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代價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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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評價；評價指標
Abstrac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growth process， not just the quality of its speed， as th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 is not just the quality of diet food quantity， this is what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ason why. To br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eople tend to think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rea. However，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rapid economic growth brought about by a series of consequences， includ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ar more than the contents of the case. At present， the formation of a buyer’s market，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n the quality of，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so on so that we have to re-examine the issue of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一 經濟增長的評價指標：GDP的真實性
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離不開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探討，GDP的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它的真實性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特殊形勢下，對GDP的核算在理論上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與核算制度存在著局限性
對GDP進行核算時采用的是“生產原則”而不是實現原則，即對成為積累進入存量的投資與現實使用未作區分，這種做法在我國當前的形勢下有很大的弊端。當今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產品更新換代越來越快，特別是在目前的買方市場形勢下，大部分商品供過于求，經濟中出現了相對過剩的局面。據國家有關部門對1999年605種主要商品供求狀況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種，占72.23%。大量的無效供給可能會成為永久的庫存或只能削價處理。對于這些進入庫存或削價處理的商品，在核算時已經計入了GDP，但它們的價值卻無法實現或不能完全實現，從而會造成GDP的虛假成份。
（二）統計數據質量存在著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種經濟成份迅速發展，經濟結構日趨復雜，經濟運行機制和利益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使得統計對象更加廣泛、復雜、多變，給政府統計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同時，我國現行的統計體制和統計調查方法體系沒有按市場規律作出及時的調整，基層統計力量過于薄弱，統計隊伍素質較低，這使得統計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我國政府統計數據的質量存在失真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于統計法還沒有真正起到其監督作用，致使我國大部分統計工作不具備完全的獨立性和超脫性，統計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往往受利益驅使，統計的質量與可靠性受到威脅。統計工作者的業績與當地的領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領導干部的業績則與當地所創造的GDP聯系在一起，這些現實存在的行為機制客觀上強化了行政對統計數據干預的行為，統計部門很難獨立地行使統計職權，在許多情況下都不得不從地方利益出發，屈從于領導的意志而人為地臆造數據，從而造成統計數據傳輸過程中的中間扭曲。
二 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波動率分析
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標志之一，一般用經濟增長波動率來反映：
本年經濟增長率－上年經濟增長率
經濟增長波動率＝──────────────────
上年經濟增長率
從1985年到2000年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經濟波動較大，但自1993年以來波動率基本上維持在-0.02～0.02之間，可見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了較大的提高。
穩定的經濟增長之所以是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內容，是因為：過度的經濟波動對經濟的動態效率損害很大，一是破壞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內在機制，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二是加大了宏觀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經濟過熱往往導致通貨膨脹，經濟過冷又會造成高失業率。此外，它對人們特別是窮人會造成超乎常規的影響，一方面是因為窮人幾乎沒有什么資本來對付經濟的沖擊，他們要維持消費水平的穩定將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難。在那些社會安全網絡還不太健全的國家，這種影響可能尤為嚴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選擇的缺乏，窮人經常從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的工作，比如農業和建筑業。因此，一場經濟危機會嚴重地惡化他們的人力和自然資產，使他們在其后的繁榮中也得不到好處。
三 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資源和環境的代價
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環境質量的惡化會造成人們生活質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同時一定不能忽略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源環境代價。從下面的資料可以看出我國在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和人均收入翻兩番之后，我國為之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產生了大量的空氣和水污染，導致了大氣和水環境質量的下降。從城市大氣質量來看，1995年以空氣中總懸浮物濃度測算的全球20個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個城市在中國（世界銀行1999）（注：世界銀行，增長的質量，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頁.），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氣中總懸浮顆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濃度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標準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資料顯示，目前已有29%的國土面積受到酸雨的影響；水污染的范圍在擴大，1995年全國135條受監測的城市河段中，有52條已受到嚴重污染，其水質連灌溉標準都達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驚。我國的大氣與水污染，尤其是細微大氣顆粒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達540億美元（相當于人民幣4509億元），幾乎是1995
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注：世界銀行，碧水藍天：展望21世紀的中國環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頁.）
另外，我國的森林經過長期的砍伐、開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無幾，整個森林生態系統已經殘破；天然草地由于長期超載放牧、毀草開荒、亂采濫挖野生植物、淘金開礦，草原生態系統已經并繼續處于大面積退化之中。據國家環保總局200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國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積已占半數。全國“三化”（退化、沙化、堿化）草地面積已達1.35億公頃，并且還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注：楊東平，中國：21世紀生存空間，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頁.）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的27.3%.（注：世界銀行，碧水藍天：展望21世紀的中國環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頁.）
