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走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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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關鍵詞：投資時鐘；經濟周期；中國資本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0.9：F832.48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資時鐘介紹

投資時鐘是由美林證券根據美國完整的超過30年的資產和行業回報率數據提出的投資概念，即將經濟周期分為衰退、復蘇、過熱和滯漲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由經濟增長和通脹的變動方向來唯一確定；同時每一階段都對應債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現金中的某一特定資產類別。

（一）長期增長和經濟周期

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可獲得性、勞動力、資本和生產能力的提高。從短期看，經濟經常偏離可持續的增長路徑。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復到可持續增長路徑上來。在潛能之下的經濟增長會使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而經濟增長持續保持在潛能之上則會導致破壞性通脹。美林投資時鐘理論采用產出缺口來描述經濟增長走勢，用CPI來描述通脹。拐點判斷方面，金融市場上一貫將增長率的短期偏離認為是其長期趨勢的改變。正確地識別拐點可以通過改變資產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該理論也可能會出現錯誤。針對上述情況，美林的投資時鐘理論中引入了增長評分卡的概念，增長評分卡是一個基于央行政策、OECD領先指標、商業信心指數和實際GDP市場共識預測的擴散指數。它是關于GDP增長方向的很好的6個月的領先指標，可有效用于拐點判斷。

（二）經濟周期的4個階段

美林將經濟周期分為4個階段――衰退、復蘇、過熱和滯脹。

1.衰退階段。經濟增長停滯，產能過剩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驅使通脹降低。企業盈利微弱，實際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調短期利率刺激經濟，進而導致收益率曲線急劇下行，此時債券是最佳選擇。

2.復蘇階段。舒緩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長率加速并處于潛能之上。同時因空置生產能力還未耗盡使得通脹繼續下降，企業盈利大幅上升，這個階段是股權投資者的“黃金時期”，股票是最佳選擇。

3.過熱階段。企業開始面臨產能約束，增長減慢，通脹抬頭。央行加息給經濟降溫，此時GDP增長率仍處于潛能之上，收益率曲線上行趨緩，股票的投資回報率取決于利潤增長與估值下降的權衡比較。大宗商品是最佳選擇。

4.滯脹階段。GDP的增長率降到潛能之下，但通脹卻繼續上升，產量下滑，企業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產品價格，導致工資一價格螺旋上漲。只有等通脹過了頂峰中央銀行才能有所作為，這就限制了債券市場的回暖步伐。企業的盈利惡化，股票表現非常糟糕。此時現金是最佳選擇。

（三）投資時鐘在美國的測試結果

美林利用美國超過30年的資產和行業回報率數據（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驗證了投資時鐘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國不同資產類收益率：（1）所有資產中股票表現最好，年均實際回報率達到6.1%，相比債券收益率，存在約2.5%的股權風險溢價；（2）債券的收益率高出現金2%，反映其久期風險和違約風險。

2.不同經濟周期階段中資產的收益率比較。根據不同階段各資產的收益率情況，美林展示了投資時鐘的理論對角線和實務對角線。其中理論對角線表示每一時鐘階段的理論最佳資產選擇，在衰退、復蘇、過熱和滯脹期分別對應債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現金；實務對角線則反映每一階段實際收益最好的資產，除滯脹期大宗商品代替現金外，其余階段資產表現與理論對角線相同。

二、投資時鐘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應用

（一）主要指標和參數選擇

將投資時鐘理論應用于中國資本市場，首先是要選擇合適的指標和參數，用于確定周期的不同階段以及各資產的收益情況對比。對于經濟周期的判斷，美林投資時鐘采用產出缺口來描述經濟增長走勢，用CPI來描述通脹。在我國，影響宏觀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單純以產出缺口度量增長復蘇與衰退的方式很難實際運用于中國經濟周期的解釋與定義中。當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國經濟增長的指標主要有就業率、工業增加值、GDP增長率等，也有機構采用多個宏觀指標，通過建立多因素模型進行綜合描述和判斷。本文我們主要采用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與季度累積GDP增長率相結合的方式描述經濟增長，通脹部分仍采用投資時鐘理論使用的CPI增長率來描述。

在各資產的收益情況對比中，本文對股票和債券資產分別采用滬深300指數和上證國債指數作為表征指標，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國大宗商品指數（CCPI），現金部分采用復利計算的3個月定期存款利率作為表征指標。

（二）經濟周期選取

對于經濟周期時長的選取，投資時鐘理論由美林首次提出時，是對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國超過30年的時間周期進行研究分析。該理論在我國的具體應用，當前不同機構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個主要區別在于起始時點的選擇，如以1991年底滬深證券交易所成立作為資本市場的形成標志，開始統計股票資產收益情況；或按中國股市與經濟增長相關程度截取起始點，比如2000年后總市值首次突破GDP總量的40%。盡管從統計學的角度，樣本空間越大統計分析所能體現的意義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資時鐘理論的主要應用是對各經濟周期中不同資產的風險收益情況進行研究分析，合理選擇資產配置方案，這就要求資本市場具有較高的成熟度以及對于宏觀經濟走勢變化的較高敏感度。對中國資本市場而言，由于起步時間晚，發展過程短，市場本身一直處在一個逐步走向成熟的階段，很多時候（尤其是發展初期）其對于經濟的反映程度會受到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導致統計結果不顯著。近年來，經歷了2007年的股市暴漲暴跌之后，隨著資本市場的日趨成熟，市場的走向與宏觀經濟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加之一些可以準確反映資產收益走勢的綜合指數，如滬深300、中國大宗商品CCPI等的陸續，投資時鐘理論的適用條件日益完善，理論中有關把握經濟周期、判斷經濟形勢以及資產配置決策等內容也將具有越來越多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依次走過了衰退、復蘇、過熱、滯脹四個階段。本研究將選取2008年下半年為起始點，通過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觀經濟數據確定完整的投資時鐘，并對這一時期股票、債券、大宗商品和現金等資產的風險收益情況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階段進行統計分析。

（三）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確定

在美林投資時鐘理論對于不同階段的定義中，衰退期為經濟與通脹雙降，復蘇期為經濟增長通脹下降，過熱期為經濟通脹雙增，滯脹期為經濟下降通脹增長。通過環比數據確定增長走勢，從而將每一個月份都分別歸納在某一個階段內。本研究中我們采用類似的確定方法，將每月的同比增長數據與上月比較，確定該月所處階段。比如某年4月份經濟增長為10%，通脹率為5%，5月份上述兩個指標分別為8%和6%，則判定5月為滯脹階段。

指標選擇方面，經濟增長指標使用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與季度累積GDP增長率加權平均處理，具體計算方法為：某月經濟增長值=1/3*當季累積GDP增長率+2/3*當月工業增加值增速。由于國家公布的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指標每年1、2月合并計算，本研究使用此數據時，將分別與上月和下月數據平均計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計值。

根據上述分析方法，我們對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關宏觀經濟數據進行統計和處理，分別判斷出每一個月份所處的經濟周期階段。結果表明，在所有42個月份中，衰退期占12個月、復蘇期9個月、過熱期10個月、滯脹期11個月，總體來說各周期階段分布較為平均。從時間上看，大致可以將上述3年半的時間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完整走過了一個時鐘周期，依次經歷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復蘇（2008年12月-09年7月）、過熱（2009年8月-11月）、滯脹（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個階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這段時間內盡管通脹壓力持續走高，但經濟并未直接掉頭下降，呈高位震蕩態勢，在時鐘階段上反映為滯脹期和過熱期的反復，之后最終確認滯脹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滯脹期確認之后，經濟步入衰退，開啟了下一個時鐘周期。

（四）不同資產在周期各階段的收益率對比

根據已確定的經濟周期各階段，分別按月計算不同資產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資產的表征指標分別為：股票：滬深300指數；債券：上證國債指數；大宗商品：中國大宗商品指數；現金：3個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計算出的不同階段各資產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資時鐘在中國的實務對角線。結果表明，與投資時鐘在美國的測試相同，時鐘前三階段的最佳資產分別為債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別為7.1%，40.8%和26.8%。滯脹期于美國投資時鐘不同，股票超過大宗商品成為最佳資產，收益率為20.4%，同時也超過理論對角線上現金的2.2%。

三、總結

（一）投資時鐘的資產配置決策分析

根據不同階段各資產的收益率情況，美林展示了投資時鐘的理論對角線和實務對角線，其中理論對角線表明在各階段理論上最佳的資產選擇，即衰退期選擇債券，復蘇期投資股票，過熱期追捧大宗商品，滯脹期現金為王；實務對角線反映每一個時鐘階段中，實際收益最好的資產。

我們分別統計了中國資本市場中各資產在不同時鐘階段中的表現情況，結果表明，前三個階段中各理論最佳資產的收益明顯好于其它。同時，分別考察股票、債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階段的時鐘表現也非常顯著，說明各資產對于經濟周期變化確實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從總體水平上看，債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現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長久期風險和信用風險溢價，這一點與投資時鐘在美國的測試結果相同；與美國歷史結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國資本市場上股票的表現最差。總的來說，投資時鐘理論對于我國資本市場的走勢預期、資產配置決策以及風險管理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

（二）投資時鐘理論的深入探索與展望

首先，在周期確定方面，本文使用工業增加值與GDP增長兩項宏觀數據相結合的表征方法，當前已經有很多研究對宏觀經濟數據與經濟周期變化的關系進行深入探索，具體方法包括歷史數據回歸、多因素分析等。實際上，對于經濟周期的準確判斷和預測，是投資時鐘理論有效應用的前提，而對拐點的預判更是及時調整資產配置，避免風險的有效手段。后續的探索工作將嘗試引入增長評分卡的概念，在未來經濟走勢預測方面開展探索實踐。

第2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利率調整，肯定對金融市場有影響，因為利率是金融市場的價格。能夠稱得上是市場的，首要的一個條件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并能有效發揮作用。只不過，利率調整對市場到底產生何種影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產生一致的意見，也正因如此，金融市場才有交易，否則，大家對價格（利率）的預期都是一樣的，則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意向就沒有差別，也就不會有交易達成。利率調整對市場的影響，也并非都是由現實利率水平所決定的，對金融市場而言，更多的可能在于預期利率或遠期利率水平的影響。由此，我寫以下意見，供大家在進行分析時：

一、在金融市場上對利率調整政策分析的層次性

金融市場上的所有交易都與利率有關系，而且資產價格形成與波動中所基于的利率因素主要是利率預期或遠期利率水平。從們總是在對未來利率趨勢的預期中觀察判斷當前價格水平及今后的走勢，從而做出不同的投資決策。所以，當市場對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整預期幾近一致時，也是央行利率調整政策即將做出的時候，因為央行的利率調整政策選擇主要也是基于市場的預期，否則，就成了不當干預了。然而一旦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整政策出臺，對利率問題的分析就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第一，下次利率調整估計會是多長時間之后，可能是一種什么樣的調整，對此，應盡快形成自己的預期，并將自己的預期及支持這一預期的原因同其他人的預期及相應分析進行對比，再反復進行修正。這主要是基于，新的利率調整政策出臺后，大部分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就并非主要基于現行利率水平，而是要由新的利率預期支撐。而且，新的利率政策公布或者原來市場預期的實現，并不表明就沒有下一次利率的調整，因為，利率永遠處于調整過程中，央行的利率政策也是如此，只不過，下次利率調整的時間及上調還是下調以及調整的幅度，對于市場參與者來講是不確定的，對不同人的預期來講是有差異的。

第二，現行利率水平的影響。調整后的新利率水平的影響因需要一定的時間，因而這一影響也必須予以考慮。當然，現行利率水平對不同金融資產有不同的影響。比如，即使剔除了新利率預期因素的影響，僅就利率下調后的新利率水平而言，至少使政府及私人實體的債務籌資成本下降，因而總會使一級債券市場發行交易在一段時間內較為活躍；使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增量財務成本下降，生產經營投資的預期收益率相對于利率水平會增大，當然，對不同類行業與公司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對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的影響就有不同。

比較這兩方面的影響，新利率預期對純粹的金融市場交易的影響還是主要的，而這恰恰是往往被市場參與者所忽略的。比如，即使利率連續多次下調，如果人們認為利率水平不還沒到底，還有下調的空間，那么，即使此時已是上的最低利率水平，金融市場上的交易也并不因此而變得多么活躍，這就是過去幾年里我們所看到的華爾街的情況，這有點像實體經濟領域里“買漲不買落”的現象，這是因為，如果人們還有更強烈的再次下調利率的預期，由于利率的調整總是由經濟增長走勢所決定的，亦即，即使已公布的利率下調使利率水平達到歷史最低點，也不能改變經濟增長形勢繼續下滑甚至有可能蕭條的趨勢，或者說，正是基于人們對未來經濟走勢的悲觀預期，才使得人們在利率下調后仍有利率水平還要下調的新預期，而經濟增長形勢是決定金融市場的最根本因素，所以，這一未來預期就使金融交易不會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活躍。還是在這種情形下，債券一級市場的期限結構就會進一步趨于短期化，因為各類融資主體在利率還要下調的新預期支配下不會發行更長期限的債券，免得在利率再次下調后使已有融資的相對成本上升；債券二級市場上的需求會較高，價格有進一步上升的可能。

相反，連續多次下調利率后，如果市場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利率水平已到底部，近期內不會再有利率下調的政策調整，人們會轉向利率上升的預期，盡管這一預期的實現可能會是在很長時間之后，但這一預期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這一情形下，金融市場會變得較為活躍。原因是，利率不可能再下調，或者利率將要回升的預期，表明決定利率調整的經濟增長形勢趨于穩定，或者政府通過利率下調穩定經濟的效果已實現，經濟增長將趨于好轉，這一最根本的要素決定著企業經濟實體對未來投資收益率的預期是不斷上升的，各類實體經濟的投資活動會趨于活躍，這一決定金融市場的最根本因素意味著金融市場必然趨勢于活躍，這似乎與人們的一般看法不符合，但縱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歷史，基本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在金融市場上逆勢思考的投資者和交易商才能抓住較好的盈利性投資機會。

