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統計學的研究對象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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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簡述統計學的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教育測驗 教育測量 教育評價

教育評估、教育評價是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興起，60 年代興盛于西方世界并傳入我國。這些學科雖然在我國大力發展已有20余年，但理論

研究的進展不大，學科的成熟度不高，與我國廣泛開展的教育評價活動很不適應．我國各省市都有考試院（中心），也成立了許多評估、評價機構，廣泛展開了對教育測評估評價活動。而與此相應的教育測驗、教育統計、教育測量、教育評估、教育評價理論很不成熟．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教育評價與教育研究和發展，以及對教育評價實踐的指導．鑒于此，本文對與教育評價相關概念進行簡述和辨析．

一.關于教育評價相關概念簡述

教育測驗：即為考試，它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和能力以及某些心理特征的測量?？荚囀墙逃u價的一種手段?？荚囀莻€系統，它由主考、

被考（考生）、試卷（試題的集合及其評分標準）、考分四要素組成。考試的過程就是主考組織編制試題，通過試題作用于被考，將正確答案、評分標準與被考的反應（答案）相比較，然后給出考分的過程?？荚噺暮暧^上可分為社會考試和教育考試兩大類。教育考試又可分為校內考試和校外考試兩類。按考試分數的解釋與使用，可分為常模參照性考試和標準參照性考試。按考試對象分，有學業的成就考試、學術能力傾向測驗（其目的在于測量考生學習的潛在能力、發展傾向，如音樂能力傾向測量）、人格測驗（如測量態度、興趣、情緒、性格等）．按測驗人數分，有個別測驗、團體測量．接測驗方式分，有紙筆測驗（用筆時試卷作答）和非紙筆測驗（如口試、實驗操作、表演等）。其它可分為難度測驗、速度測驗、總結性測驗、診斷性測驗以及大規模測驗（其成績的使用有權威性，要求嚴格，標準化程度高）、教師自編測驗（即教師自編用于課堂教學的測驗）等．[1]

教育統計（學）：運用數理統計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現象中的數量關系的一門應用學科。它通過數據的分析和處理，準確地掌握教育

情況，為制定教育方針、政策提供科學依據，為開展教育科學研究，探索教育規律，制定教育方案，檢查教育效率提供科學方法，也為教育管理和教育評價提供有效的工具．它分為兩大類：一是描述統計學，研究簡縮數據和描述這些數據，二是推斷統計學，用數據進行統計檢驗，統計分析和非參數統計法作出決策。前者只是分析某一樣本的特點，而后者則是通過抽取母體的一個樣本，并以此樣本為根據來分析母體的特點．它是在教育問題的研究中，描述樣本，分析樣本，分析樣本與總體的關系，從而進行教育科學推論的一種原理和方法．其研究方法一般有：大量觀察法、統計分組法、綜合指標計算法、統計資料檢驗法、統計資料圖示等。[2]

教育測量（學）：研究如何測量學生的學業成績、學習能力、興趣愛好、思想品德以及教育效益等問題的一門教育學科。它運用各種測量

手段和數理統計方法等數學工具，根據教育目標或教學計劃的要求，研究如何測量和評價教育效果，如何編制測量計劃，各種類型試題的優缺點，衡量一個學業成績測驗好壞的數量指標，如何進行測驗結果的統計分析，測驗分數的解釋和評價等．其主要內容包括：測量原理、項目分析、效度、信度、標準化測驗、測驗的設計和編制、測驗的常模、測驗的實施和評分、測驗結果的解釋等。[3]

教育評估：是一種有系統地去尋找并搜集資料，對評估對象作預測性、估計性的評判，以便協助教育決策者從若干種可行的策略中擇一而

行的過程．在我國教育評估與教育評價不作嚴格區別，在實踐中具體運用時，不同的范圍和場合有不同的習慣用法．如高等教育中多用評估，在督導部門也稱督導評估，而在普通教育領域多用教育評價不過兩個概念是有一定區別的．評估有估價的含義，較為模糊粗略，而評價相對而言是較為精確的價值判斷，評估多用于群體或單位的狀態及效果的估價，而評價則既有對群體和單位的價值判斷，也有對個人的判斷．教育評估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教育決策提供重要依據，國家教育管理部門要根據教育評估的結果，及時調整教育的決策。教育評估的結果對國家、對學校都是一份咨詢材料，而不是行動綱領．[4]

教育評價（學）：以教育為對象，研究各類教育目標與相應的教育現象之間的關系，并給予一定的價值判斷的學科．它的研究范圍可劃分

為：宏觀教育評價（研究教育思想評價和教育制度評價）和微觀教育評價（研究學校教育系統內部各類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動的評價，如學校辦學思想、學校領導管理質量、教師教育和教學質量、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質量的評價等）。它的基本范疇是：教育評價的對象，教育評價的范圍，教育評價的模式，教育質的規定性評價，教育量的規定性的評價，教育質和量變化的度的評價，教育評價的指標體系，教育評價的類型．其研究的基本原則有：客觀性原則、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發展性原則和聯系性原則．其種類包括目標評價、過程評價、條件評價、貢獻評價等．[5]

教育評價（學）：教育評論學是研究教育評論現象和教育評論活動規律的科學．或者說它是研究教育評論的歷史、現狀，教育評論現象的

本質聯系，教育評論工作的性質、任務和作用，以及教育評論工作的原則、方法的科學．教育評論學是與教育理論、教育史并列的一門教育學科．要建立教育評論學的學科體系，必須解決兩大難題，即建立教育評論學的范疇體系和概念體系，并給予科學的揭示和闡述，使這些概念和范疇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同時，還要運用這些概念、范疇及其所固有的內在聯系，采取科學的方法論證教育評論活動中最普通、最一般的科學原理；從而揭示出整個教育評論活動及其形成和發展的基本規律。教育評論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從根本上規定了教育評論學的學科性質和范疇．首先，教育評論活動是一種教育科研活動，它的直接結果是鑒別、評判教育文化的優劣，進而對教育界產生社會輿論導向作用；而教育文化本身及其所產生的依附于受教育者身心的精神產品，都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可見教育評論家屬于研究意識形態和揭示教育評論活動的本質規律，建立完整的教育評論學學科體系。所以，教育評論學也屬于基礎理論學科。再次，教育評論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教育評論學涉及整個教育領域，內涵十分豐富。也可從不同視角，針對不同范疇建立多部門、多層次的分支學科（如：教育理論評論學、教育史評論學、教育行政評論學、教育家評論學等），所以教育評論學又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6]

二、關于教育評價相關概念與教育評價的關系

教育評價與教育測驗的關系：教育測驗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和能力以及其他某些心理特征的檢測，是教育評價的一種手段，確切地說它是

