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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入情感,讓讀書綻放個性之花
語文課堂離不開讀書,正如《語文課程標準》所提及的:讓學生在充滿個性的、反復的自主朗讀中理解文本,感受文本所表達的情感。以讀代講已普遍成為廣大教師的理想選擇,既然教師把朗讀的權力交給了學生,就應當充分釋放學生的個性空間,將自身對文本的不同體驗與感受盡情地流露于朗讀之中。這種情感的流露可以是一種語調,可以是一種表情,可以是一個動作,甚至可以是一聲吶喊。每個學生對文本有不同的解讀與認識,教師應當尊重并予以保護,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個性。《長江之歌》是一首現代詩,鑒于詩歌內容的抽象性與形式的特殊性,我選擇以讀代講的方法引導學生學習課文,讓學生根據自己的理解,融入自己的情感,選擇自己的方式進行朗讀。訓練的重點不在于聲音的響亮準確,而在于表達的逼真傳神,這種表達在朗讀的同時鼓勵輔以各種方式,以追求讀書的最佳效果。實踐證明,融入情感的個性化朗讀不但能讓學生準確地把握好課文的主題思想,而且能讓教師以逸待勞,事半功倍。
二、學會思考,讓讀書成為一種收獲
讀書作為一種重要的語文學習方式,固然離不開學生的自主思考,缺乏思考的朗讀訓練是有形無神,毫無價值的。如果語文課上的朗讀訓練只是為了追求表面的整齊與熱鬧,而忽視了學生思考意識的培養與思考能力的發展,那對于學生的語文終身學習是極為不利的。課上,學生除了應當思考教師所提出的問題之外,更多地應學會在讀書的過程中自己發現問題,并思考解決。教師應鼓勵學生讀書時像愛因斯坦那樣多問幾個為什么,如此一定會從中得到新的收獲。學習《詹天佑》這篇課文時,我讓學生朗讀課文并思考問題,同時讓學生自己提出疑問,共同商討解決。學生們提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問題,如:什么是兩端鑿進法和豎井開鑿法、什么是“人”字形線路、帝國主義國家有哪些、居庸關和八達嶺在哪里、華北和西北包括哪些地區,等等,這些問題有的盡管與本文關系不大,卻是學生今后必然涉及的重要知識,在語文課堂的朗讀思考中獲得,無疑是一筆意外財富。
三、追求共鳴,讓讀書產生心靈共振
讀書除了自己應當置身于文本境界,還應當將他人帶入這種境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應當以自己的情感渲染一種氛圍,影響周圍世界,讓他人的內心情感世界能與自己產生共鳴。這就好比觀眾觀看了演員的表演后感動得潸然淚下一般,如果我們的學生能像演員一樣如此強烈地震撼著他人的心,那么學生的朗讀訓練必然會達到一種完美的境界。記得上《花瓣飄香》一課時,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感受人物的心靈,在學習6-9自然段時我特地安排了一名軍屬學生朗讀課文,這名學生由于有著同樣的真實經歷,讀得相當投入,情感的流露可謂淋漓盡致,濕潤的雙眼代表了她的內心,令我和全班同學震驚的同時更多的是感動,不約而同地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這樣的境界里,學生們的心靈能不產生情感共鳴嗎?
四、嘗試配樂,讓讀書給予一份快樂
魯迅先生從小認真學習。少年時,在江南水師學堂讀書,第一學期成績優異,學校獎一枚金質獎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樓街頭賣掉,然后買了幾本書,又買了一串紅辣椒。每當晚上寒冷時,夜讀難耐,他便摘下一顆辣椒,放在嘴里嚼著,直辣得額頭冒汗。他就用這種辦法驅寒堅持讀書。由于苦讀書,后來終于成為我國著名的文學家。
2、王亞南苦讀成才
王亞南睡三腳床王亞南小時候胸有大志,酷愛讀書。他在讀中學時,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讀書,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條腳鋸短半尺,成為三腳床。每天讀到深夜,疲勞時上床去睡一覺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腳方向傾斜過去,他一下子被驚醒過來,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讀。天天如此,從未間斷。結果他年年都取得優異的成績,被譽為班內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時勤奮刻苦讀書,后來,終于成為我國杰出的經濟學家。
3、郭沫若曾寫過一副讀書聯:“讀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意思是說,讀書要靠平時下功夫,不能一心血來潮就加班加點搞突出。要想獲得成功,必須鍥而不舍,持之以恒,決不能時而勤奮時而懈怠,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4、侯寶林抄書
我用最認真的狀態和最快的速度讀了《了不起的狐貍爸爸》。對它的印象很深刻。
狐貍家有五只狐貍,狐貍爸爸,狐貍媽媽和三只小狐貍,平日他們的日子過得很拮據,狐貍爸爸要冒著生命危險出去找吃的,不然他的孩子們呆在洞里會餓死。有三個很小氣的養雞場主人,一?一矮一胖子,三個壞蛋,沒有一個不貪財。
每次,狐貍爸爸為了養活自己的家人們,不得已去飼養場偷雞。又一次,狐貍爸爸去尋食,卻被飼養主們發現了,于是飼養主們跟蹤了它,并用槍打掉了狐貍爸爸的美麗尾巴。飼養主們還守在狐貍洞口,等待他們出來,狐貍們被逼無奈,只好挖洞去了飼養場,正因那三個飼養主守在洞口沒在家,連續挨了幾天餓的狐貍總算飽餐一頓。
這個故事令我感動的是,狐貍爸爸不顧生命危險去尋食,真是了不起的狐貍爸爸啊!
其實動物和人類多么的相似,為了孩子是能夠付出任何代價的。有一次我發高燒,吃了退燒藥還是不退燒,爸爸媽媽陪在我身邊,無法入睡。直到凌晨四點爸爸說:“我們還是去婦保院吧!”我們到了婦保院住在觀察室里,媽媽跑前跑后找醫生找護士,爸爸抱著我焦急的等待,我看著爸爸的眼神,心里暗暗下決心,長大后一定好好孝順爸爸媽媽。多么偉大的父愛和母愛啊!
