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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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014-03
2011年1月12日，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11年全球風險報告》明確警示到，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靈是未來至少十年內的兩大核心風險。為保證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各國對于全球治理的呼聲越來越強，應盡快建立起跨越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治理平臺。
一、全球經濟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經濟失衡歷史回顧。全球失衡遠非一個經濟新現象，有許多可供追溯的歷史數據加以佐證。
大量的經濟學文獻向我們提供了全球經濟失衡的演變歷史。文章借鑒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說法，將現代全球失衡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國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果。同時后科技時代又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并為美國吸引了大量的股權和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從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滅時期持續到2005年。盡管全球又損失了0.40世界總產量，但并沒有造成美國經常賬戶的嚴重失衡，相反，外國政府資本取代了私人凈資本流入，對于美國資產的需求增多。第三階段，從2005—2008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總產量從0.29%上漲至0.67%。與此同時還有石油生產國的巨額盈余。在美國國內，這一時期對應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階段。
當前新一輪全球失衡適于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2010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穩定在417億美元，約合世界GDP的-0.75%（見下頁表1）。
2.全球治理發展動向。相較于全球經濟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發展緩慢。迄今為止能夠被世界廣泛承認的全球治理中心機構只有二十國集團，即便如此，該集團峰會的成效尚未通過實踐經驗的證實。
二十國集團峰會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最終引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經濟危機，客觀上促使了二十國集團迅速上位。世界各國紛紛出臺救市措施及經濟刺激方案，不僅維護了本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帶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如今對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有機可乘，這也是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game theory）由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經濟博弈論是指將博弈論用于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通過構建相應數學模型來闡述經濟參與主體的策略選擇，達到謀求問題最優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進過程中，一些調整代價較大的逆差國國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試圖反作用或架空國際性協調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1.博弈模型假設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體包括受世界各國委托實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簡稱者）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簡稱逐利者）。一般情況下，參與主體皆為理性經濟人，符合“經濟人假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決策選擇時不單考慮自身行為后果，同時兼顧對方對其行為可能做出的各種反應，最終做出使其自身目標最優的決策。
（1）對于者，有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兩種策略選擇，假定者認真治理，逐利者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這取決于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者進行治理的概率為p，治理的有效概率為r；（2）若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者治理不力未發現其貿易保護行為時被委托人（世界各國）查出，則者將會受到一定的懲罰；（3）對于逐利者，有不實行貿易保護（即配合進行經濟調整）和實行貿易保護兩種策略選擇。逐利者進行貿易保護，其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若貿易保護實行成功未被發現，獲得超額收益，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4）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并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 、m-y ；（5）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但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s、m ；（6）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不進行治理而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認真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0；（8）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不進行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0 。
其中：f：者認真治理的勞動成本；w：者認真治理時獲得的報酬；y：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發現后受到的懲罰；v：者治理不力時獲得的收益；m：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獲得的超額收益；s：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委托人先發現而給者造成的損失。
以上參數設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設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與收益兩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當給定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時，者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與其收益分別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當者進行治理和不進行治理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最優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干預治理而由國家自主進行經濟調整；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進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隨機地選擇進行治理或不進行干預治理。
（2）當給定者治理的概率為p時，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U3=p[r（m-y）+（1-r）m]+（1-p）m
U4=0
當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者進行治理的最優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不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時，逐利者隨機地選擇實行貿易保護或不實行貿易保護。
由此，我們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為：
q=（v-w+f）/rs；p=m/ry
這個結論與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的假設有關，如果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將投入更多資源以尋求更好的逃避治理辦法，從而使貿易保護行為更難以被發現，該結論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勵去賄賂治理機構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結論也難以成立。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極差博弈模型只考慮了部分經濟因素，其他如實行貿易保護中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內，因為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這是為簡化模型的代價所致，也是該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規范化、合理化
上文對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論分析證明了全球治理進程推進緩慢與治理措施在一些國家遭遇到貿易保護主義有著深刻聯系。因此理應考慮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適度轉舵，以便強化未來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國的實施力度。
1.充分發揮G20協調全球治理的積極面。G20必須盡量發揮其全球治理協調的積極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當發現通過面對面直接對話的方式實則復雜化了解決手段時，可以考慮減少軟性約定以硬性規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復權衡協調石油輸出國大量順差問題、德國在歐元區內的外部貿易失衡等等。因為各國就全球治理問題分歧較多，能夠實際達成的政策共識相當有限，在相互妥協仍舊未果的情況下政策協調基本成零狀態。
2.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幾乎都偏向于結構層面與長期層面，但世界各國更加傾向于國內目標，國際整體性目標往往順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現有措施很難滿足這些成員國的國別差異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項政策措施時，應當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恰如其分地照顧到成員國希望在中短期內解決本國經濟危機的迫切心態，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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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第2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 WTO法治 體制困境 實現路徑
國際社會在經歷國家利益壓倒一切，主要通過國際會議確立規則和建立框架的國家治理和以國際組織為中心形成原始、初步國際機制的國際治理后，逐步進入關注全人類共同利益，運用國際法管理全球公共事務的全球治理階段，國際法全面滲透進全球治理的現實肌體，成為當代國際秩序的實踐特征和主導因素。
一、問題的提出：全球治理語境下WTO自成體系的國際法治模式
居于全球化舞臺中央，理性指引和約束全球化并對全球治理制度構建進行實踐和提供決策正當性根源的WTO，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規則、組織和決策層面上的外交取向和以爭端解決層面上的規則取向為基礎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它的全球貿易治理至今不過17年，卻從組織結構、職權范圍、決策機制、規則體系、爭端解決及對成員國內貿易法治的深度要求等各方面形成了多層次梯級結構自給自足的法治模式。這種模式成功構建了一個國際法優于成員國國內法的法律秩序，創設新的法律主體并建立具有有限權能的治理等級結構，通過規則界定成員的權利與義務，以動態的制度自洽和自我調整對不斷變化的國際合作各種需求做出有效回應，在世界貿易領域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從而擁有當代國際貿易法體系主流話語地位，成為國際組織“憲法化”的典范。
但WTO法治也并非無可挑剔，17年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從未間斷。“華盛頓共識”的泛濫引發了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與全球經濟危機，危機不僅于細微處改變近30年來的貿易自由化趨勢，催生眾多國際組織合作新模式，也從實質上引致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此背景下，WTO歷史上涉及范圍最廣、議題最復雜、參與成員最多、時間最長的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全面展開，它以全球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發展問題為中心，旨在推動多邊貿易法治的自我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運行模式的多元化。但正是由于全球經濟秩序的實質性改變帶給多哈回合眾多體制困境，其在進一步推進傳統市場準入上步履維艱，更在涉及新領域的“新加坡議題”上毫無斬獲，在經歷的10多年的冗長角力之后仍處在艱難博弈之中。
二、面臨的挑戰：WTO法治進程中的體制困境
1.立法：WTO管轄范圍的不斷擴張與成員方經濟的沖突。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建立的WTO多邊貿易體制主要反映美歐政治經歷利益和治理觀，是美歐自由主義貿易政策與法律的內嵌。因此，發達成員同發展中成員的利益失衡和不平等基礎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固有矛盾。但在新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實質性融入WTO體制，多邊貿易體制內在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從本質上改變著WTO法治的權力基礎。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借助WTO平臺改變自身分享自由化利益、爭取特殊區別待遇和貿易援助、改善貿易增長不平衡和法治能力低下的不利局面成為可能。發展中成員發展問題，以及它們在實施現行WTO貿易協定中的現實困難就成為WTO法治關注的核心問題。
當WTO在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需要而將其權力范圍不斷向諸如投資、環境、金融、人權等非貿易價值目標擴展的過程中，國家所固有的內部權威、邊界控制、政策自治和不干涉等內核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經受挑戰，WTO所倡導的自由化理念同發展中國家經長期斗爭所確立起的經濟原則不可避免的發生著激烈沖突。WTO需要通過令人信服的國際法實踐對國家原則進行重新解讀和界定，對其成員方尤其是發展中成員的決策空間和市場運行模式及發展方向的選擇權予以應有的尊重，考察以多邊方式對其他非貿易議題實行“監管模式”的可行性，在多邊貿易體制強制管轄范圍的廣度和深度與成員權力的保留間做出審慎和恰當的平衡。