二、何正確認識決定利率調整與預期的因素

利率是連結宏觀與微觀層次的價格機制，政府對宏觀經濟增長形勢的預期決定著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的貨幣政策的選擇，微觀經濟活動主體對利率的反映及其對利率走勢的預期決定著利率調整政策的效果。但需注意的是，決定利率政策選擇的政府對經濟形勢的預期并非總是完全正確的，而貨幣當局對經濟走勢判斷預測的正確與否，決定著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只不過，隨著經濟的信息化與全球化，以及各國經濟的日益市場化和市場經濟所特有的經濟決策的分散化，使政府的判斷與預測越來越受微觀經濟層面和市場預期的左右，或者說，政府的判斷預測越來越貼近市場主體的意見（這是一種進步，因為宏觀濟政策最終是由微觀經濟活動所決定的）。所以，在認識和分析利率調整政策與利率走勢時，應注意主要圍繞以下因素考慮問題：

1、對未來經濟走勢的預期。對宏觀濟趨勢的分析，在經濟學分析上已形成了模式化的因素分析和分析框架，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因素沿著這些模式做出各自的分析。只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再忽視以下兩個變化：其一是，對金融形勢的判斷。盡管金融是由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但由于經濟在全球化與市場化的過程中，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金融化和自由化趨勢，這使得金融因素成為判斷經濟基本走勢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這種反向影響作用有時超過了正向的基本決定作用。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全球經濟經驗足可以支持以下結論：凡是金融形勢穩定，全球經濟增長形勢就會比較穩定；凡是金融形勢惡劣，全球經濟增長形勢將趨勢于下滑。所以，分析宏觀濟增長形勢尤其是世界經濟增長走勢時，一個便捷的窗口是觀察世界金融形勢的穩定與否。其二是，對海外經濟金融形勢的影響已不容忽略，尤其是對利率政策的預期更是如此。這當然是基于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考慮，具體說，在全球化進程中，已不同于傳統經濟學教科書和傳統經濟分析方法的是，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來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主動性發生了變化，意思是說，在傳統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和主權政府而言都是主動的，即基本可以根據國內經濟情況主動做出政策選擇；但隨著固定匯率機制越來越被浮動匯率機制的替代，以及跨國投資與商務活動的增多，一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越來越小，無論是利率調整還是貨幣供給量以及貨幣金融制度的變動，都不能再無視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影響及他國的反映，因為忽略這些因素影響下的貨幣政策選擇很可能會因他國的不同步調整甚至是報復性措施的影響，而使本國貨幣政策調整效果大大下降甚至為負效應，尤其是隨著跨國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的陸續增多及其業務范圍與業務量的日益擴展，貨幣政策選擇所受國際經濟金融因素制約程度會越來越大。這要求我們在分析和預期利率政策調整以及利率走勢時，也應將分析視野予以擴展。

2、不同貨幣利率間的利差。由于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制度仍屬管制形態的匯率制度，所以，對人民幣與世界主要貨幣間的利差分析，應主要看外幣的利率變化。那么，對所盯住的外幣的選擇，應主要是美元、日元，就這兩者來講，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經濟還是最重要的，美元應是盯住的主要對象。由于美國經濟在全球中的份額及美元在世界貨幣中的地位，決定著一段時期內美元利率不可能與人民幣利率不存在利差，而且從一定程度上講，美元利率稍低于人民幣利率，存在適當的美元對人民幣的負利差是合理的，所以，不能一看到人民幣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就認為人民幣利率必須下調。這隱含的另外一層意思則是，人民幣利率若是長期低于美元利率反而是不正常的。這其中的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是，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可以由流動性得以彌補，流通范圍廣、流動性較高的金融資產的價格會相對較低。觀察人民幣與美元利差的一個便捷窗口是香港，由于港元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而人民幣也以不同的非制度內方式在香港流通，所以，市場上三種貨幣間的差額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人民幣與美元的利差情況，而且由此產生的利差也比較符合現實情況。

3、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所有經營性金融機構可劃分為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與非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在中央銀行開有備付金由戶，而后者沒有（而是在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開設有同業存放帳戶），由此使前者具有貨幣創造功能。當然，從發達國家的趨勢看，由于金融混業經營形勢的，這一差別也在削弱。如果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在一國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作用，這表明，該國的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居民金融資產的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是以銀行儲蓄存款的形式存在的，目前的中國仍屬于這一情形。在這一環境中，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整政策所考慮的因素就更復雜些，其中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會相對大些，尤其是利率連續下調的政策調整就更為慎重些，當一國處于經濟增長較高速時期而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仍屬于半管制狀態時，這一問題就更為突出，這是因為，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增長，以銀行儲蓄形式存在的“消費剩余”會越來越多，如果利率水平過低會影響到占人口大多數的中低層居民的福利狀況，這自然是政府公共政策抉擇所避諱的。這對我國目前的利率政策調整來說尤為需要注意，因為從1997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開始編制每年的“中國資金流量表”，并定期公布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從這幾年所公布的情況看，中國居民的財產積累越來越多，在這越來越多的財產中，金融資產的份額上升幅度最大，但上升最快的金融資產以銀行儲蓄形式存的仍不低于九成，這種狀況不可能不影響到作為公共選擇之一的貨幣政策的抉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公共選擇理論代表人物布坎南教授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的大量，對貨幣政策抉擇中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給予了充分的分析。

4、物價指數。利率是實體經濟的物價在金融市場上的反映，利率同宏觀經濟的關系通過利率與物價指數的關系得以最表層的體現。物價指數不僅決定著實際利率的高低，而且也決定著利率預期的變動。所以，分析利率水平的高低及未來利率預期的形成都應對物價指數予以充分的考慮，當然，物價指數的變動還是取決于上述國民經濟的基本在走勢。只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各類物價指數的含義及其所反映的經濟狀況。在我國目前，至少應予以關注的物價指數包括居民消費物價總指數、城市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居民消費物價消費指數和產品出廠價格指數，這幾類指數的走勢及其走勢的差異都是分析過程中所需注意的。比如，我國2001年各類物價指數情況如下坐標圖所示，從中看出，盡管各類物價都在下降，但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格下降的幅度最大，而且近乎于直線下降，這表明對工業品需求的強烈不足，或者工業品供給的較嚴重過剩，而工業生產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也是反映國民生產的最基本最主要環節，因而這種狀況對國民經濟投資形成了較強的約束；這一圖表反映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去年下半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回升的幅度大于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一走勢的差異無疑減緩了去年全年尤其是下半年CPI的下滑程度，這說明，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開始得以啟動，這一啟動對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相當值得關注的，如果這一趨勢得以保持，那么，CPI的未來走勢就可能不會象有些人們預期的那樣悲觀，而且對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下滑走勢也會產生一定抑止效應，這對將來利率走勢的影響是非常明了的。因此，在分析物價指數對利率的影響時，不能只用一種物價指數去說明問題，應當在綜合分析各類物價指數的同時，注重各類物價指數的差異所可能表明的問題。

5、利率的市場化程度。一次利率政策調整效果及其延續期限，應當是貨幣當局進行利率政策調整選擇時所最為關心的，也應是市場主體分析和預期利率走勢所應最為注意的。這一問題取決于一國利率市場化的程度。在一個利率非常市場化的環境中，一次利率調整政策的公告，會通過各類市場主體的反映和行為得以較快和較廣泛的傳遞，利率政策效果的實現會較快；而且，由于各類主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較大，從而使得利率調整政策的影響得以不斷擴張，這一擴張結束的時間取決于金融市場上新利率預期的形成時間。在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中，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利率調整政策出臺后新利率預期較快地達成。更為重要的是，只有利率自由化了之后，利率調整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才是最為廣泛的，因為經驗已經證明，在利率自由化與市場化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更多的金融創新工具，或者用于利率波動的風險管理，或者用于套利交易，金融市場也才在這一系列創新中不斷擴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才更加重要，也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有著較快增長，而且這些增長較快的金融交易主要是創新金融工具的交易，這些金融工具基本屬于債務融資工具（利率工具）及其衍生品，況且，這些產品的交易受利率波動的影響最為敏感。但在一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中，各類經濟主體對利率調整的敏感性顯然較小，利率政策調整效果實現的滯后時間就會較長，所實現的實際效果離預期水平的差距會較大，而且，新的利率預期遲遲得不到形成，這無疑使得經濟主體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反應強烈程度相比于利率市場化環境來講要弱得多，也使金融市場受此影響的程度低得多。況且，在這種利率受管制的情況下，資本市場上的債務融資以及各類利率衍生工具較少甚至相當缺乏，因而也就談不上通過這些衍生工具對利率變動所做出的各種交易反應，所以，利率政策調整對金融市場的整體影響就不會像人們所一般想像的那樣。

6、消費信用體系的狀況，尤其是家庭部門的消費信貸需求因素。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消費信用體系較為健全，至少機構的消費信貸品種較為多樣，消費信用資產量達到一定程度，那么，利率政策調整及利率預期的就更為廣泛些，社會各類主體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反應就更為強烈些，因為在這一環境中，利率通過消費信用體系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當家庭部門的消費信貸需求較為旺盛，家庭部門資產積累的相當部分由負債融資予以支撐時，家庭部門對利率調整的反應就不僅僅表現在銀行儲蓄及對證券市場的有限投資方面，而是對其消費傾向與實際消費水平產生較大影響。當然，要達到這一境況，最終取決于經濟增長階段及居民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消費信用達到一水平時，證券市場的產品才真正能夠趨于豐富，因為諸如從1980年代末期陸續出現的各類型證券產品，主要基于消費信貸資產所派生出來的資產支持類證券，比如抵押證券、可轉手證券、可轉手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證券、擔保支持證券、資產支持證券等這些無論在定價機制還是在投資策略上都越來越復雜的證券，都是在抵押貸款類原始消費信用資產基礎上產生的，因為這些證券的現金流量已不是單一的現金流量，而是借綜復雜，因而這些屬于固定收益類的證券品種就已不再是具有簡單現金流量結構的“平淡無奇的債券（plain vanilla）”，其估價也已不再是直截了當的，而是將各自所含的選擇權對現金流量方式的影響考慮在內，這其中主要基于對利率的預期和利息積累與分配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利率調整的影響就不僅是數量程度上的，更在于利率影響方式或方向的曲折上。相反，在一個社會消費信用體系不健全、家庭部門消費信貸需求不強烈、基礎消費信用資產稀少的環境中，比如的，利率的影響范圍與程度要小得多，利率調整對家庭部門的影響主要是表現在對家庭銀行儲蓄與少量直接性的證券市場投資上，而且，即使這后一方面的影響，也要狹窄得多，因為缺乏基礎消費性抵押貸款類基礎資產，資產的證券化水平就會相當低，資產支持類證券市場也就談不上，更談不上各類派生性證券品種。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到家庭部門資產的積累速度與規模（因為完全用自己的錢足額購買與積累諸如住宅與汽車等資產，同用帶有財務杠桿性質的消費信貸來購買與積累相比較，前者的速度與規模要小得多。），更會影響到利率政策調整對消費環節的效果，從而對國民經濟整體的影響就必然相對小得多。當然，中國的情況也正在改變，尤其是從1998年以來，家庭消費信貸的增長速度較快，到2001年各類銀行消費信貸余額已超出6000多億元，僅2001年就增加了2000多億元，這種態勢會促使中國金融資的多樣化尤其是證券品種的創新，并提升利率政策調整的效應程度。

當然，在利率政策調整和預期利率水平時，所需要考慮的因素還有很多，但以上五個因素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尤其是在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對這些因素的認識程度，會使原來人們泛泛而講的一些利率調整效應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從而決定著利率分析的適用性與有效性。

三、關于利率調整對證券市場不同組成部分影響分析中所應注意的

利率調整會對證券市場產生影響，但需對教科書如下觀點值得完味甚至提出懷疑：利率上調證券價格就一定下降，利率下調證券價格就一定上升。因為現實的經驗表明，并非完全如此。這不僅因為不同類證券對利率波動有著不同反映（包括反映方向和反映程度），而且其影響仍然取決于利率調整后新的利率預期狀況。當然，在提醒注意對利率之于證券市場的影響分析時，也不僅僅限于這一觀點。對此，闡述以下點意見：

1、利率調整對股權類證券的影響。股票價格對利率的調整當然會有著即時的反映，對這一反映的分析除了注意調整后的利率水平對上市公司增量財務成本與收益的影響外，還應注意新利率預期對股票二級市場交易的影響，原因是，盡管基本面是決定股價的最根本因素，但包含著相當程度投機因素在內的股市交易（任何一個股票市場都是如此）仍是決定股價的最直接因素。即便是針對基于財務成本的分析，也應注意財務成本中來自資本品成本的份額，因為這一份額的大小決定著不同類行業及各個行業的不同對利率調整的反映程度，也就是，各類行業和各個企業有著不同的資金價格需求彈性，比如，資本密集型的行業與企業就有著較高的資金價格需求彈性，對利率調整就較為敏感，利率下調會使這類企業的財務成本下降較多，資金需求會有較大上升，從而使這類行業板塊的股票交易會較為活躍。而且還需注意的是，分析利率調整與利率預期的影響時還應包括對存貨的影響，無論是商業類企業還是生產類企業，也無論是他們的原材料存貨還是產成品存貨，過多或過少都是不正常的，當然，商業類企業與工業類企業的存貨性質與變動特性及其預示的問題又有所差異，但不管如何，那些存貨量較多的企業因其存貨對資金占壓量較大，而使其對利率調整的反應要強烈些，財務資金成本的較大變動會促使他們對存貨進行相應的調整，而存貨的調整自然會影響到生產經營規模的變動，這也是行業與企業分析人員在進行分析時所應注意的。

在一個新興市場上，基于利率的半管制原因，以及市場對利率政策調整的事前消化，往往出現的情況是，當利率真的象市場所預期的那樣作出調整后，股市價格對利率調整的反映正好與教科書上的觀點相反，即利率下調政策出臺時股價不升反降，利率上調政策出臺時股價不降反升，1990年代的歷次利率調整對中國股價的影響經驗支持了這一說法。這其中的原因是，利率政策調整的信號在其正公布之前已基本被市場消化，當確切的政策信號公布后，市場交易所基于的是對下次利率政策調整的預期，如果這一新預期形成的時間越長，市場上“持幣待購”或“持股待沽”的觀望過程就會越長。前已有述，這一過程的長短取決于利率的市場化程度。所以，我們看到，隨著中國利率機制市場化進程的進展，每次利率調整后的新利率預期形成的時間在縮短，股價變動與利率調整方向間的相關關系也在向著教科書的觀點或發達市場的關系模式靠攏，亦即，利率下調政策出臺當天或特定時間內不會使股價反其道而行之，股價以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上升來對利率下調予以反應，以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下降對利率上調做出反應。