關鍵詞:印度;醫療衛生;融資
中圖分類號: 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8-0048-07
眾所周知,人類的自由發展包括身體健康。自由可以使人們掌握自己的命運,自由包括不受貧窮、饑餓與營養不良的折磨,以及自由地工作、健康地生活(阿馬蒂亞?森,1999)。一個人要想掌握自己的命運,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病有所醫是提升健康水平的關鍵,有助于減少缺勤、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避免疾病之痛。由于醫療衛生行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有人贊成政府介入其中。為此,各國政府在提供與監管醫療衛生服務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
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的健康指標不佳,政府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也是大大低于所需水平。近期一項分析顯示,低收入國家需要為每人支出54美元,用于基礎醫療服務,但是,這些國家的實際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平均僅為27美元。導致醫療衛生支出不足的原因包括:政府的財政收入低下,以及醫療衛生支出在政府財政支出的排序上相對靠后 。公共醫療設施不足迫使人們轉向私人醫療服務機構,導致自付費用支出龐大(世界衛生組織,2004)。
必須在中低收入國家實現醫療全覆蓋。2005年,第58屆世界衛生大會將醫療全覆蓋定義為:“以可承擔的成本讓所有人享受促進型、預防型、治療型和康復型的健康干預”。然而,由于實現醫療全覆蓋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對于大多數中低收入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嚴峻挑戰。當然,也有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在推進醫療全覆蓋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績,包括泰國和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非洲地區,加納和盧旺達在擴大醫療覆蓋范圍方面成果顯著,為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加快推進醫療衛生改革樹立了榜樣。
印度與其他中低收入國家一樣,在醫療衛生方面存在不少困難。印度用于醫療、公共衛生和家庭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遠遠低于必需水平。在收入較低的邦,實際醫療衛生支出水平與必要支出水平之間的差距較大,各邦之間差距也較大。缺少必要的醫療衛生支出,給預防性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了不利影響。在醫療衛生支出方面,超過70%為自付費用支出,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水平低下與收入分配不公平是貧困的主要原因。
近期,印度出現了關于擴大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倡議,并取得一定成果。2005年建立的全國農村健康計劃,以及近期推出的全民健康保險計劃是印度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兩次行動,后者是為貧困線以下人群建立的全國健康保險計劃。一些邦也推出了醫療保險計劃。盡管如此,印度的實際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并未大幅增加。
一、印度公共醫療體系及其對健康的影響
(一)顯著特征
印度醫療體系具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公共支出水平較低。2006年以前,印度政府的醫療衛生總支出處于停滯狀態,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公共支出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為0.94,低于同期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坦登和卡欣,2010)。盡管在2006年之后,印度政府努力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建立了全國農村健康計劃,但是到2010年,印度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僅上升至1.2%。二是預防性醫療質量低下,人口健康狀況較差。三是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嚴重不足,迫使人們求助于私人醫療機構。自付費用支出非常高,通常是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5倍以上。醫療衛生改革必須解決醫療衛生支出問題,重點關注預防性醫療,擴大窮人享受醫療服務的渠道,大幅提高公共支出效率。
印度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憲法賦予了邦政府社會服務的職能,并且與中央政府擁有同樣的經濟服務職能。然而,除了一般銷售稅以外,主要稅收歸中央政府所有,縱向財政失衡現象嚴重。此外,各邦之間稅收能力懸殊較大,導致各邦在稅率大致相同的情況下,無法提供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
人們意識到,必須解決縱向和橫向的財政失衡問題,印度憲法也規定,中央政府與邦政府實行稅收共享,并且根據財政委員會的建議向各邦撥付援助款項。財政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每屆任期為五年。計劃委員會也會根據方案通過撥款支持各邦實施計劃項目。印度衛生和家庭福利部負責管理全國農村健康計劃中的主要轉移支付計劃。盡管印度政府建立了上述機制,轉移支付制度未能解決那些貧困的邦政府財政收入不足問題。在健康指標欠佳的邦,大量醫療衛生支出需求一直無法得到滿足(拉奧和辛格,2005)。
印度的醫療服務體系主要由三個層次構成。最低一層是次級中心(subcenter),每個中心覆蓋大約5000名生活在平原的人,以及大約3000名生活在多山和地形復雜地區的人。這些次級中心只配備了醫療輔助人員。病人需要前往初級醫療中心,每個初級醫療中心覆蓋了大約30000名生活在平原的人,以及大約20000名生活在多山和地形復雜地區的人。印度在鄉鎮配有社區醫療中心,負責提供二級醫療服務。
再往上便是縣級醫院。原則上,次級中心、初級醫療中心以及社區醫療中心應該負責預防性醫療工作,將醫療服務制度化,治療小病,同時發揮轉診中心的作用。縣級和鄉級醫院作為轉診醫院,負責治療大病。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二)人口健康狀況
與收入水平相比,印度在人口健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限。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在193個國家中,印度在人類發展指數上排在第119位,其嬰兒死亡率排在第143位,孕產婦死亡率排在第124位,出生時預期壽命排在第132位,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排在第145位。
為什么印度社會健康狀況改善緩慢?一個重要因素是獲取初級和預防性醫療服務存在困難。印度的免疫接種率以及受嫻熟醫護人員護理分娩的百分比均位全球最差行列,這為上述結論提供了佐證。預防性醫療服務欠缺,導致傳染性疾病的死亡率高企。根據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數據,在世界192個樣本國家的總死亡人數中,印度的腹瀉死亡數占占1/4,兒童集群疾病死亡數(注射基礎疫苗可預防其中許多疾病)占1/3,麻風病死亡數占1/3,日本腦炎死亡數占一半以上,產前病癥死亡數占30%左右。印度健康狀況總水平掩飾了國內各邦之間的巨大差異。2008年,喀拉拉邦(Kerala)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分別是印度嬰兒死亡率最低和最高的邦,兩個邦在嬰兒死亡率上的差距幾乎達到6倍(喀拉拉邦為12,中央邦為70)。總體而言,中央邦、奧里薩邦(Orissa)、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等4個表現最差邦的嬰兒死亡率大約為喀拉拉邦、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等4個表現最好邦的兩倍。此外,表現最差(嬰兒死亡率最高)4個邦的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大大低于表現最好(嬰兒死亡率最低)的4個邦。從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之間,排在前4名各邦的嬰兒死亡率改善指數均值,明顯高于排在最后的4個邦。
