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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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一、普惠金融的內涵與作用
“普惠金融”一詞由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旨在通過金融服務手段為農民和小微企業等有需要的群體提供幫扶性的儲蓄、貸款等金融幫助。而我國受自然經濟發展和鼓勵創新創業政策的影響，普惠金融多年來在我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并結合我國本土的實際發展情況，其具體形式也變得更加豐富。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較大，農村地區的經濟來源渠道單一、整體發展水平較低，一直是我國普惠金融的重點關注對象。雖然普惠金融的具體金融形式豐富多樣，但由于其幫扶性的特點，在實踐中通常是以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使得我國農村地區的群眾能夠更容易地參與農村金融服務。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歷經多年的實踐與完善，在各個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金融機構的數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并且仍然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金融服務的質量卻并未跟上數量增長的步伐，并且由于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和政府政策的不斷調整，在具體實踐中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農村地區的發展狀況仍然值得探索和研究。
二、普惠金融在鄉村振興的實踐情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登上了新的臺階，但是城鄉差距的擴大仍然是我國當前面對的最突出的發展問題，農村地區的發展問題仍是國家政府和全社會人民關注的頭等大事。在自普惠金融進入農村以來，已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我國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的數量大大增加，同時開始出現了一批以農村商業銀行為首的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首先，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的數量得到了顯著增加，覆蓋率大大提升。普惠金融顧名思義，其核心關注點一個是金融服務的普及性，一個是金融服務的優惠性，服務于所有有金融服務需求的人群，才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其次，農業貸款余額不斷提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這表明農民手里可以支配利用的資金不斷增多，農業經濟的發展得到了極大的促進。再次，普惠金融的商業模式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而持續的創新。在過去的幾年中，受惠于政府政策的專業性引導和金融科技的大力支持，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邁入了新征程。與傳統的普惠金融商業模式不同，新興商業模式是基于互聯網為發展背景的情況下，結合金融科技，實現了普惠金融發展與數字化信息的有效融合。與傳統的商業模式相比，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在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服務性方面有廣泛的提升，利用互聯網技術，在降低時間與空間成本的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能夠讓客戶更加方便簡捷地得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務。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身處不同地區的人民在任何時間都能享受到相同質量的金融服務，進一步在形式上增強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對于鄉村振興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近年來普惠金融發展的主流地位就是數字普惠金融。最后，在普惠金融的應用發展中多方機構合作倒推了整個金融業乃至國家經濟的發展。推動普惠金融更加全面地發展不僅僅是銀行機構單方面的努力，更是國家與多方機構共同建設了責任分擔體系。國家通過各項財政支持和幫扶政策在宏觀上推動普惠金融體系的完善建設，為其有序健康地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條件，并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向縣、鄉等金融服務薄弱地區拓展網點和業務，平衡了鄉村地區的供應與需求。同時政府與多方機構通過建立了風險擔保體系，有效地控制了在服務過程中的各類風險。
三、當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基礎建設不完善
我國國土面積廣闊，各個地區之間差異巨大，加上現代化工業的發展，導致城鄉發展差距較大。部分落后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尚未完善，尤其是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區，由于地勢特殊和當地人民生產生活的特點差異，各個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雖然隨著科技的進步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普及，我國的通信技術發展水平較為先進，在一些發展較好的農村和地區已經出現線上支付等現代化手段，但是在一些較為偏遠和更加貧困落后的地區，由于設備建設和維護的難度和成本較高，尚未建立完整而健全的互聯網終端，移動支付手段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推廣。這就造成了這部分地區的金融服務領域難以得到滿足和發展。同時，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導致農村的基礎設施資金來源渠道單一，通常是各級政府撥款，但經常受到資金不足的制約，各級政府所能夠提供的基礎設施數量較少，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而在信用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部分地區的農民并沒有建立完整的信息檔案，因此當其出現違約行為時，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采取較為有效的措施。同時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開展還面臨著很大的信息障礙，農民所能夠獲取到信息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甚至是單一的，而這對于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來說，農民獲取信息的對稱性和時效性都大大被削弱。
（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供需相應存在誤差
目前農村大多數農民仍以務農為主要收入來源，而受到自然氣候條件的影響，農作物的生產周期一般比較長，并且其產量和品質受到各種人為和自然災害因素影響較大，極容易造成產量的減少和品質的降低，從而導致農戶當期收益減少，這也極大地提高了涉農貸款回收的風險。近些年，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農村里大部分的青壯年都離開農村進城務工，導致真正從事務農的農民的老齡化十分嚴重，盡管新的經營方式、商業模式在不斷涌現，但傳統務農人員仍然面臨著農產品滯銷等問題。而在一些發展較好的地區，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人們的收入日益增高，農民不再僅僅以追求傳統的農業經濟發展為唯一的需求，對于鄉村旅游、生態環保、教育醫療等多方面也需要金融資金支持，但現有的配套機制仍是匱乏狀態。這就造成了鄉村金融服務需求的多樣化與信貸投入的不統一。人們日常需求的產品及服務越來越多，但農村普惠金融機構創新能力不足，配套的創新機制不完善，無法滿足農村用戶對金融服務的進一步需求。與此同時，農村金融市場也面臨人才短缺這一難題，基層人員多數是單一工作的員工，未接受過金融創新方面的學習與培訓，難以推動農村普惠金融服務的發展和創新。
（三）金融生態環境薄弱
我國的征信體系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導的，同時接入了多方機構的征信信息。但在農村地區，難以做到完全覆蓋和信息共享，部分村鎮的普惠金融機構還不能做到共享資源，導致客戶信息不透明，大大提高了用戶還貸不及時的風險。目前，我國農村的貸款對象仍然以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主，關于個人的有象征信信息仍十分缺乏，相關體制仍未建立，難以對個人借貸的風險進行實時監控。由于我國城鄉發展的差異，農村地區部分農民的教育層次和文化水平較低，涉及金融方面的相關知識更是十分匱乏，金融詐騙等問題也屢見不鮮，這給農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的同時也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風險，給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由于農民知識匱乏及部分道德水平不高的現象，可能出現故意騙取貸款和逃債等行為的出現；而農民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和金融意識還較為缺乏，容易出現將個人信息借予他人等多種問題，這對于農村金融市場的征信體制建立造成了極大的阻礙。與此同時，對于金融機構來說，貸款給農民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風險的舉措，大多數農民從事的是農產品的生產相關的行業，本身受到各種自然條件的制約，應對市場變化的抗風險能力也較差，經濟收入不穩定，有大很可能會出現無法還貸的情況，這就造成在農村的市場上，普惠金融具體的產品和種類比較匱乏。
（四）相關的規章制度不完善
目前對普惠金融的應用和發展，相關的政策僅僅停留在針對群體的層面，并沒有落實到農村現實環境下。一些大型的金融機構，只是設立了面向農民這一群體的普惠金融服務，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缺乏相應的規章制度，針對農村市場的普惠金融的發展，尚未形成完整健全的體系。政府相關法規的制定也較為宏觀，對于具體落實未形成指導意見。以常見的抵押擔保為例，在農村地區的實施過程中對資產的評估擔保方面都存在著很多問題亟待解決。經過以往簡單化的數量增長階段，農村地區的普惠金融發展已經初步向更加深入更加具體的方向發展，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更新速度也越來越快，一些輔助機構開始出現并發揮作用。在此背景下，相關法規和制度的完善顯得十分重要。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制引導和保障，在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尤其如此，只有在制度和法律層面進行不斷完善，才能更好地引導農村市場地的普惠金融實現更好的發展和創新。
四、普惠金融在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的改進建議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普惠金融服務網點覆蓋率
隨著城鄉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也得到提高，而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速度卻沒有跟上。在政府層面，可以通過財政補貼進行扶持，幫助部分落后的鄉村地區完善基礎設施，做好物質條件基礎；并通過補貼政策，推動一些傳統的大型企業牽頭，幫助農村地區建立移動設備網絡，為今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引導農村地區盡快發展數字化產品做好鋪墊工作。同時應該引導不同的地區借助自身的地理優勢、產業優勢等形成新的增長點，并通過出臺相關的扶持性策略，形成發展合力，并根據實際情況出臺相應的具備可操作性指導意見，從而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實現鄉村振興。在金融機構層面，主動進行機構網點向鄉鎮級別的地區進行擴張，根據不同地區金融需求的實際情況進行動態調整，進行針對性的產品設計和服務提供。進行金融機構網點的選擇和設計過程中，應當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深入分析當地普惠金融服務的具體需求，進行綜合考慮。
（二）降低農業生產風險，鼓勵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
為了應對農作物生產環境的不確定性，除了加強水利建設以外，政府還應當完善財政補償手段，尤其是對受災群眾的需求進行動態分析，提供針對性的幫助。同時政府要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吸引在外務工人員回鄉創業，以緩解務農人員老齡化的問題。普惠金融對鄉村振興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金融機構應引導金融資源向農村下沉，將基礎金融資源配置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堅持立足于農民群眾的需求，針對鄉村振興的痛點，加強對基層工作人員的創新性培訓，創造出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滿足農村用戶日益增長的需要。與此同時，金融創新還需要堅持因地制宜、風險可控的原則，從實際出發，根據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趨勢變化和“三農”金融需求，有效地防控風險，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入鄉村振興中。
（三）健全農村征信體系和監管體系，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金融市場的良好發展離不開健康的社會征信體系，逐步完善農村征信信息，建立一套專門針對農村用戶的征信體系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機構也要主動積極引導農村用戶培養誠信意識，利用經濟手段讓客戶切實體驗到守誠信的好處。同時國家也應該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的良好風氣，強化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能，引導金融市場進行合法的交易。針對農村地區農民金融知識匱乏的現狀，應當建立完善的金融知識普及體系，可以考慮通過設立專門的學習機構進行教學普及。同時為了保證具體落實過程中的有效性，可以采用以村為單位，設立學習小組的方式，并定期開展金融機構下鄉的活動，通過一些鼓勵性的活動激發農民的學習熱情，并根據不同的農民基礎水平進行差異化的普及工作。在普及過程中應當注意要時刻結合當地發展現狀，進行針對性教學，要以農民的切實需求為基礎，確保農民能學到真正有用的知識。
（四）完善相關的法規建設，加強政府監管
普惠金融的應用和發展，與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都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在此過程中，相關法規的建設和完善是指導和總領性的任務。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出臺相應的政策條款，一定程度上對金融機構進行政策性補助，從而引導其更多地向農村地區發展擴張，更好的服務農村地區；并通過一些鼓勵性政策，降低農民創新創業的成本和門檻，拓展農民獲得收入的渠道。除此之外，政府監督部門也應加強在執行過程中的監管力度，對于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及時的懲處，營造健康良好的普惠金融發展環境。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已從高速增長完成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然而農村地區的發展必然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實現普惠金融全面推廣的過程中，農村市場的發展潛力是不容忽視的；相應的，在實現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普惠金融因其普惠性的特點也成為實現鄉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對當前普惠金融在農村市場上的實踐現狀進行深度剖析，對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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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林.我國農村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J］.中國商論，2019（21）：54-55.
［3］宋俊.普惠金融對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J］.經濟研究導刊，2021（30）：7-9.
