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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人們生活逐漸變得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受這些因素影響,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經濟危機、信貸危機。人們開始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以經濟學管理和企業管理為導向,信息技術為推動力的新公共管理運動逐漸興起。新公共管理強調以下幾個問題:
(1)的作用更應該是一個舵手而不是劃槳者;
(2)管理應參考市場管理模式,增強崗位競爭;
(3)對工作人員的管理應打破傳統的管理模式,引進企業成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
(4)防止權力集中,合理分權;
(5)堅持服務理念,管理應以人為本,服務于大眾;
(6)有以前的注重工作過程轉變為注重工作結果;
(7)融合電子信息技術,建立網絡管理平臺,加強管理。
二、我國目前管理模式的弊端
管理模式是長期管理過程中形成的,由管理理念、體制、方式等組成的可以與社會互動的一個系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快了經濟轉型,大力發展市場化經濟,推動我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改變,因此,管理的內容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略顯陳舊,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暴露出了種種弊端,制約了管理工作的推進。
1.管理理念落后。
管理念是在管理工作中堅持的原則與指導思想,是行為的大體規范。我國在社會轉型中也在同時進行管理體制的改革,尋求管理模式的改進,提高效能的發揮。但是由于我國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一些工作人員存有“官就是管”、“權力最大”等封建社會的糟粕思想,使得他們在工作中把管制看得比服務重要;把權利看得比責任重要;只求數量而忽略了質量等一些列有損國家形象的行為,降低了效能。
2.管理體制不合理。
管理體制是對工作內容的規定。十七大召開以來,管理體制得到了進一步改革,是管理體制能夠適應我國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但是由于發展時間段,新的管理體制仍存在較多問題需要完善。職能混亂,管理中頻頻出現職能劃分錯誤、一些管理部門越俎代庖進行管理、一些工作沒有人管理等現象;公共項目建設不完善,存在不平衡現象,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有較大差距;職權劃分不明確,交叉管理、躍層管理等得不到解決,降低了工作效率。
3.管理方法陳舊。
管理方法是在管理過程中為實現某一目標而采取的技術、措施。管理方法靈活度非常高,正確的管理方法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工作人員不能死搬教條將其當做“工具”使用。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對的關注度加強,要求越來越高,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也明顯加大,傳統的管理方亟待創新。目前的工作人員無法改正以前形成的命令型工作模式;工作透明度過低,處理事務仍采用老舊的流程(審批、通過或取締)與公眾互動性不足。這些都制約了當前社會下工作順利的展開,限制了管理能力的突破。
三、新公共管理視角下我國管理模式的改進策略
歐洲一些國家較早的應用了新公共管理模式,并取得了不錯的反響。我國可以引進其管理模式,加以改進,取其精華,使其能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管理工作的展開。
1.轉變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的先進與否決定了管理的方式,對效能的發揮有較大的影響。要想喜歡邊管理理念就應做到以下幾點。
1.1樹立服務理念。在企業管理中有一句話“顧客是上帝”,而新公共管理也強調以人為本,服務應以人民的需求為導向。管理者應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拋棄管理者的身份,轉變思想,增加的親和力,把人民視為顧客,不讓“為人民服務”只是一句口號。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應注意調查人民需求,提高服務水平,改善在人們心中的形象。還應建立反饋機構,接納民眾意見,讓公民也參與到某些決策中,并讓公民對的服務做出評價,促進不斷完善自我。另外,工作人員應該變傳統的作風,盡量走到群眾中間,與群眾展開互動,尤其是各層領導,更應培養自身服務觀念而不是作威作福。
1.2樹立市場理念。管理應借鑒市場機制,開展崗位之間的競爭,繼而擴大到間的競爭,競爭服務水平、管理措施、服務質量等。開展公共事業時應具有商業眼光,展開招商投資,降低服務成本,為國家節省開支。通過招商,與企業展開合作,并通過取長補短促進了公共服務的市場化與服務樣式的多樣化,使管理體制更加完善。而企業中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手段如果被所用也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與工作質量。
1.3樹立質量理念。新公共管理要求對工作進行控制和評估,更加重視工作的結果而不是過程。因此工作人員應樹立“質量第一”的工作理念,改變傳統管理體制中重過程而輕結果,只要求數量而不要求質量的理念。通過對工作的評估,找到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提高服務水平。
2.加強深化體制改革。
2.1轉變職能。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職能重新定位,強調的作用更應該是一個舵手而不是劃槳者,負責政策的制定與完善而不是“蕭規曹隨”做一個執行者,的職能轉變同樣應以市場為導向,劃分清楚、市場、社會各自的職能,防止出現越位、空位等現象。
2.2推進組織結構改革。新公共管理要求用最新的組織理論對結構進行優化與改造,使管理體制能適應改革下的社會政治、經濟各個方面的管理工作,減少管理深度、擴大管理寬度。建立信息平臺,加強與外界的溝通聯系,使能第一時間收到外界的反饋信息。另外,地方應于中央進行合理的權利劃分,建立起平衡的關系。
2.3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由于公共服務屬于非盈利行為,沒有企業的參與自然不存在競爭,這就導致了服務人員工作熱情不高,服務效率低下。針對這一點,新公共管理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使公共服務帶有市場色彩,打破了的壟斷地位,增強了競爭。通過各方的競爭運營,服務更加多樣化,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同時也降低了公共服務的資金投入,減輕了財政負擔。
3.創新管理方法。
3.1積極改進管理方法與技術。將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引入管理中是新公共管理強調的,但是并不能全盤接受這些方法,取其精華,如科學管理、重視客戶反饋、績效審核、成本控制等。通過改進,使之能為管理所用,建立符合管理的方法與技術,如部門的考核機制(包括績效考核、目標考核),服務成本測算等,提高辦公效率。
3.2建設電子化。將管理與現代化信息技術相融合,提高工作效率,加快改革,創新管理方法等。通過互聯網,信息傳遞更加快捷,為擴大管理寬度提供了技術支持。通過建設電子化,使政務處理電子化與透明化,滿足了日益增長的民眾對的關注度,使民眾擁有應有的知情權。
四、結語
論文關鍵詞:移動通信;公共管理;模式
一、移動通信技術對公共管理模式的影響
(一)促進政務公開
政務公開是時代的要求,是公共管理的必然趨勢,而傳統的媒介存在覆蓋范圍窄,單向應用無法實現互動反饋等不足,很難適應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近年來,移動通信技術高速發展,移動用戶高速普及,其與各個領域的結合高速推進,這些已遠遠超乎了人們的想象。在移動通信的世界里,每個客戶都被作為平等的權利主體,享有通信自由人的一切權利,都有權共享信息,及時了解各種管理動態,可以足不出戶,隨時隨地完成與公共管理部門的交流。公共管理部門也能夠從收集信息、制定決策到執行的整個過程都公開透明,有力推動了政務公開。尤其在工商、稅務、教育、服務等許多關系國計民生、百姓關注的領域,都可以運用移動通信技術解決公共管理問題,這對于公共管理模式的改變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其影響不僅在于公共管理辦事程序的簡化,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可實現信息的對稱和共享,使公共部門隨時接受公眾的監督,極大提高了政務透明度,促進公共管理改革的良性發展,使政務公開變為可能。