2、利率調整對債券市場的影響。利率調整對債券市場的影響會更加明顯，因為債券價格尤其是作為無風險資產的國債的價格本身就是利率變動的另外一種反映形式，而且由于債券價格的形成與變動更多的是基于對遠期利率的預期，所以，債券的期權性質決定著債券市場是接受利率政策調整影響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市場，也是傳導利率政策調整信號使其效應擴散化的最主渠道之一，更是發現利率的主要機制。所以，分析債券市場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反映，無論是對債券價格的分析，還是對新利率預期的分析，都是至關重要的。但需記住的是，并非利率下調，所有的債券價格都會一定上升；也并非是利率上調，所有債券的價格都一定會下降。而且，利率調整對各類債券價格的影響是有差別的。到底是何種影響，則至少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的事宜：

（1）國債與非國債債券的區別。在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中，作為無險資產的國債，其發行拍賣利率與二級市場收益率是整個利率體系的基準，也是其它金融資產定價的參照，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缺少了無風險資產國債的利率，其它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都無從談起。所以，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市場反應首先是從國債市場得以表現的，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整政策信號也主要是通過國債市場向更廣泛的金融市場層面以及實體經濟領域去傳導和擴散的，也正因如此，國債市場的表現同貨幣當局的利率政策調整意圖是一致的，即利率下調時，國債收益率也隨之下降，只不過，國債收益率會隨著新利率預期的形成而可能有所改變，比如，利率下調政策公布后，新的利率預期仍是一段時間后下調，那么，國債收益率會繼續下降，但當新利率預期是上升預期時，國債收益率會隨之上升。但是，在利率仍受管制的環境中，上述情形就不一定會完全出現，一些背離這一情形的怪異反應是完全可能出現的。

但對不同期限國債收益率的影響仍是有差異的。一般地說，長期國債對利率的敏感性比短期國債要大些，利率調整和市場利率預期變動致使長期國債價格的波動幅度更大些。但需注意的是，這一結論也并非是絕對的，因為這還要看貨幣當局對未來經濟增長形勢的判斷及相應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仍然是從一般意義上講，當利率下調政策公布后，為了增強這一政策的應有效果，刺激貨幣供給量的增加，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會伴隨著買進國債放出基礎貨幣的操作，由于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并非是盈利性而是重在基礎貨幣的吞吐，因而其每次的國債購買都是要高于平均市價而且數量巨大，這無疑又在提升著國債市場需求的同時提升著國債價格，進而使國債收益率進一步下降。但是，這也仍然不是絕對的。如果貨幣當局基于對未來經濟增長形勢的判斷，認為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在短期內會得到較快扭轉，而刺激這一扭轉的利率下調政策使利率水平已到相對谷底，未來伴隨經濟增長的回升而有著通貨膨脹的預期，那么，貨幣當局會從下調短期利率抑制短期經濟增長下滑、穩定甚至適當調高長期利率以便抑止未來通脹趨勢的角度考慮隨后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也就是，一旦貨幣當局形成這一判斷和認識，就會在公開市場上拋出長期國債、購進短期國債，借以在壓低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同時抬高長期國債收益率，從而影響利率結構，那么，此時不同期限國債收益率所受利率政策調整的影響就有著明顯區別。

其它諸如普通公司債券、各類資產支持債券，則受利率調整政策的影響不會比國債更直接些。比如，對普通公司債券而言，除了利率因素外，還要看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以及相對國債收益率的風險收益補償額的大小；對各類資產支持類債券，則主要看作為基礎資產的抵押貸款現金流量受利率政策調整的影響。

（2）固定利率債券與浮動利率債券定價機制的區別。由于我國債券市場的落后尤其是債券品種的缺乏，現有債券基本屬于具有簡單現金流量、可直接估價的“平淡無奇”的債券，但人們平常對債券價格分析卻忽視了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券的區別。特別是，我國國債的發行定價仍不正常地以銀行儲蓄利率作為參照基準，國債收益率并未成為金融市場上的定價基準，所以，人民銀行對銀行儲蓄利率的調整不僅直接影響著固定利率國債的發行定價和二級市場收益率，而且，由于已發行上市的浮動利率國債也是在銀行儲蓄利率基礎上加計一定利差定價的，致使人民銀行的利率調整對浮動利率國債的影響也是直接的，但不同于固定利率國債的是，已發行浮動利率國債隨利率的下調而使其票面價值下降，但如果市場在利率政策調整后形成的新利率預期是上升預期，那么，浮動利率國債的票面預期價值卻是上升的，由此，對長期國浮動利率國債進行分析時，應更主要注重遠期利率水平的影響。

但是，不管利率調整政策公布后所逐步形成的新利率預期是什么，利率下調之后，對某段時期內固定利率國債二級市場交易價格的影響上升性的影響，這是因為相對下調后的利率水平，固定利率國債的票面價值相對提高了，至于這種上升性價格影響何時終止和轉變，則主要看下次利率調整的情況。

第3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結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

從我國數十年的經濟發展走勢來看，我國經濟增長走勢逐漸趨于平緩，增長速度變慢。過去三十年，GDP平均增長速度接近10%。但是各個行業的發展卻是極度不平衡的，農業發展速度緩慢，第一產業中農、林、牧增長率不到5%，第二產業增長率達到11.4%，第三產業也達到了11%。從實際增值來看30多年過去了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都大幅增長，第一產業有所下降。考慮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服務產業價格的上漲導致實際增長速度平穩。以理發店為例，八九十年發價格僅在五角到一元之間，而現在一線、二線城市理發價格至少十五元。二十年之間增長超過了二十倍！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第三產業份額占的份額相對很小。反而是第二產業即制造業占用的勞動力比例奇高，這便是我國三十余年來發展狀況。而國內制造業能源浪費情況極其嚴重，同發達國家相比，耗能比竟超過了7：1！世界能源結構已經難以支撐中國經濟的傳統發展路徑。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規律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可以知道：實現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點有兩個，一個是發展，另一個就是轉變。

一、為何要優化經濟增長結構依賴

1984年中國經濟由計劃經濟裝變為市場經濟，價格制下經濟軟著陸成功。而同時期轉型的前蘇聯卻由于轉型而導致了經濟崩潰。

2001年，中國加入WTO，經濟模式狀變為出口外向型經濟，這段時間經濟增長最為明顯的是制造業。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中國的出口第一次出現調轉。制造業大批崩潰，經濟第三次轉型。

由我國經濟上次轉型的背景來看，每一次轉型都是由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引起。這是一種被動的轉型而非自發的改變。而且，我國經濟的三次轉型都與美國經濟息息相關。與其把責任歸咎于美國經濟造成的危機，不如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數十年來經濟的爆發式增長過度重視了量的增加，而對忽視了自身素質的提高，忽視了過度依賴外部經濟環境可能造成的惡果。第三次次經濟轉型時期第二產業的崩潰充分說明了過度依賴外來經濟的危害。沒有強有力的產業支撐，沒有強勁的內部消費環境，經濟結構就會變得如此脆弱，以至于世界經濟的動蕩都要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犧牲自己大量的產業并提供大量的外匯來埋單。

由于我國是在沒有任何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的探索和犧牲無可避免。實現經濟轉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共同需求，是當下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是世界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必然要走出的一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實現經濟轉型與優化產業結構歷史大勢所趨，長痛不如短痛，優化經濟增長依賴結構勢在必行。

雖然經濟轉型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各個產業都受到了不同成都的影響。但是轉型帶來的巨大機遇和利益仍然可以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巨大動力。中國充足的外匯可以用來購置能源等戰略資源，或者通過圓柱的方式打開國外市場，并借此要求國外市場對中國企業的進一步開放，同時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購進受經濟危機打擊較大國家的證券或者職場。通過外匯投資最大限度的降低人民幣升值造成的外匯儲備下降。

二、如何優化產業結構

黨的十指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前進的方向和只能動力：經濟增長動力應相應的從投資驅動轉變為新形勢下的制度紅利，以實現富民強國為目標。爭取處理速度與效益、質量的關系，國家、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以及經濟發展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首要目標，著力增強創新型企業的發展步伐。逐漸建立創新企業，淘汰落后的制造企業。

當前經濟形勢下，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元區經濟陷入萎縮，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內經濟持續下行，以往經濟的高速增長伴隨的高流動性和效益低下等問題將逐漸暴漏，實體經濟要素流失嚴重，中小型企業盈利能力低下且生存困難。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矛盾突出、發展不平衡問題、不協調、不可持續發展等嚴重問題。因此必須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應在適應國內外經濟變化的基礎上，把發展的重點轉移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努力處理好穩增長和轉型之間的關系。逐漸降低政府投資和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積極探索結構調整與轉變之間的契機。穩步培育內部經濟增長的動力，向效益化方向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目前形勢下我國居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存在很大缺陷，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這導致了居民收入與勞動報酬比重過低，貧富差距加大，企業各類附加費用過度擠壓員工薪資，軍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上述一系列問題致使我國軍民消費低迷和內需不足。同時這也是我國經濟長期過度依賴外部經濟，出現了內需與外需失衡，投資與消費嚴重失衡的原因。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問題，是促進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重點。

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發展與企業利潤及轉型發展周期有密切的關系。企業通過改變原有的發展模式，包括對市場、產業、管理、經營等方面進行改革，以期獲得競爭優勢并持續發展。從當下我國經濟發展的態勢來看，將來來自國內消費需求將持續加大，從企業角度來看生產效率必須大幅加強，從產業結構來看，來自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和新興企業將會蓬勃發展。轉型期的企業正是要從這些方面尋求新的機遇。企業的轉型需要價值觀的轉型，為此，可以就以下方面作出改善：

1、研發新產品和產品升級，提高產品的附加值。設計、研發、銷售、服務、品牌等非生產環節利潤空間巨大，能對企業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同時，改進生產設備和技術水平，提升工藝流程質量，向高附加值區域挺進是最佳的選擇。

2、實現企業轉型，需要在專業水平分工和晚上產業鏈以及產業多元化等角度實現轉變。因此拓寬企業外部經營環境和產業發展階段，進行跨領域發展可以保證企業擁有更豐富的資源以及更多的機會。

3、企業管理制度的轉型將是企業是否能夠成功轉型的關鍵。面對原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增加、融資風險加大等因素。如何通過加強管理實現成本的降低使企業生存發展必須深思熟慮的難題。未來我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于經濟發展方式是否根本改變，企業的轉型發展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微觀基礎與起點。因此必須從企業轉型著手，在全球經濟格局重塑的時期占據有利條件。在經濟轉型完成以后中國才能真正的走向經濟強國的道路。

三、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與策略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既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也是當前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是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客觀要求。因此在轉變中求發展，在發展中繼續轉變是必選之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核心是社會生產技術基礎更新所引發的產業結構的改進，即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以技術創新為前提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增強產業結構轉換能力的重要力量。如何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實現產業結構協調化使技術條件更加成熟以及不斷更新，促進產業結構加速調整、不斷更新并形成新的生產力，同時研究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換的可行性，長線產業向短線產業轉換的可行性，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向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轉換的可行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實質上可以看作是生產力的催化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這一生產力催化劑的效率和質量不斷得到提高的基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現代經濟增長幅度主要取決于產業結構的團體精神，即產業間和產業內各部門間通過合理關聯和組合，使組合后的整體功能大于單個產業或單個部門的功能之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增強產業團體精神的重要手段，也是支撐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中堅力量；同時經濟增長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相適應的物質基礎，有利于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經濟穩步增長的良性循環。

總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激發結構調整的內在動力的同時，又要利用結構調整的外部壓力，還要積極營造結構調整的外部條件，積極推動結構調整以取得新突破。

【參考文獻】

第4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關 鍵 詞：人民幣匯率；回顧；展望

中圖分類號：F83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3-0026-06

2006年是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的第一年，盡管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國內外多重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壓力，但人民幣匯率改革依然以穩健的步伐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已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對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回顧，旨在分析影響匯率變化的因素及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圖把握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并對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作出基本判斷。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及其主要影響因素

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特征可概括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而從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因素來看，美元走勢已成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場建設不斷加強，2006年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初步形成了市場供求關系導向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

1. 人民幣名義匯率呈波動性升值態勢

人民幣匯率屢創匯改以來新高，名義匯率波動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小額波動中的穩步上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僅在2006年11月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相繼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個整數關口，當月累計升值近400個基點。2006年12月28日，人民幣匯率更是創出1美元兌7.8149元的新高；與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兌換人民幣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個基點，升值幅度高達3.17%。人民幣對美元的加速升值，導致人民幣對港幣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幣現鈔兌換人民幣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幣進入“港元區間”。

2. 人民幣匯率雙向運行態勢顯現

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之后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調，雙向運行態勢顯現。2006年3月6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出現6個交易日的連跌，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浮動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大回調；11月17日，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經達到了7.8745。人民幣匯率共下跌78個基點，成為自3月份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匯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過大，累積的大量回調壓力得到集中釋放，這也是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的體現。

人民幣在短期內連續走高又蓄勢下跌，無論朝哪個方向，累計的漲跌幅度都相當可觀，這也顯示了人民幣匯率不僅日間的波動在日趨活躍，而且階段性的波動區間也在放大，彈性不斷增強。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比較，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