2.司法和執法：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1）WTO法律規則基礎的缺失。作為當今國際社會最具強制執行效力的爭端解決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是國際貿易治理賴以存在的“安全閥”和實現WTO法治最有效的手段。但其“輸入合法性”的缺失并未被貿易自由化的進展彌補，仍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其所依據的法律規則并非建立在充分知悉和表達意見基礎上的民主立法，不符合公開、透明、明確的形式價值，并缺乏國家及其他組織機構的法律監督，構成對司法機構權威和司法程序公正效率的障礙，使得GATT/WTO體制未能擺脫成為強國維護自身利益和推行國內政策的工具。如引致多哈發展回合僵持不下的農產品市場準入、國內資助及出口補貼等現行規則以及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身份的否認，并通過入世協議強加于中國的“超WTO義務”，都是欠缺法治基礎的“惡法”，而欠缺“良法”的前提，“國際善治”也就無從談起。（2）DSB準司法解決程序的弊端。首先，DSB在個案處理中不斷創新法律解釋規則，在含混、模糊的框架協議預留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間里“司法造法”，改變或更新成員方根據WTO承諾的條約義務，缺乏有效的審查機制對其裁決與WTO協定的相符性及是否存在權力濫用進行監督，降低WTO規則的可預見性和確定性。其次，DSB執行效能不高，特別是在關鍵產業的敏感問題上對霸權國家行為的約束乏力、遲緩，確保DSB裁決得到嚴格遵守的能力不足，令其執行措施的有效性頻受質疑。再次，DSB在落實發展中成員對特殊和區別待遇的關切和需要上不夠“給力”，發展中成員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的障礙加劇，報復機制在實踐中的不充分和不適應性，打擊中小經濟體啟動WTO解決爭端的信心。
3.與其他法律秩序的碰撞：區域貿易協定的繁盛對非歧視原則的蠶食。不同國際法律制度之間的一致性問題因相對強大的WTO而被無限放大，這不僅考驗WTO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能力，而且更深層次的觸及國際法碎片化的痼疾。WTO意圖通過其爭端解決機制權衡國際法律秩序中的不平衡，由其司法機構的法官在個案審理中考量和確定其貿易規范同其他法律秩序規范間的平衡點，似乎存在以小博大的投機心理仍然面臨著很多挑戰。
自1947年GATT第24條首次為區域貿易協定在多邊貿易體制提供特殊法律地位以來，兩種秩序間的相互關系和司法包容對國際貿易體制走向的影響始終都是WTO法治協調跨WTO體制各種法律秩序的重要參考依據。伴隨著多邊貿易談判的持續僵持，區域貿易協定增長趨勢強勁，國際貿易領域呈現以民族國家單邊為基礎，區域合作機制漠視WTO紀律和多邊自由化機制對其規制疲軟的發展動向。被稱為“意大利面碗”的各種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多元、自治及歧視性優惠貿易安排劇烈膨脹，首先是對全球市場的局部分割，在促進內部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損害集團外成員利益，導致產生國際貿易規則形成的復雜網絡，反過來又加深了WTO相關議題的談判難度；其次，不同區域貿易協定大都包含保障自身規則適用的爭端解決程序，并無序納入更多非貿易目標，造成全球范圍內高昂的管理沖突成本。這不僅損害國際貿易關系的透明度，引發體現在貿易協定中各種價值目標的剛性排他和爭端解決的管轄權沖突；同時這也與經GATT/WTO爭端解決實踐反復確認的最惠國待遇原則背道而馳，取消其適用空間，進而將作為WTO制度基石的非歧視原則變為例外，構成對多邊層面市場開放的障礙和使WTO規范的一致性及體制完整性受到減損。
三、僵局的突破：國際經濟治理的法治化路徑
法治意味著一個治理原則：所有的社會行為體，包括國家本身，都應對公開的法律負責，而這些法律是多元、包容度強、可平等適用和獨立裁判的共進國際法。以和諧世界為意蘊，不斷協調體制沖突、自我升級的WTO法治將為國際關系的良性發展設定規范和指引。
第3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關鍵詞：國際法；公共健康；理論；實踐
1傳統的國際法治理公共健康實踐概述
國際關系學者認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治理方式轉折點，因為它建立起了一個國際體制，該體制運行了將近三個世紀。處于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是該體制即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的主體。
原則、不干涉原則和以同意為基礎的國際法規則三原則使得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呈現以下特征：（1）國家是唯一的主體；（2）治理事務主要涉及國家之間的諸如外交、戰爭和貿易這樣的國際事務；（3）國際治理并不介入國家的內部事務。
我們可以從世界健康組織公布的《國際健康治理》（以下簡稱《治理》）里看出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的公共健康治理特征。該《治理》僅是一套國際法規則，世界健康組織成員國有遵守該《治理》的義務。該《治理》承襲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公共健康的方式方法。它是標準的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該《治理》目標是“確保最大安全，最小限度地影響世界貿易，防止疾病的全球傳播”。它關注的重點集中在傳染性疾病的國際傳播上。它規定的措施包括：（1）成員國應該向世界健康組織報告該《治理》中所列舉疾病的爆況；（2）成員國應該在口岸和機場保持合適的公共健康潛質。該《治理》實行盡可能小的干涉世界貿易原則，規制成員國間的貿易和旅游限制，防止傳染性疾病在成員國之間漫延傳播。該《治理》奉行不干涉成員國內部事務原則，只解決發生于成員國之間的傳染性疾病傳播問題。成員國有權自由處理其國內的與傳染性疾病有關的任何公共健康治理問題，不受任何其它成員國干涉。該《治理》僅涉及到幾種傳染性疾病，即瘟疫、霍亂和黃熱病。
遺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的運行及實踐發展并未建立起把公共健康作為國際治理重點來對待的國際體制。在成員國的對外政策中，公共健康的份量極低，得不到重視。成員國將公共健康政策和技術同國內公共健康系統合并起來，成為國內系統的一個部分。《治理》的歷史就是見證。《治理》到今天也仍然只處理1851年首次國際公共衛生會議上所確定的幾種傳染性疾病問題，它遠遠不能適應現在的國際情勢需要。世界健康組織成員國普遍違反《治理》的事實表明：成員國極不重視《治理》規則。許多公共健康專家承認，《治理》未達到其目的，強調了《治理》的突出弊端是國際公共健康的地位極低。
威斯特伐利亞體制和治理模式得不到重視的情形促使人們在二戰后尋找新的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理念。世界健康組織《序言》（以下簡稱《序言》）就包含了這種理念思想。《序言》中的核心原則是尊重人的健康權、人類聯合的重要性及呼喚矮正正義，以達到健康權和人類聯合的目標。《序言》與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之間的區別是顯著的。前者在很多方面拋棄了后者的一些做法。前者不再以成員國為中心，而把關注的重點集中在個人權利和全球各民族的聯合上。前者明確規定了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和再分配資源的義務，以克服后者的忽略公共健康權而重視國家貿易的弊端和憂慮。后者的不干涉原則也被前者的要求審查政府行為的原則所取代，以體現尊重公民健康權。前者促進了公共健康治理領域垂直方向治理權力的再分配。后者重點關注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影響，奉行平行分配權力的理念和做法。前者尋求賦予非國家行為體，即個人和種族，參加國內和國際公共健康治理活動的權力。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及其一些要求對后者的平行分配權力體制提出了挑戰。根據前者，和不干涉原則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前者奉行自然法的基本人權和普遍正義理念，否認后者的國家同意原則。
2全球公共健康“憲法”治理模式的運行機制及其與以前治理體制的區別
2.1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以“國際治理”為基礎，治理活動由成員國自己或者通過國際組織直接進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興起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傳統的“國際治理”。傳統的“國際治理”體制雖然也有非政府行為體參與，但是這種參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構想，并未實際上賦諸有效的實踐活動。“全球治理”則不同，全球治理體制中的非政府行為體實際參與到各種治理活動中來。非政府行為體（特別是非政府間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參與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間接參與方式，即試圖通過影響政府、政府間組織和其它非政府行為體的理念和行為，間接參與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活動。
第二種方式是直接參與方式。非政府間組織與世界組織通過訂立官方關系而建立起長期的正式關系。直接參與方式的例子大多見于最近幾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公私合作關系。它改變了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現狀。全球抗御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就在董事會中設有非政府行為體代表，這些代表同政府代表的地位平等，有權直接參與決策制定活動。根據這個世界健康組織提議，非政府行為體可以直接參與到全球治理傳染性疾病的事務中來。諸如英特網和電子郵件系統技術的發展也使得這個提議更加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快捷性。
非典期間，“全球治理”模式遠遠超出了傳統的協調各方的功能和作用。世界健康組織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動措施。沒有任何明確的法律授權或者行政授權，世界健康組織公開旅游預警和建議。“全球治理”模式賦予了世界健康組織獨立處理其成員國事務的權力。這是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不能做到的。非典和禽流感之后，非政府行為體和世界健康組織治理公共健康的權力又重新進行了分工。特別是在流行病預測方面突出體現了這個特征。在嚴重流行病方面，成員國報道和合作的程度和水平是空前的。非政府行為體、政府和世界健康組織的團結一致是空前的、驚人的。并且全球合作治理行動沒有任何國際法律規范的授權或者責令這樣做，這也是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所未能見到的。2.2全球公共健康產品
后冷戰時代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模式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和“追求全人類健康目標”模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全球公共健康產品（以下簡稱GPGH）。全球公共健康產品是以健康為基礎的公共產品或者服務，全球都可以得到它的恩惠，它是非掩護性的和非競爭性的。遏制和防止全球危險型傳染性疾病以及有關諸如全球傳染性疾病預測數據這樣的信息產品都屬于全球公共健康產品。
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尋求減少貿易和旅游問題的障礙，主要是為了滿足那些害怕不發達國家病原體侵入的強國利益。GPGH理念在以下兩個方面與威斯特伐亞體制的目標有差異。
第一，GPGH的政策目標遠遠超過了國和國利益本身。它旨在為國和非政府行為體提供全球服務，不旨在國之間的相互交往和抗御外生型疾病威脅及促進出口貿易。它還承諾不僅要使發達國家受益，還要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受益。
第二，二者的運行方式有區別。根據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國家制定規則約束政府行為。GPGH則不僅允許政府和政府間組織，也允許非政府行為體參與治理活動。公私合作模式就是這種運行方式的代表。
GPGH模式并未否認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中的國家利益理念，而是拓展了后者的國家利益的實質內容。前者不僅包括傳統的國家利益理念，更反映了公共健康威脅全球化的理念和全球聯合起來抗御這種威脅的理念。于是，國家利益關系就有兩種關系，即獨立國家之間的平行利益關系和有非政府行為體及國際組織參加的垂直方向治理利益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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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入世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推進
“應該說，入世對中國經濟的騰飛確實有影響，并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如果看得更透徹些，入世談判和中國不斷擴大開放、深化改革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也是這個過程讓霍建國的履歷變得豐厚起來。
上世紀80年代國內關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討論時，剛研究生畢業的霍建國，對此產生了濃重的興趣。1993年，國務院經貿辦更名為國務院經貿委，霍建國在這里工作了10年，參與了財稅、金融、外貿外匯三大改革。“這幾大改革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內容。而這些改革同入世談判的要求是緊密相關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發展，因為我們已經認可了要走市場經濟這條路，雖然說還是初級階段初步的市場經濟的框架，但也是按照市場經濟在設計、在推進”。霍建國認為，從1993年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到2003年這1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個基礎性的作用。
也是在1993年，霍建國參加入世代表團的工作，和同事代表國家經貿委協調制定工業品關稅和重要工業品的市場準入等工作。
“入世的過程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推進的過程，而且入世后中國經濟之所以會有強有力的發展和快速的增長，那是因為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形成了國企、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股經濟發展的主體，也就是說市場上的經濟主體已經開始明確了，這三類主體同時都處于最佳的發展狀態”。霍建國特別強調不是簡單的入世就把中國經濟拉到外向型，中國經濟就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了，入世前深化改革的過程、培育經營主體的過程以及營造經營主體競爭所需的公開透明法治的營商環境“非常關鍵”。
全球治理滯后于經濟全球化
“如果不加強全球治理，世界經濟只會越來越糟。越糟大家就越算計，越算計就越怕吃虧，就越保守，最后就更難合作”。在霍建國看來，經濟全球化的問題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于相對于全球貿易投資的快速增長，全球治理機制的滯后。
霍建國細致地對全球化做了自己的分析：從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看，它是構建一個全球統一大市場的過程，要求的是減少邊界的限制，方便貨物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樣可以帶來最佳的發展效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全球化真正的要義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發展的質量效益，通過優化配置資源，節約成本、減少投入，實現更好的經濟效益”。
形形的區域自貿協定（FTA）也是國際貿易領域最突出的現象之一。區域合作機制有可能會使區域內受益，但霍建國認為，區域自貿協定一定要強調公開透明，不能搞封閉，也不能搞排他，否則失控的區域自貿協定可能會走向區域集團化，造成區域對抗，給世界帶來災難。
中國需要積極地參與并引領全球治理
今年9月召開的杭州G20峰會就促進更加強勁的貿易和投資達成了廣泛共識。這彰顯了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決心和擔當。
“中國確實是要積極地介入參與全球治理”，在霍建國看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應從全球事務治理的薄弱環節入手。“現在全球的IT產業以及電子商業發展那么快，但還沒有章法。另外就是投資，現在全球投資發展那么快，而且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投資沒有全球統一的法律，嚴重影響了全球貿易投資的發展，導致全球經濟長期低迷”。
另一個需要中國發揮力量的是WTO多哈回合談判的走向。“發展中國家都很關心，中國能不能發揮積極作用，是讓它了結還是促成它達成一個階段性成果，然后再啟動新的談判”。