教育評價獲得評價信息的工具之一．教育評價獲取信息的測驗法就是來自于教育測驗．

教育評價與教育統計的關系：教育統計是運用數理統計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現象中的數量關系，通過數據的分析和處理確切地掌握教育

情況，也是教育評價的一種手段和工具。教育評價中獲取信息的統計法就來自于教育統計。

教育評價與教育測量的關系：教育測量通過對學生知識的掌握、智能的發展、思想品德的變化、體質的狀況以及教育活動的各個方面的測

定，為教育評價提供依據，是教育評價信息的主要來源．如果沒有教育測量提供的資料，教育評價將成為無源之水，失去了作價值判斷的依據，其科學性、準確性便無從談起。另外，教育測量的結果只有通過教育評價才能獲得實際意義，成為改進教育工作有參考價值的信息．[7]

教育評價與教育評估的關系：教育評價與教育評估是非常相近的兩個概念，在許多場合是通用的。評價是精確的價值判斷；而評估是估計

的、預測性的價值判斷。在我國從政府的文件到學者的文章論著，以及教育實踐都把評估與評價混用。我個人傾向于把教育評估的對象限定在以宏觀、中觀的復雜教育系統的戰略性、預測性估價方面，對于微觀的較簡單的教育系統的過去和現存實態則作為教育評價的對象。

教育評價與教育評論的關系：教育評論是對教育文化的反思和展望，它的對象是以教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為主的，以真善美作

為評論標準的觀念活動。嚴格講它與教育評價雖只一字之差，但它與教育評價分屬于教育科學的不同領域，有著重大區別。比如，教育評價是一種管理活動，而教育評論則為觀念活動；教育評價由評價機構按嚴密的程序實施，而教育評論則由教育評論家個人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評述；教育評價有明確的指標體系并要求量化，而教育評論無需指標體系更不用量化，教育評價的對象是具體的可控的，而教育評論的對象是抽象的，不可控的；教育評價的結果多用于改進工作，而教育評論的結果則多用于改變觀念；等等。這不是說教育評價與教育評論一點關系都沒有，它們的關系表現在教育評價的結果可以成為教育評論的論據影響教育評論，而教育評論的結果可以作為教育思想觀念影響教育評價所依據的教育價值觀。

三、從價值論角度看與教育評價相關概念的區別

唯物主義的價值論認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人們把握客觀世界和兩種不同方式。兩者反映的對象、意義和參加的心理成份都有著質的

區別。事實判斷是以客體的本質和規律為對象的，它探討客體“是怎樣的“、”是什么“，探討事物的現象、本質和規律等實體屬性，即以理性認識這種抽象思維形式反映客體的本質及其規律。而價值判斷是以客體與主體需要的關系為對象，它探討客體的價值屬性，即客體的社會意義------對社會需要意味著什么，它以多種意識形式-----認識（價值與事實判斷）、情感（對價值的態度體驗）、意志（對價值的自覺保證）等諸種形式的綜合來反映客體與主體需要的關系。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評價對評價的對象不僅要借助教育測驗、教育統計、教育測量進行量的測定和分析，而且要進行質的分析，

把所有考查績效的材料和分析綜合起來，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作出價值判斷。從這里可以看出，教青評價行為是建立在事實判斷基礎上的價值判斷．教育評價中的事實判斷在于診斷與鑒別教育的性狀，價值判斷則是對診斷鑒別而得的結果或結論，按其價值取向進行合乎目的的推斷和判斷；事實判斷是價值判斷的基礎，價值判斷是事實判斷的目的性追求。而教育評論是依據一定的教育價值觀和教育價值取向，對教育的一種價值判斷。從教育測驗到教育評論是一個由事實判斷向價值判斷的變化過程，我們不能說教育測驗絲毫沒有價值判斷，如在測驗什么不測驗什么的問題上是有價值判斷的；同樣，我們也不能說教育評論就無點滴的事實判斷，教育評論需要通過事實判斷的真憑實據作論據。

四、對教育評價學及其學科群研究的建議

教育評價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初步形成了學科體系，盡管概念、體系有待完善，但已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此相應的考

試學（研究教育測驗的學科）、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教育評估學、教育評論學都已有相應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共生的教育評價學科群。21世紀，要使這個學科群得到良好的發展，我認為首先對各個學科的研究范圍有個明確的劃分，尤其是對教育評價學要有合理的定位，不要再把考試學、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的內容納入自己的努力范圍，要讓它們以獨立的學科更好地為教育評價學服務。另外，教育評價學還要把屬于教育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類的抽象的，教育評價無力評價的范圍還給教育評論學，讓教育評論學更快地發展．同時，要把教育評估與教育評價的關系處理好，可將兩者合二為一，形成統一的學科．其次，各學科要明確自己的研究對象，形成概念體系和學科體系，把一些已成熟的概念和理論約定俗成穩定下來，逐步形成相對穩定的學科知識和概念體系。第三，要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加強理論研究，使其適應實踐的要求，要積極總結實踐經驗并升華為新的理論，豐富和發展教育評價學學科體系．第四，要處理好引進與消化吸收的關系問題。無論是從國外引進的教育評價學理論，還是從教育科學界以外引人教育的評價理論都要結合我國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進行修正使其“本土化”和“教育化”。

綜上所述，搞清教育評價相關概念的關系，對理清教育評價學科群內各學科的關系，促進該學科群的發展，為豐富和發展教育科學，加快

教育事業的發展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1] [5]見李冀主編·《教育管理辭典》（第二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頁、第167頁

[2] 參見曹延亭編著·《教育統計學基礎》·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頁

[3] 見李冀主編·《教育管理辭典》（第二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頁

[4] 參見許茂祖編著·《高等教育評估理論與方法》·中國鐵道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7頁

[6] 見劉堯著·《教育評價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 7--23頁

第2篇：簡述統計學的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多媒體技術；PBL教學；人體解剖學；護理專業

人體解剖學是護理專業學生進校學習的第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是主要研究正常人體器官的形態結構、位置、毗鄰關系、體表投影及發生發展的學科。但由于人體解剖學內容復雜、專業術語多、理論知識抽象難懂且不易記憶、學習效果不理想等，因此，探索有效的教學方法對提高護理專業人體解剖學的教學質量以及學習其他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課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多媒體課件具有形象、直觀、生動的特點，圖文并茂、內容豐富，節約授課時間，突出重難點，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增強教學效果[2]。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學法即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方法，著重強調學生的自主性學習，主要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引導、輔導學生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解答，使學生在解決問題中學習，在學習中解決問題[3-4]。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吸取各自的優點，起到優勢互補的作用，讓教學方法和內容更加多樣、豐富。目前，有教師在人體解剖學教學中應用PBL教學法進行教學，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5]。為進一步增強教學效果和探討教學的有效性，筆者在人體解剖學教學中應用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詳情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隨機選擇我院2015級三年制高職護理專業6個班，每班60人，總共360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將3個班作為實驗組（180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155人，年齡（18.48±1.36）歲；3個班作為對照組（180人），其中男生28人，女生152人，年齡（18.25±1.63）歲。兩組學生均為高考統招生，他們的年齡、生源、進校成績、學習態度、專業基礎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教材及教師

