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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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公共管理；途徑；特征；范式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195
公共管理是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和學科，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建立過程中，是建立在相對獨立的學術框架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公共管理模式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由傳統公共行政學到公共政策再到公共管理學而不斷轉變，不僅影響著學術語的使用習慣，也吸引著大量學者的關注。
1公共管理概述
公共管理是政府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管理學的內涵等同于公共行政學，是由公共行政學派的學者們所主張的。公共管理學被視為公共行政學的分支機構，對管理技術、管理方法和管理技巧要求較高。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門管理研究領域中的新途徑，主要是以政府作為主要的組織脈絡，以執行功能作為合適的焦點，以發現有效管理原則和技術作為發展管理的關鍵。行為主義革命研究主要是從體制研究向政治行為研究的過程，使公共行政學失去了在政治學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實際的公共管理中，傳統行政學的根基沒有被真正動搖，新的范式也沒有被確立。
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公共管理成為與公共行政學相抗衡的學派，對政策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公共管理的基礎上。公共管理部門對正式的定量分析和重大政策設計的內容相對較少，卻對政策執行或政策管理有著較多的要求。公共管理是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在70年代中期階段開始設置“公共管理”課程。公共管理能夠將執行研究中的問題焦點由組織轉移到公共項目上，學者們在研究的過程中，不能單純地看待組織及其對公共項目所產生的紅線，在執行研究過程中，需要確立項目的核心地位，需要將執行研究的績效問題轉變為爭論的焦點問題，由行政人員以正確的方式進行發起并執行，實現對系統問題的調整。學者們需要從績效的重要性方面，來創立新的知識體系，由組織結構與過程向項目與焦點進行轉移，促進公共管理范式的發展。[1]
2公共管理途徑的特征
21拒斥公共行政學和執行研究
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門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是從一開始就明確拒絕公共行政學和執行研究的這兩種傳統。但通過對公共管理學者進行研究可知，無法通過公共管理學者和公共行政學家來說明問題。公共管理學者的學科背景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傾向于推進原有的知識背景而產生新知識，需要對新知識進行深入的研究，增強公共管理學者的見識。管理學者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為了取得良好的研究效果，管理學者需要將公共行政學和執行研究拋在一邊，管理者認為公共行政學對政策和管理沒有較大的指導意義，而執行研究在實際的管理過程中，給人們描繪出的是灰暗和令人失望的圖畫，無法充分展現出公共管理的重要作用，要想促進公共管理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需要加強對商學院戰略的研究，促進公共管理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2]
22一種樂觀的規范研究領域
在對公共管理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與執行研究取得的項目和政策目標的不可能性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無法促進公共管理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需要嚴格按照《執行》中的要求去開展各項研究工作，書中強調，需要充分發揮聯邦在公共管理項目中的重要性，能夠起到良好的項目作用。公共管理學領域在《管理公眾的事業》中強調，政治執行者對政府獲得良好的績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公共管理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3]
23以頂層管理者的戰略決策為焦點
公共管理分析是公共管理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能夠實現對公共機構高層管理者各種行為的分析，明確高層管理者的工作內容，是確保工作順利進行的保障。公共行政學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尋找行政原則，需要重視行政原則，充分發揮行政原則對實踐者的指導性作用。執行研究直接影響著管理效果，無法促進執行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需要給予公共管理者堅定的支持，確保管理工作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
24充分運用案例來發展知識
公共管理研究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主要是通過粗糙的演繹方法來實現，結合公共管理者的個人經驗來展現出公共決策案例的重要性。公共管理者在實際的工作當中，無法在很短的時間內結合個人經驗來尋找真知灼見，難以作為合理的預測，無法充分發揮公共管理的重要作用。要想促進公共管理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需要充分運用案例來發展知識，通過對案例進行觀察和預測，來了解什么在公共管理中能起到作用，什么不能起到作用，通過對管理者命題的了解，能確保規范中的最終目標，對管理者的行為進行推導。[4]
25為管理研究取得與決策研究相同的立足點而奮斗
政策分析在公共政策管理學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在經濟學中起到了良好的應用效果，其決策被視為公共管理學中的重要內容。公共管理學在決策分析中的次要角色，無法通過政策分析的綜合研究來實現，使公共管理在經濟學和政策分析中占據重要地位。公共管理途徑被廣泛應用于以下特征中，第一，需要對戰略進行關心，重視關心的過程，以外部焦點為取向。第二，在對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術進行分析的過程中，還需要對管理的政治環境和價值等進行深入的分析。第三，需要將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的”下更為廣泛的定義，將非營利組織和公共方面融入到公共管理工作中來。公共管理理論需要建立在行動理論和規范理論的基礎上，了解他們所處的脈絡背景和存在的潛在干預功效基礎上。[5]
3公共管理新途徑與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區別
新公共管理要求從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差別和相似性進行了解，需要明確公共管理主體的角色與關系之間的區別，加強對公共服務組織戰略頂層的了解。公共管理新途徑與傳統公共行政學的主要區別有如下幾方面：第一，在對公共管理進行研究時，主要是從政府擴大到政府組織公共機構的過程。而傳統的公共行政主要是對官僚機構的研究。第二，公共管理學實現了公共行政學向外部取向的轉變過程，將重視機構轉化為重視項目。第三，公共管理學具有跨學科的特點，是建立在政治學的基礎上而形成的，能夠將官僚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為最基礎的理論，吸收了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實現了與工商管理學的相融合。[6]
4結論
當前，公共管理途徑和范式處于發展階段，各項工作內容和工作制度還不完善，人們對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展開了批評，人們在批評過程中，能夠擊中其要害，解決了在管理中存在的局限性和無法解答的問題。公共管理新途徑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促進了公共管理途徑的創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門管理研究發展的重要方向，呈現出較大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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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詩宗治理理論與公共行政學范式進步[J].中國社會科學，2010（4）：87-100，222
[3]劉艷萍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比較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1
[4]秦長江協作性公共管理：理念、結構與過程[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12
第2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是主體，課堂是知識傳授的主要場所，教材是教學的主要內容。在新媒體時代，課堂空間無限延展，信息量大、視野范圍寬，教學手段更加靈活多樣，而且課堂時間也不再局限于上課時間，學生課后仍可以通過新媒體圍繞教學內容拓展學習。因此許多高校紛紛建立網絡課堂，教師可以將相關資料上傳網絡課堂，同時學生也可利用互動版塊進行交流并與教師互動。
二、基于網絡課堂視角的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范式創新的意義
1.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需要
黨的十報告指出：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因此從網絡課堂的視角對公共管理類課程范式創新問題展開研究，是落實黨的十精神，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需要，具有鮮明的理論意義。
2.公共管理類專業生存發展的需要
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集理論、實務、技能于一體的綜合性、實用型人才，這就決定了傳統的教學范式已不能適應時展的需要。從網絡課堂的視角對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范式進行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教學理念上，必須由教師一個教學主體向師生兩個教學主體轉變；在教學方法上，由填鴨式教學向參與式教學轉變，并通過構建學生學習組織，充分發揮學生創造力和學習積極性；在能力培養上，充分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及小組溝通協作能力、表達能力，彌補了傳統課堂時間、空間的局限；在考核方式上，把學生對網絡課堂的參與計入平時成績，豐富了平時成績的考核維度和內涵。
3.網絡課堂為學生能力的培養和展示提供了平臺
我國波瀾壯闊的公共管理實踐對公共管理類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絡課堂為學生能力的培養和展示提供了平臺。隨著我國行政改革的推進，政府把一些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讓渡給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使得其對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同時要求也不斷提高。要求公共管理人才是具有管理知識、實踐經驗、協調能力、合作精神的復合型人才。4.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迫使公共管理類課程必須占據網絡平臺，應對網絡社會的沖擊與挑戰隨著網絡時代的發展，網絡海量信息及新鮮的資訊開闊了大學生的眼界。學生信息量的增大對傳統課堂教學，尤其是包括公共管理類在內的人文社科類課程教學構成重大挑戰，網絡課堂的建設成為高校回應網絡沖擊的重要手段。網絡課堂可以對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起到過濾的作用，從而把新鮮、營養、有價值的信息呈現給學生。當然，教師在網絡課堂交互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調控和引導作用，并通過傳統課堂教學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三、基于網絡課堂視角的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范式創新的路徑選擇