GDP雖然扣除了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中間投入，即在生產過程中消耗轉換的貨物和服務的價值，但并沒有扣除為謀求增長而造成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所謂資源和環境代價，就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因生產和消費所造成的自然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質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現行的GDP來衡量經濟增長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視資源和環境代價的經濟增長給自然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嚴重地損害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物質基礎，也大大降低了人們特別是子孫后代的福利水平，這種經濟增長顯然是低質量的增長。這也是現在各國重視綠色GDP計算、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2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僅以GDP作為標準，并不能完整判斷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隨著GDP總量的不斷擴大，中國趕超日本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人均GDP水平、產業結構、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等方面，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為多年來粗放的發展模式付出了巨大的環境資源代價。今年年初，中國北部地區霧霾頻發，持續時間之長、影響范圍之廣、強度之高均為歷史罕見，這實際上是大自然以最直觀的方式折射出環境資源代價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經研究認為，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僅為5%左右。環保部最新公布的綠色GDP核算結果也表明，從2004年到2010年，全國生態環境退化成本已從5118億元上升到15389億元，這顯示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資源代價在持續上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漸成共識，有意放慢經濟增速，開始下“細棋”。“十二五”期間，全國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平均為7%。農歷新年前，一些長期“領跑”中國經濟的發達省市主動下調GDP目標，比如，北京宣布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為8%，上海確定為7.5%，浙江、廣東則同為8%，都明顯低于“十一五”期間的增速目標。
在“GDP慣性”還較強大的氛圍中，這些省市的轉變和調整顯得尤為可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通用尺度，其作用不可替代，出路不在于取消GDP，而是告別GDP崇拜。
增長是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對于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而言，保持經濟一定的增長速度，是確保充分就業、提高公民福祉的重要條件。所以，厲以寧說：“過快當然不行，但在中國的國情下，8%左右還是可以承受的。”這也就是大家所認同的“正常高增長”。
第3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關鍵詞】面板數據檢驗 環境污染 能源消費 經濟增長
一、背景
自工業化以來，大多數國家為了加速經濟增長，都大規模開發能源，從而導致能源逐漸缺乏。而如今我國的能源與環境問題尤為突出。所以，研究我國的環境保護、能源消費以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對環境保護、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進行綜合研究，力圖更全面地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我國各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使用面板數據的方法實證分析我國各個地區的環境污染、能源消費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單位根檢驗以及協整檢驗的方法來量化能源消費、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單位根檢驗主要有IPS檢驗、PP檢驗、LLC檢驗方法以及ADF等。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方法包括Kao檢驗以及Pedroni檢驗，這兩種方法檢驗的原假設均為不存在協整關系。
三、實證分析
（一）指標和數據的選取
經濟增長：使用地區生產總值，單位：億元。
能源消費：由于我國煤炭和石油的供需存在低估的情況，但電力消費數據比較準確。所以此次用來反映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關系的指標，使用各地區電力消費量，單位：億千瓦小時。
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的評價指標選擇工業廢水排放量，單位：萬噸。
選取2005年至2014年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GDP、工業廢水排放量F以及電力消費量E的數據來創建面板數據集。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包括北京、天津、內蒙古、吉林、黑龍江、遼寧、河北、陜西、山東、山西、河南、、甘肅、上海、湖北、江蘇、浙江、湖南、廣東、安徽、江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青海、福建、海南、廣西、寧夏、新疆，因為數據包括極端數據所以不考慮。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首先對變量GDP、F以及E進行了對數變換以消除異方差的影響，記LNGDPit=Ln（GDPit），LNEit=Ln（Eit），LNFit =Ln（Fit）。
（二）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
采用 IPS檢驗、LLC檢驗、Fisher-PP檢驗以及Fisher-ADF檢驗來進行單位根檢驗。由檢驗結果可得，LnGDPit，LnEit，LnFit在5%的水平下不平穩，經一階差分后，LnGDPit，LnEit，LnFit的四種檢驗方法都在5%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因此我們得出LnGDPit，LnEit，LnFit為一階單整序列。
（三）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
對LnGDPit，LnEit，LnFit的協整關系進行Pedroni協整檢驗和Kao協整檢驗。面板協整檢驗結果表明： PP、ADF統計量以及ADF統計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說明LnEit、LnFit以及LnGDPit之間有著顯著的協整關系。
（四）模型檢驗
（1）固定效應模型的顯著性檢驗。固定效應模型的顯著性檢驗原理是檢驗固定效應系數ai 是否有差別，檢驗結果表明，p值小于5%，所以拒絕固定效應系數相同的原假設，因此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合適。
Hausman檢驗。Hausman檢驗的原假設為隨機效應模型的系數與固定效應模型的系數沒有差別，選擇隨機效應模型，則接受原假設，否則為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表明，p值在5%的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選固定效應模型。
（五）模型的估計
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模型，結果顯示被估計參數全部通過顯著性檢驗，R2值高達0.98，擬合的效果很好，但是DW值低，為0.33，存在自相關問題。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采用加入AR（1）后的模型估計結果：
LNGDPit=6.469+ai+0.396LNEit+0.113LNFit+0.929AR（1）
模型調整后的R2為0.998，各個系數均通過t檢驗，AR（1）的回歸系數顯著不為0，DW值為2.41，已消除自相關，模型擬合的較好。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GDP與環境污染、能源消費之間有著顯著的長期均衡關系，從我國的平均水平來看，能源消費的彈性系數為0.396，即能源供給每增加1%，GDP增長0.396%；環境污染的彈性系數為0.113，表明環境污染每增加1%，GDP增長0.113%，以上說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存在著正向關系，符合我們以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的現實。
第4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作為國民經濟運行核心數據的經濟增速，似乎把中國經濟定格在“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狀態。然而，喜人的數字背后，隱含著巨大的反差和諸多迷惑待解。
增長的悖論
就宏觀經濟而言，中國保持了積極向好的態勢，1978～2004年平均增長率為9．4％，在所有轉型國家中，這種近乎“奇跡”的經濟增長績效無疑是最令人矚目的。而從微觀主體來看，當前企業的產成品庫存卻節節攀升，經濟效益不斷下滑。
國家統計局對全國1．95萬家各種類型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二季度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28．5，分別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下降7．4點和3．0點。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信息則表明，上半年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9．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額上升59．3％，升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8個百分點，創下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7月中旬，銀監會官員提出警示，由于國內外市場環境發生變化，企業庫存大量增加，效益普遍下滑，資金日趨緊張，因此銀行業應當注意防范新出現的風險。人民銀行8月4日的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2005年上半年，經濟運行中依然存在著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資源、能源約束的矛盾突出等老問題，同時還出現了部分行業利潤下降、進口放緩、貿易摩擦升級等新問題。
微觀層面上，如果一個企業持續虧損，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產效率低下所困：宏觀層面上，如果資源不斷流向這種企業，顯然社會資源的配置缺乏效率。當兩種類型的低效率集中反映在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比例和呆壞賬上，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結論顯得匪夷所思：中國經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又是無效率或效率很低的一個。
盡管2004年底，國內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和不良貸款率的雙降指標完成了，但因為商業銀行對于當年或短期不良貸款的下降擁有很大的操作余地，所以實際形勢并不樂觀。而截至2004年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為12．6萬億元，約占18．9萬億銀行貸款的66．7％。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債務因果鏈國有企業欠銀行(主要是國有銀行)，銀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居民儲戶)。大量不良貸款的堆積致使銀行機構最終被迫“惜貸”。