教材選用由劉榮志、劉秀敏和張為民主編，2013年6月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人體解剖學與組織胚胎學》[6]。兩組教師為同一人，采用的教學大綱和教學時數都相同。

1.3教學方法

對照組采用多媒體技術結合傳統教學法進行教學，教師根據教學大綱認真備課，精心制作課件，在課堂上利用多媒體課件詳細講解理論知識，強調重難點知識，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占主體地位。學生以認真聽講、專心做筆記、對重點知識進行歸納記憶為主。實驗組采用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其實施流程如下：（1）課前準備：教師根據教學大綱要求、重點知識以及學生的知識水平，課前認真備課，制作多媒體課件，設計問題，問題難易程度適中。例如：學習消化系統時根據案例設置以下問題：①解釋何為上消化道、咽峽、麥氏點、齒狀線、肝門、肝小葉。②簡述消化系統的組成。③簡述食管的位置，有幾處狹窄，位于何處，距中切牙多遠，有何臨床意義。④簡述胃的形態。⑤列表比較空腸和回腸的區別。⑥簡述肝的形態、位置和體表投影。⑦簡述未進食時和進食時膽汁的排出途徑。⑧何謂消化性潰瘍？常發生于何處等。（2）運用多媒體展示教學目標，強調重難點知識，給出問題。（3）學生分組自學課程內容，查找資料，討論分析問題：①將每個班的學生分為10個學習小組，每組6人，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利用教材和電教視頻（任課教師提供的電教視頻）自學；②學生通過互聯網和圖書館等查找資料，并對問題進行研究，組內成員分工合作、相互探討、分析問題、做好記錄。（4）課堂討論和解答問題：圍繞問題進行討論，各小組輪流發言，匯報成果。隨后，教師對匯報進行評價和糾正，將學生反映的難點知識利用多媒體進行詳細講解和動畫演示。如“心臟”這一節中，心腔的結構、心室收縮舒張時血液的流向及各瓣膜的開閉情況比較抽象，教師要用多媒體動畫進行演示，并結合臨床案例進行分析，加深學生的理解和記憶，讓學生對心臟的舒縮功能產生立體的印象和深刻的記憶，徹底消除學生的疑問，為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5）總結歸納，內化知識：教師利用多媒體帶領學生總結歸納重難點知識，學生做好筆記，吸收內化課堂理論知識。

1.4評價方法

一學期結束后，教師從題庫隨機選取考試題對兩組學生進行考試評價，考試內容有客觀試題（50%）和主觀試題（50%），主觀試題包括問答題（30%）和案例分析題（20%），用來考查學生對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理解和應用能力，滿分為100分。考試完畢后，由同一位教師按同樣的標準閱卷，對360名學生的客觀試題及格率和平均分、主觀試題及格率和平均分、總分及格率、總平均分進行評價分析。同時，采用問卷的方法調查實驗組學生對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的認可情況，記錄分析調查結果。1.5統計學方法使用SPSS13.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用（x±s）表示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成績比較

（見表1）實驗組的客觀試題及格率和平均分、主觀試題及格率和平均分、總分及格率、總平均分均高于對照組（P＜0.01）。

2.2問卷調查結果

向實驗組發放180份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8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100%。96.67%的學生認為本組教學模式優于傳統教學模式，能使教學內容形象直觀，便于理解和掌握；94.44%的學生認為本組教學模式可以調動學習的積極主動性和學習興趣，提高動手能力和自學能力；97.78%的學生認為本組教學模式可以培養醫學辯證思維，有利于臨床課程的學習和實踐技能的掌握；92.22%的學生認為本組教學模式可以培養團隊合作意識和語言交流能力?？傮w來看，實驗組大部分學生認可并滿意在人體解剖學教學中采取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

3討論

人體解剖學是醫學生的第一門重要的醫學基礎課程，為護理專業學生學習其他醫學課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護理專業需要極強的實踐經驗和操作能力，對學生的臨床工作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等的要求也極高。因此，科學有效的教學方法能對提高教學質量和培養護理人才起到積極的作用。

3.1傳統教學的不足

傳統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師講什么學生就學什么、記什么，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觀能動性得不到提高，易對學習失去興趣，理解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不到提高，易造成“死記硬背、高分低能”的后果，進而使學生在進入臨床工作之后不能靈活運用所學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7]。因此單一的傳統教學不適應時展的要求，不利于當今護理人才的培養。

3.2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的優勢

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能起到優勢互補的作用。將多媒體技術應用于人體解剖學教學，使教學內容更加豐富，枯燥復雜的內容變得形象直觀且簡單化，突出重難點，提高教學效率，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增強教學效果。而PBL教學方法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啟發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在解決問題中學習、在學習中解決問題，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激發了學習興趣，提高了動手能力和自學能力，培養了醫學辯證思維，有利于臨床課程的學習和實踐技能的掌握，可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意識和語言交流能力。本次研究中，實驗組的客觀試題及格率和平均分、主觀試題及格率和平均分、總分及格率、總平均分均高于對照組（P＜0.01），所以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模式能夠滿足醫學類教學的基本要求，對護理人才的培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綜上所述，多媒體技術結合PBL教學法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醫學辯證思維，有利于臨床課程的學習和實踐技能的掌握，增強學生團隊合作意識和語言交流能力，能有效提高人體解剖學的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王璐，馮改豐，王航輝.PBL在系統解剖學教學中應用的現狀和思考[J].解剖科學進展，2011，17（6）：11.

[2]劉洋，孫威，謝忠艷，等.多媒體教學在人體解剖學教學中的利與弊[J].黑龍江醫學，2012，36（4）：308-309.

[3]楊忠華，楊海芳.探討多元化教學模式在人體解剖學教學中的應用[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3（6）：57-59.

[4]FrancoisLalonde.Problem-basedlearninginosteopathiceducation[J].InternationaJournalofOsteopathicMedicine，2013（16）：216-219.

[5]米樹文.PBL教學法在解剖學教學中的應用效果分析[J].中國醫藥指南，2013，11（7）：375-376.