第2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在打好精準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我省《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及縣2020年脫貧攻堅工作要點，貫徹執行精準扶貧戰略決策，以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穩定增加收入為主要任務，不斷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信心和共建美好家園的愿望，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二、目標任務
通過實施精準幫扶到戶的精準脫貧共建戰略，到2020年年底，色柯鎮幸福一村建檔立卡已脫貧的貧困人口繼續鞏固“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
三、工作思路
2020年幫扶工作中，我局將切實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強化責任感和緊迫感，脫貧攻堅進入決勝的關鍵階段，防止松懈、防止滑坡，精準發力去結對幫扶，樹立“扶貧先扶智”的理念，按照“思想幫扶激發內生動力、資金幫扶改善家庭環境、精準施策提供幫扶效果”的工作思路，提高幫扶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四、幫扶措施
(一)壓實幫扶責任。繼續堅持幫扶人員原則上不調整，每人每季度入戶走訪不少于2次，了解情況，分析幫扶對象的困難原因，制定一戶ー方案、一人一措施，堅持扶貧與扶志、日常幫助和臨時救濟、物質幫助和精神激勵相結合，著力著力解決實際困難，與駐村工作隊及時溝通信息，切實提高貧困戶致富能力。(二)加強政策宣傳。深入到貧困戶家中，宣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四中全會精神、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及脫貧攻堅方針政策和工作要點，提高貧困戶思想認識，發揮其主體作用，防止返貧。對貧困戶進行思想引導，宣傳積極向上的生活觀念，引導他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克服“等、靠、要”思想，堅定貧困戶脫貧致富的信心和決心。(三)繼續走訪調研。分管負責通知全年入戶走訪調研不少于1次，宣傳扶貧政策，認真聽取駐村扶貧工作隊，扶貧專干及村兩委匯報，深入了解村情民情戶情、自然資源狀況、產業發展現狀和存在具體困難等，詳細掌握情況，對結幫扶事項。著力抓好貧困戶收入達標、貧困戶住房安全、飲水安全、脫貧攻堅臺賬規范等重點工作，積極配合村兩委制定好鄉村振興計劃。(四)凝聚工作合力，加大幫扶力度。切實加強對幫扶人員的培訓和管理，使幫扶干部進步熟悉中央、省、市、縣有關脫貧攻堅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提高幫扶水平和質量。結合黨組2020年黨日活動計劃，開展“主題黨日+脫貧攻堅”黨日活動，組織全體黨員干到幸福一村開展結對幫扶，做到人人參與、人人出力，充分發揮支部戰斗堡壘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同時在“春節”、“五一”、“七一”、“十一”、“元旦”等重大節日期間對其進行不少于5次的走訪慰問，通過物質經濟支持、幫扶、協調其在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
第3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關鍵詞：都江堰；鄉村旅游；SWOT分析；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4－0107－03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為鄉村旅游業的發展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各級政府將鄉村旅游業列入發展議程和重點扶持對象，鄉村旅游業發展十分迅猛。5.12地震后，都江堰鄉村旅游業被作為重點重建的對象之一，獲得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2009年，都江堰政府編制完成了《都江堰市鄉村旅游總體規劃》，并提出計劃在2020年將都江堰打造成“天府之源，蜀味鄉村”的國際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
一、 都江堰鄉村旅游發展現狀
都江堰是我國少有的擁有雙世界遺產的優質旅游城市。都江堰鄉村旅游業依托都江堰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一直保持著比較良好的發展狀態。2006年，都江堰城鄉旅游人次達到了305萬；到2007年，僅鄉村旅游人次就達到了217萬，鄉村旅游收入19 502萬元。5.12地震后，都江堰鄉村旅游業雖然遭到嚴重破壞，但經過災后恢復重建工作后，鄉村旅游發展勢頭更加迅猛。2009年1―6月，全市鄉村旅游接待游客130萬人次，旅游收入達2億元，分別是2007年同期的146.41%和260.67%，2008年同期的147.6%和124.6%。目前，都江堰鄉村旅游業正面臨著轉型升級。都江堰已經形成了虹口鄉高原新村、安龍鎮徐家林盤、紫坪鋪鎮沙灣村、蒲陽鎮花溪村、大觀鎮茶坪村、石羊鎮桃花源、青城后山泰安古鎮等鄉村特色旅游點。
二、 都江堰打造國際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20世紀60年代由哈佛大學教授安德魯斯（Andrens）提出來的一種綜合分析企業內外部環境，并對其進行系統評價，從而選擇企業最佳的發展戰略的方法。SWOT分析代表分析企業或者行業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和威脅（Threats）。現在，SWOT分析法被廣泛地應用在企業競爭環境分析和各種行業戰略規劃報告中。本文對都江堰鄉村旅游的發展做一個自我分析，以有利于都江堰鄉村旅游經營與管理者充分認識到都江堰鄉村旅游業發展所處的環境，利用本區鄉村旅游的優勢，從而為都江堰鄉村旅游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戰略性的決策。
（一） 優勢分析（S）
1.具有優質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國際旅游資源
根據國際鄉村休閑旅游區的成功經驗來看，在引導游客進行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的選擇因素中，自然環境的本底質量居于核心地位。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一年四季分明、氣候溫暖濕潤，環境優美、森林覆蓋率高達59.59%，大氣環境和水質達到了國家一級標準，有“天然氧吧”之稱。都江堰有13條河流穿境而過，境內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包括大熊貓、金絲猴等珍稀動物35種和珙桐、銀杏等珍貴瀕危植物46種。都江堰是融山、水、城、林、堰、廟、橋為一體的旅游勝地，境內青城山-都江堰是聞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遺產和大熊貓棲息地世界自然遺產。都江堰全市均為國家級生態示范區，此外，都江堰還獲得了“首屆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聯合國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良好示范獎”等。這些品牌優勢都給都江堰打造國際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獨特的傳統文化是吸引休閑度假游客的重要元素。都江堰鄉村旅游文化依托于2 260多年的水文化、1 800多年的道教文化和養生文化，以及5 000多年的農耕文化等核心文化。都江堰水文化和青城山道教文化成就了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文化，并使蜀文化經歷一千多年，成為中國文化的亞文化中心。歷經幾千年而不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至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存留、以生態無壩引水為特征的巨大水利工程；以川西林盤為核心的都江堰的田園風光蘊涵著都江堰深厚的獨特的川西農耕文化和水文化內涵；以“人間仙境”、“青城天下幽”而聞名世界的青城山是中國道教文化的發源地，道教文化旅游資源豐富。都江堰有著“長壽之鄉”的美譽，而與道家文化息息相關的道教養生文化、中藥養生文化也逐漸成為都江堰鄉村旅游獨特的資源，鄉村休閑養生的旅游方式越來越受到歡迎。
3.有發達的交通網絡
優秀的外部交通串聯為游客到都江堰體驗田園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交通依托。都江堰已經形成發達的交通網絡，已建成成灌高速公路、國道213線、省道106 線、灌公路、 灌郫公路、灌溫公路、灌崇公路。成灌快鐵可以使游客從成都出發，20多分鐘即可到青城山腳下。成青旅游快速通道使從成都市區到青城山的路程將比以前的路程縮短近20公里，并且在成青旅游快速通道兩邊增設了健康步道。現在成郫灌城際鐵路和成都市至都江堰市輕軌交通線已經正式運營。都江堰鄉村內部交通網絡基本完善，全市已實現村村通工程，鄉村旅游交通網絡已基本形成。
4.擁有良好的品牌和規模優勢
都江堰的鄉村旅游發展比較早，規模和特色都比較突出。都江堰為適應國際鄉村休閑旅游產業的發展，利用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優勢、長壽資源、茶葉、中藥材和農家庭院優勢，積極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建立起了青城紅陽獼猴桃農業觀光基地和青城綠茶農業觀光基地和農家休閑旅游、中藥材、花卉苗木、銀杏、茶葉、雙孢菇等菌類、生態畜禽等特色農業產農業產業園區。目前，都江堰已建成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214個，百畝以上示范園區106個，產業化示范園區17個。都江堰是全國最大的獼猴桃出口基地，遠銷日本、歐盟等30余個國家和地區。都江堰種植生產的地道藥材川藥應用歷史悠久，栽培技術成熟，產量大、質量優，川芎市場占有率已達10%。現在，都江堰正在加大生態觀光農業發展，并加大力度進一步挖掘現代生態農業旅游觀光、生態體驗功能，以便豐富國際鄉村旅游產業的內容。
5.鄉村旅游國際化有大都市成都作為依托
旅游業是一個依托性強的產業，鄉村旅游的發展離不開旅游大環境。“天府之國”成都，不僅是我國西南的科技、貿易、金融和交通中心，而且是亞洲首個世界優秀旅游目的地城市。成都傾注了大量的力量，用于發展旅游景點、餐飲、住宿、會議展覽、運輸、娛樂休閑、購物、安全和衛生保健等，以保障更多游客的旅游。成都為旅游活動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設施。此外，都江堰、青城山和龍溪-虹口自然保護區與九寨溝、黃龍、峨眉、樂山連成一線，相得益彰，成為西部黃金旅游線上的樞紐。
（二） 劣勢分析（W）
1.開發檔次較低，與國際旅游目的地不相匹配
目前，都江堰的鄉村旅游的主題旅游資源以鄉村景觀、鄉村生活和特色種植園為主，當地鄉村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多層次體驗方式的營造方面還不夠。農家樂經營項目比較單一，滿足不了市場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大部分農家樂仍然局限于展示農家活、農家菜、農家景，提供住宿和餐飲服務，缺乏對鄉土風情、民俗傳統、養生文化等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和利用。都江堰的整個鄉村旅游當前核心特色的提煉和整體形象的塑造仍然是不夠的，這和打造國際鄉村旅游目的地不相匹配。
2.人才缺乏，整體經營水平不高
鄉村旅游的從業人員絕大部分是當地的農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系統和專業的旅游工作的培訓。因此，業務水平、服務水平、管理水平等都比較低，沒有達到國際水平。由于人才的缺乏，鄉村旅游經營者經營觀念落后，缺乏創新和長遠的競爭意識。很多經營者的目光仍停留在菜品味和價格上，以文化特色和服務水平等吸引游客的不多。
3.營銷力度不足，國際營銷能力弱
國際鄉村休閑度假目的地的打造需要很強的國際鄉村旅游營銷管理。目前，都江堰鄉村旅游產品開發和銷售大多沒有形成體系，鄉村旅游產品立體營銷能力不強，國際營銷能力弱。很多鄉村特色產品的精心策劃包裝和促銷不足，導致鄉村旅游產品國際認知度低，影響能力十分有限；鄉村旅游的客源最主要還是集中在成都及其周邊地區，國外遠程客源市場的開發能力遠遠不足。農產品也只有少數的遠銷國外市場，大部分仍是以國內市場甚至只以四川市場為主。
4.相關產業和配套設施發展滯后，滿足不了國際鄉村旅游發展的需求
與一般的農業觀光旅游景區相比，國際鄉村休閑旅游度假目的地對相關產業的發展和旅游服務設施的配套上要求更高。都江堰的鄉村旅游形式還比較單一，農業、商貿、服務產業之間的聯系不很密切，還沒有形成互補、互動、高效、共生產業一條龍協調發展的局面，不能充分地滿足游客的消費需求。鄉村旅游區內旅游標準設施還沒有完善，只有設置了部分景物介紹牌、標識牌和數量不多的游憩休息設施，而游客公共休息設施和觀景設施還只是初步建立，不能對國際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形成有力支撐。
（三）機遇分析（O）
1.災后重建給鄉村旅游國際化帶來了發展契機
地震后，都江堰的鄉村旅游業被作為重要的重建部分之一，相應的救助政策、項目扶持、金融支持等給都江堰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帶來契機。都江堰鄉村旅游在來自上海的對口支援專家的協助下，對旅游資源重新進行整體規劃和整合。利用地震后地形地貌的變化，都江堰虹口景區、虹口漂流都有了專門設計的方案，一批地震遺址公園也成為了一種全新的旅游資源。同時，全國首批高端鄉村連鎖酒店和10萬畝現代農業聚集區已經開始投入建設。2010年，在上海世博會的多場推薦會上，都江堰與上海一直是“捆綁”宣傳；都江堰利用中國國際旅游交易會、上海旅游節等契機，開展都江堰旅游專題推介，借助上海世博會走向國際化。
2.城鄉統籌和成都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歷史機遇
成都是全國城鄉統籌試驗區，而都江堰是試驗區中的示范區。都江堰的產權制度改革成果為鄉村旅游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2009年，成都市確立了建立“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成都全域和成都經濟區范圍內形成現代城市與現代農村和諧相融、歷史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新型城鄉形態。都江堰作為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優質自然資源的世界遺產城市，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3.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受到政府的重視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鄉村旅游業的發展， 2008年，省政府《關于加快恢復振興旅游業發展的意見》中提出扶持鄉村旅游發展的若干政策，2009年和2010年的省委1號文件都明確提出要推動鄉村旅游加快發展、規范發展。都江堰政府提出，將都江堰打造成中國鄉村旅游轉型升級典范試驗區、中國100 個鄉村旅游示范點之一；使都江堰市鄉村旅游成為馳名中外的“天府田園”的代表，成為中國鄉村旅游的形象之一；都江堰市作為“全域成都”城鄉統籌改革試驗區的旅游龍頭之一，使其鄉村旅游成為中國第二代旅游產品的國際化標本。
（四）威脅分析（T）
1.由于地震的破壞，都江堰鄉村旅游不可能短時間內全面恢復
5.12地震中，大量具有旅游價值的民居、院落坍塌或者損毀，部分植被、田園風光被改變；以青城山――都江堰為背景的鄉村旅游資源被嚴重破壞；鄉村旅游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也受到了損傷，并對旅游企業正常運營和基層旅游管理機構運轉造成較大影響。部分鄉村旅游資源正處于旅游業的恢復重建期，但恢復重建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同時，都江堰鄉村旅游的形象的恢復和升級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2.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給都江堰鄉村旅游國際化帶來壓力
近年來，由于鄉村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成都市周邊地區很多特色鄉村旅游業都給都江堰打造國際鄉村旅游目的地的帶來了競爭壓力，如知名度非常高的三圣鄉的“五朵金花”、溫江花博園、郫縣農科村等。國內其他地方很多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比較成熟，有的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知名度。如云南麗江鄉村旅游業已經從單一的農業觀光型向生態農業型、科級示范型和農村民俗型轉變，每年吸引大量的國內外游客的前往。國外鄉村旅游業發展比較早，特色鮮明，已經形成了品牌效應，并且成為很多國家鄉村旅游發展的學習典范。如澳大利亞葡萄酒業旅游、日本的務農旅游、匈牙利的文化鄉村旅游等。
三、都江堰打造國際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的發展策略
（一）SO策略分析
發揮雙遺產的核心吸引力，挖掘都江堰鄉村獨有的文化底蘊，充分利用水文化、道教文化、養生文化和其他川西民俗文化，將文化特色融入到鄉村旅游產品的開發中去，豐富鄉村旅游項目和旅游產品的內涵。同時，保持鄉村自然人文環境的原真性，營造都江堰獨特的天府田園鄉村氛圍，對國內外遠程游客產生足夠的吸引力。另外，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客源營銷中心，并通過網絡營銷，將都江堰獨特的鄉村魅力推向世界。
（二）OW策略分析
利用各方面的資金投入，完善配套服務設施體系。建立長期完整的人才培訓機制，加強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通過國內外各種會交流，借鑒先進的管理和服務理念，提高鄉村旅游管理的水平。以電子商務為平臺，建立都江堰鄉村旅游的立體的營銷體系，增加都江堰鄉村旅游在國際互聯網上的曝光度和旅行策略的強度。
（三）ST策略分析
將傳統的鄉村休閑度假旅游轉化成為生態觀光和鄉村文化體驗并重的模式，塑造具有獨特文化品味和特色的核心鄉村旅游產品，培養都江堰鄉村旅游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國際鄉村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四）WT策略分析
創新鄉村旅游的發展模式，使之與都江堰全市的發展相協調、相融洽。借助各方面的援助和技術，整合都江堰的鄉村旅游資源，避免產品單一，使資源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優化配置，使形成農業、商貿、服務產業共同發展的旅游產業集群，強化整體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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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關鍵詞：特色農業；茶經濟；發展；路徑；分析；研究
農業也是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的基礎產業之一，加強農業經濟建設，可為全國農業人口增加經濟收益，在此基礎上促進農業產業繁榮發展，進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夯實根基。特色農業發展概念的提出，為國內農業發展開辟了道路，同時也推動了國內各項事業的發展。處在特色農業建設背景之下，茶葉經濟儼然成為了農業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并朝著多元化、常態化、綜合化的方向邁進。所謂特色農業，指的就是具有特色化和綠色化以及優質化屬性的農業產業。若想實現特色農業的發展目標，期間就務必要對之前的農業產業進行完善與優化，實現產業升級發展，如此才能循序漸進的拓寬產業鏈，實現區域內各產業的聯動式發展。茶葉經濟是農業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所以發展茶葉經濟時，一定要立足于特色農業的特點，對茶葉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多元化轉變，如此方可創建出多功能型的農業產業，進而促進農業、農村、農民的可持續發展，達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目標。處在特色農業建設局面下，茶葉經濟產業現已發展成為了國內特色農業中的支柱產業，其極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水平的提升。唯有農業經濟得以發展，那么國民經濟才能擁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廣大人民群眾也才能擁有一個穩定安逸的生活。中國是茶葉原產地，有著數千年的茶文化歷史，再加上茶葉生產和銷售會產生很大的附加值，因此茶葉經濟具備著很大的發展潛能。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便有著更高價值、更高層面的經濟追求，這便推動了茶葉經濟和特色農業之間的有機融合，為茶葉經濟發展提供了諸多有利契機。