3. 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與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間匯率的波動相比，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動幅度仍屬小幅漸進。例如歐元兌美元，2006年1月初為1歐元兌1.1980美元，到11月29日為1歐元兌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兌日元匯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內最低點110.07與10月13日的年內最高點119.81，則相差達8.6%。英鎊兌美元，2006年1月3日為1英鎊兌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為1英鎊兌1.9492美元，漲幅為12%。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1. 正確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出現緩慢升值的態勢，從深層原因來看，與我國經濟總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續增長的預期密切相關。從宏觀經濟因素看，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長率維持在10%以上。從長期來看，一國匯率水平與該國經濟實力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判斷人民幣的長期匯率走勢，來自于對我國經濟長期走勢的分析，這是決定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最為關鍵的因素。從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走勢來看，未來我國有望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周期，特別是新一輪宏觀調控已經發揮了作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沒有重大干擾因素，我國經濟將會呈現穩定增長態勢，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發展趨勢是升值的。但由于經濟發展周期性規律的作用，匯率會有回歸走勢即螺旋式盤旋上升的表現。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需要把握視角的轉變，由過去“釘”住“美元匯率”轉向關注“一籃子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已從固定匯率變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波動日益加劇以及貿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觀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僅要有“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視角，更應該注重從“美元匯率”轉向“有效匯率”。根據國際金融的一般理論，貨幣升值或匯率上浮會產生“獎入限出”的效應，即鼓勵進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進口價格漲幅顯著超過出口價格漲幅，而這種情況通常是在貨幣貶值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顯而易見，如果從真實有效匯率(REER)來看，人民幣匯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貶值。

在人民幣兌美元的幾次快速升值過程中，人民幣兌歐元、英鎊、日元出現了大幅貶值，這就使得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匯改時確定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因而關注人民幣匯率應該從對美元的單邊匯率轉向有效匯率。雖然據不同的有效匯率計算方法計算出的有效匯率結果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遠小于兌歐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貨幣的貶值幅度時，從有效匯率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還是處于貶值狀態。在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確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況下，人民幣要實現有效匯率升值，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還要大一些。我們不要將目光僅僅局限于人民幣兌美元的漲跌上，而應多視角透視匯率的變動，這樣才能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2. 美元走勢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幣匯率由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決定，因此它對美元的匯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國際匯市總體表現的影響。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幾次大幅波動不難發現，美元在國際匯市的起伏幾乎成了決定人民幣匯率短期走勢的主要因素。人民幣匯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當時對其他國際貨幣整體走強。10月份以來，每當國際匯市上美元跌到一個新的低點，人民幣匯率就跟隨創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彈，人民幣匯率就會出現回調。特別是進入11月份以來，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反向聯動更為明顯，每次美元指數創出階段性新低，人民幣匯率幾乎都會報以匯改以來的新高。

在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不佳的影響下，美元遭受沉重打擊，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大幅下挫。2006年以來，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總體走弱，美元兌歐元匯率、美元兌英鎊匯率都跌至近兩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國調低了2006年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預期值，而美聯儲會議紀要也顯示出多數成員預期經濟增長將放緩；此外，美國公布的勞工市場失業救濟人數遠高于市場預期。這些因素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推動了市場對美聯儲可能降息的預期，因而導致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升值。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從總體上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升值并沒有超出金融體系和企業的承受能力范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慢，而且保持了強勁的勢頭。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踐已表明，除了局部行業受到預料中的影響之外，總體上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在相當穩健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物價和外貿形勢都相當良好，如2006年GDP增長達到10.6%，外貿順差達到了1770億美元。我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表現出良好的適應能力，能夠把匯率機制改革的影響加以消化，這就為下一階段繼續推進匯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

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7月匯改后一直保持著升值趨勢，但同時，2006年以來貿易順差卻屢次創出歷史新高，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并未降低貿易順差的增長，這說明我國企業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強。另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自2005年匯改以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然居高不下，而這些投資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企業之所以擴大投資，說明企業還是有利可圖的。這反過來也證明人民幣漸進小幅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出口企業實際盈利能力比預期高，升值強化并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從匯改后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多地體現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以及企業效率的提高。這種競爭的加劇，則體現為出口產品的價格降幅超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即部分企業以前隱藏了利潤。二是企業在匯改進程中增加了抗風險的能力，已經開始逐漸適應匯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漸學會運用多種匯率避險工具來應對匯率風險。多樣化的匯率避險手段包括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中間消耗、提高品牌影響力和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等，其中企業使用金融衍生產品、改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和投資外匯理財產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和交易主體進一步擴大，企業使用遠期結售匯的便利度明顯提高。而銀行間人民幣遠期市場和掉期市場的逐漸活躍，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企業對新型匯率避險工具的適應能力和匯率風險管理意識都有所增強(巴曙松，2006)。[1]

從國內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企業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適度升值以來，企業的匯兌損失不僅沒有放大，反而實現了較大的匯兌凈收益。總體而言，受益企業的平均受益金額，是受損企業平均受損金額的8.3倍。同時，匯率改革對特定區域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管理能力，且大企業云集的地區(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業遍地開花的地區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的承受能力也逐漸增強。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時，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了2%；一年之后，人民幣升值3%以上，其間市場交易日間和日內波動幅度加大，金融體系運行正常。這與匯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關系。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逐步放寬銀行現匯、現鈔買賣價差限制，引導掛牌匯率由對稱性向非對稱性發展，外匯定價從“一視同仁”到差別定價發展。“一日多價”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銀行匯率風險意識，并促使商業銀行從人民幣匯率產品的定價機制、平盤方法、操作流程、風險管理、IT系統以及市場營銷等多個方面全面加強匯率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而各類金融衍生業務的陸續推出，對商業銀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業銀行也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機，通過加快業務創新爭取在新的競爭格局中搶占先發優勢，并鞏固自身的生存適應能力。在積極引導客戶增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認識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相應的避險、保值、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適時推出新的外匯理財產品，有效規避和控制匯率風險；與此同時，積極開發風險管理、風險對沖及投資產品，綜合運用利率、匯率等價值互動的機理，分別對進出口企業采取不同的定價政策。

(三)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對股市而言，本幣升值預期主要會帶來四方面的益處：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獲得以本幣計值資產升值的收益；在實行外匯管制情況下，本幣升值會出現將外幣資產轉換為本幣資產的趨勢，改善股市資金供求關系；為了抑制更多投機資金進入國內，央行將有意維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幣利差，傾向于保持低利率，為股市發展提供較為寬松的金融壞境；國際流動資本具有較強的投機性，將主要投資于容易變現、流動性高的證券市場。歷史經驗表明，一國本幣升值往往導致以本幣計價的資產升值，特別是以股市為代表的虛擬資產，其升值幅度將遠遠超過本幣升值的幅度。匯改之后，不少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趨勢及其對證券市場的深遠影響仍然認識不足，對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板塊也存在較大的認識局限。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是支持我國股市長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將成為今后幾年市場反復經營的投資主題之一，因此，投資者應樂觀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點關注那些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行業板塊。當然，下一步將不再停留于人民幣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將逐步轉向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行業和上市公司業績的挖掘上。

毫無疑問，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效應的進一步釋放，新的匯率制度在優化我國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推動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

三、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與匯率走勢

由于匯率走勢與匯率形成機制相輔相成，完善匯率機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王元龍，2005)。[2]而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又取決于未來的匯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結合人民幣未來匯率政策趨勢來分析預測2007年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一)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預測

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貨幣政策將突出匯率政策

針對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狀況，央行提出，將協調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控制，合理控制貨幣信貸增長，維護總量平衡。將發展外向型經濟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效地協調起來，其關鍵是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這是當前我國經濟戰略轉型和政策選擇的著力點，也是改善當前宏觀調控的有效途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6)。[3]央行在2006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國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經告一段落，貨幣政策調控的重心開始向匯率政策轉移。可以預計，人民幣匯率政策將成為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匯率政策成為貨幣政策重心，其內涵是多方面的，如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強人民幣彈性、完善外匯市場運行體制、加快外匯市場產品創新、調整外匯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將目光僅僅盯在匯率本身以及簡單地理解為人民幣要加快升值上。

2. 采取多層次的政策組合

我國“雙順差”的失衡經濟結構以及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層次制度因素和結構因素造成的。促進我國國際收支趨向平衡和實現匯率均衡，要求合適的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至少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二是匯率政策和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調整相結合；三是結構調整與制度變革相結合。毫無疑問，單項政策的調整或單純依靠匯率升值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應從圍繞以消費需求為主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調整外資優惠政策、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等結構性政策以及匯率浮動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齊下進行調整。

3. 適時調整匯率水平

匯率政策的核心是匯率水平的調整或匯率變動。匯率作為一攬子政策的組成部分，之所以能夠在調節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中發揮一定的作用，關鍵在于適時地采取合適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即通過匯率水平的調整來適當發揮匯率政策在實現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中的獨特作用。

所謂采取合適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就是指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不一致的情況下，央行根據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要求，以適應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為出發點，調整名義匯率或調整實際匯率，或調整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相結合。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如前所述，匯率政策的操作將采取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的方式。

第一，調整名義匯率。主要措施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區間，例如從當前日均波幅的0.3%，逐漸放寬到日均1%的范圍。人民幣匯率波幅范圍的擴大，將會增加投機資金的風險，使投機的動力減少，從而減少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需要強調的是，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的調整應該是小幅的、漸進的。從匯率制度改革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間的利率差額為3.1%，這種狀況使得投機人民幣升值的熱錢流入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收益。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羅納德?麥金農教授(Ronald I. McKinnon)所指出：中國央行將嚴格控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這一匯率的日變動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幣兌美元就以這一幅度持續波動著。但人民幣匯率的具體變動時間可以無章可循，以免給投機者享受免費午餐的機會。他認為，重要的是要維持人民幣的溫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與美中兩國的通貨膨脹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央行至少要密切關注美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據此制定其以匯率為基礎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在嚴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羅納德?麥金農，2006)。[4]維持貨幣穩定是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并以此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在這個前提下，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決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調整實際匯率。主要措施是通過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的調整，引起實際匯率的變動，如調整外資優惠政策、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退稅等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達到調整實際匯率的效果，實現匯率均衡。具體而言，一是將我國外資政策的重點從提供稅收優惠政策轉向完善投資軟環境，為外資提供正常經營所需要的條件，以遏制投資主體的短期投機行為與假外資等套稅行為；同時減弱優惠政策的競爭，加快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實現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公平競爭。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并開征資源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稅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刺激國內消費，促使企業從低價競爭策略轉向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的差異化競爭戰略。即通過實際匯率升值的方式實現匯率的均衡(潘英麗，2006)。[5]

4. 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體系

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逐步放開外匯交易已成為大勢所趨。由于我國采用了更為靈活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幅度將逐漸增大，匯率風險問題會顯得更為突出，迫切需要開辦銀行間、銀行與其它交易主體間的遠期交易、調期交易、貨幣互換、外幣期貨、期權等金融風險管理業務，增加外匯交易工具，以滿足企業對沖外匯風險的要求。要將以銀行為主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擴展到銀行、企業和個人均大量參與的完善的外匯交易市場，并適當放松資本管制，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目前，各類企業按實需原則均可開立外匯結算賬戶，并且企業可保留的外匯額度相當大，這為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提供了一條途徑，但同時也增加了企業持有外匯頭寸的風險。因此，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外匯經紀商制度，讓更多的企業能夠通過外匯經紀商來規避匯率風險，并進一步使手中的外匯保值增值。同時，要繼續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改進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管理，進一步滿足企業和個人的外匯需求；要著力促進外匯市場發展，完善外匯市場風險計量和風險分擔機制，促進市場結構和交易方式復合化發展，增強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鼓勵金融機構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進行金融創新，為企業、居民提供更加豐富的避險產品，拓寬市場投資渠道。

匯率制度改革與匯率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匯率制度改革對發展匯率衍生品市場提出了現實的需求，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由于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嚴重不足，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對這些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風險防范意識的教育和宣傳外，還要向這些機構提供管理風險的手段和工具，使金融機構、企業能夠利用這些工具來管理風險，提高對匯率風險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匯率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對于推動匯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廣大金融機構和企業風險管理的工具和手段豐富了，風險管理的本領增強了，我們才可能考慮進一步深化匯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這一點在進行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穩步推進，包括匯率衍生品在內的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將醞釀重大突破。我國將在借鑒國際經驗和防范風險的基礎上，配合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循序漸進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產品，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風險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動交易托管集散等基礎設施建設，為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搭建一個良好的平臺。

(二)2007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預測

1. 人民幣匯率將繼續維持雙向波動、小幅升值趨勢

可以預計，2007年人民幣匯率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盡管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趨勢，但這只是受到市場因素影響的短期狀況，人民幣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國金融體系還不是很健全、經濟結構還不夠合理的情況下，過早實現匯率比較大的靈活性，將可能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損害。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要靈活到什么程度，應該有一個充分探討并統一認識的過程。我國企業長期以來處于利率、匯率都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發展，因此需要給企業一個適應利率、匯率變化的時間。

2007年，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明顯大于實體經濟內在升值需求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我國金融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國內經濟、金融的不確定因素較多，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對浮動匯率尚需有個適應過程；而且在匯率調整對改善國際經濟不平衡影響有限的情況下，大幅度輕率調整人民幣匯率，風險過大，不利于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因此，在人民幣匯率調整方面，仍會繼續保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將會在雙向波動中實現人民幣的小幅升值。

2. 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將會在適宜時間放寬

人民幣匯率彈性還有較大空間，波幅有望放寬。在較小的浮動空間和較強的升值預期下，匯率走勢可能會形成單邊上升的局勢；而在一個較大的浮動空間內，匯率存在雙向走勢。即在較短時間里，可能是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但在更長時間里，則是人民幣匯率漲跌空間進一步擴大。這將給投機資金帶來一定壓力和風險，使其投機進出的風險成本增大，從而可望抑制其強烈預期下的投機操作。隨著人民幣匯率變動不確定性增加，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境外熱錢就有可能減少，從而使外匯儲備增長勢頭有所減緩。

2006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波動幅度明顯放寬，單日波幅多次逼近3%這一限制區間，因此放寬匯率波幅的時機已經成熟。選擇此時放寬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幅，有助于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釋放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但通過行政性升值措施不僅會打破各種市場的均衡，不利于匯率、利率的市場化進程，也會破壞市場的均衡。央行8月18日宣布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8月21日開市后，無論是貨幣市場還是債券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加息帶來的沖擊。這就是說，市場發展日趨成熟為擴大人民幣升值波動幅度提供了基礎。合適的匯率浮動區間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因此，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應根據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和企業的實際情況，有步驟分階段地加以擴大，最終將人民幣匯率從現行僵化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關于時機的選擇，我們認為，在進一步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和外匯市場改革的基礎上，在基本吸納和消化已經采取和準備采取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因素后，當產生了新的市場供求因素的刺激與推動，才會出現適當的時機。然而，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標的適度的浮動區間；但也不排除在匯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釋放和消化市場等因素帶來的升值壓力時，提前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貨幣政策制定者應根據市場發育狀態和經濟金融形勢，結合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可以預測，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應該是發展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對匯率政策趨勢的預測，可以得出基本判斷：2007年人民幣匯率浮動空間將會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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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本文所引用的匯率數據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pbc.省略)公布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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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巴曙松. 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展與趨勢[J]. 中國貨幣市場，2006，(7).