(二)推動公共管理流程再造
在新形勢下,公共管理通過采取各種信息手段,實現了其管理環節的優化提升及流程的再造。移動通信技術已經不再單純是一種技術手段,而成為了鏈接公眾與公共部門各個環節的紐帶,這從移動網絡技術在社區管理應用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社區綜合電子管理系統的應用使原來處理社區事務流程發生了重要變化,不僅縮短了解決投訴的時間,還為街道、公安派出所、城管執法分隊提供了共同辦公平臺,多家部門通過城市綜合電子管理指揮系統共同進行社會治安防控、城市管理好公共服務。這種新型的社區管理模式引發的社區管理流程極具復制性,對整個地區、城市乃至社會的公共管理流程再造都將具有示范、啟迪及借鑒作用。
(三)促進公共決策科學化
社會的發展使得信息以成倍的速度膨脹,信息量和決策量爆炸性的增加將增加決策的難度,正確的決策離不開信息的廣泛搜集。尤其公共管理決策必須要建立在完善深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基礎上,推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但決策者無法從紛繁復雜的信息源中辨明民意源,無法對復雜的環境變化及各種突發事件做出及時的反應,從而容易使公共決策信息不健全,準確度不高,決策過程缺乏監督,偏離了公共目標。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使得這些問題迎刃而解,它將信息收集擴展到每一個移動終端,它的“無縫隙”覆蓋,使公共管理者與公眾“零距離”接觸,可以進行實時監控,其交互性特色使操作層與決策層直接溝通,使決策層做出的決策能夠更高效更科學,使執行能更精確更到位。
(四)塑造全新的服務理念
公共管理是服務型管理,管理本身就是為了更好的服務。隨著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管理中的服務意識越來越強。公共管理者已經逐漸意識到管理不是管制,而是服務,其出發點、立足點與根本目的都是圍繞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管理與服務的換位不是簡單思想意識上的換位,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需要公共管理部門拿出實實在在的服務手段和措施。移動通信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為公共管理提供了豐富的使用便捷的服務手段。目前如何圍繞服務來打造自身核心競爭力,如何為公眾享受公共服務提供便利,成為當前公共管理面臨的重要課題。創新地將移動通信技術應用于公共管理領域,既完善了公共管理的服務內容和手段,更對公共管理自身的服務理念提出了挑戰。
二、新型公共管理模式探究
(一)互動模式
移動通信技術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互動性,它將積極促進公共管理、公共決策的科學合理性,未來的信息互動除了語音和圖像,還有氣味、溫度、濃度等眾多信息都可借此媒介進行傳遞,它使信息接受力和發出方可以實現實時互動交流,使溝通無所不在。當有重大災情、疫情時,通過移動終端的遠程監控,可以讓所有相關部門都能及時掌握第一手信息,并根據這些信息做出科學決策。通過先進的移動通信技術互動,公共決策能快速準確地制定、執行,使公眾與公共管理者之間的互動溝通更加便捷、普及。公共管理者通過移動通信終端從公眾那里汲取大量信息,在互動過程中,交流信息、共享資源,減少分歧和決策盲目性,克服自身有限性。在博弈中公共管理者與公眾形成公共決策的共同人士,使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趨于一致,從而使公共決策更加科學合理。
(二)參與模式
公共管理部門運用移動通信技術完善自身的管理模式,同時,移動通信的發展也對公共管理部門的管理水平、質量提出了挑戰。越來越多的專業化、復雜化服務單靠原有公共管理部門是很難獨立完成的,龐大復雜的管理任務需要更多社會主體的參與。為了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行政部門、非贏利組織、私營部門、公民個人等都可成為公共管理主體,他們彼此合作,相互依存,共享公共權利,共管公共事務,使公共管理更加多元化。這些公共管理主體通過信息共享、交換資源,又形成資源共享,相互依賴,互惠合作的社會網絡管理體系。移動通信技術為此提供了技術支持,在這個網絡體系中,政府部門實現了從管理到服務的換位,非政府部門實現了從被動排斥到主動參與的變化。
(三)移動政務模式
移動通信將帶來政務模式的改變,繼而實現其組織結構和組織間關系的變革。所謂移動政務模式就是使政務擺脫固定網絡束縛,實現移動政務。人們用移動終端可隨時查閱到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相關行業領域的視頻錄像;輕松處理帶有大量數據量附件的郵件;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可視語音導航信息,在突發事件時就近得到援助;在手機上召開視頻會議,繁雜的公務都可在移動終端傳遞處理,形成移動辦公模式,節省辦公時間,提高辦公效率,尤其是杜絕不必要的推誘扯皮現象。這種移動政務模式產生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組織結構和組織關系的重要變革。過去公共管理部門工作條塊分割嚴重,各自為政的現象將得到極大改進,由原來技術手段限制造成的信息傳遞扭曲、失實等現象將得到很大改變。信息傳遞中間環節渠道消失,組織結構扁平化,傳遞速度加快,信息共享范圍擴大,移動通信將成為公共管理組織間協作管理的紐帶,促進組織結構和組織關系的重大變革。
三、進一步增強移動技術對公共管理模式促進作用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政府監督,確保充分發揮移動通信在公共管理中的戰略保障作用
移動通信在服務于公共管理各領域的同時,其發展離不開在政府有效管制下創造的和諧發展環境,只有完善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通信政府監管機構,才能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則,加強對通信業的統一管理,加大對移動通信業的支持,通過統籌規劃,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有效維護移動通信網絡的完整性、統一性、先進性、安全性,提高移動通信技術的更快發展與更好應用。也只有完善了移動應急保障機制,才能提高移動通信在公共管理,尤其是應急突發事件處理中的統籌調度和高效運用,發揮移動通信在公共管理中的保障作用,進而促進公共管理模式的進一步優化。
(二)重視移動通信技術在公共管理領域發揮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其在公共管理突發事件中的保障能力
移動通信在公共管理各個領域中的應用為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資源和活力,抗擊非典、抵御冰雪災害、實施地震大援救、奧運通信保障,使全社會更進一步深刻認識到移動通信在公共管理,尤其是突發公共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進一步尋找移動通信技術與公共管理服務結合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快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立足當前,謀劃長遠,采取積極措施,探化改革,推進合作,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移動通信技術在公共管理中的運用,積極推進國民經濟和政府信息化進程,全面提高政府部門乃至全社會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理能力。