筆者所講授的“公共管理學”“行政管理學”等公共管理類課程均開設了網絡課堂，并在學校及省信息化大賽中獲獎。在近四年的使用、開發和探索過程中，不斷探索如何利用網絡課堂進行公共管理類課程范式的創新。
1.教學理念創新
觀念的改變本身就是一場革命，新一代大學生思想活躍、知識面寬，是網絡中最活躍的群體。時代變遷使得大學生不再甘于做單純的教學活動的客體。教師需要及時轉換思維，使教學主體由教師一個主體，變為教師、學生兩個主體，實現學生對教學過程的充分參與，突出學生自主學習和能力培養。網絡課堂為此提供了技術條件。
2.教學方法創新
在具體實踐中，可以探索嘗試在每個班設置一個網絡課堂助理，協助教師打理網絡課堂，為學生參與網絡課堂提供幫助。把學生以宿舍為單位分成學習小組，設置一名組長，讓其擔任傳統課堂和網絡課堂學習小組的負責人，負責監督和管理學生平時作業完成情況，是否及時傳到了網絡課堂。公共管理類課程與現實聯系非常緊密，針對熱點問題學生利用網絡課堂可充分進行討論，從而實現教師課程講授與學生自主學習、小組討論相結合，強調了參與式教學的應用。
3.教學過程創新
在教學改革探索中，在網絡課堂上，每一章都相應上傳教學課件、相關參考書目、視頻資料、案例、精品期刊文章和報紙文章，方便學生課前預習、課下拓展學習和課后作業的完成。與此同時，鼓勵學生查找資料、編寫案例資料，并上傳至網絡課堂，以及時更新和補充網絡課堂資料。
4.考核方式創新
變革考核方式是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范式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利用網絡課堂平臺，把平時成績設置為20分，其中10分來自于課堂的出勤和討論，另外10分來自于網絡課堂作業的完成。在教學中通過分組，布置小組作業，要求每一小組一個學期完成一項專題研究或一個公共管理方面的個案研究。為了避免搭便車的現象，要求學生個人撰寫心得體會，并把研究成果傳至網絡課堂。同時要求學生撰寫博客文章，進行小組討論，以此評定平時成績。
5.對學生社會實習監督管理創新
對學生專業實習、崗位實習的監管一直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的軟肋，學生實習往往流于形式。可以探索嘗試利用網絡課堂平臺，強化對學生實習過程和效果的監督與檢查。要求學生在網絡課堂相應版塊撰寫實習日志，并通過錄音和視頻的形式記錄實習、訪談過程，要求隨時上傳至網絡課堂，教師可以了解和監督實習過程與效果。
四、結語
第3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區域；區域行政；區域公共管理
著名行政學者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說：“研究公共行政必須研究它的生態問題。按照韋伯斯特詞典的解釋，‘生態學是各種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各種相互關系。’J?W?別斯指出‘生態學這個詞源于希臘語oikos，意為房子或家，經濟和經濟學也有相同的詞根，經濟學和生態學有許多共同點，但生態學的含義更廣泛。它涉及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全部相互關系。”[1]美國著名學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開創行政學研究的一個新途徑。我國現階段的行政環境是制約和影響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時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對象，并為行政管理的實施提供條件。故此，我們應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環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變遷，傳統行政學歷經了向現代公共管理學范式的重大轉變。邁入21世紀，區域行政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行政生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公共管理這種嶄新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這種轉變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21世紀中國公共管理面對的最大挑戰莫過于區域公共管理的挑戰，處理好和解決好了系列區域公共性問題，和諧社會的發展愿景就不再遙遠。”[2]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作為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陳瑞蓮認為，在我國有關區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較為零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學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無疑，加強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有學者說，“研究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對于了解一種新的學術理論，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詞的正確含義，就尤為重要了”。[3]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其中“區域”和“公共管理”是其兩個核心概念。
一、“區域”概念眾說紛紜及其公共管理視角的界分
區域（region）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且相對性極強的概念。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分析和理解各種不同的區域。研究視角和內容不同，對于區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會科學叢林中，最早研究區域的學科是地理學，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牛津地理學詞典》中，“區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個單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別于周圍的地區”。[4]經濟學將區域視為由人的經濟活動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經濟社會綜合體。埃德加?M.胡佛說，“所有的定義都把區域概括為一個整體的地理范疇，因而可以從整體上對其進行分析”，“把區域作為一個集合體，……這一集合體對于管理、計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是必須的。最實用的區域劃分應當符合行政區劃的疆界。”[5]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對區域的解讀，往往側重從一種更為宏觀視角來討論區域的內涵和外延。米特爾曼提出三個不同層面“新區域主義”分類法：宏觀區域主義、次區域主義和微觀區域主義。在“區域”的多種釋義中，可以看出：區域有多種分類，系統性或整體性是區域的共同特征；區域的概念是相對的，可以依據不同視角有多種劃分；區域是變化的，應以動態的眼光來觀察它。實際上區域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很難給出一個公認的定義。本文是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來進行研究，基于此視角，區域應如何界定？有學者認為：區域是“一個基于行政區劃又超越于國家和行政區劃的綜合性概念”。[6]另外，從四個緯度對區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區域”做類型學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義上的經濟區域、行政區域、自然地理區域和公共管理中的“問題區域”和“邊緣區域”。[7]筆者以為，不論對“區域”進行怎樣的界分，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看，區域實際上是按照公共物品為標準劃分的有限空間范圍，是擁有相同一領域或多領域公共物品的域場。在這里區域不是一個地理范疇而是一個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公共利益）為標準形成的同質性域場，并不絕對與行政區劃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
要討論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的轉變，首先要了解區域行政的發展背景、內涵等基礎知識。區域行政問題與行政區劃密切關聯。學者劉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國行政區劃的理論與實踐》等論著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行政區經濟”概念，并分析我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在我國的行政學界，宋月紅在國內首次使用“區域行政”的概念，作者從行政區劃、行政區域與區域行政的關系角度進行研究，但這是一種狹義的或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范疇。[8]陳瑞蓮、張緊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廣義的“區域行政”概念。[9]隨著實踐的推動和理論的發展，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在學界，最早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的劉鋒和中山大學的陳瑞蓮，二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論述。劉鋒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10]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和區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領域的論述，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第4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整體性治理；網絡結構；協調；整合
在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西方國家開始了一場新的尋找“公共部門協調與整合機制”的改革運動。這一趨勢不僅在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被稱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鋒的盎格魯一撒克遜國家非常明顯，而且在其它并沒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國家也日益顯現。
一、整體性治理興起的背景
從理論淵源來看，整體性治理的出現既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衰落以及198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碎片化的戰略性回應，又是一定意識形態的折射還是合作理論的一種復興，只不過其內容要更加復雜。
首先，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它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造成的嚴重“碎片化”的戰略性回應。傳統公共行政范式適合于大工業社會的生產和管理，也是管理大規模人口所必需的。