[2]王元龍. 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5，(3).

[3]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 2006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N]. 金融時報，2006-08-09(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pbc.省略).

[4]羅納德?麥金農. 人民幣匯率法則(The Yuan and the Greenback)(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6，(8)：29.

[5]潘英麗. 放棄非理性的人民幣升值預期[N]. 國際金融報，2006-08-24.

責任編校：魏琳

The Review and Expect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Wang Yuan-long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818)

第5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貨幣政策；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1-0009-04

一、后危機時代中國的貨幣政策實踐

后危機時代是指世界經濟隨著金融危機的緩和而進入的一個相對平穩期。該時期的最大特征是經濟諸方面仍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一方面，由于政府積極的經濟政策、預期和時間等因素促使危機得到緩解，經濟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機并沒有完全解決，經濟危機時刻還會回來，甚至加劇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輪的衰退。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受國際金融危機不斷蔓延的嚴重影響，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又一次沖擊。在各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盡管失業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經濟信心逐步恢復，經濟先行指標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得到回升，工業實際產出開始回暖，金融市場利差指標恢復正常，消費者信心震蕩回升，經濟增長預期上調，全球經濟逐步渡過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后危機時代”。

危機與后危機時代中國貨幣政策總體而言是寬松的，2010年開始適度緊縮，第四季度加強了緊縮力度。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貨幣供應量方面。自2008年以來中國貨幣供應量呈上升趨勢，尤其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呈加速上升趨勢。2010年9月份廣義貨幣（M2）供應量同比增長18.97%①，前三季度增長11.33%。10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5 877億元，同比多增長3 347億元，廣義貨幣增長19.3%。10月末，廣義貨幣余額69.98萬億元，同比增長19.3%，增幅比上月高0.3個百分點，成為全球貨幣供應量第一大國（見圖1）。

2. 準備金率調整。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4次統一上調準備金率，2010年1月、2月、5月每次統一上調0.5個百分點，10月份對六家銀行差別上調。當前，一般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將達到17.5%，而此前被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六家銀行則提高至18%。17.5%的存款準備金率與2008年6月的歷史最高點持平，而大型銀行18%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超過了歷史最高點。據估算，此次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將凍結資金3 504.5億元（見表1）。

3. 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自2007年“防通脹、防過熱”的六輪加息之后，由于連番自然災害及隨之襲來的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第三四季度中國五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合計下調幅度為2.16%，其中11月27日單次下調1.08%。2009年全年未動用利率工具。201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幣存貸款利率進行了34個月來的首度加息（見表2）。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貨幣政策2008年下半年是擴展性的，其中包括五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三次下調法定準備金率和貨幣供應量的擴張。其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刺激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宏觀經濟。2009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體現在貨幣供應量上，利率和準備金率工具沒有再行啟用。2010年的貨幣政策是穩健中逐漸見緊，盡管貨幣供應量仍然一路攀升，但準備金率和利率都被啟用于緊縮，尤其利率工具的運用，更彰顯中國貨幣政策步入了緊縮通道。

二、后危機時代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及其主要問題

當美、歐等世界各大經濟體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后，中國經濟幾乎成為了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這既是中國良好經濟發展態勢繼續的結果，也與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分不開。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總體而言企穩向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

1. 經濟增長方面。國內生產總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跌入低谷后，全年呈上升態勢，第四季度達到峰值109 367.4億元。2010年第一季度回落較大，為81 622.3億元，此后第二三季度平穩增長至第三季度的95 820.4億元。2010年第三季度較第二季度環比增長5.05%，較2009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長15.36%。而2010年第一二季度分別較2009年同期同比增長17.01%和16.46%，三個季度的同比增幅呈下降趨勢。企業景氣指數與GDP走勢一致，自2009年第一季度達到谷值105.6后，穩步回升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137.9，比危機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的137.40還高。

2. 就業方面。就業率與經濟增長走勢大致相同。就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情況來看，2008年前三個季度為4%，到第四季度升至4.2%，2009年全年為4.3%，2010年前兩個季度為4.2%。數據精確度不是很高，但可以反映出當前失業率總體比2009年情況要好，但與危機前相比，失業率要高0.2個百分點。

3. 進出口方面。中國進出口總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達到谷底，此后總體而言呈增長態勢。凈出口方面自2008年1月份以來除了2010年3月份是逆差73.7億美元外，其余月份均為順差，并且差值處于震蕩狀態，無明顯的增減趨勢。這說明歐美等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時，對中國的進出口影響比較有限。其2008年以來的具體走勢見圖2。

（二）中國宏觀經濟主要存在的問題

盡管經濟總量向好，但是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穩健發展的不利因素也逐漸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通貨膨脹壓力大增。就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同比增長情況來看，2009年2月以前的12個月內同比增長率呈明顯的下降趨勢，由8.7%下降至－1.6%，即物價出現下跌趨勢，這一現象一直維持至2009年10月份。此后價格指數穩步增長，2010年10月同比增長率達到4.4%，環比增長率為0.8%。2008年以來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增長率如圖3所示。不僅消費品價格在漲，住房價格也在政府的組合打壓下頑強地上漲。其中，2009年房價環比增速呈穩步上升趨勢，2010年4―8月，增速出現回落，6月份甚至出現負增長，9月份以來，房價在成交量萎縮的情況下仍維持著滯漲局面。

2. 人民幣升值問題。2008年前三個季度人民幣大幅升值，由1月的每100美元兌換718.53元人民幣下降至2008年9月的681.83元人民幣。此后直至2010年5月份波動幅度較小。但5月份以來人民幣又進入了新一輪升值期，由5月的682.8下降至當前的662.42，半年內人民幣幣值上升了2.98%（見圖4）。

3. 國際宏觀經濟環境問題。統計數據表明，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受金融危機影響后復蘇乏力。資產和產能閑置嚴重，失業率高達9．6％，個人消費開支雖持續增長，但依舊疲軟。在內需疲軟的同時，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呈現減弱趨勢。第二季度美國出口僅增長9.1％，為2009年以來最低季度增幅。為了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美國利用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采用以鄰為壑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刺激政策，美聯儲宣稱，到2011年6月底的未來8個月中購買6 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加上此前已有每月350億美元的購買量，未來8個月，美國總共將印發9 000億美元用于購買國債。短期內，如此巨額的美元被投入市場，將進一步刺激美元貶值和全球流動性泛濫。

三、后危機時代中國貨幣政策抉擇

當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人民幣匯率和國際經濟環境是影響中國貨幣政策抉擇的主要因素。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的經濟體。由于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印等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幅度提高了對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帶動了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是致命的。

1. 物價上漲，尤其是食品價格上漲，將導致食品消費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居民的錢如果全花在菜籃子上，購買工業品的能力就會大幅度下降，所謂“內需”不僅無法“拉動”，反而可能萎縮。

2. 由于能源與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工業制造品成本上升，從而工業品價格上升壓力增大。一方面是供給方的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主要用在食品消費上而導致工業品購買力不足。兩相矛盾下，將導致工業品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從而影響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3. 通貨膨脹將加速資產泡沫化。中國房產價格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針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接二連三出臺，但收效甚微，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大家的通脹預期。開發商和投資者都預期物價會上漲、貨幣會貶值，較好的保值增值手段就是把貨幣資本化。投資房地產就是其中的一個方向。另一個投資方向是股市，中國滬深股市價格指數自2010年7月份以來步入了上升通道。其中，上證指數收盤價由7月1日的2 373.79上漲至11月10日的3 115.36，上漲31.24%；深證成指收盤價由7月1日的9 203.91上漲至11月10日的13 705.68，上漲48.91%。房產價格的居高不下乃至上漲牽涉的不僅是民生這一政治問題，更重要的是資產泡沫最終總會破滅，泡沫越大、破滅得越遲，對宏觀經濟的破壞力就越大。

4. 當居民購買力和生活質量下降時，工資上漲壓力增大。工資上漲將進一步給制造業造成漲價的壓力，形成一種漲價不斷地刺激新一輪漲價的惡性循環的局面。如果這種局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則將破壞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

全球貨幣流動性泛濫，如美元投放量的不斷放大，將進一步導致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幣值上升也將給中國宏觀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最直接的影響是進出口。有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后，受進出口相對價格以及國內產出水平下降的影響，進出口額呈現下降態勢，但由于J曲線效應，以人民幣計價的出口額下降幅度在前期要小于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口的下降幅度。約5個月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過進口下降幅度。進出口這種下降格局將會改變中國的凈出口格局，它將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國際收支順差的改善，二是經濟增長速度減慢。人民幣升值還會影響到國內物價水平，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受人民幣進口價格指數下滑的影響將會同方向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有利于總體物價水平的回落。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還可能導致國際熱錢的流入，過多熱錢流入對經濟將產生負面影響。因為熱錢往往會流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膨脹，當宏觀經濟基本面出現不穩定跡象時，熱錢就會流出，促使其助長的泡沫加速破裂，從而引起經濟衰退乃至動蕩。不過，就當前而言，在中國管理浮動匯率制、對資本項目實施嚴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場化程度還很低的情況下，匯率變動將不會對短期資本流動產生大的影響。

當前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將有利于避免人民幣幣值快速大幅上升，但是也會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積極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影響機制是雙向的。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資和消費，從而促進積極增長和保持較低的失業率；另一方面，積極的貨幣政策將導致國內物價水平快速上升，而在人民幣即使溫和升值的情況下，進口將增加，出口將下降，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就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現狀來看，筆者認為第二種作用將更加明顯，也就是說，當前如果繼續推行積極擴張的貨幣政策，將不利于經濟增長和就業。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則相反，它有利于控制國內物價水平。但是，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抑制投資，另一方面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預期增強，二者均不利于經濟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于通貨膨脹及其可能對宏觀經濟造成的長期的破壞性的影響，而保增長壓力相對較小。中國有管理匯率制度和資本項目下外匯流動的嚴格管理制度，人民幣幣值受加息影響有限。因此，當前中國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是明智之舉。

注釋：

①為了比較，本文圖表數據采集時段是2008年1月―2010年11月，文中分析的主要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數據，即分析危機與后危機時代的數據指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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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B Taylor, H ousing and monetary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6］A Orphanides, Histor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Taylor ru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Macroeconomic Status and Monetary Policy Choice in China

Zuo Shungen

（Tseng-ch'eng Colleg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363, China）

第6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關鍵詞：虛擬資產；實物資產；收益率差異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1017002

1現象和問題

上海股價指數與經濟增長波動的相互關系走勢大體上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996年上半年之前，上海股價指數與工業增加值大致相同；第二階段，1996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海股價指數增長幅度大于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大幅度；第三階段，2003年和2005年我國的GDP增長分別為9.1%和9.5%，而上海股指則從2002年的1500多點跌至目前的1100多點，兩者成完全相反的方向變動；第四階段，2005年至今，上海股價指數與工業增加值又呈現同向變動狀態，均呈上升走勢，但是指數增長幅度遠大于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城度。上海股價指數與經濟增長的偏離走勢顯示，虛擬資產與實物資產的收益率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思考虛擬資產與實物資產的收益率之間的差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研究我國股市為什么會有泡沫產生，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收益率該準確認識，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虛擬資產和實物資產的收益率內涵，有助于我們改進資本市場監管，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2原因分析

2.1股市投機行為的存在

（1）當一個有效的市場上不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時，泡沫主要是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過高而引起的。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①創新，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一些創新出現的時候，由于缺乏可比的信息，創新的后果存在不確定性。成功的創新有可能改變未來收入甚至改變經濟結構，在缺乏必要信息的情況下，大量的創新在一定情況下容易引發樂觀情緒，使有創新的企業的股票價格較其他股票價格相對上升，形成“金字塔效應”；②由于一些技術或結構變化的不確定或由于該資產的內在素質造成定價困難；③高流動性資產的高流動性使參與者降低了脫手的風險，如果和過剩的流動性聯系起來，過熱就會發生。

（2）投資者本身的動機也是股市泡沫形成的源泉。一方面，股民結構刺激了市場投機。我國股市開戶的投資者中,絕大部分是個人投資者,這部分個人投資者收入少,入股資金低。他們投入股市的目的是想快速賺錢,擺脫生活的困境,使投資行為短期化。股市稍微有大一些的波動就會引起他們的過度反應,或者急于購入股票或者急于拋售股票,使市場的投機氣氛相當濃厚,引起市場較大幅度的震蕩。另一方面，莊家行為加重了市場投機程度。由于市場監管體系、監管制度的不健全,大量的莊家充斥股市,人為地放大了市場中的“博傻”機制。莊家利用資金、人力、信息、工具、輿論等優勢,把自己控制的股票價格拉起來,使它的價格遠遠大于其基本價值,人為地制造泡沫。莊家行為助長了股市的投機氣氛,扭曲了價格形成機制,人為地制造了股市泡沫,加劇了股價的暴漲暴跌。

2.2證券市場的市場機制的缺陷

中國股市通常有三股力量：上市公司、以證券公司為代表的投資中介及包括機構投資者和個體投資者在內的投資主體。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質量不高，是不爭之實，使內地股市良莠不齊。證券公司是我國股市主要構成部分，過去幾年一批券商的風險集中暴露，給股市帶來很大的負面作用。盡管經過多部門的綜合治理，證券公司整體面貌已開始好轉，但證券公司的違規現象能否從根本上得以遏制，還需拭目以待。再說投資主體，以散戶為主，缺乏成熟的機構投資者，是我國股市表現脫離經濟基本面的直接原因。成熟的機構投資者有定價能力，可以使價格趨于合理，才能對股市中的不完全理性因素加以遏制。現在，部分機構投資者追求短期效益，有散戶化的傾向。

