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理財合同糾紛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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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間理財合同糾紛范文

【關鍵詞】民間借貸；委托理財；利息；違約金；可得利益

一、案情簡介

甲（貸方）與乙（借方）在合同中約定，茲乙向甲借款人民幣3000萬元整，甲將該款項連同乙方提供的相當于借款金額40%作為保證金，存放于某指定賬戶，乙方可在借款期限1年內管理上述資金并將其投資于股票，同時以年利率12%支付給甲方相應利息。合同中同時載明以下情形將視為乙方嚴重違約，如乙方未能在下一個交易日證券市場開盤前或下一個銀行工作日內（兩者以較早為準）向甲方帳戶追加保證金，以致指定帳戶的總市值低于人民幣2400萬元時，甲方有權實施平倉并收回本金及1年利息，并提前終止本協議。

在甲方將上述款項借出僅2個月時，乙方未能按約定及時補倉，且經催告，仍未能及時履行。甲方因此實行平倉，除收回本金外，另收取乙方全年利息計人民幣360萬元整。

乙方隨后提出如下主張：

1.本合同實質為委托理財合同，由于股票投資存有風險，甲方提出年利率12%的本息固定回報率違反市場不可能存在恒高收益率的經濟規律，作為合同核心部分的“保底條款”無效，整個委托理財合同歸于無效；

2.其次，即使合同有效，由于甲方出借資金僅2個月，卻要求乙方支付全年利息，違背民法之公平原則，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同時違約條款安排中約定違約金高于實際損失的30%，屬過分高于情形，應予以降低。

二、焦點分析

該類案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如何界定合同性質，合同是否有效。固定本息回報率的條款是否會被視為委托理財合同中的“保底條款”？還是僅被看作民間借貸合同的主要條款？

2.如合同有效，甲乙對“乙方嚴重違約，甲方可平倉且收回全年利息”的約定，是為約定違約金的安排？抑或為甲方于合同簽訂時已對其可得利益損失作出約定？

（一）合同性質界定

區別于以投資銀行作為管理人，通過獨立帳戶募集和管理委托資金，投資于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的典型委托理財，本案中，甲方將指定賬戶及資金的自主使用權賦予乙方，同時明確表述締約目的，即純粹追求固定本息回報，對乙方管理資產所得的收益除約定利息外并無預期，其并非“保底條款”除保底收益外，收益還隨著利好情況增長。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界定合同的性質，不應僅憑條款體現出來的交易形式，更應根據其本質加以判斷。該合同實質上為乙方向甲方進行借款融資，期限屆滿后本息歸還的借貸合同。實務中，將此類看似有“保底條款”的“委托理財合同”視為“借貸合同”的觀點也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采納，“對于這種名為委托理財，實為借貸之情形，應認定雙方成立借款合同關系，以借款合同糾紛確定案由，并適用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1]

在明確以借貸性質的基礎上，“年利率12%”，就不再被認定為無效的“保底條款”，應視為借貸中的本息條款，同時“年利率12%”尚不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合法有效，應受保護。

（二）“收回全年利息”條款性質及合法性界定

合同中提及，乙方如未能按約補倉，將構成嚴重違約，甲方可提前終止協議并在次日平倉收回本金及1年利息。甲方出借僅2個月，卻收回全年利息，引發爭議。下面筆者對該條款從兩個角度進行解讀：

1.違約金

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同時，根據《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9條，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

討論違約金是否過高，作為判斷基礎的實際損失是關鍵。根據解釋二，由于違約金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考慮預期利益，我們可看出，實際損失與預期利益為互相獨立的概念，實際損失，應僅指積極損失，不包含可得利益。結合本案，若乙方在2個月的借用期間，未支付利息，則甲方的損失此處為積極損失，而實際上甲方已收回全年利息，積極損失為0；甲方如未獲得乙方依約履行后，其本可得到的另10個月利息，則此處為預期利益損失。根據前述，預期利益損失不包含于實際損失，因此可得知甲方收回全年利息，如視為約定違約金條款，則必將導致違約金高于實際損失的30%。