其次，整體性治理風行于西方國家還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后新公共管理時期，在美國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批評并對其大有取代之勢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代表人物是羅伯特.登哈特。在英國，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發展起來的是整體性治理范式，其代表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卻克.鄧利維。英國新工黨政府實行的“協同政府”即是作為一種象征，它與之前連續執政18年之久的保守黨政府的碎片化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也回應了對英國中央政府“空心化”導致的責任問題和能力問題的擔憂。此外，新工黨對“第三條道路”理論情有獨鐘，整體性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第三條道路”這一政治思潮在行政改革層面的折射。第三條道路力圖超越傳統左與右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以適應社會現狀和發展的需要。在第三條道路的影響下，工黨政府所推行的整體性治理，既主張繼續借鑒企業競爭文化與市場機制來實現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高效性，也提倡通過協商、協調、整合與合作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平等、公正等民主價值。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在推行整體性治理時也有同樣的政治考慮和意識形態色彩。
最后，整體性治理理論也是傳統的合作理論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一種復興。當前，面對復雜化、動態化、多樣性世界的挑戰，整體主義思維再度風靡學術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和合作理論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行之有效并有廣泛應用的傳統方法和論域。但是，深受經濟學帝國主義對公共管理研究的入侵和影響，整體主義思維一度被輕視。以社會資本理論、多中心治理理論、組織網絡理論等為主要流派的各種協作理論為整體性治理理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要素，使得整體性治理理論在摒棄新公共管理時期盛行的個體主義思維的同時，復興了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
二、整體性治理的治理機制
隨著公共問題復雜化，跨部門的公共議題不斷增多，協調與整合問題再次受到重視，并賦予時代的內涵。因此，與遵循經濟學邏輯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同，整體性治理追求的是更注重全局、“通盤考慮”的戰略，它借鑒的是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和文化理論）的理論而不僅僅是經濟學的。畢竟，在治理的過程中，政府只是作為行動者之一，公共管理發生在由不同行動者組成的網路結構當中，沒有一個行動者有絕對的權威和權力來支配其他行動者的行動，各組織是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1.協調機制
官僚制的特色之一是分工和專業化，這必然伴生協調需求，因而協調是公共行政研究永恒的主題之一。但是，由于時代背景和組織環境的不同，協調的目標、范圍、方式相應也會有所不同，這些不同賦予了“協調”這個古老概念以新的內涵，并形成了新的話語體系。新公共管理很重要的一個不同點在于，整體性治理還是以官僚制為基礎。佩里。希克斯在論及整體性治理時也是以官僚制為背景的，這與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是不同的。因此，協調是整體性治理中涉及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整體性治理的語境中，“協調指的是在信息、認知和決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參與的必要性，并非定義不精確的行動”。
在誘導和動員機制中，管理者的主要任務在于選擇恰當的行動者和資源，動員相關的諸如資金、人員、專業知識、技術、信息等各種資源參與到網絡結構中去處理復雜而棘手的公共問題。因此，動員是網絡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2.整合機制
整合是整體性治理中涉及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在整體性治理的語境中，整合是指“通過為公眾提供滿足其需要的、無縫隙的公共服務，從而達致整體性治理的最高水平”。政策內容的碎片化及政策利益部門化等問題遠不是政策內容所主導形成的，而是由制定政策的體制所決定的。通過政策合并達到政策一致性已經成為歷史，尋求新的整合方式是整體性治理的改革方向所在。整體性治理著力于政府內部機構和部門之間的功能整合，力圖將政府橫向的部門結構和縱向的層級結構有機整合起來，并試圖構造一個三維立體的整體性治理整合模型。
3.信任機制
整體性治理內生的網絡治理結構是多個組織相互依賴的結構，組織之間沒有上下級的隸屬關系。不同的行動者和組織，在缺少合法權威領導和價格機制誘導的條件下，為什么會聯合起來去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呢？因此，在行動者和組織之間建立信任是整體性治理所需的一種關鍵性要素。信任是一種核心的凝聚力，是合作達成的勁合劑，是任何社會往前走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信任又是不確定、易逝和有風險的。
三、結語
作為一種日益勃興的公共管理新范式，整體性治理的復雜性在于，它的提出無疑是同信息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因為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整體性治理的可能。問題是，無論在什么時候，科技本身只是一種工具，科技深受政治的影響而且由政治賦予其意義，信息技術的應用是在既定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下，達成目標的手段。因此，整體性治理最大的障礙可能還是來自政治系統自身的反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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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太軍.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態嬗變的博弈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7
第5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專業是從公共行政專業演化來的,而公共行政專業則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多科技術學院(Polytechnics)。英國傳統的政府管理者多畢業于像牛津、劍橋這樣古老而有名的大學,并取得政治學、法學或其他文科學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但是從50年代開始,情況有所改變。伴隨地方政府規模的擴大和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政府部門迫切需要大量操作型管理人員。適應這種需求,在英國開始出現“市政管理專業證書”培訓項目。“市政管理專業證書”起初僅是一種職業資格證明,并不是專業學位。但到60年代末期,多科技術學院作為職業大學在英國得到迅速發展,在這些多科技術學院中,“市政管理專業證書”培訓項目便演化成最早的公共行政專業學位。當時公共行政專業的出現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背景,即來自富頓(Fulton)委員會的建議。英國建立富頓委員會的目的是檢查公共服務,在該委員會1968年的報告中首次提出公務員及其他各類公共服務人員都應該有明確的專業教育背景,而不單純是為獲得職業資格證書來接受大學畢業后的再教育。而且,當時富頓委員會自身也需要招募大批熟悉公共服務的大學畢業生。因而,正是在20世紀50和60年代英國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務迅速發展,并要求公務員和公共服務人員職業化的背景下,英國的公共行政專業在多科技術學院里誕生了。英國的公共行政專業并不是從政治學專業中分化出來的,也不隸屬于政治學,它從一開始就是為適應公共服務職業化的需要,產生于英國早期職業教育機構———多科技術學院之中,這也為英國公共行政專業后來進一步向更具實踐和技能導向的公共管理專業轉變埋下了伏筆。
1968年,英國第一個公共行政專業的學士學位在Sheffield多科技術學院被授予,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英國已經有8所多科技術學院可以授予公共行政學士學位①。雖然公共行政專業主要是為了培養職業公務員,但當時公共行政專業的學科基礎仍建立在社會科學之上,以政治學為主,輔助以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和社會政策分析等,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多學科交叉的特點[1]。與此同時,一些傳統大學也開始設立起類似于公共行政的專業。傳統大學的公共行政專業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從政府研究的角度設置的相關專業和課程,典型的如Kent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另一種是從公共政策和管理分析的角度設置的相關專業和課程,典型的如Aston大學和Birmingham大學。第一種類型偏向于政治學,第二種類型則已經開始傾向于經營和管理科學傳統②。1979年以后,伴隨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政府開始要求公務員具有私人部門的管理風格和管理技術,要求公務員更像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員。公務員需求的變化直接沖擊了多科技術學院和部分傳統大學中公共行政專業的學科基礎,使之開始由以社會科學為基礎轉向以經營和管理學科為基礎,并且更為關注信息技術和其他技術的應用。新的課程,像經營戰略、管理學、營銷和財務管理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社會科學課程而進入公共行政專業的課程設置。在多科技術學院公共行政專業學科基礎轉換過程中,英國“商業和技術教育委員會”(BTEC)起了關鍵性作用。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為了協調和監督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英國政府建立了兩個委員會,1973年建立了技術教育委員會(TEC),1974年又成立了商業教育委員會(BEC)。公共行政教育隸屬于BEC。1983年,兩個委員會合并,成立了商業和技術教育委員會。BTEC采納了與一般商業教育更為一致的公共行政教育觀點,使公共行政成為BTEC商業和金融課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并由BTEC下屬的商業和金融分委員會負責。正是在BTEC的直接干預和支持下,當然更重要的是響應新公共管理運動對新型公務員的要求,職業技能訓練取代社會科學知識成為公共行政課程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教育更進一步體現出“通用技能”的要求和“學科交叉”的主題。BTEC曾對“通用技能”進行了明確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開發、與別人一起工作、溝通、管理目標和解決問題、應用計算、應用技術、應用設計、創造在內的技能。BTEC要求其所屬的多科技術學院的課程都必須圍繞提高這些技能來設計。雖然英國傳統大學并不受BTEC指導,可以自行設計課程,但由于BTEC在英國職業化教育中的權威性和巨大影響力,這使得傳統大學中的公共行政課程也從強調理論知識和社會科學基礎轉向強調技能和經營管理基礎。一場席卷整個英國教育系統的“技能運動”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這場運動中,無論是多科技術學院還是傳統大學的公共行政專業都更趨向于應用性和操作化,在課程設置和教學中,管理的自主性、效率和成本—收益分析成為永恒的主題③。正是這場“技能運動”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大學中公共行政專業的徹底轉型,也即由公共行政轉變為公共管理。