沒有進一步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中國股市不可能在短期內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而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則非一朝一夕之功。證券市場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無論是從市場的監管者到上市公司，還是證券市場的投資者都必須嚴格按照市場的機制來運行。但是，我們國家目前證券市場在運作工程中還存在較大的漏洞，未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沒有建立和健全公開信息披露的制度。在我國,政府對股市的態度往往成為股市漲落的重要原因,股指的高低常常成為調控市場的方向和力度的最主要指標。政府的介入使我國股市波動異常厲害,股價的大漲大跌是股市泡沫的形成、膨脹的溫床。在市場本身存在缺陷的情況下，泡沫的形成也是必然的結果。

根據機會成本的概念，如果不投資于股票，在扣除了風險補貼后，投資者至少應該獲得無風險利率，而這個利率是由實體經濟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的，如果實體經濟持續下滑，必然要隨之調整，在一個短期內，價格必然上升，而這種上升是由于大量資金涌入造成的，會形成投機性泡沫，當經濟繼續下滑時，涌入股市的資金也難以維持，最終出現崩盤。實際上，制度的扭曲和經濟運行狀況對泡沫形成的促成作用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存在制度扭曲，經濟狀況會變壞，促使資金涌向股市。

2.3經濟的發展狀況與上市公司的天然聯系破壞

（1）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是一個難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總體思路,就邏輯地使國有企業的改革與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場實現了鏈接。當國有企業的脫困任務需要更多地依賴股票市場去完成,同時,國家基于國有銀行的安全性考慮,也需要通過股票市場實現社會融資風險的分散化,加之在我國始終難以改變的依靠大量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慣性,也需要更大規模地開發股票市場這一融資渠道,這三重因素的作用,使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顯著加快,中國股市用十幾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股市需要上百年去走的路程。這一時期，我國股票市場的發育艱難而緩慢，因此,股票指數不會也不可能對我國經濟具有太多的刻畫。

（2）在我國過去的金融結構中,銀行長期對社會資金的集散一統天下。由于政府干預銀行的邊際成本較大,政府便有了通過金融改革和制度創新去盡可能消解因其自身行為導致的不良后果的動力。在這種背景下,股票市場的建立開辟直接融資通道就是一種需要。盡管人們可以質疑甚至詰難我國股市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太多的政府功利,但它客觀上無疑推動了股市的發展。然而,也因此使我國股市的市場化一直受到普遍質疑。由此可見,金融結構及金融制度變遷的需要,是我國股市從無到有并呈現加速發展態勢的一大推動力量,也因此使股市與經濟的關系逐步有了契合性,并依循一定的路徑演進。

2.4股市的規模較小

我國股票市場在1997年之前，各類指標均很小：上市公司只有530家，年籌資額不足300億元且多數年份不足100億元，市價總值不到一萬億元，占GDP的比例（即證券化率）只有14.5%，而且這時尚未有真正的證券投資基金這類機構投資者。這樣的市場規模和結構，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顯然可以說還微不足道，股市的變化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宏觀經濟的變化。因此，這一階段我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關聯性表現為無關，就不難理解。

另外，我國的資本市場只有股票、債券的現貨市場,缺乏期貨、期權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場,其結果是資本市場只有做多機制而沒有做空機制,遠沒有期貨市場有的價值發現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風險規避功能,大大抵消了資本市場本身所固有的優點和優勢。另外由于我國投資渠道比較窄,一般的投資者進入一級市場的機會與渠道也較少,因此大量的資金集中在滬深兩個交易所中，股票供求關系的失衡使投資者不得不付出額外的代價,從而形成股票價格的畸形,導致泡沫的產生。

自1997年以來，我國股市的發展格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各相關指標顯著增大，且在此后各年均保持在近800億元或以上，其中2000年高達1527億元。從融資增長率遠遠高于上市公司數的增長率可以看出，單個公司的融資量顯著增大，比如1997年新增上市公司的平均融資量達318億元，而1996年只有114億元。這說明早幾年我國上市公司多為中小規模公司，而1997年后較大規模的公司越來越多地進入股市，而這些公司對經濟的影響顯然是中小公司所無法比擬的。另外，1997年股票市價總值也比上年猛增78.1%，因此使我國股市的證券化率超過20%，達23.44%，比上年增加了9個百分點，比此前6年7.2%的平均水平高出16.2個百分點，而且此后的幾年這一指標繼續上升，2000年達到53.7%的歷史高位。如果從平均水平看，1997-2003年我國股市的證券化率達36%，高出此前6年平均數28.8個百分點。再有，1997年后，我國證券投資基金開始發展，并在總體上呈快速增長態勢，至2003年底，基金資產凈值占股票流通市值的比重達13%，說明機構投資者的作用不斷增大。所有這些表明，1997年前后我國股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格局，由此便不難理解我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關聯性在此時出現拐點，逐步呈現出弱相關關系。

在股市的市場容量有限，大量資金頻繁流動的情況下，會造成證券市場出現比較大的波動。但是，如果資金的同步撤離，又會導致股市的深幅下跌。

2.5股權分置

許多年來，我國的資本市場結構一直處于一個不正常的狀態，主要指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和流動性分裂的現狀，嚴重影響了投資者對未來的市場預期，阻礙著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由于股權分置的存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之間的利益分配完全處于一個不對等和不公平的狀態之中，這種割裂的股權結構使得非流通股股東的投資收益并不主要取決于企業的業績的提高，而是靠凈資產的增加，非流通股的不可流通性使得它的收益與市場的走勢毫無關系。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造成我國股票二級市場股價過高，這是產生市場泡沫的重要原因。這個原因顯而易見,國有股減持及全流通問題,曾經長期不明朗,投資者無法對之做出合理的預期。如果國有股大量進入二級市場流通,必將造成市場供求結構的嚴重失衡,從而使市場不堪一擊，這一問題嚴重地影響了投資者的市場信心。

為了解決制約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根本性制度問題，管理層自2005年4月起實施旨在解決股權二元結構的股權分置改革，非流通股東通過向流通股東支付對價的方式獲得股票在二級市場的流通權，經過兩年多的改革推進，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分析市場對已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上市公司股票定價規律在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前后的變化，可以幫助判斷股權分置改革對提高股票價格和價值之間相關性（價值相關性）以及抑制股市泡沫的作用，有利于管理層評估改革的效果。對于股票市場的參與者來說，了解股權分置改革前后，股票價格和公司內在價值之間相關性的變化特征，有助于制定正確的籌資和投資決策。

全流通必然對公司經營和存在帶來巨大沖擊，如被收購的風險、被動重組的風險、股價大幅波動的可能或再融資信用降低的可能等。 但同時， 全流通更是股市的一大機遇，股改后金融市場所提供的融通資金、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和轉換機制的四大效能將全面發揮功效，市場將進入良性循環，從而促進上市公司的長期發展。另外，股權分置改革解決并完善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問題，可以有效的改善投資的關系。

3結論

經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有效市場條件下，市場上不存在泡沫，股票市場的回報率只反映企業發展層面，因此可以直接根據股票市場的數據來求得市場期望收益率。但是，我國的股市的現實很難滿足有效市場的假設條件，正是由于投資者的非理造成了我國境內資本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偏離。有效市場理論的前提條件是信息對稱和無交易成本，但資本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幾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信息獲得并非完全免費的，對信息的分析處理也需要耗費時間、精力、資金等成本；此外，不同投資者的知識背景不同，對信息的分析和處理能力也具有很大差別。

一般股市參與主體不單純是求取股息紅利等投資利益的投資者，他們中大多數熱衷于博取股票價格上升所得到的差價收益。缺乏信息的投資者容易跟風，這種“從眾行為”產生了跟著別的羊走的“羊群效應”。這種股票市場中的“羊群效應”不僅僅限于散戶，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也容易出現羊群行為。

由于資本市場體制改革的滯后，導致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的非對稱性，市場的投機行為出現引發投機性泡沫，進而導致了虛擬資產收益率與實物資產收益率差異。

顯然，由于虛擬資產收益率和實物資產收益率的差異，我們不能夠直接運用虛擬資產收益率來對實物資產的收益率進行分析來估計預期收益率。因此，必須對虛擬資產的收益率進行修正，使得修正后的收益率與實物資產收益率相一致。

預期收益率的正確求解直接關系到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以及證券市場對資本這一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由于境內股票市場的原因，國家的經濟狀況以及體制的原因，使得企業的增長率與個股收益率的天然聯系被阻斷，因此正確評價企業的收益率必須將個股收益率中由于市場或者其他因素引起的超額收益率給去掉，或者將某些原因引起的被低估的收益率給加補進去，進而還原企業的增長率與個股收益率關系的本來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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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2010年世界經濟迎來2007—2009年三年危機后的第一個復蘇年。投資持續、內需恢復、貿易強勁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強勁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達到5%,其中,發達經濟體國家增長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7·3%。但世界經濟整體發展依舊不平衡,2010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增幅明顯低于上半年,可以看出,刺激政策效應衰減的痕跡。另外,發達經濟體增速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潛在的經濟摩擦在所難免。

進入2011年,世界經濟仍延續復蘇態勢,但發展不平衡問題仍在延續,同時又面臨新風險的考驗。年初以來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西亞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并引發次生災害;原油、糧食以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增加通脹壓力;以歐洲債務危機為代表的政府公共債務風險對發達經濟體構成威脅。在上述因素綜合影響下,世界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加大。

IMF預計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放緩至4·4%。其中,發達國家受制于失業率高企、財政狀況欠佳以及金融體系尚未穩固等問題,預計經濟增長率為2·4%,較上年放慢0·6個百分點。而新興市場增長相對較快,預計經濟增速為6·5%,但部分國家面臨經濟過熱風險,通脹壓力較為突出。

國際貿易強勁增長成為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量。據世界貿易組織(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貿易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14·5%,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同期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12·9%,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增長16·7%。同期全球貿易額增長22%,達到18·9萬億美元,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貨物貿易額從上年的12·5萬億美元增至15·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貿易額從7萬億美元增至8·2萬億美元,增幅16%。

進入2011年,盡管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但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尚未顯現,大多數經濟體貿易增長依舊。前兩個月,美國貨物進、出口同比分別增長19·5%和18·1%;日本進、出口分別增長22·0%和15·1%;一季度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巴西進、出口分別增長25·3%和30·6%。但從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國際貿易減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預計,2011年世界貿易量增長率將放緩至6·5%,明顯低于上年,但仍將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4·5%,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增長9·5%。

隨著全球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復蘇,全球投資額進入上升軌道。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0年全球FDI流動增至1·1萬億美元。進入2011年,全球并購市場再度活躍。據Dealogic數據,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價值7841億美元的并購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億美元。這些并購顯示投資者(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投資信心回歸。預計2011年全球并購交易的規模將大大超過前幾年。迄今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規模分別超過150億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達到這樣的規模。預計2011年全球FDI將增至1·3萬億美元,規模有望超過前幾年。

二、當前世界經濟貿易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目前看,世界經濟復蘇仍將持續,但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劇、歐洲債務危機依然嚴峻、中東和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與核泄漏等次生災害的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有所加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必將增加復蘇成本;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釋放出的復蘇差異,將進一步凸顯兩者之間因失衡而產生的矛盾,貿易摩擦依舊嚴峻;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難題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和財政預算赤字;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保證經濟增長與應對通脹任務同樣艱巨。

1.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

2011年以來,國際局勢中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對本已脆弱的世界經濟復蘇增添了新的困擾。中東和北非局勢的不穩定以及由此引發的油價進一步上漲,對經濟活動構成拖累。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不僅對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同樣造成影響;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又成為世界經濟恢復中新的不穩定因素。突發事件引發“恐慌溢價”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重大阻力。首先,對油價和食品價格占消費物價的2/3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通脹壓力增加。其次高油價同樣造成發達經濟體進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少,內需動力減弱。

日本史上最強地震,除引發海嘯還造成核泄漏。首先對日本商品期貨、股票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造成極大的即時打擊,日本海外資金開始回流本土;其次,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全球供應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日本生產供應全球40%的手機和電腦芯片,1/5的半導體產品。豐田汽車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商。索尼集團為世界各國消費者提供電子產品。災難可能使這一產業鏈發生短期中斷或轉移。

摩根士丹利研究報告稱,日本大地震或將導致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減少0·5%,達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將“導致日本經濟陷入短暫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預計日本經濟將增長2%。與此同時,日本重建需要籌措大量資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債務是經濟總量的兩倍還多,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而且日本財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沒有過多資源可以利用。這就可能導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回流,從而引發資產拋售。當然,鑒于日本的進口大國地位,其災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經濟發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開始會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脹壓力加劇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為應對危機,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超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雖對救助危機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貨幣過度發行所造成負面后果,在后危機時代,也是政策實施國不得不承受的,這就是資產泡沫和高通脹。自2010年10月至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達15%,糧食價格已經逼近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國際大宗商品整體漲幅早已超過了2007年巔峰時期,達10%以上。由于中東和北非政局動蕩,日本福島核電站危機,全球原油價格又進入了加速上漲的通道。4月8日布倫特原油價格升至126·7美元/桶,較上年上漲33·6%。

利比亞局勢的混亂,西非產油國尼日利亞大選的推遲,可能會導致該國發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劇國際市場動蕩。IMF警告,如果國際市場供應和需求因素持續動蕩,就可能使油價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顯現。而且通脹正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蔓延擴散。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OECD成員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2·4%,帶動其成員國整體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2·7%,再創2008年以來新高。3月份該成員國核心價格指數漲幅為1·4%,也達到2010年3月以來的最高漲幅。在新興經濟體國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漲6%,持續5個月上漲,3月份繼續上漲6·3%;俄羅斯1月份CPI同比上漲9·6%,3月份上漲9·5%,持續8個月上漲;同期,印度尼西亞CPI上漲7·1%;韓國CPI上漲4·1%;中國3月份CPI上漲5·4%,創32個月以來新高;印度3月通脹從2月份的8·3%升至8·9%。

面對日趨上漲的通脹壓力,多數國家不得不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國家從2010開始緊縮貨幣,迄今中國已10次上調準備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來已經9次上調利率;2011年3月以來,越南、泰國、韓國等繼續加息。在發達經濟體中,目前美國加息可能性較小,而歐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這是金融危機后(2009年5月以來)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脹的決心,同時也表明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復蘇出現差異。對于歐洲而言,在經濟復蘇的初級和脆弱階段加息,既加大復蘇成本,又將拖低增長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還加大了市場對加息周期的預期,投機行為和對長期利率即將上升的預期,都將加劇高負債國家的融資成本,對于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債務沉重國家的經濟復蘇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債務負擔嚴重拖累復蘇步伐