在霍建國看來，中國要想引領全球化還面臨許多挑戰，從參與到影響到引領直至主導，這是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也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國現已進入第二階段，正在發揮著積極的影響力。從現實發展角度看，需要我們在復雜的國際事物面前先做有益的貢獻，樹立威信、影響力，要學會和其它國家協商辦事，兼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終通過點點滴滴的成功匯集成較大的影響力，并形成中國的主導能力。
“‘一帶一路’代表了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國強調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理念的真實體現，其實也是構建將來全球治理基礎性的內容”。但無疑，“一帶一路”要想真正落實下去或者發揮預想的作用，面臨著艱巨的發展過程。霍建國認為需要特別注意并處理好以下問題：
第5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入世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
《WTO經濟導刊》：您覺得入世15年給中國帶來什么變化和影響？
孔慶江：簡而言之，入世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具體可以從五個方面來看。
第一，經濟上的影響。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低關稅，及以透明和制度為基礎的貿易規則，所有這些疊加起來必然會導致中國貿易量的增加和貿易條件的改善。
第二，法律和制度上的影響。據初步統計，為了加入世貿組織，我國對國內數以千計的與貿易有關的法律和法規都進行了修改或者廢棄，這是中國立法史上絕無僅有的大事情。
第三，觀念和理念上的影響。入世后，負面清單制度和備案代替審批制度限制了政府的權限，使政府的權利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實施。其次，入世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促進了中國企業國際視野的養成。此外，入世還使中國公眾比任何歷史時期都要跟全球化經濟聯系在一起，公眾的很多觀念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第四，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參加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一個平臺，使中國成為多邊貿易體制和經濟全球化真心實意的支持者和擁護者。
第五，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建設上的影響。世界貿易組織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為我們掌握國際游戲規則和積極地參與貿易爭端的解決提供了機會。在此過程中，我們培養了大批熟悉規則和善于運用規則的專家隊伍，為我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和掌握話語權積累了力量。
WTO無法完全被替代
《WTO經濟導刊》：現在WTO受到的關注似乎沒有那么高了，您覺得是什么原因？
孔慶江：第一個是因為對于熟悉的事情自然不會提很多，這是常識。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多哈回合談判進展不是很順利，以至于很多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轉而求助于雙邊或者區域性的貿易協定，這些協定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會相對地減弱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性。
但在我看來，任何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目前都無法完全替代世界貿易組織。我相信只要中國是它的核心支持者，它就依然是全球自由化的中心。
《WTO經濟導刊》：實際上，現在也有一些聲音在反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越來越嚴重，您是怎樣看待的？
孔慶江：經濟全球化確實是一把雙刃劍。從正面影響來講，全球化使全球的福利普遍提高；但一些相對弱勢的國家，并沒有從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貿易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獲益，這讓他們產生一種被剝奪感，以至于成為貿易自由化或者經濟全球化的反對者。但這不是貿易自由化本身的產物，而是分配過程扭曲的產物，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借助各國的法律和規則，更多地講一些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
《WTO經濟導刊》：您怎樣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面對的國際競爭規則？
孔慶江：首先，我們要看到如果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企業走出去要面臨的困難會更多。現在的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是企業的所在國是不是遵從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有的國家基于眼前利益的考慮，可能會采取扭曲貿易和投資的措施，對投資或者貿易設置障礙；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自身對規則的遵守不嚴格，比如為了臨時性占有市場采取一些非公平的貿易手段，反過來也給我們自己制造了障礙。
期待中國提供更好的國際規則
《WTO經濟導刊》：隨著中國力量的增強，您認為中國在國際社會該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
孔慶江：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社會也對中國有更多期待，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這不光是做一些發展援助，更期待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好的國際規則就是最好的國際公共產品，所以我們完全應該在這方面做一些事情，這是大家的希望也是我們想做的，兩者是契合的。
《WTO經濟導刊》：G20杭州峰會提出的“中國方案”，是否就是一次很好的展示？
孔慶江：在我看來，從制定規則上來說這是中國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引領了國際規則的走向。第二個是對國際投資規則的干預，中國鮮明地提出來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并研究以WTO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
中國還提出來把可持續發展引入到G20的議程中，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WTO經濟導刊》：另一個值得期待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否也會有益于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第6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關鍵詞全球經濟再平衡新興經濟體國家外向型經濟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F1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1-0026-07
一、傳統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與全球經濟再平衡
“全球經濟失衡”一詞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個別國家擁有數量龐大的貿易赤字，而對應的貿易盈余則大量集中在其他國家。參見羅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長期過程中如何起到持續的建設性作用？現有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印度）的現實經驗，可以為這一問題的回答提供借鑒。
全球經濟失衡在本輪金融危機中體現出了極大的破壞力和難以修復性。發達國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機的普遍思路是以國家信用為擔保，通過擴大國家負債來獲得資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機構，或購買其金融產品。汪進、尹興中：《流動性過剩、全球經濟再平衡——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金融新格局分析》，《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6期。以美國和西歐等發達經濟體所代表的高消費增長模式和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直接決定了上述經濟體的財政赤字很難從根本上得到削減，以美元為代表的世界貨幣貶值趨勢總體上依然難以逆轉，由此導致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全球經濟失衡的經濟格局還將進一步延續下去。而失衡問題給相關經濟體所帶來的經濟結構問題將直接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造成障礙。全球經濟再平衡顯得迫在眉睫，如布蘭查德所說，保持經濟復蘇勢頭需要國內和跨國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奧利維爾·布蘭查德：《維持全球經濟復蘇勢頭》，《金融與發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經濟再平衡則是指通過各個經濟體在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協調、磋商與合作，從而解決全球經濟中所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失衡問題（諸如貿易失衡、經濟增長路徑失衡、產業結構失衡、金融體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圍內），進而促使世界經濟增長保持相對平穩與均衡。劉航、趙景峰、吳航：《國際經濟合作思想及其對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啟示》，《經濟學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同國家在選擇全球經濟再平衡路徑上有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觀點為：發達國家當前的經濟結構和既定增長路徑使得其無法承擔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任務，原因包括：1）在美國語境下，全球經濟再平衡僅限于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的階段，只不過是美國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并通過美元匯率變動實現雙向套利的借口；2）美國不可能也無法改變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模式和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3）美國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擴大財政赤字和促進美元貶值的措施，其巨大慣性定勢不僅無助于全球經濟再平衡，還只能加劇世界經濟的失衡。而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為新興經濟體實現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加速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新興經濟體國家將會在其中承擔重要角色。全球經濟失衡本質上是由長期形成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所導致的，是傳統的全球經濟運行體系和分工體系無法適應生產力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最大阻力來自于部分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所主導的、依賴的非均衡發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換體系的傳統世界經濟發展模式。但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機制一時還難以從本質上得到改變。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認為失衡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是可延續的。
第一，在傳統的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空洞化與其他經濟體的產業低端鎖定并存。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FDI的國別結構經歷了較大變動。2000～2011年，中國FDI利用額增長204.5%，印度增長779.4%，而美國和德國均為負增長。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并將非核心的業務流程通過離岸外包轉移到境外完成，從而使發達國家的產業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發展中國家大量承接產業轉移，可緩解本國資本要素約束，通過模仿創新獲得動態比較優勢，同時更容易出現的情況是，其產業被低端鎖定，國內產業高級化步伐被減緩。
第二，傳統全球貿易體系中，發達經濟體經常項目逆差與其他經濟體受出口阻力困擾并存。由于發達國家已將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因而為滿足本國基本消費需求，必須依賴貨物進口。2011年G7國家中的五個均出現了經常項目逆差，其中貨物貿易差額較大。發達國家為了平衡國際收支，傾向于對發展中國家設置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貿易壁壘。隨著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手段層出不窮，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也不斷涌現。如2012年中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77起，涉案金額27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1.6%和369%。同時，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壟斷地位、強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的低端鎖定，限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口限制。這加劇了該國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產業長遠發展和國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制成品出口額的比重1990年為33.04%，2000年為32.32%，2008年為28.41%，不升反降。另外，發達國家一般采取嚴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國際要素市場，從而使本國勞務成本極高，增強了本國居民的國際購買力。劉航、趙景峰：《服務產品國際價值的轉形和國際轉移及對中國服務貿易的啟示》，《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發達國家經常項目逆差是客觀必然的。發達國家貿易壁壘的強化是國內利益集團博弈的暫時結果，無法改變世界貿易體系的長期趨勢。
第三，傳統全球金融體系中，發達經濟體濫發貨幣與其他經濟體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并存。發達國家為了追求增長和就業，往往采取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國的M0和M2分別增長了91.8%和84.9%，同期GDP僅增長52.5%，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幅遠超過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為基期，2011年美國CPI僅為130.6，可見美國運用開放經濟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脹壓力。在現有世界分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擁有大量順差，積攢了巨額外匯儲備。目前外匯儲備量居前五的國家分別是中國、日本、俄羅斯、巴西、韓國。尤其是中國，其外匯儲備占全球總量30%以上。同時，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世界貨幣優勢，向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舉債以彌補財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聯邦政府發行的國債總計已超過10萬億美元，其中約30%由外國政府持有。
