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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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關鍵詞：資本有機構成；新興市場；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G633.23；F2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4.12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4-29-03
一、引言
自從《資本論》誕生以來，一些經濟學家，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證方面都對其經典理論進行推導與驗證。當然，作為《資本論》重要的理論之一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也被中外經濟學家不斷的求證。資本有機構成的基本內容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之間的比例稱作資本技術構成，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和購買動力的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稱作資本價值構成[1]。馬克思預言，在長期資本有機構成有上升的趨勢。
吳欣旺等 [2]用中國1995—2007年各省的數據面板數據，驗證了在中國馬克思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命題。蔡曉輝 [3]論述了隨著資本技術進步，并非只有資本技術構成提高，從而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一種發展趨勢。從蔡曉輝的論述，我們可以思考資本影響本有機構成的因素有多種，并不只是技術的進步。鄭久平等 [4]通過對我國省際1978—2007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資本有機構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將減緩經濟增長。林毅夫 [5]認為制造業過高的資本技術構成，會顯著降低人均GDP增長率，導致各地區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
現有文獻雖然對資本有機構成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但是僅局限于一國數據的研究，一些結論是否能夠在其他國家適用，尚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在接下來，我們提出相關假設以及通過實證研究分析影響資本有機構成的各個因素。
二、研究假設
近十多年來，新興市場的經濟快速增長，引起了經濟學界對新興市場的發展極大的關注。經濟的增長不斷地積累資本存量，人均資本存量也不斷地增加。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邏輯推理是按人均推動物化的勞動資料來計算的。按照這個邏輯推理，經濟的增長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礙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一個國家的經濟的增長越快，該國的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就越慢。
外商直接投資（FDI）通過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的引進，節省活的勞動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因此，本文預期該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越多，該國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也越快。從而提出假設2。
假設2：一個國家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越多，該國的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越快。
一個國家的投資率越高，用于投入固定資本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同時機器等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也就加速，從而推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相應的假設3。
假設3：一個國家的投資率越高，該國的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也越快。
三、資本有機構成的計算與變量的選取
（一）資本有機構成的計算
資本有機構成（C/V）在文中作為被解釋變量。依據馬克思資本有機構成的定義，可以理解為資本有機構成與資本技術構成同方向變化，表現在購買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價值上。用公式來表示：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不變資本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按現值美元計），可變資本用用當年已收勞工匯款和職工報酬（按現值美元計）來替代，勞工匯款和職工報酬包括流動工人創造的經常轉移以及非本地工作人員掙得的工資和薪水。
（二）解釋變量的計算
經濟增長文中用人均GDP增長率來代替，用PGDP來表示。依據假設1我們預測該符號為負號。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的百分比來計算外商直接投資。投資（INVEST），由于國際數據很難統一，本文用世界銀行提供的國內貸款占GDP的百分比來代替。投資率越高，用于投入固定資本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同時機器等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也就加速，從而推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預測符號為正號。人力資本（HC）是用中學入學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來表示的。剩余價值（m）使用國內生產總值減去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與工人勞動報酬總額之和。剩余價值率（m’）=剩余價值/工人勞動報酬。
四、模型的建立與數據選取
（一）模型的建立
結合上面對各個指標的分析，建立i個國家t時期的面板模型：
（二）數據選取
本文從新興市場的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的國家中，選取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國家，從中選擇出8個國家，分別是中國、印度、俄羅斯聯邦、巴西、土耳其、韓國、墨西哥、南非和埃及。基于文中各變量數據的有效性為原則，為盡可能的采取時間跨度較長的數據，本文選擇從1980－2010年的年度數據為研究對象。文中所有數據都來自世界銀行。相關變量和實證部分均采用excel2010及stata12.0軟件進行處理。
五、實證分析
對方程（1）分別采用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見表1。在表1中，欄（1）和（2）是用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的結果。欄（3）和（4）是用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的結果。
第2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按資本運動控制成本
我們知道，商品的價值構成是C＋V＋M，C是不變資本，V是可變資本，M是價值增值部分，可稱為盈利。
按照投入產出的概念，C＋V是投入部分，M是產出部分，C＋V可作為分母，M是分子，分子越大，分母越小，投入產出效益就越好，反之，投入產出效益就越差。因此，如何控制成本，就成為投入產出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
在C＋V中，C是指購買生產資料機器設備的不變資本，是商品價值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控制成本中，應特別注意購買同類生產資料，機器設備的價格，注意有無物美價廉的產品，尤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競爭機制作用下，如果采購時貨比三家，購買到同質優價原料、機器設備，不僅能使自己的產品獲得競爭力，而且也能有效地控制成本，這也是許多工廠都把精兵強將放在原料采購部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樣才能有效地把好商品生產的第一關———進料價格。
V是支付給勞動者的價格。勞動者本身的價值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維持勞動者本人的費用，二是保持勞動者家庭的費用，三是對勞動者技能培養的費用。
在不同的國家，由于經濟水平的差異，勞動力價格有不同的水平。
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在勞動力價值中，勞動者技能培養費用所占的比重也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簡單勞動被復雜勞動所代替，以至于在西方許多國家中，如果不完成九年義務，都無法從事許多工作。
在控制成本中，V是一個重要的因素，V的高低直接與成本高低有關。
但是，V是不可能無止盡降低的，也就是說，V是有下限的，這個下限是在同類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方與勞動力需求方都能接受的價格，低于這個價格，企業無法找到合格的勞動者。
另外，應該以動態的觀點而不是以靜態的觀點來看待勞動力成本。
以動態觀點，在支付勞動力成本時，不僅僅看到支出的貨幣，更要看到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要用投入產出法來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是否合理。創造價值越高，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也應越高，這才符合勞動力市場的客觀規律，如果違反了這一規律，即使一時得到高質低廉的勞動力，但由于市場的流動性，最終還是無法長期在企業中保留高質量的勞動力，最終也會因為高質量勞動力的離去而企業資產價值量的增加。
因此，任何一個企業控制成本是必要的，但任何成本都有一個下限，這個下限就是它的合理水平，保持在這個水平上，企業能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低于這個水平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但高于這個水平，又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
外貿企業控制成本的特點
外貿企業處于商業流通領域，使用的資本金是商業資本。商業資本運作的特點與產業資本、貨幣資本不一樣，而商業資本在外貿領域的運作與內貿領域的運作也不一樣，有著它獨特的特點：
從單個資本循環看，外貿企業收購工廠的出口商品。對工廠來說，該商品被收購后，得到了報酬，它的價值已被實現，可以視為商品在國內市場實現了價值，但是對外貿企業來說，收購的出口商品的價值要在國際市場上實現，才算真正最終實現。
因此，當出口商品被外貿企業收購后，它的價值增值過程并沒有結束，只不過價值增值的空間和勞動過程的空間從工廠的生產領域轉移到外貿的流通領域。
從外貿企業運作成本看，它是由兩部分組成，即外貿企業的固定資本和部分流動資本投資。固定資本投資包括購買辦公大樓、辦公設備、運輸工具、倉庫等，這部分投資的特點是一次性投入，多次分批收回，并且是可以折舊的。還有一部分包括辦公費用，即進出口業務需要支出的經營費用，如出差費、驗貨費、樣品費、通訊費等等，這些費用屬于流動資本投資，它的特點是一次性投入，時間短，周轉快，3到6個月可以收回。流動資本的價值轉移也是一次性地全部加入到商品價值中去。
還有一部分流動資本，是用于支付給業務員的工資和獎金。外貿公司的業務員絕大多數是大學畢業生，主要來源于外貿專業、外語專業和財務專業的大專院校，對于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各個公司有不同的規定，但總體水平差不多。
而獎金部分的差異卻很大，經濟體制改革后，每個進出口公司都制定了對職工的激勵機制，獎勵創造價值多的業務員，并把獎金的高低作為拉開收入檔次的主要手段。因此，外貿企業的成本中，支付給業務員的工資與獎金也是成本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總資本構成看，外貿企業資本構成存在“三多三少”，即負債多、權益資本少，流動資本多、固定資本少，短期貸款多、長期貸款少。這樣的總資本構成，使外貿企業在降低成本方面更具有行業特色。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幾個特點，外貿企業降低成本可通過以下幾個途徑：
（一）控制出口商品收購價格，是控制企業成本的重要環節。
大多數外貿企業對工廠的出口商品仍然采用收購制，那么收購價格的高低就成為控制成本的關鍵點。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內的競爭機制正在形成，這種競爭機制為外貿企業挑選優質低價的出口商品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為企業降低出口商品的成本提供了機會。
因此，各個出口企業應充分重視貨源采購工作，堅持同類商品優質低價優先收購原則，并有意識地培養一批優質出口商品的貨源工廠，經濟利益機制使這批貨源工廠為外貿企業提供物美價廉的出口商品。
同時外貿企業還可以用參股、控股的方式，將資本滲透到企業中，用資產紐帶關系把外貿企業與工業企業的利益有機結合在一起，通過利益機制來控制成本，有利于使工貿雙方都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
（二）通過有效控制庫存和應收賬款，加快流動資本的循環與周轉。