政府運作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很多的“散”,“亂”問題。很多時候,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跟配置。因此就有可能造成“類似于所謂的“各自為營的”的局面。這樣不利于該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資源配置方面。按照之前傳統的政府資源觀點來看,所有的資源幾乎都分散在每個部分,這樣做,從某一程度上來說,有利于每個部分獨立地解決相關的問題。但是這樣做,又會帶來很多的不良后果。由于沒有相關的一個統籌安排的機構,就會使得有的時候不能集中所有的精力財力去完成一些大事,而且從某一角度上來說,容易造成一些資源的重復浪費。由于部分之間的關系是分散的,所以職能的行使是不連貫的,就會從某一程度上來說,需要協調的層次會增多。就會直接導致政府執行力的效能降低。在職能方面,很多時候,一些有利的事情,大家爭先恐后地完成,而對于不利的事情,就會一直進行推脫。試問,這樣的管理體系怎么會有助于民生呢?不同的級別有不同的辦公任務,權力制約性比較差,不同的對于權力制約的部門分散在不同的組織里,這樣其監管能力就會被削弱,從某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某些官員貪贓枉法,出現了很多違法亂紀的現象。從體制的角度出發,決策,執行,監督應該是難以分離,相互制約,這樣才能有助于工作的順利進行,才能有助于工作的順利完成。
二、應該具有相應的立體式的運行機制
根據我們的常識,我們知道西方在政策上實行的是大部策。而我國實行的主要是分割式。即把真正的管理,從體制方面上進行分割,專門設置的相應的小型行政部門。從理性的角度分析,西方的大部制身上所具有新興政府機制特點,將決策權,執行權,行政權,集合于一身,可以有助于權力結構的進一步重組。因此我國在地方公共管理的措施上應該參考這一點,能夠健全新型政府管理機制。從當前的形式來看,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加減法”,二是“乘除法”。對于兩者而言,是在現有的政府機制的一種重新編排以及組合。后者就是在部員人數,編制不變的情況下,做到完善,使不同的機構職能能夠有力地結合在一起。
三、未來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公共管理 模式創新 構建思考
為求得政府組織的有效運轉和社會良好的治理狀態,公共管理也應堅持創新,以回應復雜環境和社會變革的挑戰。公共管理模式的選擇,直接關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對公共管理的參與程度。只有公共管理模式不斷創新,方能調整和優化公共管理主體間的地位和關系,為其他層面的創新提供框架性指導。
1.我國公共管理模式創新的動力
推動我國公共管理模式創新的因素很多,既有來自公共管理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壓力,也有源自公共管理本身的運行困境。
1.1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
整個國際社會在一個相互聯系的信息網絡狀態下,要保證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保持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公共管理創新不可或缺。否則,所創新的公共管理成果不僅跟不上我國社會變革的步伐,而且也難以符合國際社會的運行規則。
1.2第三部門的迅速興起
西方經歷了兩種危機即所謂“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他們促使人們去探索一種新的公共管理機制。在國家--政治領域出現了“既不是自由市場、又不是福利國家”的“第三條道路”取向。
在我國,由于現代民主政治和市場體制尚不發達,往往出現公共權力不用于提供公共產品,市場交易不通過自由交易而通過錢權交易完成,這就產生了以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的問題,這是第三部門發展的巨大阻力。因此,構建公共管理模式創新,第三部門才有真正發展的社會基礎。
1.3官僚制與公民民主化訴求的客觀存在
官僚制將“理性無知”的社會民眾排斥在政府行政之外,從而使行政失去了民主政治角色的公共特質,而對于公共生活的根本價值、目的、倫理,均缺乏反省,因而忽視了公共行政對民主政治價值的捍衛與公民道德生活的提升。
隨著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向前推進,公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逐漸增強,其要求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愿望也隨之高漲。對此,我們必須對官僚制進行重新審視,積極推動公共管理創新,建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合作關系,才能滿足公民的參與夙愿。
2.我國公共管理模式創新的構建
個人認為,我國公共管理創新平臺最理想的模式應是:以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組織所擁有的公共管理創新資源,與其他非公共組織所擁有的資源通過整合所形成的一個統一的、且具有一定“獨立屬性”的綜合性協作網絡。
整個社會分為政府組織、非政府公共組織和非公共組織。公共管理創新平臺離不開三大組織的合力支撐。因為構成公共管理創新平臺所需的人力資源平臺、信息平臺、教育平臺、知識平臺等,都源自于這三大社會組織所擁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的有機整合。這有如三條腿的板凳需要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保持它的堅實與平穩。
對于三大組織來說,如果把它們比作支撐“板凳式”公共管理創新平臺的三條“腿”,那么拆除其中的任一腿都會導致公共管理創新平臺失去應有的平衡與穩定。
對于其它平臺來說,如果把它們比作“板凳式”公共管理創新平臺的“面”,那么只有通過社會各組織資源的有機整合,才能使坐在這個堅實的“面”上的人排除一切雜念去全面思考有關社會公共問題的良策。由此可見,只有各子平臺之間形成一個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統一體,或所說的“面”,才能充分發揮各子平臺的功能與作用。
3.對我國公共管理模式創新的思考
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還不十分完善的情況下,以什么來維系我國社會各組織的緊密聯系。如果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維度來加以分析,改革官僚制、協調利益分配和轉變管理理念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本質、核心和首要因素。為此,我們應采取如下對策:
第一,改革官僚制,構建多元復合的協作網絡。“在行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官僚制的組織體系,面對公共問題的挑戰,已經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僵化的層級節制體系阻礙信息的縱向傳播,使組織對紛繁復雜的社會變化缺乏有效的回應;另一方面“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部門格局所形成的信息“壁壘”,阻礙信息的橫向聯系。因此社會各組織在內部應突破嚴格的等級層次,在外部應加強橫向的交流與合作,才能使支撐公共管理創新平臺的社會各組織形成一個高效合理的組織網絡。
第二,協調利益分配,建立綜合平衡的利益均衡機制。公共管理的各行為主體之間,實質是種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政府組織作為國家的“代言人”,其目的是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政府組織本身作為一個利益主體,由于受自身利益的驅使,可能會導致“尋租”行為的發生。因此,政府組織應通過經濟性分權,將部分利益適當讓度給非政府公共組織和非公共組織,從而使自身從某些領域退出,避免發生“與民爭利”的現象。通過協調利益分配培育并完善市場主體和第三部門,它們才有可能為構建公共管理創新平臺提供真實的信息、人力、財力和物力資本,也才有可能和政府組織一起形成緊密而高效的綜合性協作網絡。
第三,轉變管理理念,構建公共管理創新的制度基礎。由于適應公共問題管理需要的制度體系并不完善,因而某些政府組織對公共問題的管理仍然沿襲國家簡單化的管理理念。在這種制度邏輯下,政策具有隨意性,制度設計嚴重脫離實際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問題的針對性,常常所制定的方案因缺乏科學性、合理性和前瞻性等而失去應有的績效性。因此,必須借鑒發達國家那種國家精密化的管理制度。
公共管理模式創新,需要我們從傳統的管理理念中走出來,向著科學化、現代化、專業化的管理理念轉變建構公共管理創新的制度基礎,才能使所建構的公共管理創新平臺更具理性化、科學化和績效性。
參考文獻:
[1]楊冠瓊.政府管理體系創新[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0.24.