毋庸置疑，我國的經濟增長在現實層面已經陷入一種耐人尋味的“悖論”中：盡管經濟呈現較快增長，受益人卻并不是那么多；而假如沒有一個較為快速的經濟增長，整個社會又會身受經濟停滯之害。這樣的囚徒困境，不僅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經濟生活，并且作為一種邏輯支配著政府的政策主張，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我們的社會走向。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已擴大至0．458，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國家統計局也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則盲僅為1．4％。
耐人尋味的是，1998～2002年間，我國GDP平均增長7．3％，而2003年猛增到9．3％，2004年達到9．5％，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反彈得這么快，失業率應該下降才對。但事實上，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節節攀升，而農村還有1．5億富余勞動力等待消化。
應當說，增長與發展遠不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如果一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以犧牲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為代價，那么這種增長將因嚴重失衡而不具有可持續性。
增長的動力源何在
圍繞當前和今后經濟增速放緩與否的爭論，歸根結底，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支撐點和動力源究竟應當放在哪里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固有模式是：內向經濟以政府固定資產投資的超速增長來拉動，外向經濟以低價、低附加值、低利潤率的產品出口來拉動。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本國資源和環境質量，而且與諸多國家產生貿易摩擦的幾率加大，時至今日已經難以為繼。
不可否認的是，投資依舊成為本輪經濟增長中最主要的引擎，2004年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50％。然而，令人堪憂的是，中國目前的資源狀況難以支撐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從根本上說，自2003年我國經濟增速重上9％之后，資源已顯得高度緊張。可以肯定地講，資源供給的可持續性將制約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有學者指出：中國過去幾十年間單純依靠提高投資率維持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這種模式所能產生的經濟增長該發揮的基本上全發揮了。如果經濟增長模式今后仍未實現轉型，中國經濟增長步伐放慢便不可避免。
相關數據顯示，我國轉型時期的經濟增長對金融信貸的增長具有高度依賴性。改革之初的1978年，銀行貸款余額只有1850億元，27年后的2005年6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達到19．9萬億元，年均增幅近20％。信貸的快速增長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騰飛，而這又有賴于銀行金融機構通過吸收包括居民儲蓄在內的存款資金，進而形成可貸資金才得以實現。
居民儲蓄不斷增長、國民儲蓄率持續提高，促使投資增長速度和總投資率得以保持較高水平。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轉型之前，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顯得尤為“舉足輕重”。1978-2004年間，我國投資率平均為35％左右。這樣的投資率不僅高于一般國家的水平，也高于與中國有著類似文化傳統和社會習慣、儲蓄傾向較高的東亞國家。
與投資率相對過高形成反差的是，最終消費率從長期來看存在持續下降趨勢。同發達國家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明顯偏低。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世界平均最終消費率在79％左右，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最終消費率在60％左右。而我國1990～2001年間平均消費率不足60％，消費與投資增長極不協調。2000年以來，中國投資率連年提高，消費率逐年下降。2004年我國投資率上升至43．9％，最終消費率則下降為53．6％。
消費率長期偏低，會使投資增長最終失去消費需求的支持，導致生產能力閑置，―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量、供求失衡，引發企業效益下降、失業率上升等一系列問題。長此以往，高儲蓄支持的經濟高增長極有可能演變成一種惡性循環：即高儲蓄率使消費不振、市場疲軟，企業受影響投資減速、生產下降，這就造成失業增加、居民未來收入預期不好，于是人們控制消費而選擇高儲蓄。
究竟應當從何人手拉動內需?不容回避的現實是，現時期政府在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似乎力不從心、捉襟見肘，致使公共產品嚴重短缺。近年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在改革中過度市場化、產業化，導致公共支出重心轉向個人，民眾不得不背負起改革的代價并被迫成為公共產品的“自供者”，進而鎖定、凍結了大量居民儲蓄。在政府職能不到位、社保體系不完善、財富增長不平衡的情況下，想要刺激全民消費是很困難的。
于是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引擎，2004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約為6％；2005年上半年的進出口總值占(3DP的70％，其中出口達到40％以上。然而，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特別是農民工現在僅能維持最低生活標準――中國平均勞動力成本為0.9美元／小時，不僅遠低于德國、美國等高人力成本國家，也低于具有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墨西哥。
以低價出口產品和犧牲國內勞動者的福利為代價，盡管使世界享受了中國輸出的好處，卻沒有得來好評，反而增加了貿易摩擦。近期中國與歐盟、美國之間出現的一系列貿易爭端，已經明白無誤地證實了這一點。引資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加劇了國內本已十分緊張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環境負擔，卻未帶來相應的福利增進。
作為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中國必頃改變過度依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積極擴大內需、拓展國內市場方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
高油價之憂
判斷中國經濟未來可能出現通貨膨張還是通貨緊縮，居高不下的國際油價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今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高位震蕩。 2005年7月初創下了62．8美元／桶的歷史紀錄。較之幾年前，國際油價已經，翻了幾番。
油價高位運行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模型預測，如果原油價格居高不下，那么亞洲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CDP將損失約2個百分點。海關最新統汁，2004年我國進口原油因為漲價而多支付的外匯達70．68億美元。而據估計2005年因為油價高企，中國在石油進口上的成本將可能要多支付2004年GDP總量的2％。
德意志銀行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到勸10年時中國的石油需求依舊將保持強勢增長，每天的需求量將達到930萬桶，比 2005年增長37％，比2000年提高 2倍多。雖然中國石油進口在過去11年里增長了一倍，超過了日本，僅次于美國，但卻一直處于全球石油產業鏈的邊緣――既沒有價格主導權也缺乏市場影響力，只能作為最終消費者被動承受油價上漲的既成事實，并繼續承擔油價上漲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損害。
國家發改委官員近期公開表示，“低油價時代在我們可以設想的下一步和近段時期內很難再出現，目前已經進入一個成品油的高價位時代。”種種跡象表明，能源緊缺可能成為今后較長時期內推動我國價格上漲的重要動力。
如果石油價格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因素開始傳遞到消費領域，將對通貨膨脹產生長期影響并成為推動通脹的主要動力。由此看來，成本推動型通脹在一段時間內依然揮之不去。假如經濟出現持續下滑，那么，滯脹幽靈將會不期而至。
第5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1)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a.在傳統經濟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是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投入,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勞動和投資的增加,其特點是以資源耗費為代價。在網絡經濟條件下,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因是科技知識的創新和信息的積累。
b.在機械化條件下,人們使用的是手工工具和機械動力工具,它通過節約人的體力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的增長。在網絡經濟條件下,智力工具如計算機、網絡和各種軟件,特別是因特網,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工具。這種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工具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第6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關鍵詞：數量型增長；質量型增長；利益格局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4）04―0024―08
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實質是利益關系問題。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體。經濟增長路徑的變化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因此，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體及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從而通過利益關系的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效果。
一、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經濟增長轉變中的利益關系博弈