在外貿的流動資本中，有相當大部分用于收購出口商品，由于出口商品的時間性、季節性很強，許多商品收購后，或多或少都要在倉庫存一段時間，形成庫存商品。當然，庫存有合理庫存與不合理庫存之分。
一般來說，存貨周轉率高，說明存貨速度快，占有流動資本少。同量的流動資本，由于周轉速度的快慢，能帶來不同的效益，因此，每個企業都力求加快存貨的周轉速度。但是，存貨周轉率太高，則反映企業庫存不足，如果庫存太少，不足以滿足出口需要，也會企業的正常運行。因此，存貨周轉率適中比較合適。至于什么樣的存貨周轉率比較合適，根據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市場，不同的銷售對象而有所不同，每個外貿企業可以根據自己公司的業務狀況和商品特點來制定。
應收賬款也是外貿企業流動資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收賬款分為對國內工廠企業的放賬和對國外客戶的放賬，建立合理的應收賬款可推動進出口業務的，但是應收賬款收不回來，又是造成外貿公司虧損的重要原因。
總之，由于外貿公司的流動資本大部分是從銀行貨款而來，因此，銀行的利息負擔將要在出口成本中，所以，加快流動資本的循環與周轉，將是外貿企業控制成本、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
（三）盤活固定資本投資，可間接降低企業的成本。
外貿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主要表現在購買辦公大樓、職工宿舍、工具、通訊設備、倉庫等方面，而購買的物業——辦公大樓、職工宿舍、倉庫占用的資金量最大，構成固定資本投資的重要。
按照傳統觀點，這些固定資本一旦投入，只有通過折舊的，過若干年后收回。但如果我們樹立了資產經營價值觀，那么以這些固定資本投資的物業，在折舊完成以前，也能為公司帶來一定的收益。
例如，自己投資建好辦公大樓、職工宿舍、倉庫，辦好產權證明和相關的手續后，將它們抵押給銀行，可以得到優惠利率貨款，貨款作為流動資本，投入進出口貿易當中，由于利率的優惠，能為出口公司帶一定的收益。
又例如，在產權市場上，公司的物業資產也可以進行交易。公司可用參股、控股等形式，將物業作為對其他企業的一種投資方式，使形態固定的物業資產在價值形態上流動起來，也能為公司帶來收益。
（四）降低辦公經營費用，也是控制成本的重要環節。
外貿公司經營費用支出，是構成外貿企業成本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在計劃經濟體制時，由于吃“大鍋飯”，這部分費用未被重視起來，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尤其是從實行承包責任制以后，辦公經營費用作為成本支出的一項重要內容，與職工創造的利潤，以及完成任務后的資金分配都牢牢掛起鉤來。
有些進出口公司將費用支出指標、利潤指標和獎勵指標落實到個人（如上海基地進出口公司的陸長生管理法），這種用投入產出法將支出費用和創造利潤聯系起來的制度，無疑對最大限度降低辦公費用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有的進出口公司采用此方法，僅電話費用，就節省了幾萬元人民幣，而且對每個業務員來說，這種機制使他們的頭腦中都上緊了節約費用開支這根弦，于是能寫傳真聯系業務就不用電話，能坐火車就不乘飛機。
辦公費用的節省，不僅為公司節約了經營費用，也為業務員本身帶來了經濟效益。
在投入產出公式中，辦公費作為投入部分，是分母，產出部分是分子，當分母縮小時，即使分子不變，收益仍然會增加。
（五）適當制定業務員工資與獎金的比例，也能有效控制成本。
在外貿公司，業務員的經營活動直接為企業創造經濟效益。因此，業務員的經營能力、外語水平、對市場的了解程度、對商品特點的熟悉程度，以及對國內工廠和國外客戶的掌握程度等等，都成為他們為企業創造利潤的重要因素。在掌握等量流動資本后，素質高的業務員可以比一般素質的業務員多創造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
因此，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外貿公司尤為重要，這也是外貿企業留住人才的有效途徑之一。
在支付業務員的工資與獎金中，兩者的比例的制定對控制成本有重要意義，如果兩者關系是3：7，那么業務員只在創造一定量利潤后，才能得到相應的獎金，這樣在投入產出比例中，由于產出的加大，會使企業成本相對降低。
第3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以基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增長模型為基礎，構建了企業人力資本評估模型，以期為人力資本評估開辟一條新的途徑。
知識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將具有一定知識、技術的人力資本獨立地納入經濟運行體系中，并作為企業運行的第一經濟要素資源。自從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率先提出人力資本概念以來，人們圍繞人力資本的評估和定價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
一、人力資本評估方法綜述
隨著現代企業管理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發展，人力資源對于企業的作用也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重視。人力資源與固定資產和資金一樣成為維系企業運營和關系企業生存的重要因素。企業通過對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源進行合理準確的計量，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基礎。企業其他資產的評估，在長期的企業管理理論與實踐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比較規范的方法體系。當前人力資本的評估主要借鑒了有形資產評估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是重置成本法、市場比較法和收益法三種。
1．重置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是從歷史成本的角度來推導資產的價值，它是根據過去發生的市場交易情況，由過去的數據來測算和推導資產的現時市場價值。成本法的產生基于替代經濟原則，即一個投資者在購置一項資產時，在投資后獲得收益的情況下，愿意承擔的獲得這一收益的最小支出，這一支出不會超過構建一個與該項資產具有相同用途的替代品所需要的成本。具體到企業人力資本評估，就是用從雇用新員工到員工退休所須支付的工資報酬以及教育、培訓費用等來衡量人力資本價值。用工資報酬來反映人力資本價值的方式較為直觀，容易被社會和企業所理解，這也是當前較為普遍的做法。但是這種方法忽略了人力資本作為資本的增值性特點，將其同一般的固定資產等同起來，未能全面反映人力資本對企業的重要作用和對企業價值的貢獻。
2．市場比較法。市場比較法的使用前提是必須具有完善、充分發展的市場。在市場中可以找到與被評估資本一致或相類似的資產，以類似資產的市場公允價值來確定被評估資產的價值。從我國實際來看，市場中對人力資本的價值評估沒有形成公認的標準，完善的人力資本市場也尚未形成，因而無法通過市場價格來評估人力資本價值。
3．收益法。資產的價值一般都能夠通過未來經濟收益的現值得以體現，這就為收益法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收益法是指以資產經濟壽命期間產生的凈收益的現值來確定資產價值的方法，該方法經被評估資產預期獲利能力與平均資金利潤率(折現率)估算出資產現值，以此確定重估價值。簡單地說，就是將被評估資產未來的預期收益折算成評估基準日的現值的方法。這種方法應該說較為合理，它考慮到人力資本在運用中產生的實際效果，并且將資產價值與企業固有的風險聯系在一起。
收益法有三個基本要素：①資產所能產生的收益額；②設定的收益期限；③設定的實現預計收益的風險，即折現率或風險收益率。用收益法評估企業知識產權的關鍵就在于確定這三個參數。因此，采用收益法評估知識產權的立足點是企業知識產權的價值由其所產生的收益決定，并不考慮創造該知識產權的成本。其基本公式是：
其中：v表示知識產權的價值；RJ表示被評估知識產權第j年的預期收益；n表示被評估知識產權的經濟壽命；i表示折現率或風險收益率。
在上述三種方法中，收益法可以說是評估企業知識產權最合適的方法。恰當地選用以上三種方法來評估知識產權，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知識產權的價值。但總的來講，這幾種評估方法的運用與評估師的知識結構、水平和經驗技術有較大關聯，因此其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不能客觀科學地反映人力資本的內在價值。
二、人力資本評估模型的構建
為了對企業人力資本做出更加客觀、公正、科學的評估，我們必須根據人力資本在企業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結合目前有形資產評估最常用的收益法建立企業知識產權評估的一般模型。企業的收益一般是企業所擁有的各種資產(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收益產生的過程中，企業的各種資產做出的貢獻是不同的，每種資產的價值即可認為是由其做出的貢獻決定的。
1．人力資本貢獻率推導。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認為，一定量資本所產生商品的價值等于c+v+x。其中：C表示不變資本；v表示可變資本；x表示產品中的剩余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不變資本把自身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并不發生任何量的變化，不會增值，而勞動才是價值增值的源泉。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付出的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知識、技術、管理才能、各種冒險精神等)。在此，我們將腦力勞動作為人力資本，采用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資本調整系數的處理方法，通過調整系數計算出企業人力資本價值。計算人力資本價值的關鍵是人力資本價值分割比率的確定，其可由人力資源專家和評估人員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確定。因此，經濟增長的直接決定因素是不變資本、勞動力(本文主要指重復性的體力勞動，主要用勞動數量衡量)和人力資本的增長，即經濟的增長主要來自固定資產創造的價值F、人力資本創造的價值Z以及勞動力創造的價值HC-方面的貢獻。如果用G表示企業生產增加值，則可以得到：
對兩邊進行微分得到：dG=dF+dz+dH單位勞動創造的附加值為(G—F)／L。因而，由dL帶來的附加值增量為：dH=[(G—F)／L]dL。
設人力資本創造的貢獻率為，or=FIG，則：
產投入與產出比，其值是已知的。
2．人力資本評估模型的構建。第i年因人力資本的貢獻而產生的收益為dGj。結合收益法，將粕年的收益以行業利潤率作為折現率進行折現，然后求各年收益的總和，得到企業人力資本的價值。具體評估模型如下：
其中：P為企業人力資本價格；為第j年人力資本對企業凈產值增長的貢獻率；r為行業平均利潤率；為人力資本分割化系數；dGj為第i年的企業凈產值增量；nY，j企業收益可持續年限。
在運用這一模型時，首先要確定人力資本對企業凈產值增長的貢獻率，主要確定第一年的投入產出比、企業凈產值增長率、折現率、勞動增長率、固定資本增長率和企業收益可持續年限。其中：第一年的投入產出比可以根據企業第一年的財務報表數據得到；企業凈產值增長率可以通過歷史數據和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分析求得；折現率采用行業平均利潤率；勞動增長率和固定資本增長率可以通過企業的計劃數據或者歷史數據求得。對于企業收益可持續年限，通常有兩種確定方法：①取所有職工勞動合同的平均剩余年限。這種方法很方便，但可靠性較差。②取該行業的企業收益波動周期平均年限的一半，波動周期的長短可采用抽樣調查法取得。這種方法比較復雜，但比較客觀。
例：某企業本年年初的凈產值為10000萬元，凈產值年增長率為0．1，銷售收入為25000萬元，企業資產為18000萬元，固定資產投入年增長率為0．1，上年固定資產的投入產出比為03，勞動增長率為0．01，行業平均利潤率為0．1。通過市場同類產品調查和專家預測可知，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可持續收益期大約為10年，人力資本分割化系數為0．3。該企業的人力資本價值評估過程為：
首先可以得到aj=ao=0．3，則：
三、人力資本評估模型的優缺點
第4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搖教育經費投入?搖辦學條件?搖農村教師流失
城鄉基礎教育均衡發展是指基礎教育系統的各部分、各要素在城鄉之間逐步建立并保持協調、有序、相互促進的關系,從而實現城鄉基礎教育整體功能優化發展。它是城鄉基礎教育由非均衡態向均衡態轉化的過程,也是現代教育發展的新境界和新理想,是對教育民主與教育平等的追求。當前,我國城鄉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在許多方面面臨著嚴重挑戰:一是城鄉教育經費投入差距明顯;二是城鄉辦學效益差距較大;三是城鄉師資狀況差距顯著;四是城鄉教育質量差距不容忽視;五是城鄉教育負擔不公十分突出;六是城鄉基礎教育消費差距嚴重。筆者調查發現,影響城鄉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經濟收入差距、師資力量配備不均、教育政策偏差、文化觀念差異、教育自身因素等許多方面,其中,45.19%的人認為經濟收入差距是影響我國城鄉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主要原因,所占比例最高。一般而言,經濟和收入狀況是基礎教育發展的基礎性因素。教育要發展,經濟是保證;教育要投入,收入是基礎。我國城鄉基礎教育之所以出現了懸殊的非均衡發展現象,首先是因為城鄉之間在經濟總量方面有所不同,在收入狀況方面存在差距。由于城市經濟實力比較強,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較高,當地政府和居民就有充足的資金投入教育;而農村則正好相反。所以,對于城鄉基礎教育均衡發展,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一、城鄉收入差距導致城鄉基礎教育經費投入的巨大差別