[6]劉榮志，劉秀敏，張為民．人體解剖學與組織胚胎學[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第3篇：簡述統計學的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金融數學；產生；發展；理論

一、概述

金融數學，又稱分析金融學、數理金融學、數學金融學，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數學與金融學的交叉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金融市場上風險資產的交易，其目的是利用有效的數學工具揭示金融學的本質特征，從而達到對具有潛在風險的各種未定權益的合理定價和選擇規避風險的最優策略。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到1900 年，法國數學家巴歇里埃的博士論文“投機的理論”。該文中，巴歇里埃首次使用Brown 運動來描述股票價格的變化，這為后來金融學的發展，特別是為現代期權定價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不過他的工作并沒有得到金融數學界的重視。直到1952 年馬科維茨的博士論文《投資組合選擇》提出了均值――方差的模型，建立了證券投資組合理論，從此奠定了金融學的數學理論基礎。在馬科維茨工作的基礎上，1973年布萊克與斯科爾斯得到了著名的期權定價公式，并贏得了1997念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它對于一個重要的實際問題提供了令人滿意的答案，即為歐式看漲期權尋求公平的價格。后兩次發現推動了數學研究對金融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金融數學。

金融數學是在兩次華爾街革命的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數學與金融學相交叉的前沿學科。其核心內容就是研究不確定隨機環境下的投資組合的最優選擇理論和資產的定價理論。套利、最優與均衡是金融數學的基本經濟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在國際上，這門學科已經有50多年的發展歷史，特別是近些年來，在許多專家、學者們的努力下，金融數學中的許多理論得以證明、模擬和完善。金融數學的迅速發展，帶動了現代金融市場中金融產品的快 速創新，使得金融交易的范圍和層次更加豐富和多樣。這門新興的學科同樣與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有緊密的聯系，而且其在我國的發展前景不可限量。

二、金融數學的發展

早在1990年，法國數學家巴歇里，在他的博士論文“投機 的理論”中把股票描述為布朗運動。這也是第一次給Brown運動以嚴格的數學描述。這一理論為未來金融數學的發展，特別是現在期權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這一工作很長時間并沒有引起金融數學界的重視。金融數學這一學科名稱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出現。它是馬克維姿的證券組合理論（H.Kowitz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和斯科爾斯―――默頓的期權定價理論（M.Scholes-R.Merton.1997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次華爾街革命的直接產物。國際稱其為數理金融學。

金融數學源于20世紀初法國數學家巴歇里埃在他的博士論文《投機的原理》中對股票價格用布朗運動的刻畫。雖然1905年愛因斯坦也對此做了研究，但這一新做法當時還是沒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直至1950年，薩寥爾通過統計學家薩維奇終于發現了這一作法的巨大意義，并開始對金融數學做全面的研究，由此金融數學終于迎來了發展的全盛時期，現代金融學由此正式掀開了帷幕。

現代金融數學是在兩次華爾街革命的背景中成長發展起來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體現在靜態投資組合理論的研究上。1952年馬爾科維茲提出了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投資組合問題，該理論把投資的風險和回報做了可量化的刻畫，從而開創了用數理化方法對金融問題進行研究的先河。然而他的模型中要計算各個風險資產價格的協方差問題，這個計算量很大。第二次華爾街革命從靜態決策發展到了動態決策。1970年布雷頓森林協議，浮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許多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權，期貨都隨即產生，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引入主要是為進行金融風險的管理，而要對風險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對衍生工具進行科學的定價。巴歇里埃的布朗運動模型促使了一對雙胞胎：連續時間的隨機過程數學與連續時間的期權定價的金融工程學的誕生.數學工具的引入主要是為進行金融風險的管理，而要對風險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對衍生工具進行科學的定價。此后不久，默頓用另一種嚴格的數學方法推導了該定價公式，并予以推廣。期權定價公式給金融交易者及銀行家在金融衍生資產品的交易中帶來了空前的便利，期權交易的快速發展很快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場的主要內容。布萊克，休斯，莫頓的這一理論成為近代金融經濟學的里程碑人物，直到現在也仍然是現代金融理論探索的重要源泉。

三、金融數學的理論方法

金融數學作為一門邊緣學科，應用大量的數學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金融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和一些金融創新的定價問題等，由于金融問題的復雜性，所用到的數學知識，除基礎知識外，大量的運用現代數學理論和方法（有的運用現 有的數學方法也解決不了）。主要有隨機分析，隨 機控制，數學規劃，微分對策，非線性分析，數理統計，泛函分析，鞅理論等，也有人在證券價格分析中引進了新型的非線性分析工具，如分形幾何，混沌學，子波理論，模式識別等，在金融計算方法與仿真技術中也逐漸引入神經網絡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模擬退火法和遺傳算法等。

金融數學是利用近現代數學的優秀成果來度量和刻畫金融、經濟、管理等問題的“高科技”工具，其主要的基本理論表現在三個方面。

金融數學理論的新進展有隨機最優控制理論，隨機最優控制理論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在控制理論中應用布爾曼的最優化原理，并結合測度論和泛函分析方法發展起來的解決隨機問題的理論方法。國外的研究者很快就把隨機最優控制理論運用到相關的研究中來，從70年代初莫頓運用該理論對連續時間最優消費投資問題進行了研究，布洛克和米爾曼還研究了不確定條件下連續時間的最優增長問題。

第4篇：簡述統計學的研究對象范文

一、引言

后現代社會理論研究的核心觀點是拒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理論，尊重以實踐者為中心的多元化的理論和研究的異質性。同樣，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十年來后現代旅游研究也愈發地傾向于探索游客的個性化和特殊興趣導向。尤其是隨著派恩和吉爾默（Pine&Gilmore）的體驗經濟理論的發表，探索游客的體驗特性幾乎成了所有后現代旅游學者的核心目標。

旅游體驗是指在與旅游目的地互動的過程中，游客的主觀心理活動的變化。這一變化充斥于旅游的方方面面，而且動態地影響游客的情緒乃至行為意圖。縱向上，旅游體驗開始于游客接觸景點廣告和宣傳冊等場外文本并著手制定旅游方案從而形成對體驗的期待，在現場體驗結束后，還將通過旅游照片和紀念品，故事講述等場外延續文本來影響體驗記憶的形成。橫向上，現場旅游體驗發生于游客與構成旅游世界的所有現場文本之間的互動，這些文本不但包括景點的主體物，而且囊括了服務人員、同行者、其他游客、本地居民，甚至天氣、溫度等所有的情境變量。這些所有的現場符號交織在一起，通過游客的感官形成格式塔式的總體形象，影響著游客的情感和認知的變化。由此可見，現場旅游體驗可以理解為游客接收現場的旅游文本，并對旅游文本進行釋義的符號解讀過程。

但是基于游客有限的認知能力，接收全部的旅游文本幾乎不可能。游客只能選擇性的識別現場的符號，并形成自己獨有的現場文本。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解釋了旅游體驗的異質性。因此，若想通過符號解讀的觀點來研究旅游體驗現象，不可避免的要清楚影響游客自我文本形成的要因。