為應對金融危機,發達經濟體所使用的財政性政策手段和規模近年來不多見,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須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且短期內難以消化。根據IMF最新數據,2010年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到109·6%,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9·29%;遠遠超過債務占GDP60%、財赤占3%的國際警戒線標準。IMF預計,到2015年,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122%。在美國,經濟衰退和多年赤字財政政策,使得美國公共債務不斷累積。2010年2月12日,美國總統不得不簽署通過了將債務上限從12·4萬億美元提高至14·294萬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4·253萬億美元,距離已提高了的政府債務上限僅剩410萬美元,美國政府可能將繼續考慮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會預算局預計,今后10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將攀升至1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7%。赤字已成為美國當前面臨最大、最根本的經濟挑戰,標普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意味著美國將飽受高負債和赤字的折磨。

歐洲問題同樣嚴重,繼希臘和愛爾蘭之后,葡萄牙可能成為歐元區17國中第三個向歐盟和IMF申請援助的國家;西班牙、希臘評級被降低,將進一步加重這兩個國家的債務困難。葡萄牙債務危機的惡化促使歐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復購買歐元國債。對于歐元區而言,歐債危機影響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報告顯示,2010年,意大利負債率(政府債務/GDP)高達131%,超過西班牙的72%;法國92%;德國80%。歐盟統計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數據,2010年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例達到6%,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則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況下,為建立歐盟債務危機救助機制,2011年3月份歐盟財長們仍就規模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簡稱ESM)的協議主要細節達成了一致。

這項新救助機制的大部分負擔要落在歐元區強國的身上。救助機制的建立雖然對恢復市場信心有幫助,但同是也會增加歐元區核心國家的負擔,從而拖累歐元區經濟復蘇的步伐。大地震發生期間正值日本政府與財政赤字進行艱難斗爭之際。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已高達91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同時預計在2011年4月1日開始的財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債務還將增長5·8%,達到創紀錄的997·7萬億日元,占GDP的比例達到230%。大地震必將使日本政府追加預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難免,財政狀況更加惡化,債務風險也將加劇,政府融資成本也將提高。世界銀行初步估計,日本災后重建所需費用可能高達1800億美元,相當于日本每年經濟產出的3%。重建費用要比神戶地震多5%~7%。

三、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前景

1·美國

受出口和消費者支出穩定以及投資增長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達到3·1%,全年經濟增長2·9%,為五年來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復蘇以來,在平均3%的年度經濟增長率中,出口貢獻了大約1·4個百分點。進入2011年,美國經濟數據多數向好。2月份制造業生產指數從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業回暖是美國此輪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4%,物價上漲依然溫和。3月份芝加哥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70·6,超過預期的70·0。失業率連續四個月下降,3月份失業率從上月的8·9%降為8·8%,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個百分點。

但美國經濟復蘇的動能仍顯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訂單出現連續下降,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大幅回落,顯示消費者對經濟短期走勢持謹慎態度。1月份20個大中城市平均房價繼續下跌,2月新屋、成屋銷售分別環比下降17%和10%,進一步表明美房地產業仍在苦苦掙扎。此外,雖然就業形勢正在轉好,但較2008年9月時的6·1%失業率仍有很大差距,顯示就業市場仍未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業機會,遠遠低于預期。與此同時,高油價和日本地震,海嘯和核事故災害也將拉低美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

油價的高企不僅將直接增加相關行業企業的原料和生產成本負擔,還能通過沖擊美國就業市場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的鏈條,將更多的負面影響力傳遞到美國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房地產和金融等關鍵行業。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初值數據為1·8%,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顯下降。IMF預計,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8%,高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較年初預期降低0·2個百分點,也低于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預計。

2·歐元區

2010年歐元區GDP緩慢復蘇1·7%。其主要增長動力來自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2010年德國經濟增長3·6%,是兩德統一以來最強勁增長,而出口大幅增長為其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進入2011年,歐元區整體經濟依然向好。1月份工業訂單同比增長20·9%,為連續第四個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額環比回升0·4%,實現自2010年7月份以來的首次增長;2月份歐元區經濟敏感指數升至107·8點,表明經濟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國依然保持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引領地位,2011年1月份企業信心指數升至歷史新高;前兩個月的出口增長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業率從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

目前困擾歐元區經濟的主要障礙,一是通脹壓力增大,2011年1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3·2%;1月份通貨膨脹率按年率計算達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脹率高達2·6%,連續超出歐洲央行為維持物價穩定設定的2%的警戒線。為此,歐洲央行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歐洲央行預計,2011年歐元區通脹率在2·0%~2·6%之間。二是債務危機繼續困擾歐元區經濟。IMF預計2011年該區經濟增長率僅為1·6%。德國經濟增長率將較上年降低1個百分點。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為應對高額債務面臨金融調整,經濟仍無法擺脫低速增長。IMF預計2011年愛爾蘭和西班牙經濟增長率將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臘將分別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經濟強勁反彈,全年GDP實際增長3·9%,創20年來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強勁增長所帶動,后三個季度經濟低迷,第四季度實際GDP甚至環比萎縮0·3%。進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經濟仍呈現出較好的動向,1月份經濟景氣指數繼續改善至106·2,連續3個月環比上升;1月份失業率為4·9%,較2010年平均5·1%的失業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7%,順差上升3%。由于受到東北部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影響,3月起日本經濟出現衰退跡象,3月當月日本工業產值環比驟降15·3%,創下跌幅紀錄。據推測,受災地區經濟規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計,本次災害損失在16萬億~25萬億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損失。

世界銀行預計,日本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在1230億~2350億美元,災后重建大約需要5年時間。OECD報告稱,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2~0·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5~1·4個百分點,全年經濟增長將從之前預計的1·7%放緩至0·8%。IMF則將日本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的增長1·6%下調至1·4%。摩根大通將其對日本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7%,將第二季度的預期從2·2%下調至0·5%,全年增長預期從1·7%下調至1·4%。日本央行預計,2011年經濟增長率為0·6%,在所有預計中最為悲觀。在地震、海嘯、核電危機的連續打擊下,油價高企也將使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但預計負面影響可能將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隨著日本災后重建工作的開始,投資拉動將給日本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

4·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

第8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一、*年一季度*經濟運行特點

1、經濟發展繼續保持速度與效益同步增長局面

一季度全省實現生產總值993億元，增長11.5%，同比提高0.4個百分點。經濟效益明顯提高。一是財政收入增勢強勁。一季度，全省財政總收入完成155.8億元，增長31.1%，同比提高6個百分點，大大高于生產總值的增幅。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完成88.6億元，增長28.l%。尤其可喜的是縣級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了37.6%，超過全省平均水平9.5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達到85.2%，同比提高4.7個百分點，為近年來最好水平。二是工業效益大幅提升。一季度，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40億元，增長69%。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達164.5%，同比提高21.6個百分點。三是重點產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不斷增強。一季度，全省六大支柱產業實現增加值188.2億元，增長30.1%，高出全省平均增長水平5.9個百分點；實現銷售收入636億元，增長34%；實現利潤25億元，增長50%；分別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總量的60%、65%、62%。

2、工業拉動效果明顯

我省經濟維持在高位運行，得益于我省工業的持續較快增長，工業對經濟的拉動效果非常顯著。一季度，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14.6億元，增長24%，同比加快2.6個百分點；實現銷售收入985億元，增長37%，同比加快3個百分點。工業園區產業集聚效應正在顯現。一季度，全省工業園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21.2億元，增長34.1%；上交稅金36.6億元，增長38.8%，有30個園區上交稅金增幅在50%以上。

3、開放型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支撐作用顯著

一季度，全省新批外商投資企業172家，增長29.3%；實際利用外資6.57億美元，增長23.6%；進出口總額17.47億美元，增長57.2%，是去年同期增幅的2.1倍，其中出口9.77億美元，增長42.7%。在全民創業政策的帶動下，全省非公經濟快速發展。至3月底，全省個體和私營企業注冊資金分別增長21.27%和26.94%。從工業領域看，非國有工業實現增加值180.5億元，增長35.9%，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11.9個百分點，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69.6%。其中，私營企業實現增加值93.2億元，增長40.5%。

4、消費需求趨于旺盛

經過多年消費增長乏力的狀況后，去年以來，我省消費市場明顯升溫，在我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均實現較快增長的拉動作用下，*年一季度，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04.6億元，增長15.9%。其中，農村市場消費增速加快，實現零售額187.7億元，增長15%，同比加快1.5個百分點。我省經濟增長的內在需求逐步被激發出來。

二、國際、國內經濟形勢

國際經濟形勢：

在經歷了4年高增長后，世界經濟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可能進入溫和調整周期。從全球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長在加快，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高速增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國需求放緩的負面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的基礎尚好。但美國經濟持續減速，全球股市動蕩，油價潮起潮落，世界經濟調險進一步積累。據*年1月18日的《聯合國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世界經濟增長率將從2006年的3.8%下降到*年的3.2%，全球貿易增長由10.1%減緩到7.7%。總體而言，*年世界經濟仍可能保持較快增勢，但也面臨較大的調險。

1、美日歐經濟增長此落彼漲

美國經濟，溫和放緩。美國經濟去年4季度增長2.5%﹐低于調整前的3.5%。*年美國經濟繼續放緩，住房和制造業持續低迷。IMF預測，今年美國經濟的增長率將由去年的3.3％降到2.2%；日本經濟，消費反彈。據日本政府1月底預測，*財年日本個人消費有望增長1.6%，遠高于2006財年的0.9%；歐元區，隨著失業率下降和經濟活動回升，區內消費轉強，商業投資回升，復蘇漸趨平衡，經濟增長可望由區內需求帶動。

2、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體平穩

雷曼兄弟預計，*年亞洲（日本除外）經濟將放緩到7.8%；拉美宏觀經濟穩定且持續好轉。美洲開發銀行報告預測，*年拉美地區經濟繼續保持增長，增速在4.8%至5%之間；隨著國際市場石油天然氣價格的下降，獨聯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減緩，波斯灣6國GDP增速也將下滑至6.5%；IMF最新《非洲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年非洲經濟增速預期為5.9%；金磚四國繼續成為世界經濟亮點。巴西經濟邁上了穩步發展的軌道，2006年增長2.9%，市場預測今年GDP增長3.5%至4%。由于油價調整俄羅斯經濟有所放緩,預計全年經濟增長減弱到6.1%，貿易順差也將減少到1000億美元。印度經濟增長走高但也出現過熱信號。

3、世界經濟調險大增

第一、房地產泡沫使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大增

美國最大房屋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預測，美國房市今年將持續疲軟，新房銷售減少7.1%，現房銷售減少8.1%，房價上半年會繼續走低。據預測，如果房價下降2%到3%，*年美國GDP增速將只有2.2%；如果房價下跌9%，GDP增速將降至0.5%。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多次警告美國經濟存在陷入衰退的風險。聯合國《*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也指出，*年世界經濟將因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衰退減緩0.5個百分點。

第二、全球資產泡沫大增，投機資本猖獗，面臨較大調整，金融風險增大

大量利差交易的熱錢推高了全球股市、樓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全球資產泡沫大增；投機資本猖獗導致風險在全球傳導。全球流動性過剩導致對沖基金、私募基金等的發展速度很快，熱錢在全球猖獗投機。對沖基金通過購買國際市場上的虛擬金融衍生產品，使流動性過剩在全球傳導。亞洲等新興市場是對沖基金“熱錢”的主要輸入地。對沖基金興風作浪，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興國家出現貨幣金融危機等，已經引起包括G8在內許多機構和國家的關注，提高對沖基金透明度、限制其投機性的呼聲日高。

第三、國際油價波動劇烈，但仍將維持在高位運行

從供應角度看，剩余產能較低、下游的煉油能力瓶頸決定了石油供應緊張，石油不可能回到廉價時代，隨著全球經濟增幅放緩，今年的國際油價也不太會漲至去年的水平。預計*年石油均價將在每桶60美元~65美元之間，下限在50美元~55美元的區間波動。當然，不排除恐怖襲擊、地緣政治沖突或惡劣天氣等意外事件重新推高油價。

國內經濟形勢：

1、我國經濟繼續在高位運行

*年一季度，GDP達到50287億元，同比增長11.1%，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17526億元，同比增長23.7%；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8.3%；累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4.9%。最近，摩根士丹利、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經合組織等各大經濟研究機構預測，普遍認為*年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勢頭，多數預計我國*年GDP增速在10%左右。

2、產業結構升級、產業轉移加快

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帶來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轉移加快，沿海發達省份已經開始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傳統的制造業和加工業加快向中西部轉移。

3、消費結構升級，國內需求趨于旺盛

2003年開始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由此帶來的消費結構由生存型向享受、發展型轉變，帶來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同時，工業化、城市化也加大了國內需求的增加，內生需求趨于旺盛。

4、國內經濟面臨緊縮調控風險

由于房地產價格虛高、金融貸款投放過多、投資過熱、物價上升等一系列的經濟過熱形勢，國家又可能由相對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轉向緊縮調控，采取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

5、國際收支不平衡，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

連續幾年的貿易順差，是我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嚴重失衡，這都為我國的貿易、金融等帶來一系列影響，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國家又可能采取調控出口產品結構、實行配額出口、取消或者降低出口退稅等措施來改變這種局面，對外貿出口以及相關行業帶來一定影響。

6、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風險增大

由于投資過熱所帶來的一些食品、原材料價格上漲，使經濟逐步向過熱轉變趨勢加大，通脹風險增大。同時，由于重復建設和盲目投資所帶來了部分行業生產能力過盛，產品積壓，又同時面臨通縮風險，國家政策回旋余地變窄。

總體而言，*年我省所面臨的國內經濟形勢看好。國家為促進中西部發展所采取的金融、財政稅收、國債等一系列的優惠措施，都為我省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我國經濟調險也在加大，我們有必要加強對經濟形勢跟蹤監測和風險防范。