筆者認為，將“收回全年利息”條款視為約定違約金的安排，有牽強之處。實務中，約定違約金的一般表現形式為：需支付違約金XXX元，違約金為損失的X倍或者支付損失X%的違約金。本案中，未提及“違約金”字眼，因此“收回全年利息”的約定可不視為“約定違約金”。筆者認為將其視為乙方違約，甲方要求其賠償可得利益損失的約定更為合理，詳見第二種解讀方式。

2.可得利益

《合同法》第113條確定了我國民事立法采用了完全賠償的原則，即積極損失外，違約方還應對非違約方的可得利益，即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利益進行賠償。[2]

本案中，乙方在提前歸還借款的情況下，甲方喪失了因該借款合同可以獲得的，在合同簽訂時可預見的1年利息收入，此種損失屬于可得利益損失范疇。可得利益損失的計算方式，可分為預先約定和事后確定兩種。“司法實務中，只要可得利益損失賠償糾紛案件當事人事先有此約定，且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集體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確認此約定有效，并優先適用此方法計算可得利益損失賠償額”。[3]結合本案，在合同標的如此高的情況下，雙方預先對嚴重違約事由和可得利益作出約定，旨在進行風險控制，且由于年利率在利息保護范圍內，可得利益并非畸高，該意思自治合法有效應得到尊重。故筆者認為，可采可得利益角度解讀該條款，并傾向于甲方收回全年利息的行為應得到支持。

三、合同風險控制

由于篇幅有限，本人對降低該類合同被認定為無效的風險作如下控制建議：

1.雙方可明確約定合同為借貸性質，資金的自主使用權在乙方，甲方預期利益僅限約定期間固定本息回報，利率控制在保護范圍內，此有助于確保合同性質及合法有效；

2.避免在條款字面上出現“違約金”字眼，防止違約金過高被降低，雙方可添加如“對可得利益作出如下明確約定”等文字，明確“甲方收取全年利息”的性質非違約金約定而為如乙方違約，甲方對可得利益損失的預先約定。

參考文獻：

[1]吳慶寶.最高人民法院專家法官闡釋民商裁判疑難問題.金融裁判精要卷(增訂版)[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1:136.

[2].合同法司法解釋實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246.

第2篇：民間理財合同糾紛范文

關鍵詞：金融監管　民間借貸　企業融資　融資渠道

中圖分類號：F852.5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12)01-053-03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1年第四次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指出：2011年以來，民間借貸市場異常活躍，表現出進入門檻較低、外部監管不足、內部約束不強、投機性高、參與主體擴大等特點。在少數熱點地區，眾多居民和企業參與其中，高利貸乃至非法集資活動抬頭，有的甚至純粹是金融傳銷，完全脫離實體經濟，對部分地區社會和金融穩定造成一定影響。目前，盡管民間借貸在客觀上拓寬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解決了民營經濟的部分融資需求，但是，我國一些地方也出現了與民間借貸相關的債務不能及時清償、債務人出逃甚至被逼自殺、中小企業倒閉等事件。因此，民間資融問題已引起高層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我國民間借貸非正常發展及其后果

在趨緊的宏觀貨幣政策下，民間借貸迅速發展，在不少地區甚至于可以與當地銀行體系分庭抗禮。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透露，溫州市金融辦對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一季度，企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三者比例是56：28：16。截至8月末，溫州市各銀行機構貸款余額6123億元，而民間資本超過6000億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繼續增長。又據《安邦信息》透露，浙江省80％的小企業靠民間借貸維持經營，年息最高達180％另一民間借貸熱點地區鄂爾多斯匯集在民間金融系統的資金量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當地民間金融系統規模則已遠遠超過當地銀行存款存量規模。

銀監會2011年三季度經濟形勢分析會估計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已達3萬億；中金公司9月底《中國民間借貸分析》報告稱，2011年中期限民間借貸余額3.8萬億，同比增長38％。民間借貸蔓延之勢可見一斑。