城鄉收入差距首先表現為城鄉國內生產總值的不同。國內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它有三種表現形態,即價值形態、收入形態和產品形態。從價值形態來看,國內生產總值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貨物和服務價值超過同期中間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差額,即所有常住單位的增加值之和。一般而言,能夠用一產、二產、三產的構成反映國內生產總值的價值形態,其中,第一產業(即農業)是鄉村從事的主要產業形式,第二、三產業則是城鎮從事的主要產業,所以,可以用第一產業的產值表示農村國內生產總值,用第二、三產業的產值表示城鎮國內生產總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是隨著三大產業產值的增加而逐步增加的,但三大產業所占比例則有不同的變化。1980年之后,第一產業的產值所占比重是逐年下降的,而第二、三產業的產值所占比重基本是上升的。2008年,第一產業的產值雖然已經增長為34000億元,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下降到11.3%,也就是說,農村經濟的地位逐步下降;同年,第二、三產業的產值之和已高達266670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8.7%,也就是說,城鎮經濟處于絕對的強勢地位。正是這一城鎮強勢經濟和農村弱勢經濟的極大反差,使城鄉基礎教育投入出現了巨大的差距。2006年,我國城鎮普通小學校均教育經費為119.07萬元,農村小學校均只有38.18萬元,城鎮小學是農村小學的3.12倍,差距之大顯而易見。
二、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城鄉基礎教育辦學條件的懸殊差異
城鄉收入差距也表現為城鄉資本有機構成的不同。資本有機構成是指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的而又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即不變資本價值(C)與可變資本價值(V)之比。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不變資本價值的主要組成部分,表現為固定資產原值、基本建設投資、更新改造投資等許多方面。因此,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城鄉人口一起核算能夠反映出城鄉資本有機構成的差距。目前,我國城鄉人口雖有變化,但在一定時期是比較恒定的,也就是說可變資本價值基本上穩定。然而,政府投入城鎮和鄉村的不變資本價值卻是不同的。2006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居民人均高達16180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僅有2254元,前者是后者的7.18倍。這就是說,城鎮的資本有機構成大大高于農村。正是這種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導致了城鄉辦學條件的懸殊差距。同年,我國普通初中有危房1454.5萬平方米,而農村普通初中卻有1129.8萬平方米,所占比例高達77.68%;就購置專用設備金額而言,城鎮普通初中校均為6.28萬元,農村初中校均僅有2.94萬元,相差3.34萬元。因此,無論是校舍的建設、危房的改造,還是課桌凳、圖書以及專用設備的購置都取決于城鄉資本有機構成的大小。
三、城鄉收入差距造成城鄉基礎教育負擔的嚴重不公
城鄉收入差距還表現為城鄉財稅收支狀況的不同,而財稅收支狀況可以通過財稅政策集中地反映出來。計劃經濟時代,為了推進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我國制定了一整套明顯偏袒城市、歧視農村的政策體系。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政策雖有改觀,但并未根本好轉。一方面,財政政策的錯位明顯。長期以來,我國將物資、資金和人才等要素優先或傾斜配置給城市,城市居民享受包括就業、住房、教育、社會保險、公共設施建設等一系列優惠;而對于農村,下達的是統購統銷計劃,無償或低償調配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及牲畜等農副產品。后來,雖改為糧食定購制度進而取消了農業稅,但農民的收入依然偏低。并且,對于農村的義務教育、公共安全、衛生防疫、道路建設等應由國家投入的公共產品,有一些仍然落在農民身上,由農民來承擔。特別是應該由國家財政負擔的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一部分(如代課教師的工資)也由鄉村自行籌款支付。2006年,我國農村中小學有代課教師427524人,農村幼兒園有代課教師84207人,二者相加共計50多萬人。若按人均每月最低工資標準500元計算,一年就是30多億元。這些錢都是從農民身上擠出來的,即農民負擔了本該由政府負擔的教育經費支出。
另一方面,稅收政策的標準不一。在城市,經多次改革,建立了一套以征收增值稅、所得稅為主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稅收制度。而在取消農業稅之前,農村稅費種類一直很多,主要有農業稅、農業稅附加、農業特產稅、屠宰稅、三提五統、勞動積累工和農民義務工等。這種稅收制度對農民來說,顯然極不公平。因為它違背了平等競爭、公平稅負的稅收原則。“農民負擔應控制在上年以村為單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以內”的規定,對農民其實非常苛刻,因為它無納稅起征點可言。城鄉不同的賦稅政策,使農民人均稅額是城鎮居民的4倍,而同期城鎮居民的收入卻是農民的6倍。農業稅取消之后,對農民的收費依然存在,如共同生產費、一事一議籌資等。其實,第一產業收益率本來就低,農村用于教育的資金往往捉襟見肘、入不敷出,貧困地區的農村尤甚。因此,許多農村學校不僅沒有規范的師資力量,而且缺乏起碼的教學設備。難怪有人用“吃飯靠國家,辦學靠附加”來形容農村教育的現狀,因為國家欠農民的實在太多,欠農村的無法彌補。
四、城鄉收入差距致使農村優秀教師大量流失
城鄉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不僅使農村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而且使農村教師的流失現象也十分嚴重。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農村優秀教師往條件好、工資高、利于自己發展的富裕城鎮地區流動,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若當教師離開原教學單位后出現了教職空缺,而空缺出現又無人填充或者接替者不能勝任教職所引起的教育教學質量下降,我們稱這種不合理的、非良性的流動為教師流失。近一段時間,有關農村教師流失的報道很多。譬如,浙江省青田縣農村教師2005年流失64人,2006年流失66人,2007年流失108人,2008年預計流失人數在200人左右。這種現象不只是青田縣存在,在我國許多農村地區都有類似的情況,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問題。其實,造成農村教師大量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師個人發展的需求,也有超強工作量的壓力,但主要還是艱苦的工作環境和較低的工資福利。《國家教育督導報告2008(摘要)》指出,教師工資收入水平城鄉差距依然較大。全國農村小學、初中教職工人均年工資收入分別僅相當于城市教職工的68.8%和69.2%。2006年與2005年相比,分別有13省、自治區、直轄市農村小學、初中城鄉教職工工資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種收入差距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到農村從教,也不利于農村教師隊伍穩定,因為它嚴重違背了“成本與收益相符原則”。當農村教師實際收益小于其成本時,就可能放棄目前的工作而另尋他就;當實際收益小于預期收益時,則可能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因此,當成本一定的情況下,收益高的地方或行業總是人們所向往的。而教師職業高昂的投資成本與收益不成正比,兩者之間的不協調,特別是實際收益小于預期收益,是農村骨干教師流失的主要原因。
五、城鄉收入差距使城鄉家庭教育消費差別明顯
一般來說,家庭教育消費主要包括學雜費、教材費、校服費、食宿費等基本性教育支出;家教費、補課費、課外書籍費等擴展性教育支出;為了子女能入“好學校”而支付的捐集資費、擇校費等選擇性教育支出;為了讓孩子出國就讀而支付的留學費等豪華性教育支出。這些教育支出是由低到高分層次的,是隨著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而逐步實現的。由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城鄉家庭教育消費和學生接受教育的差別會越來越大。城市的居民從學前開始,就為孩子的將來發展做準備,為孩子進行大量的教育投資,甚至有的家庭拿出幾十萬元讓孩子出國學習。而農村的孩子很可能因家庭連幾十元的學雜費都交不起而失學。
有人對1990―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變動對教育投資的影響進行了回歸分析,計算出判別系數R2=0.98(R為相關系數),得出收入與教育支出呈現高度相關性的結論,即家庭人均收入越多,家庭教育投資也越多,換句話說,不同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導致了家庭教育投入的差異。如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786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140元,前者是后者的3.33倍;相應地,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消費為1329元,而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費僅為306元,前者是后者的4.34倍。城鄉教育消費的不同是隨著收入差距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家庭教育消費是隨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長的,也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其家庭教育消費行為的影響是很大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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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國統計年鑒-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第5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關鍵詞：辨析；“三位一體”；二重性
中圖分類號：F014.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2）-0067-04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薩伊關于“三位一體”的公式，所謂資本分配到利潤，土地分配到地租，勞動分配到工資。針對三位一體這一公式的內容我國理論界對其評價主要從它的錯誤方面展開的。它的錯誤就在于它割斷了生產和分配的內在關系，也割斷了分配主體與分配對象的內在聯系，還混淆剩余價值實體的二重態。本文在這里運用馬克思唯物辯證的分析方法重新理解各種收入及其源泉――辨析“三位一體”公式的二重性，既批判公式的虛偽性又在一定的理論框架內闡述它所具有的合理性。
一、正確認識收入之分配與源泉的區別
研究分配問題不能不研究收入。收入，既是各個社會主體按照法律賦予的分配依據獲取的分配結果，也是各個社會主體在既定的社會形式中進行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的經濟基礎。沒有收入，分配原則與分配依據就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收入，就沒有所有權、占有權、索取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經濟活動的可持續進行。
收入之分配與收入之源泉是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問題。具體地說，收入之分配，首先決定于分配制度的性質與構架，進而決定于經濟制度的社會性質；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由于資本既有分配的主體也是運營、生產的主體，所以收入分配的實質是對剩余價值的占有與分割。
收入之源泉，首先決定于社會財富的運營，進而決定于社會財富的生產方式，歸根結底決定于創造社會財富的剩余勞動。剩余勞動是人類社會中所有收入的源泉，所以誰占有剩余勞動，誰就占有財富，誰就占有收入的源泉；盡管剩余勞動永遠是勞動者提供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框架中，剩余勞動是雇傭勞動中超過必要勞動的部分，剩余價值是超過雇傭勞動者勞動力價值以外的部分，因此，所謂收入之源泉的問題實際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創造的問題。
馬克思以前的許多經濟學家，例如斯密和薩伊，由于沒有科學區分剩余價值的分配與剩余價值的生產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因而都無意或有意地混淆了收入分配與收入源泉兩者之間的聯系區別，“三位一體”公式就是這種混淆的理論表現形式。為了極其清晰地揭示出分配關系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全面、深刻地辨析“三位一體”公式的虛偽性和合理性，以便從整體上再現資本作為商品化經濟或市場化經濟主體的復雜二重性質。在這里，唯物辯證的二重分析方法又成為解剖資本分配制度和生產制度二重性的銳利武器。
二、三位一體公式對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的錯誤表達
――把具有完全不同的社會性質的經濟財富生硬地捆綁在一起。
第一，三位一體公式中的第一位財富的代表是資本。資本作為生產方式、運營方式、分配方式的主體，它不是單純 的“物”或單純的生產資料，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①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普照一切的光，它是這個社會財富的主體。作為社會財富的主體，資本依據自己的權能與分配依據占有利潤（企業主收入和利息），即占有剩余價值，但資本不是剩余價值的源泉。剩余價值是雇傭勞動中的剩余勞動的物化和實現。