二、公共醫療衛生支出與醫療基礎設施
(一)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重要特征
印度是全球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統計》顯示,按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印度在191個國家中位列第184位。按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水平衡量,印度在同樣的191個樣本國家中排在第164位,其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僅為29美元左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大約為斯里蘭卡的1/3,不到中國的30%,相當于泰國的14%。此外,在過去的20年中,印度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出現停滯。
印度公共醫療衛生支出低下,家庭自付費用支出高企。2007年,印度醫療衛生總支出(包括公共與私人醫療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為4.1%,高于泰國的水平,大約相當于斯里蘭卡和中國的水平。2007年,印度私人醫療衛生支出幾乎占醫療衛生總支出的74%(相比之下,英國為18%)。其中,家庭醫療衛生自付費用支出幾乎占90%(世界衛生組織,2010),該比重在亞洲各國位于前列。自付費用支出過高,導致窮人的經濟負擔加重。最近幾年,前往私人醫療衛生機構治療的比例大幅上升。根據印度全國抽樣調查組織的數據,公共醫療衛生機構門診比例由25%降至20%,住院比例由60%降至40%(塞瓦拉吉和卡蘭,2009;夏拉瓦特和拉奧,2011)。門診治療幾乎占家庭自付費用支出的3/4;通過提供充分的初級與二級醫療服務,可大幅降低這一比例(NSSO,2007)。
公共支出構成的偏差降低了公共支出的有效性。現在有很大一部分公共支出用于治療型和三級醫療服務,而不是預防型、初級和二級醫療服務。最新的國民衛生賬戶數據(2004―2005年)顯示,在印度的公共總支出中,撥給三級醫療服務的公共支出大約占28%,明顯高于印度全國衛生政策建議的10%這一目標水平。此外,有很大一部分公共支出用于發放工資與薪水,而用于藥品和其他物品供給的非薪水(補充)類支出則所剩無幾。在一些表現較差的邦,公共支出會特意向工資類支出傾斜。例如,中央邦和奧里薩邦是衛生健康指標最差的兩個邦,工資在這兩個邦的醫療衛生總支出中分別占83%和85%左右。
公共支出的不足導致醫療衛生基礎設施極為匱乏。印度的醫生、護士和助產士人數還不到世界衛生組織基準水平的1/4(拉奧等,2011),農村地區的患者常常求助于資質較差的醫療從業人員(拉奧、巴特納格爾和伯曼,2009)。此外,與一些國家相比,印度護士與醫生的比例極低。根據資質調整后的數據,印度護士與醫生的比例大約為0.6:1,即1名醫生對應的護士不到1名(拉奧等,2011)。在許多發達國家,護士與醫生之比大約為3:1,即1名醫生對應3名護士。非工資類支出比重較低導致次級中心、初級醫療中心和社區醫療中心的必備藥物匱乏。這三個中心是農村地區初級與二級醫療設施的前三個層次。從2007年到2008年,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所調查了印度醫療設施情況。根據這一調查,大約35%的次級中心以及30%的初級醫療中心所擁有的必備藥品不到初級醫療規定數目的60%。同樣,大約1/3的初級醫療中心所擁有的基礎制冷設施不到初級醫療規定的60%(IIPS,2010)。
(二)各邦的差異:公共支出與醫療衛生基礎設施
印度公共支出與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的整體水平被一些邦所拖累。2008―2009年,比哈爾邦(Bihar)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水平還不到喀拉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表現最好的兩個邦)的一半。近幾年,邦與邦之間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不平等加劇。喀拉拉邦、泰米爾納德邦和旁遮普邦(Punjab)等3個表現最好的邦與比哈爾邦、中央邦和奧里薩邦等3個表現最差的邦,在人均公共支出水平上的差異更加擴大,兩極分化更加明顯。
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水平較低的邦也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的邦。這些邦的部分健康指標和基礎設施在全國排名最后。中央邦和奧里薩邦是印度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兩個邦,其醫療衛生基礎設施與醫療從業人員數明顯不如嬰兒死亡率最低的兩個邦,即喀拉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除了醫療設施嚴重缺乏外,還存在大量醫生與醫療輔助人員的職位空缺。這些邦每千人擁有的醫療工作者人數平均為表現相對較好邦的一半。醫學院集中在表現較好并且收入較高的邦也是導致上述現象的原因之一。
三、增加醫療衛生撥款
(一)全國農村健康計劃
2005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了一個重大項目,即全國農村健康計劃(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NRHM),旨在解決印度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水平低下、并且在各邦之間分布不均等問題,包括解決農村地區看病難的問題,讓農村也享有平等的醫療服務。全國農村健康計劃覆蓋了印度城鄉,包括18個相對落后的邦。從2005年到2012年,在該項目實施期間,醫療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有望由2005年的1%左右,提高到2%至3%。
印度全國農村健康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實施獲得官方認可的社會醫療衛生積極分子計劃。這是一項志愿性的婦女社區衛生項目,旨在提高免疫接種率、讓更多的婦女到醫院分娩、加強生殖醫療衛生服務以及改善營養。此外,全國農村健康計劃還要求改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加強醫療人力資源以及增加藥品供應。
全國農村健康計劃是一個靈活的、分權制的計劃,具體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靈活任務庫;二是靈活生殖健康庫;三是脈沖脊髓灰質炎免疫接種;四是基礎設施維護;五是全國性疾病控制計劃。針對前兩項的內容進行撥款時,印度的邦被劃分為重點邦(健康狀況較差的邦)與非重點邦。所有項目資金按人數進行撥付,重點邦可額外獲得30%的權重。實施全國農村健康計劃有望在2012年之前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撥款(前兩年提高30%,隨后提高40%)。2007―2012年,各邦額外撥付的資金至少應該占中央政府撥款的15%,或者將醫療衛生預算每年提高10%。為確保資金按時到達相關執行機構,款項撥付工作繞開了預算,資金被直接轉賬至邦級社會團體。
在印度全國農村健康計劃的設計與執行中存在諸多問題。從設計看,按人均方法撥款,同時給予重點邦30%的額外權重,未能充分考慮需求因素。雖然該計劃要求各邦做出相應的貢獻,但沒有規定各邦必須在現有基礎上應當增加的出資數量,所以,一些邦采取了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從執行看,中央政府提供的資金大大少于人們的預期,實際上,中央政府用于全國農村健康計劃的支出僅僅占撥款的一小部分。2009―2010年,中央政府撥給全國農村健康計劃1159億盧比,實際支出僅僅為466億盧比,占劃撥款項的40%。實際支出的分配方式與原先撥款的分配方式大相徑庭,其原因是當邦政府無法做出相應貢獻,或者無法按項目要求向中央政府提供資金使用證明時,中央政府就會在各邦之間重新分配資金,進而完全改變了原先各邦之間款項的分配情況。