民間借貸恣意發展引發了如下后果：

(一)大量民間資本脫離實體經濟，實業“空心化”現象嚴重。由于對房地產價格的一度失控，創造了房地產開發暴利的一個又一個神話，加之在信貸緊縮、流動性緊張等因素的影響下，民間借貸價格被逐步推高。隨著近年來房地產調控而民間借貸利潤走高，民間閑置資本逐漸從房地產轉移到民間借貸上。為追逐高收益，大量民間資本脫離實體經濟，實業“空心化”現象嚴重。同時不斷從緊的房地產政策，讓投資房地產的資金難以脫身。當實體經濟發展無法支撐過高的資金成本時，崩盤是唯一結局。

(二)高利貸常常與黑社會關系糾葛，暴力收貸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民間借貸易引發高利貸、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以及非法集資、暴力收貸導致人身傷害等違法犯罪問題。例如2011年9月27日跳樓自殺的溫州正得利鞋業有限公司老板沈奎在跳樓前三天每天被民間借貸的債權人跟蹤追債并遭遇恐嚇，精神幾近崩潰。

(三)企業不堪重負。雖然靠民間借貸解了中小企業燃眉之急，但高息負債則限制了效益。借貸資金在退出生產經營后，增值有限，企業難以支付到期債務，往往通過吸收新的高息本金來償還到期的高息負債，拆東墻補西墻，形成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企業健康發展。民間借貸高利率不僅嚴重侵蝕和損傷企業，而且導致非機構化，非專業化以及非信用化導致的風險高度擴散問題。

(四)擾亂了金融秩序，民間借貸風險甚至向銀行體系蔓延。一是造成銀行吸存難度加大，存貸比下降。據《豐源信息》透露，9月份前半個月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存款比8月末大幅減少，有相當資金流向了民間金融市場，以及從民間金融市場流向了高利貸企業，流向了投融資公司，另外由于銀行存款搬家，存款總額下降，銀行提供服務的能力和效率隨之下降；二是民間融資收回剛性強，銀行收貸的合法手段與民間融資清收的手段相比較顯得蒼白無力，銀行維權更加困難，銀行壞帳大幅上升；三是現金大進大出，擾亂了現金管理秩序；四是少數銀行員工在高利息和引誘下或在巨大的資金償付壓力下，鋌而走險利用職務便利作案，危及銀行資金安全。

二、民間借貸非正常發展的原因分析

(一)市場資金面偏緊，銀行貸款無法滿足。今年以來，勞動力成本剛性上漲、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等多重原因擠壓利潤空間，企業用工結構性短缺現象突出，市場需求放緩，同時節能減排壓力上升，資金成本不斷抬高，煤電運等要素供應偏緊，資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等，企業經營環境不斷惡化，實體經濟資金出現結構性緊張，資金成本上升，貨款拖欠現象嚴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月份7月份，在31萬戶規模以上企業中，虧損面為12.7％，但是虧損額增幅1月-2月為22.2％，1月-6月上升到41.6％，1月-7月份上升到46.9％，由于貨幣緊縮政策基調未變，銀行信貸規模仍在嚴控之中。為防范風險，銀行的風險偏好決定了貸款青睞“重點企業”、“骨干企業”，“壘大戶”現象更嚴重，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愈加惡化。每當信貸政策趨緊時，地下金融就會繁榮，民間非正規的金融組織迅速發展、地下錢莊盛行，大量中小企業被迫通過民間借貸解決燃眉之急，導致民間利率高企。金融資金鏈條緊張、非法融資案件上升。另外，貸款規模的緊縮，此前的過度融資造成在續貸時面臨資金鏈斷裂風險。

(二)部分企業偏離主業盲目投資和擴張，在資金鏈緊張時被迫引入高息民間借貸，加速企業的消亡。不少企業家在經營順利時常常頭腦發熱，熱衷于“資本運作”，嚴重偏離主業，或投資房地產，或投資成立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或盲目“圈地”上新項目，動輒要做行業“老大”，結果在資金面緊張時讓民間借貸介入，無疑于飲鴆止渴。

