滲透力和調節功能也越強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農業的不斷發展，國家的經濟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的貨幣需求量也在增大，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的提升成為中國金融業發展最顯著的成果之一，對國家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將其同國際金融水平相比，中國經濟增長造成的貨幣需求量增大的程度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具有很大的影響。

對國家金融體制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國家經濟貨幣化測度指標反映的僅僅是貨幣廣化信息，即貨幣的流通覆蓋面積，并不代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貨幣的流通數量或需求量，無法對貨幣的需求量進行詳細的深度的描述。貨幣在當今社會作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流通手段，在一定時期內，其需求量主要有商品價格和貨幣流通速度來決定，即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我國貨幣需求量的主要因素。根據經濟學知識可知，我國的貨幣需求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名義貨幣需求量，另一種是實際貨幣需求量，前者是按照當前的物價來計量的，后者則是根據實際的商品和相關的勞務來計量的，實際的貨幣需求量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中國近幾年經濟水平的提高不僅包括國民經濟的增長，還包括由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組成的經濟結構的有效革新，在經濟流通的過程中，我國的護臂需求量也會增加，貨幣的需求量直接由流通中的商品數量來決定。在國家產業生產的過程中，貨幣對我國的物價、投資、儲藏、國民收入都具有很大的影響，此時，貨幣具有儲藏和交易的作用，國家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國家經濟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的貨幣需求量。在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公民的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商品的需求量也在大大增加，在商品的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必將導致物價上漲情況的發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最終導致消費者個人的貨幣需求量增加，從而間接導致全國貨幣需求量的變動。

參考文獻：

[1]范愛軍，周京.山東省FDI與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J].科技信息.2009（03）

第3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1)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a.在傳統經濟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是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投入,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勞動和投資的增加,其特點是以資源耗費為代價。在網絡經濟條件下,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因是科技知識的創新和信息的積累。

    b.在機械化條件下,人們使用的是手工工具和機械動力工具,它通過節約人的體力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的增長。在網絡經濟條件下,智力工具如計算機、網絡和各種軟件,特別是因特網,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工具。這種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工具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第4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發展；經濟；增長

服務業FDI作為資本、技術與經營管理理念的結合體，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進而對經濟增長水平施加作用。我國服務業發展迅速，對投資地的資本以及制度環境產生深遠影響，促進了地區經濟。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達到了 306038.2 億元，經濟實現長期內生增長。切服務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穩定增長，FDI產生的外部經濟能夠突破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約束。對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服務業FDI與服務業國內投資對服務業經濟增長的協同推動。對遼寧省服務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途徑進行剖析，避免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體制變化對模型穩定性的沖擊。

一、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概述

近年來遼寧省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大幅提高，各種經濟理論從不同的維度闡述了外商資本流入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式與途徑。經濟效益保持高速增長，經濟增長最終決定于外生的技術進步率。顯然，近年來遼寧省經濟表現強勁，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下服務業增長迅速。

1.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變化，服務業FDI通過產業服務貿易效應對服務業經濟的發展施加積極影響。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地區經濟，因此在服務業發展過程中應重視與提高內資對服務業發展的作用。并且地區經濟的增長也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實現服務業FDI與服務業國內投資對服務業經濟增長的協同推動。運用協整理論關系理論和生活服務需求將促進服務業消費水平的提升，經典經濟學理論從不同角度對FDI驅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與途徑進行闡釋。嘗試從服務業生產總值核算方程出發，對遼寧省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2. 當良好的服務環境形成后，服務業國內投資能夠完善服務業發展所需的各項基礎設施。作為其服務對象的FDI企業隨后跟進投資，優化服務業資源配置的績效。這就是所謂的“先導性戰略”，可以促進服務業規模經濟與外部經濟效應的形成。服務業FDI的進入可以形成規模或大或小的產業集聚，反映了服務經濟在現代產業體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產業集聚引致的外部經濟，進而提升服務業生產效率。帶動相鄰地區經濟發展與服務業投資，對服務業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因產業聚集引致的旺盛生產，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以服務經濟為代表的“軟經濟”實力，形成服務業新的經濟增長極。服務業生產總值核算，已經成為經濟競爭力高低的重要參照指標。