由上世紀初發展起來的古典泰勒主義的管理原則所構成的“新公共管理”主義主要強調商業管理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應用。德國學者GemodGruning將新公共管理的特征總結為以下20余種:削減預算、付款憑證、績效責任、績效稽核、民營化、顧客觀念、分權化、戰略規劃、生產和供應的分離、競爭、績效測評、管理風格變革、簽約外包、自主管理(彈性)、審計的改善、人事信息管理(誘因)、使用者付費、政治和行政的分離、財政管理的改善、技術的更多利用、預算、支出的法律約束、政策分析與評估、規制的改進、行政結構的理性或流水線化、民主化與公民參與等。我國學者陳振明將新公共管理的研究綱領歸納為以下八方面:強調職業化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績效評估、項目預算與戰略管理、提供回應性的服務、公共服務機構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競爭機制的引人、采用私人部門的管理方式、管理者與政治家及公眾的關系的改變。
按照現代政府公共管理理論,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供了一個“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性建議,概括地說它包含五個方面的主要要素原則,即透明度、負責任、靈活性、前瞻性、法律和正直;其宗旨是倡導建立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重視國家資源的使用效率”。“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實質是從“企業化政府”層面上定位預算會計的“受托”責任關系,即預算會計應圍繞社會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反映并報告社會公眾要求與政府職責之間的受托責任。目前,這種新公共管理模式正指引著國際上政府會計的改革發展趨勢。
二、從新公共管理模式看我國預算會計體系的不足
我國預算會計體系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建國以后至1988年)是計劃經濟時期預算會計;第二階段(1989年至1997年)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預算會計;第三階段(1998年至今)是市場經濟時期預算會計。目前,我們仍在實行從1998年起開始實行的一則三制,SP《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行政單位會計制度》、《事業單位會計準則(試行>》和《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同時,在“一則三制”以外逐步建立了若干預算會計的分支,如《社會保險基金會計制度》、《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會計核算暫行辦法》、《住房公積金會計核算辦法》、《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轉貸會計制度》等。
盡管五十佘年來,我國預算會計體系日益充實而完善,但是現行的預算會計只是核算、反映和監督政府及行政事業單位以預算執行為中心的各項財政資金收支活動的專業會計,其目標主要是為了滿足國際宏觀經濟管理和預算管理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公眾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這顯然與OECD所倡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實質不相符。隨著我國政府職能的逐步轉換和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進行,新公共管理模式對我國預算會計體系的挑戰越發突顯。
(―)從透明度原則而言,現行預算會計體系難以提供全面、透明的財務信息
全面的財務信息是要求政府應提供反映財政所有資金的運動狀況及結果的財務信息,不僅包括財政的一般預算、基金預算、專用基金和財政周轉金,還要包括社會保障金、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以及政府的債權債務等。財務報告要提供廣泛的財務信息,披露充分。同時,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原則要求政府的財務信息要清晰明確、易于理解,并且不同信息使用者可以從不同的渠道方便而及時的獲取,有利于財務信息使用者評價政府的財務狀況、業績、運營情況及財務風險。然而,我國現行的預算會計體系就很難滿足透明度原則的要求,提供全面、透明的財務信息。比如,我國財政預算收支情況、中央財政預算決算收支情況、地方財政預算決算收支情況等政府財務信息一般以編制預算決算收支表的形式,編制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
上向社會公布。但是,公開披露的財務信息過于概括和籠統,社會公眾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很難判斷政府的財務狀況,更加難以通過不透明的信息判斷政府的經營業績和潛在的財務風險。
(二)從負責任原則來看,現行預算會計采用的收付實現制記賬基礎無法充分反映政府受托責任和業績情況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實質是從“企業化政府”層面上定位預算會計的“受托”責任關系,即預算會計應圍繞社會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反映并報告社會公眾要求與政府職責之間的受托責任。而我國現行預算會計體系提供的財務數據,只能反映公共部門是否正確執行了預算計劃,無法報告績效情況及受托責任信息。我國《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第18條和《行政單位會計制度》第H條規定:“會計核算采用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然而,采用收付實現制,會計只能確認實際收到的現金或付出的現金的交易事項,并計量某一期間的現金收支差額的財務成果,會計核算比較簡單。但實踐表明,預算會計采用收付實現制有明顯的不足,而且只能反映公共部門是否正確執行了預算計劃,無法充分反映政府作為一個獨立會計主體應予反映的受托責任和業績情況,其表現為:
1. 非現金交易不作為收人支出進行核算,導致債務記錄的不完整,不能準確反映政府預算管理業績;
2. 不能提供未來現金流動的信息,只能面對過去;
【論文摘要】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園區積極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經驗,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公共管理意識、體制和模式。研究和分析蘇州工業園區的公共管理模式及政策設計,對于促進我國其它地區開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和現代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蘇州工業園區的開發與建設是中國和新加坡政府間重要的合作項目。園區地處蘇州市城東金雞湖畔,行政區域面積約260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開發區面積70平方公里,園區自1994年5月正式開發建設以來,在向著“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工業園區和現代化、園林化、國際化的新城區”發展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已經發展成為“中國發展速度最快、協調發展最好、經濟效益最佳、科技含量最高的開發區之一”,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成功范例。蘇州工業園區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與其學習和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同時充分地結合我國特別是蘇州工業園區的實際是分不開的。蘇州工業園區的公共管理模式及政策設計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在園區規劃、親商理念、協調發展等方面更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
一、長遠規劃。有效管理
蘇州工業園區之所以長盛發展而不衰,這與它的長遠規劃和有效管理是密不可分的。與國內一些城市的開發區建設相比,蘇州工業園區在學習和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進行長遠規劃和有效管理方面更具有其獨到的特色。
1、規劃長遠,投入到位。在規劃設計方面,蘇州工業園區立足長遠,高端設計,清晰地預見未來的發展面貌。10年前,園區高價聘請中新雙方專家編制了先進、科學的園區總體規劃。規劃強調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在園區中合理布局了工業、商業、人居、景觀等各項城市功能,科學地預見了園區未來發展的方向,為園區的長遠發展與科學管理奠定了堅實的前提基礎。如,考慮到蘇州工業園區地處低洼的平原地帶,為保障進駐企業不受洪災影響,園區地坪被填土加高,使之超過百年一遇洪水水位標準0. 5米以上,為投資商放心大膽地投入吃下了定心丸。
在實際投入方面,蘇州工業園區認真借鑒新加坡“需求未到,基礎設施先行”的經驗,集中資金力量,適度超前建設了完備的基礎設施。早在地面建設啟動之前,園區的地下工程如水、電、氣、熱、排水、排污、通訊、有線電纜等各種管線隨著道路工程一次性埋入地下,在建成區,每平方公里基礎設施投入超過1億美元。良好的基礎設施為引進項目的及時開工投產創造了必要條件。而我國其它一些地方政府,在開發區建設方面,喜歡亂鋪攤子,重復投入,一個縣甚至有三、四個開發區,結果造成資金分散,基礎設施投入不到位,對外資缺乏應有的吸引力,甚至根本吸引不到外資,開發區形同虛設,給地方經濟建設造成了巨大損失。好在國家已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了相應的政策措施。據統計,至2004年6月,我國共撤消各類開發區4735個,占開發區總數的7成。這對于遏制開發區投資過熱,避免重復建設,認真學習蘇州工業園區經驗,長遠規劃,高端設計,集中力量辦大事指明了方向。