(三)一些國有企業甚至上市公司從銀行獲取低成本貸款后轉入民間借貸賺取高額利差，或借以“理財產品”，或借以“委托貸款”方式，或干脆直接流入民間高利貸。中國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撰文認為，自1993年以來的民間高利貸風潮皆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作為資金的主要供應方。

(四)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的不規范運作助波推瀾。民間借貸異常活躍且演變為高利貸、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活動的趨勢明顯，部分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在高利潤驅使下參與上述違法違規活動，擾亂了正常金融秩序，給融資性擔保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的形象和聲譽帶來了嚴重的沖擊。

(五)部分銀行從業人員懈于履職造成一定比例的信貸資金違規操作。

(六)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199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

復》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因此，對自然人作為一方主體的民間借貸，其合法性是確定的。但是，企業間拆借的合法性仍不為我國的法規和司法解釋所認可。1986年國務院版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暫行條例》。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若干問題的規定》、1996年人民銀行的《貸款通則》均禁止企業間的借貸行為。12月6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了《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實踐的通知》，要求要依法保護合法的借貸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貸化傾向。在實際民間借貸糾紛中，高利貸問題十分突出，但由于規避法律的手段高明，被告盡管以利息計算過高抗辯，但往往因舉證困難而承擔舉證不力的后果，從而會間接保護了在合法形式掩蓋下的高額利息。

三、規范民間借貸的對策建議

(一)建議國家制定民間借貸監管制度，推進民間借貸陽光化進程。第一，制定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律規范或條例，將民間借貸行為納入法制規范的框架內，對民間借貸中介機構的性質、資格、廣告行為和運作模式予以規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議借鑒香港、澳門等地區的做法，對現行《刑法》進行修訂，增加高利貸相關罪名，對利率畸同，具有社會嚴重危害性的高利貸行為進行刑事制裁，加大對暴力收貸和地下錢莊的打擊力度。第二，進一步明確民間借貸的監管部門，加強行業管理，促進民間借貸業務健康有序發展。第三，完善征信體系建設，將民間借貸信息納入征信管理體制，促進民間借貸運作的透明化。第四，加快利率市場化建設，建立民間借貸市場價格指導體系，引導民間借貸利率正常合理化發展，減少投機行為。第五，對于發生的案件和苗頭性問題，加大打擊力度，切實保護社會公眾的財產安全。

(二)建議地方政府要加強社會公眾教育，提高公眾抵御非法集資的能力，要引導大眾摒棄追求暴富心理，引導企業家堅守主業，引導企業發展堅持科學的節奏，切莫盲目擴張。進一步加大對金融政策、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定期對非法金融業務典型案例予以公開報道。通過電視、報刊和網絡，公益廣告，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引導社會公眾認識非法集資的危害性，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盡力消除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生存的土壤。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快開發能夠滿足老百姓理財需求的金融產品，豐富社會公眾的投資渠道，將一部分民間借貸活動導向正規的金融活動。同時，要加強對“影子金融”的管理，嘗試建立民間借貸登記制度，按照“誰審批設立，誰負責監管”原則，要求和督促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對融資性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擔負起日常監管之責，要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積極作用，對已成立的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要定期進行合規性檢查。同時建議地方政府設立專門部門管理與民間借貸密切相關的企業，如典當行、寄售行、投資公司，投資咨詢公司、互助社、租賃公司、信托公司等。

(三)建議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強信貸管理，構筑銀行貸款與民間借貸防火墻。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嚴格執行貸款新規，密切關注授信客戶信貸資金游離主業、發放委托貸款等行為，防止套取銀行貸款用于高利放貸。審慎開展與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機構的業務合作，一旦發現涉足高利貸的及時中止合作。切實加強銀行從業人員教育，引導從業人員自覺抵制民間借貸的高息誘惑，對于銀行員工以個人名義或借用銀行名義充當資金掮客、參與民間借貸活動的，加大查處和問責力度，涉嫌犯罪的及時移交司法機關。要加大對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支持力度，創新還款方式，緩解“還舊借新”對小企業造成的資金壓力，努力降低小企業對民間借貸市場的過度依賴。