1國內農業經濟發展現狀
我國幅員遼闊，南方與北方、沿海與內陸、平原與山區，不同地區的農村之間，發展水平各異。有的時候即便是兩村相隔數十里，其經濟發展情況也是大相徑庭。就目前情況來看，國內多地農村區域的經濟發展存在很多共性問題。第一，以第一產業為主。隨著現如今國內基礎物價水平的不斷提高，一些農村地區會出現農業投入和農業產出不呈正比的情況，嚴重時還會出現產出和投入倒掛的現象。正因為產業結構落后，國內鄉村不富裕人口數量遠遠大于城市人口數量。盡管東南沿海地區中存在很多經濟發達的村落，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但從全國范疇而言，我國農村人口的主要經濟收入依舊源于第一產業。第二，生產方式落后。現在的基本情況是，國內農村第一產業發展過程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聯系程度依舊不夠緊密，農產品生產和銷售以及服務之間存在著脫節的情況。此類脫節情況的存在，致使后續的農業產業發展中相繼出現數量多、規模小等問題，農村地區很難實現規模化發展，主要依靠家庭單戶作業，這種農業生產模式，發展潛力不足且抗風險能力不強。一些農村為了振興本村經濟，主張要加強對經濟作物的耕作，但農戶在進行經濟作物種植時，存在著投入多、風險高、變化快等一系列特點，期間若農民經驗不足、操作失誤的話，就極有可能導致減產，嚴重時還會面臨著絕產的風險。第三，資金短缺。人才短缺是限制農村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城市中本就人才濟濟，而現在的農村，很多人選擇進入城市中去發展，如此就會導致農業產業建設中人才不足，讓原本經濟水平就落后的農村想發展變得更加困難。還有就是農民群眾學歷普遍不高，他們的理念不夠超前、視野不夠寬闊，即便是有著一定的發展意識，有時也不知道從何下手。再就是農村貸款并不是很方便，譬如說一個農戶要承包一個茶園，獲取貸款時會遭遇一些困難，因此有時就會打消這些創業人積極性。第四，基礎設施有待完善。和城市之間進行對比后不難發現，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仍有待完善。基礎設施不完善，不僅僅會限制農村地區相關產業的發展，還會影響招商引資。譬如說某地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不佳，交通閉塞，這就極易導致農產品不能被快速的輸送至各地，所以就會限制當地農業的高效發展。
2國內茶葉經濟發展現狀
2.1優勢
我國擁有著十分豐富的茶葉資源，茶葉產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注重茶葉產業建設，既可以推動茶葉經濟增長，還能夠持續改善茶葉產品質量。現在，國內茶葉經濟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茶葉資源豐富。國內茶葉資源尤為豐富，既有綠茶和紅茶，還有黑茶和烏龍茶，更有花茶和藥茶等，產業種類多、分布區域非常廣。我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烏龍茶生產國和普洱茶生產國以及白茶生產國，并且綠茶產量位居全球之首。第二，茶葉產業結構完整。過去的20多年間，我國茶葉產量上漲幅度為400%，成為了世界上的核心產茶大國。通過數次調查和分析得知，2014年的世界茶葉產量是502.6萬噸，中國茶葉產量是209.2萬噸，占世界茶葉產量的41.6%。特別是新型茶葉產區異軍突起，新增了貴州茶葉產區和云南產業產區以及四川產業產區等，茶葉產業經濟現已成為了國民經濟整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經多年發展，國內各地茶葉生產結構日趨完善，之后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企業+基地”的新型合作發展機制，實現了茶葉產業規范化運作的目標。與此同時，國內茶葉產業結構也得到了持續優化，各種名茶、優茶的產量不斷增加且銷售規模日益擴大，其中以“小罐茶”最具行業代表性。第三，茶葉出口總量不斷提升。自2009年以來，中國每年茶葉出口總量始終大于30萬噸，對外向126個國家和地區出口，茶葉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國茶葉商品出口中，綠茶的出口量最多，其次是珠茶和眉茶。另外，紅茶的出口量也有所“回溫”，紅茶出口地普遍集中在浙江和湖南以及福建等地。
2.2不足
第一，茶園基地建設不到位，難以和現代化茶葉發展局面相適應。國內很多農村地區適合種植茶葉，這些地區擁有著良好的種茶條件，每年均會生產出大量的優質茶葉。但是因為遭受到地區財力、種茶農戶、茶葉企業發展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茶園建設遇到的困難不少，很多茶園不能如期建立起來。以云南省茶園建設為例，該地區的中低產值茶園面積相對來說比較大，但是無性系和有機茶園的種植面積卻比較小，中低產值茶園面積約為178667hm2，所占比例是42.21%，但無性系茶園所占比例僅為37.93%，有機茶園所占面積只有7.62%。現在云南地區的茶園種植，機械化水平不高，存在著一些放荒情況，每公頃茶園干茶產量僅為868.95kg。上述問題的存在，會限制地區茶葉產業的穩步發展。第二，茶葉品牌影響力不足。國內多地茶葉企業所在的共性問題即為“小、散、弱”，本地茶葉品牌雖多，但是卻未能全力打造出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支柱企業，統一度低。以云南地區為例，近些年云南茶葉企業的品牌建設力度不足，未能形成茶葉產業品牌集群，忽視了品牌打造，所以在國內茶葉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即便是建立了茶葉產業合作社，其茶葉產業化經營模式也有些落后，不能為當地茶農帶來理想化的經濟收益。再就是茶葉企業的營銷手段過于單一，沒有建立起一批精良的企業營銷團隊，如此就會導致銷售人員缺乏開拓市場的意識。云南地區2016年的茶葉出口產量是1100萬公斤，創稅4500萬美元，沒有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力，該地茶葉產品在全世界的銷量有所下降。第三，茶葉產業鏈過短。國內一些地區的茶葉產業加工很多使用的都是粗放化的形式，企業設備技術相對落后，好企業沒有幾家，精制茶葉生產工藝尚未成型，如此就不能實現對茶葉產品的深加工、精加工，也難以有效拓寬茶葉產業鏈，并且也不能獲取可觀的經濟收益。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持續加強對茶葉生產設備的投入，如此才能有效拓寬茶葉產業鏈，從根本上提升社會化效益。以云南茶葉產業為例，該地茶葉企業，存在著規模小、工藝欠佳、實力不強、設備滯后等一系列問題，數千家初級茶葉制造所中，接近半數存在著設備老化、固定資產少、茶葉年加工總量少、茶葉質量欠佳等問題。2016年云南地區成品茶產量是1800萬公斤，占全省毛茶產量的65%，云南省1200家精深加工制茶企業中，有半數以上的企業，其茶葉加工產量是1100萬公斤，產值達58億元人民幣，占整個云南省茶葉加工量的40.1%，年產值在300萬公斤以上的制茶企業有10家，產值過億的制茶企業有10家，全省茶葉產業深加工產業只占到總量的3%，和國內平均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3基于特色農業背景下的茶葉經濟發展路徑
3.1以特色農業助力茶葉經濟發展
旨在推動農業經濟高效發展，當務之急就是要持續發展地區特色茶葉產業。在發展鄉村產業的過程中，理應發揮出特色農業的優勢去帶動茶葉經濟增長，如此才能更好的踐行鄉村振興方針，并將地區經濟發展潛能徹底激發出來。在推動特色農業發展的整個過程中，一定要充分發揮農業區域優勢，進而去實現和其他農業產業之間的聯動發展。茶葉經濟可以高效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唯有發揮出茶葉產業的特色，才能真正的振興當地經濟。有關部門一定要將茶葉經濟和鄉村旅游事業建設之間進行有機融合，打造出“茶葉+旅游”的服務模式，以此去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并讓世人感受到本地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旅游是時下十分流行的一種旅游項目，不僅生態環保，而且還會助力地區農業經濟增長。近些年，“茶葉+旅游業”的生態農業發展模式漸漸興起，并備受大眾認可與支持。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連年提升，旅游儼然成為了大眾日常休閑娛樂的一種重要方式，此時的旅游產業便成為了國民經濟中的中流砥柱。將茶葉經濟和旅游產業之間相互融合起來，不僅可以提升旅游行業領域的發展活力，還能夠進一步提升茶葉經濟發展成效，可以讓人們體會和感知深邃的茶文化，在旅游中放松身心，和大自然融為一體。利用茶文化旅游去促進茶葉經濟發展，可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進一步落實，并有效提升農村地區的農業經濟發展活力。在具體實施的整個過程中，有關部門和機構一定要積極的整合和優化本地旅游產業的資源，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產業創新發展方案，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人采茶、品茶，讓游客了解茶文化和生產流程以及加工技藝，讓游客在旅游中學習茶文化、傳播茶文化，讓更多人來此觀賞游玩和消費，進而推動本地農業產業經濟快速發展。各地在發展茶葉經濟時，要借鑒福建“大紅袍印象之旅”和云南“普洱養生旅游”的活動經驗，將茶葉產業和農村旅游產業相互融合在一起，如此便可有效推動茶葉經濟增長，亦可為廣大農民群眾增收創收，也可將本地的茶文化更好的傳播出去。
3.2明確定位、合理規劃
處在特色農業發展趨勢下，新時期農村茶葉產業的發展，首當其沖是要做好定位，之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規劃，如此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關工作者一定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緊握時代脈搏，研究消費者消費心理，通過開拓創新去推動地區茶葉產業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茶葉產業建設的整個階段內，相關工作者一定要秉承“生態+環保+科技”的基本原則，建立起極具現代科技氣息和茶文化氣息的現代化茶葉生產園區。在茶葉生產園區建設的過程中，要兼顧茶葉質量和茶葉產量，如此才能使茶葉經濟得以增長，助力地區經濟快速發展。隨著國內科技水平的日漸提升，信息化技術在各行各業中得以快速普及和應用，因此新時期的農村茶葉產業建設過程中，一定要建立一個茶葉產品信息化銷售服務平臺，創建茶葉產銷一體化格局，如此才能拓寬茶葉銷售規模，并提高本地茶葉產品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3.3創新茶葉產業管理機制
旨在實現地區農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促進農業經濟高效增長，就一定要推動農村茶葉經濟發展。因為茶葉產業屬于特色農業中的一種新形式，所以不能一味的固守農村第一產業，還應該注重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建設。現在的茶葉產業發展過程中，多地仍存在著管理機制缺乏的問題，因此為了有效提升茶葉產業生產水平和效率，就一定要對茶葉產業管理機制予以建立健全。需要注意的是，在茶葉產業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管理工作是至關重要的一項內容，此時唯有做好茶葉產業管理工作才能有效提升茶葉產品的生產效率和質量。作為農村茶葉產業負責人，一定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企業內部管理機制相融合，進而去更好的開展重點工作，將側重點放在產業聯動發展層面，對茶葉產業管理機制進行及時有效的創新，如此做到與時俱進，切實提升茶葉產量和效益，為三農事業的發展增添活力。
3.4創建專屬茶葉品牌
若想讓產品更有知名度，就一定要發展特色文化、創建專屬品牌，如此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為了推動農村茶葉經濟發展，就必須要建立一個極具特色的專屬茶葉品牌。創建專屬茶葉品牌的前提就是要保證茶葉的質量，唯有將茶葉質量擺在第一位，保障其綠色、環保、健康的屬性，才能將茶葉產品大范圍的推廣出去，徹底打響品牌。需要注意是，在進行茶葉種植的整個過程中，栽培方式要竭盡所能做到綠色、健康，相關工作者一定要做好日常的茶葉種植監督和管理等一系列工作，使茶葉產品可以滿足國家標準，之后企業要適當加大茶葉的種植規模，積累良好的口碑，將自身所生產的特色茶葉產品打造成地區獨一無二的茶葉品牌，并要注冊商標，而后借助品牌效應去推動本地產業經濟發展，為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奠定堅實基礎。
4結語
綜上所述，國內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離不開對地區茶葉產業的建設，茶葉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是處理三農問題的“利器”。所以說要不斷加強農村地區茶葉產業建設，與國家政策要求相契合，最大限度上發揮出農業特色產業優勢，如此才能順勢帶動地區范圍內其他產業的發展，從根本上提升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活力，全面助力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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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一)經營者缺乏品牌營銷意識
目前許多農業生產者經營的核心不是品牌而是農產品,缺乏品牌形象實力的營造,將品牌僅僅視同為商標,大多是注重品牌的識別功能和促銷功能,將其打造成名牌的意識不強,不能有效地開展品牌經營。許多優質特產因無注冊品牌,導致農產品土味濃,精品少,附加值不高,市場競爭優勢和價格優勢不強。
(二)農產品品牌營銷的中介組織缺失,產業化龍頭企業力量薄弱
在農產品品牌營銷過程中,農業合作社等中介組織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主要是由于中國農業生產者大多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東家蘿卜西家菜,生產規模小,總產量也小,沒有規模效益,從而也不利于農產品品牌營銷。但從中國的現狀來看,農業合作社等中介組織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相對滯后,以農業合作社為例,目前中國農業合作社等中介組織數量太少,規模偏小,入社農戶占鄉村總戶數的比例小,相當一批農業中介組織僅僅停留在生產或技術環節的簡單合作,成員之間的聯合多以松散型為主,農業中介組織與農戶之間的聯系不緊密,達不到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目的,在發展產業經營,實施農產品品牌營銷等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這就使得目前農產品品牌營銷缺乏真正的實施主體,很難對農產品品牌實現有效的投資、管理及維護。
(三)農產品安全質量標準體系不健全
如何打造農產品品牌,使之成為名牌,并經受住外來農產品的沖擊而長久地生存下去呢?歸根到底是想辦法提高農產品質量,而提高農產品品質的關鍵在于通過制定和實施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的工藝流程和衡量標準,使生產過程標準化和系統化,符合國家和國際市場標準。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可以看出,農產品安全質量體系的建立健全是農產品品牌營銷的基礎。而在目前,由于中國農業生產是粗放的小生產經營,產前、產中、產后技術操作沒有統一的標準,導致農產品的品質各異,從而使得農產品品牌營銷缺乏必要的質量保證。
(四)農產品科技含量偏低
在農產品品牌營銷過程中,從種苗的培育到產品的生產,從農產品的加工、包裝到銷售,各個環節都需要相應的科技支持。雖然中國農業科技經過50多年的發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從整體而言,農業科技進步尚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就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而言,發達國家已達到70%-85%,而中國僅有42%,農業科技推廣應用滯后,科技成果在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中得到推廣應用的只有30%-40%,其中真正形成規模的不到20%,而發達國家卻早已達到60%-70%。這就使得中國農產品科技含量低,農產品品牌營銷缺乏足夠的技術支撐。
(五)農業產業化水平不高,產業結構趨同,競爭優勢不明顯
首先,中國農業產業化水平還處于初級階段,農產品加工業落后,大多數農產品加工企業的產品基本上停留在粗加工上,精深加工產品、二次增值產品少,高科技產品、名牌產品更少,沒有形成較大的產業規模,從而使得農產品品牌營銷沒有得到有效實施;其次,由于受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的影響,中國很多區域間農業產業結構同構現象嚴重,缺乏明顯的競爭優勢,這就使得農產品品牌營銷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基。
二、我國農產品品牌營銷的優勢
(一)特色資源優勢
中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的差異使農產品的品種和品質產生巨大的差異,以資源為依托,發揮地域優勢形成名優傳統農產品,成為農產品品牌營銷的資源依托。目前一些地區根據自然條件的差異,已經初步形成了當地的名牌產品,帶動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收入。
(二)政府的大力支持
近年來,特別是1999年《農業部關于創名牌農產品的若干意見》下發以來,各級政府和農業主管部門把大力推進農產品品牌營銷,發展質量效益型農業作為最佳切入點和突破口,從政策、組織、資金等方面大力支持農產品品牌營銷戰略的實施,為推動農產品品牌營銷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三、促進我國農產品品牌營銷的對策
(一)樹立品牌觀念,增強品牌意識
樹立品牌觀念、增強品牌意識是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的先決條件。農產品品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必須發揮先導作用,政府、企業,農民三位一體聯合努力開發。一是政府要轉變觀念,不斷學習,增強品牌意識,將農產品品牌戰略當作今后農村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二是針對農民品牌意識較為淡薄的問題,加強對農產的引導,幫助廣大農民改變陳舊的農業觀念,樹立農業創品牌是增加收入的重要保障思想,逐步提高農民的品牌意識,讓農民真正體會到農產品品牌效應帶來的效益,積極投身到農產品的品牌創建中去。三要加強對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引導和管理,通過制定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對農產品品牌給予積極的支持,要使企業充分認識到農業創品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是關系企業生死存亡的大事,從而自覺地走農業創品牌之路。
(二)塑造品牌形象