3. 近年來伴隨著遼寧省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服務業規模經濟與外部經濟效應的形成。服務業國內投資額呈快速增長態勢，對投資地服務業的經濟增長帶來促進作用。服務業國內投資對服務業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小于服務業FDI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進而有利于流入地服務業經濟增長水平（SGDP）的提升。服務業國內投資以傳統服務業為主體的投資結構，以及規模經濟將對周圍地區形成強大的輻射作用直接創造效應表現為服務業FDI的進入彌補了流入地公共服務系統的資金缺口。服務業FDI帶來的產業聚集效激發投資水平的提升，與近年來服務業外資的投資結構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流入地公共服務系統的培育與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形成服務業新的經濟增長極，增加了公共服務提供的數量與質量。

二、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在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經濟增長關系作用機制的基礎上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在實證研究中消除物價變動因素。分析FDI對經濟增長影響，消除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實證考察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 為避免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體制變化對模型穩定性的沖擊，需要優化服務業資源配置的績效。設定樣本區間為 1990～2015 年 25年數據，衡量城市化水平指標分為多指標體系和單指標體系。數據來源于《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以及政府公布的遼寧省經濟數據，對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檢驗。在實證研究中用第三產業增加值 TI表示服務業發展水平，利用單位根檢驗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用 GDP 代表經濟的增長情況，運用基于回歸系數的Johansen檢驗。

2. 消除物價變動因素后，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各變量之間因果關系，得出歷年 GDP 實際值和服務業增加值的實際值。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反映經濟增長服務業發展影響，對變量的協整關系進行關系檢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分析FDI對經濟增長影響。消除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進行適當變形。根據相關經濟理論，對變量 GDP 和 TI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建立計量模型，分別用lnGDP和lnTI來表示實際生產總值和實際服務業增加值，如圖1所示。

3. 由數據得變量lnGDP和lnTI的相關關系如圖 1 所示，服務業FDI的現代服務業投資導向能夠有效促進現代服務業的增長。相關系數 r=0.99，這說明遼寧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通過lnGDP和lnTI之間的相關關系，表明傳統服務業的利潤率將有所降低，現代服務業將獲得可觀的利潤率。然而兩個變量之間內在的關系不能由相關關系的顯著性來說明，還需考慮服務業能級。通過規模經濟效應，進一步進行分析。通過技術溢出效應，降低公共服務創造的邊際成本，檢驗方法采用 ADF 檢驗，從而對服務業經濟增長發揮更大作用。

4. 從表 1 中可以看出，遼寧省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在 5% 的顯著水平下，服務業國內投資也將逐漸向現代服務業集中。可以預見的是，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序列。開拓服務業新的市場需求，因此lnGDP和lnTI兩序列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間接創造效應表現為服務業FDI通過信號和價值顯示效應，還需考慮服務業能級。提高服務部門的服務水平和效率，持續地推動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江小娟.服務業與中國經濟：相關性和加快增長的潛力[J].經濟研究，2015（01）.

[2]曾國平，曹躍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三產業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實證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5（02）.

第5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經濟增長一向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對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研究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從財政理論層面上說明如何制定和調整稅收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或是分析稅收收入與GDP二者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對稅收這個經濟變量到底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數量關系，稅收及稅收結構是通過哪些途徑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適合我國目前經濟形勢和財政體制要求的最優稅收結構是什么樣的研究則很少。本文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對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述評。

一、稅收的經濟增長作用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稅收的作用

政府的稅收政策和經濟增長很久以來就被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聯系在一起。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國富論》。Smith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一國的勞動生產率，二是生產工人與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勞動效率的提高，依賴于勞動分工，而產生分工的必要條件則是資本積累，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認為，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影響資本積累來實現。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稅收降低了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率，由于資本積累依賴于投資，而投資的動機來源于預期利潤的驅動，征稅會降低預期利潤，影響資本積累;另一方面，稅收減少了各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直接減少投資，影響資本積累。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稅收都是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所以，稅收不應該設定得過高，設定稅負水平的原則應該是能低則低;同時，國家的職能應盡量減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當經濟生活的“守夜人”，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經濟。

第6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目前制約我國農村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有：資源分散利用導致規模效應缺乏，結構轉換滯后導致協調發展困難，利益機制扭曲導致發展動力欠佳，制度安排缺失導致運行質量不高等問題。經濟持續增長的路徑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城鄉統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根本途徑。應通過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實現城鄉統籌，從制度安排、統籌計劃、結構調整、科技創新、要素流動等方面為實現效率型經濟增長創造條件。

【關鍵詞】

農村經濟；持續增長；全要素生產率

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目標能否如期實現，關鍵取決于農村經濟的持續增長。目前，農村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雖有所緩解，但制約其健康發展的經濟社會因素依然存在。為此，必須進一步探索農村經濟增長的路徑，為實現效率型增長創造條件。