1991年英國還有8所多科技術學院和5所傳統大學授予公共行政學位,但到1997年,英國竟然沒有一所大學再單獨授予公共行政學位,在現有的16家進行公共部門研究和學位授予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公共行政學位已經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兩種學位所取代[2]。雖然公共行政專業向公共管理專業的轉型是一個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就已經開始的過程,但真正的突變卻發生在1992年,這一年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允許多科技術學院像傳統大學一樣自行決定專業和課程設置,提供高教產品,這使得相當一部分多科技術學院(包括授予公共行政學位的8所多科技術學院)得以升格為大學,人們習慣上稱之為“新大學”。從1992年至1994年的兩年間,幾乎所有的公共行政學位名稱都消失了[2]。從公共行政裂變而來的公共管理專業,在核心課程設置中更體現了管理學和經濟學的學科特征,如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信息管理、決策科學和公共經濟學等成為公共管理專業首選課程。即使在公共政策專業,技能導向也越來越明顯,學科基礎也更傾向于經濟學,尤其是公共選擇理論[1]。英國大學公共部門研究的專業和課程在20世紀90年代的重組,公共行政專業向公共管理專業的轉變,究其原因,除了來自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直接影響,以及由其引發的20世紀80年代“技能運動”和90年代高等教育放松管制的影響之外,來自英國大學商學院的競爭和沖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多科技術學院和傳統大學中,一直沒有專門的公共行政碩士學位(MPA),相關的碩士學位專業和課程要么隸屬于政治學或政府學系,授予文科碩士學位(MA),要么隸屬于商學院,授予理科碩士學位(MSc)或MBA[3]。20世紀80年代席卷英國高等教育的“技能運動”,不僅影響到公共行政的學士學位課程,也直接影響到相關的碩士學位課程。薩切爾內閣支持公務員取得MBA學位,而不是與公共行政相關的碩士學位[2]。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學或政府學系中與公共行政相關的MA學位的規模日益萎縮,而商學院中相關的碩士學位尤其是MBA課程卻急劇增加,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大學商學院大量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類MBA課程,其名稱為“公共部門MBA”(PublicSectorMBA),甚至像Birmingham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它所授予的碩士學位也是MSc和MBA,而且尤以MBA占多數,竟然和商學院完全一樣。而且,在課程設置上,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課程也非常接近一般MBA課程。
例如,Aston大學商學院公共管理系碩士學位核心課程包括:組織行為學、戰略管理、公共部門財務管理、組織變遷管理、營銷管理、公共政策、客戶服務和質量管理、應用研究方法;而Birmingham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碩士學位核心課程則包括:治理和管理、財務管理、組織分析、人力資源管理、公共部門營銷管理、信息管理、政策分析。Aston大學和Birmingham大學的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國大學中非常具有代表性。Aston大學是英國最早、也被認為是最為成功的在商學院中創辦公共管理教育的大學之一,而Birmingham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則是英國乃至歐洲最著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機構。從這兩所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核心課程設置上不難看出,英國公共管理教育的技能導向和非政治化色彩,其課程已經很難與一般MBA課程區別開來。某種意義上說,在研究生教育層次上,正是大量公共部門MBA阻止了MPA專業在英國的出現,反過來,也進一步限制了公共行政專業的發展空間①。因而,英國大學商學院大規模培養公共部門MBA也是促成公共行政專業20世紀90年代最終轉向公共管理專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國,由公共行政教育演變而來的大學公共管理教育,與傳統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其顯著差異體現在四個方面,即:(1)更強調實踐導向,而非理論導向;(2)更注重政策實施的管理和評估,而不是政策制訂;(3)從社會科學基礎轉到工商管理基礎;(4)由重視知識到強化技能[1]。伴隨專業和課程設置的轉型,公共管理教學方法與公共行政相比也有明顯不同。傳統公共行政教學傾向于單向式教學,以教師和知識為中心,而公共管理教學則強調雙向溝通式教學,以學生和問題為中心,更注重未來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實際公共管理的活動過程及其所需各種實用技術(如計算機、信息技術等)的教育。因此,公共管理教學方法較之公共行政則更為靈活多樣,已不限于單純的課堂教學和討論班。像商學院其他工商管理課程一樣,在公共管理教學中,案例分析也處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還包括實地調研、實習(如三明治課程,其中包括一年到實際部門的實習)和計算機模擬等。目前,在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擬演練、靈活的教學模塊和跨專業的聯合或榮譽學位,已經構成其區別于傳統公共行政教育的鮮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國正在吸引著越來越多未來致力于公共服務的學生。
二、英國公共行政研究傳統及其危機
英國公共行政研究傳統的形成要早于大學公共行政專業的出現。20世紀初,英國公共行政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是由Webb夫婦建立的,他們的經典研究工作是關于英格蘭地方政府的系統研究。Webb夫婦具有實用主義形式的關于外在于政治過程的政府職能的研究工作,長時間主導著英國公共行政的研究風格[4]。在Webb夫婦的積極倡導下,1922年,英國皇家公共行政學會成立(RIPA),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和咨詢組織,旨在發展作為一種職業的國民服務和其他公共服務,并推動公共行政研究。RIPA創立的第二年,英國著名的《公共行政》雜志創刊。RIPA的創立和《公共行政》雜志的創刊,標志著公共行政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在英國建立起來。RIPA早期主要致力于三個領域的工作:其一,運用案例研究探索和提升公共行政的職業實踐;其二,將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理論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以便建立公共行政學科;其三,研究所有民主國家中公共行政所應遵循的原則[5]。為此,RIPA定期舉辦各類演講和會議,與國外學術機構建立聯系,支持個人研究,并與大學保持密切聯系[6]。RIPA對于維系和促進英國早期公共行政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規模都十分有限,真正從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學者也很少,研究主題主要是對英國政府的歷史描述和運作現狀的批評,研究方法多采用歷史案例分析,即通過歷史史實來刻畫和分析政府組織結構、職能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關系[7]。進入20世紀6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的研究狀況發生了很大改觀,整個60年代都被稱為是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黃金時期,幾乎所有英國政治學領域的著名學者此時都從事公共行政研究,如D.N.Chester、W.J.M.Mackenzie、S.E.Finer、W.A.Robson、A.H.Hanson等都活躍在公共行政研究領域[4]。在這個時期,英國公共行政的學術領域被定義為是研究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制度安排,換句話說,就是將公共服務看作由政府供給的產品,重點研究政府的制度結構和決策過程,它的學科基礎是政治學。概括地說,這個時期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特征是:(1)集中于研究作為政府組成部分的公共服務;(2)相信政府“計劃”可以彌補市場失敗;(3)捍衛作為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科層制[8]。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的范圍開始得到拓展,其主要推動力量是來自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分析兩個學科的迅速發展及其向英國公共行政領域的廣泛滲透[7]。
組織理論和它的分析工具在英國的本土化發展工作主要是由Aston大學的DerekPugh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完成的,他們由此創建了組織理論學科發展史上世界聞名的Aston綱領和Aston學派。Aston學派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63年至1969年這段時間,他們運用大樣本的制造業企業組織和其他類型組織進行比較研究,創造了一套組織理論中非常重要和基礎性的概念及其測量方法,如規模、專業化、集權、規范化、標準化等等,用它們對組織結構進行測量,并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權變組織理論。Aston學派后期的工作是將權變理論運用于英國地方政府的組織和管理研究,開創了英國公共行政領域研究政府組織結構和行政管理過程的先河,并為英國公共行政領域中研究范式的轉換創造了條件[9](p.90)。英國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公共政策研究深受美國的影響,研究內容集中于政策過程而不是政府正式的制度安排,更強調在政策形成和傳遞過程中的組織和個人網絡分析,同時也更為關注政策內容和結果評價以及與提高政策質量相關的各種問題。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學科基礎已經不局限于政治學,經濟學尤其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概念和方法開始進入政策分析領域。英國早期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個案分析,如著名的清潔空氣法案研究等,有名的政策研究機構包括Birmingham大學的地方政府研究所,Bristol大學的城市化研究所,Leeds大學的公共衛生和健康研究所等[7]。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的公共政策研究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典型的如政策評價、政策網絡分析等至今在國際上仍頗具影響[10]。英國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初雖然并不是隸屬于公共行政的一個分支學科,但它的研究領域卻與公共行政多有交叉,并在客觀上起到了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的作用,同時也為該領域引進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在英國,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研究在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的同時,也使得基于政治學范式的公共行政面臨潛在的危機。蓋瑞和詹克森(Gray和Jenkins)曾經指出:“公共管理作為公共行政研究的替代者的威脅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多元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很多學者通過運用決策理論、組織理論和政策分析來研究英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這種學術努力又恰與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戰略規劃、預算改革和公共服務戰略管理的努力相一致。此時,學者和實踐者都相信通過運用戰略管理、結構重組進行有效改革,可以創造出更具響應性和說明義務的行政單位,并發展起更好的人事管理系統。正是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公共行政研究范圍擴大了,其中不僅包括政治學者,還包括組織理論家、經濟學家和其他管理研究專家。然而,也恰是從這時開始,傳統的基于政治學范式的公共行政研究開始消退,而基于經濟學和管理學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得以迅速發展。”[11]