雖然印度全國農村健康計劃是一個大有希望的項目,但是表現欠佳的邦在醫療衛生支出方面的實際改善情況低于預期。由于中央政府與邦政府的財政空間有限,無法按計劃增加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此外,各邦參與該計劃的情況不盡如人意,由于資金被直接轉至負責執行的社會團體,各邦大都放棄了監督與管理職能。
(二)全民健康保險計劃
印度的另外一項重要醫保改革是建立一項保險制度,不過,其發起方并不是衛生部而是勞工部。2007年,為降低過高的自付費用支出,印度政府推出全民健康保險計劃,目的是幫助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其承保項目包括部分住院費與日常護理費。根據保險計劃,每個貧困(處于貧困線下)家庭每年可在一些私立與公立醫療機構中免費享受到高達30000盧比的住院與日常護理治療。每個家庭按照流動原則最多有5人可以納入保險。參與保險的家庭還可以獲得1000盧比交通補貼(每次看病最多補貼100盧比)。
名義上是由各邦政府負責確定那些符合保險條件的貧困家庭,事實上,保險計劃由邦政府招標的保險公司負責實施。保險公司會向符合保險條件的貧困家庭發放智能卡片,這樣,貧困家庭就可以在無現金交易的情況下,到相應的醫療機構接受治療。該保險計劃的保費(估計每年每戶家庭最高為750盧比)由中央政府與邦政府按3:1的比例分擔,中央政府每年給每戶家庭的補貼數額最高為565盧比。在位于印度東北部的查謨邦(Jammu)和克什米爾邦(Kashmir),中央政府與邦政府按照9:1的比例分擔保費。此外,中央政府還負責承擔60盧比的智能卡片工本費。保險受益家庭不必繳納保費,每年只需支付30盧比的掛號費。
截至2011年7月,印度已經有26個邦的(640個縣中的)385個縣參加了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在全國所有貧困家庭中,大約有27%的家庭參加保險。不過,即便在實施該保險計劃的縣里,醫療保險也覆蓋不到50%的貧困人口。在包括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在內的一些邦中,并沒有實施全民健康保險計劃,而是實施由自己邦政府推出的保險計劃。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等其他一些邦中,則同時實施了全民健康保險計劃與各類邦級健康保險計劃。
(三)邦級支出需求與轉移制度
如前所述,提供醫療衛生保障是印度各邦政府的職責。然而,這些邦政府,特別是收入較低的邦政府,其醫療支出能力受到了許多限制。首先,大多數醫療支出水平較低的邦,其收入水平也不高(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并且創造額外收入的能力有限。中央政府向各邦的轉移支付無法完全抵消這些邦政府的財政失衡問題。各邦人均醫療衛生支出與收入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其次,為了支付工資、薪水、利息和養老金,各邦政府已經耗盡了大部分資源,通過重新調整支出結構來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支出的余地非常小。目前印度各邦都頒布了財政責任法,擴大對醫療衛生行業的撥款。對于醫療基礎設施較差的邦而言,提高醫療衛生支出水平,改善醫療基礎設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由于上述原因,并且考慮到醫療行業的外部性問題,印度中央政府有必要向各邦政府進行專項轉移支付,以確保基礎醫療服務能夠達到某一最低標準。目前印度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全國農村健康計劃向各邦進行轉移支付(專門用于醫療衛生事業)。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在該計劃下的撥款不與各邦的財政收入掛鉤。為了改善社會健康指標,印度第十二屆財政委員會曾經向各邦撥款。他們建議,面對各邦人均醫療衛生支出與財政委員會評估出的支出需求之間的巨大缺口,撥款的作用非常有限,大約只能彌補30%的缺口。
大多數收入較低的邦將醫療衛生支出放在重要位置上,其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在邦國內生產總值以及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較高。盡管如此,一些邦的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水平仍在全國排在最后。對各邦醫療衛生支出占邦級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分析顯示,對于那些低收入、低支出的邦來說,其醫療衛生支出占邦級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相對較高。2008―2009年,比哈爾邦和北方邦等收入較低邦的醫療衛生支出占邦級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Haryana)、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等收入較高邦的兩倍多。同樣,從醫療衛生支出占總預算支出的比重來看,北方邦和拉賈斯坦邦等邦的比重明顯高于收入較高的邦。從該比重看,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等4個收入最高的邦排在全國最后。
其他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需投向初級醫療和二級醫療,用于加強邦級醫療衛生基礎設施以及人員配置。根據印度中央政府制定的標準,應該視人口情況建立一個三級醫療體系,即必須為每5000名生活在平原的人和每3000名生活在多山或者部落地區的人建立一個次級中心,必須為每30000名生活在平原的人和每20000名生活在多山或者部落地區的人建立一個公共醫療中心,必須為每120000名生活在平原的人和每80000名生活在多山或者部落地區的人建立一個社區醫療中心。《印度公共衛生標準》(India Public Health Standards)非常明確地列出了對次級中心、公共醫療中心、社區醫療中心以及轉診醫院的要求。強化上述多層醫療服務不僅有利于促進基礎性、初級與二級醫療,還能夠降低三級醫療的負擔與支出比例。
制定轉移支付計劃要求估算醫療衛生支出需求與實際支出之間的缺口。按照公共衛生標準對印度各邦醫療衛生支出需求的初步估算顯示,需要額外向印度16個邦轉移大約30億盧比(按2008―2009年的價格計算),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6%。其中,大約65%需要轉移給健康指標最差的6個邦,即比哈爾邦、北方邦、中央邦、奧里薩邦、阿薩姆邦(Assam)和拉賈斯坦邦。在中央政府完成轉移支付之后,如果這16個邦能夠按照標準落實醫療衛生支出,各邦人均醫療衛生支出的變動系數將由2008―2009年的0.3左右下降至0.15左右。
印度中央政府還必須承擔許多額外支出:一是除了銷售稅外,邦政府的稅收收入較少,由于邦政府承擔有提供社會服務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不得不通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獲得相應資金。二是醫療衛生支出存在較強的外部性問題,中央政府應該承擔大部分成本,以確保醫療衛生支出達到某一最低標準。對口專項轉移支付是實現該目標的最佳途徑,在制定專項轉移支付計劃時,應該確保轉移制度具有激勵兼容性(incentive-compatible),能夠刺激而非代替各邦政府的支出,并且,收入較低的邦在使用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時,也應該按照相應的比例出資。
四、醫療衛生的財政空間、刺激政策與替代效應
根據相關估算,按照標準建立次級中心、醫療中心與社區醫療中心產生的額外醫療衛生支出需求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6%。行政性支出再加上在城鎮地區提供醫療衛生設施的支出可能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4%。因此,為了確保按照標準提供最低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中期內,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至少應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事實上,印度全民醫療保障高級別專家組建議,在中期內,印度政府應該將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至3%。