美國著名品牌策略大師大衛•奧格威說:“就像人的個性一樣品牌的個性既是特殊的也是永續的”,意即品牌的個性是由一致性和識別性兩大基本要素構成的。因此,生產者如果既能在一個品牌的性格塑造中保持其一致性,同時又實現品牌與顧客的有效溝通和情感交流以達成獨特的識別特性,就可以完成其品牌的性格塑造,為產品的差異化創造有利條件。品牌形象和個性的塑造,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品牌內在形象的塑造。品牌的內在形象主要體現在產品的質量特性上。質量是品牌形象的核心,是產品的生命所在。因此,國內外生產者無不把品牌質量放在品牌營銷的首位。(2)品牌外在形象的塑造。品牌的外在形象主要體現在品牌名稱、品牌標志、品牌包裝上。著名品牌策略大師艾•里斯說:“實際上被灌輸到顧客心目中的根本不是產品,而只是產品名稱,它成了潛在顧客親近產品的掛鉤。”由此可見,品牌名稱是和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品牌名稱給人在聽覺和視覺上的感受要親切動聽。且便于記憶和突出特色。品牌標志的設計要清晰醒目、新穎美觀并富有時代氣息。包裝是品牌形象的具體化。包裝便于消費者識別品牌產品、展示品牌個性、促進產品銷售。通過包裝的造型、圖案色彩、規格、包裝材料的設計和選用,突出產品的個性,提高品牌的魅力。
(三)完善農產品質量體系,實現生產標準化,品種優化、包裝特色化
實行農產品標準化生產。這是穩定農產品品牌形象的重要前提。優化農產品品種、發展特色農業,這是提高農產品品牌形象的基礎。一方面需要注意科技投入,廣泛利用基因工程等現代科技成果創造新產品,另一方面要根據消費者對無公害產品的渴求推出“綠色產品”以順應時代潮流,增強品牌的親和力。另外,還要根據各地的自然資源優勢及傳統優勢推出特色產品,增強品牌的市場吸引力,鞏固其品牌地位,并搞好農產品的加工和包裝,這是改善農產品品牌形象的重要保證。這不僅順應了消費者生活水平提高對農產品需求變化的趨勢,提高產品身價、提升品牌形象,而且還有利于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四)做好農產品品牌的命名與注冊工作
在品牌命名中,要做到簡單易讀,便于記憶,最好能暗示農產品的品質和效用,給人印象深刻,能產生豐富聯想,盡量少用籠統的產地品牌。至于品牌標志,更應該賦予更多內涵,獨特新穎有創意。同時要入鄉隨俗,不能與當地文化法律法規有沖突。2001年12月1日起實施的新商標法規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對其所生產、制造、加工、揀選或者經銷的產品,需要取得商標專用權的,可以向商標局申請產品商標注冊。這就是說,我國農民今后不論是否具有法人資格,都可以為自己經營的農產品申請注冊商標。這無疑為農產品商標的發展提供了法律支持。
(五)制定向名牌農產品傾斜的優惠政策
農業名牌的創立和發展關鍵是要有一批實力雄厚、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目前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大企業里,有4家是以農業為基礎的龍頭企業集團,他們是全球最有名的農業名牌企業。因此,政府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實行扶優扶強向農業名牌傾斜的政策,有利于大型龍頭企業創立和發展農業名牌。具體優惠政策可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稅收優惠。要實行低稅率、減免稅和稅后返還政策,放水養魚。二是信貸扶持。可通過農業發展銀行優先提供低息、貼息貸款。同時鼓勵商業銀行實行類似政策。三是財政支持。要優先安排有關項目投資、優先列入技改計劃、資本結構改革試點、優先安排債轉股。四是優先批準上市融資、優先授予自營進出口權。五是加大行政、法律和輿論保護力度,堅持不懈地打擊假冒偽劣行為。
(六)采取品牌延伸方式,不斷拓寬品牌范圍,建立和完善品牌體系,豐富品牌農業的發展內涵
隨著各種生產經營主體市場意識的增強,品牌與商標已經從最初所賦予的識別功能和促銷功能向信息傳遞功能、價值功能、形象功能的綜合功能轉變。而不同的消費者對品牌功能的需要往往不同。為了進一步拓展市場,必須圍繞核心品牌,建立健全品牌體系,增強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通過品牌延伸方式來拓展品牌范圍,向消費者提供同一品牌多種不同功用和形象的產品。雖然品牌延伸是當前知名企業常用的發展戰略,但對于農業企業來說,引入品牌經營的理念,采取品牌延伸方式來推進品牌農業發展,還有較長的路要走。為此,應該借助于工業化中的品牌經營思想,在進行品牌設計時,將保持品牌核心價值和個性的一致性作為品牌延伸的關鍵。如農產品的綠色功能、消費功能和安全功能等,都是農產品品牌延伸和發展品牌農業過程中必須注意的重要方面。
(七)加大農業技術創新,強化農業科技對品牌價值的增值能力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農產品品質,不僅是樹立農業品牌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本質需要。從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形成過程看,由品種研制,到良種選育,再到產品生產和后序的加工、包裝等各個環節,都離不開科技支持。而現代農業發展中,來自于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的支持作用越來越大,尤其是圍繞綠色農業、有機農業以及產品加工的發展,開創了許多新興的科技領域,為新的產品品牌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技術條件。近些年來,我國依靠優勢人才資源和科研院所及大專院校的雄厚技術,為品牌農業的培育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如有關無公害蔬菜、農產品生產技術的科研成果日臻成熟并大面積應用。但仍需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與支持力度,努力構建一個從農業生產、加工到營銷的技術創新體系,集成開發和重點示范一批農業重大關鍵技術,攻克一批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農產品加工、保鮮中的重大技術難題,建立健全農業科技創新服務體系,不斷增加品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提升農產品品牌價值,推進品牌農業快速發展,促進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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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摘要〕我國經濟社會環境以及農業、農民的固有特性決定了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亟需市場推動和政府引導雙重引擎。20世紀中期以來，政府權力的過度介入以及市場化力量的嚴重缺位必然造成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雙重引擎嚴重失衡，從而導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從“卷入式參與”向“權利型合作”轉變是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走出困境的突破進路，這一轉變要求雙重引擎的均衡運作并進行新的策略安排。
〔關鍵詞〕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市場推動；政府引導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009B23914）
〔作者簡介〕曹海林，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江蘇南京210098。
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實踐是西方合作經濟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合作組織實踐。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合作組織雖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上卻陷入了農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渙散、合作關系疏遠、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著重剖析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運行環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與市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雙重引擎
合作行動（cooperative action）作為構成合作組織經濟生活的基本單元與微觀基礎，一直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最具爭議的研究焦點。經濟學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設，通常采用大量數據圖表對合作行動進行定量分析，并建構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資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尋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會學看來，以上理論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設合作行動者能準確決定其行動后果和潛在效用。經濟學假設顯然不符事實，合作行動嵌入于復雜的社會制度運行環境，非經濟因素對合作行動的影響不容忽視。早在社會學經典時期，馬克思（1867）、涂爾干（1893）、韋伯（1921）等對合作行動進行過不同程度的社會學基本范疇分析，強調制度建構及其有效實施的非理性基礎（包括風俗習慣、社會規范和文化觀念等）同樣對合作行動者的理性選擇產生影響。在經濟學視野中，經濟合作組織是處于市場競爭不利地位的弱小生產者按照平等原則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通過共同經營實現改善自身經濟利益或經濟地位的組織，現代農民合作組織應是市場經濟的產兒。
事實上，世界合作運動的實踐經驗表明，現代農民合作組織是分散的小規模經營的農戶進入市場、改善自身經濟地位的理性選擇。農民合作組織不僅僅是當今世界最為成功的合作組織類型，而且還是當今世界合作運動的主體。鑒于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以及資源稟賦存在明顯差異，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社會根基及其發育成長動因也互不相同。從發生機理上看，現代農民合作組織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競爭性的市場，因為“競爭性的市場是人類迄今為止發展的有效的生產和分配貨物與勞務的最佳方式。國內與國際競爭帶來了刺激因素，掙脫了束縛企業家和技術進步的羈絆”1。毋庸置疑，在市場經濟語境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需要“市場化力量”的推動，而“市場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會（以市場經濟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共同體）條件下經濟活動主體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權和非壟斷資源占有方式中的體現，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價值追求的社會主體及其功能組織，獲得了按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自身價值與發展目標的行動自由及其保障條件，2亦即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根據市場需求，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各類活動，以提高組織效率和效益。
農業作為分散產業、農民作為技術弱勢群體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樣亟需市場化力量的介入與推動。農業的自然生產與分散經營的特點，農業生產作為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的統一過程，經常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以及違約風險，同時由于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相對較低，是一個弱質產業。市場化改革與小農經濟的矛盾不可忽視，這種矛盾很容易被視為市場化推動的負面影響或副產品。這就需要設立專業性的經濟機構，為分散的小農經濟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擴大產銷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農民權益保護方面也存在著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和服務缺位的問題，農業市場競爭急劇性和農業產業弱質性之間的矛盾，是制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市場競爭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風險性的優勢特點，同時市場化競爭的推動又具有分散性、小規模性、非均衡性的明顯缺點。這一事實必然要求在市場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發展之外還應有政府引導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導也成為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場化競爭存在的諸多不足，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還需要政府引導，即通過一系列政策過程來實現市場化力量推動難以完成的任務，體現政府引導所具有的公益性、反應速度快和規模影響大的優勢。更何況，“市場不能在真空中運轉——他們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與規章體系。就其他許多任務而言，市場有時不能完全解決問題。”3這種市場和政府作用的互補性，要求農民合作組織實現市場推動與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合作社誕生之初的價值目標及其行為取向表明，合作經濟組織本身作為一種介于市場與政府管理之間的組織制度安排，客觀上要求市場與政府的共同參與和有效配合，這種內在需要決定了農民合作組織本身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決定了其實現市場推動和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首先是農民合作組織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為保證。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不均衡，基礎薄弱，綜合生產能力提高不快，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還很薄弱，對市場信號反應不夠靈敏，經營管理素質基礎較差。農業生產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條件和規模經營不夠的限制，機械化、自動化、現代化的程度還不高。由于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不平衡，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現實地要求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迫切需要構架以家庭承包經營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相結合為基本框架的市場農業組織結構，提高農業市場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水平，促進小規模的農戶分散經營與社會化的統一大市場對接，實現農民合作組織市場推動與政府引導的良性互動。
二、引擎失衡：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畸變境遇
基于中國社會事實，對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為何會陷入更為艱難困境的疑慮與反思在學術界早就醞釀成強烈的問題意識。果真如有學者質疑的，市場經濟導致了農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強烈的利益驅動致使農民間的合作關系必然會迅速減少？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必然會促使農民行為的原子化和農村傳統組織的衰落進而造成農民合作變得更為艱難？毫無疑問，對這樣的質疑回答“是”或“否”都顯得極為草率。因為對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特別是對轉型期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困境的剖析離不開我國特定的制度運行環境，不僅要重新審視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認真思考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建立在什么樣的社會基礎之上。因為經濟行動不僅僅是滿足個人自然物質需要的工具，而且還是自我實現的工具，所有這些只有在社會背景下才能實現。4
回顧世界合作組織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合作組織發展的初期，合作組織是作為民間產生的自下而上的經濟互助自救組織而存在的。作為一個自下而上的自救組織，合作組織從一開始就將“無涉政治性”視為重要的組織原則或組織行為準則。不過，合作組織的最初設想未必就會形成合作組織后來實踐的現實軌跡。進入20世紀以后，合作事業從西方發達國家傳播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農民合作組織逐漸得到普及，合作組織發展賴以生長的經濟環境和政治體制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在西方經濟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強調政府干預經濟、認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預工具成為西方經濟學關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觀點，同時也成為戰后西方各國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開始普遍推行強制性色彩極濃的經濟運行體制，將政府的指令性計劃視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合作組織發展的價值指向及其運作軌跡開始發生偏移，原先作為自下而上的自救組織開始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牽制，經濟合作組織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制度及其運作形式開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組裝并成為政府振興農業、發展農村經濟的理想路徑選擇。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組織發展的意圖就更為明顯，即政府欲將合作組織作為推行其特定經濟或社會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開始套上國家行政化運作的外衣，而其發展自然也越來越背離“無涉政治性”原則。國家的行政意圖明顯左右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方向，若將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由于其產權模糊，內部交易成本過高，合作組織的技術效率與企業組織相比有明顯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組織的持續存在和發展總是與國家對它的各種扶持聯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國家行政化驅動力壓市場化推動而成為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影響力，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自然也就難以避免。