2、嚴格制度,有效管理。在蘇州工業園區,最大的權威不是管委會的領導,而是園區的總規劃師,這已經成為蘇州工業園區政策設計的特色之一。10年來,只要是規劃圖上的線條和色塊仍然符合現實要求,那么,這些線條和色塊就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人都無權改動,這與國內其它許多地方因領導喜好而異,因班子調整而異,建了拆,拆了建,反復折騰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許多外商看來,園區最值得稱道的莫過于10年來的開發建設與10年前的規劃一模一樣,這種可預見的、充滿著管理者誠信的投資環境,自然是投資商最為放心的。
當然,隨著園區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原來的規劃設計與現實要求也會有不盡相符的地方,這時,管理者并不囿于條條框框,而是采取積極的管理措施。他們認為:對于一個有效的公共管理者來說,不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而是要積極主動地改造環境,克服管理環境中各種不和時宜的約束和障礙,做到忠實執行與靈活運用相結合—但決不能偏離原有規劃的精神實質。具體實施中,就是在總體規劃的基礎上,根據規劃師的意見,適當縮減彈性綠地,重新設計預留“白地”,從而達到規劃與發展的協調。所謂彈性綠地,就是指在性質不同的規劃用地中間,因發展程度的原因,權且綠化而成為類似公共綠地的綠化區。當園區發展到一定程度,在整體規劃框架內,可以適當縮小彈性綠地,使之最終成為一條綠化帶。所謂“白地”,就是為了使規劃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做相應調整,對目前做什么尚沒有確定認識地段。“白地”是新加坡設計公司提出的最新概念,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設計理念,它充分地體現了變與不變的辨證關系,為管理的與時俱進提供了空間。
二、親商不忘親民。親商而不唯商
有人說,“親商”這一概念是蘇州工業園區第一個從新加坡引進中國的,這話或許需要考證,但是,園區親商不忘親民,親商而不唯商的政策設計卻是它10年來既能蒸蒸日上地發展,又能夠得到當地居民熱情支持的原因所在。
1、親商不忘親民。其實,在中國,親商的做法,比“親商”這一概念的引進要早的多。改革開放之初,親商的做法就己在全國開花,其口號也一個比一個響,什么“親商、安商、富商”、“引商、重商、扶商”等等,這些做法,對于增強該地區的自我親和力、吸引外商投資,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可遺憾的是,在許多地方,“親商”有余,而親民不足,殊不知這是否暖了“商”的心也尚未可知,但卻實實在在地涼了“民”的心。不久前發生的“嘉禾拆遷事件”就鮮明地說明了這一問題。如此顧此失彼,實際上是與新加坡管理理念中的“親商”原意背道而馳的。
在蘇州工業園區,親商與親民是統一的,親商首先親民。在園區建設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拆遷安置問題。園區管委會把失地農民的補償安置當作重大工程來抓,確保了農民“失地不失業、失地不失崗、失地不失利”02002年,全區累計已有近4萬農村富余勞動力轉換為具有就業、創業技能的新型市民。園區親民的另一典型舉措是“鄰里中心”的設計。鄰里中心是蘇州工業園區在第三產業和公益事業及其經營管理方面借鑒新加坡經驗而興建的一種新穎的社區服務形式。它涵蓋了所有商業服務、社會服務設施(包括農貿市場、學校、郵政所、診所、文娛體育設施、書店、理發室、浴室、洗衣房、修理鋪等),集商業、文教和社區服務于一體,其服務半徑約0. 5平方公里,不僅可為1萬多戶居民提供服務,大大方便了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而且解決了相當數量的適齡拆遷戶的就業問題,這實在是親民的切實之舉,值得提倡和推廣。
2、親商而不唯商。親商、尊商、重商,給投資商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是各地政府應該做的份內之事。可是,在國內吸引投資商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許多地方為吸引投資紛紛降低門檻,待投資商如上賓,而視百姓如草芥,親商到了唯商的地步,更有甚者竟置法律于不顧。近聞某縣為啟動“親商愛民工程”,規定:“……對涉及正在進行重大項目洽談,重要經營活動和科技攻關骨干人員的違法犯罪案件,只要上述人員犯罪情節不是十分嚴重,又沒有現實危害的,一般不采取強制措施;對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不予立案追究……”。在這里,之所以出現了“沒有現實危害”的“犯罪”、“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不予立案追究”的超越法律的怪事,恐怕就是“唯商”的思想在作祟。既然在你這里法律都可以超越,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那么投資商還會相信你的承諾嗎?事實上,因“親商過頭”而嚇走投資商的報道已不止一例。
蘇州工業園區在政策設計上的“親商”理念,改變了傳統行政體系中的主體中心主義,但是,它親商而不唯商,一切按國際商務活動的通行規則辦事,從而贏得了投資商的信賴。在園區,親商的概念就是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切實為投資商做好服務。10年來,管委會科學定位政府職能,不斷強化服務意識、完善服務機制、提高服務水準,從精簡行政審批項目、清理壓縮行政事業性收費著手,先后推出了社會服務承諾制、一站式服務中心、電子審批、網上預審等,千方百計營造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投資環境,與此同時,園區還在招募人才、保護知識產權、實行快速通關、方便員工生活等各方面為企業提供優質服務,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受到了外資企業的廣泛好評。“親商”,這種主體的邊緣化不僅使腐敗現象喪失了發生的依據,而且,讓園區從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到每個工作人員的觀念和作風都與國際接軌。
三、強調園區的協調發展
蘇州工業園區堅持科學的發展觀,高度重視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為園區的持久繁榮創造了條件。具體說來,園區的協調發展理念主要有三個方面:即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產業和資源的協調、核心地帶和周邊區域的協調。
1、經濟和社會的協調。與有的開發區片面追求GDP不同,蘇州工業園區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十分注重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目前,園區以不到蘇州市3%的土地、3. 5%的人口和5%的工業用電量,創造了全市14%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8%的工業產值、21%的注冊外資,28%的進出口額。園區每萬元GDP耗水5. 9噸、耗能0. 22噸標準煤,達到了90年代世界先進水平,初步走出了一條高產出、低能耗的新型工業化發展之路。10年來,園區中新合作區內常住人口己超過8萬人,累計創造就業崗位13萬余個,周邊70%農民己遷入設施齊全的現代化居住小區,其中4萬余農村富余勞動力完成身份置換,成為初步具有就業、創業技能的新型市民。2003年,全區職工人均收入達250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8510元。如今,蘇州工業園區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自然生態良性循環,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成為人們生活和創業的樂園。
2、產業和資源的協調。蘇州工業園區十分重視產業發展和資源的協調,在金雞湖及環湖地區建設過程中,決策者認為:湖濱是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第一享受者是公眾,不允許有錢人或有特權者單獨享受。因此,在具體設計中,環金雞湖22公里全部是開放公共地帶,寬闊的綠化帶和道路之外,才是低密度的住宅或娛樂設施。根據規劃,環繞著金雞湖,設置了玲瓏灣、文化水廊、金姬墩望湖角、水巷鄰里、湖濱大道、城市廣場、波心島8個特色區,并通過綠地系統和步行系統連為一體,盡可能與湖畔公共空間相融。有人算了一筆帳。1994年園區初期開發房地產價格是50美元每平方米,2002年園區拍賣至今最高的房地產價500多美元每平方米。8年地價上漲10倍,這與園區的科學開發模式和政策設計,特別是注重產業與資源的協調發展是分不開的。
關鍵詞:公共管理;大數據;創新模式
公共管理的范圍較大,既能介入到社會,又能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公共管理者的眼界應該擴大,緊跟時代變化,順應時展,利用新型的信息手段開展公共管理工作,才能有效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大數據的應用更能推動公共管理的創新工作,利用信息手段將管理工作模式進行整合與改變,從而促進公共管理的健康成長。
1大數據時代的簡述
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下,出現大量的數據最終匯集形成數據流,通過信息網絡被傳播,成為人類學習的新知識。信息化背景下,信息的傳遞不再需要傳統的制作,也不需要更高的成本,傳播信息傳播速度更快,以此構成大數據。大數據時代的發展為現代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由于知識量較大,傳統的方式已經無法將知識分析理解掌握,只有利用信息化的方式,按照信息化的方式形成與之相匹配的認知模式,才能將信息知識應用在社會管理中。大數據時代的特征較為突出,即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運用。將大數據與公共管理工作相結合,才能保證信息穩定的傳播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2公共管理在大數據背景下的發展現狀