趙毅衡在《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一書中，提到了影響文本接收者文本識別和解讀的兩個特殊概念，分別是伴隨文本（co-text）和接收者的元語言（meta-language）。其中伴隨文本作為跟文本主體一起出現的社會文化約定符號，和文本主體緊密的交織在一起，引導著文本接收者的文本感知和解讀。但是，作為一個嶄新的概念，伴隨文本還未引起旅游體驗，乃至旅游符號學學者的重視。另一方面，現有的旅游符號學研究者，大多著眼于符號學的方法論特性。既，通過符號學來解讀承載旅游體驗現象的各種文本（照片、紀念品等），而鮮少有人把旅游體驗看作符號解讀的過程來探索旅游體驗的本質。鑒于此，本研究采用一個定性分析的視角，來探索旅游體驗中游客對伴隨文本的知覺和解讀，從而驗證用伴隨文本理論來探索旅游體驗的可行性。

本研究設定了一個范圍較小的研究案例：赴韓中國留學生的遺產旅游體驗。馬康納（MacCannell）把跨文化旅游者定義為‘追尋異國文化符號本真性的朝拜者’。因此從某種角度上來講，探索游客對象征著民族文化的遺產符號的解讀是研究旅游符號學基礎理論的最為便捷和顯著的方式。另一方面，近20年來，后現代游客對異國文化的追求日益增加。以2013年赴韓旅游的外國游客為例，31.6%的外國游客有過訪問韓國故宮的經歷；20.4%的游客被調查有過訪問韓國博物館經驗。因此，研究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對于國家的外匯收入的增加，乃至國家文化形象的傳播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深刻意義。此外，本研究選擇赴韓留學生為標本，不止是因為中國留學生的日益增加和消費力的增長、留學生的VFR游客吸引效果和國外中國留學生旅游市場的擴展以及成熟化，同時考慮到留學生在跨文化遺產旅游中的代表性（相對較高的跨文化認知和較低的民族優越感）以及資料獲取的便利性（較低的語言障礙以及反復多次后續資料收集的可能）和資料分析結果的效度（研究者作為局內人展開文本分析）。

二、文獻回顧和理論框架

（一）符號學和伴隨文本

符號是通過客觀的媒介來傳達人類主觀意識形態的道具。維科（Vico）在《新科學》一書中提到，人類把外部世界的存在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解讀，從而得以建立自己的主觀心理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生活體驗是人類把社會經驗和行為當成一種特殊的語言，并通過解讀這種語言的意義，從而構建獨有的心理世界的所謂‘經驗的符號化’的過程。換言之，體驗的本質是人類與充斥著整個外部世界的符號之間的互動。而符號學，則正是研究這種互動的一種跨學科的學問。

范梅南（vanManen）指出，符號學是構成主義文學研究和意義論的基礎。趙毅衡在解釋符號學的理論形成時也提出，符號就是承載意義的外部表象，而符號學則在某種角度上可以稱之為意義學。由此可見，符號學的研究對象簡單的可以概括為一種研究符號的意義生產和解讀的學科。而在研究符號的意義生產和解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探索意義生產和解讀的環境、社會文化背景、所使用的道具和法則。在這一系列的探索過程中，符號學衍生出了各種新的形態。例如研究意義生產和解讀過程中的人腦活動的認知符號學、研究廣告傳媒環境中符號傳達的廣告符號學、研究旅游體驗過程中的主客互動的符號互動論等。因此，符號學首先是一種跨學科的科學，其次符號學的應用范圍之廣使它成為一種具有廣泛適應能力的實用學科。

現代符號學的發展可以大體的歸結為兩個方向，一個是以索緒爾（Saussure）為代表的語言和結構主義符號學方向，另一個是以皮爾斯（Peirce）為代表的邏輯修辭符號學方向。幾乎發端于同一時期的兩大理論方向為20世紀符號學的多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索緒爾把符號學命名為‘semiology’，并提出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二分概念。能指被定義為符號的表象、屬性和功能；相應的，所指被定義為符號的意義或概念。以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為基礎，巴爾（Barthes）擴展了符號學的范圍，提出語言可以擴展到生活中的各種指示物，并以印有向法國國旗敬禮的黑人軍人的照片和埃菲爾鐵塔為例，區分了外延能指、外延所指、內涵能指和內涵所指的概念，并指出符號的內涵意義代表了一種‘神話（myth）’，并因此發展了神話學理論。

皮爾斯主張符號是說明客觀現象和意義之間關系的幾乎所有的社會表象。皮爾斯重新定義了符號的概念為‘something that stands for something else，to someone in some capacity’，并提出構成符號的表象（sign）、對象（object）和解釋項（interpretant）的三分法。表象大致相當于能指，而對象和解釋項則分別代表了符號的自帶意義和符號接收者的解釋意義。由此可見，比起索緒爾學派的以符號的意義生產為中心的研究，皮爾斯同時考慮了符號的意義生產和符號接收者的意義解讀。皮爾斯的三分法為使用符號學研究人類認知和生活體驗奠定了基礎。既，人類體驗社會生活的過程即是人類接受周邊由符號組成的文本并解讀的過程。

因此，如果把體驗看成人類通過符號與周圍世界進行溝通（communication）的互動過程的話，至少有三個基本要素的存在：分別是符號發送者、符號接收者和符號信息。符號發送者負責給客觀表象進行意義賦予（coding），被賦予意義的符號在特定的背景下以文本的形式向符號接收者傳達符號信息，符號接收者通過自己的元語言對符號信息進行釋義性解碼（decoding）。而符號接收者解讀的意義并非完全與發送者的意圖一致，接收者的認知能力和社會文化背景，以及文本的附加信息等共同影響著文本的接收和解讀。前者通過影響接收者的元語言而影響接收者的信息提取和解讀能力，后者作為被傳遞信息的伴隨文本影響接收者的信息接收方向和解釋方式。

趙毅衡認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系’。這些被攜帶信息或是潛在的，或是顯性的。這些伴隨的文本或是在文本生產過程中被附加，或是產生于文本被接收的特殊環境下，它們與主文本緊密的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特殊的‘互文（inter-text）’狀態被接收者感知并解讀。伴隨文本攜帶了從文本信息被生產到被解讀的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context），若是沒有這些伴隨文本，符號接收者將難以正確解讀符號發送者的意圖，甚至出現符號誤讀或者漏讀的情況。尤其是當符號接收者和發送者處于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或是不同的時間維度時，伴隨文本的缺失將預示著主文本信息的傳遞失敗。

趙毅衡總結了3類6種伴隨文本的存在。顯性伴隨文本是跟隨主文本一同被傳達的表層文本。它包括了副文本（para-text）和型文本兩種類型。其中副文本是指對文本進行總結性說明和特性歸納，以及價值闡釋的伴隨文本。例如書籍的標題和出版說明；美術作品的印鑒；商品的商標和價格標簽；藝術品的作者說明和官方證明書等等。副文本往往讓符號接收者形成先入為主的觀念，從主觀層面上影響接收者的符號解讀。型文本是另一種必備的顯性伴隨文本，用于連接形成文本的各個符號之間的‘組合’關系，籍以說明主文本的體裁，類屬和風格。認知心理學者認為人類對于未知事物的學習是基于對已知存在的分類（category），由此可見型文本直接影響著符號接收者的符號認知和學習。