一、制約農村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

1.資源分散利用導致規模效應缺乏

首先，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分散，農民組織化程度低，承包土地規模較小，土地流轉制度不完善，總體上不利于資本、技術、勞動等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限制了農產品商品率的提高，難以支撐農村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其次，鄉鎮企業分散布局，難以共享城鎮能源、交通、通訊、供排水等基礎設施的便利，也不能共享技術、信息、市場的優勢，存在資本占用多，資金流速慢，交易成本高，能源消耗大。再次，農村人口居住分散，宅基地占用多，公共基礎設施差且維護成本高，公共服務設施少且投資成本高，制約了農村非農產業和農村市場的發展。

2.結構轉換滯后導致協調發展困難

首先，就業結構轉換滯后。截至2001年底，除港澳臺外，農民人口達9.35億，占總人口的73%；農業就業比重占65.8%，工業、服務業就業比重分別占13.6%和16.8%，知識產業就業人數則不足2個百分點；農業生產邊際效益為零乃至為負數，形成了低效率的要素替代，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發展。其次，產業結構轉換滯后。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的數量一般占農產品總量的80%，而我國只占20%左右；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產值相當于農業產值的2-3倍，而我國還不到1/3；收獲1元錢的農產品，通過儲藏、保鮮、加工處理，美國可再創造3.72元的產值，日本能獲得2.20元的收益，我國卻只能獲利0.38元。

我國農業的弱質地位和比較效益差，難以滿足小康社會百姓對農產品的消費需求。再次，社會結構轉換滯后。我國的城鎮化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盡管2001年城鎮化率達到了37.66%，但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2-14個百分點。這種狀況阻礙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進一步轉移，固化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限制了農村市場的擴大，制約了工業化的發展和產業升級，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

二、農村經濟持續增長的路徑

1.經濟持續增長的路徑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經濟增長路徑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方式，是經濟整體功能得以強化和優化的方法，決定著生產力系統的經濟效率和經濟發展的總水平。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三個來源，即效率改善、技術進步、規模效應。農村經濟發展必須正確運用內生增長理論，重視科學技術，建立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吸引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流向農村，根據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原則，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整合優勢資源，建立支柱產業，提高農村綜合經濟素質。改善農業勞動生產率，為非農產業的發展提供勞動力資源；改善土地產出率，為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土地資源；改善專業化生產水平，更好地挖掘二、三產業吸納勞動力的潛能，為加快城鎮化提供支撐。

2.城鄉統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根本途徑

發展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經濟和社會結構不斷轉型的過程，結構生產力是推動一國經濟類型步入現代化的重要動因。只有改變傳統的城鄉社會分工格局、資源配置格局，才能解決全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因而必須從城鄉關系、城鄉結構等角度來突破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跳出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的思維框框，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協調發展。

三、為實現效率型經濟增長創造條件

1.制度安排是保障

制度安排的根本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一方面它能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它影響利益分配格局。要通過有效率的農業發展制度安排，促進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產出水平的提高，為非農產業和城鎮化的發展提供農產品剩余和勞動力剩余；通過有效率的發展非農產業的制度安排，促進農村經濟的工業化和非農化，為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通過有效率的發展城鎮的制度安排，加快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以滿足城鄉居民不斷增長的公共服務產品需求。

2.統籌規劃是重點

統籌規劃有利于實現社會資源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有利于激發社會活力，開發社會成員的潛在能力，推動社會發展。政府要加大對農村道路、引水工程、電網、信息網、水利設施等的投入，統籌規劃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教育培訓體系、醫療衛生體系、科技文化體系的建設，統籌規劃城鄉公共服務事業的發展；實施以產業集群化為主的布局調整，突出優勢，錯位互補，形成若干特色突出、承接性好、配套性強的加工工業基地，統籌規劃城鄉用地空間和產業結構體系，等等。

3.科技創新是關鍵

在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演變的過程中，創新是打破舊的經濟均衡結構、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通過科技創新推進產業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盡快提高產業化水平；全力推進傳統產業技術升級，緩解需求約束壓力。要形成有利于科學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激發高素質人才的創造熱情和企業在生產中運用新技術的積極性，加快技術進步

參考文獻：

[1]石正高.農村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和政策思考[J].當代財經，1989.11.

[2]孫良媛.廣東省農村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J].中國農村觀察，1996.05.

[3]謝曉凌.轉變農村經濟增長方式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J].經濟研究參考，1997.34.