公共管理的工作主要是通過維護社會正常的發展狀態,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大數據的出現,數字成為信息的新載體,促使我國進入科技時代。正是因為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與高速發展,傳統的公共管理方式已經無法跟隨時代的發展,因此公共管理面臨時代帶來的挑戰,只有抓住創新發展機會,才能最終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效率。對公共管理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此為依據對管理模式進行創新。首先,缺少大數據統籌意識。公共部門管理者已經形成精細化管理意識,但無法熟練使用大數據信息,從而導致精細化管理的工作效率較低,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少統籌管理意識。一部分公共部門依然采用傳統的管理方式,無法將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優勢充分利用,無法將管理中的信息進行統籌與整合,從而導致公共管理水平跟不上時展。其次,信息安全問題。雖然政務內網或其他內部網絡形式都能夠對信息安全進行管理,但傳統的信息媒介傳遞方式存在安全隱患。公共管理人員在操作時缺少安全防范意識,使用移動硬盤或者各種存儲器會導致電子病毒進入到內網中,影響數據傳輸的穩定性,從而導致數據缺少,直接影響公共管理信息傳遞效率。最后,公共管理存在不公平現象。數據信息技術的發展,公共管理部門已經具備數據分析處理能力。但不同的管理部門的數據分析能力存在差異,使用同樣的數據信息技術,由于自身的能力差異,從而導致最終得到的結果不同。因此導致信息分配不平衡,導致公共管理缺少公平性。
3大數據時代推動公共管理創新模式形成的策略
(1)運用精細化大數據思維。公共管理創新模式的形成,需要管理者能夠充分利用大數據的經濟化思維,才能對信息管理進行精確化分析。在數據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信息數量較多,若無法將精準化的處理原則準確應用,會為公共決策提供錯誤的信息支持,從而造成公共管理水平降低。公共決策的準確性能確保現代社會的穩定發展。因此,通過利用大數據思維,將多種新數據資源進行精準運用,才能將準確的數據信息提供給公共決策者。由此才能實現公共管理工作的創新,基于大數據精準化思維應用公共管理創新模式,進一步強化日常數據信息管理,確保數據信息傳遞的穩定性與準確性。
(2)利用大數據安全特征保障信息安全。公共管理在利用大數據思維的基礎上,進一步應用大數據安全的特征,提高公共管理數據的安全性。將傳統技術與新技術相結合,主要針對公共管理中個人隱私信息進行安全管理,確保信息不被他人挪用。相關工作人員也要增強安全信息管理意識,才能確保數據信息不被泄露。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公共管理信息的安全,才是推動公共管理部門進步的重要基礎。只有注重公共管理信息的安全,才能充分利用大數據的優勢開展管理工作,提高公共管理效率,進一步促進社會現代化的建設,保證社會穩定。
(3)基于大數據強化人才管理。公共管理部門要想充分利用大數據帶來的優勢,需要部門具有綜合性的人才,才能利用新型技術對信息進行分析。由于互聯網的互通性,數據傳遞的快速性,信息管理工作時刻面臨多種問題。管理人員只有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以及較強的應變能力,才能在危機出現之時制定正確的處理方案,為社會公眾提供更為準確的信息。公共管理也應改變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將人才培訓與實際操作相結合,制定更高的人才選擇標準,才能為公共管理部門提供更為優質的數據人才,進一步完善公共管理數據分析體系。
(4)利用大數據實現部門信息共享。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為消除公共管理存在的不公平性,需要改變傳統的數據管理方式,實現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對于不涉及秘密的信息,公共管理各部門有權對信息進行查閱。為進一步保證信息查閱的安全性,制定相關的查閱流程。信息共享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公共管理內部穩定,從根本上提高公共管理水平。
4結束語
綜上所述,公共管理在大數據時展中面臨更多的挑戰,利用大數據思維的統籌意識,開展數據信息精細化管理。利用新型技術提高信息安全問題,減少信息傳遞過程中的泄露問題,充分運用大數據的優勢,在公共管理部門之間實現信息共享,從而使公共管理內部更加穩定,推動公共管理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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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屬性解析
1.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最直接、最重要的淵源為馬克斯·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ly)理論,指的是借助實踐確認工具的用途,并借助工具為謀取利益。同時,工具理性以工具崇拜或者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要通過精確計算達到最有效的目的。因此,工具理性更加重視效率和效益,對工具本身的價值、道德或者審關則較少關注。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場域中,工具理性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為了提升公共事業的服務水平,對各種公共事業管理方式、方法進行綜合運用的經驗與能力。由于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將公共事業視為“工具”進行“組裝”和“調配”,其目的在于尋求推進公共事業發展的最佳手段和最高效率,因此,其功利性的色彩十分濃厚;而在形式上,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又表現為物質形態的工具理性與精神形態的工具理性,兩種形態的有機結合與合作,最終達到了地方政府進行公共事業管理的目標。
2.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推進其公共事業管理的過程中,進行創造、選擇時所表現出來的自覺能動性。而作為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另一個重要屬性的“價值理性”則是人們對自身實踐活動的價值和意義進行的主動把握,其中將工具理性所“忽視”的人類社會的倫理政治、道德理想以及對人性的終極關懷進行了集中全面的體現。價值理性主張通過關好的、精神層面的方法完成對真理的探求,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促進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和諧與進步。其主要功效便是能夠回答地方政府進行公共事業管理的初衷和使命,并號召地方政府尊重人民的利益、符合人民的意愿、滿足人民的需要,以關、善的價值觀對其事業進行引導。從這個角度講,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也表現出了“非自我利益”的理性(即價值理性)。在這一理性框架中,地方政府將公共事業管理活動看作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活動,能夠自覺的參與其中,為社會公眾謀取福利。
從本質上講,地方政府進行公共事業管理的屬性是復合的和多元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是人類獲得進步和發展的原始動力,后者是前者的精神支撐,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類實踐工具的價值,最終實現人類社會的持久進步。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協作機制與缺位的表現
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具有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這兩種屬性對于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實際上,無論是哪一種屬性,在實踐的過程中都不但孤立的,需要在彼此的辯證之中或者協調和統一。在當前時期,我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正在不斷的優化,協作機制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需要進行重新審視的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還在某些層面存在缺位的現象,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和政府的行政效率。
1.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協作機制
在當前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建設和完善之中,地方政府在促進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同時,還要對自身的權力進行平衡,不偏不倚。既要與中央部門進行協作,協調中央和地方利益,還要對行政干預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進行權衡,不斷的通過有效的手段規范市場和社會秩序,最大限度的為社會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總體而言,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協作機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規范社會秩序,向全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是國家公權力的執行者,在公共管理實踐中具有強勢地位。因此,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就承擔起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義務,并通過對自身權力的運用,為當地群眾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改善群眾的生活水平;(2)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最大限度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國政治體制和企業體制改革對經濟社會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地方政府也適時的轉變了“身份特征”,變之前的“微觀調控”為現在的“宏觀指導”。這種對于自身權利和社會發展的協調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促進了企業和社會的發展。