作者簡介：

第3篇：民間理財合同糾紛范文

3例違約事件創造了多項“第一”：首家由地方平臺公司擔保的私募債違約;由于發行人擬用于償債的資金早已被法院凍結，從而首次將司法風險帶入債券市場;早就被列入國家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企業（中海信達擔保有限公司，下稱中海信達）和個人還能為多支新發行的中小企業私募債做擔保，且在違約曝出之后，該擔保公司繼續失信。

按照民生證券的分析，自2012年6月推出以來，由于68%的中小企業私募債發行期限均為3年，2015年起進入償債高峰期，其中2015年到期的中小企業私募債為150億元，2016年和2017年分別為253億元和263億元。

若依眼下的“開場”表現，則有可能隨著償債高峰的到來，違約事件形成常態化。

《財經國家周刊》采訪的多家券商和基金公司人士幾乎一致提到，違約是意料之中，該“金融創新”產品在設計時的最大問題，是發行人和券商兩頭熱、而投資人對此并無太多興趣。

市場對此似乎也早有預期：從2014年四季度開始，新發中小企業私募債寥寥無幾，“創新成果”漸成雞肋。

值得關注的是，1月15日，證監會了《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首次正式對公司債券公開發行、非公開發行及合格投資者作出明確規定和正式區分。分析人士解讀為，這意味著中小企業私募債未來可能面臨重大的轉折。

違約“揭幕人”

1月25日，由東飛馬佐里紡機有限公司發行、在深交所掛牌交易的“12東飛01”中小企業私募債未能按時兌付本息，發生實質性違約。發行人擬用于償債的1100萬元本息資金被法院凍結。

“這是債券市場首次暴露司法風險。”國泰君安在研報中寫到，當債務人已經面臨其他債務違約或合同糾紛而面臨訴訟時，償債資金專戶被凍結查扣的風險很大。

引人關注的是，為該債券提供“全額無條件不可撤銷連帶責任保證擔保”的是當地城司東臺市交通投資建設集團（下稱東臺交投），在該債券違約后，東臺交投卻聲明，稱其擔保對象只是該筆債券的評級結果、而非債券本身，并稱發行人出具的《擔保函》非真實文件。

目前，該債券持有人一致決定擔保人東臺交投，但遭到發行人東飛馬佐里和受托管理人平安銀行的反對，使得相應的司法程序難以啟動。

緊接著，由同一擔保人中海信達擔保的“12藍博01”和“12致富債”于2月4日、5日雙雙違約，而中海信達也是此前違約的“13華珠”債的擔保方，因拒絕代償，其早在2005年5月就被列入國家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2致富債”的另一位擔保人周立康也已于2013年4月被列入全國失信被執行人之列。

宿遷市致富皮業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5日發行的“12致富債”是中信證券承銷發行的第一單中小企業私募債，期限3年，采用“2+1”設計，即投資者可在2年期末（即2015年2月5日）行使回售選擇權。

目前，由于行使回售權利時本應提前到賬的20%本金并未如期到賬，加之發行時的信息披露中屢現瞞報信息行為，投資人已對中信證券提出“十宗罪”的問責。

按照規定，中小企業私募債是由未上市的中小微企業在境內市場以非公開方式發行的、發行利率不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3倍、期限在1年（含）以上、對發行人沒有凈資產和盈利能力的門檻要求、完全市場化的公司債券。只需由承銷商向交易所備案，交易所對報送材料只進行完備性審核，不對材料具體內容做實質性審核。