（一）我國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會引起兩者財政收支變化。總體看，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財政支出遠高于中央財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呈現小幅下降趨勢，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顯，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重穩中有增，財政支出比重增幅明顯，分別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從固定資產投資看，中央財政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一直遠低于地方財政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財政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則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這種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資沖動強勁，制約了中國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見圖1）。
2.城鄉利益主體之問的利益關系博弈。城鄉主體的利益關系博弈會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結構產生影響。從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雖然呈現逐年穩步提升的態勢，但城鄉收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入差距逐步擴大，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時，未能兼顧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較大；另一方面，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較城鎮緩慢。從恩格爾系數變動看，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都呈現下降趨勢并逐漸趨同，這表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正在轉變，但城鄉二元差距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見圖2）。從城鄉消費看，城鄉居民消費差距不斷擴大，居民消費比重遠高于政府消費比重，但居民消費比重有小幅波動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費比重則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費中城鎮居民消費比重明顯高于農村居民消費比重，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農村居民消費比重則由33%降至22.7%（見圖3）。城鄉利益主體的利益關系博弈導致城鄉結構失衡，使得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村人口收入低，消費增長緩慢，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揮不出來，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短期難以改變，制約我國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
（二）我國經濟增長中利益關系博弈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1.制約資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關系博弈，我國主要通過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產方式實現“數量型”經濟增長。在傳統生產要素方面，由于我國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通過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來驅動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維持在低水平狀態且單位生產總值能耗逐年增長。我國勞動生產率由2000年的149.2億元/萬人減少至2012年的139.3億元/萬人，而單位產值能耗則由135.3噸標準煤/億元大幅增值到338.5噸標準煤/億元（見圖4）。這說明，我國資源配置效率較低，是通過增加要素投入量來驅動經濟增長。在技術創新研發方面，研發經費支出與技術市場成交額逐年提高，研發經費支出增幅相對穩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術市場成交額波動上漲，2012年增速達34%。但高技術產品進口額受國際貿易環境影響較大，波動幅度較大，未能保持持續上漲。這表明，由于利益關系博弈的制約，我國尚未形成良好的創新驅動環境與條件、高效科學的創新驅動過程、合理完善的創新驅動機制，因此需要通過利益關系博弈的改變來改善資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趨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們習慣于投資驅動，使得產業結構呈現趨同態勢。雖然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率以及對GDP增長的拉動力均處于低水平階段，但對GDP的貢獻率呈現小幅攀升態勢。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和對GDP增長的拉動力均有較大波動，且近年呈現下降趨勢。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與第二產業呈現相反態勢，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則與第二產業變化趨勢趨同（見圖5）。從就業比重看，三大產業的就業比值具有趨同趨勢。第一產業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而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逐年穩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見圖6）。從各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各產業產值比重/各產業就業比重）看，第一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保持在低水平狀態，無大幅變動，基本保持為0.3。第二產業具有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趨勢，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呈小幅降價趨勢，由1.4降至1.2。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呈現趨同態勢（見圖7）。
二、利益機制的構建是中國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關鍵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必然會改變資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這些變化也必然會涉及利益關系的調整，這種利益關系的變化和調整是中國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關鍵。
（一）社會矛盾變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調整
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型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公共服務供求矛盾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經濟社會發展中主要矛盾的變化使經濟增長的社會動力基礎發生變化，這一矛盾的變化制約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原因在于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會影響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為維護自身利益，會阻礙經濟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形成經濟增長利益格局鎖定效應。由于利益主體的地位和能力影響其獲得的利益，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中的利益關系調整涉及到微觀利益主體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這就直接決定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的社會微觀基礎。當前，阻礙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利益博弈關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體的博弈：中央與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區利益主體博弈、城鄉利益主體博弈和勞資利益主體博弈，這些利益主體博弈導致地方投資驅動、產業結構趨同、農村消費不振和要素投入驅動。…可見，這種利益主體博弈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路徑轉變。
（二）資源配置方式變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調整
在數量型經濟增長背景下，資源配置權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晉升激勵效應的存在，政府部門習慣和熱衷于通過投資實現經濟數量的增長，而忽視質量的提高。從資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實現經濟增長，在這種增長模式中資本、勞動力、資源、能源被過度消耗；從經濟運行角度看，數量型經濟增長忽視經濟運行中結構變化、福利分配、資源環境代價、增長波動性，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忽視經濟增長的產出效率；從資源配置的產出角度看，重視經濟規模的數量型擴張，表現為通過追求規模擴張來拉動增長。這種增長的資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為核心指標的經濟數量的增長和經濟規模的擴張。又由于決定國家經濟發展差異和趕超過程的關鍵是技術水平差距，其影響遠大于有效勞動資本存量的差距。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需要對這種資源配置方式進行調整，在資源配置投入方面，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依靠創新驅動，提高經濟增長中技術等先進要素的貢獻，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和全要素貢獻率；在經濟運行方面，不斷進行經濟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結構向高級化和合理化方向發展。同時，維護經濟的穩定性，熨平經濟短期波動。在資源配置的產出方面，重視經濟增長中投入產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經濟增長的數量、質量和效益的統一。資源配置方式調整的本質是調整利益博弈關系，通過利益博弈關系的調整形成有效的激勵結構。
（三）福利分配關系變化導致的利益關系調整