毋庸置疑，農民合作組織發育成長的根源基于“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民合作組織源于市場化，又能推動市場化。畢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換過程中，理性行動者最大限度獲取效益的途徑就是放棄原有物品，以獲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農民在面對大市場時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規避市場風險的需要，聯合起來集體行動，放棄原有物品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來獲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動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既非源于市場化，更不能推動市場化，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越來越捆綁于國家的行政設計及其意圖而陷入極其被動的尷尬境地。
非常明顯，我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變”發展與國家政權的強力推進密切相關。如果說50年代初運動中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主導作用還僅僅停留在法律制度規定層面的話，那么，隨后的合作化運動、化運動則是國家在自己名義下，構造了體現國家意志的鄉村集體組織并賦予其特定的經濟和法律權利，進而實現國家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實質性主導。7重新審視我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在1950年代開始合作化之時，我國農村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而隨后長達20余年之久的體制不僅使中國的農民合作組織變了質，沒有了“合作”的實質內容，而且更使絕大多數農民喪失了對合作組織的興趣及其參與的主動性，以至于對1980年代后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造成無形的傷害。在行政力量推動下，農民對于合作組織的參與僅僅是“被動式市場化”卷入，國家的行政意圖及其指令毫無商量地將農民全部卷入合作化運動。如此規模宏大的國家行政化合作運動注定造成兩大后果，一是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不再按市場化規則運行（事實上也無法按市場化規則運行），必然陷入實踐困境；二是農民參加合作組織也不再是權利型的理性參與，實為農民的無奈選擇。雙重引擎的嚴重偏頗失衡必然導致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畸變發展。
三、從“卷入式參與”向“權利型合作”轉變：農民合作困境的突破進路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民的合作化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動員的性質，特別是在國家主導鄉村的社會背景下，國家憑借高度集權的行政權力將農民卷入各項政治運動，這種“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參與實質上是國家通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而實現的對鄉村社會的政治控制。8毫無疑問，卷入式的合作化參與顯然扼殺了合作農民參與合作化運動的主動性與創造性。高度集權的國家行政控制使得農民擁有的公共參與權利還僅僅停留在形式上，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一切權利因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層層控制而根本無法兌現。農民對合作化運動的參與只是國家行政力量動員農民實現其特定目標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體現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權利及其在合作組織中的主體性地位。
事實上，在集體化時代的“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下，農民合作組織的生成機制及其運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國家行政體系，農民作為“合作主體”參與自上而下的合作化運動并不是基于自身經濟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權利主張的積極行動，而是迫于國家行政壓力的無奈選擇。建國后國家行政力量正是通過發動合作化等運動將農民成功卷入其中，這種“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參與實質上就是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缺乏主體選擇權利的被動行為，農民必然淪為缺乏自主意識與選擇權利的一群“合作化盲從”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國家行政權力對農民合作行動的單向控制，顯然無法激發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主動性。
毫無疑問，1980年代后，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的均衡運作初現端倪。鄉村改革使農民真正獲得了主動性參與的權利資格，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農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隸屬于公社體制的“社員”，擁有了生產經營上的自，確立了獨立的經濟自主地位，特別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明確規定合作組織必須遵循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原則才能獲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農民自愿合作也就會成為農民在事實上可能實現的一項法定權利。9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僅使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權利有了特定的經濟利益基礎，而且，也改變了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性質，即由集體化時代的“政治卷入”式參與向新時期的“權利合作型”轉變，農民合作參與的權利性日益突出。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均衡運作的社會基礎逐漸形成。然而，農民合作組織參與性質與方式的轉型并不就意味著農民在合作組織中的主體性能得到充分體現，由于農村改革后農民的合作參與成為一種非強制，這就使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很難避免“多數人參與”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農民合作組織雖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上卻出現了農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渙散、合作關系疏遠、合作信用欠佳等現象。這些現象雖然不能讓我們輕率地對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績效與前景下結論，但至少促使我們思考在市場化主體力量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農民合作組織如何培育和發展的問題。農民參與合作組織從“卷入式”向“權利型”的轉變，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而且更應有實質性內容的切換，這一轉變要求國家引導與市場推動雙重引擎的均衡運作并進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先決條件。從較大范圍來看，權利意識與公共精神是權利型合作中參與主體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種。一般來說，合作主體的合作文化主要體現在合作主體在合作問題上對合作過程的行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類型對合作主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合作的價值評價、合作的態度和情感表現、合作的方式選擇、合作規則的認同情況、合作的行為向度、合作的效果認識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會潛在地發揮著制約作用。權利型合作不僅要求農民要有較強的權利觀念，而且要求農民具備現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農村市場化程度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產生的重要條件，健全市場體制能使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推進農業市場化的直接體現是農產品商品率的不斷提高和生產要素配置的市場化，農民才有可能選擇合作組織這種生產要素的組織形式。提升農村市場化程度既要求政府為農民合作組織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又要求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各種批發市場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設施的建設以及農村市場流通體系、生產資料市場體系和農村消費品市場體系的建設，從而為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農民合作主體地位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關鍵因素。農民權利型合作的過程其實質就是農民以合作主體身份對合作事務實施民主管理的過程，在合作過程中，農民作為合作主體不僅要積極參與合作規則的制定，而且更應成為農民合作規則的實踐者與創新主體。農民合作規則的內容應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這既包括確立合作主體權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著眼于地方特色的農民合作章程（條例）。雖然兩種合作規則在性質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異，但參與制定的主體理應都是農民，農民合作主體地位的確立必然能確保農民權利型合作的真正實現。
其四，提高鄉村組織化程度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證。農民權利型合作必須要依賴于制度化的組織通道，農民合作參與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村莊組織化程度的高低。鄉村改革以來，農民在空間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斷，橫向聯系也相對缺乏，這種低度組織化的鄉村社會結構，必然使農民的合作參與因缺乏凝聚載體而出現彌散化和相對弱化，從而導致農民的權利表達和政策要求難以集中，農民權利型合作必須要求切實提高鄉村組織化程度。
其五，創新農民合作形態是實現農民權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農民合作形態的現實狀況意味著農民合作權利實現的可能性大小，農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決于農民參與形態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態的長期影響，我國農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徑表現出單一、空乏的總體性趨勢，農民的合作行為是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缺乏主體性的被動行為，農民的文化特質、價值觀念、社會行為慣性都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農民權利型合作多元形態的選擇。創新農民合作形態激發農民合作的主體性則是確保農民權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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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一、我縣中等職業教育概況
最近幾年我縣中職教育有了長足的發展。目前全縣共有中等職業學校八所，其中公辦職業高中五所，民辦中等職業學校三所，新廟高級職業中學和縣職教中心為省級示范中等職業學校，甘羅鄉村教育社為市級示范中等職業學校。所設專業分為種、養、加、管、企、貿、醫、藝師等類20個專業。*、*連續兩年被評為全市招生先進單位。現在全縣中等職業學校在校人數共4256人。潁上縣幾年來中等職業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畢業生就業形勢良好。我縣的中職學校加強了與用人單位的聯系和溝通，鞏固和擴大了原有的就業市場。中等職業教育學校07年畢業生平均就業率達93%。08年畢業生平均就業率達95%，例如新廟職高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學生在實訓上的時間多于理論上的學習時間，學校的大量投資均傾向于實訓設備，近幾年僅用于數控設備上的投資就有一百多萬，該校的畢業生因動手能力強而大受社會歡迎，每年畢業生的就業率始終保持在96%以上。
二是以學校創建為動力，重點發展了一批骨干學校。在各級政府部門的扶持下，特別是由于教育部門和基層學校的共同努力，中職學校建設的投資力度有所增強，許多學校教學條件明顯改善，為提高教學質量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條件。例如，*年縣城市教育附加費的30%投入到中職學校200萬元，*年縣城市教育附加費的30%投入到中職學校440萬元，*年潁上縣職教中心*年自籌資金一百多萬元，添置了一批學校急需的實習實訓設備；新廟職高08年自籌資金60萬元，購買了數控機床。08年縣職教中心被評為安徽省合格職教中心、安徽省示范職業學校。
三是以師資隊伍建設為抓手，教師素質得到顯著提高。各中職學校十分重視教師素質的提高，通過自身的培養、人才的引進，有的學校已形成了一支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年全縣共派出26名教師參加國家級、省級、市級專業課教師的培訓；*年從全縣高中教師60名招聘計劃中拿出11個計劃用于招聘職業學校專業課教師。
四是以聯合辦學為依托，辦學形式靈活。近兩年我們走出了一條與縣內外有關學校聯合辦學、資源共享、校企合作的路子，使得我縣狀況大為改觀。*年新廟職高、甘教社與安徽工程技術學校聯辦，僅測量工程、機電技術應用專業就招生700余人。*年縣職教中心與北航公司、黃山中華職校等多家全國知名企業、職校聯辦了“旅游服務與管理、烹飪、服裝設計與工藝、汽車應用與維修、航空服務、鐵路乘務、建筑工程等專業；新廟職高與蕪湖奇瑞汽車集團、蕪湖震亞數控機床廠聯合辦學，招收汽車安裝與維修、數控技術應用等專業。總之，經過各部門的協同努力，我縣的中職教育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中職教育發展處在阜陽市前列。
二、制約我縣中職教育發展的主要問題
我們認為，雖然我縣的中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歷史、經濟、環境等方面的影響，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中職教育的一些矛盾日益凸現，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思想認識有差距，關心支持中職教育的社會氛圍尚未形成
應當說最近幾年，縣委、縣政府相當重視對中職教育發展的研究，逐年加大對中職教育的投入，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群眾所認識，但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加上高校擴招引發的普高熱，社會上重視普通教育、學歷教育，輕視中職教育的情況較為普遍，讀高中、考大學，是家長、學生的努力方向和主要目標，讀中職是初中畢業學生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由于對職業教育的輕視，中職教育非但沒有得到社會輿論的有力支持，反而受到觀念滯后的嚴重影響。
（二）管理體制不順，資源配置不盡合理
我縣的職業教育，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起來的，條塊分割、職能交叉、封閉辦學、重復建設的問題比較突出。
一是缺乏有效的統籌管理。職業教育分屬教育部門、勞動部門、農業部門、扶貧部門、人事部門等多頭領導。以上部門都有與職業教育相關的辦公室，但相互之間缺少有效的溝通和整合。
二是辦學的盲目無序。各部門、各學校對職業教育雖在積極投入、參與，但總的來說還是較薄弱的。又加上缺乏前瞻性的考慮和統籌協調，從而會導致領導上的混亂、低效率，使職業教育的發展缺乏合力。
三是資源利用率不高。資源配置不當，辦學效率低、發展不平衡。
（三）經費投入渠道不暢，辦學條件相對滯后
長期以來，財政對中職學校的投入微乎其微，欠賬較多，經費短缺已經嚴重制約著中職教育的發展和辦學水平的提高。在各中職學校主要負責人的座談會上，許多學校領導談到了資金短缺，無力添置學校辦學急需的實習實訓設備。
（四）特色不明顯，專業設置有待更新。我縣中職教育專業設置不少，但與縣域經濟發展需求結合不夠緊密，主動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能力有待提高，專業設置同地方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結合有待加強。
（五）沒有真正實行就業準入制度
由于企業對員工的勞動技能重視程度不夠，就業準入制度在實施執行中還存在差距，先培訓后上崗，轉崗必須經過培訓再上崗的制度沒有真正落實，企業招收新勞動力，沒有很好地按照國家規定實行就業準入，視自主用工為自由用工，直接影響了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直接影響著中職教育發展的社會環境。
三、加快取得發展我縣中職教育的思考
（一）整合資源，辦大職教。強調政府在潁上職業教育的主導作用，加大對職業教育的統籌力度。由政府統一規劃，統一協調，部門聯動，在潁上縣工業園區重點建設一個占地200畝的綜合實訓基地。綜合實訓基地的運作采取市場運作模式，其生產經營可享受校辦企業政策優惠。要把現有職業培訓機構和學校有機地整合，增加容量，盤活現量，提高質量，使職業學校（或基地）起點更高、規模更大、特色更顯著，做大做強我縣職業教育。
（二）創新機制，搞多元化。進一步深化公辦職業學校體制創新，學習借鑒先進地區辦學經驗，積極推進公辦職業學校運行機制創新，真正形成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自主辦學的實體。鼓勵公辦職業學校大膽引進競爭機制，推動資源整合。探索與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職業學校及個人合作方式，實行多元投資并舉的辦學體制。建立校企互惠互助、彼此促進的雙贏合作機制，用利益關系和責任義務使校企建立穩定的長期合作關系，學校為企業培養適用人才，企業為學生實踐提供設備和技術保證，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職業學校建設，加快發展民辦職業教育，積極吸引民營資本為發展職業教育服務，充分發揮民辦職業教育貼近市場、機制靈活和運行高效的特點，促進職業教育觀念、體制和機制的創新，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對職業教育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鼓勵公辦和民辦職業學校采用聯合辦學、合作辦學，逐步做到一校多制，一校多用，實現資源同享，優勢互補；營造輕松的投資環境，制定優惠政策吸收民營資本投入公辦職教學校，形成多元辦學格局，解決職教資金投入問題。
第8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1、20世紀加利福尼亞文化和景觀設計學的概念