2.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協作機制的缺位
地方政府在實施其公共管理職能時,其目的在于有效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并在與各種社會力量的協作之中,實現社會資源非配的合理化、社會發展公平正義化、政府行為高效和規范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當前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行為有待改進,其協作機制往往處于缺位的狀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主要表現在:(1)在國家實行了分稅制之后,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顯著的加強,不但要全面的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還要通過多種渠道、借助多種力量,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和進步。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卻出現了主觀上的偏頗,在執行中央政策與捍衛地方利益的過程中,并未協調好中央政策與地方利益兩者之間的關系,在擴大地方利益的同時,將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害;(2)在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實踐中,官本位、政府本位的思想還依然嚴重,而這種思想的存在嚴重的影響到了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甚至在不同部門需要進行政策協調、信息溝通時,也是難以將團隊協作的觀念深入其中,不同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彼此孤立,給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設置了無形的壓力;(3)部分地方政府具有自利化的傾向,這些政府在公共管理實踐中,對自身的角色定位不準,偏離了公共服務提供者的居中地位和公益位置,尤其是在一些社會公眾重大關切的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不當使用自身權利,為自身謀求私利,與民爭利,這與黨和政府要始終為人民群眾謀取切身利益的初衷截然相悖。
三、協作管理語境下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解析
為了競爭的需要和平衡社會各方的利益,當前社會組織在優化其行為時,大多有意無意的選擇了協作管理的理念,并在實踐中加以豐富和發展。可以說,地方政府在對現代管理模式的借鑒方面是相對滯后的,甚至會對其產生排斥和抵觸,致使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遲遲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因此,文章認為,有必要將協作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注入到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之中,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優化治理效果。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1.形成對協作公共管理的正確理解
在管理學和社會學的范疇內,協作和協作管理是具有廣泛含義的詞匯,無論是人際關系管理還是跨組織的協作管理以及以互聯網絡為背景的管理,都能夠將“協作”引入其中,通過分工與合作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降低管理和組織運行的成本,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在協作管理語境下,地方政府的協作公共管理是作為一種獨特的制度形式存在的,它與市場自發性的協作不同,使一種有意識的管理,其基本特征為縱向與橫向活動的綜合(融合)。比如,在斯蒂芬·戈德史密斯與威廉·D·埃格斯等學者看來,地方政府的協作公共管理為網絡化的治理結構。因此對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協作性應該形成正確的認識,即提供公共服務、進行公共管理的地方政府應為公私聯合的“第三方政府”,這一政府能夠向社會公眾提供整體服務,并能夠借助先進技術和外部環境的力量最大限度的滿足社會公眾的多樣化和個性化訴求。
2.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協作機制的構建
對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而言,其協作機制的構建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而在實施的過程中也要做出大量的適當的規則、規定以及標準體系。和傳統的官僚體制中等級制度不同的是,協作公共管理并不需要嚴格的命令管理,也不需要將其建立在一個中心權威之上,更不能為此設定一個單一的組織目標并為之“奮斗”。在這種新的公共管理機制構建的過程中,要以參與者的相互依存、集體決策和整體行動為前提和重要內容,其首要對其中的參與者、資源等進行確定,對所必須的運行環境進行創設。然后,通過不同部門之間的協作,使得任何一個參與者都能夠樹立和維護其權威,并在和他人分享資源的同時,共同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當然,在這一模式中,比較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協作機制的構建要輔以建立協同工作的協議與規則,這種協議往往能夠有效促進了地方政府協作行動的制度化和公共管理的區域化,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3.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與實踐
在實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協作化之時,除了要確定參與主體、使不同主體間進行通力合作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對協作性公共管理模式進行綜合治理和實踐,而無論是治理的效果認定還是實踐的對象選擇,都與公民參與直接相關,甚至可以說,公民參與是公共管理協作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為此,需要在實踐中注重公民參與的重要作用,不斷的賦予公民參與以新的意義和內涵。這是因為,對于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機制的構建,將公民置于對抗性的境地是無法增加公民參與的協作性能量的,而采取參與和協作的辦法就正好相反,能夠使治理的功效得到逐步的增強。當然,這一途徑的最終實現還要依賴于對公民參與的深刻把握,它們是:確定公民社會中的真正參與者;明確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和參與目的;通過何種方式在何時、何地進行參與等。從這個角度講,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要敞開途徑,使公民能夠真正的、自由的參與其中,實現真正意義上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管理的協作治理。
【關鍵詞】公共部門;全面質量管理;公共企業家;服務
0 引言
“全面質量管理”的概念來源于企業管理。其英文為:“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簡稱TQM。最初作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由美國的W?愛德華?戴明(W?E?Deming)用于1947年以后的日本工業管理實踐中,因取得顯著效果后引起廣泛重視。[1]1961年美國的費根鮑姆 (A?V?Feigenbaum)和朱蘭(J?M?Juran)在《全國質量管理》一書中提出了全國質量管理的科學概念及理論,在美國和世界范圍內被普遍接受和應用。20世紀80年代,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開始把質量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領域。
1 全面質量管理的涵義
費根鮑姆把全面質量管理定義為:“全面質量管理是為了能在最經濟的水平上,并在充分考慮滿足用戶要求的條件下進行的市場研究、設計、生產和服務,把企業內部的研制質量、維持質量和提高產品質量的活動構成為一種有效的體系。”[2]
1982年,中國質量管理協會在《質量管理名詞術語》中對全面質量管理內涵的表述為:“全面質量管理是企業全體職工及有關部門同心協力,綜合運用管理技術、專業技術和科學方法,經濟地開發、研制、生產和銷售用戶滿意產品的管理活動。”[3]繼全面質量管理概念提出后,1984年在英國布萊頓召開的第六屆世界質量大會上又提出了全面質量管理戰略的思想。
1990年5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第八屆質量大會――“全面質量管理”成為大會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接受了“全面質量:90年代國際最緊迫的問題”這樣的口號。至此,全面質量管理不僅是企業進行管理的良好方法,而且成為政府部門改進自身工作的一種管理模式。
目前在公共部門中普遍認可的,全面質量管理是指為將產品生產的全面質量管理的基本觀念、工作原則、運籌模式應用于政府結構之中以達到政府機構工作的全面優質、高效,是貫穿行政組織全系統、全員參與的,以內部成員和外部公眾的滿意為中心的管理系統。[4]
2 公共部門運用TQM的合理性分析
經濟社會學家伯恩斯把“企業家”概念引入到公共部門,認為“企業家”不僅存在于私營部門,“企業家”的創新也可能發生在公共部門。他指出,政治企業家通過發展和取悅選民的創新而擁有控制權,一旦某項好的政策開始啟動,政治企業家必須找到新方法說明并充分利用有關利益群體來支持該政策。戴維?奧斯本也這樣主張,薩伊所給(企業家)的定義既適用于私人部門,也適用于公共部門以及志愿性部門或第三部門。