尋找額外的財政空間將是一個挑戰。一方面,可持續性財政政策要求印度大幅降低并表后的財政赤字(包括中央政府與邦政府)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財政責任法案》要求將財政赤字由2010―2011年的7.6%削減至2014―2015年的5.4%。在邦一級政府,各類項目競相爭取政府資金,通過調動更多資源以及重新安排各項支出的優先順序來騰出的額外財政空間有限。財政與計劃委員會中期內無條件轉移的方式是可以預測的,很可能不會推動醫療衛生支出的大幅上升。因此,邦政府在醫療衛生支出增加方面將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的專項轉移支付。
在上述背景下,確定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包括無條件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對邦級醫療衛生支出的影響至關重要。中間選民模型顯示,無條件轉移支付是一種被掩飾的減稅行為。醫療衛生支出對于無條件轉移支付增加的反應類似于對收入(或者政府收入)普遍上升的反應。但是,在實證研究中,很多證據表明,印度存在著“粘蠅紙效應”(flypaper effect),即醫療衛生支出對無條件轉移支付的反應更加顯著。
至于專項轉移支付是刺激還是替代受資助部門的醫療衛生支出,主要取決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設計。如前所述,盡管印度中央政府大幅增加了轉移支付規模,旨在擴大對醫療衛生部門的支出,但是,印度醫療衛生總支出并未出現大幅上升。近期,向發展中國家醫療衛生部門提供國際援助的跨國研究顯示,國際援助對國內用于醫療衛生事業的資金具有明顯的替代性。
鑒于提高公共醫療衛生總體支出的重要性,以及為了增加醫療衛生支出,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額外撥付大量資金,因此,財政空間分析應當考慮中央政府撥款對實際醫療衛生支出的影響。衡量中央撥款對各邦自身醫療衛生支出的影響對于評估轉移支付制度的設計至關重要。
在印度,邦政府在提供醫療服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各邦出現額外財政空間可能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各邦自身的收入增加;二是來自財政與計劃委員會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包括共享稅和有計劃與無計劃撥款等;三是對醫療衛生部門的專項撥款增加;四是醫療衛生事業在政府支出項目中占據更加優先的地位。在印度,不論是外國援助還是專項稅收,都不是確定財政空間的重要因素。
通過估算模型中的[β],可以衡量人均醫療衛生撥款增加一個單位對邦級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利用邦政府自身資源,包括收到的無條件轉移)的影響。如果[β]顯著為負,表明當其他條件相同時,中央政府的額外醫療衛生撥款會導致邦政府自身的醫療衛生支出水平下降,表明各邦政府用中央政府的額外撥款替代了自身的醫療衛生支出。如果[β]顯著為正,則表明中央政府撥款的增加有利于刺激邦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增加。各邦政府自身的醫療衛生支出還可能受到邦政府其他財政收入來源變化和醫療衛生在邦政府支出中優先程度的影響。
為估算各邦人均收入變化、中央政府無條件轉移支付、中央醫療衛生專項轉移和邦級財政優先支出項目變化對邦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的影響(不包括人均專項轉移支付),我們收集了印度14個主要邦在1991―1992年到2007―2008年期間的數據。為估算上述所列因素的影響,我們使用了兩種固定效果平板數據模型。所有變量(不包括人口)均來自印度主計審計長公署(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公布的各個邦的財政賬戶。其中,按人均方法表示的變量均按照(1999―2000年)不變價格進行了換算。人口數據取自中央統計局。2001―2002年,來自中央政府的部分醫療衛生撥款繞過了邦級預算,直接轉移給了相關執行機構。因此,研究時間段可以被細分為1991―2001年和2001―2007年兩個階段,并且分別估算了回歸結果。
分析發現,無論是在兩個細分的階段中,還是在整個時間段中,中央政府醫療衛生轉移系數β均是一個較大的負值。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增加醫療衛生轉移支付,最終會替代各邦政府自身的醫療衛生支出。β的符號和大小在兩個細分階段里體現出一致性。研究結果表明,中央政府增加醫療衛生轉移支付,沒有能夠推動邦政府增加醫療衛生支出,額外接受中央撥款的邦一直在減少自身醫療衛生支出。非常有意思的是,第二個階段中的β值明顯大于第一個階段。與第一個階段相比,在第二個階段中,大多數邦均面臨著較大的財政壓力。這可能表明,在財政壓力較大的第二個階段,替代效應更強一些。
此外,回歸估算值表明,在考慮整個時間段(1991―2007年)時,人均收入的變化會給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帶來重大影響。第一個階段(1991―2000年)也體現出了這種關系,但是,在第二個階段中,相關性并不明顯。在2000年之后的這段時期里,各邦政府集中精力調整財政狀況,旨在遵守財政責任法設定的財政目標,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在其財政收入增長后,各邦政府并未增加醫療衛生支出。此外,無條件轉移支付的系數并未反映出明顯的“粘蠅紙效應”,該項系數與人均收入的系數大體類似。醫療衛生在邦級財政支出中優先度的變化明顯會影響邦級人均醫療衛生支出。
在整個時間段里,所有控制變量均具有顯著性,反映了這些變量在決定邦級醫療衛生支出水平中的重要性。此外,在第二個階段中,邦政府自身收入的系數不高,或許是因為在這個階段,邦政府受到《財政責任與預算管理法案》的約束。為了按法定要求降低財政與收入赤字,邦政府未擴大財政支出。總體而言,邦政府會用從中央政府獲得的額外醫療衛生撥款替代自身的醫療衛生支出。在財政壓力較大的時期,這種替代效應更為明顯。
五、相關結論
印度醫療體系的基本特點是:公共醫療衛生支出水平低下;醫療服務質量較差,并且對人口健康狀況產生了不利影響;缺乏對預防性醫療的關注;印度人民,特別是窮人,對私人醫療服務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導致自付費用支出高企和因病致貧等現象。
要推進印度醫療衛生事業改革,必須擴大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加強預防性醫療,擴大窮人獲得醫療服務的渠道,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印度公共醫療衛生支出不僅水平較低,并且在各邦之間分配極不均衡。盡管收入較低的邦更加重視醫療衛生支出,但是,2008―2009年,最貧困的邦比哈爾邦的人均醫療衛生支出為166盧比,與此同時,相對富庶的邦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的人均支出分別為421盧比和507盧比。在1996―1997年以及2004―2005年的兩個時期中,人均醫療衛生支出與人均邦級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和0.8。
關鍵詞:新農合制度 籌資機制 民主監督 財政轉移支付 籌資模式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其籌資機制越來越成為新農和制度發展的障礙,因而,加強對新農合制度資金籌集機制的研究,破解籌資困境成了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現有文獻關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的研究集中在新、舊籌資制度的比較、籌資制度主體行為分析等方面,多采用社會學分析方法,實證分析較多,規范分析較少,總體而言,忽視了新農和制度建立的原則,進而導致了缺乏有效性的運行機制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從構建新農和制度籌資機制的原則為基點,試圖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機制進一步深入挖掘,以求在破解當前的籌資困境的討論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并為制度可持續運轉提供一些建議。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的籌資困境
盡管新制度設計較傳統制度的定位有新的突破,但仍存在著重大制度性缺陷。這些制度缺陷是籌資困難的主要原因,有可能導致制度運行陷入非績效的惡性循環,最終陷入新農合利益相關主體如農民、政府、醫療機構三方的博弈困境,很難實現弱勢群體農民的真正最大化保障水平,同時給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而醫療機構卻表現出嚴重的行為扭曲,主要表現在:
1.農民的參合意愿下降