第7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 資產價格 宏觀經濟 貨幣供給 股票市場

伴隨著資產市場的不斷擴大，資產價格的波動也變得更為劇烈，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學者們對資產價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票和房地產這兩個市場，而研究內容則主要側重于關于資產價格泡沫成因的研究及關于資產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穩定的研究。本文主要從客觀因素的辨析出發，基于資產價格理論，運用計量方法來考察2008年以后中國股票市場的波動。

一、中國資產價格波動的驅動因素分析

1、根源于預期

人們購買資產的直接動機是為了獲得投資收益，因此，決定資產價格最基本的因素就是資產未來獲得收益的能力。做出任何一項投資決策需要衡量投資的成本與收益，這就需要做出向前的預期，將未來可能獲得的現金流折現成為資產的現值，這符合資產的本質屬性，也符合我們一般的投資決策過程。但是這種向前預期的定價方法又帶來了新的問題——不確定性。向前的預期由于不同主體間信息的不對稱、以及主觀認識的差異會大不相同，從而造成了不同投資主體對同一資產的價值的不同看法，最終會形成資產價格的波動。

2、客觀因素

（1）宏觀經濟形勢。向前預期的定價方法使得資產的價值取決于未來獲取收益的能力，而未來的收益又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資產價格波動的當前變化歸根結底反映的是“預期的宏觀經濟形勢”。宏觀經濟是個體經濟行為的綜合，是個體預期的綜合反映，當前的經濟形勢是前一階段人們預期的結果，而未來的經濟形勢又反映了人們當前的預期。如果某一時期內資產價格呈現持續的上漲或者下跌，那么，資產價格的這種趨勢必定與這一階段的宏觀經濟形勢相符合，這一階段的宏觀經濟形勢應當也是同樣的趨勢。

（2）政策制度。中國股市發行、退市和分紅等制度的不完善，上市公司質量存在隱患，投資者教育的缺失，使中國股市的“投機性”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和國際資本進出的沖擊之下，表現出了繁榮時期的泡沫化，以及對于實體經濟一定程度背離的疲軟走勢。

3、主觀因素

行為金融學認為，人是復雜動物，不論客觀條件上是否存在限制，人的決策行為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各種心理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認知偏差。資產的虛擬性和它的投機性使人們對于資產的買賣摻雜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這使得我們必須重視投資主體非理性在資產價格波動中所起的作用，從而能夠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避免對實體經濟的損害。

資產價格波動因素分析如圖1所示。

總結資產價格波動的驅動因素，其根源于資本化的向前預期的定價方式，這種定價方式本身就蘊含著未來的不確定性。同時，股票這類金融資產屬于虛擬資產的范疇，其交易成本低、流動性強，其運行特征相對于實體經濟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

在向前預期的定價機制下，資產價格波動的最根本的客觀驅動因素是宏觀經濟形勢，它決定資產未來收入現金流的多少，是資產定價的基礎。但是中國資產價格波動的驅動因素又具有特殊性，就股票價格而言：第一，金融市場投資品種單一，不完善的發行、退市、監管和分紅機制的存在，使得我國股票市場交易具有更多的“投機性”。第二，中國的融資渠道仍以銀行信貸為主，利率市場化沒有完全放開，同時，考慮到我國財政體制的特殊性，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對資產價格具有更大影響。第三，投資主體投資理念的不成熟，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相對較晚，但規模擴張十分迅速。投資者很多都是跟風入市，面對股市的跌宕起伏被各種非理性思想所左右。

二、對中國2008年以來A股市場的實證分析

本文以2008年以來的A股市場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A股市場股指與中國實體經濟發展指標和貨幣政策指標的VAR模型來考察股市與實體經濟和經濟政策之間的聯系，并通過脈沖相應分析來考察其相互間的影響，說明該時期內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客觀驅動因素。

1、數據選取與處理

選擇工業增加值IAV同比增度，貨幣供應量M2，以及上證綜合指數SHDEX三個指標來反映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市場流動性和股票市場走勢，所有數據均為月度數據，樣本期間從2008年1月至2012年11月。然后，用X-12方法對其進行季節調整，并對季節調整后的數據取對數減輕數據的過度波動與異方差問題。

2、數據的平穩性和協整檢驗

從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來看，序列不平穩，但呈現一階單整I（1），這說明三個序列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的結果（表1）顯示，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這說明工業增速、貨幣供應量，以及上證綜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3、VAR模型與脈沖相應分析

運用Eviews建立VAR模型之后，對模型的特征根進行AR Roots檢驗，結果顯示VAR模型是穩定的。脈沖響應函數是指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如果給貨幣供應量一個正向沖擊，其并沒有對股票市場帶來明顯的影響，而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第一期有正向反應，在隨后的階段逐漸衰減趨近于零。這說明這段時期內，流動性并不是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但是對于實體經濟有明顯的影響，見圖2。