第四，傳統全球治理體系中，發達經濟體實行雙重標準與其他經濟體缺乏話語權并存。世界治理體系是指維護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當代世界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結構也是由發達國家所主導。國際經濟事務的規則制定和爭端裁決，都是由發達國家占有絕對控制地位的國際經濟組織來完成。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機制是由會員國認購的股本決定。IMF重大決策必須有85%以上的贊成票支持，而美國就占18%，也就是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在世界銀行成立之初，美國占有35%的股份，現在也還占17.37%。在貿易領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發揮，一定程度上是發達國家就國際貿易討價還價的場所，發展中國家并沒有足夠發言權。盡管發達國家開始意識到并承認新興經濟體的地位與作用，新興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度和決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國、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組成了“20國協調組”；G20峰會已經替代了G8峰會部分功能；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額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爭取更大發言權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G20峰會仍屬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新興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份額與發達國家仍相差甚遠，而且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階段及模式差異較大，難以形成合力。
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
角色對比：中國與印度同樣作為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印度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參與模式有較大差異，印度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經驗與教訓值得中國借鑒和吸取。
1.兩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對比
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比較優勢較為顯著，獲得了豐厚的比較優勢利益，但優勢產業過于集中，產業結構和外貿產品結構矛盾突出。第一，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參與世界分工，目前已成為“世界工廠”，在世界分工體系中展現出了明顯的比較優勢。目前中國FDI總額和進出口總額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總額占世界的8.13%，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9.93%，出口額占世界的10.4%。粗鋼、水泥、化肥、棉布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國已成為美國和日本的第一大、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也是美國和歐盟的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可見，各發達經濟體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程度較深，中國已充分融入與發達國家垂直分工的生產模式。第二，中國的比較優勢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勞動力要素的制造業部門，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國工業領域FDI占FDI總額的比重維持在70%以上。進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外資企業購進原料、銷售貨物構成的。2011年在華外資企業貨物進出口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51.1%。中國與美國的制造業總產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遠。可見，中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對較低的行業，處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較低階段。第三，中國的現代服務業發展也相對落后。中國的貨物出口額占世界的10.4%，而服務出口額僅占4.4%，說明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也相對較弱，長期為逆差。這說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并沒有成功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
與中國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級的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相對較高，但是存在比較優勢尚未充分發揮的問題。與中國長期以來突出強調第二產業地位不同，印度堅持第三產業作為主導產業。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產業結構已經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轉變，而印度則經歷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轉變，從而形成了以服務業拉動整體經濟增長的模式。目前，中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已經超越印度，但是順差額與競爭力等指標依然較后者大幅落后。通過數據的比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這一點：從絕對數字來看，2011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額為-545億美元；而印度則為183億美元。從相對比重來看，2011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與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之比為1∶8.7，服務貿易相比貨物貿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這一比例則為1∶2.8。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開始實施以技術為核心的資本引進戰略，從而成功的規避了“比較優勢陷阱”，進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了相對高端的地位。與中國的FDI大多集中于機械設備制造和房地產行業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則主要集中于信息產業、金融產業以及通訊行業等。不僅如此，在服務外包領域，印度也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接包規模已經位居全球第一。楊丹輝：《全球化、服務外包與后起國家產業升級路徑的變化：印度的經驗及其啟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計算機軟件業的外包承接，顯著地推動了印度軟件研發業的快速發展。
同時印度的產業模式也被認為過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認識到制造業發展薄弱問題，尤其是制造業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業還未完全融入國際垂直分工體系，其工業增加值、FDI和出口貿易遠低于中國。印度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食品加工、紡織等）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資。于蕾：《中印對外開放比較——國際貿易與FDI的視角》，《上海經濟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國相比，印度的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和市場開放度較低。而在人力資源方面，印度大約40%的人口為文盲，且多數均處于絕對貧困線以下，勞動力優勢難以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
2.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角色
在當前的世界貿易體系中，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數額巨大，但順差的國別、產業和要素來源分布過于集中，外貿增長方式有待轉變。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明顯拉動作用。2000～2008年，中國的凈出口對GDP貢獻率由2%升至10%，外貿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1994～2008年順差額從54億增至2981.3億美元。盡管2009年以來有所下降，但相對排名也維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國已積攢了3.3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這說明中國的比較優勢得到了充分發揮，生產優勢和貿易優勢已形成了有效互動，而且雄厚外匯儲備能夠幫助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爭取更多主動權。
但是，連年保持巨額貿易順差，特別是順差來源非常集中，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負面效應。首先，按國別來看，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美國和歐盟。2011年，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順差分別為2023億和1431億美元。在歐盟各國中，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集中于荷蘭、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僅對該四國的順差就占歐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業來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紡織品原料及紡織制品、賤金屬及其制品和低端機械設備行業。這些行業對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來說，雖然屬于夕陽產業，但是有較高的就業彈性，而且行業組織發展完善，內部工會力量較大。因而，中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摩擦案件頻發就成為必然。2010年以來，中國遇到的貿易摩擦大部分來自于美國和歐盟，且大多涉及紡織品、賤金屬制品和低端機械設備等。
與中國相比，印度的對外貿易結構更為合理，外貿規模增速也較為穩健，但是其市場開發程度依然不足，貿易政策較為保守，由此導致出口導向型戰略對于外貿增長的貢獻較為有限。盡管從總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貿易中的影響力遠不如中國，但是其貿易主體和對象的結構更為合理，因而相比中國遭遇了更少的貿易摩擦。2011年印度貨物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分別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國的額度分別為9.9%、10.4%和9.5%。其合理的貿易結構主要體現為：第一，印度的出口貿易對于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較低。在其外商獨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的投資額中，出口導向所占的份額均不超過10%。相比之下，在華投資企業的這一比重已經超過了50%。第二，印度的外貿產品結構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終產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了8.05個百分點，同期中國則下降了12.76個百分點，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遠低于中國。這說明中國和印度都在不斷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處于相對低水平階段，但中國對加工貿易的依賴更強。第三，印度的服務貿易發展更為良性。2002年以來，印度的服務貿易凈出口額始終處于順差，且連年擴大，至2011年服務貿易凈出口額已經達到183億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務貿易逆差已經延續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務業出口中傳統服務業占比的降幅和現代服務業的增幅遠超中國。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標市場更為多元化，國別集中程度較中國更低。
盡管印度的貿易結構相對更為合理，但其國內市場開放的程度仍偏低，對貨物出口的鼓勵促進力度遠不如中國。印度的最高關稅水平維持在高位（約為20%），遠高于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平均值（分別約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雖然印度政府倡導出口導向戰略，并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其畢竟要比中國對外開放晚十幾年，且開放進程中曾一度經歷過保守開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吳航、劉航：《中印參與世界經濟運行機制模式比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體系中，中國存在著極為龐大的對外間接投資需求，但投資渠道過于集中，從而扭曲了匯率，導致國際儲備風險增加。近十幾年來，中國的國際收支基本上保持著超高雙順差，從而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雖然近年來ODI增長不斷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億美元的FDI流量，難免出現巨額的資本項目順差。而且，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采礦業、批發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制造業的比重小，僅占ODI存量的6.3%。在間接投資方面，中國對外投資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因而中國的對外證券投資渠道相對較為狹窄。雖然通過ODI，內地投資者可以進行海外投資，但這種管制性制度決定了投資范圍窄、渠道集中。而且，對外間接投資的收益差距較大。截至2012年末，中國對外股本證券投資凈流出1324億美元，對外債券證券投資凈流入366億美元，可見中方投資機構將更多資金投向中長期債券，且境內非銀行機構逐漸成為對外證券投資的主體，商業銀行對外投資越來越謹慎。再加上中國的經常項目也處于巨額順差，巨額外匯儲備則不難解釋。大量的外匯儲備形成巨額外匯占款，加大了基礎貨幣投放，對中國國內形成巨大通脹壓力。而且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債的形式存在。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超1.2萬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外匯儲備近40%。雖然2010年以來中國政府多次減持美債，但隨后很容易顯著反彈。而且，中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以中長期債券為主。這就相當于中國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出口部門掙得的外匯，長期地轉借給美國用以支持美國居民繼續購買中國低端制成品。