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分配關系的變化，這一變化也會引起利益格局的變化。一方面，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需要調整資本與勞動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關系的格局。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中，在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下，財富主要向資本集中，造成資本和勞動收益失衡，形成資本收益過高，勞動收益過低的局面，資本收益和勞動收益失衡使得利益關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需要調整社會、居民和政府的利益關系。數量型增長背景下社會居民的收入相對下降，政府收入相對上升。同時，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需要調整壟斷和特殊集團的利益。在數量型增長中壟斷行業依靠行政壟斷掌握資源，行業平均收入水平過高，僅政府補貼方面，國有企業較民營企業獲得更高補貼，企業產權性質對政府補貼存在邊際影響。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為提高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對這些基本利益關系格局進行調整，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這是制約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關鍵因素。
三、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中利益關系的調整
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增長目標。經濟增長初級階段的目標是數量擴張，而高級階段的增長目標是數量與質量的統一。經濟增長質量是在數量增長的基礎上，進一步重視經濟增長的產出效率、創新程度、經濟結構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態環境保護、經濟增長的代價。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變需要進行多重利益關系的調整。
（一）經濟增長終極目標的調整
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發展，為提高人的生存發展水平，而人的生存發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數量豐富的物質產品；二是提高人們生活的舒適安全程度、有益的環境和良好的發展條件。數量型經濟增長的依據是“以物為本”的經濟增長觀，這種經濟增長觀把物質的數量增長作為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認為從貧窮走向富裕的關鍵是物質的數量增長，只要物質數量增長各種問題就會得到解決。質量型增長的依據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觀，在經濟增長中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重視解決與人的全面發展相關的福利提高、人的權利維護作為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也在“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指導下，實施了數量型增長模式，通過高消耗、高投入、高產出、高污染和投入規模擴展的路徑來實現經濟增長，這種模式損害了人類發展的自然環境基礎，降低了經濟發展的環境承載能力，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而“以人為本”的質量型經濟增長通過制度創新、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和管理創新來實現，更加強調協同創新的作用，重視經濟增長中人的發展目標。因此，在向質量型經濟增長的轉變中，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應轉向“以人為本”。
（二）經濟增長成果分配的調整
從經濟學原理看，“效率”與“公平”是任何經濟增長中都要處理好的一對矛盾，在經濟增長中不僅要通過資源配置解決效率問題，而且要通過分配解決公平問題，經濟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僅不利于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而且也會抑制經濟的長期增長。在經濟增長中實現合理的收入分配不僅是為解決道德意義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為提高長期可持續增長的能力。過去我們重視經濟增長的速度，忽視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福利分配問題。從反映收入分配整體變動情況的基尼系數看，我國基尼系數1981～1984年較低，1985～1992年進一步提高，1993～2004年開始超過警戒水平。從反映收入分配主要變動情況的城鄉泰爾指數看，1978～1984年由0.091緩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到2007年已達到0.163。質量型經濟增長重視增長成果的共享，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經濟增長中重視由利益沖突向利益和諧的轉化，實現由少數人分享增長成果轉向由大多數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場競爭條件，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實現初次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質量型經濟增長的轉變意味著福利分配關系的調整，力爭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收益，增強經濟增長的分享性。
（三）經濟增長利益分享機制的調整
實現數量型經濟增長向質量型經濟增長的轉變就是要給每個社會成員足夠的發展空間，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發展機會的平等，使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務的改善將使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機制發生變化，促進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機制發生變化將會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積累能提高經濟增長的產出效率，降低經濟增長對物質要素投入的依賴，降低資源環境的壓力。二是分享機制發生變化將會促進基本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減少居民的謹慎動機和預防性動機，增加投資動機、擴大消費需求，從而引導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三是經濟增長分享機制的變化是質量型經濟增長的重要內容，分享機制發生變化將促進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忽視利益分享機制的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實現質量型經濟增長必須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
四、經濟增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中利益機制構建的路徑
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轉變會引起各方面利益關系的調整，只有處理好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才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的數量、質量和效益的統一。處理好這些利益關系，必須構建新的利益機制。
（一）經濟增長目標要從“國富優先”到“民富優先”轉型
經濟增長目標要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型，由經濟總量導向向國民收入導向轉變。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是以國富為導向，“國富優先”的優點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擴大經濟總量。但“國富優先”使財富集中于國家，強化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扭曲市場，形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路徑依賴，延緩經濟結構調整，加劇產能過剩矛盾。實現增長目標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型：首先，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要定位于人的全面發展；其次，經濟增長成果分配的導向要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經濟增長不是簡單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數人的幸福感作為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長成果惠及大多數社會成員。再次，經濟增長的原則要實現數量、質量和效益的統一。改變過去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數量的做法，在經濟增長中既要追求數量增長，同時要從結構優化、穩定性提高、資源環境代價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同時，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二）經濟增長動力要實現多元化
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要實現從單一的投資動力轉向多元動力。第一，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提高公共消費比重。數量型增長是以投資為主導和規模擴張為主體，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以擴大規模為主，需求結構單一，不僅造成環境壓力，而且經濟增長的波動較大。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型要求向消費主導轉變，改變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狀況，使消費潛力得到有效釋放，改變我國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局面，進一步提高消費率，發揮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第二，從工業主導走向城市化和城鎮化主導。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主題，而經濟結構的轉變表現為兩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在過去數量型經濟增長中，實現的是以工業化為導向的經濟增長，造成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不協調。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要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必須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城鎮化的協調發展。人口城鎮化是實現中國轉型發展的關鍵。但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城市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土地資源浪費、就業形勢嚴峻等問題。因此，在推進新型工業化過程中，努力實現新型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協調發展。第三，從城鄉對立走向城鄉融合。過去在數量型增長背景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沒有得到改變，城鄉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質量型增長轉變過程中，要努力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及其負面效應，實現中國經濟從城鄉二元結構走向城鄉一體化。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路徑一是城市發展要素化到城鎮，二是城市產業化到城鎮。