胡德(Hood)也認為:“英國公共行政從70年代已經失去了其在公共部門研究中的統治地位,產生危機的原因就在于公共行政范式理論和方法的弱點。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真正的理論建構相當有限,通常所用的研究方法是歷史案例分析,而且這些研究經常是建立在精明的常識而非明確的理論基礎之上,這導致它極其易于遭受來自公共選擇理論和公共管理理論的攻擊。”[12]雖然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已經面臨其他學科諸如公共選擇和公共管理的挑戰,但它的真正危機還是來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運動。變化了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論。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改變了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運作模式,改變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組了公共組織體系,政府已經不再是公共服務的壟斷者。這使得公共行政范式在變化了的世界面前顯得無所適從。傳統的公共組織科層制模型是建立在等級制、規則和普遍有效性原則之上的,這些原則隨著政府職能的分散化和公共服務主體的多元化,正日益面臨嚴峻挑戰。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像內部市場機制、競爭定價、合同外包等,正在不斷涌現出來,公共組織的性質、目標、結構和相關利益領域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些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都迫切需要給予新的理論說明,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涌現出來,并開始成為傳統的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者。另外,從英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經費來源———“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20世紀80年代所資助的兩個重大研究項目中也不難發現從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轉換。這兩個項目分別是“政府間關系研究”和“政府與產業關系研究”。政府間關系研究是依據政策、職能和活動領域的變化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間關系的新形式,并由此尋求對政府間關系、政策制訂、實施和說明義務的新理解。政府與產業關系研究則是建立在政府間關系的框架上,探索不同類型組織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新型關系及其相關的政策網絡形式[7]。可以說,ESRC所資助的這兩個重要研究項目都遠遠超出了傳統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圍,相反,卻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
三、英國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20世紀80年代英國公共行政研究的持續危機,到90年代終于醞釀出一場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研究的革命,也即范式轉換。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英國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研究中取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標志性事件,是存在了70年的皇家公共行政學會于1992年7月因破產倒閉而壽終正寢[6]。在20世紀90年代初英國的公共部門和公共服務研究中,公共管理就正式取代公共行政成為主導研究范式。英國的公共管理研究有兩大理論支柱,即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7]。管理主義的前提假設是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和方法在公共部門同樣適用,為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必須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基于此,管理主義強調授權、職業管理、明確的標準和績效測量、結果管理、貨幣價值、客戶導向等等,這恰好為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中的3E標準(即節約、效率和效益)給出了合理性說明。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是強調作為傳統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科層制失敗而不是市場失敗,在公共服務中引入市場競爭是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的關鍵。基于此,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化、合同外包、準市場和消費者選擇,這為英國公共部門私有化、政府職能化作出了理論注解[13](p.47)。無論是管理主義還是新制度經濟學,都已經不再將公共管理看作僅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也不僅僅等同于是單純公共部門的管理,而是將其看作公共服務供給的整個過程中由各種不同角色所組成的復雜網絡的治理,這些角色包括國家、區域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社會集團,壓力、行動和利益集團,社會志愿組織,私人和商業組織等等。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實際上并不局限于研究政府做什么?公共部門做什么?公共管理研究致力于全面分析公共服務是如何供給的。基于這樣的研究出發點,橫亙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政府和市場、政府和其他公共組織之間的那些傳統界限開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公共服務供給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治理(gover-nance)成為核心問題。
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而是政府、社會和市場之間關系實現秩序化的方式,它包含更為復雜的機制、過程、關系和制度,借此不同利益相關者通過集體行動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調解他們的差異。在一個給定制度框架下,不同利益相關者保護其差異和表達其利益的能力是與他們在治理過程及其實施機制中的利益和權力配置相關的。因此,治理過程是否平衡、公平、透明、參與、負責、平等、具有說明義務和有效性,是在公共治理網絡中誰行使權力及其行使權力的程度的函數①。一般地說,好的治理包括四個要素,即合法性(legitimacy)、說明義務(accountability)、能力(compe-tence)、尊重法律和保護人權(respectforlawandprotectionofhumanrights)[14](p.5)。好的治理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僅僅是對經濟資源或公共服務的基于效率的狹義管理,而且還包括使政府更開放、更負責、更透明和更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公共治理的公共管理就不僅涉及公共資源的利用效率問題,更關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說明義務”關系,亦即人民不僅僅是消費者或顧客,而且是公民,公民有權力要求他們的政府對其所采取的或沒有采取的行動做出說明,公民確實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務和理想的低稅率,但同時他們更期望他們的權利能夠得到保護,他們的聲音能夠得到傾聽,他們的價值觀和偏好能夠得到尊重[14](pp.4-5)。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公共管理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公共治理”這一核心議題展開的。在這個議題下派生出一系列具體研究問題,如說明義務、國家或地方公共服務網絡、伙伴關系、公共服務能力、政府能力、公共組織能力、機構、合同外包、政策網絡等等。
第6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一、注重效率的傳統公共行政學:政治與行政的二分
自19世紀末傳統公共行政學誕生以來,它就追求一個有效的、經濟的、協調的行政管理系統,把研究的重點放在高層管理機構以及政府重要的職能部門中,旨在尋求如何利用可用資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傳統行政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威爾遜、古德諾、韋伯等。作為西方行政學的鼻祖,威爾遜在《行政學之研究》中明確提出,組織的有效性和效率是行政學的根本,政治與行政二分,行政不參與政治的制定,政治不參與行政的執行,以提高行政效率,為了效率,可適當犧牲民主[1]。古德諾在《政治與行政》中指出,行政在國家意志與政策的執行中,只要求合乎技術標準并追求最高效率。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組織理論,則把提高行政效率的著眼點放在處理好組織內的合作問題,認為科層管理的任務在于有效地調動組織中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工作及全體人員的行動,達到管理目標的良性實現。官僚制是一種強調效率的管理制度,為現代社會的組織管理提供有效的工具,促進組織的合作與控制,而行政學正是要根據這些精神來分析和研究政府,對政府實際運行中的一切不合乎技術理念和技術標準的方面提出改進意見[2]。傳統行政學主要特點在于效率成為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最高標準,即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管理效果,研究政府效率和節省開支,以便為社會提供高效率的服務。這就說明在此階段,鐘擺(傳統行政學)處于中間點(效率與公平)的左側,偏向效率優先。
二、從效率轉向公平的行為主義時期:重返政治價值20世紀30年代末,行為主義研究方式盛行,行為主義理論學派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著眼于行政活動中人的要素。先是,梅奧和羅特里斯伯格等人以工作環境與行為的關系進行思考,發現了人員的心理對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義。接著,麥格雷格提出Y理論,對人性進行肯定的評價。然后,赫茨伯格提出“雙因素理論”,表明保健因素與激勵因素對工作效率的影響。1947年,達爾發表《公共行政學三個問題》,指出公共行政學必須研究社會需要的價值和目的,將自身建立在某些明確的目標及價值的基礎上,更多地考慮公平、正義等倫理問題。盡管行為主義學派研究的最終的目的為了提高管理效率,但是他們已有意識的批判二分法,主張重返政治價值,這就表明鐘擺(行為主義理論)開始圍繞中間點(效率與公平)擺動,逐漸由注重效率慢慢向注重公平過渡。
三、注重公平的新公共行政學:行政不能背離政治價值基礎