印度擁有更加多元化的間接投資渠道，外匯儲備的持有結構更加合理。但由于總體規模有限，難以對全球金融市場施加更多的影響。作為“金磚四國”之一，印度外匯儲備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達到了2629億美元。最初，其國際儲備以黃金為主要形式，外匯儲備的份額相對較小，后來黃金儲備的份額有所下降，但仍遠高于中國的這一比例。而且印度國際儲備的凈增加全為資本和金融賬戶的貢獻，經常賬戶持續逆差、貢獻為負。印度的FDI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中占比僅為13%，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構成了資本和金融賬戶余額的主要來源。王國林、許承明：《中國與印度國際儲備比較分析》，《產業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盡管印度的巨額外匯儲備也是主要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國投資渠道更為多元。中國自1993年以來對美元資產持續為凈買入，而印度絕大多數年份為凈賣出（除1998～2001年）。整體而言，印度在世界貨幣體系中更多表現出短期操作和自主靈活的特點。與中國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較為微弱。當然這也是印度能夠采取短期、靈活的對外投資方式的主要因素。不過應看到，開放經濟中的相對小國，既有好處也有弊端。這一特點所產生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夠藉由此規避外幣貶值和外部政策對本國外匯儲備所產生的風險；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體系中難以得到更多的話語權。而且由于印度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較中國更高，一旦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印度可選的對沖措施則非常有限，加劇了資本國際流動的不穩定性和風險。
4.在世界治理體系中的角色
中國在世界治理體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強，但被過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團所負面宣傳，不利于良好外部發展環境的形成。經濟多極化是難以扭轉的客觀趨勢，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其中重要一極。中國企業已逐步掌握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技巧，勝訴率有所升高。中國政府已認識到，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改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必須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政府充分參與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數目大幅增加，對國際組織的貢獻越來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國持有份額將從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發達國家中一些利益團體為了抑制中國發展，并讓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過分夸大中國的作用。其實，中國的優勢多是來源于其總量規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經濟增長質量較低，經濟結構欠高級化、合理化。目前來看，中國僅以總量規模的優勢難以勝任世界治理體系中的過多責任，而且還容易引發“中國”等反對聲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國際上承受的阻礙與壓力比中國更小，可采用靈活的經濟外交政策，但其明顯存在對西方大國的經濟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創始成員國，還通過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響力，并在20國協調組和90國集團中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額從2.44%升為2.75%，投票權比例從2.34%升為2.63%，排名從第11位升為第8位。世界銀行也已考慮給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權。然而，印度對外開放以來并未走上自主發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發達經濟體在國民經濟治理中的思維方式。部分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認為印度已經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發展慣性之中。張文木：《印度和中國發展道路差異及其后果——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兩條道路的斗爭說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興經濟體外向型經濟戰略轉型的制度供給
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帶有顯著的粗放式和不協調特征，亟待通過改革創新來提高外向型經濟增長水平。對外開放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這一優勢已顯示出逐漸弱化和消褪趨勢。任保平、郭晗：《新增長紅利時代我國大國發展戰略的轉型》，《人文雜志》2013年第9期。這一問題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典型化事實，“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國家仍對舊的世界經濟體系有路徑依賴，在自發尋求新比較優勢和增長點時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給和政策引導是非常必要的。
1.構建優勢要素的新投入機制
轉變外向型要素結構、構建要素的新投入機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盡可能地使原有要素優勢喪失進程得到延緩，熨平其導致的出口與國內生產波動；二是尋找和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構建以技術、資本、創新及制度為核心的比較優勢體系。
第一，從微觀層面上給投資者對稱化的信息服務，給勞動者便捷化的就業指導，給要素買賣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開，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詢公司的創業與合法經營；從宏觀層面上加快制定并嚴格執行涉及投資、勞動關系等的法律法規，規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違規違法行為及其導致的效率耗損。第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政府及社會組織應為本國企業提供國際市場需求、投資經營環境和技術標準等方面的信息服務，鼓勵企業獨立或合作開展國際市場調研。第三，打破產品買賣中的部門分割和地方保護，大力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的實現，盡快形成新產品、高技術產品及新興產業的相關產品的國內統一市場。第四，宏觀核算外向型企業的隱含成本，使其顯性化，規制出口貿易中資源與環境的隱含流。第五，促進制造業在國內區域間的梯度轉移，使其為產業結構的整體升級提供更大空間。
2.構建目標市場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機制
發展中國家應區分不同貿易伙伴的實際貿易條件，通過多種途徑擴大適合開展出口國家的出口規模，開拓其市場空間。尤其是一些新興經濟體和中低收入國家有待新的市場開發，應重點提高對這些市場的出口份額，實現多元化的市場布局目標。
第一，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企業在出口中應大力開拓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充分利用區域性、多邊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通過產品差異化與發達國家在新興市場上開展競爭。第二，大力開發拓展最不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市場，通過政府援助、技術合作或基礎設施建設來換取市場權利與份額，從而使本國能分享到世界動態整體發展的紅利，實現全球范圍的包容性增長。第三，在對比本國與貿易對象國的貿易條件時，除了需考慮本國與對象國平均水平的比例關系，還應注意到發展中大國內部的區域和行業差異，結合本企業及貿易伙伴所在的行業和地區以及所處的制度環境，來做出分工、貿易與投資決策。第四，適當運用產業調控政策來規范本國大宗商品進出口的市場秩序，注重同行業集中度低于本國的經濟體開展貿易。
3.構建國際化經營的新增值空間
如果“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發展過度，則很容易造成東道國產品和市場集中度過高，隨之容易引起貿易摩擦頻發，貿易實際所得也難以得到提高。新興經濟體國家要想增強在品牌、技術、服務等方面的國際競爭力，則須實現新的進出口貿易與國際化經營增值模式，促進各類貿易方式協調均衡發展，做強一般貿易，提升加工貿易，發展其他貿易。
第一，新興經濟體國家應辯證認識FDI和加工貿易的母國（通常為發達國家）動機，培育有利于本國整體利益提高的新引資增長點，實現吸引外商投資充裕要素的高級化。第二，提高加工貿易在本國的增值幅度，延長國內產業鏈，增強中間品投入關聯，從而促進FDI技術溢出效應得到充分發揮。加工貿易的主體結構應以民營企業為主，組織方式應以自主型企業為主，生產方式應以清潔化生產，貿易對象應以內外銷并行。第三，協調各類貿易方式的自主發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稅、研發補貼等產業政策，實施貿易環節便利化、貿易促進常規化、貿易平臺高資本化的新戰略。比如，應探索創新境外經貿合作區、海關特殊監管區等商務平臺的經營模式，加大對其的投資力度，使貿易服務環節（如貿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壟斷的現狀得到改善，強化對國際化經營中設計研發、國際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資力度。同時，應加強對中小企業（包括小微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渠道引導、信息提供和政策傾斜。第四，加大對與貿易相關的ODI促進力度，完善駐外機構的商務服務功能，建設海外經營分銷網絡。
4.構建外向型經濟收益的新分配機制
對發展中大國而言，如果未優化調整開放型經濟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收益，也可能與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根本目標相違背，同時可能阻滯國民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因此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外向型經濟收益分配應實現區域公平、城鄉公平等。
第一，發展中大國必須使財政分權與地方競爭中的短期行為得到合理規制，避免出現“有規模，無規模經濟”的低效率壟斷和貧困化增長。第二，推動外向型制造業及服務業的國內區域梯度轉移，實現貿易收益差距的區域收斂，尤其注重實現對外開放的空間優勢重組和產業圈層升級。第三，有效預防政治腐敗的普遍化，懲治官員的定向設租或創租行為，并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更多地選擇就地轉化，從而實現外向型經濟收益的勞資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與地方的權益分配，集權制國家應盡量給予地方政府與其事權相對等的財權，保證工業用地在農地向非農用途轉換中占有一定比例，監督并滿足中小企業的用地需求。
5.構建參與世界經濟治理的新模式
第7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全球經濟發展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經濟全球化發展不斷加快，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而由戰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弊端越來越暴露無遺。其缺乏行之有效的全球金融監管協調，不能夠代表日益發展壯大的新興經濟體的利益，不能滿足金融全球化發展對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需要變革完善現有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歷程與現實需求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是一條曲折的“U型曲線”，從最初的被動者、服從者，逐漸發展為參與者、改革者、引領者。尤其自2008年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與建設，為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參與者。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更加全面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調整規則和制定標準。至今中國已參與了幾乎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或多邊框架。通過這些平臺，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不斷加強多國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引導世界金融發展議程，創新發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時，通過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積極探索，籌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完善發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國逐漸成為重要改革者。自匹茲堡G20開始，中國開始承擔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國積極推動了IMF的資源補充和份額改革、建立和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等一系列事件，積極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斷發展。再次，中國將會成為重要引領者，中國智慧開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項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中國發起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G20議題。同時提交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等重要文件，成為未來世界普惠金融發展的指引性文件。
當前，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但仍增長乏力。美國加息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受歐洲債務危機之困和英國脫歐的影響，歐盟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企；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封閉市場，打擊其它國家貿易的進展，經濟全球化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國際投資與貿易低迷；資本國際流動加劇，高泡沫、高風險等風險在積聚；金融市場反復動蕩。面對新的挑戰、新的形勢，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更要積極?⒂臚晟聘母鍶?球金融治理，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的能力；推動金融體制更有效地支撐實體經濟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助推世界經濟復蘇，為新一輪繁榮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優劣勢分析
一國的國際金融實力是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礎和關鍵環節。2008年以來，中國的國際金融實力不斷增強，進一步強化了作為新興金融大國的地位，但同時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顯的弱勢。