三、值得關注的兩個問題

1、固定資產投資回落過快

自2006年4月份以來，我省投資增幅出現逐步回落的走勢，從當月的38.2%下降到12月份的25.0%，回落了13.2個百分點，與上年相比回落了3.5個百分點；全年新開工項目增長8.1%，比上年回落了16.3個百分點。*年1－3月，我省城鎮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為26.2%，比上年同期的35.8%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位居中部六省末位。為了抑制經濟的過熱，國家在最近幾年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在此影響下，我國多數省市均出現了投資增速回落的情況。但是，我省作為欠發達省份，正處于城鎮化、新型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目前我省固定資產投資回落的速度顯然過快，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

2、利用外資增速下降

隨著各省對外向型經濟的關注度提高，各省利用外資競爭日益激烈。目前，我省利用外資明顯受到沖擊，特別是在中部地區，由于中部各省都具有較好的區位優勢，近年加大了招商引資力度，我省利用外資增速下降的勢頭比較明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年1-3月，我省實際利用外資由上年同期的5.32億美元增加到6.57億美元，累計值由中部第一位降至第四位，后退了3位，河南、湖南累計值分別為8.73億美元和7.59億美元，分列第一、二位。中部省份利用外資競爭加劇，我省引資形勢嚴峻，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轉。

四、對*年上半年我省主要經濟指標的預測

根據國內外經濟研究機構對我國整體經濟形勢的分析，結合*的實際，在計量經濟分析模型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判斷上半年我省經濟仍然將保持在高位運行。預計，今年上半年，我省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GDP增速可達12%。其中，一產增速6.5%，二產增速16.8%，三產增速10.5%；工業生產平穩較快增長，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可達23.2%；投資增速繼續趨緩，預計城鎮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26%；消費穩步提高，預計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15.8%；預計出口有所放緩，進出口總額增速38%，實際利用外資增速23%；財政總收入增速31%；考慮到工資調整等因素，預計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速13.6%。如下表：

五、政策建議

總體判斷，我省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存在，全年可以保持較快增長。但必須高度關注可能出現的投資減弱的狀況，避免導致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同時，要著力在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1、保持投資適度增長

積極組織項目，加大與國家有關部委溝通力度，爭取國家在我省重大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現代農業建設、新農村建設等項目投資有所增長。辯證看待房地產業發展，在確保低收入階層住房需求的同時，繼續鼓勵房地產投資企業增加商品房供應，推動房地產投資保持一定增長速度。全面清理行業準入門檻，鼓勵民間投資發展。

2、廣開渠道，積極引進內資、外資

年內圍繞農業產業化、基礎設施、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組織若干次大型對外招商引資會。圍繞已有的引進項目，制訂配套項目引資規劃，有針對性地加強引資工作。內外資并重，在內資引進和外資引進中，實施同等的所得稅、土地、軟硬件基礎環境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3、進一步擴大內需，啟動消費需求

積極落實好國家一系列惠農措施，確保農民負擔進一步下降，特別是對農村義務教育收費減免政策的落實，要加大督查力度。特別是利用好國家“萬村千鄉市場工程”的優惠政策，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帶動農民增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根據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家庭每期房貸還款金額都將擠占70%的當期消費支出。因此，要加快落實省直單位住房補貼的發放，大膽探索國有企業、機關單位和社會公眾新型合作建房的途徑，努力緩解住房壓力對消費需求的抑制。

第9篇：經濟增長走勢范文

一、全球經濟失衡只是經濟學家的幻覺嗎？

2005年美國貿易赤字再次創出歷史新高，為7258億美元，占GDP的5.8%。目前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總額相當于全球主要順差國順差總額的四分之三。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把美國經濟的失衡稱之為全球經濟失衡。全球經濟失衡本身并不是一種新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因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持續惡化（占GDP的比例最高超過了3%）而誘發了第一次全球經濟失衡。眾所周知，最終以“廣場協議”的簽署、美元貶值得到了解決。此輪失衡始于90年代，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從1996年的1202億美元升至2004年的6659億美元。與此相對應，美國的凈對外債務余額（即海外凈資產為負數）從3600億美元升至25610億美元。更為嚴重的是，美元的實際匯率在2002－2004年大幅貶值以后，其經常賬戶逆差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持續惡化；2005年在經常賬戶逆差創出新高的同時，美元匯率卻穩中走強。匯率作為調節國際收支差額的一個主要手段失靈了。

日益惡化的經常賬戶收支狀況與美元匯率、經濟增長走勢的脫節引發了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真實性的質疑。2005年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暗物質”假說（Hausmann，Sturzengger，2005）。他們的基本看法是，全球經濟失衡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他們算了這樣一筆帳：1980年美國的海外凈資產為3650億美元，投資收益為300億美元。1980－2004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累計45000萬億美元，按理說美國的海外凈資產應該為－41000億美元，但統計顯示美國的海外凈資產只有－25000億美元（為了方便說明問題選擇了25610億美元的近似值）。這兩者之間的差額（16000億美元）可以看成是美國對外投資的資本收益。

假如對海外債務每年支付5%的利息（美國國庫券的利率），那么美國2004年應該支付2100億美元利息。實際結果如何呢？統計顯示，2004年美國仍然有300億美元凈投資收益，和1982年相等！這意味著美國在免費使用這45000億美元的債務。假如不考慮這16000億美元的投資收益，那么可以說美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經常賬戶赤字！現在美國仍然是債權國！

以300億美元凈投資收益為前提，以5％的利率為標準推算，美國現在應有6000億美元的債權。那么，官方統計中的25000億美元債務與6000億美元債權之間的差額就被稱之為“暗物質”。“暗物質”是借用天文學的一個概念，表示能夠創造收益但看不到的一種東西。

“暗物質”的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美國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可以在東道國融資借款。它們沒有反映在美國的海外直接投資統計內，但卻能給美國帶來投資收益。這相當于美國企業出口了一種Know-how（技術訣竅）。第二個來源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的債務源于其他國家對美元有強大的需求，這等于美國以債務形式向世界出口了流動性，本質上是美元的鑄幣稅收益。第三個來源是流入到美國的投資收益率遠低于美國對外投資的收益率。這種差別收益相當于美國向世界出口了一種保險。由于這種“暗物質”的存在，人們對所謂全球經濟失衡的擔憂完全是杞人憂天。

二、全球經濟失衡是否可持續？

無論全球經濟失衡是否只是一種幻覺，但國際收支統計顯示，美國不斷擴大的經常收支逆差必須有賴于外部資本的不斷流入來彌補。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趨勢是否可持續。樂觀派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全球經濟失衡還會持續相當長一個時期(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2003;2004)。其邏輯是，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條件下美國與西歐、日本的關系相似，目前的全球經濟仍然劃分為“中心”（美國）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家。“”國家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為此需要釘住“中心”國家的貨幣，低估本幣匯率，其結果是對“中心”國家貿易順差增加。進而再把外匯儲備重新投入到“中心”國家。這就是90年代以來支撐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循環”機制。由于“中心”國家具有資本市場優勢，它可以從“”國家吸收短期資本，同時輸出長期資本（對外直接投資）。只要亞洲、拉美新興市場經濟沒有從“”陣營中“畢業”，這種循環就不會出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可以持續下去。這種機制也被稱之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

悲觀論則不接受上述邏輯(Blanchard等,2005;Eichengreen,2004;Obsfeld,Rogoff,2004)。

其一，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環境不同，目前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固定匯率機制。“”國家并不是一個利益和行動一致的共同體，任何國家都沒有義務使本國貨幣與美元保持穩定的關系。龐大的國際游資對匯率市場的沖擊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即使“”國家愿意保持與美元的穩定關系，面對國際游資的沖擊也可能無能為力。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具有排他性，而目前歐元的出現至少是對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一種可替代的選擇。近來，為對抗美國，伊朗著手籌建石油交易市場，宣稱將以歐元作為石油的計價貨幣就是一例。

其二，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正在誘發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從根本上來說，經常賬戶不斷惡化源于美國的低儲蓄率，但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把它歸結為外部世界的不公平貿易政策，并要求新興市場經濟調整對美元的匯率。

其三，即使美國愿意接受目前的“雙循環”機制，國際金融市場是否愿意永遠接受美國不斷擴大的經常賬戶赤字還是一個未知數。近年來，東亞某些國家政府官員每每談及調整外匯儲備的構成時，都會引起美元匯率的大幅波動。

其四，與美國相對應，貿易順差國能否承受不斷擴大的對美貿易順差和美元儲備也在成為一個

險來源。為維護本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順差國中心銀行需要不斷地買進美元，從而以外匯占款的形式增發貨幣。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亞地區經濟大多實施寬松貨幣政策，以這種形式增發貨幣客觀上也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但反過來一旦需要緊縮貨幣政策時，這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包袱——本國貨幣政策失靈。

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風險有多大，調整的必要性有多充足，但迄今為止的事實是，失衡本身并沒有阻礙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這就為樂觀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對此，我們還需要看一看目前全球經濟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機制。

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上述的“雙循環”機制：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私人消費需求。在2000年之前支撐美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力是證券市場繁榮的“正財富效應”。證券市場的泡沫崩潰后，房地產市場繁榮成為支撐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來源。而房地產市場繁榮主要得益于低長期利率。“9·11”事件以來，美國短期利率已經從1%提高到4.25%，同期美國的長期利率卻幾乎沒有變化，一直維持在歷史低水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外國資本源源不斷流入美國，尤其是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的流入。這些資本的流入又來自于它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以這種“雙循環”為基礎，美國經濟與亞洲經濟共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引擎”。

2005年的一個新變化是美元匯率在連續下跌之后開始止跌回升。這要追溯到全球石油價格的上漲。一方面，油價上漲擴大了美國的貿易赤字，美國僅對OPEC國家的貿易赤字就從2002年的200億美元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近800億美元。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國又把增加的石油出口收入回流到美國資本市場。伴隨大量資金流入石油輸出國家，他們并沒有像前兩次石油危機階段那樣大量用于消費，而是更多用于儲蓄。這部分儲蓄回流美國成為支撐美元走強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這種“雙循環”為基礎的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增長要得以持續，需要每一個環節都要運轉良好。而全球經濟失衡處于循環的核心位置，這就是為什么人們擔心的原因所在。

三、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及其調整的方向

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形成的原因，美國的低儲蓄率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2000年之前，美國經常賬戶惡化主要源于私人投資率太高。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投資率下降，經常賬戶惡化更多反映了儲蓄率的降低。但近來，美國和一些國際組織越來越強調外部世界（尤其是東亞地區和石油輸出國）過度儲蓄對失衡的影響（IMF，2005）。毫無疑問，全球范圍內的儲蓄與投資應該是平衡的。強調外部世界過度儲蓄的目的還是要其他國家與美國共同分擔失衡調整的風險。

與此相對應，對于未來的調整方式，經濟學家盡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最終仍然是由全球來承擔調整的壓力（Blanchard等,2005;Obstfeld,Rogoff，2005）。第一種可選擇的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方式，即在既定的匯率水平下消除經常賬戶赤字。這要求美國貿易伙伴的增長率高于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只有貿易伙伴實現更高的增長率才能吸納更多的美國出口。1990－2004年間，美國經濟累計增長幅度為45%，歐洲和日本分別為29%和25%，而其他貿易伙伴的增長率都高于美國。在美國經濟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歐洲和日本要彌補這種增長缺口是很困難的。即使能夠做到，他們也只占美國出口的35%，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經常賬戶收支不平衡問題。與此相關的另一種出路是美國降低消費，提高儲蓄率，減少進口。這將有可能引發美國與全球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方式是投資者的投資偏好發生變化，更多投向美國資產，即外國投資者購買更多的美國債券和股票，增加美元儲備。這只會帶來美元暫時的升值，長期內是更大規模的調整。第三種方式是美國提高利率。同樣的邏輯，假如僅提高利率，美國將會積累更多的債務和需要支付更多的投資收益。面對“雙赤字”，美國需要提高利率與降低財政赤字并舉。需要說明的是，減少經常賬戶赤字需要降低財政赤字，但降低財政赤字本身并不足以解決經常賬戶收支不平衡問題。第四種方式是亞洲國家的中心銀行改變決策，停止購買美元，降低持有美元的比例。這將是全球范圍內對美元需求的重大調整。其中，假如人民幣不再釘住美元，在美元大幅貶值的同時，歐洲貨幣將會大幅升值。很顯然，在美國看來，解決其對外失衡的根本出路是外部世界。與此相聯系的最后一種方式，也是美國最希望的，就是簽署第二個“廣場協議”：美元貶值。這既不會觸發美國經濟衰退，又能夠解決經常賬戶失衡問題。考慮到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凈債務國，美元大幅貶值客觀上還將減輕其債務負擔。正像美國泡沫經濟崩潰由全世界共同分擔損失一樣。

四、全球經濟失衡調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無論是采取哪一種調整方式，中國經濟受到的影響都將是首當其沖的。原因至少有一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是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國。雖然2003年以來美國對石油出口國的逆差大幅上升，但那是油價上漲的結果。除非美國能夠抑止油價的上漲，否則他就不能要求石油出口國為失衡的調整承擔責任。第二，中國處于東亞國際生產網絡的最末端——加工組裝階段。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定程度上體現為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因此，只要東亞地區經濟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不做根本性調整，中國對美的順差格局將很難發生改變。第三，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也決定了中國是美國逆差融資的主要提供者。第四，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形成機制尚未完成，這也為美國向中國施壓提供了口實。

總之，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外部風險。未雨綢繆，提出符合實際的對策是這次會議的最終目標所在。

參考文獻：

1.Blanchard,O.,etal(2005),TheU.S.CurrentAccountandTheDollar.NBERWorkingPaperSeries,No.11137。

2.Dooley,M.,D.Folkerts-LandauandP.Garber(2003),AnEssayon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NBER,No.9971.

3.Dooley,M.,D.Folkerts-LandauandP.Garber(2004),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TheEffectsofPeripheryInterventionandReserveManagementonInterestRate&ExchangeRateinCen

nterCountries.NBER,No.10332.

4.Eichengreen,B.(2004),GlobalImbalancesandtheLessonsofBrettonWoods.NBER,No.10497.

5.R.Hausmann,F.Sturzengger(2005),U.S.andGlobalImbalances:CanDarkMatterPreventtheBigBang?WorkingPaper.

6.IMF(2005)，WorldEconomicOutlook:BuildingInstitution.Sep.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