加利福尼亞位于美國大陸的西海岸，經濟實力列全美第5，生產總值達到1.3萬億美元。其面積為4200hm2 ，氣候溫和，擁有豐富多樣的環境——內華達山脈、死谷和安扎波利格（Anza Borrego）沙漠，以及巨大的舊金山海灣。南加州還有干旱的沙漠，以及“海灘”文化：北加州海岸線崎嶇曲折，有著生動的景觀。但由于城市化和人口的激增，給加利福尼亞的環境帶來巨大壓力。作為美國人口最密集和種族最多元的州，這里不斷與社會和環境問題作著斗爭，并且試圖保護其杰出的自然景觀。加州現在擁有約6000名注冊景觀設計師（RLA ），這一數字在全美來講是最龐大的，并且還有約25000名見習和未注冊的景觀設計專業人員。同時，加州還擁有數里眾多的可以授予景觀設計學專業學士和研究生學位的大學[1].加州景觀設計的豐富傳統，最早始于18世紀初的西班牙移民，當時，他們在建筑中引入了庭院花園。19世紀后半葉，從美國東部來的移民，又帶來了受歐洲特別是英國和意大利的風格影響的造園思想。而日本風格的影響，是與世界博覽會的舉辦及苗圃產業的發展相關的①，其中移民勞工的主要工作是花園養護與植物培育。
在這一時期，人們對健康具有非常強烈的愿望。東部許多人，就是因為加利福尼亞溫和的氣候，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環婉而移居這里的。相對于其他地方，這里的設計更顯出自然，隨意的風格[2].加州素以開拓精神著稱，從1840年代的淘金熱和東部人開拓西部的熱情，到20世紀早期，追求健康的實業家和電影制造商們，開始在這里建造私家花園。這些行動推動了“加利福尼亞花園”風格特征的形成。
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變革。景觀史學家已經注意到了現代藝術運動，并且開始嘗試觀察加州環境的新途徑。托馬斯．丘奇（Thomas Church）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將古典元素和現代形式相結合，在私家花園中創造出一種加利福尼亞地方風格。這一時期著名的叛逆學生如，蓋瑞。埃克伯（Garrett Eckbo）、丹．克雷（Dan Kiley）和詹姆斯．羅斯（James Rose），開始與哈佛的古典學院派傳統決裂，推行新的現代思想，并且成為景觀設計學發展中重要的人物。他們認為景觀不僅具有美學價值，還要有良好的功能適合人在其中生活。
景觀設計學的專業活動，在二戰后經濟復興中逐步繁榮。蓋瑞。埃克伯在加州建立了埃克伯（Eckbo）、迪安（Dean），奧斯TAustin）和威廉姆斯（Williams）設計事務所，后來演變成為國際性的EDAW公司（易道公司），總部設于舊金山。經濟振興與人口生育高峰，推動了面向中產階級住宅開發的大發展住宅大發展又為景觀設計師們帶來了機遇。一些新出版物為迎合新興的中產階級，報道了蓋瑞。埃克伯、羅伯特。洛斯頓（Robert Royston）、勞倫斯．哈普林、托馬斯．丘奇、羅伯特．卡特（Robert Carter）和彼得．沃克（Peter Walker）以及其他許多景觀設計師的工作。這些景觀設計師表現了創造戶外環境的新方式[4].在這一時期，新的建筑形式和發展思想出現了：郊區超市、高速公路系統、城市更新、歷史文化保護以及郊區住宅都有所增加。并且大t的景觀設計事務所開始蓬勃發展。除了蓋瑞．埃克伯的公司外，還有諸如佐佐木（Hideo Sasaki）、羅伯特．洛斯頓（Robert Royston）以及其他很多的設計事務所。其中，勞倫斯．哈普林的公司，曾經擁有200多名職員。
此后，景觀設計專業隨時間而不斷發展，20世紀60至70年代，利用“整合的方法”組建強調合作和多學科的團隊。建筑學與景觀設計學的聯盟包括了社會，文化和環境的內容，并允許公眾參與。環境倡導者對城市的歷史街區的污染和忽視，以及石油危機做出了反應。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和麥克哈格（Ian McHarg）的《設計結合自然》就是這一環境運動的催化劑。此期間，加州建成了第一個具生態導向的項目——海洋農場。其設計理念是由勞倫斯．哈普林擔任項目指導，并且與查爾斯．康爾（Charles Moore）及其摩爾、林登（Lyndon）、特布爾（Turnbull）、維特克爾（Whittaker）聯合事務所（MLTW）合作的一個設計小組共同提出的。海洋農場位于舊金山北部崎嶇的，常年被風掃過的海岸邊，它是加州第一個由景觀設計師來領導的大型住宅開發項目。建筑形式結合了周圍的景觀，并考慮了微氣候環境。這一靈敏的途徑和因地制宜的建筑風格，創造了一種新的適合當地和太平洋海岸地帶的設計語匯。為了規范這一時期的快速發展，加州制定了1970年的環境質，法案（CEQA）以及1976年的海岸法案。前者要求每項開發計劃均必須提交環境影響報告（EIR）。如果可行的話，可以評價和鑒別開發項目的影響，并避免或減輕那些影響。這項法案已經實施了許多年，并且環境影響報告制度對各種影響進行了綜合考慮，如考古，文化，社會，經濟以及環境[3].而加州海岸法案規定公民可以進入海岸和海灘，因此，海洋農場不得不進行調整，以允許公眾進入。
20世紀80-90年代，北加州的特色成為硅谷以及計算機產業的代名詞。加州的景觀設計隨著辦公建筑、高科技研發園區以及相關的居住、零售和娛樂房地產開發而發展變化。南加州的特色繼續與好萊塢電影工業、南桔郡的中上等階級的郊區居住區的擴張，以及成為生物技術和計算機工程中心的圣地亞哥相聯系。這一階段的農業用地在城市和郊區擴展的壓力下萎縮。在私營經濟領域中，對自然環境的影晌成為房地產開發商或政府談判中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洛杉磯的德爾維斯塔海濱療養地項目（Playa Del Vista project）中，其對環境的影響通過恢復圣地亞哥海岸的濕地而被減輕了。相關的專業，如建筑師，規劃師和景觀設計師，總體來講都聽從開發商的要求。但是，景觀設計專業依然還能夠在繁榮與衰退之間的循環中發展。在經濟繁榮時期，景觀設計師忙于發揮他們的設計理念。而在衰退時期，景觀設計師則更積極于開放空間的規劃和景觀的恢復。
20世紀末，景觀設計出現了兩個主要派別一是保護傾向和喚起自然的愿望，另一部分則是把景觀設計作為人類自我的表現。第一種派別起源于麥克。哈格的生態規劃，景觀設計師從區域尺度到具體的場地，倡導自然系統并把其作為一個模式。而第二種派別的景觀設計師希望形成一個建成的秩序，作為人類思想的反映[5].在加州實踐的許多景觀設計師在最近20年中幾乎都輕易地陷入了這種分裂。但是，在追求設計適合宜人的景觀的探索過程中，景觀設計師是依據不同的情境與線索來工作的。項目和設計過程的表達，會把景觀設計放在城市的環境脈絡中來考慮，并且提出令人期待的，可以改善生活質量的訊息。下文列舉2個比較成功的范例。
（1）市中心區的復興圣荷塞市20世紀80年代，前加州首府圣荷塞市的公眾領導決定要恢復其市中心。他們認為圣荷塞市位于舊金山半島的南部尖端，距離舊金山大約1小時的車程，到世界最尖端計算機技術的中心——圣克拉拉郡的公共辦公室，只需20分鐘，所以可發展為計算機產業的經濟中心。同時，還認為圣荷塞是一座“花園城市”，農業也曾經很發達，這里又是移民傳教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1985-1990年期間，筆者在北加州為圣荷塞市再開發署（RDA）工作時接受了此項任務，目標是為市中心提供一個全面的城市設計戰略，制定設計觀念，指導私人開發者的設計，并且雇傭最好的專業設計人員來幫助實現這些設計意圖。這是筆者所經歷的第一個由設計小組決定設計和開發進程的工作，此項規劃在競賽投標后被采用。工作中還接受了大規模的道路植樹項目，制定種植規劃，推薦樹種。以城市干道阿爾馬登林蔭大道（Almaden）為例，選用長葉刺葵做行道樹種，是由于它具莊嚴的形象，并且在傳教歷史時期曾經使用過，具有可強調此大街作為門戶通道的特征。城市中心區更新的總體目標是基于就業和居住的平衡，建立高質量的市中心區環境，以與“花園城市”的總體目標相一致。通過緩解交通堵塞和降低汽車尾氣，來提高城市空氣質里。創造一個市中心的開放空間系統，向辦公室職員，附近大學的學生開放。新的社區開始在市中心發展，旅游者開始在這里住宿。開放空間組織為4個區商業區和沿圣費爾南多街（San Fernando）的通道位于市中心和當地大學之間的旅館和琴售區向北沿著圣克拉拉街的餐館和辦公室綜合體；位于傳統中心北邊的包含了娛樂，文化和新住宅的多功能區。這一思想產生了適宜于步行的城市，景觀沿著城市中心的肌理遷回前進，創造了多種土地利用間的聯系。空間從建筑物中得以釋放，改善了總體的生活質量。
（2）厲史街區的復興：中央商務區，洛松磯市19世紀初，中央商務區是洛杉磯市中心的歷史核心區。沿著春天大街和百老匯大道，有兩個國家在案登記的歷史街區，具有連續的建筑立面，包括歌劇院、商業銀行以及辦公建筑。作為國家登記在冊的街區不允許財產擁有者損壞。二戰后形成的新金融中心，處于老的歷史核心區如邦克山（Bunker）和費格若阿大街（Figueroa） 的西邊。為了復興歷史街區，通過詳細調查，采取了綜合分析方法，對當時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格局，發展方向，交通情況，建筑空里情況，公園和開放空間，機會與限制等進行了考察。并研究了與開放空間相結合的，新的步行聯系方式。主要措施是把大城市街區分割為中等規模街區，形成新的步行格局。沿著控制性的南北方格形形態，引入新的開放空間系統，產生一個可達性和質量更高的物質環境。提出一個全面的土地利用策略，允許北部的公共藝術中心重新利用春天大街沿街的歷史建筑。一個沿著改進后的第四大道東西步行路，連接公共藝術中心與邦克山的律師與開發商的社區。第四大道南側，鼓勵重新利用空置樓盤作為藝術家的空間，從而使更多人可以經濟地利用這些區域。
在另一個國家注冊的歷史街區，沿百老匯大道建造大型拉美主題娛樂區。因為，洛杉磯擁有多元化的人群，大約50%是拉丁裔或西班牙裔。這一區域的活動在白天主要是零售，夜晚轉變為夜總會和娛樂區。這一新的娛樂區，能夠便利地為新城市中心服務。
與城市設計過程同時進行的，是為中央商務區做的城市中心戰略規劃（Downtown Strategic Planning， DSP）。盡管這一城市中心戰略規劃正在進行當中，但其潛力和前景卻難以被再開發署的歷史核心復興戰略所認可。因為，其他政府部門試圖利用城市中心戰略規劃來為其自身的目標服務。
2、21世紀民營經濟領域將在中國景觀設計中發揮作用
通過上述項目的介紹，為中國21世紀的景觀設計學提供借鑒，也許顯得不適宜。但實際上，歷史上世界各地的社會和文化是不斷互相影響的。景觀設計師和城市設計師對其所服務的社會負有責任——創造，提高和延續地方“場所感”。景觀設計師擁有這樣的能力來研究地方感，并且可以改善地方“場所感”。采取這種方式，設計師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從民營部門的項目中學習，制定關于景觀設計應該采用何種合適的形式的決策。盡管如此，還是有人持設計專業會變成“開發商的奴隸”的看法，但筆者相信應該可以進行革新的探索。
隨著進入21世紀，景觀設計師將會更多與設計同行，各專業的工程師、自然科學家、政策制定者以及顧客等來協同工作。通過協同工作來理解項目的范圍及規模和制定可實現的設計目標十分重要，能夠閱讀景觀更是核心的能力。而能理解景觀設計師與建筑師的區別，也是理解生活環瑰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設計的時候，首要的問題之一，就是考慮現存的環境脈絡。當我們第一次遇到顧客或被委托一項設計任務時，在調查現場之前，我們也許會詢問許多問題它的物質空間是什么樣子的，是城市、郊區、鄉村，還是處女地，自然環境的質量如何，它的地形特征是什么，有哪些現存的植被，主導風來自哪個方向，使用者會來自哪些方面，這些只是在設計過程早期階段會遇到的一些問題，它們都與生活環境有關。
筆者同意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應用生態方法。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持續增長的私人規劃設計部門，一個景觀設計師如何在這一背景下創新，對于不斷發展的城市，以及從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變的需要，生態方法是否合適，或者是否應該有一個真正的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并且適合中國的發展模式該是什么，現在的發展如此之快，而同時也在以同樣的強度摧毀著所有過去的遺跡，我們對此是否要鼓勵，這些對于景觀設計師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在21世紀應當進行思考。
本文列舉的案例，也許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設計的提示。在圣荷塞市中心復興的案例中，設計師考慮了重新建構，更新和復興的方式。包括探索歷史以及歷史和場地的關系（城市、區域、國家的歷史以及任何保護文化遺產的潛力，人群的歷史以及人群文化的多方面，以及自然環境的歷史）。為了促進有利于私營部門經濟發展的環度，我們對創造一個適合居住的，可步行的，具有高生活品質的市中心環境提供幫助。通過考察總體的特征以及其“場所感”，并努力來閱讀景觀，試圖來創造一種“永恒”或持久的設計觀念和策略。并且發現了汽車交通和步行的結構以及它們與土地利用和密度的關系，開始組織一個可以以平衡的方式來整合市中心新建成環境的開放空間系統。這種方法在當時是富有創新性的，并且會不斷地隨時間而發展。圣荷塞市再開發署中的設計小組，將在10年或更多時間內對這一工作進行評估，并且對市中心的物質空間質量做出結論，提出他們自己的干預與設計策略。
洛杉磯市中心的開發密度，要比圣荷塞市高得多。在圣荷塞市國際機場的飛行航線范圍內，市中心的建筑高度輪廓不得不保持在規定最低限度內，以遵守空中交通安全條例。在洛杉磯市中心，容積率從3：1-12：1不等，并且允許密度轉移。例如，依靠在中央商務區的區位，密度可以通過開發商與CRA的協議，從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處。在貝聿銘、福雷德（Freed）和卡布（Cobb）設計的圖書館大廈的案例中，空中權利被從珀欣廣場（Pershing ）（容積率6：1）轉換到了圖書館大廈，允許其大致達到接近24：1的容積率并且可以相應的提高建筑高度。25%的密度獎勵，也可以從國家注冊的保護區內建筑上的空中權力中轉移。這些機制在1990年代早期，刺激開發商在市中心建造高層建筑中十分有用。但是這些大興土木的副產品就是衰退，樓盤空置，以及缺乏開放空間。
在歷史核心區案例中，有許多教訓可以被吸取。景觀設計學的力量，在城市背景中經常表現為一種倡導的姿態，景觀設計師成為政治說客和開放空間發展的推動者，但這些往往是達到城市成功決策的重要因素。筆者大多數時間是在與開發商談判，或者向官方陳述，并盡力來說服他們，使之明白開放空間，作為一種機制在復興城市中心，改善經濟投資環境，提高基本生活質量等方面的重要性。
在民營部門的觀念中，公共的開放空間，或者是一個鋪地整潔的林蔭公共廣場，或者是一個城市綠色游憩公園，或者是兩者的混合，都被視作無收益的發展部分，一個贏利期的“黑洞”。但這并不意味著房地產開發商或城市領導者不喜歡開放空間，只表明民營部門運營機制的缺陷。這還產生了一個問題——開放空間經常被作為全體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被討價還價。對于在城市環境下工作的景觀設計師來講，我們應該倡導開放空間在城市設施當中作為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是考慮到一個經濟成本，或者關系到利益喪失及維護成本。從某種角度來講，這種看法其實還沒有從19世紀的“自然和城市規劃”思想中改變多少[7].景觀設計師可以對包括人類生活的生態過程，進行更深入的觀察。通過了解環境因素和各種機理，可以有助于產生一個新的景觀形態。從城市化角度來看，加州可以對21世紀中國的景觀設計學提供一個參照。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加州主要的城市中，快速的經濟擴張和變革的工業部門，已經產生了城市再開發和新的更新戰略的需求，其目的是使市中心成為工作和居住的理想場所。筆者希望能夠把21世紀中的民營部門的景觀設計師的重要地位闡述清楚，并予以強調，使之可以在城市建設中持續發揮作用。約翰。比爾茲利（John Beardsley）在《我們往何處去》一文中，提出了景觀設計師在新世紀當中應該應對的緊迫任務。將這些方面應用于中國以及其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相對較為容易。他還指出：“我們該如何推動退化的城市和工業景觀的恢復，大多數恢復（再開發）項目采取了改善的途徑，但我們在把不良環境（廢棄地）改造為舒適的場所之外，還可以做什么？我們可以試一試城市農業嗎？我們是否能夠構想一種設計，來強調系統的資源消耗和浪費的問題，同時也可以表明導致前述問題的種種社會過程？[8]
比爾茲利、陀布（Treid）和其他的歷史學家和當代景觀設計評論家，都在引導景觀設計師采取一種積極的態度。盡管如此，在具體實踐中仍然存在一個現實，即當景觀設計學的工作與今天世界的建設作比較時，它仍然還被視作無關緊要。但是還有一線生機——景觀設計師可以影響開發過程。可以斷定，比爾茲利的呼吁是很有鼓動性的。他要求景觀設計師通過成為開發過程中的主導力量，而更加主動地領導設計過程。“設計一個新的景觀，應該考慮生活環境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社會和文化的關系。景觀設計師應該強調景觀不是靜態和被動的，而是一個處在轉換過程中的動態空間。”[9]
注釋①苗固產業，植物種植的商業化，都對景觀設計專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苗木種植業的發展是與加州景觀設計發屬不斷尋求支持而息息相關的，它已經成為了政治游說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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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一、學習考察概況
根據區委中心組全年學習安排，第二季度中心組的學習以“思想大解放，觀念大更新，加快大發展”為主題，結合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市委二屆三次全委會精神和區第九次黨代會精神的貫徹落實，以區委書記XXX為團長的學習考察團一行27人，于7月13日至19日到溫州、杭州、蘇州、上海等地進行了考察學習。在重慶駐上海辦事處的積極聯絡安排下，在當地黨委、政府的熱情接待下，學習考察活動達到了預期效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開始，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戰略抉擇下，華東地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勢地區，“黃金地帶”迅速凸現出具有現代經濟意義的“黃金效益”。2002年，華東地區以占全國1%的土地和5.9%的人口，創造出占全國17.1%的GDP。現在，華東四市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城市建設和開發的投資力度以千億元計；構筑了城市及輻射周邊的高速交通網絡；打造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形成了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鏈和產業群。在短短的6天時間里，考察團先后考察了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參觀了康奈集團、大虎打火機廠、喬頓服飾集團，對促進溫州經濟發展的“溫州模式”和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有了進一步了解；參觀了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高教園區和娃哈哈集團，學習了娃哈哈的品牌多元化經營模式和理念；與蘇州工業園和昆山市領導座談交流，向他們請教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園區建設和招商引資等方面的問題；參觀了上海浦東新區，聽取了浦東新區領導關于浦東新區在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政府職能調整方面所取得的經驗；參觀了上海通用汽車公司和德隆公司，學習了資本運作、戰略投資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實地考察了新天地舊城改造項目。
學習考察中，我們既學習了華東四市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高標準的園區建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民營經濟和加強城市規劃與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又學習了當地政府積極營造發展環境、提高服務意識和工作效率的新舉措。通過實地考察與交流討論，進一步開闊了我們的視野，轉變了我們的觀念，豐富了我們的知識，也使我們看到了我區在觀念上的差距，在發展思路和發展環境上的差距，切實感受到發展的壓力，同時在考察比較中也堅定了加快發展的信心。
二、華東四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特點
㈠強化發展觀念，一心一意謀發展。各地都緊緊抓住解放思想這個“牛鼻子”，堅持“發展就是硬道理”，強化“項目是生命線，投資者是上帝，引資是功臣”，破除陳腐思想的束縛，樹立以發展凝聚人心，以發展論英雄的觀念，始終堅持以發展說話，發展以數字說話，數字以事實說話。溫州樹立和宏揚 “四千精神”、“四自精神”，“四千”就是指“歷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出千方百計”發展商品經濟；“四自”就是指“自主改革、自擔風險、自強不息、自求發展”搞市場經濟。各地都堅持圍繞發展抓合力，形成合力促發展，四大班子之間、各級各部門、廣大干部群眾都圍繞發展這個中心，轉變觀念、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堅持“親商、安商、富商、扶商”理念，努力在全社會形成了“一心一意抓發展、萬眾一心求發展、千軍萬馬快發展”的良好局面。