1.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說。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實現了大規模的擴張，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首先是銀行類金融機構，它是國家金融實力的基礎力量。根據《銀行家》排名，2008年中國有兩家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進入了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分別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國有四家銀行入圍，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排在前兩位。表明中國的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進行了國際大規模的擴張。其次是世界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金融投資機構。2015年，中國沒有一家金融機構能排在世界投資銀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國，中國在這方面處于弱勢，與美國差距很大。但在中國，由政府掌握的主權財富基金卻很強大，總規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主權財富基金中排名第三，這一點在金融投資方面是中國的優勢。最后，國際金融市場越來越重視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信用評級機構掌握大量政府與公司的信用信息與專業知識，具有強大的金融影響力。而國際金融市場的信用評級幾乎全被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標普、惠譽、穆迪）所壟斷，中國在這方面處于弱勢，基本沒有信用評級話語權。
2.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首先，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的融資方式一直是間接融資為主，資本市場雖有較快發展，但存在市場分割、市場制度不完善、開放程度較低的特點，在規模和發展程度上相較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來說發展不足，處于劣勢。就債券市場規模而言，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規模雖然擴張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國、法國和德國，而且只有美國的1/10。①相對于債券市場規模，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成長更快，2014年中國股票總市值超過6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場，但仍然只有美國股票市場規模的1/4。②其次，中國的利率匯率改革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場化水平仍然較低，匯率市場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比較大，仍需要有序穩步推進。
3.從人民幣地位的角度來說。自2008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斷推進，至2014年12月，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個國家使用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堅實的進展，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逐漸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幣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國際化水平不足，還沒有成為如美元、歐元等那樣的真正的國際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還要持續不斷的努力。
三、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總體上來說，提高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從提高經濟金融實力、積極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加強國際金融合作等方面綜合考慮。
1.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實力。金融領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關鍵領域，要提高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必須有發達的金融體系作為有力支撐。從目前看，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應該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逐步提升金融市場化程度，壯大金融實力。
第一，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好金融機構、自律組織、央行三道防線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和調控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讓利率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來自行認定，不斷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完善央行利率調控和傳導機制，疏通利率傳導渠道，提高央行引導和調控市場利率的有效性；針對非理性定價行為做好行業自律和監督管理。
第二，持續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去年以來，受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法國恐怖襲擊、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事件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出現一些波動，尤其是2016年10月份以來，人民幣兌美元持續下跌，讓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走勢產生議論。匯率波動與一國經濟運行密切相關，是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一國經濟運行穩定則其貨幣自然穩定。2016年前三季度中國GDP保持69%的穩定增長，雖然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長期貶值，但仍有必要做好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預期管理。中國央行應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中長期來說，保持匯率穩定的根本辦法，還是要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健全法制、完善市場制度，把經濟基本面做大做強，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營造更加透明公平、更可預期的投資環境，加大開放力度，使得中國吸引外資規模和水平保持向好態勢，提高中國吸引外資的綜合實力。
第三，發展完善中國的資本市場，在市場中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逐步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積極促進國有企業的資產證券化；改革發展和建立靈活高效、統一大容量的貨幣市場；推進債券市場擴大發行主體和品種，完善推進市場的評級、清算和擔保等基礎設施建設，著力發展國債市場。
第四，進一步發展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即是貨幣的數字化，廣義上是一種電子貨幣，與網絡技術緊密相關，具有支付和流通屬性，可以作為紙幣的替代品。當前，紙幣趨向電子形態，全球范圍內支付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世界多國的貨幣當局開始研究數字貨幣的發行。中國央行率先研究數字貨幣，已經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國央行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原型方案已完成兩輪修訂，未來有希望在票據市場等相對封閉的應用場景先行先試。發行數字貨幣是金融領域的一次重大革新。數字貨幣的發行能夠節約紙幣發行、流通、保存的成本，安全程度高。其可追蹤性能夠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度和透明度，能有效減少洗錢、逃漏稅等違法行為。由央行發行數字貨幣還能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增強了央行直接掌控資金的能力，使得央行能夠繞過銀行和支出部門直接影響市場，向實體經濟直接注入流動性，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金融部門更加有力地支撐實體經濟的發展。
最后，發展普惠金融。所謂普惠金融，就是要加增大金融服務的包容性，讓金融服務更好地為廣大民眾、中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服務。中國一直高度重視發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并首次將發展普惠金融納入2016年G20杭州峰會中，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今后要平衡創新與風險，構建法律和監管框架，發展基礎設施生態系統，普及金融基礎知識，促進客戶身份識別，檢測發展進程。中國會以實際行動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2.推動G20逐步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G20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進行開放性對話協商的重要機制，逐漸實現了全球金融治理從G7到G20的轉變，中國通過制度突變的方式解決了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問題。④G20是當前國際經濟金融協調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平臺。對中國來說，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G20是當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體現“中國智慧”的平臺，它也將在未來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合作。中國能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從而使G20能夠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新變化。在G20中，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力量對比也是均衡的。G20是在機制上能真正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對話的平臺。2008年以后，中國多次在G20峰會上捍衛呼吁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隨著經濟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在逐步擴大，作為G20的重要成員國，中國可以逐漸影響其運作，如積極參與議題設置、決策制定執行等關鍵環節，引導世界關注新興國家利益。
2016年中國在杭州主辦G20第11次峰會，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提出了“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觀，提出了“創新增長方式、強勁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聯動式發展”四大重點議題，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走向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通過G20這一多邊國際合作平臺，旨在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機制。完善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能鞏固全球經濟增長的基礎，對實體經濟來說，能夠保持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提高全球經濟抗風險能力；能夠及時發現識別風險，有效處理危機爆發，防范危機擴散；能夠使金融更加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的增長，為世界經濟復蘇增長奠定基礎。中國一直致力于建設完善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任G20輪值主席國以后，中國重新啟動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致力于從擴大SDR使用，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建設、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推動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改善資本流動的檢測與應對這幾個方面，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機制。
3.進一步推動SDR改革。SDR改革對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的使用正在逐漸擴大。2009年3月，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SDR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發出倡議改革SDR以提升超主權國際貨幣地位。中國人民銀行從2016年4月起，開始同時用美元和SDR中國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的數據。世界銀行于當年8月份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功發行了金額5億元的3年期SDR計價債券，認購倍數達到25，這是推動SDR市場化的成功嘗試，也是擴大使用SDR的標志性事件。由于SDR計價債券有分散風險的優勢，所以得到了國內外各類金融機構的積極認購。采用SDR記賬能夠降低匯率的波動性。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為SDR計價債券和相關金融產品的發行創造更加完善的條件。
SDR改革包括貨幣職能和貨幣結構改革兩個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國際貨幣職能。SDR是記賬貨幣，發行量小，不能夠滿足世界經濟貿易對國際貨幣的定價、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備定價功能，才能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如果SDR在匯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為主權貨幣匯率定價的基準，就能成為一種國際貨幣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SDR的匯率波動幅度較低，其作為發展中國家貨幣的一種定價基準具有重要的價值，可以提議嘗試建立發展中國家以SDR為定價基準的匯率安排。其次，SDR的貨幣結構完全由發達國家貨幣組成，不能代表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總體現狀，為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須增加貨幣籃子的幣種，尤其是經濟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對SDR改革的重大推進，這一歷史性事件將會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進程。
4.加強與新興國家和周邊區域的國際金融合作。在自身經濟實力開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國除了努力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機制，反映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利益與訴求之外，還應該繞開既有的金融制度體系而另辟蹊徑，積極展開區域層面的“建制”嘗試，尤其是中國加強與新興國家和周邊地區國家進行國家機制性合作，能更有效發揮中國經濟金融的潛能，使中國在參與全球金融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成為支持中國金融發展的堅實區域制度基礎。