如圖3，給上證指數一個正向沖擊，工業增速會在接下來的兩個時期快速上升，隨后緩慢下降，逐漸趨于平穩。這反映了股市資產價格對經濟的預期作用，資產價格波動的基本驅動因素是人們“預期的宏觀經濟形勢”，股票價格的正向沖擊代表了投資者對經濟向好的預期，經濟主體對于未來經濟的樂觀看待會直接帶來更多的消費、投資行為，從而帶動經濟增長。

4、格蘭杰因果檢驗

三個序列呈現一階單整I（1），通過對其一階差分的格蘭杰因果檢驗來考察三個變量間所呈現的統計上的因果關系。從表2中可以看到，只有上證指數是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的Granger原因，其他變量之間均沒有明顯的統計上的因果關系。這進一步印證了上面脈沖相應分析的結果，即2008年以后至今，股市資產價格的波動反映了預期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的變化。

三、結論

實證表明，2008年以后中國股票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其波動反映了人們“預期的宏觀經濟形勢”，而貨幣政策和流動性并沒有對資產價格波動起到太大作用；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整個股票市場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投資主體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但這似乎與投資者對股市表現的抱怨相差甚遠，對于這個問題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投資者抱怨中國股市是基于中外宏觀經濟增速的對比，即，中國經濟增速比國外發達國家要高，但是股票市場的表現卻不如發達國家股市的表現。這種說法的問題在于其針對股市漲跌這樣一個相對變化的比較并沒有基于經濟增長率相對變化的比較，并非只要GDP增長率是正數，股市就一定要漲，或是我國GDP增長率高于其他國家GDP增長率，股市收益率就應當高于其他國家股市收益率。這是明顯有問題的，因為股票的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經濟增長的因素，因此股市的漲跌，反映的是一國經濟增長率的相對變化。

第二，中國股市的疲軟是經濟發展調整的必然過程。中國股市本身與國外股市存在差異，平均估值高于國外股市，股票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國股市的疲軟反映了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與實體經濟“軟著陸”的經濟現實一致。中國經濟面臨著轉型的巨大壓力，高速增長的時代很可能一去不返，股票市場的表現雖然令投資者不滿，股票市場制度的建設仍有待完善，但這樣的表現主要并不是股市本身存在的問題，而是我國的經濟現實所造成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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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憲容：信用擴張的合理界限與房價波動研究[J].財貿經濟，2009（8）.

第8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人均能源碳排放；經濟發展；能源強度；能源結構；LMDI

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6-0014-06

一、引言

自從18世紀中期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的社會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大。從IPCC的四次氣候變化報告來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特別是占溫室氣體主要成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影響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這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重新審視以能源消耗為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經濟增長方式。于是，低碳經濟自然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承諾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排40%~45%，進一步明確了中國走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研究能源消費、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動關系，探討減排二氧化碳的影響因素，對實現減排目標和發展低碳經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于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K.Lisakas等[1]利用代數分解方法研究了歐盟1973―1993年的工業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化，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可以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Josep G等[2]研究發現與19世紀90年代相比，2000―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長速率從1.3%到3.3%，其中65.16%來自全球經濟活動的貢獻，17.6%來自全球碳強度的貢獻，18.15%來自最近50年來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比例變化的貢獻。James B[3]利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經濟產出的關系，認為三者有密切的相互關系；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短期來看，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具有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李艷梅等[4]以1953―2007年的中國一次能源消耗數據估算了碳排放的變動狀況，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經濟總量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碳減排效應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強度降低。徐國泉等[5]采用1990年為基期，利用1995―2004年的數據研究了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變化，認為經濟發展是影響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結構的調整作用不大，能源效率有效的抑制了人均碳排放的增長。王迪等[6]利用Laspeyres分解技術，以1996―2007年的6部門終端能源消耗數據研究了江蘇省的碳排放變動，認為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效應解釋了江蘇省碳排放量變動的大部分原因，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不明顯，能源效率的提高對抑制碳排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因素分解法被廣泛的應用在研究能源和經濟發展相關領域的問題，其有助于找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以及通過理論的指導可以發現哪些因素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盡管國內部分學者也應用因素分解技術研究了影響全國或者區域的碳排放因素，但有的分解因素不夠完善，或者是數據期較短，研究的結論作為節能減排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1981―2008年中國能源消耗量、人口數和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動狀況為研究對象，利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完全分解技術，從經濟增長、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三個方面考察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