（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現政府職能的轉型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第一，從全能型政府職能向有限型政府職能轉型。做好政府職能的科學定位，從無所不為的政府轉變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府，通過政府職能的科學定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創造良好環境。把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能，為各種市場主體提供平等的發展環境與競爭機會；為社會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和社會服務，建立安全的社會服務體系。第二，實現從增長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在數量型增長背景下，經濟數量增長是各級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在向質量型經濟增長轉變過程中，政府要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以服務全體人民、服務整個社會為基本職能，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服務機制。第三，從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轉型。傳統管理型政府過多干預市場，造成市場機制扭曲和經濟效率損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依靠法律治理經濟和社會，把法治作為治理經濟和社會的基礎保障，同時把政府的誠信作為治理經濟和社會的倫理基礎。以法律約束政府的權力，以法治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經濟增長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第四，重視協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利益關系。協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權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資驅動，減少地方政府主導下的低效重復投資項目。
第7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姚景源說，把目標設定在7％左右，對宏觀經濟調控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意義。據國家統 計局測算，今后中國經濟只要保持每年增長7.18％的速度，就可以在2020年順利實現國內生 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確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把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在7％左 右，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今后中國不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是把重點放在全面、協 調和可持續發展上，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 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監測機構，國家統計局從今年開始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 指標做了重要完善和改進，在公布GDP數據的同時，把環境、資源、生態等的變化情況單列 出來，以反映人們為實現經濟增長在這些方面付出的代價。
姚景源說，中央政府把目標定在7％，是向各級地方政府發出了明確信號，要大家把精 力集中到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來。他說，從中央政府開始，把預期目標定得低一些 ，將會大大減輕地方政府完成經濟增長指標的壓力，有效避免各地層層加碼、一味追求和攀 比速度的現象，使大家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來。姚景源說，只 要GDP單位產出的效益提高了，即使今年經濟增長速度比去年略有下降，經濟增長所取得的 整體效益仍將高于去年。
第8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信心是戰勝危機的力量源泉。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信心和力量源自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積累的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的支撐。200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財政收入6，13萬億元；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厚實的家底，為戰勝國際金融危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中國以負責任的態度積極參與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表現出充分的行動自覺，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
正確的決策和行動，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樹立信心，應對危機，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當前，這一指導思想就是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必須高揚科學發展觀的旗幟，將科學發展觀作為解決改革發展中矛盾和問題的精神動力，化為迎接挑戰、戰勝危機的實際行動，變為促進社會和諧、實現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擴內需、保增長”。這是積極應對金融危機的應變之基。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迫的任務是全力恢復世界經濟增長，防止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出口(主要是凈出口)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使得我國經濟逐漸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道路。我國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1737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不能長遠發展的，這已為1987年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和1997年東南亞經濟泡沫的破滅所證明。因此，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盡快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在外部需求放緩的情況下，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把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放在消費有效增長的基礎上，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促進經濟增長。
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是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的增長速度。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要擴大城鄉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維護社會穩定。就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為達到這一目標，我國采取了加大政府直接投資和實行結構性減稅兩方面政策措施。
加大政府直接投資是擴大內需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2008年11月，國務院決定實施以擴大投資為核心的十項措施，到2010年大約投資4萬億元。2009年中央財政赤字擴大到9500億元。當下，全國上下對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形成共識，但對巨額財政赤字蘊含的風險則較擔憂。其實，國際上評價財政赤字風險主要有兩個指標，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過3％；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不超過60％。我國2009年財政赤字預計占GDP的比重為2.8％，全部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為20％左右，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總體處于較低水平。我們有能力把風險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刺激經濟較快增長。