第二，與資本并列的第二財富的代表是土地。土地，作為經濟過程之外的“粗糙的混沌一團的天然物”②或“自然晶”，只有它的自然屬性為人類具有使用價值的時候，它才有可能進入經濟過程之內而成為“經濟品”，成為經濟財富的一種物質形態。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中，作為具有使用價值的土地本身是一種生產要素，而不像資本那樣本身就是價值并且是能夠增值的價值。土地本身，作為一種自然物、經濟物、生產要素不可能是剩余價值的源泉，“剩余價值不可能是土地創造的。”③
［注：①②③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0、1061、920、922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頁。］
第三，與資本、土地并列在一起的第三位財富的代表是勞動。然而，勞動從來就不是財富。這是因為，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以潛在的形式存在于活著的人體――勞動者身上并且只有借助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才能釋放出來的活動。勞動二重性的理論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中，雖然采取雇傭形式的勞動，不僅能夠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從而創造資本財富，但是它本身卻沒有價值，因此，它也不是工資的源泉。
――把具有不同性質的經濟收入混為一談。
三位一體公式，既然錯誤地把在經濟上具有不同社會性質的資本、土地和勞動并列為三種財富，那么它也一定會錯誤地把利息、地租和工資歸結為這三種財富的“各自的產物，它們的果實”。也就是說，把“資本、土地和勞動，分別表現為利息（代替利潤）、地租和工資的源泉……前者是依據，后者是歸結；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結果；而且每一種源泉都把它的產物當作是從它分離出來的、生產出來的東西。”④顯然，三位一體公式的這樣一種歸結是錯誤的，因為，經濟收入的社會性質決定于經濟財富的社會性質。在商品化、市場化的經濟社會中，資本是經濟財富的表現形式――擁有資本就意味著擁有商品（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勞動力）貨幣、信用等，因此，在以資本為財富主體分配體系中，各種形態的財富無不打上資本的烙印，各種財富的收入也無不打上資本的果實――剩余價值的烙印。
利息再加上企業主收入就是利潤。利潤，作為剩余價值的主體，雖然說是資本的收入，但是卻不可以反過來認為資本就是利潤，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的源泉。因為，利息、企業主收入以及整個利潤的源泉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的實體是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資本，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主體，只是占有剩余價值的經濟依據或獲取利潤的社會權力。在這里，為了敘述方便，我們不妨把剩余價值叫做廣義的資本收入，而把“剩余價值一部分由資本家作為收入消費”的部分叫做狹義的資本收入。廣義的資本收入減去狹義的資本收入等于剩余價值中的“用作資本或積累來”的另一部分。⑤
地租，確切地說資本主義地租，與其說是土地的收入，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收入，即一種可以和資本所有權相交換或相通約的資本化了的收入。把地租收入的源泉歸結為土地，而不是歸結為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更不是歸結為剩余價值――這一混亂本身說明三位一體公式對于各種經濟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經濟聯系，是極其混亂甚至是一竅不通的。
工資，是三位一體公式中把經濟性質攪和得最為混亂的一個范疇。首先，工資的實質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或價格。其次，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或價格，工資在現象上表現為勞動力商品買者和賣者討價還價之后確定的交易費用。其三，這個交易費用，對于買者和賣者來說，具有截然不同的經濟性質：對于賣者，它是生存、生活的費用，也就是用于購買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商品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費用，沒有這個費用，勞動力商品就不能再生產出來，雇傭勞動者就失去再出賣勞動力商品的經濟基礎，因而也就喪失賴以生存或生活的經濟基礎。對于買者，它是用于購買勞動力商品的生產費用，沒有這個生產費用的支出，貨幣資本就不能轉變成可變資本，就不能把不變資本從死態中喚醒，因而資本也就不能增值。其四，無論是作為雇傭勞動者再生產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還是作為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的生產費用，工資都不是一種財富分配范疇，因而也不像利息或地租那樣是一種財富收入的范疇；工資，如果能夠作為一種收入，那么只能是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即由雇傭勞動在每年都創造出來的新價值V+M中減去廣義的資本收入（M）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V）。
――把企業主收入混亂而荒謬地內含在工資之中。
第一，企業主收入是利潤中的一部分，因而是名副其實的資本收入。如前所述，企業主收入的和利息，不過是貨幣資本家與職能資本家，根據共同占有剩余價值的原則，對資本收入的一種分割；或者說是資本所有權與資本職能分離后，根據資本權能體系的規則，對利潤進行分割后的具體經濟形式。顯然，對這些資本收入的分配，或者對這些利潤的分割與雇傭勞動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企業主收入和利潤的分成比例是以利潤為前提的。在借貸資本與職能資本存在的情況下，利潤要在兩種資本家中間實行分割，其分割的理由是兩種不同職能資本的權利同時存在和相互對立形式為基礎。但是進行這種分割的價值基礎是以利潤或剩余價值被生產出來為前提的。
［注：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5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0頁。］
第三，把企業主收入當作指揮勞動或監督勞動的管理工資，不僅在理論上是混亂的，在實踐上也是違背事實的。早在馬克思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擔任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范圍以內的事情。”①
三、三位一體公式對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理論表述的合理性
（一）從分配主體和分配對象的變化，看三位一體公式的合理性
在這里，為了說明在三位一體公式理論混亂的背后所包含的合理性，馬克思強調從財富（價值）分配的角度，對與總產品價值W=C+V+M相聯系的總收益、與價值產品V+M相聯系的總收入、與剩余價值M相聯系的純收入進行了極為詳盡地闡述。他說：“總收益或總產品是再生產出來的全部產品。把固定資本曾被使用但是沒有消費掉的部分撇開不說，總收益或總產品的價值，等于預付的、并在生產中消費掉的資本即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加上分解為利潤和地租的剩余價值……總收入是總產品扣除了被償預付的、并在生產中消費掉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和由這個價值部分計量的產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價值部分和由這個價值部分計量的產品部分。因而，總收入等于工資（或要重新轉化為工人收入的產品部分）+利潤+地租。但是，純收入卻是剩余價值，因而是剩余產品，這種剩余產品是扣除了工資以后所余下的、實際上也就是由資本實現的并與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價值和由這個剩余價值計量的剩余產品。”②當理論前提（包括理論框架）調整到――分配主體是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也就是資本在財富生產和財富交換過
程中所涉及的全體參與者，分配對象不僅是資本的純收入而是總收入或國民收入的時候，馬克思認為三位一體公式首先“從下述意義上講確實是收入的源泉：對資本家來說，資本是一臺永久的吸取剩余勞動的抽水機；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土地是一臺永久的磁石，它會把資本所吸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吸引過來；最后，勞動則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條件和不斷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資的名義下取得他所創造的一部分價值，從而取得由這部分價值來計量的一部分社會產品，即必要生活資料。其次，它們從下述意義上講是收入的源泉：資本會把價值的一部分，從而把年勞動產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潤的形式上，土地所有權會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傭勞動會把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資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這種轉化，使它們變成了資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①
（二）從國民收入與再生產的關系上看三位一體公式的合理性
第一，工資是資本再生產購買生產要素（勞動力）的費用。資本再生產的起點是購買生產要素，因此，“要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生產，必須經常備有專供支付工資用的貨幣形式的資本”。②國民收入中對工資價值部分的分配絕不是某個企業或產業的孤立的現象，“而成為社會范圍的商品生產的決定性前提”。③于是，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消費資料的分配，而是生產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勞動力則與物的因素相分離，處在另一方。”④
第二，工資的價值在再生產過程中具有二重職能。一方面，工資作為購買勞動力的貨幣首先是以資本形式存在，貨幣資本與勞動力商品的交換成交后，勞動力商品就作為生產資本的人的要素與其他物的要素（生產資料）相結合，并在再生產過程中不僅再生產出能夠補償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即再生產出再去與勞動力商品交換的工資，而且還再生產出剩余價值，即再生產出資本的收入――利潤和地租。另一方面，那個首先以資本形式與勞動力商品相關換的貨幣，就作為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取得價值，轉化工人的收入，即工資，并且在貨幣收入轉化為生活資料時被消費掉。
［注：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版，第929頁
②③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40、40頁。
⑤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628頁。］
第三，由工資決定的工人的生活消費在再生產過程中具有二重作用。工資作為購買生活資料的貨幣支付本身就是現實的市場購買力。因此，工人的個人生活消費它本身就是資本產品價值的實現條件。因此，“工人的個人消費一方面保證他們維持自己和再生產自己”的同時，另一方面也“通過生活資料的耗費來保證他們不斷重新出現在勞動市場上”⑤因此，工人的個人生活消費對他自己來說非生產的，而對資本家和國家來說，是生產的，它生產了創造別人財富的力量。這就是說，由于勞動力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要素，所以“工人階段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⑥
第6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 企業理論; 規模; 治理結構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194（2008）01-0137-06
在科斯1937年發表著名論文《企業的本質》以前以及在其后的30多年里，企業理論并不是經濟學中的主要論題，而是散布在古典經濟學的著作和新古典經濟學所構造的廠商理論中。在新古典光環的掩蓋下，企業理論被大大忽視了。隨著20世紀70年代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的逐步確立，企業理論才逐漸成為一個流派而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但是，從這些被埋沒的文獻中人們仍然能夠發現那些對企業的深刻見解。許多論題在現代經濟學方法的重要闡釋下，仍然可以煥發新的活力。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在國內興起并占據主導地位，而馬克思的企業理論則被忽視和淡化了。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
一、馬克思企業理論分析的方法論特征