從農村居民醫療服務保障需求看,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顯示,農村居民兩周患病率為139.5‰,呼吸、消化和泌尿系統等感染性疾病成為農村居民常見病、多發病,循環系統、運動系統等慢性疾病的患病率明顯上升,農村居民面臨感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雙重威脅。但是由于政府前期政策的慣性作用,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度直線下降,農民心存疑慮,最終不愿參加。同時,經濟欠發達地區,窘困的經濟狀況使他們只能應付溫飽,無力考慮健康保障問題,導致了農民對合作醫療的參與需求不足。
2.政府的籌資責任缺陷明顯
在中央政府方面,隨著分稅制的施行,中央政府對包括衛生服務在內的公共服務財政轉移支付和投資嚴重減弱。政府允許公共衛生機構開展有償服務彌補不足,在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目的驅使下,開展各種形式的創收活動增加收入,對本應承擔的計劃免疫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提供不足。在地方政府方面,沒有提供醫療保障的動力和實力。地方官員業績的評價體系中,主要依據是直接的經濟增長指標數據,而不是指能提高人力資本的醫療衛生投入。因而對于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地方政府沒有直接的動力。在財政分權的情況下,責任下移使得缺乏財力保障的縣級政府成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支出主體,大多數貧困地區“補貼”財政的縣、鄉鎮政權長期負債運轉,縣級財政壓力過大。由于缺乏省級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投入,單純依靠農民籌資和基層財政的投入無法調動農戶的出資積極性,合作醫療的公共籌資缺乏可持續性。
3.醫療機構的行為扭曲嚴重
醫療機構雖然不是籌資的主體方,但它的存在狀況直接決定著籌資主體各方的出資質量。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者主要是縣、鄉、村三級醫療機構,他們提供的基本醫療服務包括農村防疫防病服務、婦幼保健服務及常見病、多發病的治療。在衛生資源配置條塊分割、資源浪費與短缺并存的情況下,醫療服務的市場機制發育不完善,醫療服務市場的公平競爭被行政性壟斷所替代,政府直接擁有并經營醫療機構,自然而然成為公立醫院利益的保護者。在商業化、市場化的改革原則指導下,醫療機構利用其行政壟斷地位和信息優勢,出現輕預防,重治療,輕常見多發病、重大病,輕適宜技術重高新技術的傾向。甚至給患者提供一些不必要的、過度的醫療服務,如亂收費,濫檢查,濫開大處方牟取暴利,而“供方誘導下的過度消費”加大了農村居民享受基本醫療服務和預防保健的難度,也加大了農村居民患大病、重病、因病致貧的可能性。因此在政府、醫療機構和農民三方不同利益相關主體的博弈過程中,兩方聯合,一方缺位,合作醫療的主體——農民始終處于被動狀態,此種籌資制度對合作醫療的持續發展構成瓶頸制約。
三、解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困境的原則
1.體現籌資的公平性
籌資的公平性是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互助共濟的前提所在,籌資的公平性包括垂直公平與水平公平。垂直公平是指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經濟能力的家庭所確定的籌資水平應該不同,這體現合作醫療保險費制度是按照遭遇疾病風險的家庭的實際支付能力而不是按風險大小來支付這一原則,以實現高收入者對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確保低收入者在遭遇相同的風險時有相同的支付能力。水平公平是指不論勞動者的職業、身份有何不同,只要收入水平相同,則應支付相同的醫療費用。
2.注重新農村合制度覆蓋面的拓展
由于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的對農民參與與退出機制的規定是“自愿參加”,自愿參加的規定明顯導致逆向選擇問題,即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高風險人群涌入制度,而低風險人群則滯留在制度之外,這種狀況在我國小農經濟習慣勢力強大,缺乏互助共濟意識的條件下更為嚴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應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農民經濟承受能力和醫療服務需求相適應,逐步擴大覆蓋面。
3.保證各責任主體對繳費責任的履行
新型合作醫療在籌措資金過程中的難點之一就是各責任主體對繳費責任的履行問題。在傳統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中也存在著籌資難題,它的主要原因在于村級集體經濟積累普遍很少,缺乏有效的籌資機制,農民互濟意識不強,逃避繳費的現象嚴重。而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的籌資中應特別注意兩個難點:一是參保對象復雜化,流動性大,為合作醫療保險覆蓋面的擴大、醫療保險費的籌集都帶了很大的困難,繳費基數也很難確定;二是集體經濟實力下降,支持度下降,國家財政對農村衛生事業的重視也不夠,給予農村的衛生費用逐年下降。
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機制的創新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穩定籌資機制的建立,必須在明確界定政府、衛生機構、農民的不同角色與職能的前提下,通過多元化的籌資渠道、科學合理的籌資標準、適宜的籌資模式幾個環節完成。
[關鍵詞]艾滋病;常規護理;優質護理;臨床效果;依從性;CD4+的水平
艾滋病又叫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是一種病毒性傳染病[1]。進行抗病毒治療是臨床上治療艾滋病的主要手段[2]。為了探討對接受抗病毒治療的艾滋病患者進行優質護理的臨床效果,筆者選取我院在2011年2月至2015年7月期間接收的80例艾滋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并對其進行了以下研究,現報告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基線資料選取我院在2011年2月至2015年7月期間接收的80例艾滋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這80例患者的病情均符合艾滋病的臨床診斷標準,且均經HIV抗體檢測和病原體檢查得到確診[3]。按照隨機方案將這80例患者分成優質護理組(40例)和常規護理組(40例)。優質護理組40例患者中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為19:21。他們的年歲在35歲至60歲之間,平均年歲為(48.35±2.57)歲。他們中被傳染的途徑為靜脈注射的患者有8例,為不潔的患者有12例。常規護理組40例患者中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為18:22。他們的年歲在36歲至61歲之間,平均年歲為(49.34±1.53)歲。他們中被傳染的途徑為靜脈注射的患者有9例,為不潔的患者有13例。兩組患者的基線資料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1.2護理方法在這兩組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療期間,對常規護理組患者進行用藥監督護理、心理護理和健康宣教等常規護理,在此基礎上,對優質護理組患者進行優質護理。進行優質護理的具體方法如下:(1)接受抗病毒治療的艾滋病患者因擔心治療的效果,常會出現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4]。因此,在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療期間,護理人員要主動與患者進行溝通,了解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并耐心地解答其提出的疑問,以緩解其焦慮感和恐懼感。同時,護理人員要與患者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以提高其對治療和護理的依從性。(2)護理人員采用發放艾滋病健康知識宣傳畫冊、組織患者參加艾滋病防治知識專家講座和播放有關艾滋病健康知識宣傳片等方式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以便使其能夠正視自身的病情,主動地配合醫護人員的工作。