加大政府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長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實行結構性減稅則對企業和經濟發展產生長遠影響。今年，全國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多次調整了紡織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對居民房地產交易、汽車購置等也有不少減稅措施：國家停征并取消了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據財政部門預計，各項稅費減免政策加在一起，今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逾5000億元。同時，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讓老百姓有更多收入用于消費，讓老百姓無后顧之憂敢于消費，從而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擴內需、保增長”，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保增長”決不能只熱衷于爭項目、鋪攤子，搞低水平重復建設，決不能為了保增長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產能重扶上馬，要真正把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增加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礎之上，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如果背離科學發展觀，以傳統的增長方式來應對金融危機，無疑是飲鴆止渴，貽害無窮。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調結構、促轉型”。這是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長久之計。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投入，產業發展過度依賴制造業的推動，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等等。經濟粗放型增長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尚未根本解決，與科學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因此，我們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發展轉變，在結構調整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把“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上水平”結合起來，優化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一是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如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等，使服務業成為今后經濟較快發展的新增長點。二是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推進工業由過多依賴要素投入向技術創新和產業優化發展，尤其要注重傳統制造業的技術更新和設備改造，實現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的提檔升級。三是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帶動產業轉型和技術升級，提高利用科技手段抵抗風險的能力，提升生產力水平。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加強自主創新，這是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之策。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有創新才有未來。歷史上的多次經濟危機最終都是南科技創新將其拖出泥潭的。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自主創新是提高科技水平的關鍵。一次科技革命引領一次產業革命，一次產業革命就是一次絕好的發展機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真正贏得發展、造福人類，必須注重自主創新。
江蘇要大力推進創新型省份建設。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構建區域創新體系。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龍頭企業，共建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實施重大科技專項和科技創新工程。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鼓勵企業選擇創新重點，集聚創新資源，加大研發投入，不斷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和產品。加快實施“百千萬科技創新人才”工程，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支持企業加大創新投入，促進科研開發及成果產業化。把自主創新作為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遏制和改變地方政府“不擇手段”和“不惜代價”的“血拼”式競爭，變投資拉動為創新驅動，變資源依賴為科技依托，變江蘇制造為江蘇創造，依靠自主創新，帶動生產力質的飛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軌道。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抓改革、惠民生”，這是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功之道。
民生問題涉及老百姓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關
系到社會的安定和諧，是世界各國治國理政共同面臨和致力解決的根本問題。我們黨和政府一貫重視并努力解決民生問題。我省近年來一直堅持富民優先戰略，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就業是民生之本。2007年，江蘇在全國率先實現零就業家庭動態為“零”，城鎮登記失業率降至3.1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就業的問題依然突出，金融危機的蔓延更使得就業形勢異常嚴峻，據統計，我國經濟增長率每減少1個百分點。將會影響就業人口400萬左右，中國經濟發展如從改革開放30年的平均增長9.8％下滑到8％，將影響約1000萬人口的就業。所以，關注民生必須解決因企業破產、停產造成的就業收縮問題，力保就業。要更加重視發展勞動密集型民營中小企業和服務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業崗位，統籌做好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切實加強對大學畢業生、退役軍人就業指導和服務，實現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良性互動。
同時，積極解決教育、衛生、文化和住房問題，切實加強安全生產和食品藥品監管、保護生態環境和維護社會治安穩定。
著力滿足人民群眾的發展、安全等多層次的需求，需要我們扎實推進改革，加大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力度，消除體制機制障礙，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難題，不斷提升人民生活質量，更好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學發展觀是造福于人民的發展觀，當前的這場金融危機為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帶來了機遇。經濟危機使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裝備、資源、人才等市值大幅縮水，為我國憑借強大的外匯儲備在全球整合優質資源提供了條件，有利于我們收購國外優質資產和知名品牌，吸引海外人才為我所用，引進先進技術和裝備。我們要抓住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活動這一契機，切實找準并認真解決領導班子和黨員干部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統一思想認識，克服三種錯誤傾向：
一是要克服只強調發展“快”而不顧“好”，企業只能活、不能死，只強調防滑坡而不顧代價和效益的傾向。快是指發展速度。好是指發展質量，“快”和“好”兩者不是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處理得好可以相互促進。科學發展就是通過求“快”來保增長，同時又要避免和解決重“快”輕“好”的問題。既要保持國民經濟較快發展，又要關停并轉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企業，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千方百計地降低發展的成本和代價，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
二是要克服只保增長、不顧民生的傾向。保經濟增長不等于保GDP增長，更不是保過去粗放型增長，要轉變片面追求GDP的增長模式，克服重增長輕民生的傾向。增長和發展是兩個內涵不同的概念，經濟增長是全面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發展是更高層次上的增長，包括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改善、經濟文化的相互協調、人和自然的和諧、人的全面進步等等。科學發展觀從單純注重經濟增長轉變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上來，其核心是以人為本，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三是要克服只算經濟賬、不算資源賬和環境賬，只顧當前、不顧長遠的傾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些人往往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是一對矛盾，為了追求經濟增長。不惜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追求產值，以犧牲未來利益為代價來追求當前增長，這種竭澤而漁式的發展已經導致嚴重的后果。
第9篇：經濟增長的代價范文
【關鍵詞】生態產業 綠洲 經濟增長
一、經濟增長理論的演進與“生態內因論”
經濟增長理論作為宏觀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之一，其研究歷程大體上經歷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興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三階段。在古典經濟經濟增長理論階段，認為經濟增長主要因素是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階段則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增加了技術這一因素；新興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階段中，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則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認為知識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新發展理論則把人力資源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以熊彼特為代表的創新學派則認為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依然認為技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則闡述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時期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增長發展觀，關注的是資源和技術。當代的增長理論關注了社會、制度、文化等因素，趨向于以人為中心的整體發展觀。