多位受訪人士均表示，中小企業私募債在當初發行時，即已預計會出現違約風險，信用債市場的真正首單違約案例也極可能出現在這一領域。

2014年4月，“13中森債”利息違約，拉開了中小企業私募債違約序幕，隨后包括“13華珠債”、“12津天聯”、“12金泰債”、“12華特斯”等先后違約，最終采取了何種措施解決、以及是否兌付，至今鮮有公開信息披露。

根據Wind數據顯示，2015年到期的中小企業私募債將達到151只，而2014年只有48只到期。另外，從中小企業私募債的發行數量來看，2013年共有272只發行，2014年前三季度為301只，第四季度則發行了53只;今年1月僅有2只發行。

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小企業私募債發行市場逐漸遇冷萎縮，另一方面，隨著兌付高峰的到來，目前已披露的3筆違約案例或許只是違約大潮的“揭幕人”。

創新產品變雞肋

“我曾參加過市金融辦組織的‘私募債促進企業發展’座談會，當時去了很多券商，基本都是營業部人員，”一位知情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回憶，當時各區的金融辦都分別對口幾家券商，出發點是好的，一方面想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另一方面幫券商攬業務、增加收入來源。

但其稱，在現場就發現一個問題，對于中小企業私募債這個新品種，發行人、券商熱，但投資人不熱，因為10%?12%的利率相對其風險來講是不夠的，而且流動性也差，缺乏吸引力。

“我們從一開始就賣不出去，很多都胎死腹中。”一家總部位于天津的券商人士告訴記者，能發出去的中小企業私募債大致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合同中設計了“轉股條款”的，即該筆私募債發行人已經進入IPO通道，上市后債權人可選擇債轉股、直接持有股權;另一種情況是券商營銷能力強，有多年積累的營銷渠道，比如能夠對接銀行理財資金等等。

在深交所2012年的《中小企業私募債券業務試點辦法》中，規定每期私募債券的投資者合計不得超過200人，參與私募債券認購和轉讓的合格投資者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上述金融機構面向投資者發行的理財產品;有一定財務實力的企業法人和合伙企業。

“但一般買家大多都是券商資管、基金專戶、信托產品等，基本都不是自營的錢，就是拿別人的錢去買。很多私募債就忽悠一些非機構的散戶、大戶去買。”一位私募基金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像社保基金、保險公司這些大型機構投資者都不會購買，商業銀行參與的也很少，即使是券商固定收益部，很多也是觀望。

“我們一直在觀察，但從來不買，所以現在才能‘隔岸觀火’。”國海證券固定收益一位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首先，中小企業私募債的發行規模基本與發行人的凈資產規模差不多，單靠公司每年盈利根本無法償還，因而只能靠滾動發債才能還本付息，即發二期還一期。

“券商會盡量給企業做到1個億以上的發債規模，按照1.5%的承銷費來算，才能拿到100多萬元的承銷收入，否則券商就賺不到錢，甚至差旅費都不夠。”該人士透露，“而3年后企業還能否發出第二期來？不能肯定，所以我們不買。”

另外，該人士提到，發行人是國企、擔保人也是國企的中小企業私募債，是最優質的，但也面臨一個問題，如果發行人出現兌付危機、甚至必須發二期才能兌付的情況，擔保人又拒絕代償，則投資人的維權成本極高。

“我們認為打起官司來，訴訟是贏不了的，即使協調出還款方案，考慮到訴訟期、打官司、各方扯皮的時間，也不知要耗到何時，對我們這些為機構做投資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是投資失誤，耗不起。”該人士直言。

目前的“12東飛01”債違約后，擔保方也失信，正陷入各方扯皮之中。

券商失職？

在推出不久就逐漸遇冷、銷售困難的過程中，中小企業私募債還曾“創新”出與城投債捆綁銷售的模式。

“當時有一批地方政府平臺公司融資受限，城司會去給自己的子公司、或者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做擔保，協助其發行。而由于私募債的特點，很難監控和規范其募集資金的真實用途。”前述知情人士提到，因為私募債采取的是備案制，在平臺貸和城投債融資監管趨嚴的情況下，平臺融資借道私募債也是一條出路。