人類進入20世紀后半葉時,整個世界幾乎處在一種急劇變革和紛擾不安的狀態,科技的迅猛發展,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但科技發展造成當代規范系統的混亂。面對社會出現的種種變化,現代政府已無法再用過去的管理模式來控制局勢和解決問題。在此背景下,1968年,新公共行政學應運而生。新公共行政學是一種運用現象學方法、本土方法論、符號互動論以及解釋學和批判理論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行政學的特點就在于它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與公共目的,并賦予它極其豐富的內涵。(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說:社會公平強調政府提供服務的公平性;社會公平強調公共管理者在決策和組織推行過程中的責任與義務;社會公平強調公共行政管理的變革;社會公平強調對公眾要求做出積極的回應而不是以追求行政自身需要滿足為目的;社會公平還強調在公共行政的教學與研究中更注重與其他學科的交叉以實現對解決相關問題的期待[3]。新公共行政學認為,以增進社會公平為基本價值準則的公共行政應關心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沖突,研究如何發展公共政策,從而促進公共利益,遏制政府自身的利益擴張。新公共行政學的產生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公共行政學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同時,它也說明新公共行政學的產生與發展成功完成了從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蛻變,鐘擺(新公共行政學)處于中間點(效率與公平)的右側,偏向公平優先。
四、注重效率的新公共管理時期:市場化與企業化
1980年后,新公共行政學的影響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影響更為深遠的新公共管理學派。新公共管理學將新公共行政學的主張發揚光大,強調改變傳統公共行政價值取向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價值定位,確立了效率優先的目標。1980年至1990年的新公共管理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奧斯本、波利特、波茲曼等。奧斯本在《改革政府》中提出企業家政府理論,倡導用“企業家精神”來克服政府官僚主義并為政府改革開出了10種“藥方”。波利特則認為,管理“顯然是一種與資源流動的控制密切相關的活動,其目的在于實現既定的目標”,而這些目標“絕大部分是用經濟學的語言——產出、貨幣價值來界定的”。由此可見,新公共管理注重管理而不是政策制定,強調績效評估和效率,通過引進市場的契約理性使公共部門產品和服務市場化,以此提高行政效率。新公共管理以實現經濟、效率、效能的“3E”理論為價值導向,效率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觀。公共管理的效率體現在組織取向與結果取向兩個方面。組織效率,即在組織內部通過優化配置組織資源來實現效率;結果效率,即把對效率的關注點從組織內轉移到組織外,從而實現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組織效率和結果效率在政府管理中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改革措施的施行要兼顧組織效率和結果效率[4]。這一時期理論的特征是重新將效率的單一價值取向提到了至高的位置。無論是市場化取向、分權理念還是引入私人企業的管理方法,其目的都是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這就說明新公共管理理論重新確立了效率優先的目標,在此階段,鐘擺(新公共管理時期)處于中間點(效率與公平)的左側,偏向效率優先。
五、從效率轉向公平的公共治理時期:多中心共治當新公共管理運動方興未艾時,公共治理理論應運而生,公共治理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評,認為公共利益是基于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對話,政府要集中精力與公民建立信任和合作關系,要關注公民的聲音和利益,應重視公平、公正,以服務理念為基礎。1990年至今的公共治理時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奧斯特羅姆、帕特南、羅茲等。奧斯特羅姆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中明確提出,可以通過自治組織管理公共物品,以解決當前的公共事務問題,但這也不是唯一的途徑,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管理的效果、效益和公平的兼顧。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提到,民主政府的成功取決于其環境接近“公民共同體”理想的程度。公共治理的理論基礎是:民主公民權理論;社區與公民社會模式;組織人本主義等。它對公共治理學派在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觀中公平和效率的地位問題作出了修正,認為新公共管理的“3E”效率觀會有意無意的導致政府逃避為公民提供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責任,造成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喪失,公共治理理論把公平擺到了與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強調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將新公共管理理論的“3E”價值觀修改為“4E”價值觀,即在經濟、效率、效能基礎上加上了公平[5]。這一時期理論的特點體現在把公平、公正、民主等看作公共治理的重要價值取向,認為私人部門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并不能應用于公共部門,公共治理導向型的現代化行政管理應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組織,公平、民主地運用公共權力并以科學的方法,依法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從而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這就說明公共治理理論強調公平,民主協商,多中心共治,在此階段,鐘擺(公共治理時期)開始圍繞中間點(效率與公平)擺動,逐漸由注重效率慢慢向注重公平過渡。這就再次印證了西方行政學說發展的鐘擺規律。
第7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單擺模型
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是行政哲學上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是公共行政實踐的靈魂和核心，效率和公平這兩大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標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由于追求效率的同時可能會影響公平的實現，追求公平又可能妨礙效率的提高，所以二者常被視為一組相互對立的目標。樹立正確的公共行政價值觀，引領公共行政的發展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對實現政府高效運作、社會公平穩定與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
從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發表《行政學研究》至今，公共行政學已走過了125個年頭，回顧公共行政學百余年來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從l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傳統公共行政學到20世紀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再到20世紀80―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以及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公共行政學的價值追求呈現出一種從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的循環往復現象，就像物理學中不斷來回擺動的單擺一樣，如圖1所示，本文將其形象地命名為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
圖1中的圓球代表公共行政學，圖形的左側代表效率，右側代表公平，中間虛線位置代表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當效率被過分強調而忽視了公平時圓球處于左側較高的位置，此時圓球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在細線拉力和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開始向右側公平擺動。同樣，當公平被過分強調而忽視了效率時，圓球處于圖中右側較高的位置，此時的圓球也處于不穩定狀態，受細線拉力和自身重力作用開始向左側效率擺動，只不過不同時期單擺擺動的幅度和頻率不同罷了，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正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來回擺動的循環往復過程。
二、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四個階段
關于公共行政學百年演變的階段劃分，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法，大部分都是按時間劃分成不同的階段，學界最熟悉當屬武漢大學丁煌教授劃分的六階段，也有部分學者按研究范式和研究途徑來劃分，如陳振明教授的三范式與巴瑞?波茲曼教授的二途徑，還有學者按思想與流派劃分，如竺乾威教授的四學派，本文采用主流的時間階段劃分法將其大致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分別論述其各自的價值追求。
1.傳統公共行政（19世紀末―20世紀70年代）：效率至上
行政管理學界公認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后任美國第28屆總統）在行政學季刊上發表《行政學研究》一文標志著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創立，在文中威爾遜強調強調對一般的組織與管理問題的研究，關心組織的有效性和效率。此后，盧瑟?古利克也認為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價值尺度中的頭等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學的大廈得以建立起來的價值基石。馬克思?韋伯將官僚制看做是一種建立在權威和理性基礎上的最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其不僅滿足了傳統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需要，也使得效率成為傳統公共行政的主導價值。
這一時期的公共行政學主要受到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科學管理理論的影響，其強調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對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紀3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學開始受到行為科學影響，認為公共行政應當把人看成社會人，通過發揮人的創造性來提高工作效率。20世紀4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管理思想又先后受到決策理論、系統和權變理論以及管理科學學派的重大影響，產生了許多新的特點，但其追求效率的目標并未改變。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1的位置，達到了左側效率的高點，即將向右側公平擺動。