但它們卻忽視了經濟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研究，僅僅是一種人類向自然索取的單向關系，都把生態環境看作是經濟增長或發展的外生變量，是生產力發展的外部條件。生態缺失的經濟增長，是以巨大的生態環境為代價的，與現代經濟增長一并而來的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的枯竭與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在諸多經濟增長理論指導下的各個經濟體的增長實踐都或早或晚地、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經濟增長的困境，人類的發展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演進，人們逐漸認識到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關系，環境變遷、生態發展將日益決定現代經濟發展的模式、運行方向及其發展趨勢。健全的生態條件和優良的環境質量是直接作為經濟再生產過程的必要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不僅是現代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而且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因此，本文作出經濟增長的“生態內因論”這一基本判斷，即：生態環境決定自然力并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在經濟增長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和主導性地位。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若生態這一基礎因子缺位，經濟系統則是一種畸形發展，生態、經濟和社會將進入惡性循環，進而崩潰；反之，生態因子將為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繼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因子，使生態、經濟和社會協調高效發展。在這一經濟增長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實體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生態產業將居主導地位，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生態產業的基本概念
生態產業的概念是基于人類社會發展中生態經濟的浮現而提出的。生態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體現為生態產業的發展。生態產業是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有機結合起來的產業類型，發展過程中散發的各種效益,也主要體現著生態經濟的能量和效益，達到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
1、生態產業的定義。生態產業是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組織起來的基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具有高效的經濟過程及和諧的生態功能的網絡型進化型產業，它通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生產體系或環節之間的系統耦合，使物質、能量能多級利用、高效產出，資源、環境能系統開發、持續利用。
2、生態產業的結構。生態產業包括：主體部門――生態農業，基礎部門――生態工業，支撐部門――生態信息業，應用部門――生態服務業。
3、生態產業的功能。生態產業是維護“自然―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使“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三者之間的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達到動態平衡，從而提高整個生態圈的生產能力、消費能力與還原能力，而解決生態平衡的關鍵則是微生物的還原能力。因此，在生態產業建設中，微生物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4、生態產業的效益。生態產業與傳統經濟產業相比較，它的不同之處在于：生態產業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通過不同工藝流程間的橫向耦合及資源共享，為廢棄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建立產業生態系統的“食物鏈”和“食物網”，實現物質的再生循環和分層利用，去除一些內源和外源的污染物，使得整個經濟系統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棄物，變污染負效益為資源正效益，改善了的生態系統能夠溢出更多的產品，從而提高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的提高可以更好地改善生態系統，這樣，經濟和生態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生態產業以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為目標，以生物圈中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的規律為依據，以自然―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為發展模式，以現代科學技術的綜合應用為手段的生產事業。發展生態產業是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資源與人口問題的最佳選擇，生態產業將是21 世紀的主導產業。
三、綠洲經濟發展的本質特征及面臨的困境
從景觀角度看，綠洲是發生在干旱、半干旱區，以荒漠為基質的各級植被斑塊及鑲嵌系統。故綠洲寓于荒漠景觀中，無沙漠無所謂綠洲。脆弱的荒漠生態本底,使綠洲生態系統具有脆弱性、不穩定性、不可逆性的特點。綠洲經濟是建立在綠洲這一載體之上的。綠洲賴以存在的生態條件，使綠洲經濟活動規律明顯不同于東部，先天的生態脆弱使綠洲經濟發展面臨更多生態限制，生態風險大，使綠洲經濟必須比任何一個經濟系統更加重視“生態”這一因子的基礎性地位。離開了這個基礎，綠洲的經濟活動就無法存在和發展，綠洲的經濟發展不允許生態的缺失。所以，綠洲經濟就是在綠洲生態系統提供的可供開發、利用的物質條件下，人類對綠洲生態系統所進行的開發、利用和保護等一系列生產、生活活動，其本質是生態經濟。綠洲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生態因子起主導作用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經濟增長。
新疆地處歐亞大陸腹心，屬于內陸干旱半干旱地區，由于荒漠化以及水資源分布的不平衡，人類活動基本上集中在幾千塊孤島式帶狀的綠洲上，是典型的綠洲經濟。由于生態要素的缺失，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指導下的產業發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給綠洲帶來了更大的危機和挑戰，新疆綠洲的發展面臨嚴峻的困境。
1、綠洲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社會經濟發展的無序擴張和環境失調，使綠洲生態系統超過了承受的極限，致使綠洲生態系統呈現“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人工綠洲的擴張，人口大量集聚，生產、生活用水成倍增加，地表截流、地下提水等人為過程使下游荒漠自然給水量日益減少，地下水位下降，天然泉水溢出地帶及濕地消失，造成水資源環境惡化；土地利用不合理,重用輕養,有機肥施用不足,養地作物苜蓿、綠肥及豆科作物面積小,不能合理輪作倒茬,土壤肥力下降；重灌輕排,灌排失調，造成土壤次生鹽漬化，造成土地沙漠化嚴重；農田生態系統不合理或無節制的用水，將地表水（包括洪水）全部截留，荒漠植被大量消失，造成生物多樣性銳減。
2、化學污染、工業“三廢”無治理排放，使綠洲生態系統“熵值”不斷沉積，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綠洲內化學污染、土壤沙化、次生鹽漬化不但影響綠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直接制約著當前生產的投入產出效益。例如：挖渠排堿同時也排走了大量的土壤肥力，長期大量使用化肥致使新疆中低產田占60%。綠洲城鎮工業、生活廢水無治理排放到下游水庫，農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化學污染使綠洲生態環境越來越不適宜綠色、安全生產，甚至威脅人類生存。
3、因地理與交通阻隔綠洲農業經濟系統外部經濟環境的物流、價值流、信息流交換不便。新疆許多偏遠地區的資源優勢及名、特、優產品難以轉化為商品優勢；綠洲生態系統自組織功能差，只有依靠外部輸入能量（水源等），生態系統才有高產出；同時綠洲經濟系統能量輸出不平衡，大部分工業性生活資料及全部生產資料依靠外部供給，綠洲大量農產品外銷，在經濟大循環中，綠洲輸出的是物質產品和財富，而積累的是污染和貧窮。環境惡劣、生活貧困、掠奪環境、生態惡化、貧困加劇的“生態貪困”現象普遍存在。
4、產業結構單一，生物能量轉化、增值率低。新疆棉花播種面積占全區總播種面積的近50%，宜棉區超過80%。單一的種植結構，致使作物病蟲害增加，土壤肥力破壞，農業物化投入增加，產品成本居高不下，是典型的高投入、高產出、低效益生產模式。同時，新疆農產品的綜合加工率不足50%，且加工層次很低。
四、生態產業是綠洲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嚴峻的危機和挑戰提醒人們，綠洲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把“生態內因論”作為綠洲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引導綠洲經濟走生態和經濟雙贏的發展道路。
1、發展生態產業有利于綠洲生態環境的改善。生態產業是以不損害生態環境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為基本準則的環境友好型產業。發展生態產業可以使綠洲生態資源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利用，有利于提高生態環境巨大的經濟價值，提高環境投資的回報率，遏制退化的生態環境，從而形成良性的生態和經濟關系鏈。
2、發展生態產業，有利于綠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多年來，綠洲經濟的增長，是以資源開發的迅速擴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長為代價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已經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延續舊的發展模式，帶來的將是生態、經濟的全面崩潰。當經濟增長達到一定階段時，經濟要繼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必須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用新的模式發展經濟。
3、發展生態產業，有利于形成新的經濟優勢。21世紀是生態文明的世紀，綠色消費將成為人們消費的主流，這種消費觀念是生態產業發展的最根本動力，生態產業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將保持較高的增速。綠洲有特殊的生態資源，特別是其豐富的光熱資源，具有發展特色生態產品的優勢，這有利于綠洲經濟突出地域特色、打綠色牌、走特色路，突破國際貿易壁壘，規避環境風險，形成新的經濟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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