公共企業家與經濟組織的企業家一樣,在公共管理中要不斷追求創新,尊重和合理利用市場機制“這只無形之手”,重視對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關注公共管理績效,重視管理中成本效益,及時回應公眾的需求并對公眾負責。正如制度分析學者麥金尼斯所說,“可以把公共企業家精神理解為對于公民聲音的回應”。“有了公民聲音作為基本的約束,公共企業家就會提高效率。為了贏得選民的批準,公共企業家必須努力以較低的成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品質是價值與尊嚴的起點,無論是私營部門還是政府公共部門都將把追求品質、改善品質、提高品質作為其改革和發展的目標。現代政府公共部門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為公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5]
戴維?奧斯本等人認為,塑造企業型政府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即創造具有創新慣性和質量持續改進的公共組織和公共體制。企業型政府是以公共企業家為主體的、富有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是借鑒企業的治理機制和管理技術,積極回應社會,有效運用資源、實現高績效的政府。[6]因此,全面質量管理(TQM)作為一種管理理念,國際質量管理標準的法定原則在公共部門中同樣適用。
3 公共部門中TQM標準的應用
3.1 以顧客為中心
在政府的公共服務中,如將公民簡單視作顧客,似乎降低了公民作為與國家相對的權利和合法地們的擁有者的作用。所以,顧客一詞是一個比擬的說法,是將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性比擬為市場中企業與顧客關系的重要性。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和公眾需求的日益個性化、多樣化,公共部門也迫切需要改變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時只顧生產不顧公眾需求的方式。因此,政府要了解公眾的需求和期望,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確保公共管理目標與公眾的需求和期望有溝通的基礎上聯系起來,樹立“為顧客服務、對顧客負責”的顧客導向。為此,政府部門可以采取問卷調查、熱線電話、領導信箱、領導接待日、走訪慰問等形式充分了解顧客的要求,為工作的改進奠定基礎。
3.2 領導作用
J?M?朱蘭曾在對大量實際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帕累托原理”,認為在所發現的質量問題中,究其原因,有20%來自基層操作人員,而80%是由于領導者的責任造成的,可見在公共部門中領導者起著“掌舵”的關鍵作用。領導者將本組織的宗旨、方向和內部環境統一起來,他們應當營造使組織成員能夠充分參與實現組織目標的環境,領導的決心和支持力度是實施全面質量管理的關鍵。所以要求領導層強化組織整體的質量意識,建立質量方針和質量體系,提高全體人員關注質量的自覺性和緊迫感。
3.3 全員參與
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涉及組織內各個部門和各個成員的工作態度,他們的工作效果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公共服務的質量。因而要求組織成員在具體的公共管理過程中了解自身貢獻的重要性和在組織中的作用,通過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運用他們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及全面質量管理方法,結合個體的目標和制約條件客觀評價其績效,提高現場的質量水平,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并承擔相應的責任。[7]
3.4 過程方法
質量管理理論認為任何活動都是通過“過程”實現的,公共管理活動也不例外。“將相關的資源和活動作為過程進行管理,可以更高效地得到期望的結果。”這種方法通過分析過程、控制過程和改進過程優化影響質量的所有活動和所有環節,從而確保最終產品和服務的高質量。因此,公共部門在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時,必須著眼于過程,把活動和相關的資源作為過程進行管理,以更高效地服務于公眾,得到期望的結果。
3.5 管理的系統方法
“針對設定的目標,識別、理解并管理一個由相互關聯的過程所組成的體系,有助于提高組織的有效性和效率。”在公共部門中,相對于過程控制方法,系統控制方法針對的是整個系統及其包括若干個小過程來建立質量管理體系,這樣可以提高行政組織實現目標的有效性和效率,實現政府目標。通過識別資源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協調部門的職能和職責,減少交叉障礙。在政策執行中,全面系統地關注并確定質量管理體系特定過程的運作方式。
3.6 持續改進
全面質量管理強調質量的保持、改進、提高,這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質量的持續改進應進行動態管理,要在組織范圍內營造持續改進質量的危機意識和氛圍,為工作人員提供關于持續改進方法和工具的培訓,使其明確持續改進的重要性,同時確定目標以指導、測量和追蹤持續改進的效果。
3.7 基于事實的決策方法
對數據和信息的邏輯分析或直覺判斷是有效決策的基礎。對于政府工作來講,決策和服務可以形成直接的結果,本身優化極其重要。行政決策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環節,行政決策的質量直接影響政府工作的質量。錯誤的行政決策不僅容易造成國家資財的巨大損失和浪費,而且會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甚至產生難以消除的滯后負效應。因此在進行決策時,以事實為依據,忠實決策本身所規定的作用范圍,考慮全局性,把握正確的決策價值取向,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健全政府決策信息系統。
3.8 互利的供方關系
通過互利的關系,增強組織及其供方創造價值的能力。公共部門全面質量管理主要就是要政府在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時,以公眾的需求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反過來,隨著行政環境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人民群眾對政府效能以及公共服務質量要求的日益提高,客觀上也提高了政府的執政能力。
4 完善公共部門TQM發展的路徑
4.1 加強基礎研究工作,借鑒和吸收企業推行全面質量管理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在企業管理中,全面質量管理指導思想之一就是一切為用戶滿意。“企業家精神”可以適用于公共部門。公共部門中的“企業家”可以通過對某些公共服務的“民營化”或“外包”使政府以較低廉的價格,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和質優價廉的服務。[8]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使不同政府機構之間、政府機構與非政府機構之間、公私之間相互競爭,引導公眾做出正確選擇。
4.2 把政府全面質量管理與公務員制度結合起來,在TQM的背景下對立起一套培訓、考核、晉升和獎懲機制。激發政府官員從政能力內在機制的建構。強化政府管理的“人本觀念”,強化公共利益意識、公共責任意識、公共服務意識、社會公正意識、主動參與意識和敬業精神。激發全體公務員通力配合,綜合運用現代管理技術、專業技術和科學方法,最優地實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系統管理活動。
4.3 加快行政立法,形成規范政府行力的法律規范體系。通過建立行政程序法、決策失誤責任制度、重大事項報告制度來加強法律的執行力度。切實保證依法行政,推進行政法制建設。
4.4 把“全面質量管理”理念引入行政管理教學中,盡早灌輸質量管理思想,培養學生的“質量”觀念。開設“全面質量管理”培訓班,請公共行政管理專家學者為行政管理專業或MPA學生講授TQM相關知識,參與有關政府部門的課題研究,提升公共服務質量開展的應用性研究和實踐,為今后工作做好入門準備。
4.5 借鑒國外經驗。國外政府在全面質量管理的實踐中也摸索并積累成熟并成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及技術手段。美國政府在體制改革與創新過程中,引入全面質量管理是行之有效的,這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政府體制改革與創新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同時,TQM是一個十分重視數理分析和統計的管理方法,這就要求我們借鑒并開發適合中國國情的包括電腦軟件系統在內的一系列技術手段,從而推動我國公共部門全面質量管理模式的實踐。
5 結束語
隨著工商管理學與公共管理學兩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推動,政府職能改革的核心由一個全能的政府轉變成一個有限政府,從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中跳出來,成為一個服務型政府。從公共部門TQM體系的建構表明,通過一定的方式,把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移植到公共部門的管理中,在管理方式和方法上,政府與企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不再涇渭分明。將TQM應用于公共部門的政府組織中進行持續評價和質量改進,能夠為公共部門管理體制改進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
[2]史蒂文?科恩,羅納德?布蘭德.政府全面質量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戴維?奧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棄官僚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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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黨秀云.公共部門的全面質量管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3(08):31.
[6]王家合.城市政府全面質量管理的主要理念[J].上海管理科學,2005(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