第一，強化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機制。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心的轉移，全球金融治理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積極推進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經濟復蘇增長，有利于提高金磚國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動其改革。首先，中國須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和增進自身貨幣在貿易中的使用，推動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賴。其次，與金磚國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網，合作監測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加大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加強金磚成員國之間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增強金融市場和產品的透明度。優先發展金磚債券市場，充分利用各層次的多邊合作機制，加強貨幣金融合作的基礎，降低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最后，有效發揮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應急儲備機制的作用，使金磚金融合作進入務實新階段。深入探討增加國際儲備貨幣幣種，加強擴大貨幣互換、本幣貿易結算等貨幣合作，支持金磚各國政府、多邊開發銀行發行SDR計價債券，優化金磚成員國的投資組合。中國應該引導金磚國家積極參與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等地區性多邊機構的事務，努力提高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第二，升級東亞金融合作機制。東亞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來逐步進入深化合作階段，但美元依賴和區內不發達的金融市場等因素仍然牽絆著東亞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劇的去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東亞金融合作對于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從長期看，東亞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強區內金融風險識別能力，提高風險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風險沖擊。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理，降低對區外貨幣的依賴。其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承擔著重要的國際責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話語權的迫切需求，中國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東亞金融合作新規則制定中發揮引領作用，從參與配合者轉變為領導塑造者。比如，中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融資體系、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東亞貨幣合作等，推動東亞金融合作進入更深層次。
第三，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金融合作。上合組織的創建和發展為穩定中國的西部戰略環境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國國際制度建設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組織成立了銀行聯合體，為各成員國的農業、能源、基礎設施等重要項目提供融資支持，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融資平臺，標志著上合組織金融合作的開始。上合組織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處于工業化進程，發展潛力巨大，合作前景廣闊。今后，中國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推動上合組織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動成員國之間的貨幣互換，推動雙邊貨幣互換逐步多邊化，建設區域金融自救機制，貨幣互換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和貨幣安全。通過貨幣互換各國央行之間把對方貨幣融入本國金融體系，用來支付從對方國進口的商品，有利于作為穩定貨幣的人民幣的國際流通。其次，建立多邊框架下的區內貿易投資結算支付體系，這是貨幣金融合作的重要內容，能滿足貨幣經濟合作的需求。同時嘗試建立上合組織區域債券市場，促進區域金融市場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積極發揮上合組織銀聯體的作用，為成員國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拓展融資渠道，創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適合本區域發展的其他融資模式。
第四，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對全球金融治理機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它們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沒有發言權，自身利益和訴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損害。同時，隨著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越來越大，而既有的國家金融機構無法滿足巨大的投資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邊金融機構給予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于2013年10月倡議建立亞投行，旨在推動亞洲的互聯互通和地區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倡議得到了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多國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亞投行成立之時，一共有57個國家成為創始成員國。亞投行的成立和正式運作，對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首先，加快亞投行建立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進程，在資金籌集和項目運營中推動人民幣成為主要資本貨幣，可以在香港、新加坡、倫敦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其次，推動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運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國雖然是第一大股東，但與IMF和世界銀行不同，亞投行遵循開放公平公正的原則，行長副行長來自不同的成員國，亞投行的重大決定需要有75%的超級多數才能通過，中國作為大股東，會承擔更大的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再次，通過亞投行與IMF的互動合作，加強國際金融?O管。亞洲是世界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亞投行的運行項目集中在亞洲國家，由于亞洲各國經濟實力具有多樣性，亞投行在運營中對亞洲的金融風險和金融市場將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積累豐富的經驗，加強與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場信息，便于雙方快速掌握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程度，快速采取措施，應對突發的金融風險和大規模的金融動蕩。
5.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盡快達成。RCEP是東盟發起、主導，邀請中日韓澳新印6國參與的談判，簡稱“10+6”，目標是建立16國統一大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涵蓋35億人口，GDP占全球總量的1/3，如果RCEP達成談判，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自2011年始，16國已經舉行了15輪談判和4次經貿部長級會議。RCEP談判一直以來受到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協定（TPP）的強大外部壓力，即參與了RCEP又參加了TPP的國家，如日本、澳大利亞，更傾向于追隨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過大，各自的利益和訴求紛繁復雜，使得協議尤其是高標準的協議不容易達成，原定于2015年底結束的談判，至今未能實現。但是面對疲軟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員國都有擴大出口、加強區域之間貿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進RCEP談判進程，符合各成員國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宣稱自己上任后將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滿變數，追隨TPP的國家開始把重心轉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談判步履維艱，這對于推進RCEP來說應該是個非常好的時機。
中國一直是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自RCEP談判開始，中國一直積極響應并努力推動其發展，還將促進RCEP達成談判納入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中。對中國來說，積極推進RCEP談判，對于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升在亞太區域經濟金融合作重要地位與作用，幫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義。今后，中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策略選擇。首先，加快落實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深化與東盟的合作，增強戰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貿易、投資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發展和升級。其次，推進中日韓自貿區（FTA）談判。中日韓是區域內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實現中日韓FTA會是RCEP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推力。三方應加強政治互信，加快經濟融合，妥善處理談判中的矛盾，深化貿易合作，爭取盡快達成共識。最后，中國應積極參與RCEP規則制定。在RCEP中6國的經濟實力較強，協調10+6的關系，需要一個有能力的主導機制，中國參與規則的制定，是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建立公正合理經濟秩序的需要。中國在尊重東盟主導作用的同時，應當積極引導RCEP進程。中國應倡導RCEP的下一步目標，不能僅側重市場開放度，還應為RCEP提出新的內容，如規則的更新方面，包括環境問題、勞動標準問題等。總之，中國會與各方通力合作，積極參與和引導談判，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并積極努力從自身出發，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力爭盡快結束談判。
注釋：
①歐威廉等著，李巍、蘇哈譯：《人民幣的崛起：全球貨幣新體系的興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頁。
②歐威廉等著，李巍、蘇哈譯：《人民幣的崛起：全球貨幣新體系的興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5頁。
第8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收獲了“容易采摘的果子”
“巴厘一攬子協定”是多哈回合的“早期收獲”，共囊括十份文件，包括貿易便利化、農業以及發展相關議題，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擁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是一攬子協定的主要內容。
貿易便利化、加強海關與其他機構合作、簡化清關手續、盡力建立“單一窗口”，是“新加坡議題”（即投資、競爭政策、政府采購透明度、貿易便利化等議題）中到目前為止惟一達成一致的內容。“巴厘一攬子協定”決定盡快成立籌備委員會，就協定文本進行法律審查，確保貿易便利化的規則、特別是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在2015年7月31日前正式生效。發展問題涉及了最不發達國家的貿易支持措施，協定同意為最不發達國家出口實行商品免稅、免配額制；將最不發達國家的出口原產地規則進行簡化，簡化最不發達國家出口產品的認定程序；允許最不發達國家的服務優先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此為最不發達國家的“服務豁免”；建立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監督機制”，對最不發達國家享受的優先待遇進行監督。農業議題難度最大，協定同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系列與農業相關的服務，并在一定條件下同意發展中國家為保障糧食安全進行公共儲糧。本次談判從最易達成的內容突破，評論普遍認為是收獲了“容易采摘的果子”。
背后的沖突與妥協
1993年12月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決定成立世界貿易組織，1995年1月WTO正式成立。2001年多哈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正式啟動多哈回合談判，旨在塑造更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堅持開放的貿易體制，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問題，達成跨部門、跨問題的多層次協定，使發展中成員享受到全球貿易帶來的好處。談判涵蓋了農業、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爭端解決等多個領域。至今多哈回合已經歷了六輪談判，時間長達12年，過程曲折，難度極大。談判的難點和焦點體現出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構建國際經濟秩序和貿易政策上的尖銳矛盾。
WTO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之間、發達成員之間、老成員和新成員之間的利益分歧，主要表現在農產品關稅削減和出口補貼等方面，特別是美國和印度之間的分歧，導致2003年和2008年談判幾乎陷于癱瘓。“政府采購透明度”和“貿易便利化”議題成為2003年9月的坎昆會議失敗的直接導火索；以印度、巴西、中國為首的21國集團要求歐盟、美國等發達成員取消高額農產品出口補貼，同時削減國內支持；發達成員則要求發展中成員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市場。農業問題更是貫穿多哈回合談判的始終，根本原因在于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立場和主張沖突。
此次“巴厘一攬子協定”是各方相互妥協的產物。談判中，印度堅持要在農產品協議中為其預留過渡期，保證其國內農業補貼幅度超過10%時免于處罰，否則印度的“一票否決”將導致多邊談判的全面崩潰。最終，印度獲得了“不確定期限”豁免條款。“容易采摘的果子”協議達成如此艱辛，一攬子協定反映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床異夢”的表象合作。下一輪談判觸及貿易議題核心內容，更是困難重重。
巨型FTA和區域性大國集團的挑戰
歐盟、日本、美國之間啟動建立巨型自由貿易協定（FTA），地區性大國為核心的區域集團沖擊著WTO的地位，WTO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被架空、被邊緣化的威脅。