2.新公共行政（20世紀70年代）：關注公平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現象，政府在決策上處于兩難的境地，以德懷特?沃爾多為首的一批美國公共行政學者將論文結集，于1971年以《走向一種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為書名出版。該書被認為是新公共行政學的宣言，集中表述了新公共行政學的基本觀點。
新公共行政對傳統公共行政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進行批判，認為公共行政應將公平、責任等價值注入公共行政過程，形成以社會公平為核心，民主、責任、效率并存的價值體系。正如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說，社會公平是一組價值的前提，社會公平包含著對包括組織設計和管理形態在內的一系列價值取向的選擇。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2的位置，達到了右側公平的高點，即將向左側效率擺動。
3.新公共管理（20世紀80―90年代）：回歸效率
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英美等國出現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其在《改革政府――企業家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門》一書中提出的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和績效管理等概念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范疇。1991年9月20日，70多位學者在美國雪城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公共管理研究會議，會議確定了新公共管理研究的重點問題。這次會議標志著作為一門新學科的公共管理學的理論構架基本形成。
新公共管理將市場機制和私人部門管理策略引入公共部門，把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效能作為其價值追求。澳洲學者歐文?E?休斯指出，經濟就是以盡可能低的投入提供與維持既定數量的公共產品或服務；效率就是公共部門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效能就是公共產品或服務符合政策目標的程度。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簡單地重復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而是把傳統的效率拓展為3E在內的全方位績效，擴展了效率的內涵。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3的位置，又回到了左側效率的高點，但隨即將向右側公平擺動。
4.新公共服務（20世紀90年代至今）：重現公平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學者羅伯特?丹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該理論認為，把公民當成“顧客”的觀念存在著某種局限性，應把傳統的對效率和業績的關注轉移到對社會回應性的關注上來。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掌舵而非劃槳，而新公共服務則認為政府是服務而非掌舵。它重視人而不是生產率，它所強調的社會公平包括公共部門和公民兩個方面，體現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平等協商新關系。
新公共服務在兼顧效率與目標達成的同時，力圖提升社會公平與責任，使公共行政具有適應性和動態彈性以更好地回應社會治理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新公共管理。但新公共服務也面臨著一些困境，如政府與公民的選擇性協商機制會導致討論過多而行動不足，多元化民主治理與治理者的關系的協調等。此時的公共行政學處于圖中4的位置，再次回到了右側公平的高點，不久就會向左側效率擺動。
三、小結
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呈現出一種從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循環往復的單擺模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行政學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價值追求在強調某一方面時并未忽視另一方面，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例如傳統公共行政在遵循效率至上的同時也關注公平、責任等價值取向，新公共行政在強調社會公平核心價值的同時并不排斥效率的價值，新公共管理在號召回歸效率的同時也關注責任和公平價值，新公共服務在兼顧效率與目標達成的同時，更加強調其目的性，當公共行政學對效率與公平的追求達到兩者平衡時，圓球將處于圖中虛線的位置，此時圓球將處于穩定狀態。正是由于關注的重點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來回擺動，才形成了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百年演變的單擺模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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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一、藝術管理學的學科定位
學科定位要回答的是“該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的問題。就藝術管理學的研究對象而言，本文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進行討論。
第一，藝術管理與文化產業管理的關系
按照仍然使用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分類，文化產業管理屬管理學科中公共管理類。藝術管理尚未進入學科目錄，作為一個專業方向，設在公共事業管理類下招生。
藝術管理之為藝術管理而不是文化產業管理，說明兩者必定具有本質區別，不能合二為一。換句話說，藝術管理在學科定位上必須具有不同于文化產業管理的獨特性，方能具有學科立足點。那么，藝術管理與文化產業管理到底有何本質不同呢？如何將各自的研究對象相互區分從而形成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針對于此，有研究者強調藝術的特殊性，指出藝術與文化產業的最大區別在于功利性與否。對于如何判斷功利性，本文認為或可以“是否以營利為目的”來區分“純藝術”與產業化生產中“作為商品的藝術”。
由此，將藝術管理的研究范疇，定位于對非營利性藝術組織及藝術活動的研究，可以令藝術管理更為明確地區分于文化產業管理這一層面。需要指出“非營利”并不等同于“非政府”，這有別于西方對“第三部門”總體上的理解。那些公益類的社會事業組織以公眾利益為追求的首要目標，也屬于本文所指“非營利”。因此，國有藝術院團自然也應包括在藝術管理學的研究范疇中。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是公共管理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和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同時，這一定位的涵蓋面符合我們將藝術管理納入到公共事業管理下的傳統思維。
在當代學科互涉的語境下，對于一門跨學科性質的專業，相較于藝術管理歸屬藝術學還是管理學的“門戶之爭”
本文認為將藝術管理區分于文化產業管理，對于藝術管理的學科定位更具有實際意義。
第二，藝術管理還是藝術行政
管理和行政兩者之間具有本質差異。對此，陳振明在其主編的《公共管理學》導論部分明確指出了兩者的本質區另IJ—“行政”本質上包含著遵從指示和服務的含義；而“管理”首先意味著獲得結果以及管理者為獲得結果負個人責任。在實踐中，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有明顯區別。管理人員需要根據現實所需訂定政策，更強調戰略與科學。行政人員在于執行已經厘定的政策，推動事務的進展直至落實。
我們還可以通過公共管理學與公共行政學的區分，來體悟管理與行政兩者之間的分界。歷史上對公共管理學和公共行政學有三種不同的理解。今天，主流的理解是將公共管理學看作一種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學和政策分析的一種新途徑、新范式或新的學科框架。由此可見，管理與行政兩者之間業已形成分壘，這一點在學科體系上已經做出了區分。波茲曼和斯特拉斯曼在《公共管理戰略》（1990）—書中，在說明為何使用“公共管理”而非“公共行政”的概念時，對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的區分可謂一針見血：“公共管理關心戰略問題，涉及公共組織的外部環境和它們更廣泛的使命與目標……公共管理是對組織外部環境的管理，公共行政則存在于組織的脈絡之中。”
由此“藝術管理”與“藝術行政”之間的差異是顯見的。藝術管理還是藝術行政，到底使用哪一種概念？事實上，兩種概念的使用并沒有孰優孰劣之分，但是它們明確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專業取向和學科分類。
丹恩馬汀在《藝術管理這一行》的推薦序中寫道：“今天，第一流的管理者不但要懂得讓表演搬上舞臺或是讓展覽能夠順利進行的各項事宜，他們還得了解管理程序的各項理論與實務、外在于內部的環境挑戰、組織文化對運營的效應、不斷變動的挑戰，以及策略性抉擇的契機與現實（還有不作抉擇所可能產生的后果）。這些要求，特別是后者，是埋頭苦干無法解決的。藝術管理者必須有超越感覺、超越經驗、不斷反思批判的能力。從這一角度而言，藝術管理顯然更符合這一行業的時代需求。
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并不清晰，或者說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與辨析有所忽視。由此導致的問題，是我們無法以明晰確定的語言來表述“藝術管理是什么”，“藝術管理要干什么”，以及“藝術管理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應該是什么”等關鍵性問題。
本文認為，以上問題的根源在于藝術管理學科意識淡薄。對于學科意識，有學者曾對“學科體系意識”提出批判，認為應以“問題取向”來替代“體系意識”。這是否說明“學科體系意識”此種思維方式在學科建設中應該被拋棄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實上，學科意識與問題取向兩者之間并不矛盾。學科意識本身就包含了問題取向，問題取向的關鍵在于我們對問題的認識能力，我們是否能提出一個合適的問題。問題需要考察與辨析，問題的性質需要明智的判斷。考察、辨析、判斷，這一系列動作本身就是學科體系意識的反映。
關于藝術管理的學科意識，有一點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為什么藝術管理教育存在于大學。對此，在2010年9月中旬召開的第五屆中國藝術管理教育年會上，來自美國北亞利桑那大學人文學院藝術管理系的一位教授的主題發言，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意見。對于“為什么藝術管理教育在大學展開”這一點，這位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以供思考。如果藝術管理的技能僅僅局限于操作層面，藝術管理教學還有必要存在于大學嗎？大學能夠提供，而技術訓練或者學徒式訓練所不能提供的是什么？對于最后一個問題，她的回答包括了幾個方面：歷史與全球性的視野；藝術管理中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環境的以及其他影響因素；理論、方法、思維；藝術的社會價值；美學理論；藝術的作用，藝術家的作用，以及藝術管理人的作用等等。這一回答在表述上也許過于零碎，但具有意義，從學科層面上回答了藝術管理學所應具有的內涵。
二、藝術管理學科意識的建立
目前，藝術管理專業教師主體基本上都是跨專業而來的，少數人在歐美接受了藝術管理研究生層次的教育。或是對藝術管理實踐經驗的缺乏，或是對現實環境認知的不足，或是對行業需求判斷的不準確，都有可能產生問題。事實證明，必須強調學科意識來推動專業建設。
1.建立學科邊界
對于一個新學科而言，建立學科邊界的目的是明確學科定位。藝術管理作為一門跨學科的學科，學科邊界比較模糊。我們必須承認藝術管理學與管理學之間的聯系，在此前提下去反思和更新藝術管理學的核心，這將是一個界定的過程。應確認哪些問題可以交給藝術管理學去研究，哪些問題則應該留給其他學科。
將藝術管理的學科定位于對非營利性藝術組織及藝術活動的研究，這不僅僅是一個工作劃分，還關涉到對“藝術管理”的理解。在藝術管理活動中，藝術和管理的關系總是以藝術為先。藝術管理的目標是要把藝術送達到更多的人面前，而不是把“商品賣出去”。
應在確定的學科邊界下，逐步形成相關的概念框架以及藝術管理學這個領域特有的問題群。清晰的概念是進一步討論的前提，為知識增長所必須。由于各種藝術組織性質上的差異以及面對的環境及資源的差異，它們所面對的問題會有不同的偏向。因此，在藝術管理的中心問題下，還需要進一步確認各種問題群。