馬克思企業理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觀。在《序言》中，馬克思做了如下經典論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變革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P32-33)這一經典論述表明了馬克思對人類社會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對構成社會有機整體的各種關系進行科學抽象，從復雜的社會關系中抽象出反映人與人之間物質利益的經濟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關系總和基礎上的上層建筑，然后把這兩層關系又歸結為生產力，來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進行深刻剖析。劉鳳義、沈文瑋認為這一方法論應用到企業理論研究中，就具體化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規律中揭示企業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問題；在一定時期的社會生產關系中研究企業的經濟性質問題， 在生產和交換的有機結合中研究企業的內部關系及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2］(P38-42)。
馬克思的企業理論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因此，這一企業理論的出發點不是建立在對人的行為的某種假設的基礎上，而是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企業內部、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市場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中，個人與制度整體存在著辯證聯系，個人是一定制度中存在的人，而制度又是無數個人共同形成的制度。先于制度的個人或先于個人的制度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研究歷史的、現實的個人行為，必須將其置于具體制度中；同樣，研究制度也必須與具體的、現實的個人行為相聯系。因此，馬克思主張從現實生產關系出發研究人，把人的本質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在馬克思的經濟分析中，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 ［3］(P12)。馬克思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個人物質利益內容的抽象假設上，而是深入研究個人物質利益的具體內容以及這一內容背后的決定因素。馬克思的企業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們物質利益關系的深刻揭示。他通過對資本主義企業內部關系的分析，揭示了剩余價值的形成過程、工人工資的本質，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統治勞動的經濟性質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關系；通過對企業與市場關系的分析，揭示了企業資本正常循環和周轉的內部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條件之間的矛盾；通過對企業與企業之間關系的分析，揭示了資本家的個人利益不完全是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是受利潤平均化規律支配的。
從唯物史觀和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馬克思對企業的分析既不是單純局限在生產領域，也不是單純局限在流通領域，而是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用系統的動態發展觀研究企業問題。由于運用系統的動態發展觀，所以在馬克思的研究中，企業不再僅僅被視為市場的微觀主體，而是被視為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經濟系統”。馬克思認為，企業系統最深層的關系是由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資本主義企業內部人們之間的本質經濟關系不是平等、民主關系而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而表層關系則表現為企業作為經濟組織把追求最大化利潤作為經營理念，人與人在企業內部上下級之間都是權威與服從的關系，勞動者之間是分工協作關系，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平等交換的關系等。系統的動態發展理念貫穿于馬克思企業理論研究的全部，這一點從《資本論》的整體結構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證明。在第一卷，馬克思從生產領域出發，主要考察了資本主義企業的起源、本質和經濟性質等問題；在第二卷，馬克思再從流通方面考察了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在第三卷，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中考察了資本主義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企業運行的經濟實質。總之，馬克思正是通過運用生產過程和流動過程相結合的分析范式，才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深層本質關系，而且揭示了企業與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表層關系，從而完成了對資本主義企業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全部認識過程。
二、馬克思的企業起源理論
企業是在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分離達到一定程度、私人勞動在創造與實現價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不斷加劇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使西歐社會的私人手工生產者直接面對巨大且變幻莫測的世界市場，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跳躍”也更為“驚險”；同時，市場的擴大又進一步強化了生產者進行技術變革的內在激勵，加速了同一部門生產條件的分 ［4］(P34-39)。這表明有必要通過某種一體化的組織實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社會性結合。此外，16世紀西歐的資本原始積累運動，形成對分散的自由勞動力進行一體化組織的重要力量，為新生產方式的出現準備了物質條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較多的篇幅，歷史和邏輯相統一地專門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詳細探討了資本主義企業產生的條件和原因，主要可以將其歸結為四個因素：
一是協作。隨著商品流通的發展和對商品需求的增長，個體小生產在生產上的局限性，導致了協作這種聯合生產的最初形式的產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5］(P358)協作之所以成為企業的起點條件，是因為協作提高了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同時，協作和分工是兩個既彼此不同又相互聯系的范疇，協作使勞動過程相互結合，分工則使勞動過程相互獨立；為了提高生產力，協作要以分工為基礎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勞動，而分工則需要通過協作創造出一種超越個人勞動力的更高的勞動力。馬克思從九個方面分析了分工協作的意義：一是分工協作可使相互間的勞動差別抵消，形成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二是分工協作可以使生產資料因共同使用而得到節約；三是分工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創造了集體力；四是分工協作引起競爭力和特有的精力振奮而提高個人的工作效率；五是分工協作可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而提高勞動效率；六是分工協作可以同時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而縮短總勞動時間；七是分工協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緊急任務；八是分工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九是分工協作可以集中勞動力以縮小生產場地，從而節約非生產費用。馬克思從協作入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把握住了總體勞動和單個勞動的區別，這種區別從現代的觀點看，即是企業與市場的區別。
二是勞動力成為商品。馬克思認為，協作自古就有，但資本主義協作和過去的協作有著本質的區別，只有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才轉化為資本，這是資本主義企業形成的關節點。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基本條件是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和一無所有。馬克思通過剖析W-G-W資本總公式的矛盾，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起源的秘密。他說“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 ［5］(P193)。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企業產生的前提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
三是追求利潤。馬克思的分析認為，資本家辦企業的目的，不僅是要生產產品，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是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是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利用勞動的協作形式來組織企業，其最終的目的在于用最小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節約預付資本，節約生產性費用和流通費用等各類費用，縮短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及必要勞動時間等各類時間，其內在動力在于追逐利潤。在追求剩余價值方面，馬克思沒有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當事人的經驗動機的理解上，而是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規定了這些當事人行為的客觀意義。追求剩余價值，即謀求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作為一種處于特定社會存在中的行為的客觀意義，被假設為普遍的動機，或支配行為的普遍準則，而實現某種水平的利潤或利潤率， 則是外化的經驗行為 ［6］(P30-42)。
四是最低資本額。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企業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取決于所雇傭的工人數，而要雇傭一定量的工人，就需要有一定量的可變資本和相應的不變資本。貨幣或商品所有者只有當他在生產上預付的最低限額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最高限額時，才真正變為資本家，即形成資本主義企業。這是因為，作為一個“人格化”的資本，他的全部時間都要用來占有從而控制別人的勞動，用來出售這種勞動的產品，而這必須大大超過“小業主”所雇傭的人數 ［7］(P35-40)。
綜上所述，馬克思關于企業如何起源的分析的結論是：在一定的技術和協作的基礎上，為追求預期利潤而用相對最低額以上的資本購買勞動力商品及相應的其他生產要素，作為生產組織，企業的產生及其演變的深刻根源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對企業起源的分析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用動態的方式分析了資本主義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最終又被具體的歷史過程所驗證。馬克思對企業起源的分析與西方企業理論尤其是西方主流企業理論的分析相比，更具有歷史真實性，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的特點，從而使其理論表現為內生性的企業理論。
三、馬克思的企業規模理論
馬克思不僅對企業的起源問題有著深刻的論述，而且對企業的發展規模也有著詳盡的、精辟的論述。馬克思不僅從技術角度解釋企業的規模決定問題，還結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定性質，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企業規模變動的歷史規律。
馬克思對企業規模的討論同樣是和唯物史觀相聯系的。馬克思把企業規模的大小和制度變遷，看做是技術、協作、勞動力、資本、市場和利潤等基本經濟條件變化的必然反映，看做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發展及相互作用的結果，其實質是相對剩余價值的提高。馬克思認為，一方面，資本家組建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剩余價值，在一定條件下，企業的規模越大，越能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利潤。追求剩余價值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欲望使資本家愿意不斷擴大企業規模。另一方面，資本家擴大企業規模的欲望也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