首先，從經濟體量和影響力上看。目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國已擴至12個，其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40%，貿易額超過全球貿易的40%。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一旦達成，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覆蓋世界貿易額的1/3，占全球GDP的1/2。2013年3月，歐日“經濟合作協定”談判正式啟動，一旦建成其將占世界經濟總量約1/3。TPP和TTIP主要面向高收入、中高收入國家，提出了“高標準”、“高度自由化”的新時期貿易規則。當前TPP和TTIP成員國共39個，約占WTO總成員的1/4，占全球經濟總量約60%，并且不排除今后擴容的可能性。
如此一來，WTO未來是否將成為一個“不發達國家”成員俱樂部，或只是一個仲裁解決機構？顯然，缺少美、歐、日等大國的WTO，堅守和維護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的核心地位將成為空談。
其次，從談判議題和規則制定權來看，TPP和TTIP完全體現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的利益，突出其對國際經濟規則和貿易秩序主導權的控制。TPP、TTIP涉及新的貿易“橫向議題”，主張的投資保護、市場競爭政策、政府體制透明化、阻止企業壟斷等，都是“新加坡議題”下發達國家關心和主張的問題；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等也由發達國家提出過。這些問題早在多哈回合啟動之初就曾設想將其納入談判的內容，但遭到了發展中成員的反對，因此被排除在談判議程之外。于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另起爐灶”，在雙邊和區域的自貿區平臺上進行談判，意圖建立起有利于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新時期貿易規則。一旦區域自貿協定達成了貿易新議題的規則，而WTO框架下對于這些問題的標準為零，那么TPP、TTIP將會成為“WTO Plus（附加）”，WTO將喪失其國際貿易規則治理惟一的核心地位。
可見，后巴厘島會議時期，“早期收獲”余下議程以及過去20年間出現的各類新問題仍將被持續爭論下去，如何能避免WTO和WTO Plus分庭抗禮的局面？WTO如何才能抵御壓力、重拾其權威性？
第9篇：全球貿易治理范文
關鍵詞：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德國；中國；原因；“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7）01-0099-03
歷經八百余天籌備，由中國倡議成立、57國共同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全球迎來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在57個成員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七國集團中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不顧美國的反對，先后宣布加人亞投行。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對德國加入亞投行的決定解釋道：“亞洲對德國越來越重要，尤其是作為貿易伙伴。同時，亞洲急需基礎設施投資，而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有利于地區穩定。德國在基礎設施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亞投行是對現有的投資機構的重要補充。我們認為，亞投行將擁有像世界銀行一樣的高標準。”德國加人亞投行意義仍不容小覷，本文將對德國加入亞投行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希望中德在這一新平臺的合作順暢、默契，共同促進亞投行的建設與發展。
一、謀求國家經濟利益
（一）尋求投資機會
亞投行致力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發展前景廣闊。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總體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隨著人口和經濟的迅速增長，基礎設施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2010-2020年，亞洲需要總計8萬億美元左右的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中68%用于新建，32%用于維護和更新現有基礎設施，平均每年所需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為7 500億美元。不容忽視，亞投行還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融資支持。“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帶，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
基礎設施項目綜合性強、關聯度高，能夠帶動交通、制造業、服務業等諸多行業協同發展。在創始階段加入亞投行，為本國企業及金融機構謀求最好的機會參與亞歐大陸基建投資，進而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無疑是德國加入亞投行的直接動力。亞投行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來推動區域互聯互通，密切歐亞經濟聯系，不參與其中就會白白錯失亞洲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紅利和良機。
（二）擴大貿易出口
基礎設施的大聯通是自由貿易體系的關鍵一環。亞投行通過對基礎設施提供投融資支持，加強跨區域互聯互通建設，有助于提高貿易強度、降低貿易成本；將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發展層次和發展需求的域內外國家的經濟聯系起來，進而形成新的分工格局和貿易產業鏈。德國的特殊之處在于“不管作為一個原料買主還是一個制成品賣主，德國有賴于世界市場都是不可避免的。”德國的出口、進口走勢近乎一致。可以說對外向型經濟發展的考慮貫穿于德國的對外政策始終，加入亞投行當然也不例外。
首先，德國是世界貿易強國。2014年德國進口、出口、外貿盈余數據均打破歷史最高紀錄，成為世界貿易順差最大國。但德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除個別年份可以說連年上升、居高不下，2014年進口依存率為31.6%，出口依存率為39%。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德國對歐洲其他國家出口下降，崛起的中國與亞洲市場對德國來說越發重要。德是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伙伴，自2002年以來中國就成為德國在歐洲之外的第二大出口市場。
德國又是世界工業強國。根據聯邦統計局的報告，德國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在過去二十年基本未變。2014年制造業占所有經濟部門總產值的22.3%，幾乎與1994年（23.O%）持平，而歐盟各國的均值為15.3%。制造業總產值中機動車輛及其零部件以17.5%居首，第二位機械制造占15.7%（2012年）。這一比重同樣出現在出口商品結構中，分別為17.9%和14.6%。機動車輛、裝備制造業出口和跨國基礎設施建設是相互促動的，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則使二者有了可行性。
亞投行將制造業和貿易出口完美融合，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的典范。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重新開始注重實體經濟，引導制造業回流，開啟再工業化進程，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多個雙邊或多邊場合宣揚“德國經濟模式”。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對接將打造出新的國際貿易產業鏈，形成區域內新的國際分工格局。加入亞投行，德國將大展所長，助力本國產品和服務對亞太地區的出口，進一步提振本國經濟。
（三）爭奪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
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最新數據表明，人民幣于2015年8月緊隨美元、歐元、英鎊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實際上，近年來德國已在多個場合對人民幣國際化政策表示支持，在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爭奪中也毫不放松。2015年10月默克爾總理第八次訪華期間，德方表示支持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兩國央行于2014年3月28日就在法蘭克福建立人民幣清算和結算安排簽署備忘錄，使其成為歐洲首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2015年5月2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與德意志交易所集團，就共同建設離岸人民幣金融工具交易平臺達成戰略合作協議，計劃在法蘭克福成立“中歐國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該平臺的運營機構。在歐洲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爭奪中，法蘭克福又領先一步。
亞投行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驟：在亞投行中，人民幣將成為區域內結算、投資和儲備貨幣。今后，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國家對人民幣結算業務的需求隨著投資和貿易量的擴大還將持續上升，誰掌握著人民幣海外結算中心，誰就更能鞏固作為全球外匯交易中心的地位。
二、深化與中國的全方位戰略合作
近年來，中德高層互訪頻繁，各領域合作快速發展。2005年中德兩國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框架內建立了“具有全球責任的伙伴關系”。2010年7月雙方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2014年3月主席訪德期間，雙方建立了“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開啟了中德關系“新時代”。2014年10月，中德政府磋商繪制了兩國中長期深化合作的路線圖――《中德合作行動綱要》。2016年6月德國總理默克爾第九次訪華，創下了西方國家政府首腦訪華頻率的紀錄。
中德關系“三級跳”既表達了雙方深化合作的意愿，也透露出兩國對全球治理的共同理念與期許，即重視多邊協商與合作共治。在《建立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中兩國認為，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形勢構成錯綜復雜的挑戰，中德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對和平和繁榮共同承擔著重要責任。隨著德國在歐洲乃至國際上的影響力穩步提升，中國在德國外交天平上的分量不斷加大，兩國在地區及國際舞臺上協調立場的主動性和需求與日俱增。加入亞投行正是德國對中國“親、誠、惠、容”周邊戰略與共建和諧世界的國際戰略的支持與呼應、對中國提倡的“多邊共治”、“合作共贏”等全球治理理念的認同與肯定。
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影響力的持續上升，與中國加強經貿合作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戰略取向，德國亦不例外。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經濟伙伴，德國是中國在歐盟最大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伙伴，又是唯一與中國建立了政府磋商機制的西方大國。默克爾總理第八次訪華期間，中德雙方都表達了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的強烈愿望。在會談中，默克爾也再次重申了德國對“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支持。作為創始會員國，德國將幫助提高亞投行的運營水平、優化內部治理結構，有利于提升亞投行的信譽評級，提升融資能力。
三、謀求歐盟整體利益
金融危機后，中德兩國攜手應對挑戰，同舟共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日益突顯，中德關系也幾乎成為中歐關系的領跑者，未來中德、中歐在全球治理方面將有更多的互動和合作的必要和可能。德國加入亞投行既是在統籌考慮歐盟整體利益后作出的慎重選擇，也必將對其他歐盟國家起到引領示范作用。
首先，作為歐盟“領頭羊”，德國肩負著帶領歐盟擺脫債務危機泥潭的重任。在歐盟的亞太政策方面，德國發揮了較大的推動作用。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德國人就在談論，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以參加亞歐會議的亞洲國家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額為例，2011年歐盟從這些國家的進口量占歐盟進口總額的31-3%，出口量占歐盟出口總額的16%。2008～2012年歐盟對這些國家進口增長2.8%，出口卻增長了11.0%。亞投行通過基建投資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推動亞洲經濟發展，將為域外國家帶來廣闊市場和投資需求，對歐盟推動出口、增加就業、復蘇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深化中歐關系也是德國加入亞投行的一大考量。2014年4月1日，主席在比利時歐洲學院的演講中提出了未來中歐關系發展的遠景目標：把中歐兩大市場連接起來，把中歐合作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結合起來，以構建亞歐大市場為目標，讓亞歐兩大洲人員、企業、資金和技術活起來、火起來，使中國和歐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是中歐關系的壓艙石，“德國是歐洲最強的經濟體，中國與德國良好的經濟和政治關系是深化中國與歐洲聯系的發動機，”德國漢堡商會總干事長漢斯-約格?施密特-泰倫茨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
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轉型變革，新一輪規則制定權之爭也如火如荼地展開。亞投行此時成立，成為歐盟密切歐亞關系、鞏固歐盟國際影響力的絕佳契機。德國選擇在創始階段加入亞投行，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參與共建影響亞投行的規則標準。德國與法國、意大利在參加亞投行的聯合聲明中談到：“渴望與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一起來建立該機構，使其具有O管、保障、債務以及采購等方面政策的最高標準和最好實踐”。
四、落實外交新戰略提高國際影響力
首先長期以來基礎設施需求與資金、資源不匹配成為發展中國家持續發展的阻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絆腳石。亞投行聚焦“發展”問題，有利于擴大全球總需求，促進世界經濟復蘇。
其次，亞投行能夠推動國際發展合作，補充國際發展融資體系。現行國際發展融資體系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發展中國家缺乏話語權，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難以滿足。正因如此，在完善現行國際發展融資體系方面亞投行大有可為，并將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加強合作，共同解決發展領域面l臨的挑戰，推動國際發展合作走向更高水平。
最后，促進國際金融秩序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結構。成立亞投行既是發展中國家推進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嘗試，也是推動國際經濟民主化進程、構建更加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的貢獻。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歐洲項目主管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指出，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發展潛力來看，亞投行有可能成為新的金融機制的雛形。
但是，現階段作為一個新生機構，亞投行需要一套透明高效的運作體系以立足，也需要較高的評級以在全球獲得低成本融資。德國加入亞投行，期望在共建過程中借助其在國際發展融資領域具有豐富的經驗、知識和人才，在這個新設立的國際機構中積極發揮自身影響力。這實際上是一個相互“借力”與“給力”的過程，當然從外交角度，這些最終落腳于提高德國作為大國的影響力上。