同時,護理人員告知患者進行抗病毒治療是一個長期的治療過程,擅自停藥會有嚴重的后果。(4)對于嘔吐癥狀較為嚴重的患者,護理人員要及時為其清理嘔吐物,并及時對其口腔進行清潔,以防止其發生口腔感染。對于腹瀉癥狀較為嚴重的患者,護理人員要在其排便后使用溫水為其清洗肛周,以防止其發生肛周感染。對于出現皮疹癥狀的患者,護理人員要叮囑其避免將皮膚直接暴露在陽光下,并告知其盡量穿寬松、舒適的衣服。1.3觀察指標[5]護理結束后,觀察兩組患者CD4+的水平、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和對治療的依從率。1.4統計學處理使用SPSS20.0軟件對本次實驗中的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sx)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采用χ²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對比接受護理前后兩組患者CD4+的水平在接受護理前,常規護理組患者CD4+的水平為(154.35±15.34)個/ul,優質護理組患者CD4+的水平為(157.57±11.64)個/ul。兩組患者接受護理前其CD4+的水平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接受護理后3個月時,常規護理組患者CD4+的水平為(195.34±39.54)個/ul,優質護理組患者CD4+的水平為(230.54±70.65)個/ul。與常規護理組患者相比,優質護理組患者在接受護理后3個月時其CD4+的水平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接受護理后6個月時,常規護理組患者CD4+的水平為(180.36±80.64)個/ul,優質護理組患者CD4+的水平為(290.35±52.37)個/ul。與常規護理組患者相比,優質護理組患者在接受護理后6個月時其CD4+的水平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2對比兩組患者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護理結束后,兩組患者進行病毒載量檢測的結果顯示,優質護理組患者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為95.00%(38/40),常規護理組患者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為45.00%(18/40)。與常規護理組患者相比,優質護理組患者接受護理后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3對比兩組患者對治療的依從率護理結束后,優質護理組患者對治療的依從率為97.50%(39/40),常規護理組患者對治療的依從率為47.50%(19/40)。與常規護理組患者相比,優質護理組患者接受護理后對治療的依從率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結論
艾滋病又叫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是一種病毒性傳染病。進行抗病毒治療是臨床上治療艾滋病的主要手段。本次研究的結果顯示,與常規護理組患者相比,優質護理組患者接受護理后其CD4+的水平、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和對治療的依從率更高。綜上所述,對接受抗病毒治療的艾滋病患者進行優質護理能夠提高其CD4+的水平、對病毒的完全抑制率和對治療的依從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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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療保障資金 監督 管理
在黨的十報告第七個部分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提出了“重點推進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藥品供應、監管體制綜合改革”和“健全全民醫保體系”。十期間,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的“醫改”已經織起了全世界最大的醫保傘,如今,基本醫療保障已經覆蓋了全國95%以上的人群。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醫療保障,才有效的緩解了人民群眾看病就醫的壓力和負擔,如何使用醫療保障資金關系到廣大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億萬家庭的幸福安定,關系到和諧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如何監督和管理關系到絕大多數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數額巨大的醫療保障資金,如何實現醫療保障資金的安全運轉和保值增值,創造更大的使用效益和社會效益,是擺在每一個醫療保障工作從業者面前的現實問題,也是醫療保障資金管理者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一、醫療保障資金在管理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醫療保障資金的監督與管理缺少相關法律依據和制度約束
以國務院1998年12月下發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8〉44號)為標志,我國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建立起了醫療保障制度,2007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推開,2010年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在全國鋪開,至此,覆蓋全體公民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來,并不斷發展,醫療保障制度的覆蓋面逐步擴大,參保人數也穩步增長,醫療保障資金日益增多。但至今加強醫療保障資金管理的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仍不完善,責權分配不明晰。地方性法規更多一些,但也不利于今后保障卡制度的推行。
(二)醫療保障資金的收繳與分配結構存在不均衡的特點
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具有權利與義務對等的特點,醫療保障資金以收定支、量入為出,繳費多少直接與保障待遇相關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主要以單位和個人繳費為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則是以國家補助和個人繳費為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繳費額度明顯低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繳費額度,因此,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方面的差異也較大。從醫療保障資金運行狀況可以看出,參保者的基本醫療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個人承擔醫療費用壓力得到減輕。但是三種醫療保險之間保障程度的不均衡也是顯而易見的。城市與農村、城市職工與城鎮居民,保障能力不相一致。農村缺醫少藥,農民收入相卻對較低,但保障能力遠不及離退休干部和城市職工,而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障又低于農民。
(三)醫療保障資金存在流失現象
醫療保障機構的監管人員較少,監督力量不足,又缺少社會監督,缺乏對醫療保障資金從收繳到支出的全過程監管。理論上講,自醫療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就設立了藥品目錄、病種目錄等多種監管措施,又逐步推行了次均費用、單病種付費、總額預付等多種醫療保障資金的使用方式,但監管不到位的現象仍然存在。惡意騙保現象層出不窮,開假處方、寫假病歷、冒名頂替、掛床等現象時有發生;過度的醫療服務大有人在,擴大檢查范圍、高精尖技術能用則用、只用貴的藥不用合適的藥等;醫療費用支出結構不合理,三甲醫院人滿為患,醫療費用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無人看病,醫療費用低。這些現象都不同程度的導致醫療保障資金的流失,阻礙了醫療保障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加強醫療保障資金監督與管理可采取的措施