㈡依托自身優勢，不斷優化發展方略。杭州市在大力發展旅游業的同時，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以“兩港三區”為重點的“天堂硅谷”成為杭州建設綠色生態工業城市的主攻方向，取得明顯成效。蘇州在“依托古城，開發新區”的思路下，借助緊鄰上海的區位優勢，在與上海的錯位競爭中把自己變成上海大企業產品加工的“大車間”。溫州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發展“走出去”經濟、區域塊狀經濟、輕工業為主的特色經濟。昆山由一個60萬人口的農業縣，80年代大力開展橫向經濟聯合，發展鄉鎮工業，實現“農轉工”；90年揮基礎設施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實現“內轉外”，形成以開放型經濟為主導，三大產業協調發展，三個文明同步推進的良好局面。浦東新區以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現代工業基地為目標，以“三港”（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三網”（軌道交通網、市區道路網、越江交通網）、“三能”（電力、燃氣、集中供熱）基礎建設為核心，注重城市規劃與城市建設，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
㈢堅持外向帶動戰略，增強發展動力。華東地區經濟發展呈現出強大的經濟活力與其堅定不移實施外向帶動戰略，積極擴大招商引資，牢牢把握對外開放不同階段的重要機遇，不斷鞏固發展外向型經濟有密切關系。以招商引資為龍頭，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擴大開放，華東四市在招商引資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政策招商，制定優惠政策，對有實力商家，適當犧牲一定的眼前、局部利益；二是網絡招商，在網上信息，宣傳自己，捕捉信息，尋覓商機；三是會展招商，派人參加各類會展，收集信息，結識朋友；四是以外引外招商，提高管理服務水平，親商、安商、富商、扶商，讓外來商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以此吸引外商的合作伙伴、朋友來當地興業；五是產業招商，集中優勢資源，把某一個產業做大做強；六是中介招商，凡對招商引資作出過實質性貢獻的中介人，不論身份，形成“大招商大報酬，小招商小報酬，不招商零報酬”激勵機制；七是運用行政手段推動招商，主要是加大領導干部招商引資的壓力，大力推行末位淘汰制、績效工資制，將招商引資成績直接與經濟利益掛鉤，直接與干部的升遷掛鉤。截止2002年底，來自82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資企業在浦東設立了8397個項目，投資總額超過420億美元。其中，世界500強企業有170多家在浦東投資了328個項目，投資總額達112億美元，具有投資金額大、技術層次高、產業鏈延伸廣的特點。 18平方公里的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吸引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有17家在開發區投資項目26個，還引進內資75.3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年均增幅30%以上。
㈣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增強經濟總體素質。杭州以加工工業為主，逐步形成了以娃哈哈、養生堂等企業為龍頭的食品加工行業；以汽輪動力、萬向等企業為龍頭的機械制造行業；以東方通信、UT斯達康等企業為龍頭的電子通訊行業；數量眾多、以非公有制為主體的紡織服裝行業這四大支柱產業，并全力打造IT產業和新藥產業等新興支柱產業，成為全國軟件產業四大基地之一。溫州打響“溫州制造”品牌，建立14個國字號輕工業基地，創建世界輕工產品生產基地、集散基地、創新基地。浦東立足區域優勢，以金融貿易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高科技園區為基礎，建設功能完備的產業園區。
㈤注重載體建設，拓展發展空間。在二十年的市場磨礪與整合中，規模化的園區建設為華東經濟拓展發展空間，接軌國際市場奠定了堅實基礎。把園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對內輻射的基地、經濟發展的龍頭，園區建設強化了發展主體經濟的拉動效應，使園區內形成了大規模的產業集群和完整的產業鏈。蘇州工業園九年累計完成基礎設施投資200多億元，其中16平方公里建成區達到“九通一平”（道路、供電、供水、燃氣、供熱、排水、排污、郵電、有線電視和土地填高平整）的國際標準，并在項目審批、財政稅收、海關物流等方面獲得相應管理權限和優惠政策，創造了“不特有特，比特更特”的良好條件。浦東新區在建好大載體的同時注重功能特色園區互補聯動的發展格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形成聚合國際現代化金融貿易功能，擁有中外金融機構145家；張江高科技園區形成以現代生物與醫藥、微電子為主的高科技產業；金橋出口加工區形成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群，擁有中外加工企業520家；外高橋保稅區實現區港合一，形成自由貿易、保稅倉儲、出口加工等功能，有效促進了資本、技術、人才等各類資源的集聚和優化配置，使得浦東新區成為上海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象征。
㈥優化發展環境，構筑社會經濟發展的軟硬平臺。在傾力投入建設硬環境的同時規范政務行為，提高服務水平，優化和改善發展軟環境。“你辦項目，我辦手續”，立項、征地、登記等都由政府代辦，全程服務，創造“四個環境”：一是創造上下同心，開明開放的輿論環境。二是創造主動熱情、廉潔高效的服務環境。確立服務是第一投資環境的理念，著力建立長效服務體系，推行服務全程制，從各個環節降低客商投資成本。確保政策不在自己手中截留，差錯不在自己身上產生，企業不在自己這里受冷遇。三是創造公正嚴明，安全穩定的法治環境。四是創造優惠寬松、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
創新管理體制，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科學地構筑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國際慣例接軌、區別于一般行政區的管理機制，強化服務功能，寓管理于服務中，使政府的管理行為具有法制性、規范性、國際性。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擁有2.92平方公里的“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區”，實施“境內關外”的一系優質政策，由海關實行時間式管理，運行按電子報關，口岸直達方式進行，外向型經濟特點明顯，開發區已成為杭州市對外開放的創業基地、人才基地，以及享受國家特定政策，實現科技創新和管理體制創新的重要基地。
㈦構建人才高地，以人才開發形成知識經濟聚集點。國以人興，政以才治，千秋大業在用人。經濟的競爭，主要是人才的競爭。華東地區經濟的飛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一批適應新形勢發展要求、高水平、高層次、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他們大力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全民學習，終身教育的良好氛圍，還通過多種措施，引進、培養了一大批思維創新、銳意進取、層次較高的復合型人才，為發展蓄積了后勁，滿足了向更高層次邁進的智力需求。蘇州堅持“政策引人、事業留人、環境育人”方針，推進人力資源市場化運作，引進了國內外一流名校、名師，建立健全中等職業教育和智力支撐。杭州建設了占地10.12平方公里的高教園區，規劃容納15所高等院校及13萬在校學生，為發展提供寬裕的人才資源和技術創新成果。浦東新區2002年投入26億元發展社會事業，擁有上海科技館、浦東圖書館、少年宮等，投資2億元遷建華師大附中，目前浦東的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衛生事業完全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吸引1/2—2/3的留學人員自愿回到浦東工作，50000多外籍人士入住浦東，人才的大量聚集，提高了整個社會效率。
三、加快九龍坡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建議
如何應對新挑戰，加快大發展，確保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通過考察學習，我們認為應加快推進觀念、戰略、結構、科技、載體、環境六大創新，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積極融入市場競爭體系，推動區域經濟超常規、跨躍式發展。
㈠實施觀念創新，進—步解放思想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是變革的前奏。我們感到，與江蘇、浙江、上海等先進地區比，我們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和發展環境上的差距。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引導干部群眾自覺強化“四種觀念”：一要強化辯證思維抓機遇的觀念。教育引導廣大干部在辯證把握大局的基礎上，結合區情，冷靜分析找尋面臨的新機遇，在擴展區域經濟發展空間，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方面，在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結構調整方面，在利用強大外力克服計劃經濟體制惰性，徹底深化改革方面，在吸引資本和先進的技術、管理、人才方面，以“拼、搶、趕、超”的精神狀態，搶抓新機遇，謀求新發展。二要強化競爭才能進步的觀念。不主動同高手“過招”，就難以超越自我。唯有競爭才有生機活力，才有發展進步。我們要正視可能帶來的壓力和挑戰，采取積極措施超前謀劃、參與競爭，在競爭中不斷前進。三要強化不發展就是后退的觀念。切實克服“步子不大年年走，貢獻不大年年有”，“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好”的陳規陋習，敢于想大事，謀大業，確立新的發展目標，拿出超常規的發展舉措，邁出跨躍式發展的步伐和步頻，實現以快補晚。四要強化適應變革的開放觀念。積極清理廢止過時的政策、法規，在經濟全球化和世貿規則法律框架下，從游戲規則、組織形式、產品定位、科技素質方面迅速接軌，主動把經濟聯系的觸角更多地伸向國內外各個角落，實施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開放，為加快自身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㈡突出戰略創新，不斷完善發展思路
戰略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靈魂和核心。必須正確審視區情，講究戰略戰術，科學制定規劃，理清思路，推動發展。在區域戰略制訂上，一要做到胸有全局。敏銳觀察、正確把握國內國際形勢，研究了解制約經濟發展關鍵因素，以戰略的眼光、開闊的眼界，站在明天看九龍，跳出九龍看九龍。洞悉競爭對手變化，長遠規劃競爭方略，前瞻性科學把握未來。二要正視自身劣勢。定位區情是制定戰略規劃的關鍵，必須正確把握劣勢，取長補短，隨機應變。三要注重發揮優勢。要善于立足自身優勢，充分學習借鑒東部先進地區多年的發展經驗，趨利避害，揚長避短。積極實施“走出去、引進來”戰略，抓住制造業向我國轉移的機遇、西部大開發的機遇，做大做強，加快發展，實現經濟總量的低成本擴張。四要優化發展方略。按照“動態調整，長短結合，粗細有度”的原則，結合不斷發展的實踐，擬定完善發展戰略。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必須緊緊圍繞區第九次黨代會確立新世紀前20年發展的目標，按照實施高新技術、城市化、都市農業“三大戰略”，打牢結構、環境、人才“三大基礎”，建設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的新型工業發展區、以服務業為重點的現代商務發展區、以休閑觀光旅游為方向的都市農業發展區這“三大經濟發展區”的總體思路，從戰略的層面上科學合理地指導推動發展，同時要伴隨著新的實踐，搞好信息研究，針對重慶市的宏觀戰略部署，不斷細化、充實和完善這一戰略構想，走出一條具有九龍坡區特色的發展之路。
㈢強化結構創新，提升內在運行素質
充分利用入世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重組的歷史機遇，圍繞市場需求，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運行素質。一是抓好產業結構調整。按照做大做強第二產業，快速發展第三產業，調整優化第一產業的總體思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重點，進一步做大做強汽車、摩托車、鋁業、化工等傳統優勢產業，努力形成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優勢傳統產業為支撐，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要補充的工業經濟發展新格局。二是調整所有制結構，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重點，按照“全面、徹底、規范、配套”的要求，努力在民營化改造、開放式重組、企業破產、轉換職工身份上取得突破，切實提高企業競爭活力。三是大力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按照“建立基地，培植龍頭，拓展領域，創新體制”的發展思路，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發展服務型都市農業，加快建設重慶都市后花園，大力發展都市旅游、工業旅游和以都市農業為載體的鄉村旅游，使旅游業成為我區經濟新的重要增長點。
㈣深化科技創新，增強經濟綜合競爭能力
實施技術創新，是挖掘區域經濟潛力，增強整體發展后勁的核心所在。因此必須大力實施高新技術戰略，具體要狠下“四個功夫”：一是在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上下功夫。要重點抓好國內外處于領先水平的高效節能技術和新設備、新工藝、新管理方式的推廣和應用，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加強生物技術、信息技術與改造傳統農業的結合，不斷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和商品率，推動農副產品的加工、轉化和增值。二是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下功夫。充分發揮九龍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幅射帶動作用，堅持把發展高新技術作為提升產業素質和經濟質量的關鍵，盡快走出先手棋，搶占制高點。著力推進重點新技術項目與區域經濟相融合，吸引國內外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內研外引開發高市場容量、高附加值產品。三是在推廣先進適用技術上下功夫。大力普及生物災害防治、規模養殖、新型栽培等先進適用技術，扶持和幫助民營企業提高自我科技創新能力，促其上規模、增效益。四是在健全科技服務上下功夫。加快 “數字九龍坡” 和“軟件大廈”建設，提高信息服務水平；建立健全科技專業協會等中介服務體系，幫助引導骨干企業與科研院所合作；健全利益機制，敢于讓科技人員先富起來，鼓勵各級專業技術人員深入企業、農村，領辦或創辦科技企業、示范基地、農業科技園，調動全區上下“科技興區’的積極性。
㈤推動載體創新，拓展產業發展空間
以推進城鎮化和園區建設為載體，加大城鄉建設力度，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努力拓展產業發展空間。一是以全市推進城鎮化建設為契機，加大城鄉建設力度。不斷強化經營城市理念，堅持管理、規劃與建設同步推進，把城市作為最大的國有資本來經營，積極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加快現有城市基礎設施出讓、轉讓經營權運作步伐，采取多種形式吸引社會資本、私人資本、境外資本投資城鄉建設，努力實現城鎮建設投入的良性發展。西部九鎮要把握加快城鎮化步伐的現實機遇。要以產業的集聚、園區的整合，促進城鎮人口、空間布局調整；著眼于富民安民，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實現推進城鎮化和實施富民工程的有機統一。二是抓好以園區為重點的載體建設。以產業為紐帶，從優化資源配置出發，大力推進園區整合，形成“數鎮一區”、“數鎮一帶”的新格局，重點推進以高新技術為支撐的東部九龍園區、華巖工業區和以西彭為中心的西部工業園區建設，按照規劃布局、功能分區，滾動策劃、包裝一批重大項目，引大引強。堅持親緣招商、信息招商，捕捉投資動向，加大各級領導干部招商引資的責任，獎優罰劣，激勵干部群眾想招商、招到商。
㈥加快環境創新，增強聚集效應
投資與經濟發展環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已成為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實踐表明，資金、技術、項目總是趨向統一、開放、有序的地域流動。因而，要實現九龍跨躍式發展最根本的是要靠優良的投資環境。一要優化服務環境。理順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在政企關系上，下決心砍掉舊體制形成的不應有的既得權益，放權于市場、企業和中介組織，堅持要宏觀不要微觀，要規劃不要計劃，要服務不要事務，要政策不要決策，形成政策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格局。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審批環節，按照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則，建立結構合理、管理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行政審批管理制度。切實轉變作風，積極推行首接責任制、文明辦公制、服務承諾制、引導辦理制和限時辦結制，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優化硬件環境。用新思路、新機制多渠道籌集資金，積極實施以交通、物流、信息三大網絡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三要優化執法環境。進一步結合部門執法責任制，深化政務公開，規范執法和管理行為，嚴厲打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破壞投資環境等違法行為。積極探索和建立保護體系，切實維護投資者、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四要優化人文環境。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思路，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加快“學習型城區”和“人才高地”建設，要把吸收、引進和留住優秀人才工作提高到戰略高度來認識，大力培訓，引進各類專業人才。加大干部的交流力度，創新領導工作方式和方法，做到守規不守舊、放開不放任、求優不求全，重引不重壓，推動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和協調發展。
（區委中心學習組赴華東地區學習考察團）
珠 江 三 角 洲 學 習 考 察 報 告
一、學習考察的概況
為加快發展步伐，將區域經濟做大、做強，區委中心組以區長秦敏為團長，副書記、人大主任廖濤為副團長的學習考察團一行30人，于7月6日至12日，赴深圳、中山、珠海、東莞、廣州等地考察學習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代物流、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工業園區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在重慶駐深圳辦事處的精心安排下，在當地黨委、政府的熱情接待下，學習考察取得了圓滿成功。