第二類伴隨文本被定義為生成性伴隨文本或者是前文本（pre-text），是指在文本的生產過程中，留下的各種時代背景和文化痕跡.任何文本或構成文本的符號的生產都無法脫離廣范圍的社會文化語境。換言之，符號生產者想要傳達的文本信息，本質上是自身對當前社會文化等意識形態的認知，而符號生產的過程則是把這種認知客觀化并希望同他人共享的過程。由此可見，文本的釋義不可避免的要放在文本生產的文化大背景下進行。

第三類伴隨文本產生于符號接收者的解讀過程中，因此被定義為解釋性伴隨文本.它包括元文本（meta-text）、鏈文本（link-text）和先后文本。元文本是用于解釋文本的文本。它不受屬于文本生產者的主觀意愿的影響，而是在文本傳達過程中所出現的有關文本的社會性評價。鏈文本是指文本解讀時接收者所能知覺到的相關文本。包括和文本共存的其它文本、文本所處的環境、文本的相關作品等等。文本很少單獨被接收，通常文本的接收必然伴隨著環境的‘噪聲’。這些噪聲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接收者解讀的復雜性、豐富性和正確性。趙毅衡指出，上述的幾種伴隨文本必然會隨著主文本出現，而先后文本并非必然出現。先后文本被定義為主文本的‘仿作、續集、后傳’等。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就是文學作品的后文本，而文學作品則是電影的前文本。

伴隨文本是通過文本信息把生產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接收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相連接的紐扣，是被動接收的文本解讀語境和文化制約。通過伴隨文本，接收者可以準確地理解生產者的意圖，若失去對伴隨文本的正確接收，不可避免的會引起文化誤解，甚至偏見。以跨文化旅游為例，若導游未能準確地向游客傳達各種關于文化符號的伴隨文本，必然會影響游客的文化認知，從而影響游客的跨文化體驗的品質。

（二）旅游體驗的符號學研究回顧

旅游體驗研究經歷了日常生活體驗和旅游現場體驗的再分化，旅游體驗的多樣性和旅游體驗的主觀性等三個階段。后現代旅游學者則更多地把旅游體驗視為一種日常生活現象，承認旅游體驗的因人而異的特性并試圖從現象學的視角探索旅游體驗的主觀性。因此如何探索旅游體驗的主觀性以及開發一個有效地旅游體驗研究方法成了旅游學界共同面對的課題。馬康納用符號學的視角擴展了旅游本真性理論來探索旅游體驗現象，他指出旅游者是追尋符號本真性的朝拜者，旅游者不但在旅游現場解碼各種現場符號，而且在場外也通過接觸各種符號信息（maker）來加深自己的體驗。這些符號共同組成了體驗的舞臺（stage），而游客關心的恰恰是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連接的穩定性。能指和所指間的穩定連接被視為客觀（object）的真實存在；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連接基于旅游者的主觀判斷則被視為構建（constructive）的真實。繼馬康納之后，卡勒（Culler）從一個批判的觀點解讀了游客的符號追尋現象。他指出，旅游者妄圖追求符號的本真性，卻偏離了客觀本真性的本質，反而滿足于各種‘虛假’的復制品。厄里（Urry）則從游客的視角，提出游客體驗的本質是對具有意義的旅游符號的凝視（gaze）。劉（Lau）則反駁了馬康納的‘makerassignifier’的觀點，他認為從索緒爾的二分法的視角上，馬康納混淆了能值和所指的概念，而卡勒和厄里則是馬康納錯誤理念的荼毒者；作為反駁，克努德森（Knudsen）指出馬康納的旅游符號研究的基礎是皮爾斯的三分法而非索緒爾的二分法理論，他并且提到，皮爾斯的三分法是探索旅游體驗的適合的方法。

意識到用符號學來開展旅游體驗研究的可行性，學者開始著手于旅游符號學的發展。

一部分學者試圖通過符號學的視角研究旅游的表征問題。帕爾默（Palmer）通過探索遺產景點的符號意義，指出遺產是國家和民族的‘語言’符號，象征著民族文化的性格。在文化符號的研究上，赫伯特（Herbert）通過分析文藝旅游者的遺產旅游體驗，建立了遺產景點的建構（遺產表征）和消費（意義解讀）模型。

艾特納（Echtner）通過對符號研究理論的綜述，提出了旅游符號學研究的六個步驟：分別是選擇共時的文本信息；細分化文本單位；記錄文本單位的出現頻度；分析單位間的組合關系（相互連接性）和聚合關系（可替代性）；建立一個全面的文本模型并理解各單位間的連接規律；最終得以洞察文本的外延含義和內涵。艾特納的文本研究技法為分析旅游者的文本信息（照片，微博，日志等）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案。

利特爾（Littrell）通過探索國際旅游者對購買的民族紀念品所賦予的象征意義，指出民族紀念品被賦予不同的象征性，而代表著游客現場體驗的延伸。同樣的，金（Kim）也指出，游客的紀念品購買象征著不同的意義賦予，同時，他還指出，伴隨著購買情境的不同（禮物或自己用），對游客來說，紀念品則象征著不同的意義。同樣以探索旅游情境中的符號意義為目的，斯奈彭格（Snepenger）和他的同事從一個廣義的角度探索了旅游地的場所意義。他認為，空間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場所，正是因為它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快樂意義、實用意義、消費意義、社會意義），而游客的場所體驗動機，更多的是來自于場所意義和自我（identity）的一致性。

比起國外旅游符號學研究的愈發成熟，國內的研究尚處于一個初期發展階段。在2005年出版的《旅游體驗研究：走向實證科學》一書中，謝彥君總結了旅游體驗和旅游符號學的國內外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用符號學探索旅游體驗，以及旅游體驗中文化釋義的可行性。并總結出符號解讀的四種可能（正讀、誤讀、忽略、放棄）。作為國內旅游符號學研究的基礎文獻，該書為之后旅游符號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樣作為旅游符號學研究者，彭丹從一個符號互動論的角度探索了旅游情境中，主客之間的交互體驗。她指出，作為旅游現場的表演（performance）參與者，游客、地區居民和旅游從業者不但通過角色扮演生產著各種符號，而且凝視著對方的身份、角色、行為和地位符號。伴隨著對該類符號的解讀，個體調整自己的符號生產，從而實現了旅游現場的符號互動體驗。孫洪波則從構建的角度上闡釋了由時間符號、空間符號、社會符號和景觀符號組成的‘旅游世界’的存在。