二、模型構建

（一）能源碳排放計算公式

本文根據IPCC[7]能源碳排放的計算方法，將能源碳排放總量分解為：

Ct=Cit=••Et（1）

=••••P（2）

式中，Ct為t時期能源碳排放總量；Cit為第i種能源t時期能源碳排放量；Et為t時期所消耗的能源總量（折算成標準煤，下同）；Eit為第i種能源t時期所消耗的能源總量；Cit為第i種能源t時期碳排放量；Y為t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P為t時期的人口總數。

（二）因素分解模型

由公式（2）可求得，第t時期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為：

ACt==•••

=SitFitItRt （3）

公式中，Sit第i種能源第t時期所占總能源的比重，即能源結構；Fit第i種能源第t時期單位能源碳排放量，即能源排放強度，也就是能源的碳排放系數；It第t時期單位GDP消耗的能源量，即能源強度；Rt為第t時期人均GDP量，作為經濟發展指標。

相對于基期的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量為：

?駐AC=ACt-AC0=SitFitIitRt-Si0Fi0Ii0R0

=?駐ACS+?駐ACF+?駐ACI+?駐ACR+?駐ACrsd（4）

D==DSDFDIDRDrsd（5）

式中，?駐ACS，DS分別為能源結構變動因素；?駐ACF，DF分別為能源碳排放強度變動因素；?駐ACI，DI分別為能源強度變動因素；?駐ACR，DR分別為經濟發展變動因素；?駐ACrsd，Drsd分解余量。

需要注意的是，?駐ACS、?駐ACF、?駐ACI、?駐ACR分別是各因素的變化對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貢獻值，有單位；DS、DF、DI、DR分別是各因素的變化對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貢獻率，無單位；

根據Ang等[8]人1998年提出的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結合式（3），把影響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各因素分解，結果如下：

?駐ACS=L（ACit，ACi0）ln（） （6）

?駐ACF=L（ACit，ACi0）ln（） （7）

?駐ACI=L（ACit，ACi0）ln（）（8）

?駐ACR=L（ACit，ACi0）ln（） （9）

?駐ACrsd=?駐AC-?駐ACS-?駐ACF-?駐ACI-?駐ACR

=ACt-AC0-L（ACit，ACi0）（ln（）

+ln（）ln（）ln（））

=ACt-AC0-L（ACit，ACi0）ln（）

=ACt-AC0-ACit，ACi0）

=0（10）

式中，L（ACit，ACi0）=（ACit-ACi0）/（lnACit-lnACi0）

即這是一個完全分解，不帶有殘差。

對式（5）兩邊取對數，可得：

lnD=lnDt-lnD0=lnDS+lnDF+lnDI+lnDR+lnDrsd（11）

由式（5）和式（11），可得：

=====（12）

假設為任意常數，設=

=L（ACit，ACi0）（13）

則有式（12）和式（13）可得：

DS=exp（L（ACit，ACi0）×?駐ACS）（14）

DF=exp（L（ACit，ACi0）×?駐ACF） （15）

DI=exp（L（ACit，ACi0）×?駐ACI）（16）

DR=exp（L（ACit，ACi0）×?駐ACR） （17）

Drsd=1

三、數據來源、處理及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所用能源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人口數據和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其中GDP數據已經由作者換算成1978年可比價格；能源碳排放總量數據依據式（1）計算得到；各種能源碳排放系數據見表1，計算結果見表2。

（二）人均能源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本文依據Ang等[8]人1998年研究中國工業行業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分解因素，把影響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分解為能源結構、能源碳排放強度、能源強度和經濟發展四個變量。文中假設Fit不變，即各能源碳排放強度不變，所以?駐ACF=0，DF=1，也就是說影響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的因素為能源結構、能源強度和經濟發展。本文研究的基期為1981年，依據公式（6）―（9）和（14）―（17）計算可得表3的結果。

從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變化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其中1982―1996年相對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變化較為緩慢，呈逐年較平穩增長，2002―2008年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化顯著。特別是2002年以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年均增長率為10.03%，略低于中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10.69%。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化從1996―1998年有一個下降的階段，盡管降幅較小；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化從2007年以后增幅開始顯著收窄，2000―2007年，后一期比前一期的能源碳排放總量增幅都在1 000萬噸以上，但2008年僅比2007年多排放約400萬噸。