(一)健全相關法律法規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醫療保障資金的監管方面也需要建立更細致的“規矩”,讓監督與管理變得有法可法、有章可循。讓違反相關法規、騙保套保的人找不到生存的空間,除了現在的道德約束、經濟制裁外,還要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凈化醫療保障市場,切實保障醫療保障資金在陽光下運行,使國家的惠民政策真正的造福于全體人民。
(二)加強學習,提高醫療保障從業者的監督與管理能力
醫療保障工作人員除了應當具有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還要不斷提高醫療專業知識、管理能力、計算機運用能力等綜合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滿足不斷發展的醫療保障工作需要,將醫療保障資金管好用好,創造最大的社會效益。
(三)完善監控措施,科學主動進行資金監管
利用醫療保障網絡系統,對醫療衛生機構資金使用的全過程進行動態監管,發現違規違法現象及時制止。隨著定點藥店的增加,在方便老百姓的同時,要確保其藥品數據的真實性,杜絕銷售日用品、套取現象等違法現象。對醫療保障資金實施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監督。
(四)加強輿論引導,擴大宣傳覆蓋面
相對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宣傳覆蓋面較低,要積極利用新媒體及互聯網,通過電視、電腦、微信、短信等電子媒介、宣傳畫、宣傳單、條幅、墻體廣告等平面宣傳媒介及宣傳動員會等形式開展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使全體公民切實了解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明白自身應享有的權利、知曉醫療保障基金的使用程序,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對醫療保障資金的合理使用進行監督,對不合理、不合法問題進行舉報。
【關鍵詞】印制板 電鍍銅 電子材料 銅箔粗化 PLC IC
1 引言
隨著我國計算機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電子材料領域涉及到的應用技術更加先進。電鍍銅層有著良好的導電性、延展性與導熱性,在電子材料行業應用廣泛。電鍍銅技術主要在印制電路板的生產制造中已經得到全面的應用,本文只簡單描述。另外電鍍銅技術在IC封裝、超大規模PLC芯片銅互連技術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已經成為電子行業不可缺少的一種基礎技術。我國的PCB生產位居世界前列,推動了電鍍銅技術在我國的發展。隨著對電鍍銅技術的研究不斷深入,目前出現了新型的多種電鍍銅技術,開始進行實驗并進入初步應用階段。
2 電鍍銅技術的優勢與特點
在電子產品的應用過程中,印制板與IC封裝中的質量問題最難分析,而且一般出現故障后維修難度最大,甚至直接報廢處理。采用電鍍銅技術可以有效避免問題發生的概率。通過對印制板與IC封裝檢測數據顯示,使用電鍍銅技術與之前采用的傳統方法相比質量明顯提升。這對于電子產品的壽命延長有著重要的意義。電鍍銅技術中最為關鍵的是電鍍銅鍍液的成分組成。在上個世紀中期,電子行業多采用焦磷酸鹽體系的鍍銅,這種工藝的效果其實并不理想,而且鍍液廢水處理難度較大。電鍍銅與傳統的化學鍍層方法相比,更加環保,而且成本更低,可操作性強。
3 電鍍銅技術在銅箔粗化方面應用
在印制板制造過程中,要使用到銅箔,銅箔的表面要經過粗化處理之后,其表面才能夠與絕緣基板間進行充分地結合,避免脫落。電鍍銅在銅箔的粗化方面應用廣泛。首先銅箔需要在低銅離子濃度、高電流密度條件下進行粗化處理,之后,在高銅離子濃度中進行固化處理。為了避免在電鍍銅粗化過程中出現銅粉轉移的問題,在粗化過程中要加入一定量的添加劑。添加劑量過少有會造成銅粉轉移,導致銅箔與基板間結合度不夠,在使用過程中會發生脫落的問題。除了印制板表面需要銅箔處理,在多層板的內部同樣也需要銅箔的強化處理。在酸性硫酸鹽電鍍銅液中增加有機物,改變酸銅比與操作條件將會避免在黑化處理中產生的空洞問題,也就確保了層間的互連可靠性。
4 電鍍銅技術在超大規模PLC芯片中的應用
目前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中電子元器件的線寬已經降低到了亞微米級,而且根據摩爾定律,還會有進一步降低的趨勢,這將會造成互連線的RC延遲與電遷移可靠與集成線路速度存在更大的矛盾。超大規模PLC芯片中多采用鋁來作為互連線,但鋁的導電性與抗電遷移方面不如銅材料好,IBM公司首先采用銅互連對鋁進行取代,之后銅互連技術在我國絕大多數超大規模PLC芯片中得到廣泛應用。銅鍍層具有良好的導電性,倒裝芯片FC載板上的電極通過突出點進行電鍍金膜,與芯片上的鋁電極進行連接。芯片中銅線寬已經由原來的0.25μm降低到了目前的0.09-0.15μm。在如此線寬的條件下多通過電鍍銅技術的大馬士革工藝技術實現。采用這一工藝技術可以有效避免裂縫現象的出現,另外可以實現線路與通孔的形成,具有沉積速度快,可操作性強。目前電鍍銅技術已經成為超大規模PLC芯片互連的主要方法。
5 電鍍銅技術在IC封裝制作應用
在電子元器件的封裝中,電鍍銅技術也倍受關注。尤其是對于一些BGA的封裝中都需要采用這種技術。IC封裝載板采用覆晶薄膜載板,它是一種高密度的多層印制板,通過電鍍銅層來對布線與交互連接。除了在IC封裝中的應用,電鍍銅技術還在PCB的孔制作過程中體現出了其工藝性與經濟性。一張印制板上會有上千個過孔,這些過孔對各層的線路進行貫穿,同時還存在印制板表面的盲孔與內部的埋孔,每一系列的孔徑與功能各不相同,位置也不同,孔內銅金屬的質量將決定著印制板的層間電氣互連。采用化學鍍銅工藝可以形成厚度為0.5μm的鍍層,之后再鍍上較厚的銅層。但是這種工藝技術生產效率低,鍍液不穩定,使用了一些致癌物質來作為還原劑,對操作人員的身體健康形成隱患。直接使用電鍍銅工藝可以大大簡化操作工藝,而且環保,適用性更強。
6 新型電鍍銅技術介紹
隨著現代社會對電子產品的質量要求不斷提高,產品的生產工藝與材料需要不斷進步。在電鍍銅技術中,通過新型技術的應用,不斷提高生產質量,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目前較常見的電鍍銅技術主要有脈沖電鍍銅技術、超聲波電鍍銅技術與激光電鍍銅技術。超聲波產生的強大沖擊波將會滲透到電極表面介質與空隙,形成徹底清洗作用,其空化作用會降低濃差極化,提高了極限電流密度,是較為先現代的一種生產工藝技術,最早起源于美國。超聲波電鍍銅技術在高密度多層印制電路微孔制作過程中作用明顯。激光電鍍層技術利用激光照射法在短時間內產生高溫從而代替電鍍銅液加熱法,沉積的速度更快,是本體鍍液沉積速率的1000倍。使用激光電鍍銅成核速度更快,鍍層的質量好,在未來將會在極微細電子加工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7 結語
隨著人類需求的不斷增長與科技的不斷進步,高精度電子產品的制造難度不斷增大。電鍍銅技術通過在多個電子材料行業的應用體現出了極高的優勢,也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電鍍銅技術在筒箔粗化、IC封裝等生產加工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隨著電子產品的復雜性不斷提高,采用傳統的電鍍銅技術已經難以滿足生產需求。不斷更新的電鍍銅技術將會逐漸代替傳統的技術方法,同時也不斷提高著生產質量,推動現代電子科技行業的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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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長弓,男,四川省自貢市人,大學本科學歷。研究方向為機械電子。
關鍵詞:超文本超閱讀網絡文化
電子超文本(electronic hypertext)的勃興,是20世紀下半葉最令人矚目的現象之一。60年代中葉,它僅僅是美國學者納爾遜頭腦中的靈想獨辟。80年代中葉,隨著光記錄技術的進步,超文本日益廣泛地應用于單行電子出版物。從90年代初開始,由于超文本標識語言(HTML)的問世、萬維網(www)的建立,超文本在賽伯空間中不脛而走,成為在線電子出版物最為流行的形式。在一定意義上,超文本是作為線性文本的對立物而出現的。由于超文本勢力日盛,與之相適應的超閱讀(hyperreading)正深入人們的生活、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本文試圖剖析超閱讀的特性,評介相關研究的成果,并探索超閱讀揚長避短的途徑。
一 超閱讀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