縱觀國內外的旅游符號學的發展，意義論和分析旅游文本的符號學方法論成為了旅游符號學研究的主流。相反，鮮有學者把符號學直接應用于旅游體驗研究。依據研究者的個人知識，桑托斯（Santos）是唯一從真正意義上，提出了應用皮爾斯三分法探索旅游體驗的可行性的學者。但是他的研究并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提取赴韓留學生的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中伴隨文本的作用效果，來探索使用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解讀旅游體驗的可行性框架。因此，本研究選擇了韓國‘5大宮’中的宗廟和昌慶宮作為研究對象。

宗廟是供奉朝鮮時期歷代國王和王妃（包括后來追尊的國王和王妃）神位的具有儒教性質的祠堂。是大韓民國最精致、最莊嚴的古典建筑之一。宗廟被指定為史跡第125號、宗廟正殿（國寶第227號）、永寧殿（寶物第821號）、宗廟祭禮樂（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第1號）、宗廟祭禮（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第56號）等也被確定為大韓民國文化遺產，由專門機構負責管理。1995年12月，宗廟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昌慶宮是韓國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員的居所。也被譽為磨難最多的宮殿。壬辰倭亂時期的昌慶宮被毀于戰火，光海君1616年重建；1790年再次被燒毀，純祖34年再次重建；1907年，日帝強占時期被日本人改建為動植物園，直到1981年才重新恢復了宮殿原貌。

宗廟和昌慶宮見證了不同背景的韓國歷史，因此具有特殊的韓國文化遺產代表地位。

（二）研究標本特性

本研究參考了宗廟和昌慶宮的主要訪問人群，從資料收集的便利性、分析的效度和代表性的層面上選取了有效標本中國留學生21名作為調查的參與者。為了保證小范圍標本的妥當性，21名研究參與者包含了多樣的人口統計學和社會統計特性。

21名研究參與者中男性11名，女性10名；宗廟體驗者12名，昌慶宮訪問者9名；赴韓留學兩年以下的4名，5年以上的3名；年齡分布在19歲到27歲之間。其中包括博士1名，語言學習生1名。另外人文社會學科（經營、新聞放送、貿易、經濟、英語英文）、理工科（消防）、藝術科（視覺設計）和自由專業學生各有1名以上?？紤]到韓國文化的特殊性，本研究的標本中還包含了2名朝鮮族留學生。

為了保證研究的道德性，本研究的全過程中省去了研究參與者的個人信息，只通過字母和數字的混編（宗廟p1-p12；昌慶宮q1-q9），以及專業標識的方式來區分研究參與者（如，p1，消防）。同時為了保證研究的妥當性，本研究的標本中沒有包含旅游相關專業的學生。

（三）研究流程簡述

作為一個定性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通過研究者參與觀察和深層面談的方式收集資料。為了掌握第一手現場資料，研究者在旅游現場收集標本的一般信息并請求面談。面談地點選擇在旅游景點附近安靜的咖啡店，并采取一對一深層面談的方式。為了防止研究參與者的疲倦以及考慮到信息的充分獲取，每位參與者面談時間被控制在30-40分鐘之內，面談的全部內容被錄音。面談采用研究參與者自發描述的方式進行。參與者被要求以講故事的形式講述自己的旅游體驗，在參與者的講述過程中，為了減少研究者的主觀誘導，研究者只采用‘為什么、然后呢’等引導性詞句進行交流。

收集到的錄音被整理成文本資料。資料分析采用托馬斯（Thomas）推薦的一般歸納法。以趙毅衡的伴隨文本三分法為基礎，資料經歷了開放式編碼、次級核心概念編碼和核心概念歸納三個階段。為了保證歸納的妥當性，歸納信息邀請了兩名旅游專業的中國留學博士和一名旅游專業的韓國教授進行妥當性評價，評價的結果直接反饋于最終歸納結果中。

四、分析結果

（一）顯性伴隨文本

1、副文本

在研究參與者對遺產旅游體驗的描述中，對副文本的描述幾乎出現在故事講述的最前期，并且伴隨著對構成主文本的各個符號的解讀（‘宗廟不是韓國僅有的幾個世界級文化遺產之一嗎？當然要來看看。要了解一個國家，了解它的文化遺產無疑是最直接有效地手段?！╬4，新聞放送））。研究者還發現，體驗者對副文本的認識多數是來源于導游的說明或者指示牌上的文字描述（‘導游說這個正殿是韓國的國家級文化遺產，有著悠久的歷史。所以我特別留意了一下?！╬1，消防））。由此可見，副文本是伴隨著主文本的最直觀和顯性的文本。副文本不但幫助體驗者正確的解讀符號的意義，而且引導著體驗者的選擇性知覺。

不但如此，研究者發現體驗者習慣于把副文本當成構建符號本真性的信號（‘那上面寫著這是韓國的寶物多少號，給人一種很真實的感覺。雖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品，但是既然有那樣的指示牌，我就當它是真的了。’（q1，語言學習））。研究者認為，造成這種副文本依存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跨文化旅游中異國體驗者多少存在著對本地文化的認知不足。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本真性追求的需求，體驗者不得不依存于副文本的‘解說’，由于無法判斷符號的客觀本真性，這種本真性的感知幾乎是構建性的。而且體驗者能準確地判別這種本真性的‘虛假’（‘導游說是什么寶物，什么道遺產、國家遺產的。那我們也沒法判斷他的真假。他說是就是吧。’（p9，自由專業））。

2、型文本

趙毅衡把型文本歸類為浮現在主文本外面的顯性文本，在研究者的分析中，這種文本幾乎是被體驗者的潛在意識所知覺到的。型文本既可能類似于副文本，由導游或者指示牌進行引導性說明（游客主動詢問導游宗廟的用途（來自研究者的參與觀察）），也可能來自于游客過去的知識和經驗。

事實上，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研究參與者都會提及自己的比較體驗（comparativeexperience）。作為中國游客，研究參與者更多的把在國內的類似經歷與當下的體驗相比較，推斷體驗對象的類型（‘中國也有宗廟，畢竟都是起源于儒家文化，雖然格局不太一樣，但是內容差不多，都是用來祭祀祖先的地方?！╬12，英語英文））。

研究者把參與者的型文本解讀進行歸納，大致可以分成兩類型文本的解讀。一類是場所（遺產地）或符號的用途；另一類是對場所設計類型的解讀。其中對用途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對場所用途的解讀和對構建總文本的符號的用途的解讀（‘那東西韓語叫deme啊。中國故宮好像也有類似的，盛放救火用水的?！╭4，經營））。而對場所用途的解讀又可分別橫向比較解讀和縱向比較解讀，橫向比較解讀是游客把場所跟類似的其它場所進行比較從而進行認知歸類的過程（‘中國也有宗廟…都是用來祭祀祖先的地方?！╬12，英語英文））；而縱向比較則是比較不同的兩種場所，而進行認知學習的過程（‘我也去過韓國的景福宮，和這里完全不一樣。很簡單，用途不一樣?！╬4，新聞放送））。對場所設計類型的解讀在本研究中。主要體驗在對遺產建筑設計符號的解讀（‘韓國的建筑講究跟自然地協調，到處都是樹啊草的；中國的宮殿更講究皇家的威嚴，高端大氣，建筑連綿?！╭5，貿易））。