經濟發展與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增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引起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從圖1中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曲線對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線的走勢具有決定性作用，其對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線的向上拉動作用顯著，這也符合人們的預期。經濟發展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呈現先增大、再減小，最后增大的趨勢，這主要與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有關，1990年三大產業的比例為27.1∶41.3∶31.6，2008年則為10.7∶47.4∶41.8，第二產業占比的增加導致了人均碳排放的快速增長。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影響先呈現正相關，而后呈現負相關，開始起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其拐點出現在1995年，但是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變化的影響有限，貢獻很小，主要原因是非化石能源的供給總量較小。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結構對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變化的抑制作用近來年有加大的趨勢。能源強度相對于基期的變化呈現出逐步加大的趨勢，是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但弱于經濟發展對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長的貢獻，且其貢獻有減緩的趨勢。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的趨勢，我們將各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分為拉動因素和抑制因素，拉動因素為經濟增長，抑制因素為能源強度的降低。由于能源結構在1995年以前對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起到了微弱的促進作用，而后開始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故能源結構因素貢獻率數值在很接近數值1的上下微弱變動。根據經驗可知，非化石能源在消耗的總能源中的占比越大，其總能源碳排放量越小，在人口數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能源碳排放也越小。綜合以上分析，能源結構的變動也作為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因素考慮。為了方便觀察，我們將抑制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取倒數，即為人均能源碳排放降低的貢獻率（見圖2）。

從圖2可以看出，拉動因素（經濟發展）對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型增長，且各階段的貢獻率明顯大于抑制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加上能源結構變化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微弱，從而導致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趨勢。能源強度在2002年以前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逐步上升，但是在2002―2004年有一個快速下降的趨勢，之后貢獻率開始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經濟開始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截至200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達25.85%，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年均增長率更高達26.02%；此時中國的國民經濟也開始了再次重工業化的趨勢，對能源的需求量快速擴大，而能源利用技術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高，相反經濟的快速發展還催生出了盲目投資，經濟結構調整有走回頭路的趨勢。2004年以后，能源強度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止跌反彈，逐步開始提高。筆者認為這主要得力于2004年11月國家出臺了節能領域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04―2020年）》；其后國家先后對焦碳、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出臺了一系列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政策文件。在此期間，電冰箱、空調器、洗衣機、照明器具等數十類產品的能效標準相繼出臺，《夏熱冬冷地區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等一系列與建筑節能設計有關的標準與規范也陸續頒布，這些文件對2004年以后能源強度對人均能源碳排放貢獻率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發現能源強度的降低對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量隨經濟規模的增長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2002年以后，由于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其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顯著超越了能源強度降低的貢獻，盡管能源強度的貢獻在逐步增加，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值由正轉負，即由加劇人均能源碳排放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

四、結論和建議

綜上可知，自1982年以來，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主要呈增長趨勢，且增幅成指數型增長，其中1996―1999年增幅略有下降，2002―2007年增速顯著加快，但2007年以后增速放緩，可能出現下降的趨勢。而抑制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強度的降低，而能源結構的改變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變化先有拉動作用，而后出現抑制作用，但效果不顯著。能源強度在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具有階段性，開始抑制作用明顯，中間有一個調整過程。近年來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不斷放緩的趨勢，但是其和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仍然沒有超過經濟增長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拉動作用，故人均能源碳排放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

減少人均能源碳排放，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中國工業化發展現狀出發，將節約能源，降低能源強度，即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作為減少人均能源碳排放的長遠戰略方針。一方面要堅決貫徹“開發與節約并重，近期把節約放在首要位置”的能源發展方針，另一方面要進一步落實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過快增長，加快實施淘汰落后生產能力的節能減排政策，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優化能源結構，進一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總量的供給，逐步提高天然氣、核電、水電和太陽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考慮到中國人均水資源緊缺，在水電開發的時候，要注重統籌利用，加大太陽能、風電的開發力度，同時大力發展核電，增大核電能源的供給，有效改變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

第三，應大力發展60萬千瓦及以上超（超）臨界機組、大型聯合循環機組，提高能源轉換效率。加快建設百萬千瓦級大型先進壓水堆核電建設，推進高溫氣冷堆、核中子增殖反應堆、核聚變反應堆等技術的研發應用，真正實現零碳排放。

第四，加快技術升級，推廣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在高效利用煤發電技術、建筑節能、清潔生產等方面組織科研攻關，攻克消耗能源總量大和高耗能領域中的關鍵節能技術，重點發展冶金、制造、水泥、化工等行業的節能減排技術。