一是專業化分工的技術力量決定了分工的程度和數量。在資本家統一指揮下工作的工人人數和機器設備都是由企業分工的技術力量決定的，工人人數的比例必須符合生產工序的要求，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結合必須符合一定的比例。
二是資本集中程度的限制。馬克思在討論手工工場時認為，一個企業的建立，既取決于單個資本家能夠支付多大的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又取決于資本
家能夠拿出多少資金作為不變資本的投┤ ［8］(P19-25)。
三是管理監督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資本家對工人和生產資料的運用進行協調會產生困難。由于技術上的困難，資本家對生產過程的協調有能力上的限度；由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斗爭，又會引發監督管理上的困難。“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即在工場手工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形式時期，充分實現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礙。”［5］(P406)“因此，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都可以聽到關于工人缺乏紀律的怨言。”［5］(P407)
四是流通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馬克思指出，流通費用是在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相互轉化的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其中純粹流通費用是一種非生產費用，這種費用不能在生產過程中將其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去，卻要在利潤中予以扣除。純粹流通費用所占用的資本會影響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量，從而影響企業規模。
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欲望推動著資本主義企業的規模擴張，而分工的技術要求、管理費用、資本集中度、流通費用則是企業規模擴張的限制性因素，兩者之間的張力決定了企業的規模。
《資本論》還用大量的篇幅，客觀描述了企業規模演進的軌跡：簡單協作（企業萌芽形態）工場手工業（企業初級形態）工廠制度（企業發展形態）公司制度（企業高級形態）；從資本形態的概括，還展示出另外一種企業演進的軌跡：業主制企業合伙制企業公司制企業。
首先，從簡單協作制度到工場手工業制度。作為現代企業萌芽形態的簡單協作，是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的起點。馬克思認為，隨著決定企業形成因素的發展變化，以企業內部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其起源有兩種方式：一是混成的工場手工業，二是有機的工場手工業。馬克思還詳盡地分析了企業內部分工的特點及與市場條件下分工的區別。并認為，正是基于技術性質的分工協作提高了企業效率和利潤，作為企業初級形態的工場手工業制度才占據統治地位200多年。
其次，從工場手工業制度到工廠制度。馬克思指出，雖然工場手工業以分工為基礎，但其狹隘的技術基礎和本身創造出來的生產需要必然發生矛盾。這種矛盾直接導致以機器和大工業為基礎的工廠制度的出現。工廠制度從效率與剝削兩個方面推動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演進。以機器協作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具有效率優勢和剝削優勢，因此很快征服了手工業、農業和交通等一切產業部門，占據社會經濟支配地位。企業使用機器的界限是它所費的勞動必須少于它所代替的勞動；資本主義企業使用機器的界限在于，只有機器的價值少于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時，才會使用它。這就是說，企業使用機器的規模擴張有其經濟（制度）均衡點。
再次，從工廠制度到公司制度。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出發分析了股份公司產生的必然性。19世紀30年代開始掀起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使機器大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與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及由于投資規模擴大所導致的投資風險的增加，單個資本難以突破進入壁壘，同時也無力承擔投資風險。股份公司由于既能分擔資本風險，又能快速集中資本，因此迅速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主要形式。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進行了分析，當時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已經十分發達，這就有可能通過銀行信用這一中介，使單個資本在全社會范圍內大規模聯合起來，組成股份公司。因此，馬克思得出這樣的結論：“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9］(P499)
在馬克思的企業規模理論中，企業和市場的界限是清晰的，它們是兩種不能混同的制度形式，流通費用和管理費用分別存在于企業與市場中；生產性是企業最顯著的特點，在生產過程中，物質材料或初始商品會改變其性質或形態而形成新的商品；市場交換只是完成商品在不同主體間的權利轉換；由技術進步和分工協作關系所決定的生產費用對決定企業規模起著更多的作用 ［10］(P46-51)。
四、馬克思的企業治理結構理論
企業治理結構研究是企業理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在理論界和實踐層面引起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用現代企業理論的話語解讀，企業治理結構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這些安排決定了企業的目標、行為，以及在企業眾多的利益相關者如股東、債權人、經營者、職工、供應商和用戶等中，由誰來控制企業，怎樣控制企業，風險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主體之間分配等 ［11］ (P118-121)。企業的治理結構是以人為單位按照一定的關系形成的一種組合，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形成、發展和滅亡的論述包含了對企業治理結構的深刻分析。從唯物史觀出發，馬克思從來沒有把資本與勞動間的雇傭關系以及其他經濟權力關系視為一成不變的范疇，而是認為，人們在生產系統中對各種資源的支配能力以及權利的分配是社會生產系統性質的集中反映，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
在處理“為什么是資本雇傭勞動”這個命題時，馬克思提出了動態的“資本雇傭勞動觀”，他首先闡述了資本與勞動間的關系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有固定的、一成不變的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其次分析了“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為什么在工業革命以后才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主導的生產模式；最后分析了“資本雇傭勞動”的社會生產關系必定被“勞動自主型”生產關系所替代的原因。
馬克思指出，分析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契約關系不能從孤立的、個體的、靜止的交換關系來認識，因為這種處理方式不能真正洞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只能在 “自由”、“博愛”、“平等”的語境中將沖突歸結為利己心支配下的私人利益的沖突。“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 是他們的私人利益……”［5］ (P199-200)因此，馬克思認為應當從社會生產關系領域把握資本與勞動的社會經濟關系。
馬克思認為，“資本雇傭勞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生產方式。資本之所以在私有制市場交換體系中起著主導地位，資本家之所以能夠享有對工人勞動的支配權，其原因并非物質資本從來享有對人力資本的控制權,或者人力資本更具有流動性，物質資本的專用性更強，或信用不發達，勞動者得不到資本的借貸和租賃等。從歷史的實踐看，物質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并沒有享有對人力資本的支配權。如在封建行會體系中是擁有技術的作坊師傅享有支配權 ［12］(P12-19)。其原因在于一種社會生產方式的形成并不是由某一種社會因素決定的，社會生產力系統的質變是社會生產方式質變的基礎。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體系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不確定的，特別是當分工協作體系和機器體系沒有出現以前，資本并不一定享有對生產的控制權力和完全享有索取剩余的權力。因為從封建作坊游離出來的工人往往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的生產技能，這些技能決定了初期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效率。技術工人在勞動價格的談判中具有有力的地位，使資本家無法通過各種手段來剝削工人，并且技術工人享有一定的生產控制權和決定權。“在資本的開始階段，它對勞動的指揮具有純粹形式的性質和幾乎是偶然的性質。”［13］(P331-332)
雇傭關系被作為一種社會主導性的社會生產關系必須以分工和機器體系的出現為基礎。其原因在于：
一是在分工協作和機器體系中，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代表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生產效率，從而擁有資本的所有者擁有了支配各種生產資源的能力，也就擁有社會談判的力量。
二是機器簡化了內部工人的職能，集結了資本，使工人進一步分離，加強了資本家的權威，弱化了工人的談判力量。
三是“一個單純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5］(P367-368)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的發展不體現在資本之上，而凝結在活勞動之中，那么，資本于勞動的關系就會發生質的變化，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在此階段成為“多余人”。資本雇傭勞動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客觀規律，它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的這種動態的雇傭觀體現在企業的治理結構上反映以下命題：一是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變遷而發生相應的變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占社會主導地位的企業治理結構的狀況。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及其性質決定不同生產要素在生產體系中的不同作用，那些決定并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及生產體系生產效率的要素享有對其他要素的控制力，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應當配置給那些對效率體系最為重要的要素所有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動態 “資本雇傭勞動觀”可以從更深層次把握企業治理結構發展的基本規律。各國企業發展的實踐也表明，不應當簡單地從某種主義出發，將某種制度模式奉為信條，強行要求各種經濟主體選擇這些制度安排；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多樣化的企業治理安排。
五、結語
馬克思的企業理論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的內在規律，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和生產的微觀載體，研究了資本主義企業起源、規模發展和治理結構，給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完整圖景。馬克思關于企業理論的許多分析逼近了現代企業理論的諸多論題――企業的性質、權威、內部勞動力市場、監督、企業能力、企業的邊界、不確定性、治理等，同時具有更為廣闊的視角和嚴密的邏輯。現有的企業理論研究文獻，正朝著多個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方向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企業理論動態、發展的分析和豐富的思想內涵為我們科學研究企業問題提供了積極的借鑒和啟迪。
（順此感謝南京大學洪銀興教授、葛揚教授的有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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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范文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及其理論淵源
理解經濟增長的內涵應從增長的機制和路徑兩個方面進行把握。從增長機制的層面看，經濟增長有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之分。從增長路徑的層面看，經濟增長有外延型和內涵型增長的區別。當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針對經濟增長的機制，但也涉及經濟增長的路徑，兩者是有機結合的。