但這顯然違背中小企業私募債創立時的初衷，從而被監管層及時叫停。

幾乎每一例已踢爆的違約案例中，作為承銷商的券商都被投資人訴以盡職調查和信息披露失職。

“12東飛01債”中存在擔保環節違規操作的可能性;“12致富債”中對于擔保人牽涉到多起民間借貸官司、發行人新增巨額對外擔保、募集資金實際使用與《募集說明書》的資金用途不符、反擔保物的總建筑面積發生嚴重縮水等若干重要信息，均未及時告知投資人;“12藍博01”同樣存在隱瞞擔保人信息等行為。

滬深交易所相關的試點辦法中，并未明確規定中小企業私募債一定要有抵押或者擔保，發行人引入擔保公司是對所發債券的一種增信行為，但各種違約案例卻暴露出，投資人反而是被這些良莠不齊、甚至失信的擔保公司所蒙蔽。

“券商作為一個機構，要為投資人把關。”前述私募人士提到，“像企業債或城投債發行收入少則幾百萬元，一般都是固定收益總部、或投行總部去做。但中小企業私募債收益低，一個項目可能也就一兩百萬元收入，所以一般都被放到營業部去做，而營業部的人員水平有限，又都不是投行出身，對企業的了解也不夠深入。”

“也不排除一些券商為了快速搶占市場份額而采取了急功近利的行為。”前述券商人士提到，比如一些小型券商，在傳統的投行業務、固定收益業務、自營業務等方面沒有優勢，而中小企業私募債是新業務，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線上，為了增加營收渠道蜂擁而上，而大型券商卻不差這點錢。

與公募債相比，私募債的信用風險更大，因而就要求主承銷商有較強的風險和處理能力，而尷尬的是，由券商主導的中小企業私募債是一個新生事物，評估風險、防范風險、以及對風險的應急處理上，比起銀行信貸和信托有著天然的弱勢。

轉折點？

據多位受訪人士反應，目前中小企業私募債在滬深交易所基本已停止發行，而是更多地下沉到類似于齊魯股權托管交易中心、天津股權交易所等股權交易中心。

即使如此，發債企業的門檻也有很大提高，能成功發行的一般多是擬掛牌的新三板企業。

“我們剛剛為一家鋁業企業發完債，2000萬元，2年期，利率9.5%，且包含轉股條款。基本算定向私募，找的都是我們熟悉的個體投資者（包括個人和個體戶企業）。”齊魯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的一位保薦人兼做市商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為了方便銷售，一般都會找個擔保公司，承擔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

該人士特別強調，其只為在三板、四板市場掛牌的企業發行私募債，“沒有債轉股條款的私募債很難發，因為投資人更愿意選擇P2P等利息高、期限短的投資平臺。”

這也正是目前很多券商停發此類產品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對發債的中小企業而言，算上應付利息、承銷費、審計費、律師費、評估費等，其總計的融資成本在16%甚至更高。而對于投資人來說，票面利息只有9%-10%。

“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風險定價不夠。當時城投債利息7%，而且規模大、信用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只多2個點，而且要承擔余額包銷等經營風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買。”一位買方人士直言，“監管層既想開辟一條路幫助大家融資，又要利率不太高，就導致券商賺了債券的錢、操了股權的心。”

1月15日，證監會《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對公司債券公開發行、非公開發行及合格投資者作出了明確規定。

聯合資信分析師李丹認為，這是我國相關法規中首次比較正式地進行這種區分，這或標志著中小企業私募債的試點結束了，可以直接沿用非公開發行債券的有關規定，包括投資者要自我承擔債券的投資風險等，中小企業債券的風險收益特征也將更加對稱合理。

“本來市場定價，風險是可以用收益來衡量的，但如果監管層一定要限定利率，那么未來應考慮設計成債轉股形式，通過股權的形式體現出高溢價。”前述買方人士強調，“未來，單從債的方向確實是很難行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