珠江三角洲是我國的魚米之鄉，是對外開放的門戶。改革開放以來，該地人民用智慧和汗水開啟了這個地區嶄新的一頁，使珠江三角洲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當今，這個地區各項改革不斷深入，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形成了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鏈和產業群；城市面貌日新月異，昔日的邊陲小鎮、鄉村農舍已發展為初具規模的花園式現代化國際城市帶。在短短的6天時間里，考察團先后考察了深圳招商物流集團、參觀了深圳沃爾瑪公司、中山古鎮燈具市場、東莞松山湖科技園區、云輔工業園區，與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東莞市、白云區政府座談，聽取各地產業結構、產權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和政府職能調整，以及加強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招商引資、現代物流發展等方面的經驗介紹。
在學習考察期間，既學習了珠江三角洲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建立工業園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特色經濟和加強城市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又學習了政府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服務意識和工作效率的新舉措。通過實地考察與交流討論相結合的方式，真切感受到了珠江三角洲發展速度快、發展起點高、發展路子新。通過學習考察，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找到了差距，增強了加快發展的緊迫感、做好工作的責任感，振興九龍坡的使命感。在總結會上，區長秦敏要求全體同志將學到的經驗與工作實際結合起來，認真思考，找準差距，抓好落實，開創各項工作的新局面。
二、學習考察的主要體會和收獲
（一）更新觀念，開拓創新是加快發展的前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問題層出不窮，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珠江三角洲能快速發展，除了地域優勢、政策優勢外，關鍵是當地的干部群眾思想上不斷有新的解放，實踐上不斷有新的創造。深圳作為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在第一輪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二次創業的口號，以高新技術產業帶動傳統產業發展，并提出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戰略。中山是一座文明富庶的名城，但中山人民居安思危，查找了與廣州、深圳、珠海的差距，到長江三角洲學習后提出發展特色經濟的戰略，現在已有“中國五金制造業基地”、中國燈飾之都、全國最大的紅木家俱生產基地等一大批以鎮為單位的特色經濟。珠海本是一座現代化的海濱城市，不斷引進一大批名校進駐珠海，以濃郁的學府氛圍吸引了一大批國際、國內知名高科技企業落戶珠海。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珠江三角洲的干部群眾在前一輪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又開始了新的探索與創造。
（二）以產業為基礎，創造多種經濟模式是加快發展的重要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經歷了從傳統農業到商品農業，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已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電子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新技術新產業發達的地區，同時又是電子家電、通訊設備、紡織服裝、機電、建材、醫藥保健，食品飲料等行業最集中的地區。一個門類齊全、科技含量高的工業體系已經形成。以產業為基礎、創造多種經濟模式才能推動經濟快速發展。這是珠江三角洲給我們的啟示。它的經濟模式雖多，但主要注重發展以下幾種：
1、注重發展特色經濟。
沒有特色就沒有競爭力。深圳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技術發展迅速，每年都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現在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已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49%。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深圳動手早、出手快、下手“狠”。深圳市還利用明顯的地理區位優勢，發展現代物流業，現在已擁有蛇口、鹽田港、招商物流集團等完善的物流基礎和平臺。僅集裝箱一項物流業務就給深圳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約450億元。中山古鎮堅持走“工業立鎮”、“工業強鎮”的發展道路，以燈飾產業為主，現在擁有燈飾企業1800多家，民用燈具國內市場率達到50%，形成了近1000家燈飾商鋪，約7公里的燈飾一條街，成功舉辦了“99及2002年中國（古鎮）燈飾博覽會”，成為聞名遐邇的“中國燈飾之都”。
2、注重發展園區經濟。
園區經濟是經濟科技中心，是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新載體，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龍頭。珠江三角洲非常重視園區經濟的發展。在我們參觀的每個城市都有規模大、檔次高、各具特色的工業園區。深圳有規模宏大的現代物流園區、全國建立最早的高新科技園區；中山有國家級高技術產業開發區，全國包裝印刷基地和國家健康產業基地等大批工業園區；珠海建有大學園區，聚集國內10多所著名院校，還建有10多個工業園區，園區工業產值每年以40%的速度遞增；廣州白云區有8個工業園區和1個科技研發走廓，2002年園區工業產值接近全區工業總產值的四分之一。東莞的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是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它占地72平方公里，先期拆遷政府拿出了近60億，規劃設計政府又投入1億多元，投入之巨，力度之大，無與論比。整個園區以圈層式分布。中心圈層為生態核心層區，中間圈層為產業服務、科研、教育區，外圈層為生產活動區。園區光湖面面積就達7平方公里，它將以優美的生態環境，以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和研發機構為主，大力發展科技密集型企業。
3、注重發展龍頭經濟。
充分發揮國際跨國集團和國內知名企業的優勢，以筑巢引鳳的誠意，帶來百鳥和鳴的效應，促進經濟發展，這是珠江三角洲的又一個典型經濟模式。珠海市曾以零地價，轉讓1億元基礎設施，每年財政給2500萬元補貼的優惠政策，吸引中山大學到珠海大學城安家落戶，由此引來了北京師范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央音樂學院等十余所高校到珠海辦學，從而使珠海借名校打造高科技成果孵化中心取得成功。中山市的南頭鎮通過引進國內知名品牌企業TCL、長虹、臺灣最大的空調零配件生產企業瞬億電器、臺灣世聯集團等大型的企業集團，使南頭鎮形成以家電為龍頭，以空調和彩電為拳頭產品的產業格局。東莞通過引進臺灣四大電子廠之一的臺達電子廠，使一個接一個的IT廠商進駐東莞，成為世界最大的IT制造業基地。
4、注重發展外向型經濟。
珠江三角洲的經濟以外向型為主，大部分的資金、原材料和產品銷售都離不開國際市場。外資出口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出口市場逐步向多元化發展，產品遠銷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檔次越來越高，一大批國際知名大企業、跨國公司紛紛前來投資合作。在深圳，近40家全球500強企業在內的大型跨國公司和企業集團紛紛來深，投資興辦高新技術企業。東莞在80年代初，主要承接來自港澳臺的服裝，鞋帽和玩具等加工業務，現在已成為外商投資中國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成為國際性加工制造業基地。2002年低，外商投資企業13800多家，利用外資18.16億美元，出口總額183.83億美元。IBM的副總裁說過一句形象的話：如果東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車15分鐘，全世界的電腦價格都會產生波動。目前東莞生產的電腦磁頭、掃描儀、鼠標、鍵盤等電腦配件占全球產量的70%以上。2002年世界500強東莞占30家，100強占12家，跨國公司124家，境外上市公司達800家。中山通過優化調整外經貿結構，已形成以輕紡和機電產品為主體，以電子信息類高新技術產品為新增長點的多元化出口商品格局,貿易伙伴遍及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5、注重品牌經濟。
珠江三角洲人有句口頭語：“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因為有了“要做到最好”的目標，今日的珠江三角洲才出現了品牌經濟的效應。全國甚至世界的人們都是從認識“品牌產品”開始，再去認識了珠江三角洲。如家電產品，就擁有多個全國馳名商標，格力、美的、科龍、容聲等等。還有中山的樂百氏飲料、耶魯固力門瑣、剴達精細化工、華帝燃氣具等大批國內知名工業品牌。在品牌經濟的發展中，地方政府除為品牌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有形服務外，還注重提供無形服務，如中山市重視營造品牌成長的氛圍，每年評選十大品牌，并給國優、省優品牌重獎。
（三）改造城市環境，完善配套設施是加快發展的基礎。
珠江三角洲地區重視城市建設，逐步形成了海陸空交通順暢，通訊聯系便捷，水電供應充裕，生活設施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中山市成為國家級生態示范城市，珠海成為一座美麗的現代化花園式海濱城市。東莞大打城市牌，成立保安公司和城市結合執法局加強對城市的管理，同時大張旗鼓地開展城市綠化美化工作，努力向現代化的制造業名城邁進。廣州努力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進行環境綜合整治，全力推進強拆違章建筑工作，使廣州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成為最適宜創業、居住的城市。在城市建設中，珠江三角洲地區“三不”政策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即城市規劃不惜工本，城市建設不遺余力，城市管理不擇“手段”，通過全力建設和打造城市，不斷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充分發揮了城市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功能。
（四）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加快發展的保障。
政府職能部門服務的質量，政府工作人員的態度和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各地政府非常重視為企業服務。深圳市政府提出“服務多一些，管理少一點”，專門為大型企業開辟辦理手續的“綠色通道”。中山市政府強化親商意識，改進機關作風，致力建設“服務型”、“開放型”、“效率型”政府，深化審批制度改革，實行“網上申報”和“網上審批”制度。東莞注重提高辦事透明度，公開辦事程序和政策；堅持每月用兩天時間帶領職能部門負責人到企業現場辦公；給300家大型企業發放辦件綠卡，快速便捷辦理各種手續；還建立了特大型企業領導聯系制度。政府周到、細致的服務，很好地促進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
三、下一步工作的建議和意見
（一）增強發展的緊迫感，強化加快發展的意識
近年來，九龍坡區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社會事業有了較大的進步，但是，與發達地區、發展快的地區橫向比，我們的發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與發達地區的距離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因此，必須跳出九龍坡看九龍坡，對照先進找差距，防止和克服不思進取、小富即安的傾向，始終保持加快發展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強化機遇意識，防止和克服被動等待、消極無為的現象。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應結合在全區各級機關干部中興起的學習“三個代表”新，聯系九龍坡區實際，牢牢把握加快發展這一主題，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總攬全局，積極實施“三大戰略”，打牢 “三大基礎”，建設“三大經濟發展區”，力求實現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跨越式發展。一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發揚敢闖、敢試、敢冒的精神，把廣大干部的思想統一到謀發展、抓落實上。二是增強憂患意識，引導各街鎮、各部門對照發達地區從思想解放的程度、搶抓機遇的力度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上以及觀念上、思維方式上找出差距，并不斷改進。三是機關干部要做推進九龍坡快速發展的表率，破除居功自傲的思想，樹立謙虛謹慎精神；破除貪圖安樂思想，樹立艱苦奮斗精神；破除安于現狀思想，樹立開拓進取精神。
（二）把產業經濟作為發展支撐
珠江三角洲二十多年快速發展的實踐經驗表明，城市的發展必須以產業的發展為依托，其規模的擴張必須以經濟的繁榮為前提。因此，我們必須緊扣發展這個主題，以市場為導向，以產業為依托，立足本地資源、區位、交通、人文等方面的優勢，選準和培育主導產業，形成九龍坡發展的經濟支撐體系。為此，區委、區政府應把培育特色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壯大產業規模作為提高區域綜合競爭力的突破口來抓。一是狠抓園區建設，加快實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園區是經濟發展的活力所在、后勁所在、希望所在。要把園區建設作為推進各類生產要素流動融合和產業聚集升級的重要載體。要以園區為載體，強攻招商引資，引導同類或相關聯的企業和產品向園區集聚，迅速形成特色園區。要加快園區項目的建設進度，搞好協調服務，確保區內各項項目早開工，早建設，早竣工投產，盡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狠抓重點骨干企業，充分發揮支撐作用。重點骨干企業是我區工業經濟發展的主力軍，頂梁柱。抓住了重點骨干企業，就等于抓住了全區工業經濟的“牛鼻子”。因此要密切關注，重點指導，重點服務，促進骨干企業持續快速增長，充分發揮其支撐作用。三是狠抓扶優扶強，著力提高工業企業的競爭力。加大對優勢企業的扶持力度。按照社會平均貢獻率和地方財政貢獻率的要求，在全區確定若干優勢企業進行重點扶持，簽訂責任書，實行動態管理，優勝劣汰，爭取用3—5年時間，把優勢企業培育成區域經濟的龍頭和支柱企業。實施名牌戰略，對爭創中國馳名商標和國家質量免檢產品的企業實行重獎政策。 四是狠抓技術創新，利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提升改造傳統產業。我區目前技術水平較低的傳統產業所占的比重過大，因此，要通過高新技術提升傳統產業，逐步實現傳統產業從局部到整體、從一些關鍵環節到生產主要流程的改造；切實加強高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滲透融合，使老企業通過產品、工藝更新，改造成為高新技術企業；鼓勵高新技術企業通過資產重組、技術入股的股份制方式來改造傳統企業，盤活存量資產，從而提高產業信息化程度。同時要集中力量解決一批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共性、關鍵性技術，突破產業結構瓶頸，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強大動力。五是狠抓特色產業的培育，增強發展的新優勢。對一個區域來說，關鍵是要從建立比較優勢出發，培育特色產業，面向全市、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定向集聚生產要素。只有形成具有相對優勢的業務領域、產品行業群，才能體現出區域經濟的實力和競爭力，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力量。有必要從21世紀戰略定位角度，全面深入研究九龍坡的專業化特色產業集聚區，包括空間布局、組合關系、成長機制以及政府功能。選準有特色和比較優勢的產業，重點培育并形成機械制造、現代物流、汽摩配件、鋁制品等全市性、全國性特色基地，加快工業化發展步伐。中梁山以西地區要以白市驛花卉苗木園區和西彭工業園區為龍頭，注重培育一鎮一品特色經濟的形成，著力打造重慶都市后花園和新興工業基地。
（三）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努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
以招商引資為突破口，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進一步學習借鑒珠江三角洲等地的成功經驗，要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創新招商引資改進招商引資方式和手段。一是，依托現有的產業鏈，以商引商，吸引大企業和國際性企業和現有企業的上下游產業；二是，結合大規模、高標準的工業園區建設，吸引世界500強和國內外知名企業以及科技含量高、投資密度大的項目。
以民營經濟為重點，加快區域經濟的發展。利用“民資、民力、民智”，實現自身經濟跨越式的發展。進一步破除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觀念和體制上的障礙，解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放寬市場準入條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集體企業改制重組，參與農業、新興服務業和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的投資和經營。進一步落實國民待遇。積極幫助民營企業拓寬融資渠道，進一步加大對民營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鼓勵扶持民營企業實現管理組織和管理方式現代化，引導民營企業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努力把民營經濟培育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引進國外及國內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吸引國內外大企業來九龍坡投資辦企業，注重引進的質量和效益，積極拓展國家允許外資進入合作的新領域，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進一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擴大企業外資經營自主權，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國外辦廠經商，促進外資外經更大發展。
（四）加快物流園區的建設
現代物流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新興的服務領域，并以其高效能、低成本、專業化、信息化等多方面的優點正引起各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界的關注。我區建設物流園區在地理位置、土地資源、交通條件、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一是區委、區府要著手制定我區物流產業發展總體規劃，將發展現代物流產業作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推出，力爭用5-10年的時間將我區建設成為西部的物流重鎮和長江上游的現代物流中心；二是成立九龍坡區物流建設領導小組，來推動此項工作，建立既有激勵又有約束的管理體制；三是選擇好發展物流的區域，采取一區多點的形式，確立核心區域和其它交易中心；四是抓好物流園區建設的配套工作，如做好企業退二進三工作，建設商務大廈、物展中心和廣場等一批重點工程。
（五）改善發展環境，提高政府的服務意識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