從經濟增長機制看，相對于資源的使用，存在著“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粗放”或“集約”概念，起初應用于資本主義農業生產中，后來才擴大到工業生產和國民經濟增長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農業中的級差地租時，就闡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約化耕作”兩種農業生產方式，以此將“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區別開來。歷史地看，可耕地擴展的有限性，是促成農業部門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的重要經濟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內容，從來就是與資源有限性直接相關的。
當代意義上的“粗放型”和“集約型”概念，是擴展了整個國民經濟意義上的不同增長方式。粗放型增長由于具有低質低效的增長特性，依賴于生產要素的擴張，而生產要素的擴張主要是在規模、數量、產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較少重視質量、效益和效率。集約型增長由于具有高質高效的增長特性，依賴于現有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產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進步、節約能源投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管理水平，并在生產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產品競爭力，同時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程度。
從經濟增長的路徑看，經濟增長總是表現為生產成果數量上的增長，生產成果的數量增長取決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生產規模擴大的原因和表現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經濟增長有“外延式”和“內涵式”之分。馬克思在分析社會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時，針對固定資本折舊費用于擴大再生產的使用問題指出，折舊費既可以用來擴大企業規模，也可以用來改良機器，提高生產效率，“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可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生產能力提高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達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資源以擴大生產能力；二是提高生產效率以提高生產能力。
除了通過將固定資本折舊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內涵式”擴大生產這一路徑外，還可以通過新增投資用于建立新企業或擴大與改造舊企業，前者為“外延式”，后者為“內涵式”，這是另一條路徑，兩條路徑不應混同。馬克思指出：“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就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過程，而不論這種擴大是從外延方面表現為在舊工廠之外添設新工廠，還是從內含方面表現為擴充原有的生產規模”。在第二條路徑下，“外延式”增長可以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實現，“內含(涵)式”增長也可能是生產效率不變下的生產規模擴大。就是說，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長或“集約型”增長，也可以有“內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約型”增長，例如建設寶鋼就是“外延式”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的路徑，不僅取決于社會的物質資源狀況、經濟技術水平，也與生產的社會組織和合理安排相關。
從經濟增長的動力或源泉看，馬克思將生產力歸結為促進經濟增長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決定性的因素，而生產力的內涵又是豐富的，包括勞動力及其實際勞動、科學技術、生產對象即自然資源和物質條件，以及生產的社會組織等。經濟增長不僅依賴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賴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須靠技術進步，而且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做出的貢獻越來越大。馬克思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技術進步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生產形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強調技術進步的作用，也要重視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形式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
我國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長方式。在當前倡導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方式應增添新的涵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意味著要素投入方式由資本投入為主，向資本、勞動、科技投人為主轉變；需求拉動方式由投資與凈出口為主，向投資-消費-凈出口拉動為主轉變；投入產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轉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質量、高效益。
經濟增長方式必須適應生產的目的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成效已經受到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正反兩方面的驗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已逐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在集約型增長條件下，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斷緩解和克服經濟增長的瓶頸。據薩繆爾森分析：“美國產量增長的大約1／3可以歸之于勞動和資本的增長。其余2／3可以歸之于教育、創新、規模效益、科學進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導致的余留額”。他看到了經濟增長的內涵所在。
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迫切任務。應當看到，經歷2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目前已難以為繼。國際經驗表明，用大量投資支撐的增長，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從微觀角度看，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會造成相關產品的價格下跌、庫存上升，使企業經營陷入困境。而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又會加大潛在的金融風險和社會就業壓力；從宏觀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長方式由于對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產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不可再生資源耗費過度的現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長造成資金要素投入大，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份額不斷提高，投資效益下降，積累了大量風險。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長能源消耗高，我國近年來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呈增長態勢，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我國國內人均資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資源和45種主要礦產資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國際上許多重要資源被少數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壟斷，資源產品的進口要受到運輸能力等多方面制約，粗放型增長面臨極大的資源壓力和不確定性。發達國家在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我國目前已在一些地方開始出現甚至集中出現。由于不合理的開發建設活動，一些地方生態系統的整體功能下降，生態環境趨于惡化。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必須立足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可以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一是可以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實際效益較差，國有企業虧損面大，不改變這種狀態，經濟發展就很難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業化道路的路徑依賴。長期以來，我國在工業發展上過度熱衷于上項目、鋪攤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長，忽視現有企業的改革、改組、改造和內部管理，造成不少企業技術進步緩慢，生產能力閑置等問題。據統計，目前我國彩電生產能力閑置比例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為三分之二，汽車為四分之三。這種現狀迫切要求轉變工業化發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有助于解決“三農”問題。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目前國家對農業基建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遠遠低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這說明工業的粗放增長實質上已擠壓了農業，成為農業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應當改變長期以來農業未受應有重視、農業向工業提供積累的做法，而且工業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反哺和支持農業，從而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此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將改善環境污染的現狀和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傳統的經濟增長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來維持。據統計，每增加一美元的生產總值，我國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國的2倍～3倍。資源的過量消耗，也會加劇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以集約型方式增長，資源消耗將會減少，環境污染狀況將會得到改善。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看，我國長期以來生產技術進步緩慢，產品的質量不盡如人意，在國際市場上主要靠低價競爭。通過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實現科學發展，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集約型增長方式有利于人們實現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收入增長，為生活質量的提高創造物質條件，實現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擁有量少，生態環境整體上比較脆弱。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堅持節約發展、循環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才能不斷改善生態狀況，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為人們提供適宜居住的生活環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迫切要求更加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軌道。