不管是哪種型文本的解讀，無疑，型文本可以被看作最重要的伴隨文本。因為它直接作用于文本接收者的解讀方向。

（二）生產性伴隨文本：前文本

作為對遺產符號的解讀過程，遺產旅游體驗中的前文本解讀直接作用于解讀者的解讀過程中。作為文本生產過程中的廣范圍的社會文化背景，遺產文本的前文本揭示了遺產的創作背景。正如任何小說的創立必然反應創作時代的現實，遺產文本同樣屬于時代文化的‘復制品’。

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中，游客對前文本的知覺來自于訪問前的知識或者經驗，以及導游的解說或者現場指示牌的說明。對于前者來說，跨文化游客受到文化距離（culturaldistance）的限制，無法直接地把前文本作用于文本解讀，大多數的游客知覺到的前文本只是通過對韓國文化形象的淺顯理解加上國內對韓國歷史的集體認識而形成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韓國文化不都是模仿的中國儒家文化嗎？你看那宮殿，連名字都沒改?！╬5，朝鮮族））。這種刻板印象大多數是負面的，因此也影響到游客的整體評價和解讀的深入（flow）。作為留學生的特殊性，一部分在韓國滯留時間較長的留學生具有相對比較豐富的韓國文化認識，因此較能夠客觀地評價韓國歷史（‘高麗時期的王信仰佛教，朝鮮時期的王信仰儒教。所以在建筑設計上可以看出很明顯的儒教風格。但是還是保留了一部分佛教的東西，比如那個塔?！╬2，英語英文））。這些之前的知識和經驗形成了解讀者的事前前文本。而導游的解說則作為現場前文本直接作用于游客的符號解讀（‘導游說那里曾經被日本人毀了兩次。太憤怒了。日本人還不承認戰爭，這里就是證據?！╬1，消防））。

綜合來看，如果把符號看作文化意識形態的具象化的產物，那么前文本無疑為解讀者的符號解讀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但是在跨文化旅游體驗中，前文本表現出事前前文本和現場前文本兩種狀態。這其中事前前文本作為游客的主觀記憶，正面的前文本和負面的前文本影響了游客的符號評價和解讀深入程度。

（三）解讀性伴隨文本

1、元文本

元文本是關于文本的文本。旅游符號世界的元文本則是關于旅游場所的社會性評價。這種社會性評價包括了其他游客的口傳、網絡上的旅游日志（‘我們語學院的老師提起過這里。因此我來之前特意上網查過關于這里的信息，大致了解這里是韓國歷史和民族的象征?！╭1，語言學習））、游客朋友親人的推薦（‘我朋友來過。那會還跟我看照片來著。當時給我講了，沒留下什么印象，還得自己親自來。跟聽人講感覺完全不一樣。那會兒不覺得有什么好看的，現場的氣氛確實不錯?！╬4，新聞放送））。

由此可見，元文本強烈影響著游客的訪問前期待。特別是在SNS等社交媒體越發普及的現代社會，元文本被更便利的接收。從而更廣泛的影響游客的符號尋找和解讀方向。

另一方面，游客在符號解讀過程中也在生產著元文本（‘那個雕刻確實很有意思，我拍下來直接發到微信朋友圈了，很快就有人問我在哪。我跟他們說了這里，他們說下次也來?！╭9，經營））。

2、鏈文本

鏈文本是跟主文本同時被游客接收的‘參照物’。鏈文本雖然不能直接的作用于游客的符號解讀，但是它提供了一個解讀的大環境，因此影響著游客解讀時的心境（‘我只能說韓國的景點開發做的太好了。這么一個繁華的城市中心坐落著這么一片古建筑群，整個城市好像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博物館?！╬5，朝鮮族））；（‘昌慶宮后山腰上可以看到宮殿的全景，甚至可以看到遠處的南山塔。南山塔跟昌慶宮融合為一體，沒有一點違和感?！╭3，經營））。由此可見，遺產旅游體驗中的鏈文本接收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游客對同一類屬的其它遺產景點的同時接收，從而形成一種格式塔式的整體感知；另一種則是不同類屬的其它符號被融合入遺產文本，作為遺產文本的一部分影響著游客的心境。

五、研究結論和局限

本研究以赴韓留學生的遺產旅游體驗為例，探索了一種伴隨文本式的旅游體驗分析方法。以趙毅衡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基礎，本研究通過歸納的定性研究方法成功捕捉了顯性伴隨文本、生產性伴隨文本和解讀性伴隨文本三類核心概念（圖1）。

（一）本研究用符號學的理論框架直接作用于旅游體驗研究，從學術角度上：

1、本研究再次證實了用符號學直接探尋游客體驗現象的可行性。此外，從伴隨文本理論的視角上，本研究證實了符號學研究的實用性。既，雖然現象學研究多是采用主觀的定性分析技法，但是利用符號學可以充分降低定性分析的主觀性，使現象學分析趨向于客觀化。

2、本研究探索了跨文化的遺產旅游體驗。研究結果表明，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是解讀‘它’文化符號的現象。因此若想準確地探知旅游者的體驗性質，不可避免的要同時探索旅游者的文化社會背景和符號的文化社會背景。

3、本研究采用了趙毅衡的伴隨文本理論。分析的結果表明，伴隨文本是游客和旅游文本互動的接入點和紐帶，若想準確地用符號學剖析旅游體驗現象，對伴隨文本的分類和提取是不可或缺的。而這一點，在過去眾多的旅游符號學研究中都被忽視了。

（二）從旅游開發者的角度上：

1、本研究證實了留學生旅游體驗的特殊性，尤其是留學生比普通外國游客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識的特性。在留學生旅游市場不斷成熟和發展的今天，我們建議旅游開發者把留學生旅游當成一個特殊目的（specialinterest）的旅游市場來對待。

2、同時證實了跨文化遺產旅游的特殊性。作為吸引國際游客的重要符號，我們建議旅游開發者從利用遺產符號來擴散國家文化形象的角度上設計遺產旅游。尤其是開發免費的、高質量的導游服務系統以及現場多媒體解說系統，以通過伴隨文本的準確傳達達到幫助旅游者解讀遺產符號的目的。

（三）本研究出于探索的目的開發了旅游體驗的新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種局限。

1、為了資料收集的便利性和分析的信賴性，本研究選擇了一個較狹窄的研究標本。這不可避免的影響了理論的一般化。因此今后的研究應該考慮更多元化的旅游體驗情境，從多個角度證明本研究結論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