第五，轉變經濟結構，加快產業升級。遏制對人均能源碳排放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第二產業不合理的增長，堅決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產能，轉變國民經濟再次重工業化的不合理趨勢。充分利用財政和稅收等手段，發揮市場對經濟結構調整的靈活性和決定性作用，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有效地引導國民經濟走上低碳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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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pproaches Analysis on China's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Zhu Mingxu, Huang Shaopeng, Sun Na, Xu Guanyu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s &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opulation and GDP data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of 1981-2008, an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lead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restrains emission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and changes in energy structure play a driving role on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 before 1997, then play an inhibitory action in emission, but the con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trend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第9篇：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影響因素 區域差異 研究現狀

影響經濟增長區域差異的因素很多，所以我們要找出產生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主要的因素。以期來縮小區域之間的差異，這樣有利于重慶市更直接、更清晰的開展經濟建設；有利于重慶市更好、更快的發揮其在西部大開發過程中的作用；有利于重慶市在經濟發展中取長補短，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增長。

因此，研究經濟增長的地區差異分析，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證上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本課題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一）國外經濟增長的研究現狀

早在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Adam Smith（1776），Thomas Robert Malthus（1798），David Ricardo（1817）等人對經濟增長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Adam Smith（1776）認為經濟增長表現為國民財富的增長，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途徑：一是增加勞動的數量，二是提高勞動的效率。在這兩種增長途徑中，斯密更強調勞動效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他認為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同時人口數量的增加會引起勞動數量的增長，從而引起經濟增長。同時斯密論證了國際分工通過自由貿易能促進各國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國外貿易能增進消費者的利益。

（二）國內經濟增長因素研究現狀

隨著經濟增長因素理論的發展，我國學者把理論模型的應用在對我國經濟增長實證研究和對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中。董聰聰在《中國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得出資本積累對我國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李建平、謝樹玉在《基于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得出，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的積累與有效勞動力的投入。翟寧在《我國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以1978～2007年的數據認為居民消費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而且是眾多發展因素中重要的一個原因，其作用明顯。蘭天在《福建省經濟增長貢獻因素分析》中通過選取1995年以來福建省國民經濟核算相關數據，運用宏觀經濟學中國民經濟核算恒等式有關原理，得出近年來福建省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來源于投資。楊紅麗在《上海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中得出，上海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城市技術進步或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

二、區域經濟差異

區域經濟差異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已取得空前發展，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失衡現象也日益嚴重。我國由基尼系數所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總體來說呈現一種上升的趨勢。

目前對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實證研究，主要有：劉樹成等用加權變異系數，使用人均國民收入標準差指標，計算1952～1990年三大地帶地區差別的變化，結論表明三大地帶間的差異表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在1952～1957年擴大的趨勢并不明顯。袁鋼明計算1978～1994年人均GDP的變異系數和加權變異系數，地區差距除1983年有短暫的下降外，呈擴大之勢。周玉翠等以人均GDP為測度指標，定量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省際經濟差異的動態變化特征，結果表明省際差異明顯增大，沿海與內陸的差異擴大，而沿海各省市之間差異有縮小的趨勢。張茹在《中國經濟增長地區差異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基于面板數據的條件收斂檢驗，對影響我國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是，我國地區間經濟增長不存在絕對收斂，而當控制投資率、投資效率、人力資本和技術水平等變量后，初始勞均產出水平較高的地區，經濟增長率相對較小，即條件收斂的速度大約為每年1.4%，稍慢于增長理論估計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2%的收斂速度。

各地區的區域經濟差異研究有：國內學者陳娜通過《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南省區域經濟差異研究》的分析發現，河南省內各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主要反映在經濟發展方面，制約了全省經濟的健康、穩定、快速的發展，因此應該采取措施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校薈萃、劉富華通過《云南省區域經濟差異分析》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云南省的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并呈現出繼續擴大的趨勢，經濟差距呈現“先升后降”的階段性特征，實證結果表明，區間差距是影響云南省區域經濟差距的主要力量。張遼、李子超在《東北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及協調機制研究》中，運用絕對指標和相對指標測算了東北三省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分析表明，東北區域經濟的發展差異總體處在不斷增長的過程中，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出現了更為明顯的經濟發展差異，同時發現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呈現不同的發展速度。同時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

三、總結

通過以上對國內外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因素以及區域經濟差異的分析研究，我們知道，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多種多樣，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同，而且，不同地區的最主要因素也不同。而且，區域經濟差異問題又是當今社會關注的熱點。

基于此，分析重慶市統計年鑒數據，通過構建區域經濟評價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重慶市40個區縣的區域經濟差異情況，并找出產生區域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以期提出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為促進重慶市經濟增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探索合理、科學的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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