三、客觀認識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中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中走的是一條粗放型增長的路子，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經濟效益低、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進步緩慢、產品質量低等一系列問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客觀地看到我國在經濟增長問題上的不足與差距。
一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較強的粗放型增長的特征。很多產業仍以粗放式經營為主，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有效增長。據統計，2003年我國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總產量的比例分別為：煤炭占31%，發電量占13%，鋼材占27%，銅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國GDP只占世界總量的4%，2001年我國從事制造業的勞動力總數為8083萬人，分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業的增加值分別是上述三國的31.6%，50.6%和98.1%；我國鋼鐵工業的噸鋼能耗比世界平均先進水平高出30%，除上海寶鋼外，鋼鐵工業生產每噸鋼的平均耗水量為15噸，相當于世界先進水平的2.7倍。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投入產出比卻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盡管由于人口規模不同，產業結構不同，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也不同，相互之間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從很多技術經濟指標的統計數字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擺脫粗放運行的局面。
二是我國生產技術水平偏低，勞動者素質結構改善緩慢，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如在技術進步上，我國在1952—1990年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僅為0.02%，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據內生增長理論，要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就要利用財政政策追加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三個領域的公共投資。從公共教育支出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參照比較看，東亞國家和地區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別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趨勢。我國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還不及東亞國家和地區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我國研究與開發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趨勢。如1990年的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該比例下降到0.50%。盡管我國經濟近年來增長迅速，但這種增長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費嚴重，不利于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是我國經濟比例關系沒有理順，產業結構不合理現象仍然突出。盡管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系不順。一方面，我國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國的投資率分別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費率卻分別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趨勢。另一方面，我國部分產業如房地產、鋼鐵、加工等行業發展過快，拉動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快速上漲，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頸部門更加緊張，而下游的消費類產品供大于求，生產能力顯著過剩。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往往注重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適當降低積累率，提高消費率，把兩者的比例調整到35；65的水平上，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投資主體的資金主要來自于銀行貸款，大量投資失誤和投資項目的失敗，造成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呆壞賬。投資審查不嚴，擔保和約束機制不完善，又助長盲目和惡意向銀行貸款的行為，這些問題成為經濟增長的隱患。從產業結構看，基礎產業特別是農業長期低迷不振，制造業等行業效益下滑，失業、待業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業的發展受到區域性因素的激勵，如短期內能夠擴大就業、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等，其新建項目的規模和生產技術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現有先進企業的情況，加劇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現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等外部不經濟性。同時，這還會促使企業之間進行惡性競爭，降低了生產要素的綜合配置效率。
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經濟增長內在規律告訴我們，穩定持續的經濟增長，不僅要重視價值補償，更要重視實物補償。在價值補償上不僅要重視不變資本的補償，還要重視可變資本的補償。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勞動者收人被極度壓低，出現了“民工荒”現象，說明了“可變資本”的補償已難以完全實現，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實物補償上，要重視對自然環境、土地礦產、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利用。目前農田等重要自然資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價轉讓，已直接影響到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景。因此，在理論上和指導思想上，必須堅持用系統論、整體論的觀點看待經濟增長，正確地處理好生產與消費、儲蓄與投資、“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的關系，強化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集約化生產提高生產率，以內涵式增長擴大規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須采取有效的財政政策，增加對“人力資本”、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方面的投資，真正實現和保持我國經濟的長期、全面、穩定、協調地可持續發展。
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重在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
實現集約型增長，關鍵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和經濟質量，基礎在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和優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都需要增強國內自主創新能力，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以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由低質低效向高質高效的轉化，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保障增長目標的實現。
推進科技創新，必須從體制人手，加大國家對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加強科普能力建設，實施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推進科技創新還必須改革科技管理體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經濟運行中，科研投人應向前沿技術研究和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傾斜，集中優勢生產要素，啟動一批適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科技項目，實現核心技術的突破。在體制上，要建設科技支撐體系，特別是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實施知識創新工程，構筑高水平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
在科技創新的主體上，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立企業自主創新的基礎支撐平臺。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既具有通過科技創新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內在動力，也具有重視技術創新、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外在壓力。企業直接面對市場需求和競爭，能夠更敏銳地覺察科技創新的方向和目標，同時具有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設備、工程技術能力以及社會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決科學技術創新與生產脫節的問題，從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我國科技人員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學。目前我國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擁有的科技研究開發人員分別為52%，28%和15%。只有改變科技研發人力資源與企業生產能力及經營能力相分離的狀況，充實企業科技人員和加強企業技術研發中心建設，企業才能作為技術創新主體，實現科技要素、經營管理要素和其他生產要素的直接結合。國家對于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的提取應給予稅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優惠，鼓勵企業加強研究開發工作。
科技創新必須與管理創新相結合，沒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亂、浪費嚴重，甚至企業管理層搞腐敗經營，科技創新的成果就難以體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會最終落空。加強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職工勞動素質的必要條件。目前，我國技術工人匱乏的現象十分嚴重，產業工人中的高級技工只占3.5%，與發達國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遠。提高職工整體素質和技術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應的制度作保證。要有能夠激勵職工學技術、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晉級晉升制度。
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內容。產業結構是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不同企業配置的比例關系。從產業結構來看，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演變路徑一般都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和資源密集，再到技術與知識密集的發展階段。雖然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但我國人口多、就業壓力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如果沒有政府的約束機制，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通常并不考慮外部的經濟性問題。政府應通過必要的市場準入制度，對產業結構進行宏觀的調控和規劃，不能一哄而上。為了減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政府可以通過行業協會，經常現有企業生產能力利用率、主要產品產銷率、企業景氣或破產的比例、同類企業主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狀況，以作為投資主體投資決策時的依據或參考，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