2.有行動科學加入的實踐教學
“藝術管理主要還在于實踐”這一認識是從實務層面對藝術管理的概括。其中，也有對本科生就業實際需求的考量，實際操作能力往往是用人單位選擇的關鍵因素。但是，當動手能力得以解決，對工作流程都熟悉以后，個體對環境的認知及相應的決策判斷能力，往往成為職業發展上的關鍵因素。
這樣一種以實踐經驗為主導的教學模式當然有其意義和價值。然而，這一教學模式存在問題也不容忽視。一方面，盡管每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們都確實有其獨到的“管理藝術”而這些“管理藝術”更多體現為經驗。作為知識“管理藝術”尚未經過系統的整合與分類，顯得籠統而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市場始終處于變化中，這種變化越來越快，當原有的“對策”不管用時，更多的藝術組織都會有研發的需要，這都是“管理藝術”所無法傳達的。
事實上，管理具有科學、藝術、實務、思想等多重屬性。對于藝術管理而言，強調科學與思想亦是必須，而不應僅僅是依靠經驗。每項具體的操作中，都可以歸納出科學規律來，從而為實施科學管理提供基礎。
實踐教學主要強調“管理藝術”的一面，重視實踐經驗，重視組織和個體的獨特性，而忽略了“管理科學”所強調的科學的，帶有普遍性的技術和方法。過于看重經驗的實踐教學，往往將管理水平的好壞簡單歸咎于能力差異和經驗的多寡，而看不到管理背后的思維方式與理念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藝術管理絕不僅僅是實戰經驗的累積，更需要一種行動科學的加入。就藝術管理的專業教學而言，除了強調實踐，提升管理技藝的同時，還需要強調在實踐中超越直覺式的判斷和技巧，提升發現問題、認識問題、界定問題的能力，從而引發“和情境進行放映性對話”的能力。藝術管理專業教育的任務不僅僅是要培養熟悉工作流程，具有操作能力的職業工作者，還需要指導職業工作者如何在行動中思考。由此，針對藝術管理的實踐教學，應該倡導有行動科學加入的實踐教學，發展“行動中反映”為基本理念的實踐知識論。
3.倡導對專業知識的探索
根據科技理性的傳統，專業是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它將科學研究轉換成社會進步。由此，專業建設過程中偏重于任何一方（或科學研究或社會實踐），而不及其余都是不可取的。社會分工需要往往是一門新興專業誕生的前提，然而專業的發展不僅僅依賴于社會分工，還需要科學研究的參與。業界需要也并不等同于社會分工需要。業界需要往往是急功近利的，必須意識到業界對藝術管理工作的體認也存在盲點。因此，專業建設僅僅以滿足業界即時的需要為己任，最終未必有利于問題的解決，更不利于專業的發展。大學對社會的服務不應該是提供“社會需要什么就給什么”這樣簡單的服務站式的服務，而是基于扎實的學術研究而提供的服務。專業意味著研究與實踐的交流，這是專業之為“專業”而非“職業”的根本，也是職業工作者希望更為專業的原因。盡管我們都承認專業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今天社會對專業的信心危機確實在不斷加劇。危機來自于一些專家誤用了他們的專業權力謀取利益，也來自于一些專業行動的明顯失誤。
在僅僅關心問題解決的專業知識之中，問題框定顯得毫無立足之處。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專業知識了，存在的僅僅是經驗與能力。藝術管理在強調管理實踐的基調下，大學專業教學貢獻究竟能夠體現在哪里？有什么是職場無法提供的？事實上，專業知識不僅僅是解決問題，還在于提供有效工具去發現正確的問題“什么是專業知識”顯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是，對它進行思考將有助于彌合研究與實踐、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裂痕。
第9篇：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1.學情的變化要求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必須轉變傳統教學模式。
成長于社會轉型期，很多是獨生子女的90后大學生思維獨立、自我意識強，他們大都喜歡自主展示思想，不喜歡填鴨式的教學模式。他們渴望成熟獨立、崇尚自由，積極務實，不喜歡被動地接受知識和觀念的傳遞，而希望能與老師進行平等的交流和溝通，在交流過程中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一個學校的好壞不在于它所使用的教材，也不在學生獲取了多少信息量，而在于能否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掌握學習知識的主要方法。教師需要及時掌握各類信息，并進行甄別和深入思考，以應對學生不斷提高的求知欲望，并需要轉變傳統的教學范式，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而網絡教學平臺則成為教學范式改革的重要載體。
2.網絡時代的發展要求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必須由傳授知識向能力培養轉變。
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以互聯網和手機上網為平臺的新媒體蓬勃發展，青年學生成為新媒體使用者中最活躍的群體。大學生上網已經成為他們的一種生活和學習方式。網絡時代的海量信息及新鮮的資訊使大學生眼界開闊，與此同時網上信息非常龐雜。作為人生觀、世界觀正在形成時期的年輕學生容易受各種思潮的影響，迫切需要引導。同時學生信息量的增大對傳統課堂教學，尤其是包括公共管理類課程在內的人文社科類課程教學構成重大壓力。新媒體時代，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長，知識更新換代的速度加快，以往需要記憶的大量知識，以及通過檢索書報刊才能獲取的信息，如今通過網絡唾手可得。此外，世界名校網絡公開課在國內走紅也對國內高等教育網絡化水平的提高構成巨大壓力和動力。教學環境的變化促使高校教學必須由單純傳授知識向如何學習，如何獲取有用信息、篩選信息、使用信息等方式轉變，從而達到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目的。即由“授人以魚”轉變為“授人以
3.網絡課堂建設是優化公共管理類專業教學體系的需要。
目前，在專業教育方面，教材編寫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因此會出現課程之間存在著內容重疊或內容之間銜接較差的現象。通過網絡課堂建設，教師們可以掌握學生前置課程與后置課程開設和講授情況，從而避免出現同一知識、理論反復講授和有的內容哪位老師都不講的尷尬局面，從而形成完整、鮮活、新鮮的課程體系，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
4.網絡課堂建設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發展的需要。
隨著高校改革的推進，有的高校把學生入學后轉專業的比率提高到50%以上，還規定流轉后班級人數不低于20人。對連續3年無法組班的專業，學校將予以停辦或撤銷。學生當然會傾向于選擇較好就業、實用性較強的專業，因此公共管理類專業在未來也會受到較大沖擊。專業的生死存亡將直接關系到教師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須進行教學范式改革，深入參與、追蹤教學的整個過程，為專業的發展出謀劃策，為學生的未來和職業進行規劃。網絡課堂為課程教學范式改革提供了平臺。
二、網絡課堂在公共管理類課程改革中的難點
1.網絡教學平臺建設中師生主動性、自主性不足。
各高等學校通過購買軟件建立網絡教學平臺作為傳統教學的輔助教學方式。作為新的事物，在倡導應用方面乏力。根據筆者觀察和調研，公共管理類課程專業教師中年輕教師的積極性要高于老教師的積極性。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在于從國家到各省每年都設有網絡課堂大賽，獲獎在評職稱時教學方面可以加分。與此同時，學生在網絡課堂參與中呈現了被動的特征。
2.網絡教學平臺建設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隨著事業單位績效工資改革的推進，高等學校教師在教學方面主要有課時、教學質量評價等方面的約束，科研在績效考核中成為重要的指標，科研成果、課題、獲獎都有要求。因此，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前提下，會努力完成科研任務。學校一般沒有開設網絡教學平臺的硬性要求。尤其是公共管理類課程，國家的政策變化快，教學素材每天更新，因此網絡課堂的內容要不斷更新。打理網絡教學平臺不僅需要占用教師大量的時間、精力，對學生來說也會成為一種負擔。因此在沒有政策激勵的現實情況下，網絡教學平臺建設缺少動力。
3.高校網絡設備及運行環境制約著網絡教學平臺的建設與應用。
高校教研室，尤其是地方院校的教研室辦公條件非常簡陋。很多學校的教研室只有一間房子。有的教研室甚至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而必須和行政人員，如輔導員等合用辦公室，因此實際上等于沒有辦公室。可能有一臺電腦，多數是老得掉牙，吱吱扭扭上網很慢，沒法用。學生角度也普遍存在缺乏網絡設備，花費時間、金錢等客觀因素。所有這些制約著教師網絡教學平臺的應用和學生參與。
4.網絡教學平臺建設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
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推進，傳統上公共管理類專業教師各自為戰的局面不可持續，而必須增強凝聚力，并形成合力，以應對更強勢、更具有實用性的專業的沖擊。當前各類教學改革舉措，僅僅依靠一位老師自己的努力遠遠不夠，而是需要一個團隊的支持和配合。因此，無論是進行國家或省級本科質量工程的建設、教學范式的改革，還是網絡課堂、網絡公開課的建設，都需要群體的配合和努力才能實現。但現實是教研室的作用發揮不足，缺少人力、物力、財力，不能在教學改革中發揮應有的統籌、資源整合、社會動員作用，因此網絡教學平臺建設缺乏有效的載體支撐和制度推進。
三、推進網絡課堂教學平臺建設的對策
1.要樹立教學為本的管理理念。
教學出題，科研求解。在教師教學考核和科研考核方面，學校需要樹立教學為本的理念，平衡好教學與科研之間的關系。高等學校要樹立以教師為本的管理理念，應將教學質量的提高和學生未來的職業發展放在首位。要明確教師的主體地位，千方百計發揮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清華大學流傳著一句話“：學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長是條狗。”這句話明確定位了學生、教師、行政領導之間的關系。因此，在高等學校管理中應提高教師和學生的參與程度，增加透明性，增強回應性。要通過制度建設切實去行政化，為教師教學活動的開展、教學實踐活動以及課程教學范式改革提供一切便利條件。
2.為專職教師配備助教，幫助打理網絡教學平臺。
建議學校或學院層面提供一定的政策或資金支持，為教師配備優秀本科生或研究生擔任助教，協助教師做好課程輔導、網絡課堂建設、學生論文寫作督導等工作。課堂教學從來就是教與學兩個方面的內容。單純的授課不能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同時專職教師與學生聯系很少，往往上課來，下課走，和學生感情也比較疏離。鑒于公共管理類課程教學不僅承擔著傳授學生知識的任務，而且對于學生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也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通過建立學生助教制度，可加強學生與教師的互動，及時了解學生所思所想，了解學生思想動向，引導學生情緒，在學習和生活方面給學生以支持和幫助，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
3.激發專業教研室的活力。
公共管理類專業教研室目前仍然在延續傳統教研室的功能，教研室承擔著制定教學計劃、教學任務、專業教育等基礎性的功能。但是隨著國外名校以及國內名校的大規模招生，很多地方性院校的發展將面臨巨大挑戰。慕課時代的到來，也使得傳統教學面臨嚴峻危機。在這種情形下，原來以教學正常運行為主要功能定位的教研室，從專業發展、實踐教學、學生職業規劃以及學生自主學習等層面來看，已不能適應現代大學的辦學要求。公共管理類專業的發展也必須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步伐，因此公共管理類專業教研室需要充分發揮和整合教研室全體教師的作用，充分發揮網絡課堂這一教學平臺的作用，同時需要以網絡為載體加強對本專業的宣傳，增強影響力，以應對網絡時代、網絡公開課以及慕課時代的沖擊與挑戰。良好的辦公環境是教研室活動開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從學校和學院兩個層次，應加大對教研室的資金投入和設備更新。同時應該為教研室及教師提供單獨的辦公經費，為教師探索網絡課堂在教學、科研活動的運用提供較為寬松的環境。
4.整合現有的網絡教學資源，實現網絡課堂功能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